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晗,梁启超等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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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细说中国历史(精装版)：吕思勉 吴晗 傅斯年 梁启超 朱东润(套装共12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版权信息朱元璋传
吴晗论明史（上中下册）
历史的镜子
张居正大传（上下册）
傅斯年说中国史
傅斯年讲诗经
李鸿章传
中国通史（上下册）
第一章流浪青年一、小行童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顺帝妥懽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的上半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旱灾，蝗灾，还加上瘟疫。
好几个月没见过雨了，禾苗被晒得干瘪枯黄，田地裂成一条条龟缝，眼见得收成没有指望了，谁也想不出办法。到处在祈神求雨，祝告龙王爷显神通，老年人穿着白麻布短衫，光着头，跪在太阳地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许愿，孩子们脑瓜上戴着枯柳枝圈在庙里蹿出蹿进，唢呐、锣鼓吹打得震天价响，和尚们个个眉开眼笑。一连求了多少天，还是热辣辣的大太阳，连一丝儿乌云也没影子。农民们正像在热锅上蚂蚁转时，又来了漫天遍野的蝗虫，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也吃得一干二净。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样年景，这日子没法过了！
地方官府呢？除了会向老百姓勒诈钱财，关老百姓坐班房，打板子追逼欠的钱粮以外，谁还管你天晴还是天阴！
不料祸不单行，闹了天灾，又闹起瘟疫来了。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人们已经吃了好些日子草根树皮了[1]，一得病就挺不住，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发高热，接着便上吐下泻，不过两三天就断了气。起初人们还不十分理会，到了一个村子一天死去十几、几十个人，家家户户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才明白这是闹瘟病，不由得着慌起来，不管“在数的难逃”的老话，还是逃命要紧，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像蚂蚁搬家似的投奔远处亲戚朋友家去了。不上十天工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闹得人烟寥落，鸡犬声稀，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孤庄村[2]朱五四一大家人，不到半个月时光，死了三口。朱五四老爹六十四岁了，四月初六故去，初九大儿子重四也死了，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五四的二儿子重六和小儿子元璋（原名重八，后名兴宗[3]）眼看着大人一个个死去，请不起郎中，也抓不起药，只急得相对痛哭。[4]尤其为难的是家里停了几口尸，手头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买不了棺木，老放着总不是归结，无论如何总得先找块地埋下才是。可是地呢？自己连一巴掌大的也没有。想来想去，只好去哀求田主刘德，想来作了几年的主客，从未欠过租，落过不是，到了这步田地，总该施舍施舍吧。谁知不但不答应，反而挨了一倾臭骂。[5]正没计较处，邻居刘大秀[6]、娄大娘老两口走上门来，埋怨元璋兄弟，怎么不找刘大伯，倒去找别人，白讨没趣。原来刘大秀的小儿子刘英和元璋常在一起玩耍，是好朋友，适才也在刘德家，看了元璋兄弟哭哭啼啼，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告诉爹妈，刘大秀和朱五四紧邻相住，同在一个社，又和五四年纪差不多，合得来，经常说个闲话儿。因此，刘英一说，两老一合计，就来找元璋兄弟了。[7]当下元璋两兄弟磕头谢过了，算是葬地有了着落。但是，衣衾呢，棺材呢，还是没办法，再也无处去求人，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衫包裹了，抬到刘家地上安葬。两兄弟一面抬，一面哭，好容易抬到山坡下，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雨过天晴，到山坡下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厚厚的一个土馒头，俗话叫做“天葬”。[8]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元璋又吃了些日子草根树皮，邻居汪大娘娘儿俩看着他孤苦可怜，也不时招呼着吃一顿两顿，胡乱混了一阵。想想不是久计，只好挨村子找零活做。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避瘟走了，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怎么雇得起人？一连奔波了好些天，到处碰壁。一天，从邻村找活回来，路过父母坟地，懒得回家了，蹲在坟边，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对付肚子。
他长得身材高大，黑黑的脸盘，高高的颧骨，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大眼睛，下巴比上颚长出好几分。整个脸型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门上一块骨头突出，像个小山丘。样子虽不好看，却很匀称，显得威严而沉着，谁只要见他一面，再也忘不了他那个怪长相儿。
