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吉恩·贝尔-维亚达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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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马尔克斯访谈录中文版重磅面世，《百年孤独》标配读物，精选十一篇重要访谈，其中多篇访谈首度译成中文。)试读：

中译者序

一

已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颇具传奇色彩的小说家。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获得一幅其经历和思想的地图，阅读相关传记资料是合适的途径。这个方面除了通常的评传、自传，还包括作家参与的各种访谈，亦即收录在本书（《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中的对话和交谈，它们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传记写作方面，巴尔加斯·略萨的《弑神者的故事》、达索·萨尔迪瓦尔的《回归本源》等，围绕《百年孤独》的神话做了颇为有效的挖掘，而马尔克斯晚年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将已经发掘过多次的考古现场又细细地爬梳了一遍，他的童年，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他的冰块，他的妓院，他的卡夫卡和福克纳……这些最初是在访谈中披露的内容，被传记和评论文章所吸收，而且被反复征用，构成固定的标配。某些耳熟能详的桥段，诸如初读卡夫卡《变形记》时惊呼“我操！居然可以这么写……”，无疑是适合传播的诸多轶事之一，不流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尔克斯在这个方面的本事似乎无人能及，他以合乎自身气质的方式处理轶事，使之兼有古老的口传文学和后现代邪典的特点。

马尔克斯的自传性陈述首先是在其访谈中确立的。在《百年孤独》持续走红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接受了一系列采访，描画出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轮廓。如果我们把他的创作视为一种深刻的自我表达，那么他的访谈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挖掘自我了。这是作家和采访人合作构建的一种表达，有着口头交流的种种好处和局限。访谈不同于创作，它纯然是解释性的，但对马尔克斯来说，它也是叙述性的。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倾向，索尔·贝娄的访谈总是在谈抽象观念，马尔克斯的访谈总是在讲趣闻轶事。切莫以为后者是一种智性不足的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显示了作家和采访人是如何合作构建一种陈述的。《弑神者的故事》前半部分即有关传主生平部分，也是这种合作的一个案例，巴尔加斯·略萨基本上是在马尔克斯框定的形式中讲述后者的生平故事。不是限定讲述内容，而是在同化的基础上制定讲述的趣味和视角。这方面传记作者和大部分读者、评论家一样，难以避免《百年孤独》综合征的影响，这自然是由于马尔克斯的气场过于强大之故，接近他而不受其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沾染他的语气、他的眼光、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沾染他的遗忘和谎言。我们从访谈集里看到，采访人会带上一盒松露巧克力去见作家，好像这是让马孔多神父腾空而起的巧克力；或是以神话化的目光打量作家的妻子，像是在探究俏姑娘雷梅苔丝升天时的模样；采访结束后还不忘记观察马尔克斯两个儿子的臀部，看看裤子后面是否长着猪尾巴；这些都是《百年孤独》综合征的表现。让全社会都沉浸在其创作的精神气氛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才办得到吧。马尔克斯无疑是达到此种境界的少数作家之一。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美洲身份，激起全社会的兴趣和热情。我们看到，作家的精神能量和艺术个性在访谈中也有突出表现。

虽然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被传记写作消化吸收了，而且和作家其他的访谈作品（《番石榴飘香》等）有交叉重叠之处，但仍有出版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这是有关马尔克斯访谈的较为系统的汇编，埃内斯托·贝梅霍、丽塔·吉伯特、《花花公子》《宣言》等重要访谈都收录在内了，采访内容延伸至《迷宫中的将军》《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等中晚期创作，而流行的评传及作家的自传都未涉及晚期创作，从这一点讲它也是不可取代的。

其次，访谈也记录了马尔克斯的即兴创作，可供研究保存。例如，他对记者透露《族长的秋天》的情节，而关于“彩票儿童”的插曲和后来出版的小说不完全相符，这里所讲的就变成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讲述好像更感人些。再如，他重述了早年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题为《遗失的信件的墓地》，既像虚构也像纪实，表达了他对体裁分类的看法，别处很难读到这篇东西。关键在于此处蕴含着马尔克斯的一个较为极端的想法，即他认为用口头讲述代替书面写作是一种更好的文学选择。这种说法未必需要认真对待，但从他口述的小说《淹死在灯光中的孩子们》（收入《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

二

三

再次，对话所提供的材料未必都已被传记写作吸收，有些细节还是要从访谈中去了解的。例如，马尔克斯推崇的“完美结构”的典范，人们通常只知道是《俄狄浦斯王》，不知道还有英国作家威廉·雅各布斯的《猴爪》。再如，马尔克斯说他不知道妻子的年龄，虽说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每次填写入境申报单，在妻子年龄这一栏都空着让她自己去写，他们俩遵守着这种有点古怪的默契。另外，巴尔加斯·略萨和萨尔迪瓦尔的评传都未提到“剽窃”事件，即有人举报《百年孤独》剽窃了巴尔扎克的《绝对之探求》，作家本人对此做了一番辩解。细节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文学、电影、音乐、政治、婚姻、教育、童年等，不同的话题自由切换，思维和情绪的火花四溅，读起来是过瘾的。作家声称，这个世界上他最感兴趣是“滚石乐队、古巴革命和四位友人”。他说：“如果让作家选择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那他是会选择地狱的……那儿有更多的文学素材。”谈到乱伦作为精神分析的主题，他说：“我感兴趣的是姑妈和侄儿应该上床，而不是这件事情的精神分析的根源。”呵呵，多么马尔克斯的表述！

