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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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慰藉试读：
我的作品在中国
阿兰·德波顿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反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2008年10月于伦敦（冯涛 译）
哲学不只是慰藉（推荐序）
周国平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选择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藉。但是，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智慧。二者的区别也许在于，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智慧调整的却是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因此，如果把哲学的作用归结为慰藉，就有可能缩小甚至歪曲哲学的内涵。当然，智慧与慰藉并非不能相容，总体眼光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心态的调整，在此意义上，则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最深刻的慰藉。
全书中，我读得最有兴味的是写塞内加的一章。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这一章比较切题，斯多葛派哲学家本身就重视哲学的慰藉作用，塞内加自己就有以《慰藉》为题的著作。作为罗马宫廷的重臣，此人以弄权和奢华著称，颇招时人及后世訾议。不过，他到底是一个智者，身在大富大贵之中，仍能清醒地视富贵为身外之物，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我把她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它们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不止于此，对于家庭、儿女、朋友乃至自己的身体都应作如是观。塞内加的看法是：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哲学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使人认识到任何一种坏事都可能发生，从而随时做好准备；第二，帮助人理解已经发生的坏事，认识到它们未必那么坏。坏事为什么未必那么坏呢？请不要在这里拽坏事变好事之类的通俗辩证法，塞内加的理由见于一句精辟之言：“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叔本华有一个类似说法：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了。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看到了整个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因而能够站在整体的高度与一切个别灾难拉开距离，达成和解。塞内加是说到做到的。他官场一度失意，被流放到荒凉的科西嘉，始终泰然自若。最后，暴君尼禄上台，命他自杀，同伴们一片哭声，他从容问道：“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
蒙田是我的老朋友了，现在从本书中重温他的一些言论，倍感亲切。作者引用了蒙田谈论性事的片断，评论道：“他把人们私下都经历过而极少听到的事勇敢地说出来……他的勇气基于他的信念：凡是能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就没有不人道的。”说得好，有蒙田自己的话作证：“每一个人的形体都承载着全部人的状况。”然而，正因为此，这一章的标题“对缺陷的慰藉”就很不确切了。再看蒙田的警句：“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国王与哲学家皆拉屎，贵妇人亦然。”很显然，在蒙田眼里，性事、屁股、拉屎等等哪里是什么缺陷啊，恰好是最正常的人性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应该以最正常的心态去面对。一个人对于人性有了足够的理解，他看人包括看自己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一切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
在当今这个崇拜财富的时代，关于伊壁鸠鲁的一章也颇值得一读。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把快乐视为人生最高价值，他的哲学因此被冠以享乐主义的名称，他本人则俨然成了一切酒色之徒的祖师爷，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其实，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恰恰是主张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事实上，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继承了他的基本思想的后世哲学家，比如英国功利主义者，全都主张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任何一个品尝过两种快乐的人都可以凭自身的体验予以证明，沉湎于物质快乐而不知精神快乐为何物的人也可以凭自己的空虚予以证明。
本书还有三章分别论述苏格拉底、叔本华、尼采，我觉得相比之下较为逊色，没有把他们的精华很好地呈现出来。部分的原因也许在于，这三人的哲学是更不能以慰藉论之的。尤其尼采，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慰藉，直面人生的悲剧性质，以此证明人的高贵和伟大。一本好的通俗哲学读物的作用是让我们领略哲学的魅力，吸引我们走进哲学之门，本书无疑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至于在入门之后，怎样深入堂奥，与历史上这一个或那一个独特的灵魂深交，就要靠读者自己的修行了。2008年12月11日于北京
译序