小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又最有担当。有一天，忽然饿了，时候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看牛的周德兴、汤和、徐达许多孩子也都说饿，大家越说饿，肚子里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面条吃才好，那个又说真想吃一块白切肉，又有人说肉是财主们吃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说得个个人的嘴都流涎了。猛然间元璋大喊有了，大家齐声问什么？元璋笑着说，现成的肉放在面前不吃，真是呆鸟！大家还不明白。元璋也不再作声，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放牛绳捆住前后腿，周德兴赶紧抄着斫柴斧子，当头就是一斧，汤和、徐达也来帮着剥皮割肉，别的孩子们拣些干柴枯树叶，就地架上几块石头，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吞，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一条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村庄里，炊烟袅袅，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蓦地有一个孩子省悟了，小牛吃了如何去见田主？大家面面相觑，想不出主意，互相埋怨，乱成一团。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该承担起来，不能连累别人。拍胸膛说我一个人认了，大家不要着急。也真亏他想得好主意，把小牛娃皮骨都埋了，拿土把血迹掩盖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怎样拉也拉不出来了。孩子们齐声说好。当晚元璋挨了田主刘德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9]
元璋是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虚岁十七，实在还不满十六周岁。父亲是老实本分人，做了一辈子佃客，受了一辈子田主的气，头发胡子全花白了，还捞不着一巴掌地。搬了一辈子家，早年从泗州盱眙县（今安徽盱眙）迁到灵壁县（今安徽灵璧），又迁到虹县（今安徽泗县）。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种了十年地，被田主无故夺佃，没奈何又迁到西乡，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10]。你说朱五四没长性，喜爱搬家？那倒也不是。原来一百个田主大户竟有九十九个是黑良心的，穷人送上押佃钱，说尽好话才佃了几亩地，天不亮就起床，月亮出来还在地里作活，出气力，流汗水，一年忙碌到头，算算收成，十成里头竟有六成归了地主。佃户左施肥，右戽水，把地服侍得肥了一些，生地改成熟地，正好多收一点粮食的时候，田主立刻就加租，不肯加就退佃，划算一下，竟是白干活，一点粮食也剩不下，只好搬家另觅大户。忍下去吧，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告官府吧，那里没有穷人的理可说。因之，朱五四虽然拖儿带女，在一个地方老是住不满十年，而且，老是替大户开生荒地，好容易收成多了一点，就得走路。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也省吃俭用，低头下气，却一辈子被田主作践欺侮，到死后连一片葬身之处也没有。
元璋想了又想，自己还是走父亲的老路，一辈子替田主做牛马，挨饿、受气、被撵、流浪？不行，不能再做牛马了！可是，不做佃户，要自己有地啊，没地，有力气也没处使。地从哪里来？买，没有钱。给，谁给你？想到这里，他又茫然了，没有别的出路。
朱五四儿女都拉扯大了。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连花轿也请不起，喜酒也没一盅，娶的还不是一样佃客人家的女儿。三哥重七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得给人家种一辈子地。也好，家里省一张嘴。大哥有两个小子，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大姊嫁给王七一，二姊远了，还是在盱眙时订的亲，男人叫李贞。[11]只有他自己没成家。要是平常年景一家子勤勤恳恳，佃上几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养猪喂鸡，砍柴，拾粪，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苦虽苦，总还活得下去。偏又连年荒旱，二嫂三嫂先后病死，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王家也满门葬绝，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二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不知去向。今年又是旱灾、蝗灾加上瘟病，一家子接连死了三口，偌大一家人家，只剩下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四口人了。
元璋想了又想，过去凭着人力多，只要肯卖力气，总还饿不死。如今呢？能下地的只剩下两兄弟了，地干得比石头还硬，小河小溪都干得没一滴水，就下地又中什么用？
一天两顿饭，存粮一颗也没有。地里的呢，收割时怕还不够交租，哪来吃的？大嫂还有娘家，总可以有些办法。二哥呢，这些天来也闹得软绵绵的，动弹不得。自己食量又大，粗重活计虽干得，却苦于这年头空有力气无处卖。小时候虽曾跟蒙馆老师上过几个月私塾，一来自己贪玩，二来农忙就得下地，哪曾好好念过一天书。纵然靠着记性好，认得几百个字，却又做不来文墨勾当，写不得书信文契。父亲搬到本村来，原是为了这一带生荒地多，人力少，日子可能好混些，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田主的田地越多，心也越狠，对佃户越刻薄，饶是三节送礼，按时交祖，赔着笑脸，他还是掂斤播两，嫌粮食水分大，嫌分量不够。这年头能欠交一点租就是天大人情了，还敢开口向他借渡荒粮？官府的赈济粮呢？不敢指望，即使有了，还不是落到县官的荷包里，送进大户的仓库里去，哪儿会有穷苦人的份？再说本家呢？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听说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看光景是投奔不得的。[12]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本地不出金子，官府不由分说按年照额定的数目摊派，只好拿粮食换钱钞，到远处买金子缴纳。后来实在赔纳不起，索性丢了房屋田地，进到泗州盱眙垦荒的。句容那边好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今江苏沛县），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13]
自己的本家门，近的远的，里里外外，想来想去，没有一处可以投奔的。到哪里去呢？