集家长的尊严、摇滚明星的气场和求道者的精神于一身，作家在访谈中找到了极佳的角色感，畅所欲言而不妨自相矛盾了。他是拉美文学的代言人。问世于1975年的《族长的秋天》，堪称巅峰之作，迄今难以超越。可以说，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文坛，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最受瞩目的。二

马尔克斯研究中有几个核心论题，诸如《百年孤独》的创作历程、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加勒比文化和神话化写作的关系、新闻和文学的关系等，涉及创作意识、创作特性、写实和虚构等文艺学议题，格外引起关注，也是早期访谈的主要内容。其中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花花公子》的导语给魔幻现实主义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将幻想和现实融合为一个独特‘新天地’的讲故事形式。”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在阿斯图里亚斯、胡安·鲁尔福等前辈作家手中已臻成熟，何以在马尔克斯这里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通常的解释是《百年孤独》的《圣经》风格和史诗叙述具有非同凡响的感染力。混淆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并使两者得以融合的手法，是其中的关键，无疑有着某种爆炸性能量。萨曼·鲁西迪、托妮·莫里森、伊莎贝尔·阿连德、莫言等人的创作都受惠于《百年孤独》，其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据尹承东1984年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各种文字的《百年孤独》版本有一百种左右，研究专著不下四百种。现在当然是远不止这个数字了。研究的角度五花八门，观点和诠释却时见重复（而且高度依赖访谈提供的线索），由于马尔克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有时承认有时否认，研究中也出现了“挺魔派”和“倒魔派”，对这个标签是否恰当进行争论。

马尔克斯本人的认同，首先可见于贝梅霍的访谈中，作家提出了“准现实”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人的预兆、疗法、迷信是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应该与其他的组成成分等量齐观，这与巴西电影导演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等人的观念和实践是契合的，和卡彭铁尔的“神奇的现实”的概念也如出一辙。《花花公子》记者问道，拉美世界到底是哪一点促使作家以这种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异混合来进行创作的？马尔克斯从民俗学的角度作答，用加勒比地区混合文化的开放性为其创作辩护，不仅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且认为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为什么说是“政治成熟”？提倡神话化的诗学观而不感到自卑了，简单地讲就是如此。从前觉得神话化写作是对现实的逃避，现在不这样看问题了。观念的转变对《百年孤独》的创作是很重要的。作家把创作承诺从现实扩大到“准现实”而毫无违和感，于是汤锅会自己从桌上移动并掉下来，神父喝了巧克力汁会腾空而起，死者的鲜血会像长了眼睛一样曲曲折折地流向母亲的厨房，这种让人惊异的写法像是一种公开的冲撞和冒险，竟使得现代主义实验也像纸糊的帽子一样显得孱弱了。魔幻现实主义从此风行起来，其实是20世纪后半期唯一成规模的跨国文学流派。

然而，作家并不总是赞成以这个标签来解释他的创作。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契合于某种地理和历史的现实。”他希望读者和批评家更多地看到他作品中“那种纪实的、历史的、地理的根基”。也就是说，在其神话化写作的重负之下，看到一个从事“驱魔”的意识形态分析师。

这种表述是并不矛盾的。只有当我们把作家的言论割裂开来并且各执一词时，才会出现“挺魔”和“倒魔”的无谓争论。可以说，在阿根廷作家努力写得像欧洲作家那样时尚的时候，马尔克斯对种族无意识的表达投以关注。他以自身的方式思考拉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正如批评家指出，在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莱萨马·利马的《天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换皮》、卡夫列拉·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所主宰的拉美文学实验室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读起来最不费力，从语言到结构可以说是最少实验性的小说，而其构思和变形的手法却是如此不同凡响。那种表现模式的显而易见的“天真”和犀利的观察构成一种张力；其“为所欲为”的叙述所包含的拉美文化身份认同，是先锋派文学进入民族和大众潜意识的一个范例。

有趣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对马尔克斯所提供的表现模式似乎并不存疑，以为拉美就是小说中写的那样神神道道，牛头马面，是盛产“金葫芦”和“白鳄鱼”的“神奇的现实”，倒是本土记者提出质疑，认为作家的系列报道《拉西埃尔佩的小侯爵夫人》涉及的是“看上去完全不真实的国度里的一个地区”，对此作家回答道：……我当然没有见过“金葫芦”或“白鳄鱼”或诸如此类的

东西了。但那是活在大众意识中的一种现实。……这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百年孤独》的方法。

魔术师坦然亮出他的底牌。其实并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换一种写法来写呢？可以找到一种既非写实主义也非实验主义的“综合事物的方式”，以一种看似天真的调子讲述怪诞事物，包括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事物。这其实是卡夫卡的方法。这是卡夫卡和加勒比民俗意识的一种结合。走到这一步花了作家二十年时间。魔幻现实主义是个恰当的标签。在作家“综合事物的方式”中，真实与虚幻得以共存。也许问题只有一个，作家是否有权利用欢快、嬉戏、夸张的调子来叙述拉美人的悲剧？正如记者对马尔克斯说：“你在罢工和屠杀的场景叙述中保持着某种轻快的调子……”

