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黄侃：士气为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贤恩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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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黄侃：士气为先试读：

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一、颖异少年

光绪十二年（1886）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的夜晚，黄云鹄家里发生了一件特大的喜事，周孺人分娩了！一时灯火通明，人们忙忙碌碌。坐在书房里的黄云鹄，今年六十七岁了，此时神情紧张，忧喜参半，而皱纹也似乎更多了一些。他原生有三个儿子，只幸存了一个，能再生一个儿子，是为至善，兄弟两人，有个相互帮衬的力量；但想到周氏才二十一岁，第一胎，生育能安全吗？安全就好啊！他陷入了沉思之中……突然，“哇”地传来了一声孩子的啼哭。“老爷！老爷，大喜啊！大喜！”田夫人在房里欣喜地喊道。“孩子出世了？”云鹄急不可耐地问道。“是个男孩！大人孩子都平安！”田夫人大声地说。云鹄喜极而泣。

云鹄走进卧室，周氏蜡黄的脸上满是豆大汗珠，极为疲惫，喘着粗气。她见老爷来到面前，脸上露出微笑。

云鹄向她点了点头，安慰说：“这很好！安全就好，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对夫人讲。”

黄侃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父母叫他“季生”“十子”，社会上称“黄十公子”。他自幼颖异，聪明过人。出生不到一岁的时候，就显得机警神气，深得慈母田太夫人的宠爱，常在父亲云鹄闲暇时，要生母周孺人抱给云鹄看。云鹄看他那小机灵劲，总要逗他。一次，周孺人将他递给云鹄时，云鹄做个恶相，不速接手，黄侃哇的一声哭了。云鹄立即把脸一变，露出慈爱的神态，并连声致歉说：“我逗你的乖乖，你是我的宝贝儿子，我还不爱你！”迅速从周孺人手中接过来。侃立刻不哭了，向父亲露出笑脸来，用两只小手，在父亲的头上、脸上、下颏来回地抚摸，还把小脸贴在父亲的脸上。云鹄十分欣喜，抱着儿子不愿放手。

黄侃满周岁时，田太夫人和周孺人商量，要测测孩子将来的志向，依当地风俗，办了个“抓周”。除家人外，云鹄还请了在成都的亲朋好友。客人聚齐后，田太夫人端出了托盘，里面盛有糖果、刀剑、笔砚、剪子、金银、布匹等，依次陈列，把托盘放在床上，然后将黄侃放在床的一角，全家人和来客均上前围观。黄侃瞪着乌黑的大眼睛，望着围观的人，时而笑笑，时而摇摇小手，在两位母亲的引导下，沿垫单爬向托盘，到了托盘前，他停了下来，望着父母笑了笑，在围观人的哄闹声中，黄侃的一只小手衬在垫单上，另一只小手抓向笔墨。见此，黄云鹄笑着说：“十子将来要伴笔墨生涯，黄家儒业根本当不会断绝。”

田太夫人欢喜异常，说：“这全得祖上的福荫。《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黄家总是积善，自然善有善报。”

黄云鹄说：“你说得很对。我们黄家，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先们十分注重修身积德，勤苦治学，报效国家。老祖宗瞻公书读得很好，为了成就一番事业，他离开故里，游学江南。时见南唐小朝廷偏安一隅，正面临着新兴的宋王朝的威胁，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条例成策，进献皇帝，皇帝对瞻公的才华极为赏识，但他无意进取，就授他著作佐郎、知分宁县令的职位。因为他对钻营十分鄙视，于是就在这个职位一干二十来年。最后他干脆把全家从金华（今属浙江）迁于分宁，安居游乐，归隐于此。“瞻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元吉，为人豪爽，有胆有识，他没做过官，但他很会生财，就靠这一点，他用来买田聚书，使黄家成为一县之雄。在县城西二十里处，有条小溪名南溪，为修水的支流，南溪水中有两口井，当地人就称此地为双井，元吉公便在双井处选了块地段，修筑家宅，家业由此兴旺。元吉公不仅在灾年拿出钱粮赈救乡里，而且广泛地收购图书，招引四方之士，教导黄氏子弟。元吉公去世后，儿子中理继承了父业，不乐仕进，并在父亲广聚图书的基础上，在樱桃洞、芒台两处修建了两个学堂，教子孙读书问学，不仅本地的学子可以免费观览学堂里的藏书，而且常为之提供宿食，便于研读，由是声名日著，外地许多学子慕名而来，多至数百人。黄家子弟也因此获益匪浅，学业大有长进。中理公及其兄各有五子，均考中进士，时人称之为‘十龙’。”

田夫人接过话来，说：“按老爷讲的，我黄家有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这是根本，根深就会枝繁叶茂。今天有老爷的教导，看看十子抓周的这个先兆，吾家再度辉煌，是大有希望的。”

周孺人插话说：“老爷、老奶所言极是，关键是靠你们教导。”

云鹄见黄侃“抓周”拿了笔墨，心里很是愉悦。客人走后，他让周孺人搞了些菜肴，拿出一壶好酒，三人饮了起来。他边夹菜边看摇篮里的小宝贝，笑容满面地说：“这小东西就全靠你们俩耐心地抚育啊！你们知道，我今年六十八岁了，这可能生的是最后一个吧，不容易呀！一生生育了五个儿子，已经离开人间三个，并且都无后人，现在只有个乔年，今年有三十五岁，他算成了气候，当了知府。摇篮里的小东西，是个‘秋葫芦’，要他成才，还要花很大的气力，你们应该是理解的。”

黄侃三岁时，两位母亲开始教他念一些诗词，如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李绅的《悯农》，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程颢的《春日偶成》。

田母开始是自己念一句，叫黄侃跟着念一句。念一两遍，黄侃就能背诵了。

慈母和生母这样教了几次以后，黄侃觉得学得太慢，要她们将一首诗四句一次教完。

周母说：“那你记得吗？”“记得。”黄侃很有信心地答道。

田母说：“只要你记得，那就好办。”接着她向黄侃教读王安石的《元日》，将四句一次教完，黄侃仔细听后，就照念了一遍，字句无误。田母怕他记不牢，要他多念几遍，他很听话，连连念了几遍。田太夫人又接着教别的诗。有时，一连教两三首或三四首，然后带着他去玩。

