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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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主编萧祥剑第一章总论
生民之初，治教皆统于圣王，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中语）。小民受成而已，故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庄子》）。至孔子时，世衰道微久矣，周天子不能兼君师之职，而师道属于孔子。内明学说，外阐王道，固已师表万世。自是以来，君师分权，大儒辈出，相与扶世道人心于不敝焉。
秦汉以来，诸儒于籍去书焚、师异指殊之后，急于考订文字，辨析名物，未暇讲明义理也。训诂明而义理出，义理出而圣人之道明。天若故留此事，以待后贤，而为哲学界中，放一异彩者。至宋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极关辅，千里之内，名贤接踵，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曰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如沈疴之忽起，大寐之遽醒，可谓快哉。而集大成者，朱文公也。
宋之理学大儒，前乎文公者，有周濂溪敦实（道州营道县人，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英宗讳，改名字敦颐，学者称濂溪先生，谥元公）发明太极图。而箸通书有程明道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后徙河南，为河南人，学者称明道先生，谥曰纯公）、伊川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明道弟也，谥曰正公，世亦称明道为大程子、伊川为二程子，皆从周子学）上承师说，而下启来者。张横渠载（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备凤翔县横渠镇之南，谥曰明。弟戬，字天祺，亦知名）著《西铭》，邵康节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后徙为洛阳人，谥康节，子子文伯温能世其学）创《皇极经世》内外篇。之数子者，并能一扫宋以前墨守传注之陋习，另辟径路，卓然自立，而为格物穷理之魁杰。所谓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曰人欲、曰阴阳鬼神者，切磋之，分别之，亦几无余蕴矣，然犹未能尽也。
朱文公出，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延平李子（李侗，字愿中，剑浦人，世称延平先生，谥文靖），退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外内，先贤之精蕴，百家之异议，毫分缕析，如视诸掌。同时张宣公（名栻，字敬夫，学者称为南轩先生，溪州县竹人，忠献浚之子也）、吕成公（名祖谦，字伯恭，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为东莱先生，其先世莱州人，徙寿州。六世祖宰相夷简徙开封，祖好问随高宗南渡，仕至尚书右丞，卜居金华。自四世祖希哲从程颢游，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孙有中原文献之传）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不永其年，论述靡竟，惟朱子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邵张之书、道家之言、司马公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粲然中兴。学者习其谈，惟其义，则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匹夫匹妇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而实不外乎暗室屋漏之无愧！呜呼至矣。
上古时期，国家的治理和教化全部由圣君明王负责，因此圣王是人民的领导、人民的老师（出自《尚书·泰誓》）。普通百姓只是享受圣王治理的成果而已，因此说百姓没有必要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只需要顺从帝王定下的规则就行了（参见《庄子》一书）。到孔子生活的时期，世风衰败，道德沦丧，周朝的天子很长一段时期都不再能扮演领导和老师的角色，教书育人的任务落到孔子头上。夫子在内追求修身的道理，对外阐述圣王之道，已经成为历代值得学习的榜样典范。从此之后，君主和老师的角色就分开了，学问渊博的儒者大量涌现，都致力于扭转世道人心沦落的局面。