这是关乎意识形态的诗学问题。作家根据加勒比文化属性给出肯定的回答，认为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反对一本正经的严肃。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阐释。作家所说的“历史和地理的根基”其实是限于加勒比地区，这在访谈中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从《枯枝败叶》《百年孤独》到《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作家倾向于用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来阐释哥伦比亚或拉丁美洲，将加勒比地区和哥伦比亚内地尤其是波哥大地区对立起来。这种限定在创作上也许是必要的，就社会现实及文化的反映而言，不能不说也是有所简化的。扩大的现实概念是否一定意味着是扩大对现实的表现，这似乎也值得斟酌。作家本人的看法比较审慎：“《百年孤独》不是拉丁美洲的历史，而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隐喻。”

萨尔迪瓦尔的评传（以及相当一部分专业学位论文），其立论的线索是来自波哥大《宣言》杂志1977年的访谈，即所谓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如何理解这个理念，如何看待相关的自传性陈述，值得再思考。这恐怕需要一段观察问题的距离，而不能只是基于同化的趣味和视角。三

在本书收入的访谈中，最尖锐的当属《宣言》杂志的访谈，来自作家感到不太亲切的波哥大知识圈。它不像威廉·肯尼迪的文章（《巴塞罗那的黄色电车》），是用马尔克斯的思维方式写马尔克斯，它是以常规的社会学意识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来看问题。它指出：总的说来，在你的作品中通常有着像是充满每一部作品的面

目清晰的人物，可在那些作品中，老百姓显得稀淡，充满着作品，

却是处在次要的层面上，像是附加物。

这一点在《枯枝败叶》中尤其明显。马尔克斯的作品写到家族，写的不是平民百姓之家；从布局上看，也有一个明显的内外价值区分，人民群众如果不是被视为庸众，至少也都不处在前景位置。从存在主义的思想脉络看，这不算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但鉴于作家一贯高调的左翼立场，《宣言》杂志的这个问题就提得很尖锐了。

作家回答说：是的，民众会需要他们的作家，会需要把他们的人物创作出

来的作家。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我的观点始终是小资产阶

级的观点。这就是我的层次、我的视角，即便我的关于团结的态

度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但我并不了解那种观点。我根据我自己的

观点写作，从我碰巧所在的那个视域写作。关于民众，我知道的

不比我说的和我写的多。我知道的可能是要多一些的，但这纯粹

是理论上的了解。这个观点是绝对真诚的。我决不试图强求什么。

我说过一句话，连我爸爸都为之烦恼，他觉得那是一种贬低。“说到底，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的儿子。”

我爸爸认为是很贬损的东西，对我来说相比之下简直就像是那个

社会中的精英了。因为那位报务员自以为是小镇上的首席知识分

子呢。他们通常是些不及格的学生，是那些辍了学、最后干了那

种工作的家伙。阿拉卡塔卡是一个满是劳工的小镇。

这段话包含着一些总结性的观点，却鲜少被引用，大概是被当作尖刻的牢骚而未受到足够重视吧。马尔克斯说他自己是小资产阶级，这自然是正确的。从身份属性和思想趣味来讲是这样。在将该词污名化的特定政治语境中，这个常规的社会学标签总显得有损名誉，用在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是恰当的。不排除有为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代言的文学，也不排除有巨富或赤贫的作家，但毕竟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占据主流。这一点本来是用不着强调的。说作家其实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只是向来很重视其左翼社会主义立场的马尔克斯，在此一反常态，大谈其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属性，多少会有些让人吃惊。

让人吃惊的还有后半段的尖刻嘲讽。对报务员父亲的嘲讽是够刻薄的，归根结底是对他自己的出身表示不满。这一点他也像是在复制福克纳，贬低父亲，颂扬祖父。像福克纳一样，对自己那块倾注了诗意和想象的飞地也加以奚落，斥之为乡巴佬的聚集地。约克纳帕塔法或马孔多，终究是被上帝和命运遗弃的地方。《百年孤独》的结尾判决马孔多不会有在地球上再次存在的机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末世论的裁决，基督教神学的成分少，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浓。

作家的思想与其说是左翼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存在主义。他以鄙弃的口吻谈论马孔多的原型、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时，他就是一个仿效巴黎风格的才子，抑郁疏离，简慢不逊，这是他身上很真实的东西，也是他构建马孔多的一种材料。他是不会因为贫穷落后而自恋的，更不会因为国族主义或乡土情结的教育而进行自我的精神阉割。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作家，对小资产阶级的沉沦有深刻体验。《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蒙铁尔寡妇》等篇所表达的沉沦乡土的愁苦和绝望，在他创作中其实是一以贯之。这种创作对“阶级性”问题并不敏感，对主体性的境况则关注有加，其思想的基调是属于存在论的范畴。那么到底什么叫“回归本源”？换言之，是否应该有限度地看待“寻根”“大地和神话的创作方法”等诠释之于马尔克斯的意义？当作家声称其“精神特质是意识形态特质”时，该如何看待其思想的性质而不至于太过片面？