舅家呢？外祖父陈公那一把大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披着法衣，仰着头，那扣齿念咒的神气，还依稀记得。想起来也真怪，只知道他叫外公，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了。母亲曾经翻来覆去地说外公的故事，这话已经有五六十年了。那时外公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蒙古兵打进来，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文丞相也打了败仗，被蒙古兵俘虏了。张世杰忠心耿耿，和陆丞相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那年是己卯年（公元1279年）。二月间，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和蒙古兵决战，不料崖山海口失守，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大军只好吃干粮，口渴得忍不住，只好喝海水，弄得全军都呕吐病困。蒙古兵乘机进攻，宋军船大，又因为怕风浪大，都联在一起，无法转动。三军望绝死战，一霎时中军被突破了，陆丞相仗剑叫妻子儿女都跳下海去，自己背着六岁小皇帝也跳海自杀，宁死不屈。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家子孙，恢复国土，谁知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阵飓风把船吹翻，张世杰被淹死了。外公掉在海里，侥幸被人救起，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在本地怕又被抓去当兵，迁居到盱眙津里镇。他原来会巫术，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过活。到老年常含着一泡眼泪说这一段伤心事，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外公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外公收了季家大表兄做过继孙子。外公死后，因为隔得远，家里这多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料想这年头，景况也不见得会好。[14]
元璋左想右想，竟是六亲俱断，天地虽宽，却无投奔之处。越想越烦闷，无精打采走回家来，蒙头便睡。
又挨过了一些日子，游魂似的晃来晃去，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嫂带着侄儿走娘家去了。常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有气力，有见识，又都出外谋生去了，无人可以商量。从四月一直待到九月，有半个年头了，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和二哥商量，哭了半天，看来也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兄弟舍不得分离，相抱痛哭，惊动了邻舍，隔壁汪大娘知道重六不放心小兄弟，就提起当年五四公在皇觉寺许愿，舍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的事，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有碗淡饭吃，总比饿死强，二哥同意了。[15]
原来元璋小的时候多病，才生下，三四天不会吃奶。[16]肚子胀得圆鼓鼓的，险些不救。朱五四着急得很，胡思乱想，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也许只有佛菩萨才救得下，索性舍给庙里吧。他立刻抱着孩子走进一个大庙，不知怎的，庙里和尚一个也不在，接不上头，只好又抱回来。忽然听到孩子哭声。梦醒了，孩子真的在哭，妈妈在喂奶，居然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风，两天雨，啾啾唧唧，病总不离身。父母着了慌，想起当年的梦，真的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17]
汪大娘娘儿俩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行童。[18]朱元璋剃成光葫芦头，披上一件师兄穿烂的破衲衣，见人合十问讯，居然是佛门弟子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是日常功课。见庙里人叫师父、师兄、师娘，见俗人叫施主，连称呼也改了。早晚听着钟声，鼓声，木鱼声，念经声，想想自己，想想不久前热热闹闹的家，想想孤孤单单挨饿的二哥，想想四下里出外营生的那一伙朋友，心中无限激动。[19]二、游方僧
皇觉寺原来叫于皇寺，坐落在孤庄村西南角山坡上。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一进山门，两边排列着四大金刚，横眉怒目，中间坐着大肚子弥勒佛，一脸笑容。背后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是个护法神。二进是大雄宝殿，坐着如来佛，两旁是十八罗汉。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多年没修理，佛爷菩萨宝座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佛像金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殿瓦上长满焦黄的杂草，院子里铺的石板已坎坷不平，显出一副衰落样子。一二十个和尚，平时靠常住田租米过日子，加上替本乡死人念倒头经，做佛事，得一点衬钱。他们一不耕地，二不做买卖，日子却过得和地主们差不多。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却比当粗工，作佃户出气力安逸些。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行业，有的人很迷信，以为当了和尚真的可以成佛作祖，这类人很少；有的人做了坏事，躲进佛门修来生；有的人杀人放火，怕受官府刑法，剃了头穿了袈裟，王法就治不到了；更多的呢，是穷苦人家养不活孩子送来的。和尚吃十方，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拿来开当铺，放印子钱。而且，寺院里的长老要人侍候，佛堂要经常打扫，零碎活也着实不少。多一个行童，强过雇长工，既省事，又得力，还不用付工钱。朱元璋年轻力壮，正是使气力的时候。高彬长老和主持德祝一商量，很划得来，便收留了他。[20]
