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切斯特·何尔康比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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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德性试读：
1 导言
30多年前，中国才开始与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起来，而中国签署的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距今也只有50几年的历史。但是，那些条约仅仅在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缺乏例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良好关系等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对外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只是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国内陆的游历仍然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不能向各国外交代表敞开，只要我们被滞留于军舰上的使团依然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并一直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同样，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从中国在1842年8月29日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开始，直到1860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才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陆自由游历。而在此之前的年月中，情况一直像上面说的那样。
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先进的、富有侵略性的西方人正满怀期待。在东方，他们遭遇了象征保守高傲、雍容自尊的中国人。先进进取与落后保守碰撞在了一起；已然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正虎视眈眈地直逼尚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让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和那位中国圣人彼此相识并交往，同时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与看法。这里，有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不得不提——那位孔圣人根本就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对于东西方最初接触的情况，读者便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利益点。事实上，我们非常渴望同中国人有生意往来。清政府小心翼翼地将同我们的贸易往来限制在广东，并且那里也是我们唯一被允许做生意的地方，清政府这样做是想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就如同下面的情况：我们将从牢固的雉堞上递下来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接过来，然后将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再用绳子递回去。只要这种极其脆弱的交易方式依然存在，我们的认识永远都是：这种贸易规则是带有限制性的，不是令人满意的、带有鼓励性的。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良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事实上，中国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将自己与西方的交往扩大。为了防止内地百姓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清政府于顺治18年，也就是1661年，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同时还勒令其将沿海民居与船只全部烧毁，不允许有片板入海。在迁海令的执行中，清政府不惜以酷刑相逼，损毁城廊，烧毁房屋；越界者无论远近，一律斩首。不过后来禁令渐宽，到康熙20年，也就是1681年，禁令被完全撤销。然而在当时，一旦有人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回来之后又不小心落到了官吏的手中，那么，给与他的惩罚便是被刽子手砍掉脑袋。尽管这条法令许多年来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却仍然没有被正式废除。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任何超过6英尺长的片板船只都不得建造。这就使得所有的短途航海变得无利可图，同时还要担受风险。无论任何国籍的船只想要进入中国港口是不被允许的，而中国国内又将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作一般远途航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从异域来的客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对他们进行回访。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许数量有限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商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这些商船随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来到中国，再由冬季的西北风送回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往返旅程每年进行一次。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导致中国政府采取这一专制的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否定。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及其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据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曾经想要派遣一支外交使团到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个条约时，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百般斡旋之下，拒绝的成命才勉强被收回。同时，中国政府还天真地宣称从英国代表提供的信息来看，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中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和签约。1870年，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因为某种特殊使命将被派往欧洲访问之时，他竟然要求将150多镑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因为他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很难得到焦盐。最近，即1884年左右，有人曾经偶尔听到一位清朝内阁的官员向他的同僚询问外国人结婚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还问他们是否男女杂居在一起，甚至有乱伦的行为。