这方面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美国《综艺》杂志的安德鲁·帕克斯曼，将《百年孤独》定义为“通过个体的哥伦比亚人的生活探索拉丁美洲的社会历史”，他强调的是国族寓言中的个体。米兰·昆德拉则认为，“《百年孤独》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整列个体”，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把未来对自己的遗忘带在身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彼此相似”，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断裂或变质。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察和强调，纯属正常。但是认为这些“片面”可以（像立体主义那样）综合协调，也就是说，认为帕克斯曼的观点和昆德拉的观点可以兼容，从逻辑上讲就有些可疑了。而在马尔克斯这一代拉美作家的创作中，文化多元主义的兼容或暧昧的综合几乎就是一种常态。昆德拉在《相遇》一书中提出疑问，《百年孤独》既然不属于“欧洲个人主义的时代”，那是属于什么时代？“是回溯到美洲印第安人的过去的时代吗”？“或是未来的时代，人类的个体混同在密麻如蚁的人群中”？

大体而言，这些问号也适用于其他拉美先锋小说。不妨问一下博尔赫斯，他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角、残月和血案是属于什么时代？不妨问一下胡安·鲁尔福，他的科马拉村的无时间的时间，问一下卡彭铁尔，他的“溯源之旅”的花园和宅邸，问一下科塔萨尔，他的“被占领的宅子”的幽闭恐怖症，这些都是属于什么时代？

西语美洲和其宗主国西班牙一样，并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时代。所谓的“现代性启蒙”也总是滞后、隔离、不充分的，正如马尔克斯对记者所说：“在我们仍然设法进入20世纪时，你怎么会相信我们是能够考虑21世纪的呢？”话虽然说得愤激，但那种启蒙的观察意识是冷静清醒的。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认识并未阻碍他们在艺术上融入欧美现代主义。这一点很重要。对《百年孤独》来说，南美外省的乡村场景和巴黎的象征主义诗学非但可以兼容，甚至必须兼容。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一种绝不能说是折中的拉美世界观：非存在的存在，无时间的时间。阐明这些命题不是本文能做到的，只需指出这种非笛卡尔式的思维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就可以了。

正如记者所言，“魔幻现实主义与其说是超现实的东西，不如说是一双更锐利的眼睛看到的日常世界”。是的，它体现了一种很强的观察意识和综合事物的企图。“超现实”的视觉呈现不能说是一种虚幻，它植根于历史的观念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诉求。它把文化滞后的尴尬转化为一种惊人的时空观和叙述游戏。《百年孤独》的激进的世俗观点是有其背景和针对性的。作家在访谈中指出，哥伦比亚没有打赢联邦战争，因此它在公证结婚离婚、教会和国家分离、世俗教育等方面落后于委内瑞拉等国家。他说：“我成长的那个环境是非常压抑的。”他说他的儿子在读《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觉得像是在读科幻小说，因为新娘子不是处女就要杀人问罪，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很遥远的世代了。尽管马尔克斯的创作（如评论家所言）拉开了全球化序幕，他的前半生却是在物质匮乏、狭隘保守的环境中度过的。其作品中恍惚如梦、宿命无力的感觉表明，作家从未和他的来源分离；他的左翼波西米亚的立场，也应该从这份乡愁中得到理解。

引言

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埋头在读她的那份《爱尔兰时报》。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吧。午后三点钟左右，波士顿的主要地铁干线“红线”上乘客寥寥。从我的角度能够瞥见《爱尔兰时报》读者随意欣赏的那篇多栏文章的标题是《马尔克斯访谈》，或是类似的字样。《爱尔兰时报》记者的文章旁边登着一幅照片，是哥伦比亚诺奖得主那张留着小胡子的熟悉面容。

权威的四卷本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书目指南》，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不间断地登录了总计一百九十七篇的作家访谈。《爱尔兰时报》上的那篇对话不在其列。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要对这套书勤勉的编辑玛格丽特·埃斯特拉·法乌（Margaret Estella Fau）、耐莉·斯费尔·德·贡萨莱斯（Nelly Sfeir de González）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提出什么批评，而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要把全世界所有新闻搜集者、贪婪的狗仔队手里掌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私人对话都收集起来，这在信息流通中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发表在日语、俄语、希腊语或阿拉伯语书报上的和小说家的对话，其数目有多少我们只能猜测了，即便是最能通晓多种语言的西方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几乎是接触不到那些对话的。再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职业生涯相对较早的时期，必定有发表在当地报纸杂志——哥伦比亚中等城市的日报或墨西哥的无名小杂志——上的采访，仍旧留在某地不为人知的私人收藏中。此外，和小说家的对话，出现在几个大陆上，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传播，未经誊录的总计应该可达四百、五百、六百篇。数字谁也说不准，最终可能是无法确定的。

确切的数目不去管它，事实上，采访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具有的功能，就是梦寐以求的独家新闻，就是在文学出版物和大众媒体上都经常出现的专题特写。他的散文作品尽管极其复杂深奥，却在世界各地赢得广泛的读者群，正值其本人享有通常是足球运动员和电影明星才享有的声誉和曝光率之时，对这样一个作家而言，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

为这样一本书搜集访谈，编纂者必定是要有所择取的。面对林林总总可以填满一套多卷本集子的篇什，研究者在那些对谈中最终挑选的，是特别清晰、全面、新鲜——或者说只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艺术成长中的某个具体作品和具体时刻直接相关的篇章。此外，凭其自身价值而享有关键文本地位的，单凭一点就有资格收入本书的篇什，也在选择之列。