周母想考考他，过半天后，看他是否还记得，常常在上午教的诗，下午要他念给两位母亲听听。可也怪哩，他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掉、一字不错。

田母对周母说：“现在我们教的都是五绝、七绝，句子整齐，韵律和谐，好读好记，我们再给他教点长短句的词试一试。”

一天，田母将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教侃，它句子长短不齐，有一百个字。田母对黄侃说：“这是一首词，比较长，不是五言、七言绝句，只有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这次我要先教你三遍，你仔细听着，然后我教你念你就念。这样行不行？”

黄侃点头说：“行。”

田母就将《赤壁怀古》给黄侃念了三遍，然后教黄侃照念，黄侃一字不差照念。

田母跟周母交换了赞许的眼色后，对黄侃说：“现在不再学习了，你玩儿去吧！”黄侃高兴地和会馆的几个小朋友到外面游乐去了。

一会儿，老爷从外面走了进来，周孺人连忙帮他把外衣脱了下来。待他坐定后，又把他脚上穿的鞋子也取下来刷刷，帮他穿上一双干净的布鞋。

田夫人在一旁站立着，待周孺人把这一切事情做完后，才向云鹄报告侃儿学习诗词的情况，黄云鹄很是高兴地说：“好事！好事！”田夫人建议说：“根据这个情况，请老爷考虑，可否延师到家，专门对他进行教育？”

云鹄说：“你说得对。”

周孺人乘机建言：“叔海现在我家住着，横竖也没官事，暂时就请他来当十子老师，可不可以呢？”

田夫人赞成，云鹄说：“这很好。待我先对叔海讲讲，征得他同意。”

叔海同意了。

江叔海，名瀚，福建长汀人，其父与云鹄是很好的朋友，时在蜀中候补，病将殁，以瀚托之，故瀚暂居于黄家。

四岁的孩子延师教学，不仅黄家没有先例，就是金玉街全街亦无所闻。田夫人、周孺人心里都乐滋滋的。在会馆内专门拿出一间大房子，作为学馆，安放两张桌子，一张是叔海老师坐教的，一张是黄侃读书的。一个老师专教一个学生。

叔海师坐堂后，初授《论语》，他每次教四五句，黄侃方一上口，即能背诵。叔海看他如此聪明，年纪又这么小，有意对他放松一些，每天上午教一两个钟头，就让他出去玩一玩，可他要有小伙伴在门外等着，就出去；没有小伙伴，他就在桌子边坐着，两只小眼睛总是盯在书本上，好像想看透书上什么似的。有时，他觉得熬不下去了，就主动来找老师，要求上学课文。叔海觉得他这样读下去，真是了不得了。于是要他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练字，把读和写结合起来。黄侃采用临摹的办法，凡读过的书，他都照着来练字，不仅会读，而且会写。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叔海问黄侃，这些书上的话，读了以后，懂不懂得它的意义。黄侃说有的懂，有的不懂。叔海点了《论语》上的一段话：“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把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白。”

黄侃用眼睛打量了老师一下，好像是说，我讲出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接着说：“孔子说：‘由！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叫作明智。’”

叔海师点了点头，说：“差不多。”

又问：“你说有些不懂，能讲出具体的一条吗？”

黄侃说：“有这一段：‘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一段意思不甚理解。”

叔海讲解说：“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向老师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告诉他：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言语少错误，行动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

黄侃点头说：“我懂了。”

1891年，时黄云鹄七十二岁，致仕归家，眷属亦全部回到螭堆山。家无余财，只有数十箱书籍。黄侃见了以后，极为高兴。此时他五岁，见老师天天只教“四书”，觉得有点枯燥，父亲回家了，书有的是，可时常从父亲那里找到书看。云鹄对他很放松，只告诉他：“首先要学好老师教给你的‘四书’，然后有时间才能翻我书房的书。”

黄侃问学叔海师整整两年。

按封建官吏的通常情况，像黄云鹄这样当了二十多年官，而且不是小官，是任州官、省官、京官，一定会聚财很多，添置田产不少。但黄云鹄当的是清官，致仕以后，家无余财，家庭生活困难，在家待了一年，1892年即应江宁（现在南京市）尊经书院之聘，只身去江宁，作稻粱谋了。儿子黄侃留在家里，师从黄笑春（经学家，系黄绍兰的父亲）。当时值家匮乏，奉母命向父亲写信，告知困难。黄侃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云鹄曾署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客居江宁，与云鹄过从甚密，见侃写给父亲的这首诗，一个七岁的孩子，简直使他无法想象，诧为奇才。即日以女许字，这就是黄侃的原配夫人王采蘅。

九岁，黄侃日读经逾千言，过目成诵，习久不忘；会写诗，会作楹联，乡人呼为神童。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当地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大樟树村上下左右河堤都溃了，许多畈田都压在沙石下面，眼看到手的谷子全被毁了，许多种田人没有饭吃，有部分农民没有办法，就外出讨饭。清朝县衙不仅不想办法解决灾民生活问题，反而纵容地主豪绅，借清沙堵口为名，要每家每户出钱，作为他们筹划组织费用。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可拿大米、鱼、肉等作抵。贫苦农民叫苦连天。一天，黄侃外出玩耍，在大樟树下碰到几个青壮年农民坐在那里议论，说现在这日子真是无法过下去。大家都唉声叹气。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小伙子说：“十公子，听说你会作对联，我们刚才在这里吐的这些苦水，你就以它来做副对联，我回去叫我大哥写出来贴在这大樟树上，让过路行人都来看看，行不行？”

黄侃看了看大家，觉得这些人很憨厚、很诚恳，也很可怜，应该为他们出口气，他转过身沉思一下，对大家讲：“想到一副，你们看可不可以？”念道：“大士绅太贪婪，钱也收，米也收，肉也收，受用无穷，享福不浅；小百姓缘何罪，干个死，累个死，饿个死，身家难保，有谁见怜？”

大家拍手说：“这对联作得好，一针见血。”那位农民很快请他哥哥写出来，贴在了大樟树上，一时围观的人很多。一个豪绅气得脸红脖子粗地说：“这点小东西就晓得怪哩！”

黄云鹄听到家乡父老、亲朋故旧对十子的一片赞扬之声后，怕他恃才傲物，学不虚心，便在武汉两湖书院寄书谕之曰：“尔负神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光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

