作者：[意]马帝欧·佩里柯利,廖婉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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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50位作家，50种视野试读：
序 世界窗景
马帝欧·佩里柯利十年前的一天，我在纽约上西区公寓的窗前驻足，心有所感。当时妻子和我正要搬出那一房一厅的公寓，我心头涌上一股渴望，想把那幅窗景卷起来一并带走。那景致我观看了七年，日复一日，窗外那些楼宇错落排列，深印我脑海。不知不觉中，那幅窗景成了我对纽约最熟悉的印象。它成了我的一部分，可是我将从此与它挥别。
要密切留意已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事物并不容易。“它们明天还是会在那里。”往往要等到即将失去，或者已经失去，才赫然明白它们的重要。我纳闷的是，我怎么会没有多加留意窗外的景色。这疏忽让我不禁寻思，我们如何体验与感知窗外的一切。说到底不外是，我们如何体验与感知生活。
对我来说，窗口和窗景就像某种“重启按钮”。好比眼睛累了会眨一眨一样，每当我想让脑袋放空、思绪停顿，我会默默地任目光穿透玻璃，在窗外游移，不加分析，无意识地解读。我的双眼单纯只是瞥向某个景致，并没有真的盯着什么看，而下意识里对于那些景致的熟稔——寻常的屋顶、众所周知的檐口线脚、附近的中庭、远方的山丘，反倒会让我分心恍神。我不经意地望穿一片玻璃，这玻璃把我和世界连接起来，也把我和世界分隔开来。
因此，2004年的那天起，我终于开始专注于我的窗景。我甚至试图拍照，但很快便发觉拍照行不通。照片仅单纯呈现窗外景物，无法传达我眼中的风景。于是我取来铅笔和粉蜡笔，把窗景画在一大张包装用的牛皮纸上，将窗框等一切都画进来，并且第一次注意到，我观看了那么久的风景里竟然蕴藏着那么多的事物，而之前我竟浑然不察，它们都躲哪儿去了？
从那时起，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素描一幅幅窗景。2004年至2008年，在为一本以纽约市为主题的书进行调查研究时，我发现作家们常常和我有类似的处境：在书桌前一坐就是数小时，所以他们不是把书桌摆在靠窗的位置，尽可能饱览风景，就是刻意避开窗景。当我邀请作家们以文字描述他们的窗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在素描里捕捉到的元素，都由他们的文字补足了（甚至是补强了）。
这就是2010年起在《纽约时报》发表以及后续刊在 《巴黎每日评论》里的“世界窗景”系列的发想与初衷：描绘全世界作家的窗景，并附上他们的一段文字——线条和文字透过有形的观看角度结合在一起。本书里的五十幅素描（有些从未发表过），每一幅都提供了一座观景台，也可以说是一个“视野”，让你在五十趟环游世界的行旅中歇息和沉思。
经过这些年，我终于学会在窗前停留更久一点，也往往会思索着：假使我拥有那些窗景，我会有什么感受？它们会如何影响我？如果我天天看着那些楼宇或树木或船只经过，我会有所不同吗？我慢慢体会到，一扇窗终究不仅仅是与外在世界接触或分隔的界面，它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向内的凝视，投射回我们自身的生活。
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我写作时大半时间都在构思下一个句子。我的脑袋忙着形成字句之际，我的视线会不经意地从纸页和墨水笔尖移开。过去十五年来，从我伊斯坦布尔工作室的窗户望出去，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致。左边是亚洲，中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口向着马尔马拉海，以及五十八年来我每年夏天都会造访的岛屿。右边通往金角湾和伊斯坦布尔居民口中的旧城，奥斯曼帝国在此定都四百年，城区里有托普卡匹皇宫、圣索非亚大教堂、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有时候我会自豪地说，我的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故事场景就设定在我放眼望去，触目可及的地方。好奇的宾客和来访的记者老爱问：“有这么美妙的风景，你不会分心吗？”我的回答是不会。其实我知道，我的某部分总忙于徜徉在那风景里，随着海鸥翱翔、树梢摇摆和光影游移，跟着船只出海，以确认这世界总在那里，始终迷人有趣，永远挑战着你去书写它：一种让写作者继续写下去，读者继续读下去的笃定感。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土耳其作家，著有多部小说与纪实文学