鉴于新闻发布的次数甚多，作家最终难免会不止一次地重温熟悉的领域：他和他外祖父那种具有生发性的关系，他父母亲的艰难的恋爱，他支离破碎的童年，他离家求学的经历，他初为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时期，他在巴黎、纽约和墨西哥城的不同阶段，他为创作《百年孤独》而进行的拼搏，以及举世闻名之时所出现的问题。此外还有文化主题和政治主题：他的加勒比的根基，他自身的左翼立场，他对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看法，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暴力的无底深渊，以及美帝国主义。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中，无可避免的文学主题是美国作家（尤其是福克纳）的影响，为其小说中的关键场景提供灵感的让他入迷的形象，他自己作为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对批评家的毫不在意，他刚出版的或者有可能是正在创作的新书。没有作家的个人话题集是无限制的，题材方面一定数量的重复只是意料之中的事。鉴于密西西比大学的“对话”丛书的编辑方针是要将每一篇访谈整体上原封不动地重新加以出版，在这些对谈中就难免会出现某种主题上的重叠。尽管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种独特的眼光、诙谐的气质和十足的魅力通常却有助于让最熟悉的轶事也变得新鲜和有趣起来。

这个访谈集的形成带有不寻常的特点：它包含着几篇拉丁美洲人或哥伦比亚人做的访谈，有时是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做的，总是用西班牙语，没有译者。每一篇这种类型的访谈中，采访人的修养和国籍使得交流的动态出现巨大的差异。用卡斯蒂利亚语所做的交谈让人瞥见作家尽显其不拘礼节、直言无忌和风采照人的一面。

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一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名相当国际化的文人——清醒，端庄，文雅，时尚，得体。相比之下，和拉丁美洲人在一起，作家就能摆出更愉快的样子，更能显示其本色，更率直，更务实。或者说，对围困其故土的日常恐怖他能宣泄一己的哀恸。因此，西班牙语的采访就有了共同的特点：随口提及当地的人民和地方、文化和民俗。某些当下的影射只有本书的哥伦比亚读者才完全读得懂。

此外，鉴于绝大多数采访作家的拉丁美洲人都倾向于左翼，也鉴于大量西班牙语读者是左倾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些访谈中公开发表其世俗、激进的观点，就表现出少得多的克制了。表示赞同的对话者，为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的读者代言和提问，就必然会让小说家说出同情社会主义的话语了。

在和乌拉圭记者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的访谈中，这些观点便非常清晰地传达了出来。这篇对话成了批评家经常引用的一个小经典，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名的杰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年之后做成的，传达出由此书以及拉丁美洲小说的“爆炸”所引发的某种激动之情。在他们的对话——是一场真正的对话——临近结尾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贡萨莱斯·贝梅霍表达了他对古巴社会主义实验的乐观期望。可他们的长谈的主体部分聚焦于这位哥伦比亚作家自身的成长：新闻记者、叙事者和他在小说中采用神话手法的想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陷于《族长的秋天》漫长而缓慢的创作过程之中。爱好此书的读者会注意到他所提及的几个关键插曲——哥伦布的三艘帆船的魅影，被独裁者的彩票阴谋牵连进去的无数小孩子。1970年的这个“先睹为快的预告”和1975年的最终成品之间的出入之处，肯定是会让人注意到的。访谈结尾处向预示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作品投去最初的痴迷的一瞥——它和未来那本书之间只有最为一般性的相似。

丽塔·吉伯特（Rita Guibert）采访作家时，她是拉丁美洲广为人知的一名新闻记者，其报道刊登在像《西班牙生活》这样销路很广的杂志上。吉伯特和小说家的对谈因此就有些分量了。除了和她一起回顾上述列举的那些标准话题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触及了其作品中女性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他直截了当地反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行为准则。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的表述一如既往地坦率，近乎发表公开的声明。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披露，是作家对他所想象的并希望写出来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预先概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崇拜者会立刻认出来，这是短篇小说《灯光似水》的情节，这篇小说要到将近二十年后才在《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这个集子中刊印出来。看到作家将一个作品独自怀揣如此之久，然后保持着恰似它早日所宣布的那些特征，这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

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有点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门徒，向哥伦比亚大师学会了如何在他自己的小说中将现实融入魔幻。他的访谈也是一篇散文，最初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享有特殊的文学声誉。这篇文章集结了大量的传记性资料，其中大部分可能是从(1)小说家同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那部六百页的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故事》（García Má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那时刚新鲜出炉，是该专题的主打作品）中收集到的。肯尼迪此前是波多黎各一家英语日报的记者，对小说家作为记者的成长进行了不同一般的追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了这个过程中奇异的一面，对魔幻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是有些看法要说一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面对福克纳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笼统谈及他与书籍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地谈到对格雷厄姆·格林的热爱。他也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高度评价，对“迷惘的一代”之后的美国作家却不够关注。

与现已关闭的哥伦比亚左翼杂志《宣言》（El Manifiesto）的全体撰写人员聊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极为开放，显露出最为怀旧和私人的一面。他非常坦率地谈起他时好时差的教育，他贫穷的岁月，他住在妓院里的年少时光，他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在纸上而意外地治愈了脓肿。对话自然是充满了拉丁美洲的指涉：《歌谣集》（西班牙中世纪的民谣传统）、巴耶纳托（巴耶杜帕尔的本土音乐样式，由叙事歌曲和扶手手风琴、打击乐器、低音乐器组成）、拉法埃(2)尔·埃斯卡洛纳（最著名的巴耶纳托的作者和歌手）、像丹尼尔·桑