从秦、汉以来，各位儒者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和汉朝罢黜百家、人们的学习遵从不同学派、有着不同追求之后，他们急迫地想要考证和修订典籍，辨析事物的名称和实体，还来不及阐述其中的义理。能够把字义和词义搞清楚，道理自然就明晰了；道理明晰了，那么圣人之道就明白了。上天好像是故意把这件事留着不做，以等待后世的贤人，从而在哲学界中产生一位能有突出成就之人。到宋朝鼎盛时期，南起湖南，北到黄河、洛河一带，西到陕西中部地区，千里之内，著名的贤人接连出现，志趣相投的人彼此应和，如同兵符一样完全吻合。其中有研究极、诚、仁、道、忠、恕、性命、气质、天理、人欲、阴阳、鬼神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讲解圣人学问的关键问题。一千多年来，大家跟着错误的方向，没有人能深刻领会其学说旨意，到现在才忽然像是久治不愈的病一下子痊愈、睡了很久突然醒悟过来一样，真是大快人心。这其中有一位传统学术取得突出成就、吸纳百家之长的大家，就是朱文公。
宋朝理学界的大儒，在朱熹之前有濂溪先生周敦实（道州营道县人，字茂叔，原名周敦实，后来为了避宋英宗的名讳，改名为周敦颐，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谥号元公），研究创制了太极图。撰写儒学通书的有明道先生程颢（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的博野县，后来迁居河南，为河南人，学者称他为明道先生，谥号纯公）、伊川先生程颐（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他为伊川先生，他是明道先生的弟弟，谥号正公，世人也将明道先生称为大程子，伊川先生为二程子，他们都在周敦颐门下求学），他们继承了老师的学问，为后来人开辟了道路。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祖籍大梁人，后迁徙到凤翔县横渠镇南边，谥号明。他弟弟张戬，字天祺，也非常出名），创作了《西铭》。康节先生邵雍（字尧夫，他祖先是范阳人，后来迁到洛阳，谥号康节，他儿子邵伯温能够继承他的学说）创作了《皇极经世》内外篇。这些学者，都能够扫除宋朝以前拘泥于古人注解的陈规陋习，另找新的途径方法，并取得卓越的成就，自成一派，成为了穷究事物义理的杰出人物，跟那些研究极、诚、仁、道、忠、恕、性命、气质、天理、人欲、阴阳鬼神等学说的人，相互研讨勉励，分辨其中的不同，也基本上都将其中的道理呈现出来，然而仍然没有能够达到顶峰。
朱熹出现后，强于记忆，见识广博，目光高远，受学于延平先生李侗（李侗，字愿中，剑浦人，世人称他为延平先生，谥号文靖），谦卑之貌好像难以承受，于是收敛其外在光华，追求其内在实质，从广博归于简约。等到长期积累之后思想越发浑厚，阅历逐渐丰富，践行圣贤之道也更加娴熟，无论精细还是概略、无论是内修还是外治都能融会贯通，先贤的思想精髓，诸子百家的不同观点，都能够细致详尽地剖析，好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晰。同时期，还有张宣公（名张栻，字敬夫，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溪州县竹人，张忠献的儿子）、吕成公（名吕祖谦，字伯恭，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祖籍在莱州，后迁入寿州，他六代前的祖先吕夷简曾官至宰相，迁居到北宋首都开封，曾祖父吕好问追随宋高宗南渡黄河，官至尚书右丞，择地居住在浙江金华，他的四世祖吕希哲与程颢交游，以儒行闻名于世，因此他家中子孙有中原文献古籍相传）志趣相同，致力于研究先圣之道，但两人年岁有限，相关著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只有朱熹一人巍然存于世间。中年又遭受“庆元学禁”的迫害，让他对理学的追求更加坚定，从《易经》、《诗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开始推演铺陈，延伸到《仪礼》、《周礼》、《礼记》及《孝经》，乃至屈原、韩愈的文章，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的著作，道家的言论，司马迁的《史记》，前代贤人的言语行为，都分别进行了论述分析。然后先世帝王治理国家的做法、圣贤教化百姓的学说，由此开始辉煌灿烂，由衰转盛。学者研习他的言论、尊崇他的义理，由是知道天地人三才的根本是相同的，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核心是一致的。他的思想深邃到能够探求无极太极的奥妙，但是又不脱离普通百姓的认知水平；理论宏大到参究天地之间的万物规律，但又不外乎在暗室和隐秘处也不会有羞愧之心！真是达到极致啊！第二章家学与师门