元璋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支使人。又是小儿子，父母哥嫂都宠着些。兼之有点小聪明，会思考，看事情比别人准，也来得快当，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一定要做到，也十有九次做到，伙伴们都服他，听他调度。可是一到皇觉寺，情形便全不相同了，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有一大堆，还有师娘师弟，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21]，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陪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做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事情多，闲气也就多，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闹决裂了没处去。
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因为朱元璋是不拿工钱的杂役，尽管淘气，打发走了，就缺人使唤，因此也不说话。[22]
皇觉寺是靠收租子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太大了，收不到租米，师父师叔成天轮班到佃户家催讨，吵架，侗吓，再不交就送到衙门坐班房，打板子，还是不中用。存的粮食眼看着吃不了多少天，嘴多耗费大，师婆出主意，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接着师伯师叔师兄们也都出门云游去了。朱元璋当行童才满五十天，末了一个被打发出门。没奈何，虽然不会念经，不会做佛事，也只好装着个和尚的样子，一顶破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背上小包袱，拜别了师父和住持，硬着头皮，离开了家乡。
说“云游”“游方”是和尚们的话，也叫“化缘”。用社会上的话就是“叫化”，也就是讨口，要饭，找大户伸手要钱要米要饭吃。大户人家多半养条恶狗看门，狗有宗狗德性，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你越怕它就越凶，张牙舞爪咬得更厉害。游方僧为着不让狗咬，离大户家大门远远的便使劲敲木鱼，高唱佛号。大户的主人也和狗一样，专打穷人的算盘，可是有这么一点和狗有区别，那就是自己知道坏事做得太多，怕死后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就得发点“善心”，修修来世，求菩萨保佑。还盼望多生儿女，多发财，生生世世享福，不只这辈子做地主，下下辈子也做地主。要得到菩萨的保佑，就得对和尚客气一些，把从佃户身上榨取来的血汗，豁出一星星作布施，算是对菩萨的贿赂。这样，他们只要听见木鱼响，就知道是作“好事”修来生的机会到了。一勺米，几文钱，绝不吝惜。大户对和尚一客气，狗也落得大方了。要是大户不出来，只要有耐性，把木鱼敲得更响，佛号喊得更高声一些，迟早会有人出来打发。
元璋虽然只住了几十天和尚庙，却成天听的是这一套，见的也是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既然非出去要饭不可，就找人商量，向哪儿走好，听人说往南往西一带年景比较好，反正只要讨得饭吃，活得了命，不管什么地方他都去。也没规定的日子，爱走多久就多久，走多远就多远。就一径往南，先到合肥（今安徽合肥），折向西，到固始（今河南固始），信阳（今河南信阳），又往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淮阳），东经鹿邑（今河南鹿邑），亳州（今安徽亳县），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游来游去，只拣庄稼长得好有饭吃的地方走，穿城越村，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23]软化硬讨，山栖野宿，受尽了风霜之苦，走遍了淮西一带的名都大邑。熟识了这片地区的河流、山脉、地理，尤其是这地区的人情、物产、风俗。见了世面，扩大了眼界，懂得了学会了许多事情，丰富了社会知识，也锻炼了坚强的体力。这时期的情况，他在后来回忆：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24]
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的生活，过了三年多。一直到至正八年，听说家乡一带很不安静，勾起了思乡的念头，依然和出来时一样，一顶破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回到皇觉寺。
淮西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这一带潜伏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组织革命力量。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也必然和彭和尚的门徒有过接触。几年后，这地区又成为东系红军的根据地了，这种子是彭和尚撒下的。朱元璋在这个地区周游了三四年，生活在下层社会。他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在智力和体力方面都已成熟了的行童，回到皇觉寺以后，开始交结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还不时进濠州城里探访消息，同时也下决心要多认识一些字，多读一些书，多懂一些道理，准备将来干出一番事业来。[25]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国来的成分。教徒主要的特征是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诵读的主要经典有《弥勒下生经》《二宗三际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彭莹玉出家于袁州（今江西宜春），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头目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教的教主，烧香结众，很得乡村农民的信仰，潜势力极大，张扬开了，被地方官寻个题目，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居住。到韩山童接手当教主以后，便使人到处宣扬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组织力量，准备起义。这两派起兵以后，因为目标相同——都反对元朝，信仰相同——都宣传弥勒佛和明王，就混而为一了。起义的教徒都用红巾裹头，以区别于元朝的军队，当时人称之为红军、红巾或红巾军、香军；奉的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26]