(3)(4)托斯那样的加勒比歌手、哥伦比亚文学经典《卡内罗》（字面意思是“公羊”——殖民时代奇异的仿编年史之作）。他回想起卡夫卡对他的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承认在起草《枯枝败叶》时要费去很多功夫才避免和福克纳相像。最后，他指出了《族长的秋天》中的口语的加勒比风味——此书的拉丁美洲读者相当重视和欣赏的一个特点。

和《花花公子》（Playboy）的克劳迪娅·德瑞弗斯（Claudia Dreifus）的访谈，提供了最为广泛充分的传记信息，从而造成了和其他那几篇对谈的重叠。作家详细讲述了他那种古里古怪的家教（他在(5)二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主题做了动人的描绘），深情地回忆那些曾经和他分享日常生活的妓女。这场谈话也有着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举例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抱怨用英语“美洲”（America）一词单独指代“美国”（the United States），这是绝大多数具有文化自觉的拉丁美洲人所熟悉的一个敏感议题。当时，美国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发动的代理人战争正在升温，小说家详细分析了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对待西班牙语美洲的政策。他还以迷人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作为小说读者和海鲜行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哥伦比亚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一本正经的厌恶，并且指出他那部最为著名的小说中一些魔幻插曲的来源，包括对《百年孤独》中那位喝了巧克力悬浮起来的神父的出处的迷人揭示。

仅仅做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客人就是一大挑战，吉恩·贝尔-维亚达的访谈正好是以记述这样一则历险开始的。一旦小说家最终打开了话盒子，他却是谈得流利而无拘无束。作家谈起《百年孤独》中“香蕉罢工”章节的历史依据（学者和批评家鲜少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及创作《族长的秋天》的动机和方法。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其草根(6)性以及他对街头生活的情感，并且提示了把贝拉·巴托克的形象和音乐都当作其写作榜样的不同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盛时期。诺贝尔奖刚刚颁发给他——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受到广泛的好评和庆祝。此外，他还进一步实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抱负，写成了后来在纯文学和商业方面都取得惊人成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此一时期重要访谈的数量有所增长，内容显得更为严肃，更有分量。

玛丽斯·西蒙斯（Marlise Simons）为《纽约时报书评》所做的系(7)列访谈，正好捕捉到身处这个时刻的作家。在1985年起的初次交谈中，小说家和她讨论了描写老年及衰老过程的特殊挑战。因此，他提出了那个普遍被忽略的老年恋人之间的性关系问题——他的作品试图加以纠正的问题。他同样谈到逐渐年长的文学艺术家在创作方法上的变化。关于老年的主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除了研读西蒙·德·波伏娃的《年齿渐长》（The Coming of Age）之外，他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不过，他在别的访谈（诸如和贝尔-维亚达的访谈）中承认，在每一部小说的准备阶段他都要做大量的阅读。

在他允许墨西哥记者苏珊娜·卡托（Susana Cato）所做的两次访谈的第一次访谈（1987年）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正好年满六十岁做了反思。接着谈论了作家在其大部头近作中使之处于显要地位的浪漫之爱的主题，他坦率承认了对肥皂剧和电视这个媒介的迷恋。因此，小说家就其自身对视觉媒体的参与和广泛承诺做了评论。他偶然致富的问题被提出来进行了讨论。他还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敏锐头脑，同时，作为诺奖得主，他也刻意淡化他本人和政要人物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玛丽斯·西蒙斯再访大师时，他已经把《霍乱时期的爱情》着实抛在身后了。结果是又有两个访谈于1988年发表了，它们（正如她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提醒我注意的那样）都是早先一系列谈话的综合。在1988年2月那篇中，小说家进一步谈到衰老和生活经验，谈到他对瘟疫的兴趣，谈到他那个关于爱欲与疾病的奇妙故事动人的起源。其他谈论的话题是他为促进拉丁美洲电影所做的努力，已在计划中的关于西蒙·玻利瓦尔的小说。(8)

西蒙斯1988年4月的最后一篇访谈，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青年时代扮演中心角色的那条浩瀚的马格达拉纳河提供了一些迷人的细节。始终重视细节的小说家，决定不给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一个母亲，坦率承认不喜欢此书的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起对译者的评论，谈到翻译中重复出现的完全相同的疑难问题，正如他讲起许多从其作品中看到自己生活与家乡的粉丝的来信，他的言谈有着深刻的揭示性。

作家的同胞、记者同行玛利亚·埃尔韦拉·桑佩尔（María Elvira Samper），正是和他谈论其玻利瓦尔小说《迷宫中的将军》的合适人选。玻利瓦尔神话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南美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从小学起，其幼小的心灵就被灌输了理想化的知识，而公共雕像、政客语汇、地名乃至本国货币（如委内瑞拉，其基本货币单位就叫作“玻利瓦尔”）则进一步强化了对“解放者”的仪式崇拜。在这篇访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解放者”的纪念碑式的形象公开表达了不满，并且解释了他要让领袖和偶像变得人性化的自觉目标。他透露了做历史研究和咨询历史学专家（他们全都极力反对他笔下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中他所描写的玻利瓦尔赤身裸体地躺在吊床上，用脚在给音乐打拍子）的复杂性。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性的方法和创造性的想象在这篇对话中显得尤为突出。我们了解到加勒比地理在其更多的作品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马格达拉纳河则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安德鲁·帕克斯曼［Andrew Paxman，为《综艺》（Variety）杂志］在墨西哥城和小说家会面，对电影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做了太过短暂的一瞥。我们了解到他有关电影制作的态度，又一次了解到他对有活力的真正的拉丁美洲电影业的期望。