朱子，名熹，字仲晦，又字元晦。晚居建阳之考亭，学者称考亭先生，谥曰文（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又名五二），婺源松岩里人也。父松（字乔年）擢进士第，入官尚书郎，以不附秦桧和议去官，学者称为韦齐先生（松性卞急，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居曰韦齐，以自警焉），为建州政和县尉，遂寓建之崇安五夫里。而文公则生于南剑尤溪之寓舍云。
文公幼即颖异。生四岁，父指天示之曰：“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齐异之。人必心有所疑，而后勉力乎学问，文公少即怀疑如此。五岁入小学，八岁读《孝经》，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初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贤可必至。韦齐在日，即受学于家庭。夫韦齐亦非常人也。伊洛之学，源于二程子，传之者杨文靖公，时世所称龟山先生者也（文靖，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罗豫章（名字彦仲、仲素，南剑州人，学者称为豫章先生，谥文质）、李延平又从龟山学，而得其传。韦齐师事二人，而尤服膺龟山，痛自刻厉，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文公得名父之熏陶，其根器固已与人不同。绍兴（宋高宗年号）十三年癸亥春，韦齐疾革。时文公止十四岁，学业未成。韦齐弥留之际，所最恋恋而不能恝然者也。手自为书，属遗孤于刘屏山（名子翚，字彦冲，少传子羽之弟）、刘草堂（名勉之，字致中，白水人，学者称为草堂先生）、胡原仲（名宪，籍溪人）三先生之门，顾谓文公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
韦齐临殁，又以家事属屏山之兄子羽，子羽为筑室于其里第之傍，文公奉母夫人迁而居焉。乃遵遗训，承学于三君子之门。三君子抚教如子侄，草堂因以其女妻之。尝与屏山讲学武夷山，去家颇远，屏山于中途建歇马庄，以为休止之所。屏山身后，始以其田归之屏山之子。二刘早亡，亲炙甚少，独事籍溪胡公为最久。【批评】
史言朱子幼即颖异，观其所为，诚哉其颖异也。然小时了了，大未必慧。盖天分如种子，种子虽美，又恃人之培植，未必种子好，就得佳果。
观韦齐之自待，甚不薄矣，教其子者，自不宜薄。临殁之日，不以家贫子幼为念，惟为择贤师友而托之，可谓知本矣。以此教子，君子知其后必大。二刘籍溪，受韦齐之托，便慨然引为己任，视故人子，无异子侄。子羽且为筑室里第之傍，以便护视，热肠古道，令人可歌可泣。韦齐可谓识人矣。
元晦之字，出于屏山，其词曰：“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友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称其友曰，有若无，实若虚，不斥厥名，而传于书。虽百世之远也，揣其气象，知颜子如愚，迹参并游，英驱岂无他人，夫谁敢居。自诸子言志，回无欲无伐，一宣于声，终身勿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从事于斯，惟参也无惭，贯道惟一，省身则三。夹辅孔门，翱翔两骖，学的欲正，吾知斯之为指南。”期以颜曾，而不及其他，屏山可谓善颂。
先是韦齐尝过建阳，至考亭，爱之，书日记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光宗绍熙二年，公自漳州归，迁居考亭，以成韦齐之志。孝子之用心，无微不至如此。
朱子，名熹，字仲晦，也字元晦。晚年居住在建阳一个叫考亭的地方，因此学者也称他为考亭先生，谥号为文（他小名叫做沈郎，小字季延，又叫做五二），祖籍在婺源县松岩里。他父亲是朱松（字乔年）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担任尚书郎一职，因为没有附和秦桧与金朝议和的主张被罢免官职，学者称他为韦齐先生（朱松性情急躁，因此借鉴古人佩戴熟皮用来自戒急躁，把他的居室命名为韦齐，从而自我警醒）。因为他担任建州政和县的县尉，于是在福建崇安的五夫里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朱熹就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的住所里。