明教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唐朝。原来叫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公元216—277年）所创。这个教是个大杂烩，掺和了基督教、祆教、佛教而成为一个新宗教。主要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他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叫作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对立斗争，经过三个阶段，叫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便已有了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形成对立状态。中际阶段，暗的力量发展扩大，侵占了、压迫了明的力量，恣情驰逐，造成“大患”，这时明王就出世了，经过斗争，把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复位，是未来。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27]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到唐朝，又传到回鹘，回鹘政府和百姓极为尊信。[28]明教教规不设偶像，不祟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29]回鹘当时帮唐朝打仗有功，因此，回鹘人崇信的明教，唐朝也加意保护。[30]到9世纪中期，回鹘内乱，为唐军所败。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禁止佛教，明教也被禁止了，教堂被封闭，不许传播。[31]从此明教便成为秘密宗教，暗地里在民间活动，吸收了佛教和道教许多东西，又渗入许多民间的原始信仰，成为杂七杂八的混合宗教了。
因为明教认为在现在阶段，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是明王一定要出世，光明一定要战胜黑暗，鼓励革命，主张斗争，这种主张对于长期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乏科学知识的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因之，明教教义深入民间，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宗教，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和支持，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力量。五代时明教徒首先在陈州武装起义，被政府军打垮了。[32]一部分教徒逃到福建。北宋时福建南部是明教最重要的教区。明教的一部分经典，编入道教的《道藏》，安置在亳州的明道宫。[33]又从福州传到浙江，光是温州（今浙江永嘉县和附近几个县）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斋堂里的长老叫行者，执事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种种称呼。[34]到南宋初年，已经发展到遍及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地方了。[35]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这两个神都是高鼻子，洼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了很稀奇，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指的是拜魔神，又叫作魔教。明教为了深入农村，广泛吸引农民参加，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同教的人互相帮助，大家凑钱来帮助新参加的和穷苦的教友。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文铜钱，给教头烧香，钱汇齐后交给教主作教里的经费。一家有事，同教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一有人被捉去坐牢，也是大伙出钱帮着打官司。[36]做到了有组织，团结、互助和合作，又有一定的经费。贫苦的农民向来只有被官府、地主剥削、压迫，虐待、奴役的分儿，如今有了这么些和自己一样的人，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诚心诚意来帮助自己，而且团结组织起来了，日后还大有好处，又怎么会不参加？贫苦农民入教的愈来愈多，明教的教区也跟着扩大，明教的力量也就日渐强大起来了。暴动、武装起义，各种反抗地主和官府的行动，就愈来愈多了。从北宋末年起，睦州（今浙江建德和附近几个县）、台州（今浙江临海和附近几个县），衢州（今浙江衢县和附近几个县），东阳（今浙江东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和附近几个县），泾县（今安徽泾县）等地，都曾发生过明教徒的武装革命斗争。[37]