此书倒数第二篇，也是苏珊娜·卡托所做的第二篇访谈（1996年），无疑是他们的对话中最为新颖和引人入胜的。在《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出版之后，它给我们提供了贴近调查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长的一瞥——他的方法、他特殊的困难（尤其是他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困难）。我们对展开调查的侦探工作有了细节化的了解，还了解到作者要让这种劳作取得成果，必须依赖中间人，只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对这个项目的关注。他承认对那位臭名昭著的毒枭巴勃鲁·埃斯科巴有一定程度的迷恋，对绑架受害者难言的苦难也有着切肤的敏感。更为戏剧性的是，在这篇访谈中我们看到了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个亲身感受到痛苦的人，为其祖国的政界和平民百姓（甚至包括贩毒团伙的枪手）中所发生的丑行恶状而感到痛苦。结尾的段落是作家对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所承受的无尽伤痛所做的思考，词锋最为雄辩，情绪最为激昂。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的绝对数量达到了最大值，此后数量便急剧下降。与随着诺贝尔奖及其后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而来的大量访谈形成对照的是，作家1994年的中篇杰作《爱情和其他魔鬼》所促成的此类对话却很少，即便有也往往是简短的。与此同时，其他领域里出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进展。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他最喜爱的小说是《百年孤独》）的有价值的决定中，其中一项是将哥伦比亚的诺贝尔奖得主从美国移民局的黑名单上断然撤除。(9)

戴维·斯特赖菲尔德（David Streitfeld）所做的最后一篇访谈直接起因于那个开明的行政决定，源于作家在美国很少几次可以让人近身的公开露面中的一次。在这首次学术类的遭遇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见了乔治敦大学（作为克林顿的母校或许并非偶然）的一群学生。记者不允许出现在对话现场，但斯特赖菲尔德先生运气不错，在空闲时刻留住这位杰出的来宾长谈，听他细说克林顿总统以及他和他的动乱的祖国之间的关系。此外，其他几位著名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碰巧出席了乔治敦大学的活动，他们对这位哥伦比亚作家所做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思考在访谈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999年，在随着老年而来的一次悲伤的意外发现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诊断患有淋巴癌。正如预料的那样，在这段治疗和康复的时期，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访谈出现。然而在网上，一份署有作家名字的“告别”声明以多语种的方式流传开来，弄成了某种离奇的忏悔。这篇充满怀旧的感情强烈的长文博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同情，最终被揭露出来是假的。小说家本人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予以否认，斥之为“cursi”（大意为“老生常谈”“装模作样”“自命不凡”）。

集子里这些对话会让读者审悉拉丁美洲最为著名的作家，和透过这种媒介有可能产生的对人的了解几乎是一样充分的。传记性的材料俯拾皆是。他的政治观一再显露。他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中的具体细节做了论述。他的独立、直觉的方法及其讽世的态度会以奇妙的明晰传达出来。在其拉丁美洲同胞所做的访谈中，我们会看到他自身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特性——他的热情、真率、亲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生性羞怯，本质上却是一个好交际的人，实在是很喜欢用母语聊天的。在我和大师1982年的访谈中，我对他的这个方面有亲身了解，我在其他的对话中也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要感谢托马斯·艾洛依·马丁内斯（Tomas Eloy Martinez），帮我查找两位拉丁美洲采访人或其同事。没有他的支持，重版这些对话是不可能的。感谢威廉姆斯学院索耶图书馆的蕾贝卡·欧姆（Rebecca Ohm）和克里斯汀·梅纳德（Christine Menard），她们以其感人的耐心带领我穿过在新型数字化信息系统中搜索访谈的重重迷障。感谢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办公室，以及斯特拉·桑切斯（Stella Sanchez）和她的朋友们，尽其所能帮我查找《宣言》杂志的地点。感谢奥尔巴尼作家中心，以及作家威廉·肯尼迪本人，将我引荐给有关部门，以获得许可重印其佳作。感恩缘于西塔·斯里尼瓦桑（Seetha Srinivasan），她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说服我承担这个项目，我最终听从其劝告，成为主要受益人。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奥黛丽（Audrey），谢谢她的为人，以及她所做的事情、她所提供的帮助。(1)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　），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注。）(2) 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Rafael Escalona，1927—2009），哥伦比亚的巴耶纳托歌手、作曲家。(3) 丹尼尔·桑托斯（Daniel Santos，1916—1992），波多黎各裔美国籍的波列罗歌手和作曲家。(4) 《卡内罗》（El carnero），哥伦比亚作家罗德里格斯·弗雷莱（Juan Rodríguez Freyle）的杂文集。(5) 指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6) 贝拉·巴托克（Béla Viktor János Bartók，1881—1945），匈牙利现代音乐的领袖人物、民间音乐学家。(7) 玛丽斯·西蒙斯的访谈《爱情和老年》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8) 玛丽斯·西蒙斯的访谈《他的最佳岁月》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9) 戴维·斯特赖菲尔德的访谈《魔幻现实主义之日》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