黄侃牢记父谕。

父亲致仕以后，带了一大批书回家，他时时翻阅，有关史、子、集诸书，几乎遍览无遗。同时他还到姐夫陈南荪家借书阅读。传说黄侃向姐夫借书，每次都是带着一个车夫，推着一辆花车去借。第一次借来一车书，不过一月，就用车把书送去。当时姐夫非常惊讶：一花车的书，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读完？他不相信。到陈家后，姐夫即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书送回来了？”

黄侃说：“我都读了。”

姐夫说：“我不信，要是我，起码要读一年。”

黄侃说：“真的读完了。”

姐夫说：“就算你说的是，我要抽查。”

陈南荪连抽了几本，要他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黄侃都讲得清清楚楚。

陈南荪又进一步测试他：要他将有些书中的故事、段落或诗、词等背诵出来，他点了点头。

陈南荪点黄侃借阅的《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白首从师》篇要他背诵，他念道：“《文中子》中有这么一个故事：繁师玄闻董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年二十，师玄曰：‘其幼达也。’夫子十五为人师焉。（夫子谓文中子）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琼闻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陈南荪又点《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四《遗风集·范唏文诗·春日游西湖》，黄侃念道：“湖边多少游湖者，半在断桥烟雨间。尽逐春风看歌舞，几人着眼到青山。”

陈南荪再点《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八十二《无理不动》，黄侃说：“《礼记》中仲尼燕居云：‘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

陈南荪想：未必真是神童，神仙？他不相信。这次，他点了《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梦温州将乱》。黄侃说：“这是《太平广记》里的一个故事：‘上元初，窦庐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之女也。公主尝下嫁碎叶。碎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披发流血谓己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见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致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

陈南荪说：“我服了你！现在还要什么书，你自己到书房去找。”

陈南荪是书香门第，传说他家藏书十余万册。黄侃将他家中许多书籍都借阅了一遍。

黄侃十岁的时候，即读毕五经及四书，并能背诵能理解，同时还读了父亲致仕带回的书籍数十箧，借阅了姐夫家的许多书籍，这是他特别聪明而又特别刻苦的结果。但他从不知道自足，走到哪里，他都为书而搜寻到哪里。

黄侃十二岁那年，黄云鹄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到湖北任经心及两湖书院院长。为了有利公务，有利黄侃读书，云鹄把眷属亦并迁入武汉。他们先从螭堆山出发到蕲州，住在黄氏在蕲州的试馆。黄侃即利用间隙时间，观光了蕲州一家名庆大祥号的书店。这是一位叫张仁福的老板开的。黄侃看到有一套《资治通鉴》，他在书店里站着看了许久，翻了一本又一本。

张老板看他在阅读时，小脑袋不时摆动，似有所得似的，便走了过来，轻声问道：“你是不是欲购这套书呢？”“想购，我现在没有钱，打算来这里两三次，刻在脑子里牢靠些。”“你这小伢，好大的口气！你今天在这里看了多少本？只要你能把今天读到的部分给我背诵出来，我把这套书赠给你。”

黄侃答道：“今天我只看了六本。”

张老板说：“好，我不要你背诵六本，只要你在这六本之内，我点哪几段，你背诵得来，我就把书赠给你。”

张老板点哪一段，黄侃背诵哪一段。先后点了十多处，黄侃背诵如流。

张老板说：“神童！神童！你等着，我赠书给你。”他到店里间取出印章来，先写上“赠给一位神童”几个大字，然后盖上自己的私章，恭恭敬敬地把《资治通鉴》送到黄侃的手上。此事在蕲春至今被传为佳话。二、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黄侃幼年时，天分很高，聪颖过人，博览群书，但他胸怀大志，不愿在举业上下功夫。清廷废科举，兴学堂，他极为高兴，因其学识基础打得很牢，一举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

1903年，黄侃十八岁。就在这里，他学到了在乡里学不到的许多新的知识；就在这里，他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就在这里，黄侃冲破了旧的思想牢笼；就在这里，黄侃走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文普通学堂从开办之年起，就聚集了一批革命思想活跃的分子，其中突出的有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查光佛、郑江灏、吴良、欧阳瑞骅等。黄侃于癸卯年（1903年）考入文普通学堂后，即与这些人同学。

近朱者赤。黄侃从1903年到1905年的三年时间里，生活在这一批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同学中间，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很快地传播到身边来，政界、军界的肮脏腐败丑闻，时常激起他们的憎恨和愤怒。

就在黄侃入文普中不久（即1903年的春天），报载：“沙俄交还营口到期，违约拒不撤兵。并使普拉嵩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要求，妄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建立所谓‘黄色俄罗斯’。结果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上海各界人民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改约。中国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召开留学生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罪行。会后组成拒俄义勇队（又名学生军），参加者二百余人。大家推蓝天蔚为学生军总教官，钮永健、汤桶为归国请愿代表。四川巴县人邹容为发起大会人之一，且任义勇队员，遂日从众会操，未几，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钧之求，勒令义勇队解散，邹容大愤，适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有奸私事，秽腾学界，邹容于上灯后，偕友好翁浩、王孝缜、张继等五人，排闼入姚寓，批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悬诸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正梁。”黄侃读后极为感奋。接着，他找到了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他高兴极了。对邹容，他早有些了解。邹字蔚丹，父业商，家颇丰裕。少聪颖，年十二，五经、四书及史记、汉书已朗朗上口。父许为科甲中人，使专攻制艺，然性弗喜，课余辄从事雕刻，所作类雕篆名手，人以为天才。父怒，鞭之，容仍我行我素。父令从成都名宿吕翼文学，益通晓经训说文，所学猛进，然好菲薄古人，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体无完肤。吕翼文恐为所累，推出门墙。时清廷渐畅新学，蜀吏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络绎于道，容父亦令蔚丹负笈东渡。时为1902年春，蔚丹十八岁矣。到东京后，就在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东文。后蔚丹经人介绍给章太炎（章时主讲爱国学社），太炎奇之，许为少年英发。遇蔚丹有问学请益事，辄循循导之。蔚丹居爱国学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伤内外志士之不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草拟《革命军》书，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

邹容的“革命论”，使黄侃钦佩不已，激动不已，在他脑海刻上深深的烙印。再读第二章、第三章……越读越使他热血沸腾，革命，就是要革命，邹容说得好：“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必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