他的著作被译成六十余种语言
帕慕克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12年他在家乡伊斯坦布尔打造了纯真博物馆
埃特加·凯雷特
ETGAR KERET我待过最棒的写作地点是麦道尔艺术村。在那里我的工作室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覆雪森林，望向窗外时，我时常能看到鹿。住在那里的期间，有位朋友来找我。黄汤下肚后，他问我：“你周遭有这么多美景，可是从你电脑摆的方位来看，我发现你写作的时候只能看到厕所，这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我写东西的时候，只看到故事里的风景。等到我搁笔，才看得到真实的风景。在我家，我写作的空间向来是我们公寓里最糟糕的地点，那是唯有忙着写东西的人才能忍受的地方。就目前来说，那是摆在起居室和厨房之间的一张金属制小桌子。我停下笔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路的另一侧有一棵美丽的大树，据说是六十年前一群以色列最优秀的儿童诗人种的，还有我和儿子当天稍早前在阳台玩乐留下的一团乱。不过这也只是一时片刻，大部分的时间我只看得到我的故事，而这些通常比阳台地板更凌乱。特拉维夫，以色列
以色列作家，代表作《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美好的七年》（The Seven Good Years）
珠玛娜·哈达德
JOUMANA HADDAD起初，那里有大海，没将小女孩淹没吞噬的大海，彻底拯救她，并向她彰显“自由”意义的大海。“自由”这个她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体会过的词，后来她用一辈子时间学着一次次紧紧抓住它。“自由”教会她梦想、呐喊，在她心里，也在纸上。这字如今以阿拉伯文刺青，文在她蜕变成女人的右臂上。每当她失足跌倒，“自由”帮她站起来。“自由”总会在旅途的尽头等着她，闪着微光，就像永无止境的探索。
没错，起初那里有大海。这个小女孩，在几乎给不起她良好教育的贫苦家庭出生、成长，在被战争蹂躏的贝鲁特，只能从一处贫民窟里的小公寓阳台上瞥见大海。她得爬上一把塑胶椅，才能真的看到海，不过她以前确实就这么做，顽固、无惧，更重要的是，带着渴望。在她眼里，大海是映着更美好未来的一扇窗，看着大海，她对自己承诺，有一天，她的生活将会不一样，她的父母也会过得不一样。等到那一天，当她醒来，打开卧房窗帘，会有一整片海洋映入眼帘，敞开怀抱迎接她深情的凝视。她尽一切力量兑现了这个承诺，无非是为了从前那个无助受困，经常在脑里飞越地中海的小珠玛娜。“大海啊大海，有一天我会拥有你。”她在心里反复这么说，当外头的民兵组织发起一波波抵抗，当她内心的抗争遭遇一波波挫折……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在梦寐以求且历经长久奋斗得来的房子里凭窗而望，朱尼耶的蓝色海岸在她眼前一览无遗，她终于懂得：大海，就像她向来所渴望的自由，从来都不能被拥有。
她学到，如果你够幸运，大海和自由将会拥有你。朱尼耶，黎巴嫩
黎巴嫩作家、新闻记者、女权运动者
长年致力于文化及社会改革
于2014年3月入选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女性
近年作品有《我杀了雪赫拉莎德：一位愤怒的阿拉伯女子的自白》（I Killed Scheherazade, confessions of an angry Arab woman）、《超人是阿拉伯人》（Superman is an Arab）
亚拉·阿斯万尼
ALAA AL ASWANY我打开窗，开罗市中心的这栋楼背对着我。
住在城里工薪阶层街区的人，不会因为贫穷而感到羞愧。在从我的窗口看出去的这栋楼房里，我看到了他们对抗贫困的勇气。这里的居民多半是生意人和公务员。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收入充裕，过得舒适，但艰困时局像一阵大浪突然袭来，淹没了一切。
那栋楼一楼的窗户原本镶着装饰玻璃，破了之后修过不止一次。最后一次，屋主为了省钱，安上了一块木板。
在富足的年代，那一家人会坐在藤椅上，在露天的门廊纳凉休憩，度过愉快的夜晚。那些藤椅现在都坏了，当父亲的没钱买一组新的，但他还是把散了架的椅子靠着墙摆在入口内。另一个梦延宕，不可能实现了。附近的墙上本来有个开口，那是为安装空调预留的。屋主也把那开口封了起来，漆上油漆，他深知永远买不起空调了。