但是，也正因为明教徒主张最后目标是明暗各复本位，互不侵扰，黑暗的力量在经过斗争后依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奴役的制度也依然存在，在领导思想上不但是折中的、妥协的、半途而废的，而且，流血牺牲的结果，依然是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依然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因之也就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历史上所有这一类型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明教又和民间流行的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据佛教传说，弥勒过去为王，对百姓慈育，是一个好国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弥勒侍旁听法，是个好学生。释迦牟尼佛灭度（死）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38]佛教诸经典都承认弥勒是遥远世代后继承释迦的佛。并且说释迦灭度后，世界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都出现，不但气候坏，庄稼收成坏，连人心也坏了，人们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佛在灭度前留下了话，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就出世了，这个佛一出世，世界立刻变了样子，土地又宽大，又干净，刺人的荆棘不见了，青青的山，绿油油的水，满地铺着金沙，到处是清汪汪的水池，碧森森的树林，美丽的花朵，芬芳的香草，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了，抢着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寿命也长了，太太平平过日子。人口一天天加多，城市越来越富庶了。种的稻、麦，下一次种子就有七次的收成，用不着拔草翻土，自会成熟。[39]自从出现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以后，成千万的农民都在期望这一天的到来，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依然在等待，在期望。一听见什么地方有弥勒佛出世的话，就抢着去参加起义。从隋、唐一直到宋、元，七八百年来，历史上写满了弥勒教徒起义的记录。关于弥勒佛若干部经典的翻译，早在两晋时代已经开始，到南北朝时已发生很大影响。举例说，那时候的风气，和尚们化募了钱财，在山岩上挖洞雕刻佛像，一个山有好多洞，一个洞有好多大石佛，往往要费时几年以至几百年才能刻成。刻的佛像最多的就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经典的传播，佛像的礼拜，传说的鼓动，无数次弥勒佛降生的号召，使得这一神秘而又亲切的名字为朴素的农民所熟悉、信任，成为组织、发动反抗当时统治阶级的力量。信仰弥勒佛的人也穿白衣服，戴白帽子，也烧香。[40]也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大体上和后起的明教类似，结果这两个教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白莲社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便可以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个团体创始于5世纪初年，到12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弥勒教相近，到14世纪前期这三个秘密宗教就自然而然混合为一了。[41]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都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有更好或最好的世界出现。这幻想世界的出现有一个显明的标识，就是“明王”或“弥勒佛”出世。这样，明王或弥勒佛出世就成为煽动农民参加武装革命最通俗、最简明的号召了。这一号召有力地吸引了陷于贫困绝境的朴素、善良的农民，他们用竹竿、锄头武装自己，进行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暴力压迫的正义斗争。虽然每一次的起义都被具有完善组织和强大威力的政府军队所镇压，他们失败了，但是，农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跌倒了，揩干净血迹，再爬起来，再反抗，永远反抗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封建压迫存在一天，农民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便永不中止。在广大被压迫、被奴役农民的思想深处，尽管不懂得阶级压迫的道理，却都痛恨地主、官僚的无情剥削、虐待，都憧憬着美丽而又富饶的远景，相信总有一天会翻身，“明王”“弥勒”会出世！
远在朱元璋出生前三年，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六月，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了。[42]十二年后，陈州人棒胡（闰儿）又宣称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武装起义，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43]这年，朱元璋已经十岁了。第二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戊寅（公元1338年）弥勒教徒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周子旺是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44]（又叫彭翼，敌人叫他妖彭）的徒弟，他们劝人念弥勒佛号，每晚点着火炬，烧香礼拜，口宣佛偈，信从的极多。教徒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上都写一佛字，以为有佛爷保佑，刀兵都不能伤了。年月日时都凑齐了，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起事。这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军，刚一动手，就被地方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周子旺被杀。彭莹玉经常用矿泉水替附近农民治病，袁州老百姓当他是活神仙，争着荫蔽他。官府搜缉得紧，家乡待不下去了，他只好逃亡到淮西。淮西地区老百姓早知道彭祖师的名声，也抢着掩护他，便索性在淮西住下，秘密传教，组织更大力量，准备再干。