邹容的一些革命行动，更为黄侃所效慕。1903年5月，邹容愤清政府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事，借机偕友批打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并剪其辫发。黄侃闻讯极为快慰。事隔五年，即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暴卒，清廷下令全国举行“国葬”。蕲州高等学堂学生田桓（田桐之胞弟）在“哭棂”时，因流露不满情绪，说：“他们既欺压汉人，又盗卖国家，还要我们对他们的死如丧考妣，怎么可能呢？”不料田桓的话马上被人密报给高等学堂堂长杨子绪。杨呵斥田桓“大逆不道”，竟施淫威，令人悬示虎头牌，开除田桓的学籍。

是时，黄侃在日本留学，接到家信：母亲病危。他心急如焚，速从日本返乡侍疾，寓居蕲州黄氏试馆，听说田桓被学校开除之事，甚为气愤。他奔赴学堂，将虎头牌砸个粉碎，并大骂了杨子绪一顿。

虽然黄侃给田桓出了气，但终不能消除田桓胸中的积愤，第二天，田桓又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带头用剪刀剪去自己的辫发。这一下可更触怒了杨子绪，他认为田桓是“叛逆”，是“抖豹子胆”，决不能再宽恕，又一次悬示虎头牌，给田桓记大过一次。黄侃获悉，像当年邹容那样，手持大杖冲进堂长室，声称要打死杨子绪，找了半天，不见其人，原来杨子绪见势不妙，一下钻进床底下躲藏了起来。自此，杨子绪威风扫地，革命学生扬眉吐气。

1903年6月，黄兴从日本归国途经武昌，将从日本带回的杰出的爱国宣传家陈天华的作品《猛回头》和《警世钟》等书在新军中散发。黄侃获得了该书后，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三、东京留学

黄侃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所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很深，敢于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和不满。有个学监叫李贡三，依靠裙带关系身居重要岗位，耀武扬威，发号施令，动不动即对学生进行打击报复。他喜欢在学生集会时对学生“训话”，因为肚里没有多少墨水，每次训话，常常念错字，扯错事，使学生听得哭笑不得。有一次跟学生“训话”前，要一位职员给他一个学生名册，进行点名，有个学生叫朴（读瓢）朴（读卜）朴（读迫），李贡三念成朴朴朴，统统读卜字音，这个学生默不应声，而全队发出讥笑。李贡三怒斥众生：“你们有什么好笑的！朴朴朴哪里去了？”仍没有应声。

队伍中有一位同学把姓朴（瓢）的推了出来，李贡三怒眼圆睁问：“朴朴朴是不是你？”朴朴朴摇着头。

李贡三大喝一声：“那是谁？好呀！我点你的名，你不答应，好大的狗胆！看我晓得整你！”

突然，黄侃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质问李贡三：“你这就太不公平了！因为不是朴朴朴姓错了姓，是你李学监读错了字。”李贡三极为尴尬。

又一次，李贡三听人传说，黄侃、田桐、宋教仁等在寝室议论革命，图谋不轨，于夜间“视察”黄侃等的寝室，李见黄侃等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讲笑话。”田桐答。“讲什么笑话？”李贡三问。

黄侃说：“讲吴中某富翁家中的笑话。他家有位呆公子，年三十，倚父为生。父年五十了，遇阴阳先生推断父寿当为八十，子当六十二。呆子泣曰：‘我父寿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后，那二年靠谁养活？’黄侃说着，田桐、宋教仁都开怀地笑了起来。李贡三皮笑肉不笑地走开了。

欢送李贡三的又是一阵笑声。

这笑声像钢针一样扎得李贡三很不好过。他意识到黄侃他们是讥讽他靠后台为官，一旦后台倒了，也会像那呆子一样，要哭泣了。

一天，有位同学急匆匆地跑进黄侃的寝室，报告说：“学校的公告栏里贴了一张公告，黄侃已被开除学籍，宋教仁也受到警告。”黄侃愕然，那为什么？随后跟那位同学走出了寝室。黄侃一看，果然如此。

黄侃气愤极了，许多同学也为黄侃鸣不平，有的还主张找校方讲道理，到官府去告学监李贡三的状，控诉他打击报复。

田桐想了想说：“不必，讲理没有用，告状更不行，甚至可能是王小二告状，自家告自家。”

宋教仁知道黄侃的父亲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旧交，建议可去找张之洞讲讲。

那时张氏年近七十，他身材矮小，说话时牙不能关风，发出嗡嗡声；精神欠佳，行走不便，出门多坐马车，对学生态度和蔼，大家都称他“督帅”，写信给他称“老师”。一见老朋友的儿子黄侃来找自己，陈述被开除情况，先是有些惊诧，因为学校当局并未报告此事。当时的情况是，阅读革命书刊，议论革命事情，几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学校当局怕扩大事态，闹出来以后，使自己获罪，只好隐匿不上报，所以张之洞还不知道。但看老朋友的份上，且黄侃又是当世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承诺为其资助官费到日本留学。

黄侃到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住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为宏伟。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多住在这里。从1910年开始，成立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湖北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谓会馆之于中国，犹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经费开支，按照会章每一学生每月缴纳三角，由同乡会代收缴付。

1906年1月31日，黄侃在武昌文普通学堂的同学宋教仁亦已至早稻田大学报名入学。在此，相互很快有了接触，都极为高兴。与此同时，还会见了田梓琴、曹亚伯等。

辛亥革命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00年到1905年。这个阶段的特征，可以说是群雄并举而群龙无首。这一点，孙中山于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不久），在东京“二十一世纪之支那”社与华兴会会员及其他留日学生会见时，说得最清楚。论及当时大势、革命方法和联络人才之重要，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到第三阶段，即从1905年八月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和次年民国成立，清室退位。同盟会成立，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当时反清各团体、分子的联合统一组织，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共同一致，从事革命。黄侃就在这个时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具体时间为1906年初。黄侃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消息一传到张之洞的耳里，他便取消了黄侃留学的官费。黄侃从此开始了革命者的流亡生涯。

在这个“流亡”时期，黄侃主要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务学”，即师余杭章太炎（炳麟），学习音韵、说文；一是同章太炎、刘师培筹商革命，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撰稿。

1903年，章太炎以《苏报》案入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狱，判处监禁三年。到1906年5月出狱，孙中山遣使迎赴日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一天，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狂妄，殊难接近。去一次后，就不想复去了。