这风景里最美的事物，是二楼晒衣绳上晾着的家居服。这些衣服很朴素，但它们的主人不轻言放弃。她在衣服的上身和袖子加了简单的设计……穿起来肯定更好看……我由衷赞叹的，是这种面对贫苦毫不屈服的骨气。贫苦很不幸，但不屈服的骨气展现了某种高尚。我只要打开窗看着这栋楼，心头就会涌上一股强烈的慈悲。
尽管贫困蹑足爬行，从不停歇，也从不宽贷，但我仍愿看见许多透着人性光辉的事。一位少年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怕被他妈妈看见，藏在化学课本里。一位少女，自己锁上卧室的门，裸着身子在镜子前跳舞。年轻恋人在屋顶的暗处急切热吻。新婚头几夜的笨拙交欢。小宝宝呱呱坠地的哭嚎。枯槁的老人断气前最后一次的颤抖嗓音。
不管场景如何多变，窗传递出来的，无非是浮世人生。开罗，埃及
埃及作家，生于1957年，执业牙医
著有畅销小说《亚库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芝加哥》（Chicago）以及短篇小说集《友善之火》（Friendly Fire）
目前定居开罗本段文字原文为阿拉伯文，此处系依据杰夫·D. 波特（Geoff D. Porter）的英译文所译。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写作写得不顺时，我会做两件事，把文句诱引回来：读几页我喜爱的书，或者观看世界。当我待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港城的家里，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再平常不过的景象，家家户户靠得很近，车子挤进转角，每一辆都紧贴着大门口，街道上报摊星罗棋布。然而这景象也充斥着故事，因为这里头充满了人。我看着他们，想象他们的生活，替他们编织梦想。
时髦的年轻女子在隔壁的货摊卖电话卡，豪萨族男孩推着手推车兜售塑料瓶装水。报童抱着一叠报纸，吹着号角，眼巴巴地望向走廊。早晨，卖豆子的妇人头顶着一口大锅四处走动，不时朗声叫卖。街角的工人会跟妇人买豆子，他们经常相互推挤，通常打赤膊，中午过后偶尔会在阴凉处打盹。
我会拉长耳朵听他们交谈。一回，我看见两名工人在盛怒之下大打出手，但很快就结束了。另一回，我看见一对情侣手牵手走过，这情景很稀罕。又有一回，一位身穿蓝色校服，绑着整洁辫子的女孩，抬眼看到我，对我这十足的陌生人说：“早安，女士。”同时以约鲁巴的传统方式行屈膝礼，这令我开心不已。这扇窗上的金属框——防贼用的，我们都这么说——有时让街景像有缺口的拼图，等着被拼成一幅完整图像。拉各斯，尼日利亚
生于尼日利亚，著有《紫木槿》（Purple Hibiscus）、《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你脖子上的东西》（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美国史迹》（Americanah）《美国史迹》荣获2013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
罗蒂米·巴巴顿德
ROTIMI BABATUNDE隔着窗子俯瞰着我书桌的“绿巨人”肯定是对我手下留情，因为至今它们还是很克制地没砸碎我的头。
殖民主义叙事会来一段野蛮人——不管高尚与否——在树荫下彻夜击鼓的情节，国际新闻频道会报道从矮树丛下现身的儿童兵或难民。不论如何，此情此景呼应着人活着本质上的乏味无聊，这里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除了松鼠胆大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摇晃的树枝，伸出爪子矫捷地朝空擒住倒霉的猎物，以及偶尔，当我的“绿巨人”中的一棵倒下，震动大地，发出雷霆般的声音，向天地发送讣吿。
以这翠绿背景为衬底的，仅是一台有故障的发电机和两个水缸，它们发出粗嘎声，让人想起这个国家当前的艰难处境。
也许这些大树正以花为暗语，在推特（Twitter）上发送鸟儿迁徙的讯息，或者和在树干上攀爬的动物是脸友（Facebook friends）。说不定基于某个古怪的理由，它们同仇敌忾对抗着“洛杉矶湖人”，或者暗地里力挺“北伦敦枪手”，谁晓得呢？它们会不会梦想着有朝一日在无人的小巷里遛狗？这些事没人说得准，就像没人能打包票说，这些树木会继续对我手下留情，因为这些巨人只是一直站在那里，威严而沉默。
在这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扩张地逐渐消失的雨林一隅，我坐在书桌后方，而这书桌可能正是那些盯着它看的大树的先人，我由衷感激周遭沉默的大树。伊巴丹，尼日利亚