由于精力与时间有限，我一般不轻易接受翻译的约稿。因此译文出版社的朋友最初提出要我承担他们准备出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时，我本能地倾向于推辞。但是当他们把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送到我手上后，翻阅之下，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首先是文字，后来才是内容。说来惭愧，我也算是主修英国文学出身，在大学上的基本课程是从莎士比亚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较之诗歌、戏剧，我自己更偏好小说和散文。但是一出校门，我的工作就与文学绝缘，也做了不少翻译工作，却多为政治性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译，少有文采可言。近20年来，专业是国际政治研究，所读书刊文章很少在文字上有特点，而且大量是美国人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内我所读到的真正上乘的英文是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虽不是文学作品，却在遣词用字上有不可言传之妙。当然，丘吉尔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作为写作家的英文也是享有盛名的，不必我赘言。
这一次，这本小书的文字使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种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书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如此，其他国家文字也如此。例如纯粹英国英文与带点法国味或德国味（指文风，不是口音）的英文就不一样，哪怕后者非常流畅而正确。（现在国内流传的美国式英文又当别论，其实美国真正的大作家也有文字不俗的。）因为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正是这本小书的这一特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己的中文形成一种挑战，使我跃跃欲试，于是就知难而上了。
当然，本书的吸引力与难译之处不仅在于文字，更在于内容。这是一本以介绍几位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非学术性书，既像写自己读书心得的随笔，又像普及知识的“科普”作品。人物的挑选、切入的角度和思想的诠释都凭作者的个人兴趣和理解。对某位哲学家的言论是否引用得当，诠释是否到位，专家们可以提出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如果不以学术性著作来要求（本来就不是），我觉得本书决不是“戏说”，表达方式虽然活泼俏皮，作者的态度却是相当严肃的。可以相信，他对所涉及的哲学著作是认真读过，经过自己思考的。
在作者看来，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例如名缰利锁，欲壑难填；有外界强加的，例如天灾人祸，种种不公平的遭遇。但是在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苏格拉底以通过理性思辨掌握真理的自信直面压倒优势的世俗偏见，虽百死而不悔。塞内加参透人事无常，对命运作最坏的设想，因而对任何飞来横祸都能处变不惊。伊壁鸠鲁认为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的，但是他对快乐有自己的理解：摈弃世俗的奢华，远离发号施令的上级，布衣简食，良朋为伴，林下泉边，悠哉游哉！蒙田（姑从德波顿，把他也列入哲学家）自己大半生在藏书楼中度过，却贬低书本知识，因厌恶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而走向了另一极端——让饮食男女的原始本能登大雅之堂；他痛恨当时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引经据典之风，提倡用百姓自己的话代替“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这样，因能力、知识不足而自卑者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另一个极端，尼采对超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又可帮助人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永不放弃。
作者并没有表明他对任何一种哲学的倾向性，对其中有一些也以调侃的笔法透露了一点质疑。但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然相距甚远，甚至相对立，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点，那就是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而且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这也是本书的切入点，因此以此为题。下面这段话最好地概括了作者自己的旨趣和写这本书的真意：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旦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宣扬之。本书以苏格拉底之死开篇，开宗明义用这种精神统领全书：“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这一贯穿全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独立人格，也许正是作者要与读者分享与共勉的启迪。
其实，这种精神在东西方的哲人那里是相通的（我得赶紧声明，我决不是要把东西方的哲学作牵强附会的比附，那正是我反对的）。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都是指的只要自信真理在我，就坚持到底，无所畏惧。压力可能来自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也可能来自世俗的无知和成见，还可能来自自己本身对名利的欲望，这些同样都是压制理性探索的死敌。中国春秋时代的先哲主张各异，同时也都拥有那份自信，那种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思考的精神，因此才有光耀千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从伊壁鸠鲁对待权势财富的态度来看，也能找到中国读书人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崇尚淡泊宁静、归真返璞的影子，还有魏晋名士特立独行的风骨。书中所描绘的尼采对人生必须经过苦难的看法，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在各民族的智者那里是相通的。