但黄侃对《民报》的兴趣极高，看法极好，每期必读。特别是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他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时社会上发行较广的是《民报》和《新民丛报》。《民报》是革命派的代表喉舌，《新民丛报》是改良派的代表喉舌，相互进行激烈的论战。改良派说，不需要革命，也不能够革命，不需要，是因为清廷实行新政和立宪，可以使中国臻于富强；不能够，则是因为民众暴动必定会招致列强出兵干涉。章太炎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并敏锐地发现，改良派致命的弱点就是完全不相信群众，十分害怕群众。他撰写的《革命之道德》，热烈赞颂农民、工人、小商贩和下层知识分子是最高尚的人。

章太炎在《民报》上还发表了《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和《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他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信念，都进行了猛烈的冲决，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挑战。《民报》在宣传革命方面功勋卓著。每一期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往往要重印多次，发行量增至16000份以上，在当时革命出版物中远居前列。

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使黄侃对章太炎有较深的认识，从而也逐渐地消除了误解，并不断地为《民报》撰稿。千里马也总是会遇到伯乐的。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以书约见，许为天下奇才。

1907年秋，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谓之曰：“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即答。章太炎徐曰：“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四、深入蕲北

黄侃正与章太炎师议革命、学训诂之际，生母周孺人的疾病牵动了他的心，慈母田太夫人电召他还家侍疾。

黄侃是个孝子，接到电召以后，回家侍母的决心很快下定；同时对革命的前途也存有忧虑。自从孙黄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之后，《民报》极为有力地进行宣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07年2月以后，同盟会内部发生了矛盾。由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当局要求孙中山离日，名为“劝离出境”。当时，黄兴也准备离日，并且决定，汪精卫与黄兴同行，胡汉民伴随孙中山。他们在离日之前举行了一次会议，除了商量别的事情之外，还讨论了革命旗帜的图案，黄兴建议采用具有中国历史特点并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设计既不美观，又有复古思想，他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陆皓东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牺牲）。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的设计不美，并与日本国旗过于相似。两人都坚持己见，谁也不肯让步。有好几天时间，他们甚至彼此不相交谈。在推翻清朝之前，关于国旗图案设计的争论，大概是孙、黄最严重的一次争论。

当黄侃得知母病，准备回国临行时，章太炎以其所著《新方言》为赠，并书其上曰：《新方言》三百七十事，赠黄季刚。季刚昔为我次蕲州语及诸词气，复以新所诊发第为十篇，都八百二十余事。余才愚无所任，齿历渐衰，念今小学训诂浸益放失，不量其孱，欲自儋何，以告邦人诸友。谗匿弘多，终已不得返乡里，上先人冢墓。其它云云，复何敢皑。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与予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此八百事赖季刚光大之。余自分问学不逮子云愈远，身为皇汉之逸民，差无符命投阁之耻，念欲自拟幼安次宗，又劣弱不胜也。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

戊申二月末的一天，黄侃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虽然惊蛰已过，草木吐绿，但由于阴雨绵绵，寒气未消。黄侃一踏进家门，直奔后房，急看母亲。他是乙巳年（1905年）秋月离家的，一走就是两年多了，不知有多想念母亲。走近母亲床前，他动情地说：“娘！儿回来看你了。”连忙握着母亲的手，手凉凉的，瘦骨嶙峋。

娘颤巍巍流着泪说：“儿呀！娘想死你了！……”话未讲完，就张起口来喘气咳嗽。

黄侃连忙用手拍娘的背……

周孺人患病月余，延本地医生诊治多次，效果不佳。黄侃询问有关情况后，想远寻名医名药进行诊治。

一天，有位乡儒听说黄侃回家了，登门拜访，当黄侃谈起母亲病况，乡儒对他说：吾蕲春是御医李时珍的故里，名医辈出，你可否跑一趟蕲州，到那里准会寻到验方灵药。前不久，我就听说蕲州有位医生试用了李时珍验方治咳嗽，取得良好效果。具体办法我不清楚，你可去查访一下。

黄侃听后，决定即日前往。

是时，黄侃年方二十三岁，血气方刚，因求母病痊愈心急，次日凌晨，他即离家赴蕲州。当走到一个叫石鼓河的地方，突然天上阴云密布，一会儿“轰”地响起炸雷，瓢泼大雨从天而降。黄侃被一声雷炸蒙了，只见眼前电光一闪，一个农民先是向上一弹，随即倒在路口，黄侃心跳得要从口里出来，瘫软在地上。等了好大一会儿，雨才停，雷才止，几个农民来到被雷击倒的农民面前，扯他拉他，全无声息：农民已经死了。大家号啕痛哭，说：“五爷是个好人哩，天老爷怎么没长眼睛，专欺善人哩！”

黄侃被一阵哭声惊醒过来，挣扎站起，想到为母求医药耽搁不得，继续赶路；但想到刚才几位乡民骂老天爷没长眼睛，专门欺负善人，自己觉得倒也不是这样：我怀着一颗孝心，为治母病求医，老天爷似乎很理解似的，偏不击我哩。

黄侃这一趟远行没有枉费，在蕲州找到了一个名医顾某，在听取黄侃对母病的陈述，看过原来医生诊治的处方，就给他开了几剂中药回去。

还家后，黄侃亲自煎煮，母亲喝下以后，有所好转，于是继续按此方进行服药。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母病仍无大的进展，黄侃又延请了当地医生开药治疗，结果还是不行。

一天，有位亲戚来家，劝告黄侃：老孺人治疗多时，效果不佳，可否改个办法，请个菩萨治一治，十公子孝心感人，也许能感动菩萨。听说蕲州、蕲水交界处的小镇洗马畈达城庙内，有个金菩萨，很灵应，香火特盛。达城庙离我们这里大约八十里，十公子可以到那里去祈祷一下。黄侃为母亲诊好疾病心切，就积极做好准备，奔赴达城庙。此座庙宇建筑巍峨，门墙高耸若帝宫，进门有大殿三重，左厢尚有横屋，金菩萨则在中间。正殿的左边一神龛内，外装玻璃门，门上有锁。玻璃上油烟熏染，又覆以重重帐幔。焚香的人，就在外面燃烛点香叩头，根本看不清神像模样。有的达官贵人给了和尚十元八元，他才给你启锁，让你瞻仰神像。