朱元璋这几年内所到的地方，息州、陈州、信阳和淮西流域，前三个是弥勒教徒起义失败的场所，淮西流域则是彭莹玉秘密传教的地区。[45]三、红军起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江淮流域各地区的贫苦农民——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所特别歧视的南人，短衣草履，头包红巾，擎着鲜红的大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杀官僚，占城邑，开仓散粮食，破牢放囚犯，自立名号，敲响了元朝政府的丧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军起义。
红军的队伍，到处都是。拣重要的著名的说吧：东系在颍州发动的，头目是杜遵道、刘福通，占领了元朝的米仓朱皋（镇名，属河南光州固始县），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息州、信阳；芝麻李（李二）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和附近各县，以及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壁、南边到了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今安徽临淮）。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组织，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令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府。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附近各县）；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这几支红军都打着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旗帜，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都插满了红旗，像腰斩似的把元皇朝拦腰切作两段。[46]
元朝政府的崩溃，是由于蒙汉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迫，农民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长期的壮烈的阶级斗争；是由于蒙古色目贵族对汉、南人的残酷粗暴的民族压迫、掠夺和戕害，广大人民挺身而起，进行长期的英勇的民族斗争；是由于蒙汉统治阶级的腐化和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分裂、对立，自相残杀，掘下自己的坟墓。斗争的开始是以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到后期，阶段斗争的实质因地主阶级的参加而被阉割了，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斗争，朱元璋统一南北，建立了明朝。
蒙古灭金以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十万余顷。[47]灭宋以后，没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土地。蒙古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将帅以及汉南人投降的文官武将，僧侣寺观，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把原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抑为佃户。如诸王中晋王也孙帖木儿单是归还朝廷的地就有七千顷，没有归还的一定多于此数是没有问题的。[48]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有平江（今江苏吴县）赐田三百顷。[49]郯王彻彻秃有苏州赐田二百顷。[50]没收宋朝后妃的田地归太后所有，专设江淮财赋都总管府掌管。另一大批没收田地归皇后所有的，专设江浙财赋府掌管。[51]文宗时（公元1329—1332年）鲁国大长公主有平江等处赐田五百顷。[52]顺帝时公主奴伦引者思有地五千顷。[53]大臣如伯颜有河南赐田五千顷[54]和蓟州宝坻县稻田提举司所辖田土，[55]脱脱有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的田土。[56]应该指出，江浙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几百顷就是了不起的大数目了。此外，金和宋的投降官僚不但保持有原来的田土，而且还乘机兼并，有的一年收租数量竟达到二三十万石，占有佃户二三千户之多。[57]他们和蒙古色目地主联合一起，奴役人民。由于元朝尊信宗教，寺观也往往占田几百顷、千顷，最多的如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共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58]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十万多顷，佃户三万七千五十九户。[59]白云宗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60]江南寺院佃户多到五十万户有余。[61]尽管上边这些土地占有情况不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也不是这一大片土地在元朝整个历史时期都归最初占领的这一家一族所有的，但是，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汉地主阶级贪婪无厌的占有土地情况，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况，佃户数目较过去历史时期大量增加的情况，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
蒙古诸王、后妃、大臣还有食邑，从几千户到几万户不等，也有从一县十几县到一路以至三路的。最多的如孛儿帖可敦有真定食邑八万户。[62]元成宗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的食邑。[63]食邑的地方官由领主推荐，农民要向领主缴纳五户丝和钞，还要向元朝政府缴纳赋税。[64]