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问题所体现的是这位中国官员对那些可怜不幸的动物们的风俗习惯以及面貌长相的种种荒唐可笑的观念与看法。那些动物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极具影响和开化力的中华帝国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的。今天，在中国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书店里，热衷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学者都可以找到一些包含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种种描述的书籍，其中还附有一些经过用水彩描绘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有一类人通常被描绘成长耳过肩、直垂到地面的怪物；而另一类人，腿短得出奇，简直不值一提；对于另一类人的描绘，使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人一定曾经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形态；还有一类人，他的脸被描绘得像一个肿瘤，通过低浮雕的形式刻画在胸脯之上；另一类人的脑袋被画在左手臂下面，他们轻松自如地携带着这样的脑袋。中国对于她认识如此缺乏、作如此想象的人们不希望进一步密切交往的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闭关自守受到冲击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成为了核心人物，是世界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如同一颗恒星，连同环绕在她周围的令人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卫星国用所有最美妙的阿谀奉承式的模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完全照搬她的文明，借用她的宗教，甚至连政府体制也以她为蓝本。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汉语，从汉语中汲取文学和艺术养分。所有卫星国都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中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争端，她都以仲裁者的身分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如此至高无上。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就是一颗危险的、捉摸不定的彗星。在东方，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实际利益。日本的艺术、语言、大部分文学以及至少一种宗教流派，都无不来源于她伟大的大陆邻居——中国。例如从日本对自己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呼中就可以听出他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尽管这样，日本却还一直在招惹麻烦，不断给中国添乱子，她是一个觊觎中国稳定的、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例外，事实上那不过是过去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除日本外，中国和在上述国家间都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彼此非常理解的睦邻友好关系。各小国的使节们，每个新年都会带着贡品到北京，向中国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而中国皇帝也会亲自接待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满载着国王回赠给他们的礼物，而这些礼物总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不论权力还是财富都比他们的国王多得多。暹罗国王几乎年年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这些进贡而来的白象有些至今仍然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里。此外，在1894—1895年的冬季，就算不是称得上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派遣进贡使团来京，而此前的中国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由这些使团完成，一支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新国王必须派遣专门的使团到北京告知自己的继位，并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的惯例。在朝鲜和越南尤是如此。
可以预想，在细微缜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对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产生了诸多误解。无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无法表达中国所宣称的那种思想，而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亦是完全陌生的。由于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同时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于是我们就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主与藩属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它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因为在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一定数额的贡物和贡金，同时还必须向前者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然而，无论如何任何藩属国都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一直以来，中国都不断地向她弱小的邻居们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镇压国内的造反与叛乱，然而她从来都没有请求更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援助。除了中国总是在其中无一例外地多予少取的新年互赠礼品活动之外，藩属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这种关系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东方人来说，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他们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成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中国政府想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就会采用这种说法，就如同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如果考虑到在这种盛行于中国各地、甚至已经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作为老大哥的中国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些权力与义务，那么连结中国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也体现了对正义的支配，然而这种思想是令人厌恶的，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因为它既可以随意强加于人，同时又可以随意被取消。这样，依据这个事实，即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找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征。
勤于思考的人们不会惊讶于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霸主地位，她欣然地接受了她的弱小的、还未开化的邻居们的恭维与赞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于是，她有理由鄙视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远方国度以及那些因此也没能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小圈子，她十分排外，不希望有任何异己闯入其中。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着某些联系。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于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有着自己实质上正确的看法。
中国在对待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但却荒谬愚蠢的过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对于她的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极其可恶的事情。