黄侃知道规矩以后，在烧香叩头之后，给和尚十元钱，和尚也给他开锁，让他看了神像。他在神像面前默默向菩萨禀明，他是专为治好母亲疾病来求菩萨的，恳请菩萨大显神灵，保佑母亲疾病速愈。

过了两三天，黄侃归问母亲有无灵验，母亲说，有些好转。黄侃非常高兴。

蕲春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县。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里群众（包括整个大别山地区）就组织起“洪门会”和“孝义会”的帮会组织，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创立中国同盟会，蕲春的田桐是参加与发起者之一。蕲春籍留学生和进步青年，先后加入同盟会的有詹大悲、方觉慧、张九维、黄侃、蔡汇东、蔡德辰、陈乾、陈志纯、郝可权、曹天铎、田桓、范班侯、李筱渠、汪寿千、管梦倜、张迈西、田青、张焕华、詹廷云、朱嘉蔚、张步蟾、张伯荄、陈冕亚、方伯芸、田发周等数十人。同盟会湖北支部还在蕲州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布置了具体任务。他们在鼓吹反清革命、组织武装群众、准备推翻清政府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侃对这个大好形势和基础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抓紧为母亲治病之际，利用远离官府环境，探亲访友、访贫问苦，举行演讲会，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镇压民众的种种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唤醒民众，弘扬民气。他的宣讲由居室而至祠堂，由祠堂而至山坡、河畔，由蕲北而至皖西，由一县而至多县，由一片而至整个大别山；听众由数十而至数百，由数百而至数千。除蕲春乡民外，黄梅、广济、英山、罗田、宿松、太湖、霍山等县乡民也闻风而至。如今蕲河边上那棵荫蔽两亩的大樟树下，便是当年演讲场所之一。

当黄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如火如荼的时候，周孺人病情进一步恶化，黄侃已经完全不能离开左右。1908年11月周孺人逝世，时侃二十三岁，他一恸几绝。自是杜门养疴，谢绝人事，间一操笔，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初稿。十一月葬周孺人于宅前之三台山。

是时，两江总督端方在南方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听说黄侃回到家乡，即密电鄂督陈夔龙派人缉捕。黄侃闻讯时，县役已经快到门口了。由于无法躲避，黄侃仓皇出奔，因经济拮据，远行不可能，不得已就上赴武昌。但此地不能久留，经同湖北同盟会的同志居正、温楚珩等人商定之后，借得亲友的若干资金，迅速潜赴日本。

这次黄侃亡命日本已为戊申岁暮，虽然离开章师仅为一年，而形势之变化，遭遇之悲惨，相互交流、相互倾诉起来，不觉感慨万端。

章太炎自1905年出狱东渡，主编《民报》以来，坚持依据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为中心，宣扬革命理论，首先对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了笔战。梁氏主张君主立宪，主张开明专制，其文字浅显流畅，颇能摇惑一般人，因此在一个时期，立宪论占了上风。自《民报》创刊以后，同样以浅显流畅的笔调宣传革命，把梁氏驳得体无完肤。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他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使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

黄侃从戊申岁暮至日本到庚戌（1910年）之秋，几近两年，除向章太炎学习经学、小学外，便是写文章鼓吹革命。只以《民报》被封禁，未得披露。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武汉地区尤为炽烈。于是，湖北革命党人亟促黄侃回国共谋举义大事。黄侃回到武汉，和党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总结前段活动的经验教训，认为目前举事时机还不成熟，重点只能做好革命宣传工作，动员群众，积蓄力量，待时而动。

当时湖北最活跃的有两大革命组织，一个是“文学社”，一个是“共进会”。“文学社”的前身为“振武学社”。1911年1月30日，湖北革命党人因振武学社已暴露，改名为“文学社”，推蒋翊武为社长。主要成员有詹大悲、刘复基、王宪章、黄侃、何海鸣、李抱良、温楚珩等。主要工作任务是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同时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工作。吸收社员达三千余人。“共进会”是1907年成立于日本的革命团体。主要领导人为同盟会会员张百祥、孙武、焦达峰等。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孙武、焦达峰回国后，1909年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这两大革命组织于1911年5月经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玑、牟鸿勋、陈磊等多方斡旋，双方达到共同一致，团结奋战。

黄侃从日本归国返乡，途经汉口，何海鸣、詹大悲在《大江报》住所为其接风，席间饮酒悲歌，纵谈时事。其中说到清政府近来将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将筑路权出卖给英、德、法、意四国银行团，湘、鄂、川、粤四省人民一致反对，而清政府仍置之不理。詹大悲以主编之名邀请黄侃为《大江报》撰写一篇时评。黄侃慨然掷酒，奋笔疾书，写下《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署名“奇谈”。这是一篇富有号召力的反清战斗檄文，发表后立刻震动了大江南北，革命人士备受鼓舞，清廷上下惶恐万状，随即强令封闭《大江报》，逮捕该报主笔詹大悲，副主笔何海鸣，勒令说出该文作者。不管当局如何严刑逼供，詹、何二人都争认时评为自己所作，法庭无奈，只得判处詹、何二人各一年徒刑或交银八百两。但革命党人都很贫困，哪有银子上交，只有坐牢作罢。《大江报》被查封，舆论大哗。特别是新军多与文学社有联系，新军各营中，通过文学社的组织，广泛秘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凡军政各界贪污残民、虐待士兵之类的丑恶行为，“报纸无不尽情披露”，“笔锋所至，怒骂随之”。就连邮传尚书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以及如狼似虎的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亦“时皆被骂”。

张彪，号虎臣，“行伍出身，目不识丁”，只因娶得张之洞的婢女为妻，得以仰仗虎威，横行一时，民众极为愤恨。《大江报》除多次据实揭露外，还登过这样的讽刺诗：

是虎非虎，是彪非彪。

不伦不类，怪物一条。

因牝而食，与獐同槽。

恃洞护身，为国之妖。

诗后还附图片及详细说明。

由于詹大悲、黄侃等人“言语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报》风行一时”，使反动官吏“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广大民众、新军则爱之愈殷，信之弥笃。各界人士纷纷赠以诗歌、对联，称颂不已：