朱熹年幼的时候就聪明异常。四岁的时候，他父亲指着天上对他说：“这是天。”他问道：“在天的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呢？”朱松惊讶不已。人必然是心中先存有疑惑好奇，然后才能尽力学习知识释疑解惑，朱熹年幼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好奇之心。五岁的时候进学，八岁的时候就学习《孝经》，在书上做笔记说：“若不如此做，便不成人。”他曾和一群小孩儿在沙堆上玩耍，唯独他端坐着，用手指在沙上画，一看，他画的竟然是八卦图。他才开始学习《孟子》的时候，读到“圣人和我们是同一类人”这句话，就十分高兴，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到圣贤那样。朱松还活着的时候，朱熹就在家里学习。朱松也不是一般人。伊洛理学，是由程颢和程颐创建的，这一学派的传承人是杨文靖公，就是人们传说的龟山先生（杨文靖，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罗豫章（字彦仲、仲素，南剑州人，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谥号文质）和李延平又跟随龟山先生学习，从而得到真传。朱松拜两人为师，而且特别佩服龟山先生的学识，对自己要求苛刻严厉，去除表面上的虚浮，追求本源实质，每天读诵《大学》、《中庸》这类书，把功夫下在获取知识、使自己心志真诚上面。朱熹受到这样学识著名的父亲的濡染影响，他的品行器量自然就与常人不一样。绍兴（宋高宗的年号）十三年癸亥年的春天，朱松病重。当时朱熹才十四岁，学业还没有完成。朱松在病危将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件事。于是他亲自写信，将朱熹托付给刘屏山（名子翚，字彦冲，刘少传、刘子羽的弟弟）、刘草堂（名勉之，字致中，白水人，学者称为草堂先生）、胡原仲（名宪，籍溪人）三位老师的门下，看着朱熹说：“这三个人，是我的好友，学问非常深邃，我对他们很敬重，我死了以后你就去把他们当做父亲一般侍奉，他们教导什么都要听从。”
朱松临近去世的时候，又把家中的事务交付给刘屏山的哥哥刘子羽，刘子羽在他家旁边为朱熹母子建了一间房子，朱熹侍奉着母亲迁居到这里，然后按照父亲的临终嘱咐，在这三位老师的门下接受教育。三位老师抚育教导朱熹如同对待自己的子侄一般，刘草堂还将他的女儿嫁给朱熹。朱熹曾经跟刘屏山到武夷山讲学，离家距离很远，刘屏山就在路途中间建造了一个歇马庄，用作讲学来回中途休息的场所。刘屏山死后，朱熹把他的田地给了刘屏山的儿子。刘草堂和刘屏山去世都比较早，朱熹受他们教导很少，唯独跟随绩溪胡原仲的时间最长。【评论】
史书上说朱熹年幼时就聪明异于常人，看他的所做所为，确实是非常聪明过人。然而人少年时聪明，长大了未必就有才智。人的天分就像种子一样，种子虽然好但也要依靠人的栽培，不一定好的种子就会结出好的果实。
看朱松自己研究学问，自我要求极为严格，他教导他的儿子，自然不会放松要求。临死的时候，他不忧虑以后家中贫困、孩子尚且年幼，唯独将选择贤师良友这件事托付于人，可以说是抓住根本了。用这样的言行教导孩子，君子知道他的后代必然会有很大作为。刘屏山、刘草堂、胡原仲三人，受到朱松所托，慷慨地把所托之事当做自己的责任，对待故人的儿子，无异于对待自己的子侄。刘子羽甚至还在朱家附近为其母子建房居住，以方便照顾，这种待人厚道真诚的态度，让人感动流涕，朱松可算是有识人之明啊。
朱熹的字“元晦”，是出自刘屏山之手，取字时他做的词是：“成年加冠就取字，是遵循古代礼制。朱家后人朱熹，年幼就聪颖过人，和道德高尚的人交往。现在请求给他赐字，赐字叫元晦。这个字的含义是，树木的能量在根部，人的能量在修身，内心精神智慧将充实丰富。以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学问就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却像一无所知一样，不排斥别人的意见看法，然后青史留名。虽然间隔的时代久远，揣摩圣贤们的气概，就知道颜渊好像很愚钝的样子，与曾参一起游学，孔子弟子中才能出类拔萃的人怎么会没有，但谁又敢列于颜渊之前呢。自从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颜渊说自己没有过多的欲望、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之后，一说出这句话就能做到终身践行，从来没有逾越他的诺言，虽然居住的巷子昏暗简陋，但他的人格魅力却闪耀出耀眼的光芒。贯彻圣人之道在于专一，曾参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他们继承和传播孔子的学说，如同车前两侧的骏马一样驰骋。学问想要步入正道，我知道这些人可以作为努力的方向。”刘屏山期望朱熹成为颜回、曾子这样的人而不提其他圣贤之人，真是善于祝愿啊。
最初，朱松曾经经过建阳，到了考亭这个地方，非常喜欢，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考亭山清水秀，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一处居住。宋光宗绍熙二年，朱熹从漳州回老家后，就迁居到考亭，从而完成朱松的遗愿。作为一个孝子，朱熹孝敬父母的心思竟细心周到到这种程度啊。第三章出试同安