任何国家在必要时是否有权通过武力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的问题在这里将不做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对所谓的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会记录各种观点与意见。在此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再现和准确地剖析当时的真实情形——即鸦片战争，对于它，我想所有聪明的读者已经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并且也将有自己的结论。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真实情形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待此事的观点，以及这些情绪与观点怎样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继而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等，所有这些及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世人很好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倘若不将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对于近代真正中国人的再生动的描述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先对鸦片战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无论其他许多重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些原因曾经导致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1842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1860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两个字：鸦片。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诸多不满仅仅是借口罢了。利用这个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她变为一个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的巨大市场，然后让她的子民去吸食这种毒药。
这个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容辩驳的。早在1842年之前，广东地方政府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曾在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摩擦与冲突。后来，这种摩擦和冲突在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进一步升级。1840年，噢不，应当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奉谕旨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当地的鸦片贸易。此时，双方的冲突被推倒了顶点。林则徐在到达广东后不久，就发现在广东的22只外国商船上所有的鸦片总价值竟然高达900万元，这是对帝国法律的公然侵犯与亵渎。根据公认的法规，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被全部没收。于是林则徐立即命令外国人交出所有鸦片，为此他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将鸦片交了出来，同时保证以后不再将鸦片运进中国港口。这次缴获的鸦片共有20291箱。林则徐被立即将它们投入了在海边高处挖的又大又深的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进行彻底销毁，最后残渣随潮水被送出海港。当时，现场有许多官吏负责严密监视，防止任何人私自挟走任何一点鸦片。有一个想要偷偷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掉了脑袋。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无疑被彻底销毁了。在这一事件中，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确实令人敬佩，而下令收缴走私鸦片本是其份内之事；而林则徐所扮演的仅仅是仆人的角色，他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就像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使得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舟山群岛以及古都南京。最后在刺刀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与大不列颠在南京签订了和约。合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以及军费1200万元。在这个合约中，还有一项异常重要的规定，即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这些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事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想要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满而做的辩解都是徒劳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迟早也会用武力来对付中国。关于这一点，他们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860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以前，外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就从来真正停止过。在相继发生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的病死的事件之后，清政府被迫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即承认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地位。中国人说，不列颠人只有得到这一满足，才会撕下一副来势汹汹的战争的面孔，取而代之的是调和的、抚慰的语气和政策。清政府为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作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使之逐渐断绝。对于清政府的这些努力，明白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人们还知道，英国人在对待清政府的那些请求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干脆直接拒绝。这一事实再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与极度憎恨。
以上便是当时形势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被拖了出来，来正视近代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愿接受的外交关系。如果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对于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的痛恨是非常自然的；她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的误会与曲解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不但对近代国际法及其具体内容不甚了解，更对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一无所知。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懵懂无知，才使得自己的政府总是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他们因此总是会在那些为了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的、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在他们自己和评论他们的人心里，这个事实都一样清楚明白。然而他们过于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作者曾经听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其实无论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都不重要，因为不管遇上什么问题，我们最终都会撞上南墙。即便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总会乱了方寸，从而酿成大错，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恐怕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远比说话人本身所认识到的程度深刻得多。