大笔淋漓，万言日试；

江华灿烂，一纸风行！

这是汉口商会的赠联，从中足以看出《大江报》之威力和深得人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似一枚炸弹的引发，人民群众和新军，更加擦亮了眼睛，更加鼓舞了斗志，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而清朝政府则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鄂督瑞澂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禁止随意出营，气氛十分紧张。

10月9日正午，共进会会长孙武与潘善伯等在汉口总机关（宝善里十四号）内配制炸弹。忽然刘同口含纸烟从外而入，登楼旁观，偶遗烟灰于配药盒内，一时火星迸裂，烟气弥漫，声震四邻。孙武炸伤头面，由汪性唐、陈光楚、李作栋等以被服覆孙武面，送往同仁堂医院救治，余皆潜逃。俄捕闻爆炸声，鸣笛呼警来查，见系革命机关，力加搜索，被捕人数不少。鄂督瑞澂见破获人士如此之多，大为震动。当命铁忠、双寿及武昌知府陈树屏在督署会审严讯。被捕的彭楚藩、刘尧潋、杨宏基痛斥清廷的残暴及官僚的腐败，且行且呼：“民国万岁！”“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至是开国三烈士为民族流血于督署辕门左端。当天晚上，第八镇工程营的士兵不愿坐以待毙，首先发难，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便爆发了。

新军很快冲出营房，炮轰督军府，占领了武昌城。协统黎元洪被迫同意加入“共和”。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地响应。

武昌光复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并发动新军光复汉口，成立了“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为主任，何海鸣、黄侃、温楚珩、陈冕亚等人分别担任“双口军政分府”工作。

汉口的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由于新军力薄，先胜后败。10月29日清军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市区纵火，11月1日汉口陷落，武昌亦危。

詹大悲主张至上海招募新兵。黄侃则同温楚珩、陈冕亚回蕲春发动“孝义会”会员组织武装，拟从鄂北攻击冯国璋之背，以解武汉之围。

蕲春县“孝义会”重要领导人方伯芸、张伯菱、汪翔云、陈楚香等人见到黄侃，十分高兴。黄侃向他们通报了当前全国特别是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当前面临的任务，听取了他们对“孝义会”会员情况的分析，征求他们对参加革命军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参加革命军，誓同清政府斗争到底，不彻底消灭他们，决不罢休！

计划既定，决心已下，黄侃与陈冕亚、张伯菱、方伯芸等连夜上白水畈，在黄氏祠堂聚义三千余人，“崇汉会”（“孝义会”改的名）的旗帜高高飘扬，土铳戈矛林立，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不怕牺牲。不料这一行动触怒了当地的豪绅恶霸，他们乘轿至黄侃家，说什么这是“造反”，将招来“灭门大祸”，亦会“蹂躏家乡”。黄侃大骂豪绅“顽固不化，汉族败类”。众豪绅狼狈逃窜。但他们并不甘心，劣绅陈冕吾又连夜赶到广济田家镇，向驻守之清军水师告密。田家镇水军闻风而动，星夜赶往白水畈来镇压。次日晨，“崇汉会”会员正向边街开动，即同前来镇压的水军遭遇，由于会员仓促成军，又无枪炮，当场被水师击毙十余人，捉走数十人，余众溃散。黄侃被迫出走。五、困顿上海，偶续情缘

黄侃在鄂东举义失败之后，迂道黄梅至九江。适詹大悲因汉口陷亦至，九江军政分府中有人要阴谋暗害黄侃与大悲等人，黄侃于是又去了上海。

是年，沪上党报如林，名人荟萃。1月4日，中华联合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创刊，章太炎任社长，马叙伦任总编辑。

同月，中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日报》创刊。

3月，《民权报》创刊。主笔戴季陶。该报与同年创刊的《中华民报》《民国新闻》都以革命言辞激烈著称，被人称为“横三民报”。

是月，《太平洋报》创刊。日报。宋教仁、姚雨平主办。是同盟会民初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

同月，《民国西报》创刊。日报。日出英文法文两种。孙中山支持创办。

5月，《觉民报》创刊。中华民国工党主办。出版两月即停刊。

是月19日，《新世界》创刊。半月刊。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创办。该刊曾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译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部分章节。

6月15日，《真相画报》创刊。旬刊。高奇峰主编。

7月20日，《中华民报》创刊。同盟会成员邓家彦创办。

7月25日，《民国新闻》创刊。蔡元培任社长，品志伊主持报务。

8月31日，民国第一通讯社成立，9月1日发稿。李卓民等创办，是上海最早出现的中国人创办的通讯社。

9月，《独立周报》创刊，章士钊主编。

11月，《图画剧报》创刊。日报。郑正秋主编。

是年，路透社向上海18家报纸提供中文稿。

黄侃从湖北到上海以后，在创办报刊浪潮的影响下，于3月创办了《民声报》，自己担任主编，协助编辑工作的有汪旭初和刘仲蘧等。该报是以黎元洪、孙武为核心的带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政治团体民社的机关报。民社并入共和党后，该报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

该报主要执笔者为邓实。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备受外人欺凌，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但他又认为民主政体对中国来说是遥远的将来之事，主张建立一个君民共主的国家。随着清政府表示要“预备立宪”和上海建立城厢总工程局的试行地方自治事宜的进展，该报鼓吹地方自治日甚，号召革命者也来参加自治。后来则认为地方自治才是立宪的根本，附和立宪派。该报还提倡保存和振兴国学，发扬“国粹”，以达到保国保种、振兴民族的目的。邓实后来还与黄侃、章太炎、马叙伦、陈去病、刘师培等共同发起“国学保存会”，并办了一份《国粹学报》。他们提倡国粹，目的是反对异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族自治的国家，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该报在艺学即科技方面，主张学习先进国家的长处，除了工业技术外，还要学习他的劳动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和先进的工艺程序等，这些也都是有价值的。但办的时间不长，即行停刊。

黄侃在上海居住三年（1911年11月至1914年8月），中间（1913年12月至1914年2月）除应直隶都督赵秉钧以秘书长见委而赴天津短时间外，就在上海边工作边续治小学、经史，间与况周颐往复论词。

赵秉钧（1865—1914），河南临汝人，字智庵。1902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以道员创办警察。1905年清政府创设巡警部（后改民政部），任侍郎。辛亥革命时，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布置特务，镇压革命党人。1912年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并继唐绍仪任国务总理。1913年受袁世凯指使布置特务暗杀宋教仁，案情揭露，改任直隶都督。袁世凯为灭口，次年把他毒死。