宋世取士，亦行科举之法。文公以绍兴十七年，举建州乡贡。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榜进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剌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诠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学人常不胜吏事，文公则不然。在同安时，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轩，以令甲所当为者大书楣间。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出入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饬，谕意吏士，士皆感奋为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为射圃，属其徒日射其间。其后盗虽溃去，而圃因不废，间往射如初。观此，则文公亦不忽武备。
宋时，主簿兼学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王宾操履坚确，请赴学，待以宾客之礼，俾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余人，行峻不苟，遂请为学识。又以为治而防以法制，而义理不足以悦其心，则亦无以使之知所趋而兴于行，乃增修讲问之法，使职事诸生，相与渐摩，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学者翕然从之。
为同安诸生劝学文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爱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阴也。今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各已散去，岂爱日之意哉？”宋时，县学多有藏书，以便学者借阅，即今图书馆之权舆矣。然往往虚行故事，敝刓残脱，官不知理。文公尝奉檄至帅府，愿橅（同摹，谓就版摹印也）府中所有书以归，俾学者得肄习焉。帅即日属官工橅以予，归建经史阁以藏之。盖宋时州郡，皆有书版，即便流通，校雠精审，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满，代者不至，申建宁府状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缺。”遂弃官归，以奉亲讲学为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批评】
科举以言取人，难得真才，前人论之详矣，今已废而不用。学校考试，虽以平日积分为主，而亦不能不弃文不论。盖文之所尚，惟在器识，搬演科学，即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心声，衡文巨眼，以此观人，百不失一，观蔡兹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以朱子之故，其书留传至今。《粤雅堂丛书》中有刻本，亦犹宝佑四年登科录之以文文山见重也。
学人不喜治事，身临民社，往往弹琴赋诗以鸣高，搜奇躭异以为乐。誉之者且以为真名士，且以为非俗吏。吏以治民为务，既不治事，不知国家要此官何用。
学非仅空言，必验之事而后见。既厌实事，则彼所孜孜矻矻，自以为学者，皆无用之学，程子所云玩物丧志而已。
学校但讲形式，则学者亦以形式应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而后能收作人之效也。
宋代选拔官员，也是实行分科取士的办法。绍兴十七年，朱熹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考官蔡兹对别人说：“我评卷时取中一名后生，三篇策论都是要为朝廷谋划大事，以后必然会成为不同寻常之人。”第二年春天，中了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诏书授予他同进士出身（不是进士但是按进士出身对待）。绍兴二十一年春天，朱熹再次参加选拔考试，获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掌管文书的佐吏。
读书人多数不能胜任政事，但是朱熹则不这样。在同安县任职时，他在岗位工作上非常勤勉，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完成，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即使劳心费神也不退缩。朱熹办公的地方有一间休息的房间，他将其改名称作高士轩，把法令要求做的事用大字写在门楣上面。每次征收税赋，都要提前进行公示，收支的账本每天进行核对签字，避免差役从中做手脚。