著有《孟买的共和国》（Bombay’s Republic）
这部小说让他荣获2012年“非洲坚尼文学奖”
定居于尼日利亚的伊巴丹
宾亚凡哥·瓦纳那
BINYAVANGA WAINAINA过去一年我住在内罗毕靠近恩贡森林的这个狭促小屋里。在国外度过许多个冬天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待在室内工作。六月和七月，内罗毕变得很冷，但我工作时不喜欢被房屋囚困住。我喜欢夜声像套头毛衣般笼罩着我，林声婆娑，凉风习习，远处传来车声和音响声。有时候我会合上眼，跟着脑中鲜明的零碎片段猛撞太阳穴的感觉挥动胳膊。这些片段几乎总是已然形诸文字的心境，转瞬生灭。当这些片段形成某个人物或可能的故事线，我的手指开始猛烈敲打键盘。如果我停下来，整个世界就会崩溃。如果片段充斥的世界崩溃，我就会停下来。然后日子一天天过，有时心情会坏上好几周，直到一股冲劲又回来。打网球很有帮助，发酵的小米酒也是，还有我的爱人。内罗毕，肯尼亚
出生于肯尼亚的纳库鲁，kwani? 杂志的创办人
著有回忆录《有朝一日我将书写这地方》（One Day I Will Write About This Place）《纽约时报》2011年最受注目好书《时代杂志》2014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努鲁丁·法拉赫
NURUDDIN FARAH我通常住在一个地方，书写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印度求学时写的，书写最新一部小说期间，我经常往返于英格兰的纽卡斯尔、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南非的开普敦之间。这很适合像我这样活在自己心中甚于周遭有形世界的写作者，我根据记忆写作，而我对索马里——我小说场景的所在地——的知识以及我的想象力，则丰富了我的记忆。
下笔之前，我先到摩加迪沙做研究，然后在作品出版前重返当地。在这段期间，城里居民的态度、穿着，甚至饮食习惯，都因这国家政治倾轧的局势而改变。
在晴朗的天气里，从各个制高点都可以饱览这座美得令人屏息的城市。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注意到它被战争蹂躏、空前未有的破败，几乎每栋建筑都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很多住房倾倒、塌陷。
只要从高楼的屋顶眺望，你都可以看见巴卡拉市集，那里是最近一次埃塞俄比亚占领期间的反抗中心；迷宫般的防御工事依然是好战的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的作战中心。山坡下是五星级阿鲁巴饭店半毁的塔楼，这饭店已不再营业。这会儿你置身于哈马维恩和尚加尼地区，城里最古老的两个街区，在摩加迪沙跻身国际大都会，在非洲这块土地上脱颖而出的那些年代，这里曾经有金子和罗望子市集。
所以我在摩加迪沙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年少时住过的那个老城。随即我把昔日的和平荣景叠印在当前的粗鄙现实上，在这粗鄙的现实里，城市已经面目难辨。摩加迪沙，索马里
1945年出生于拜多亚，该城目前乃索马里所属
成长于卡拉佛，其属于埃塞俄比亚辖下的欧加登地区
创作有“倾颓三部曲”（The Collapse），分别为《连环》（Links）、《绳结》（Knots）、《骷髅》（Crossbones）
该书入围“赫斯顿/赖特遗产奖”（Hurston / Wright Legacy Award）的决选名单
罗莉·库布兹尔
LAURI KUBUITSILE我在庭院中与主屋分开的书房写作。我的窗面向一小片草地，草地上放置了鸟儿的戏水盆和喂食器。我花不少时间盯着那些来到小小鸟屋的访客看。鸟跟人一样，独一无二。在走运的日子里，会有小苍鹰——一种食雀鹰——来造访。它一现身，其他鸟儿都害怕地飞走了，可是它却是所有鸟儿当中最容易受惊吓的。它非常想戏水，但大半的时间都在侦察天空，防备敌人。或者，会有一对家八哥来，它们俩是我们这一带的恶霸，天不怕地不怕。有时会有一群安哥拉蓝饰雀路过，客气又随和，但总是来去匆匆，没办法闲晃久一点。或者，有时会出现笨拙的环颈斑鸠，一只在喝水，它的另一半就在树上看守着。我最喜欢那群欢乐的燕八哥，它们总爱嬉闹着泼溅水花，离开时一定是全身湿漉漉的。当我要寻觅对的字眼或句子或情节转折时，观看鸟儿很让人放松。我想，就很多方面来说，鸟儿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不同。马哈拉佩，博茨瓦纳