作为袁世凯御用工具的赵秉钧，居然要委任黄侃为直隶都督秘书长，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事出有因：赵秉钧深知，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很好，章太炎返沪后，于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创刊，章氏任社长，掌握舆论工具。同时章一度又是反对同盟会，反对孙文、黄兴的。这正和袁世凯相契合。在1912年4月14日《大共和日报》还公开载有章太炎《与黄季刚书》云：“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克强丛怨已深，兵在其颈，当启求全躯之术，毋汲汲为他人忧也。昨兼述遁初语，此子当任其优游，去秋以总理相期者，当时固无人敢为权首，秉钧之望，独在新起有功者，同盟会人亦惟此君差可，非谓中国惟此材也。”对同盟会人时有讥议。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赵秉钧见委黄侃，是别有用心的，无非是期“为我所用”。岂料黄侃不为官迷，不为利诱，赵秉钧想“钓”而“钓”不去，当赵氏逼紧后，黄侃去了天津，虽礼遇甚隆，而黄侃终不欲留。

黄侃回沪后，一意读书、撰述，不与政事，据侄黄焯讲：“当时季刚家庭十分困难，时或馆粥弗继，犹殚精于古籍，只于《说文》《尔雅》《广韵》三书，循回往复，无虑数十百遍。于声韵则综合顾、江、戴、段、王、孔及章君所说，复稽之钱大昕、刘逢禄、郑汉勋、陈澧所论，遂定古声为十九类、古韵为二十八部。自是三古遗言，咸能推测，非唯字得其古人音读，而古义亦因以大明。”

黄侃在研讨《说文》时，首先是把汉字字源学作为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说文略说·论文字制造之先后》中说：“盖提挈纲维，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皆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也。”又说：“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斯诚考文者一愉快事也。”同时他还在《说文略说》的《论文字初起之时代》《论文字制造之先后》《论文字起源及次第》《论变异、孳乳二大例上、下》《论俗书滋多之故》《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论字体之分类》等部分中，集中对汉字字源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阐发。另外，他更在《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和《说文小笺》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关于《说文解字》的体例，黄侃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精湛的论述。

黄侃晚年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手拟《学程提要》中，列有“服经旧说集证”、“唐人经疏释诸经辞例辑述”“《说文》纂例”等八门课程，并在“《说文》纂例”课程下注云：“采先儒解说许书条例之精确者，详为阐发证成之。偶下己意，期于六书真谊无所疑滞。”刘继宣氏在《季刚先生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后说：“蕲春黄先生之丧，海内悼惜。本校为先生晚年讲学之所，及门诸子，尤深风木之悲，述德考言，共谋所以纪念先生者。上列为先生年来在本校国学研究班之讲目，亦即其最终致力之所在，博学返约，足资绅佩，因为列举，以启来学。”可见黄侃对《说文》体例研究的重视。同时，黄侃在《说文小笺》中，对《说文》体例亦随处笺识。黄侃手写《说文形声字稿》

黄侃在研治《说文》时，还对前人研治《说文》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的总结，指明其得失。

黄侃对前人研治《说文》进行的深入探讨，同时所作的评价和论断，有许多都至为中肯和精确，这对于后学者来说，是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的。《尔雅》是黄侃在上海苦钻的另一部著作。黄侃研讨《尔雅》不是就《尔雅》研《尔雅》，而是首先注意对前人研究《尔雅》的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吸收其科学性的成果，扬弃其错误性的糟粕。清代以前，对前人研究《尔雅》的情况，没有人作过专门的总结和评论。清代有些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一般都是零散的，不全面，不系统；《四库提要》中注意了对书内容的评论，但仅限于《尔雅》郭璞注、邢疏、郑樵注等少数几部书。在训诂学史、雅学史上，真正对前人《尔雅》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总结的，黄侃是第一人。他从汉到清，对其研究《尔雅》之学，既介绍其内容，也详论其得失，并且都比较全面和公允。因此，学者们公认，黄侃对《尔雅》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超出了前人的成就。具体来说，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对于一些公认成就较高的著作，黄侃不因其负有盛名而忽略其不足之处。如清代邢懿行的《尔雅义疏》（下简称邢疏），成书较晚，吸收了前人多种研究成果，清人评价较高。黄侃在肯定它“有驾邢轶邵之势。今之治《尔雅》者，殆无不以为启辟户门之书”的同时，指出郝疏释义有误和引据旧说、指明本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王引之《经义释文》中《尔雅》部分，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也指出其书“好以意破字”的缺点。对于一些存在问题较多的著作，如陆佃的《尔雅新义》，清代经师多不满于其书，黄侃也指出该书释义穿凿附会，荒唐可笑，但又从考察中发现其可取之处，如版本研究和校勘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二是对一些前人评价不一致的著作，黄侃不拘成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分析、评论。如对郑樵注，前人褒贬不一，《四库提要》认为郑樵注绝无穿凿附会之失，在《尔雅》注解中最为善本；汪师韩《书郑氏笺注》则认为此书有经文有阙，增改未当，臆断无证，仍误不能改等缺点。黄侃认为评价一部作品，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应和与之同时代的同类著作进行比较。因此，在比较了宋人几部治《尔雅》之作后，得出了郑樵注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宋代治《尔雅》的同类著作中尚为佳书。这个结论是很公允的。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以下简称邵疏）成书较早，存在校文、辨物等方面的缺点，清人或认为邵疏不如后出的郝疏，黄侃认为“书系创作，较后人百倍为难”，“清世说《尔雅》者如林，而规模法度，大抵不能出邵氏之外”。历史地评价了邵疏在清代雅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对于和自己有师承关系的俞樾，在评论其《群经评议》中《尔雅》部分时，黄侃指出：“偷君此书，中失参半。”肯定其前人所未道及的精到之处，也批评其书“随意破字之病，较高邮王氏为尤多”。明确表示，“虽师承所自，亦不敢阿其所好也”。表现了他对学术问题严肃科学的精神。

其次，黄侃研究《尔雅》，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使《尔雅》研究进入了语言科学的新领域。从汉代到清代，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尔雅》是明经、通经的工具，有的人认为它还有帮助阅读其他古书、增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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