作者阿兰·德波顿近年来在欧洲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在我国还没有进入读者的视野。我本人也是在接手本书的翻译后才对他略作了解。首先使我意外的是他的年轻——生于1969年，写此书时才三十出头，而书中所显示的学养、见识和开阔的视野给我的第一印象似乎应在中年以上。继而一想，也不奇怪，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思想家、学问家也不过这个年龄，而这些前辈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还有西学。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应该在二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已奠基。德波顿生于瑞士，由于其父母特别喜欢英国，八岁就被送到伦敦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他最早学的是法语，现在写作以英语为主，同时通晓法、德、西班牙语。从这本书来看大约至少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十八岁入剑桥大学，正式学历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自称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很不成功，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因而他深信失恋与文学是并行的。对学校的课程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学业比较宽松，他有足够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自学成才。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后来他买书之多令他父母后悔当初的慷慨）。他读书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为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为此徜徉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之间，上下古今求索，从中邂逅知音，产生共鸣，在跨越千年的著作里欣然找到先得我心之感，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这样，上大学不是为求学位，只不过提供他一个读书的氛围；而读书不是为了日后求职，只是帮他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所以，他不愿把他的写作归入任何一类：小说、历史、哲学……最多能称之为“随笔”，以个人的声音谈人生的重大题材。
德波顿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很多，二十三岁开始出版第一部作品，是小说体裁，以后两部也是小说。但是正如前面讲的，他写小说力求打破讲故事和表现情景的传统模式，探索情景背后的所以然，要弄明白各种人际关系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他最喜爱的、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之一是普鲁斯特。他的第四部著作：《拥抱逝水年华》是从文学通向哲学的桥梁，这本书使他名声大噪。由此引出下一部：《哲学的慰藉》。如果说他的小说是寓哲学探索于文学创作之中，那么这本书则是用文学笔法写哲学。为什么在漫长的哲学史上偏取这几个人？作者说就因为这几个人他能读懂，令他喜欢，岂有他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哲学家的伟大不在于高深莫测，而在于能与常人对话。他以自己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目的就是要把哲学从高头讲章拉下来，进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哲学家之口告诉人们思想的重要，人生道路上遇到种种问题，不假思索凭本能作出反应，与通过思考，理性地对待，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他认为在世俗的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但是哲学著作又多艰深难懂，令普通人望而生畏。而在他看来，哲学如龙虾，外面有一层硬壳，还有应该剔除的污垢，但是里面的肉却是美味而营养丰富的。《哲学的慰藉》的作用就如给龙虾剥壳的钳子和掏肉的长钩。他思接千载，驰骋跳跃于古今之间，把古人的思维展示在现代人物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中，不由人不得出结论：人性在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
从作者自述的意图来看，他是成功了。能把这门艰深的学问写成这样有趣，引人入胜，实属难得，可以称得上是深入浅出之作——我一向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不研究哲学的人读了这本书可以增加知识，得到启发，甚至进一步对人生有所感悟。年轻人也许会从此爱上哲学，决心进一步登堂入室。至少，也可以作为优美的文学随笔来读。当然，作者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程度可能深浅不一，对有的概括比较准确，而对有的可能有失偏颇。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读者自可做出批判，得出自己的看法。
这本书的确很难归类，无以名之，名之曰才子书。欧洲知识分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浸润在有深厚历史积淀、丰富多彩、和而不同的文化之中。他们通晓几种欧洲语言是寻常事，不少人自幼就有机会在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大地上遍游名胜古迹。欧洲的教育制度虽然也受现代专业化的影响，但在人文领域内的通才教育传统和氛围还是比高度功利化、市场化的美国教育制度多一些文化底蕴。德波顿正是从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幸运儿。他自称早年受的是严格而规范的教育（大概这是父母决心送他到英国上学的原因），上大学之前到法国游历了一年，爱上了法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因此到了大学，力图摆脱英国式传统的束缚，寻求自由创作。事实上，惟其他有了严格规范的底子，才能在十八岁之后这样自由自在地思而学、学而思，有能力钻进那龙虾的硬壳，尽情地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并与他人分享。他力求简洁的文字也是这种锤炼的结果。有人说他思想接近“前卫”、“后现代”，他特别表示不能认同那种佶屈聱牙的文风。他在书中还借蒙田之口要读者不要被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唬住，那多半是作者缺乏清楚表达的能力之故。这一点也令我感到古今中外相通，切中时弊。看得出德波顿的活泼、晓畅的文风也正是得力于早先的规范的训练。总之，天赋的灵气加适宜的土壤再加机遇，成就了这位才子型人物。