下面具一个例子，虽然其本身并不太重要，但却能很好地说明那位内阁大臣的话是正确的。很久以来，在北京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无论皇帝何时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严禁百姓通行。有一次，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在皇帝外出前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事实上，即将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不会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任何麻烦，并且禁止通行也仅仅是持续几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一家使团没有发表看法之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是市政府，就算是枢密院，都不会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他们可不想自找麻烦。事实上，如果有需要，他们会直接将街道封闭一整天、甚至是一个月。倘若哪个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提出异议，他们会立刻予以得体的反驳。
如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缺优点，而且能够认识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优缺点，然后再将前30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一一准确地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模式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而事实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她的臣民表面怎样，他们都绝不是一群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然而他们实质上却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他们在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突然被唤醒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要重塑4亿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倘若将日本人同中国人作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两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民族很快就将自己借来的服装样式抛弃了，而另一个却始终不愿舍弃自己设计发明出来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概仅仅摈弃了其着装方式罢了。而中国人与此相反，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在过去的多少个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棉布。
两国之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从最开始同西方接触，到建立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形势都有对日本有利而非中国。我们已经对鸦片战争作了详细的论述，正是由于那场战争，中国才被迫纳入了所谓的西方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也被迫向西方开放了关口。美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知道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那些国家是怎样看待这些法律的。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在鸦片问题上都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规定，事实上这样也使日本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增强；与此相反，不列颠却横加干涉其立法机构关于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而美国却给与了日本此类立法道义上的支持。这最初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给以后两国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常人所不能想像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甚至可以说这导致了今天中日两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的不同。1872年，当时日本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侨居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将一份申诉书递交给了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请求将它转交给日本政府。在申诉书中，他们请求为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苦难伸冤。其主要内容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吸食大烟而遭到了地方当局的干涉，他们条陈了由此而所遭受的诸多折磨与痛苦，还宣称日本警察甚至总是在晚上闯入他们的卧室，通过嗅他们呼吸的气味来此判断他们是否在吸食大烟。
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要求，希望其能够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几名到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进行学习深造。然而这一要求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一直为此而不懈的努力着，但最终不得不放弃。由于我们的拒绝，致使清政府将其留美学生事务所解散，其全部留美学生也悉数撤回，然而那原本是清政府用以促进自己与西方文明接轨所进行的一项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业。清政府清楚地知道，就在自己迫切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同时，日本的公派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美国将这种恩惠给予日本而拒绝中国，这在最近发生的甲午中日海战的结局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不好判定的。在那场海战中的几名日本主要指挥官均毕业于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同样，这一拒绝在多大程度上给与了清政府沉痛的打击，使它倍感屈辱；又是怎样使它举棋不定，不思进取；使它胆小如鼠，手足无措，这些也都是很难确定的。
在美国以及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也就是所有中国移民能够去的地方——实际上包括所有在中国苦力眼中自己能够被当作人看待的国家中，都有禁止中国移民的法律条文出台。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项针对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措施出现过。清政府当然不会把它的子民看作是渣滓，坚决反对自己的子民迁移至国外，同时自然而然地抵制各国针对其子民的歧视性的立法。
在这里作比较、作对比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谴责。作者这样做，既不是想要提出一个针对两个毗邻大国所遭受的两种不同待遇是否将同时将它们从闭关状态中拉了出来，造成了它们彼此间的强烈妒忌与猜疑；此外，作者也不准备分析针对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的明智和正确与否。这些对比的唯一目的在于它们与中国今天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的事实。因此，任何想要获取有关那个伟大帝国的准确概念的人，想更进一步对那些内、外部相互作用的独特力量如何导致中国处于今天这样的状态有所理解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认真分析以上我们所作的所有对比。