同安县有贼寇之患，他负责带人巡守城中的西北角，深入所管辖队伍，勉励慰问将士，整顿军机，士兵们都深受感动，乐为所用。他在城角找了一个地方，辟建了一小块地作为射箭场所，朱熹带着他的属下每天在其中练习射箭。在此之后盗贼虽然散去，但射箭场所却没有被废除，还是像往常一样操练士兵。根据这件事，可以知道朱熹也不忽视武备。
宋朝的时候，主簿还兼任主管教育。朱熹在同安时，选拔城邑中有才华的百姓做学生弟子。同安县的进士徐应中评论事物真诚公正，王宾操守品行坚定，朱熹就邀请他们入学，用对待宾客的礼仪对待他们，使这些学生能够有楷模标准可以学习。还有一位柯君翰，在家中讲解传授经教，经常有一百多人求学，他品行高尚，毫不马虎，于是朱熹请他过来担任老师。朱熹又觉得靠规矩制度管束他们，如果所学的义理不能够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么也没办法让他们知道学习的方向和自觉应用于日常行为，于是增加了修习讲问的教学方法，让这些学生相互探讨切磋，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学习的人纷纷来跟他求学。
朱熹又劝导同安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说：“学习知识就像追赶不上那样，追赶上了又像会担心失去一样，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君子勤奋学习不知疲倦、珍惜利用点滴的光阴的原因。现在听说你们早晨起来上学，还没有到中午就都各自离开了，这哪里是珍惜光阴的做法呢？”宋朝时，县里的学馆多数都有藏书，从而方便学习的人借阅，即是现在所谓的图书馆的萌芽。然而学馆往往没有按照规定落实，书籍磨损残缺脱页了，官吏也不知道整理修缮。朱熹曾经带着公文到帅府，请求复印（橅，同摹，刻版进行复印）帅府中所藏有的书籍并拿回去，使学生能够有书学习。帅官当天就让下属将印刷的模板交给了朱熹，他回去后建设了经史阁用来收藏这些书籍模板。因为宋朝时候的州郡都有各自的印刷书版，方便在民间流通，文本校勘核对也比较精确，还能够修正民间书坊刻印书籍的谬误，这个主意非常好。
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期满，继任者没有来。他向建宁府提出请示说：“我在同安县任职已经四年，应当辞去官职回家。我因为母亲年迈生活困难，不能够等待递补官职。”于是放弃官职回家，把侍奉亲长，讲授学问视为第一要务。他离开后，同安的士子思念他的教导，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学宫为朱熹立祠。【评论】
科举靠文章选拔人才，难以获得真正的人才，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科举已经废止不再实行。学校的考试，虽然以平时学习的积分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但也不能不完全放弃考察文章。因为文章所尊崇的是一个人的气度格局，演算科学算式即便能够及格，又从哪里能知道这个人的志向呢？只有文章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依靠锐利的鉴别能力来品评文章，借此观察一个人，一百次中无一次失误，从蔡兹录取朱熹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绍兴十八年科举的登科榜因为朱熹的缘故，榜文到现在还留存着，《粤雅堂丛书》存有翻刻的版本，这跟宝佑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状元及第而被重视的性质是一样的。
学者不喜欢具体的政务，虽然在基层政府供职，但往往通过弹琴赋诗来自命清高，以搜索传说奇异的东西作乐，赞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士，而且觉得他们不是落入俗套的小吏。然而官吏的职责就是治理百姓，既然不理政务，不知道国家选拔任用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处。
学习不仅仅是空谈大论，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检验才能见证所学。既然都厌恶具体事务，那么他们勤勉不倦地学习，自认为是已经学到了知识，实际上都是没用的学问，这就是程颢所说的玩物丧志的表现。
学校只是讲授知识的表象，而学习的人也只是用表面的东西来应对，这种靠形式来传授知识的方法真的能够造就人才吗？前提是必须像朱熹所说的“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收到培养人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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