译者自知对哲学是门外汉，有关知识没有超出常识范围，翻译此书有些诚惶诚恐，力图避免望文生义，或出硬伤，贻笑方家。现将翻译本书的原则和体例作一说明：书中涉及六位哲学家，其著作的原文有希腊、拉丁、法、德四种语言。从书后索引看，作者不论是间接叙述或直接引语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些著作的英译本，书中只有个别地方引了原文。译者的原则是只对本书的英文负责，一切引语也从书中的英文译出，不负责查对原著。有不少著作国内已有中译本，但我还是根据本书的文字自己译出，没有抄录已有的中译本。一则是为了与全书译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二则更重要的是，中译版本有时不止一个，偶然碰巧发现同一引文，往往与书中的英文并不完全吻合。除非一一查对原文，并且比较各种译文版本，得出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另一种专业研究工作了），否则只能一律以本书为准。惟有《圣经》例外，因为中文《圣经》有其特殊的语言，书中引语除个别无法查到的之外，大多照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新旧约全书》中文本，即便文字有些古怪。关于人名地名，约定俗成众人皆知的，当然不成问题（如苏格拉底）。但是约定俗成也有不同范围，有的在圈内认为已有定论，而圈外人就不一定知道。本人自知非哲学界人士，对此没有把握。在查阅有关资料中常发现译名也有不同版本。有些常见的名字就存在不同译法，例如Seneca至少有塞内加和塞尼卡两种译法。本书关于人名、地名翻译的参照本有：《希腊哲学史》第2卷（汪子嵩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以及新华社出的外国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查不到的只好揣译。全书译名的统一工作则偏劳责编衷雅琴女士了。
在翻译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叶秀山、周国平等哲学界专家，承蒙他们热心、认真、及时指教，助我解惑。由于本人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曾请叶秀山先生帮忙。第四章第四节的希腊文根据叶秀山先生提供的牛津版英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乔纳森·巴恩斯主编）引文译出，同一节中的一段拉丁文引语则由出版社请冯象先生帮忙译出。在此一并致谢。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一）
几年前，在纽约一个苦寒的冬日，我在赶赴伦敦的班机前还有一下午可以闲逛，信步走去，不觉来到了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楼上的画廊。那里灯火通明，一片寂静，只有地板下的暖气低吟，令人心神悠然。我在印象派的画廊里看画看腻了，正想寻找一间咖啡厅，喝一杯我当时特别喜爱的一种美式巧克力牛奶，蓦然间一幅画映入眼帘，从说明来看，这幅画是雅克-路易·大卫作于1786年秋，时年38岁。
画上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在悲痛欲绝的朋友围绕中正准备喝那杯毒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3名雅典公民对这位哲学家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非判死刑不可。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
于是，他就给带到一所雅典的牢狱中等待生命的终结。他的死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特定的时刻。艾蒂安·德·拉瓦莱-普桑，1760年
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也许以此为题的绘画频繁出现足以为证。1650年法国画家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努瓦绘《苏格拉底之死》，此画现悬挂于佛罗伦萨的帕拉蒂画廊（那里没有咖啡厅）。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兴趣到18世纪臻于极至，尤其是狄德罗在其《论戏剧诗》中专门有一段话提到这一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可以入画的意境，其后就更加引起关注。雅克·菲利普·约瑟夫·德·圣康坦，1762年
雅克-路易·大卫是在1786年春从一名富有的国会议员，才华过人的希腊学者，夏尔-米歇尔·特吕代纳·德·拉萨布利埃手中接受这一任务的。报酬极为优厚：预付6000里弗赫，交货时再付3000里弗赫（路易十六给那幅更大的画《贺拉斯兄弟之誓》才付了6000里弗赫）。当1787年这幅画在沙龙里展出时，立即被公认为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认为“这是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和拉斐尔的罗马教皇居室壁画以来最精美、最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这幅画足以让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感到荣耀”。皮埃尔·佩龙，1790年
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5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一边嚼着服务小姐在误以为我打瞌睡时放在我前面小桌上的淡而无味的饭菜。
画上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支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沉默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灰，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里走过来。有7位朋友处于不同程度的悲戚之中。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托坐在他身旁深情而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但是哲学家本人腰杆笔挺，上身和胳膊如运动员般健壮，神情既无畏惧也无悔意。众多的雅典人骂他是笨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起初大卫准备画苏格拉底正在仰药自尽的情景，但是诗人安德烈·谢尼埃提出了可以表现更大的戏剧张力的建议：画上的苏格拉底正宣讲完一个哲学论点，同时泰然伸手拿起那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杯，这既象征着对雅典法律的服从，又象征着对自己内心的召唤始终不渝。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