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在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错综复杂、形形色色而事实上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实际控制了清政府的所有内政外交，掌握了国家的命脉的重要人物——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咸丰的弟弟恭亲王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员。于是，他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参与了与重兵在握的各国代表的议和。他从那时起直到1884年被罢黜，一直都是清廷外交内政事务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倾朝野。然而外国人或许更熟悉李鸿章这个名字。这是因为恭亲王长期深居京城，不常出现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他是皇族，他的赫赫威仪让一般外国难瞻尊颜。不过无论如何，恭亲王和李鸿章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是清王朝的首脑腹心，而另一个则是左臂右膀。
在恭亲王的政治生涯的开始，便成功地为清政府奠定了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一套外交体系，创立了非常高效率的近代海关制度。此外，他还消灭了危机清廷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大起义，平息了史称天津教案的外国政府对天津的大屠杀的愤怒。虽然他在外国公使怎样觐见皇帝的礼节的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可是当他预见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时，便及时做出了让步。他不但在伊犁交涉问题上占进了俄国人的上风，还根除了残酷的苦力贸易。即使他在对法国入侵交趾支那也就是越南的问题上翻了船，继任者仍然成功地沿用了他的既定政策。
在东方外交上，恭亲王是个老手。他习惯于将对手置于假定的角逐中去研究，而不会等到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才这样做。他骄横却又谦和，粗鲁却不失又文雅，暴躁而又有耐心，他能够根据需要将所有这些特点运用自如。他能够迅速从一种角色转换到另外一种角色中。他之所以成功，奥妙就在于他能够对何时需要妥协让步预先做出判断。他不是优柔寡断之辈，那些突然变换的一幅幅面孔后面实际隐藏的事实是，他正在研究琢磨对手的心理，试探着对方的虚实，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彻底摊牌。并且在摊牌之前，他不会表露出任何要妥协的迹象，他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但是，在最后时刻来临之际，当他的对手准备好0孤注全力、要与他决一雌雄之时，却突然发现先前的奕已经变成了满面笑容、卑躬屈膝的另一个恭亲王。
在执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中，恭亲王鹤立鸡群。相比之下，他更加明了大清帝国将来的命运，以及当前自身存在的弱点。如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阅尽沧桑，重任在肩。他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时间中侍奉了两个继位时都是孩童的皇帝。其中有一个是同治皇帝，他有些娘娘腔，在腐化堕落和骄奢淫逸中慢慢死去。恭亲王在他的整个仕宦生涯中，事实上都是清廷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核心人物，又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多才善变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他终于官复原职，重新担任起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对清政府来说是受益非浅的。
李鸿章于1823年出生在安徽一户普通人家。然而由于李鸿章
兄弟和其子侄辈们仕途显达，青云直上，被特别恩准佩带珊瑚扣，这个家族才开始声名远扬，李鸿章的生母也从此备享殊荣。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担任了江苏省巡抚，这是被起义横扫的省份之一，也是李鸿章发迹之所。有一次，他下令将五名投降的起义头目斩首，而此前戈登曾向那五人保证说只要他们投降就放他们一条生路。李鸿章于1871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一直到他去世。而在清朝督抚中，直隶总督的职位最高，因为京城也在其辖区之内。
李鸿章的军事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与其说像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更像一名士兵。在中国人中，他的身材相对高大，虽然声音粗鲁浑厚，但秉性平和，很有亲和力。虽然在他身上难免会有东方大吏的矜持自重、安泰尊荣，但他还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任何想要与李鸿章会面的外国人如能通过他的幕僚引荐，一般都会得到接见的机会。许多被召见过的外国人，都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那里学会了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彬彬有礼。一位我国某州的前任州长，在受到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后从总督府离开之时，向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评论说：“那位总督根本不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那位州长在与总督会见时，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远，可以说近在咫尺。
在李鸿章的整个辉煌的仕宦生涯中，他用始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清廷的忠心，一直作为清政府的左臂右膀。他有许多功绩，其中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建立都是他的功劳。因而清政府也越来越倚重于他，让他来出谋划策。李鸿章是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满汉官员中最受宠幸的。有关李鸿章不忠或清政府对他失宠的谣传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不仅李鸿章，其他任何汉族官员对于满洲人的统治所持态度问题上都是这样。曾经，满族的统治是明智、稳健并且有远见的。除了个别的特殊恩宠之外，在满人与汉人之间，绝不允许任何差别对待或者种族歧视的存在。因此，汉族官员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满人。土著的汉人事实上已吸纳并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于是两个民族很好地融在了一起。想要找出一个因皇帝是满人而反对他的汉族人，其困难程度就如同要找出一个因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而反对她的英国人一样。
2 中国人的政府
西方人对中国事物总是容易产生误会与曲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然而，倘若在其他方面这种误解不能得到原谅的话，那么对其老大帝国的政府来说，应当对西方人多多谅解。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的政治制度时，常常感到绝望、困惑。因为依照他的观点，政府应当是完全、或者或或多或少由公民投票选举而产生的。并且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机制以使得权限明确，这样各部门就直接对人民负责。此外，政府还应实行政务公开，使自己的行为总是不断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堪称是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的集合。他努力探寻着解开这个纠结的线索，然而最终只是徒劳。因为他自己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完全不知该从何处下手。他不明白，如此一种体制怎么能够一直存在至今，更不明白，中国人竟然能够生存在这种体制之下，因为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事情。最终，他用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的“专制政治”来给中国的政治制度贴好标签，之后他就撒手不管了。