住在博茨瓦纳
两度赢得非洲最主要的儿童文学奖“金树奖”
入围2011年“凯恩非洲文学奖”决选名单
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从我的窗看出去是我的“丛林”。
树蕨、海芋、茂密的罗勒，还有俗称“蓬莱蕉”的植物的硕大叶片剪影，交织成一片墨绿，它们全都生长过剩。四棵缅栀树有着纤细的灰色枝干，树叶繁茂，一枝枝素雅的花正盛开，很像摆在丛林里的一扇拉开的屏风。
我的书桌背对着窗，在窗的左边。坐在书桌前，我面对着一堵空白墙壁。写作的时候，我人虽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不过就如每个写小说的人都懂的，意识和感官交融一气，处在故事发生的任何其他地方。我想到两位好友蒙格尼·瓦历·瑟罗特（Mongane Wally Serote）和阿莫斯·奥兹（Amos Oz）的例子，虽然他们的情况不同。实施种族隔离期间，瑟罗特在单独监禁的牢房里写诗，他眼前绝非监牢墙壁，而是更远处的风景；奥兹则在家里几分像地窖的地方，写出启迪人心的小说，勾勒出中东政治、历史和心灵状态下的以色列。
我不认为小说家需要有窗景的房间。他或她眼中所见的，是写作者赋予生命的人物的成长背景、周遭环境和个人境遇。小说人物经历、看到什么，写作者便经历、看到什么。
我们不需要风景；我们全然沉浸在小说人物的所见与所思之中。约翰内斯堡，南非
南非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关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社会
荣获1974年“布克奖”、“法国人文艺术最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诸多奖项
代表作品包括《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等
丽迪娅·迪莫科沃斯卡
LIDIJA DIMKOVSKA这扇窗伴我度过童年尾声和整个年少时光。我在这幅窗景前开始写作，而且总是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前，现在依然如此。以前会用打字机，现在则是用笔记本电脑，但我最喜欢的是在画线的小笔记本上写东西。
我经常望向窗外，所以对这风景很熟悉。一对兄弟和家人以及老母亲一同住在那栋楼里，老母亲很娇小，总是一身黑，常对着孙子们吼，动不动就打孙子，或追着他们跑。小孩子也常常大声嚷嚷，嘈杂声回荡在空气里，直到他们的爸妈下班回家才停止。后来我发现，老母亲被他们从一楼换到地下室住，最后在那里过世。她的一个媳妇是塞尔维亚人；有一次这个塞尔维亚女人差使我和几个朋友跑腿，替她到店里买一瓶很特别的Fructal牌柳橙汁。她请我们喝，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这款我们家买不起的果汁。
那栋楼的屋顶总在我的视野内。晨间有只鹳鸟会栖在屋顶的烟囱上，透过窗户凝望，我们四目相对，了解彼此。它是我的天空，我是它地上的朋友。我不可能不写作。斯科普里，马其顿共和国
马其顿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1971年生于斯科普里
2013年“欧盟文学奖”得主
目前定居斯洛文尼亚
鲁列塔·柳沙那库
LULJETA LLESHANAKU我偏好在克鲁亚儿时家里的卧房内写作。窗前的院子里有着老式生活的痕迹：吊着晾干的床单；俗称magrips的陶瓮，那是有六十年历史的老物件，祖父曾经用来装橄榄油，如今瓮颈被切断，充当花瓶；曾经围着番茄圃的坍塌墙篱；俗称lambik的净水器，那是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干活儿后取水洗手的器具。还有很多消逝的人事物历历在目：我和姐姐常在美妙的夏日早晨爬上后来被砍掉的李子树；妈妈下班后筋疲力尽之余，大嗓门依旧；还有会招惹昆虫但也带来美味香气和桑葚糖浆的桑葚树（俗称pegmez）；过节前涂上石灰粉的门槛；亲戚们曾经在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身影。
在这逃不开的熟悉舞台上，我可以聚焦于单一有限情境的深长渊远。就我来说，自由创作不见得要追逐新风景。这环境把我带向某个明白无误的东西，这也是某种自由。克鲁亚，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诗人，生于爱尔巴桑，出版多本英文诗集
并有多本诗集以阿尔巴尼亚语和其他语言出版
泰耶·泽拉西