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使我如此震撼，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和我自己的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于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别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担心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经过海关，或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与警车并行时，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想让穿制服的人对我有好印象。
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那一夜，在冰封大地的上空，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字根的原义——philo；sophia。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二）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观念，应该相信什么，如何待人接物，否则就会遭到怀疑，不容于众。这些社会规范有的是用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更多的则是在一个庞大的伦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这个体系叫做“常识”，它命令我们穿什么衣服，采用什么理财标准，尊重什么样的人，遵守什么礼节，以及过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如果对这些规范提出疑问，就会被视为怪异，甚至故意挑衅。常识之所以被悬置起来而不容置疑，是因为人们把它的判断都视为天经地义，不必加以审视。
例如，在平常的谈话中提出问题：我们社会认为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或是问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决定结婚的动机是什么；或是向度假的人打问他们旅行的详细设想，都是不合规矩的。
古希腊人也有那么多的常识规范，并同样固执地恪守这些规范。有一个周末，我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二手书店中浏览，看到一套本意是作为儿童读物的历史丛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精美的插图。这套丛书包括《埃及古镇探秘》、《古堡探秘》等等，我在购买一部关于有毒植物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也买了一本《古希腊城镇探秘》。那里面有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中普通的服装。
书中解释说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爱神、猎神、战神，以及司收成、司火与海之神。他们在进行某种探险之前都要向诸神祈祷，或在神殿里祈祷，或在家中供奉一个小的神龛，还要杀牲口祭祀。牺牲是很昂贵的：祭雅典娜要用一头牛，祭阿耳特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和阿佛洛狄特（爱与美的女神）用一头山羊，祭阿斯克勒庇俄斯（医药神）用一只母鸡或公鸡。
希腊人以多蓄奴隶为荣。在公元前5世纪，仅在雅典就有8至10万奴隶，平均每个自由人有3名奴隶。
古希腊人也曾是尚武的，崇拜战场上的勇敢。要做一个公认为合格的男人必须会砍掉敌人的脑袋。如盘子上画的一名雅典士兵正在结束一个波斯人的性命，表明这是正当的行为（此画作于第二次波斯战争之时）。
妇女完全在父权和夫权的压制之下。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没有她们的份，她们既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拥有钱财。通常在13岁出嫁，丈夫由父亲指定，感情上是否合得来不在考虑之中。
所有这一切对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来说都不足为奇。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杀鸡祭祀阿斯克勒庇俄斯，或是为什么男人一定要杀人才算好样的，他们一定会惑然，或者愤然。这同问为什么冬去春来，或者为什么冰是冷的一样荒唐。
但是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那就是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竟然有严重错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有我们自己，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
正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怯懦，我们才求助于这位哲学家。（三）1．生平
他于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据说父亲索弗若尼斯库斯是一名雕塑家，母亲斐娜拉底是接生婆。苏格拉底年轻时是哲学家阿基劳斯的学生，从此毕生以哲学为业，却从不把他的哲学思想写下来。他教学从来不收学费，于是很快陷于贫困，不过他对物质财富毫不在意。他一年到头就穿那一件袍子，而且几乎总是打赤脚（有人说他生来蔑视鞋匠）。在他死前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三个儿子。他的妻子桑娣帕以凶悍著称（有人问他为什么娶她，他说驯马人需要在最烈性的马身上练习）。他很多时间都花在室外，在雅典的公共场所同朋友谈话。他们欣赏他的智慧和风趣，却很少有人能欣赏他的外表。他身材矮小，大胡子、秃顶，走起路来步子奇怪地摇晃，他那张脸被熟人打过各种比方：螃蟹、猩猩或者怪物，他扁鼻子、大嘴，杂乱的眉毛下一双鼓出的肿泡眼。
但是他最奇特之处还在于行为习惯：他经常走到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雅典人跟前贸然发问，根本不管人家会觉得他怪异或者会发火，要他们用确切的词语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某些常识，或者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正如一位曾遭他突然袭击的将军所描述的：
毫无例外，任何人只要面对苏格拉底，而且开始谈话，不管他起初的话题离得多远，苏格拉底总是能在谈话过程中牵着他的鼻子走，直到最终把他套牢在一个话题之中：让他讲述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过去是如何度过的。一旦给套住了，那么苏格拉底在把他从各个角度彻底审问个遍之前是不会放他走的。
气候和城市布局也助长他这种习惯。雅典一年中有半年天气温暖，增加了在室外萍水相逢就随便交谈的机会。在北方，一般的活动都是在泥筑围墙之内，阴暗、烟雾弥漫的室内进行的，而在阿提卡得天独厚的蓝天之下不需要任何遮蔽。在熙熙攘攘的正午过后，忧思忡忡的夜晚尚未到来之前，午后的时光特别令人心旷神怡，此时悠然自得地在古希腊的集市上闲逛，在彩绘的或是饰有厄琉特里奥的浮雕宙斯像的拱顶之下，圆柱之间，同素不相识的过客闲聊，是很平常的事。