没有深入中国的内部进行调查研究，而以异族人的观点仅从外部进行考察而得出以上结论的做法是一点也不足称道的。中国的民众拥有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基本权利，而这正是在其他民族看来如此重要和不可剥夺的。说实话，他们也并没有得到那些权利的强烈渴望。他们从来都不曾知晓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中国的大多数被告都会摇头拒绝陪审这一做法。他们宁可将自己的案子委托给某一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和英国人与美国人一样，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完全找不到大致与人身保护令等类似的词语，他们也对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权利保护神和《大宪章》完全不了解。虽然他们觉得我们的选举制很好玩，但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和政策制度方面从来都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中国的法律体现的仅仅是皇帝的个人意志，是单个案例的重叠集合体。当然，中国不能说不存在法典，他们有一部多少个世纪以来历朝皇帝政令法令积累起来的结集排列的《大清律例》。其内容全都是从无数的案例中搜集整理而来几乎涵盖了一切所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案件及其可能的细微情节。对于律师，中国人持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态度。在西方司法审判程序中受到中国人最强烈反对的是我们允许律师的存在并在法庭上聘用他们。作者曾经听到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对自己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依靠常识处理好每件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不需要雇佣一些人来混淆是非。”
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理论和主张是非常熟悉的，当西方国家在政府的观念和认识上越来越趋同于上述理论时，中国人实际上却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理论，更不要说让他们去评价与权衡了。但是，我们在一本许多中国人都读过的古书中却能够找到他们有关政权的理论：“一切权力来自于上天。”这与我们的理论相比，只是将两个字换掉了，然而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执著于信奉和坚持这一权力观念，无论统治他们的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我们发现，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兴衰，甚至追溯到其历史的源头，直到演绎为神话和传说，中国人都从未改变过对这一观念的信奉。我们发现，在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一个中国人对其政治制度作出过任何重大的、根本性的变革。迄今为止，历史纪录一再表明，他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与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相比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变化。
在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人渴望或者试图为变革其政治体制做出任何举动。这种制度不仅代代相传至今，还使被统治者乐天安道，早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周边的一些小国也受到了这一体制的深远影响，将它视作蓝本，争相仿效。其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它的存在，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庞大、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还给它的臣民带来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的保证。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数千年来这一体制数一直使得被统治者乐天安道，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无庸置疑的是，在这一体制统治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和某些能够吸引、唤醒人类良好天性的东西。
无论对怎样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分析中国人性格时，你绝不会仅仅发现他们隐忍的一面，而说他们缺乏反抗精神的另一面；也不能简单地说在同一种压迫面前，其他更加激进的民族或许早已揭竿而起，将其政府彻底推翻。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谨小慎微、老成持重、深闭固拒，但同时他们却又坚毅独立，天生就热爱自己的正当权利并努力维护，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毫不含糊和迟疑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或许他们采取与他人不同的方式，但是殊途同归，能够达到与他人所追求的相同目的。中国人曾多次奋起反抗他们的地方统治者，然而他们所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他们也曾用最民主、最无礼的方式对付地方官员，例如某个城市的主管官员，这样连他们自己也以此而闻名遐迩，他们甚至会将那个官员的鞭子撕扯一番，还会掴他的耳光。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个官员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职权，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他们喜欢给一些官员起绰号，生动形象地概括这些人物的独特性格以及与众不同。他们甚至还送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总管”这样的尊号给皇帝，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正敢用这一称呼。
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专制政治从理论上讲或许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其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个结论非但不够准确，甚至有失公正，会使人误入歧途。事实上，这种体制的实质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包含所有成员的每个家庭。中国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是家长制。而这种家长制又是建立在古老的对一家之长的地位与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尊崇之上的。事实上，这种制度唯一的专制成分就在于在宗法制度下，父母在其孩子面前具有无上的权威。目前，在中国，宗法制依然盛行，与其他法律和条规相比，它或许得到了更加严厉的强化。这种理论其实很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儿子对父亲始终百依百顺，尽忠尽孝，而父亲就是儿子的绝对主人，只要他一息尚存，儿子便有义务和责任服侍前后。如果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儿子永远只能是儿子，他似乎永远不会变老，因为只要他的老子还在人世，这个儿子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只要自己的父亲在世上存活一天，儿子就要服侍一天，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儿子还要牺牲自己妻子与儿女的利益。在父亲过世之后，儿子还必须为他举办盛大的葬礼，为的是给死者增光显荣。之后，儿子还要为自己的父亲守孝3年。在这三年里，他不能够让自己的妻子生儿育女，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这个儿子还活在世上，他就必须每年两次地去拜祭自己的父亲，在他的坟上烧纸焚香。