TAIYE SELASI今年夏天，我首次以意大利文写了一篇文章，探讨这“永恒之都”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远走他乡的作家。我用有限的意大利文，归结出三点——它的美丽、温暖和朴实——当我凝视着这景致，脑里浮现的就是这些字眼。当夕阳渐渐滑落贾尼科洛山镀金的翠绿背后，我总会凝望着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每每令我屏息。这座古城的绝美——教堂之恢宏、树木之浓密，建筑立面的粉柔色彩、云朵的妖娆——从这儿尽收眼底。
我的手表是特拉斯特维雷区圣母教堂顶端的那口钟，钟声渗透在喋喋不休的谈话、车喇叭声和笑声交织而成的一片欢闹喧嚣里；听着人们聚会的快乐，你会跟着快活起来。然而最令我陶醉的是罗马的瑕疵：海鸥的嘎嘎叫声、修女斗嘴、从墙上剥落的漆彩，全都吸引你纵情于此。罗马，意大利
生于伦敦，在马萨诸塞州长大
耶鲁大学美国研究学士，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非洲女性的性生活》（The Sex Lives of African Girls）是泽拉西的第一本小说
名列“201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加纳必须走下去》（Ghana Must Go）于2013年出版
蒂姆·帕克斯
TIM PARKS要在喝卡布奇诺之前或之后推开百叶窗？这是我每天要做的第一个决定。我必须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雨。百叶窗的纽带已经磨损，如果拉得太用力，百叶片会卡住。风景随百叶窗向上卷起扑面而来，慷慨开阔。这是米兰下层街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盖的楼房里很常见的中庭；我的小阳台悬挂在这栋楼的主要入口上方，从这里可以眺望左上方的其他小阳台，其中一些因为种有植栽、养狗、养猫或金丝雀而生气勃勃，其他的则堆放着旧单车、婴儿车和零星的家具。中间有一块手帕似的草坪，一棵高大的七叶树，仲夏时树叶呈金黄色，入冬则枯萎，提醒着我们大自然的存在。若非如此，一概是水泥、灰泥和瓦砖。不会令人不快，不会有压迫感，也不令人兴奋。（对街）有家咖啡厅，中国来的新移民开的，供应很棒的咖啡和可颂。在咖啡厅待了十分钟后，我回屋里开始背对着打开的窗工作，狗吠声传来，还有年轻人在阳台上讲手机的声音，以及街上某个激动的家伙边走边爆出的零星吼叫。门房扫着落叶和烟蒂，以不懈的热情跟每个来者聊天。但我塞着耳塞，她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十点半左右，太阳追捕到我，亮晃晃的灼炽光线揭发了我有多久没吸地板。很久很久。我皱了皱眉，把照在我正要打进电脑的这另一面窗的光线往上挪动。米兰，意大利
著有十五本小说，包括“布克奖”决选名单入围作品《欧洲》
四本备受赞誉的回忆录，着墨意大利当代生活；多本纪实文集
并翻译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卡拉索、马基雅弗利等人作品
丹尼尔·凯曼
DANIEL KEHLMANN我设法不注意那窗景。当我坐在书桌前，总是背对窗。当我抬头——虽说这年头人们已经不再从手稿抬头，仅仅是把目光从荧幕移开——我只看见书脊沿着书架罗列。我不会看到阁楼斜窗，不会看到柏林最主要的河——施普雷河从我后方弯过，不会看见远处宏伟的博德博物馆，尤其是，我也不会看见车子和行人川流不息的那三座桥，以及桥下朝河的上下游行驶的庞大驳船。有些驳船运货，有些载客，随着甲板上跳舞、喝啤酒干杯的人群爆出音乐，虽然坐在船上的大多是拿着相机、像小学生一样专注的观光客。我总是在想，他们都在拍什么。多半是拍被人称作“眼泪宫殿”——也就是坐落在从前东、西柏林边境的一栋玻璃检查哨；如今那里面是空的，很快会有舞厅进驻。有些人也会拍柏林室内合奏团的主场地，那里最初是布莱希特所创立和经营的剧院；它就在我窗外的左边，我得倾身往外探才看得到。然而最重要的东西是相机拍不到的：柏林围墙曾经矗立的那一道隐形的线。“消失”无法被捕捉，最先进的相机也无能为力，因此观光客只能徒劳地举起相机对着新大楼灰灰的立面，对着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窗户按快门，而其中的一扇，在靠近屋顶的高处，始终开着，窗后有个朦胧身影急速转身，回到他的书桌前继续工作。柏林，德国
1975年生于慕尼黑，居住于柏林和纽约
荣获“憨第德文学奖”、“克莱斯特文学奖”，
德国“世界报文学奖”、“汤玛斯曼奖”
作品包括《丈量世界》《名声》《我承认，我撒了谎》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