年表

如今是两百年的孤独

阿玛迪斯,哥伦比亚的塞万提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或当代最

重要的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抖落了奖

项，身着运动服，粗硬的小胡子底下是一抹苦笑，到我下榻的酒

店来串门。“都弄好了？那就出去吃点东西吧。”到外面街上时他

说：“你想要采访我什么都可以，关于古巴，你想让我采访你什

么都可以。赞成吗？”他带我去了阿玛亚饭店，我们用了冷汤、

牛里脊肉、绿色蔬菜泥，我们无话不谈，当然谈到《百年孤独》

了，我对他说：“你那部孩子气的小说还真不赖啊。”他露齿大

笑，带我出了饭店，让我钻进他的西雅特（西班牙的菲亚特）

1430型轿车，说道：“注意：消费社会。设想一下：如果这是我

的车，那我的出版商该会有什么样的车。”我们驱车在巴塞罗那

四处转悠，到达安静的沙里亚街区。宽敞的客厅，素净清朗，我

们陷入两把扶手椅中，椅子大得能让人居住在里面。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尔克斯）：你知道，革命胜利后的(1)两星期，我在古巴，置身于“真相行动”，然后去了波哥大，去了拉美通讯社办公室。60年代中期回到哈瓦那，我工作了六个月，我告诉你我对古巴的认识。我逐渐熟悉了疗养大厦的五楼，拉美通讯社的办公室都在那层楼上；逐渐熟悉了疗养大厦的电梯；可以看到斜街以及街角的印度支那商店的局部景观；逐渐熟悉了另一条街上把我送到二十层楼的另一部电梯，我和阿罗尔多·瓦尔（Haroldo Wall）一起住在那层楼上。啊！我逐渐熟悉了那家“响葫芦”饭馆，离那儿有一个半街区，我们在那家店里吃饭。我们每分钟都在工作，没日没夜。我对马塞蒂（Jorge Massetti，拉美通讯社主任）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让这场革命落败，那就是电的浪费了。”嘿，你在干啥呢？

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以下简称贝梅霍）：在准备录音机呢。

马尔克斯：扔掉它，它把人搞得不自然起来了。

贝梅霍：没事的，你会看到我们是怎样把它忘掉的，就当是什么都没有似的谈话。我们会忘记，可幸运的是，磁带不会忘记。现在稍稍走个形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你对《百年孤独》有什么看法？

马尔克斯：多半是大感意外吧。瞧，如果可以用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销售数字——来看，那我此前的作品是卖出了一千册。《枯枝败叶》从1955年出版以来一直都买得到的。以此为参照，我估摸《百年孤独》会售出五千册。

贝梅霍：你对这本书有信心吗？

马尔克斯：我对这本书有信心。它会在批评界大获成功，这我有把握。

贝梅霍：但不是畅销书。

马尔克斯：但不是畅销书。然而，初版五千册，在两周之内，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站入口处就卖完了。南美洲出版社印了八千册，估计在1967年的6月和12月之间有望售出。随后他们就发现没有书了。

贝梅霍：读者是此书的主角。

马尔克斯：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在拉丁美洲，在西班牙这儿，在任何地方，书都是由读者销售的。是通过口头宣传，是通过古巴人所说的“地下口口相传”销售的。

贝梅霍：到现在为止印了多少版了？

马尔克斯：西班牙语的，印了有十八或二十版。超过五十万印数，还不算古巴出的两版，第一版是八万册，第二版是一万五千册。其他语种的，我签了十七份合同。这个书架上你看到的版本是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丹麦语和德语的。俄语的大概也出了吧，我刚收到的一个通知上说，它刚在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上刊载了出来。

贝梅霍：翻译怎么样？

马尔克斯：我非常喜欢英译本；语言更紧凑，有了力量。意大利语译本做得没的说；我们和译者一起做了不少工作，澄清问题。法语译本也不错，但用法语我感觉不到这本书。法文本，尽管获得1969年最佳外国图书奖并且受到好评，但卖得并不好。我想是卖到了五千册吧。我始终觉得此书在法国不会走红，因为它不是一本笛卡尔式的书。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法国，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拉伯雷疯狂恣肆的想象之间，是笛卡尔占了上风。它在美国卖得很不错，特别是在各大高校里。即便价格是八美元一本。译者告诉我说，等平装本出来就会卖得更好的。

贝梅霍：面对这多语种的狂热，你有何感觉？

马尔克斯：能够和人们达成此种交流，我感到非常喜悦。

贝梅霍：你认为是什么使得这本疯狂之书能够达成此种程度的交流？

马尔克斯：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因为明显是有两个层面，但或许是有三个或四个，谁知道有多少个？英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把一个版本做成两个不同的封面，根据不同的情况销售：一个是提供给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另一个是提供给只对冒险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我相信，在这两极之间有着我毫不知悉并且也不想知悉的其他层面。换句话说，我不想意识到《百年孤独》的秘诀。

贝梅霍：怕它会对你产生影响？

马尔克斯：我有几年不读《百年孤独》的评论了。我妻子保存着那些评论文章，我写完了手头的另一本书就会读那些文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评论家是在你的文本里发现，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在追讨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不知不觉就没办法再给予他们了。我觉得，想要找到《百年孤独》大卖的秘诀是很危险的。眼下巴塞罗那的出租车司机在读《百年孤独》，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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