在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辱骂他人的父母、祖辈，或者妻子辱骂丈夫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都是严重的犯上作乱行为，将被处以绞刑。法律对于违反孝道的所有犯罪行为都规定有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在中国，有关孝道的法令得到了严格的强调和推行，相比之下，其他法规就望尘莫及了。另一方面，按照政府的规定，父亲在被赋予了对儿子的无上权威的同时还必须对儿子的行为负责。一旦某人触犯了法律，若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还健在，那么祖孙三代都会被一并治罪。这种做法的理论根据是他们没有尽到作父母和祖父母的责任，没能将自己的儿孙教育好，使他们成为忠臣顺民。1873年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可以很好地说明上述理论。有一名中国人被控盗掘了一位皇子的坟墓，并将其棺材里的金银珠宝劫走了，很快，这一指控得到了证实。然而，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犯人的其他亲属参与此事的基础上，案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犯人整个家族的13口人，代表了上下五代，包括一名90岁高龄的老人和一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统统被处以死刑。罪犯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的男人全部被砍头，女人被绞死。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这种以家长为权威中心的宗法制度牢牢记住，因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将具体而微的家庭扩大但内容不变，这样就形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权利阶层。每个家庭和它的独裁家长就是一个权利单位。而第二个基本单位便是村落生活的最简单的联合。我们发现，这个单位事实上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政府。在这里，老年人具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对年轻人必须担负起责任，以确保他们的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这种由老年人组成的半官方性质的理事会，事实上被允许独立地、可以不受干扰地处理社区中的不太重要的事务。然而，即使在其他的重大事情上，这种乡村理事会的意见往往也是举足轻重的。它的作用不仅被高层官员所认可，甚至还得到了所有新登基的皇帝的承认。大约在二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康熙大帝曾亲自著述并颁行了18篇圣谕。其内容涉及了他的臣民应尽的各种职责，以及应该如何合理地处理彼此之间以及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还下令要求中国境内所有村落的老年人必须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将所有的年轻人都召集起来，给他们宣读和讲解这些圣谕。这些一个个村落的联合体一步步扩大联合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个省份，事实上中国的省相当于我们的州。最初清政府设立了18个行省，它们共同组成了帝国的版图。
在这一体制中，中心人物当然是作为至高无上的创始者和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的皇帝，如同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皇帝宣称自己的威权是秉承于天的。他的个人意志便是法律，他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帝国境内的寸土片瓦都是他的个人财产，那还仅仅是他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力中的一部分。依据这一理论，在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内债，因为当皇帝需要那些在名义上的属于臣民而实际上都是他本人的囊中之物的财产时，不用开任何借条，只须随手轻易地拿过来便是。他拥有对帝国境内所有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的自由支配权，他可以下令让所有16岁到60岁的臣民为他付个种劳役。另外，他还具有另一种神圣的使命，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臣民对皇帝的警卫和对他半神性的迷信，由此还导致了他的身居九重，深闭固拒。他是天子，也就是上天派遣到人间的大牧师。只有他可以代替芸芸众生在雄伟的天坛向上天进献祭品、祷告。在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他，他也不能带任何随从。于是，他孤零零地屹立在他的臣民与苍天之间。在臣民眼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是公正、完美、奖善惩恶的大法官。他同时又作为上天的儿子和仆人屹立于天地间，事实上他就是他的臣民与上天联系的纽带。对他的臣民而言，上天既是皇帝的父亲，又是他们的老祖宗。
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真的是绝对地无边无际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与家庭中专断的家长相比，皇帝的权力并大不了多少。在内容形式和权利实施的程度上，二者扮演的角色都惊人地相似。皇帝作为全体臣民的家长，在那个幅员辽阔、被称为“中华帝国”的国家中行使着自己的职权。恰如其分地，他就是一位大家庭的家长。即使是一位居住在最贫穷的土墙茅屋中的家长所行使的权威也能够与皇帝的权力相比拟。皇帝会在必要的时候，将一定程度的宗法权力下放给各级官吏，于是通过这种形式，每一位官吏便成了他所辖区域的百姓的父母官。对宗法制观念的理解，是真正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它是这一体制的基本的理论根据。也只有从这一理论出发，才能阐释这一体制的永恒性，以及它对臣民所造成的长久的巨大的约束力。
地方官吏被赋予如此大的自由主力所有事务权力，这样，实际上每个行政区域就如同村社一样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上级官吏事实上只能够对某些事务及其处理的结果负责，而所采取的手段及措施则可以自主选择。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管辖区域内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主持正义。尤其是要保证至少不能让百姓的不满被京城的官员知道。此外，他们还负责按时征收或者申请减免向中央政府交纳的各种税款。然而对于朝廷的其他谕令，他们似乎可以充耳不闻。
这种由官吏自主处事所导致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正如上面所说，它使得地方官府在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的同时，还要求他们必须考虑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它又给贪官污吏滥用职权和循私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那就是公众往往只会将对暴政的批评与指责集中在某个官吏身上，而不会追根溯源到皇帝的身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严密，其在具体的政府行政职能运作方面还很松散。中国老百姓容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很快作出反应，将他们的抱怨和不满发泄出来。事实上这些不满往往不是源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与干涉过多，而是政府对待他们的漠不关心。真正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却很少实行专制，那个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是一个虚名。
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清朝的法律从整体上看比亚洲其他国家要高明得多，是温和人道的法律。曾翻译过《大清律例》的乔治·斯丹东先生作过这样的评论：“当我们从古波斯袄教经典《亚吠陀》或印度史诗读到这部正规的、充满智慧的中国法典时，就像是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愚昧走向了进步。这部法典的许多细节虽然难免有些冗长累赘，然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几乎没有哪部法律能够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和严谨的逻辑；也几乎没有哪部欧洲法律像这样摆脱了错综复杂的文字纠缠，将偏执顽固的主观臆断同凭空杜撰的虚构假设一齐摒弃”。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统治者和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保有一种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态度是很多原因促成的。清政府为预防监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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