城市的规模也正适合居民宴饮交际。大约24万人居住在雅典城内及其港口。从位于城市一头的皮雷埃夫斯（一译比雷埃夫斯）步行到另一头埃基厄斯城门，1小时足够了。这里的居民互相之间的感觉就像是学校的同学，或是共同参加一场婚礼的客人。并不是疯子或是醉汉才在公共场合找陌生人交谈。
我们之所以对现状不予质疑，除了气候和城市规模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大众喜爱和正确混为一谈了。这位赤脚哲学家提出了无数问题，就是为了论定大众喜爱的是否恰巧是正确的。2．常识的统治
许多人都被他提出的问题搅得发狂。有的人奚落他，还有少数人恨不得杀了他。在公元前423年春季，狄俄尼索斯剧院首演的《云》一剧中，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为雅典人塑造了一名角色，就是他们中间的这位哲学家的漫画形象，他对一切常识都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不找出其逻辑之前决不接受。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时坐在一个由吊车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因为他自称他的头脑在高处能更好地思考。他终日沉醉于重要的思想之中，没有时间梳洗或做家务，因此衣衫总是散发着恶臭，家里脏得到处都是虫子，但是他至少能思考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它身体几倍的高度？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虽然阿里斯托芬没有就苏格拉底的问题的结果予以展开，观众看完戏以后一定能感觉到问题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阿里斯托芬所表达的是常见的对智者的批评：他们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去系统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那位喜剧作家与哲学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满足于通常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截然不同。在阿里斯托芬看来，正常的人满足于普通的常识：跳蚤由于身材小所以跳得远，蚊子哼哼声总是从某个地方出来的，而苏格拉底是个疯子，因为他悖乎常理，如饥似渴地追寻复杂的、不合常情的另一种答案。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一定是跳蚤问题——常识可能更值得深究。他同许多雅典人简短地交谈后，发现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有着普遍的看法，多数人视为当然，不容置疑，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漏洞百出。而人们谈到这种看法时自信的神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的期待相反，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那些人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什么。3．两场谈话
据柏拉图的《拉凯斯篇》记载，有一天下午，这位哲学家遇到了两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尼西亚斯和拉凯斯。他们都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斯巴达人作战，因而赢得雅典城里老人的敬重和青年的仰慕。后来，两位将军都战死疆场——拉凯斯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牺牲，尼西亚斯则于公元前413年死于不走运的远征西西里之役。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不过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同帕台农神殿上一组壁画中的两位马上骑士相似。这两位将军坚定地信仰一种被奉为常识的思想：为了证明一个人勇敢，必须参军，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杀死敌人。但是当苏格拉底在露天广场与他们邂逅时，忍不住要再问他们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拉凯斯，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勇敢，好吗？
拉凯斯：我说，苏格拉底，这太容易了！如果一个男人自愿与自己的队伍在一起，直面敌人而不逃跑，那他肯定就是勇敢的。
但是苏格拉底记得在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中，希腊军队在斯巴达执政官保萨尼阿斯带领下，先后退，然后才勇敢地打败了马多尼斯领导的波斯军队。
苏格拉底：据称，普拉蒂亚之役，斯巴达人遭遇（波斯人），不愿面对面作战，退了回去。波斯人在追击中打乱了队伍，然后斯巴达人再转回身去像骑兵那样战斗，从而打赢了那一战役。
拉凯斯不得不再思，然后又提出第二种常识的观点：勇敢是一种坚韧精神。但是苏格拉底指出，坚韧精神可以指向鲁莽的目的。为区别勇敢和胡来，还需要另外的因素。拉凯斯的同伴尼西亚斯在苏格拉底指引下，提出勇敢还应该包括知识，知道辨别善恶，而且不能总是只限于打仗。
于是，雅典人极为推崇的一种美德，其标准定义之严重不足就在一场短短的室外谈话中揭露出来了。这场谈话证明，原来的定义没有考虑到战场以外也可以有勇敢，也没有考虑到把知识与坚韧精神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许看来很小，但是其意义深远。如果在此之前，一位将军所受的教育是命令部队撤退就是懦夫行为，尽管撤退在当时是惟一明智的策略，那么重新定义勇敢之后，就使他的选择余地有所拓宽，并且有了应付批评意见的依据。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有一则苏格拉底同一个对一种常识观点极端坚信的人的谈话。美诺是一名专横跋扈的贵族，从他的故乡塞萨利亚到阿提卡来访问，他对金钱与美德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美诺的画像，不过我在雅典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一本希腊男人的杂志时，我想象他可能同画上那位在灯光照耀的游泳池中饮香槟酒的男人相似。
美诺自信十足地告诉苏格拉底，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苏格拉底问了他几个问题：
苏格拉底：所谓好东西，你是不是指健康、财富之类？
美诺：我的意思包括获得金银，以及城邦的显要职位。
苏格拉底：你心目中的好东西只是这些？
美诺：是的，我指的是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
苏格拉底：……你在“获得”一词前面要不要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你认为有没有区别？如果是不正当地获得的，你还称之为美德吗？
美诺：当然不啦！
苏格拉底：那么，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附加于“获得”（金银）之上……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金银，因此使人缺少金银财富，那么这匮乏本身就是美德。
美诺：看起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缺少这些东西更体现美德……
美诺：看来是逃不出你的结论了。
片刻间，已经向美诺证明了金钱、权势本身不是美德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富人可能值得仰慕，但这取决于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4．为什么别人可能不知道
话题可能会过时，但是其根本意义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
美诺和两位将军的观念不健全，因为他们没有先论证其逻辑性就全盘吸收了流行的规范。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来指出他们这种被动态度的不合理：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某些困难的活动从外表就看得出很困难；而有些同样困难的事物却看起来很容易。对如何生活有一个健全的观点属于第二类；制作陶器或制鞋属于第一类。
制陶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把泥土运到雅典，通常是从城南7英里处的科利亚斯角的一个大坑中取土。然后放在一个轮子上转，每分钟50至100转，转速与器皿的直径成反比（东西越小，转速越快）。然后进行擦拭、抹平、抛光和装手柄。
下一步是上一种与碳酸钾混合的优质黏土制成的黑釉。等釉干了以后立即放进开着风口的窑内加温到摄氏800度，烧得颜色变成深红，那是黏土硬化成为氧化铁（FeO）的结果。然后再全封闭加温到23950度，窑里再加一些湿的树叶以维持潮湿，这样，陶身变成灰黑色，而那层釉呈烧结晶的黑色（磁铁矿FeO）。过几个小时，再把风口34打开，把叶子耙出来，让温度降到900度。此时釉仍维持第二次火烧成的那种黑色，而陶身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深红色。
难怪很少有雅典人不假思索就去自己制作陶器。制陶业的艰难谁都可以充分看到。可惜，达到良好的伦理思想却不是如此，这属于另一类表面简单而内里十分复杂的活动。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5．如何独立思考？
这位哲学家不但帮助我们设想别人可能是错的，他还教给我们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很少有哲学家比苏格拉底对此的要求更低了：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在柏拉图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录中随处可见，由于其步骤一贯，很容易用说明书、手册类的语言表达而不走样，并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的其实为非。（6）不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加以歪曲，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致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盛气凌人的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作后盾力量（犹如普拉蒂亚战役和在腐化的社会中致富），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
而以理智和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致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四）
苏格拉底在70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3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沉默，甚至杀死他。
雅典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位于集市之南，那是一幢庞大的建筑，一头是陪审团员坐的长凳，另一头是公诉人和被告方的讲坛。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讲话，接着被告讲话。然后由200到2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或举手表决是非曲直。这种用计算赞成的人数来决定某种主张的是非的办法贯穿于雅典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个月中有两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约3万人，应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头集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城邦的重大问题。对于城邦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等同于真理。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500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军职或文职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释说，他已献身于哲学，因此即使陪审团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他也不可能放弃：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轮到那500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认为有罪。哲学家苦笑说：“我没想到比分那么接近。”不过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犹豫，没有惊慌；他坚持对一种哲学方案的信仰，虽然他的听众刚刚以56%的多数宣判其为荒谬。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不受世人喜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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