就这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江南的佃户按地主定下的规矩和地主对半或者四六分收成，赶上青黄不接、水旱灾伤，不得已向地主借贷口粮，立下契约，连本带利，写上数目，候收割时验数归还。才到秋收，所收粮食，除交给地主一份以外，有的佃户把自己应得的一份全数拿来还债，还不够付清本利，被迫抵当人口，折合家具作数，甚至连锄头、镰刀也给折走了，活不下去，只好逃走。佃户逃亡的越多，田土荒废的也就多了，生产的粮食也就少了。[65]另一等佃户缴纳高额地租，还要承当地主家的杂泛差役，赤贫化的结果买不起农具、肥料，地里收成一少，就被地主夺佃，失去活路。即使家里人力多，侍候得地肥了些了，收成稍多，地主就要加租，交不起，还是种不成地。有些地方的佃户，生男供地主奴役，生女则为地主婢妾，甚至计口立契，随田地买卖下和买卖牲口一般。[66]北方的农民比南方的受苦也不轻，剥削的名目更多，种的桑枣禾稼经常被蒙古驻军和官僚地主的牧马作践，有的田地索性被占作牧场，靠近大都（今北京）的畿内一带地方，为了长马草，时常禁止农民秋耕。[67]农民养的马匹、耕牛一碰上有战争，就被官府抢走，有时给低价，有时不给一个钱。[68]淮河以北一带以至河南、河北的农民，千百成群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一次逃亡的农民十五万户。[69]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特派使臣尽徙北还。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又立下法令，逃民必须押解还乡，并禁止聚众到千人，犯禁的罚杖一百。[70]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2年）京畿大水，饥民四十多万人。第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多户。[71]地主阶级的剥削越重，农民的日子过得越苦。地主兼并土地的速度越快，农民反抗的手段——逃亡也就越多。田地荒废的数目越大，粮食的产量就越少，闹灾荒的次数、面积，越多越大，阶级矛盾就越发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爆发了一次接着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元朝政府也曾经使用减轻赋税，赈济，设立常平仓，派遣劝农官等办法，但是免赋只免到地主和自耕农，佃户还是得照样向地主交租。[72]赈济呢，佃户也还是轮不到。甚至像至元四年（公元1344年）河南北大饥，第二年又大疫，十成人死了五成那样大灾荒，朝廷说要赈济灾民，出卖官爵得了若干钞和粮食，但后来听说还有几成收成，就不赈济了，把赈款吞没了事。[73]常平仓呢，有仓无米。[74]即使有米，也还是落入大官、地主们手里，分配不到农民。[75]至于劝农官的设立，除了多设几个剥削掠夺的官僚以外，没有别的意义。
除了蒙汉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以外，还有蒙古、色目人对汉、南人的民族压迫。
蒙古色目贵族为了便于巩固军事统治，永远剥削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贫苦人民，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蒙古军事贵族在灭金之前，已经征服了中亚细亚花剌子模诸国，统称这些国家的投降人口为色目人，被利用来压迫较后被征服的汉人。汉人指的是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高丽、契丹等民族；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征服的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为了分化汉族的团结，蒙古统治阶级稍微给北方汉族地主一些政治上的小好处，和南人有明显的区别。四等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极不平等的，对汉南人平民的防制，最为严苛，并贱称汉人为“汉子”，南人为“蛮子”。同时，在蒙古各族中，穷苦牧民也和汉南人中的贫苦农民一样，被迫自备马匹武器去当兵，受到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剥削。
应该指出，民族间的压迫是形式上的，是对没有政治地位的平民百姓的压迫。实质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对所有各族的贫苦人民，无例外地进行剥削、掠夺和奴役，归根到底，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压迫。
蒙古统治者在灭金灭宋的战争中，除开攻城略地，大量屠杀以外，更掠夺人口，叫作驱口，地位和奴隶一样，所生子孙，永远世袭。[76]蒙古、色目、汉、南人官吏也多强占民户为奴隶。[77]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大都设有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样买卖。江南贩卖人口之风更盛。主人怕驱口奴隶逃走，或饮以哑药，或用火烙足，驱使同畜牲一样。驱口和奴隶在法律上待遇同等，实际区别是在军前俘获称奴，掠卖人口称驱；奴不得自立门户，驱得自立门户，但不得自由迁徙。驱丁对朝廷每年纳丁税粟一石，对主人负耕田、供役、纳贡赋、代主人服兵役的义务，[78]如大将阿里海牙破湖南，没收降民三千八百户为家奴。[79]14世纪初年，江南官僚地主强占民户作奴隶动辄百千家，有多到万家的。[80]蒙古戍兵和平民生活穷困的，也被迫卖妻鬻子为奴婢。[81]元代官私奴隶在人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82]奴隶数量越多，佃户的数量就不能不相对地缩小了，这不只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也损害了各族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在政治地位上，元朝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正长官，都是蒙古人做，一般汉人是不能做的。次要的官也大半是蒙古人和色目人。顺帝至元三年四月又再次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83]直到元朝末年，南人始终被排挤在中央政治领导的圈外。[84]兵权更不让汉人掌管。汉人虽也有做军政官的，但不能与闻军政，参与机密，阅兵籍，知兵数。[85]行省长官一般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世臣，缺官才轮到色目和汉人。[86]地方官以汉人做总管，色目人做同知，但总揽实权的却是蒙古的监督“达鲁花赤”[87]。宫廷的卫队只用蒙古、色目人，不许汉人、南人投充。[88]蒙古贵族子弟从宫廷卫队出身做官，升迁很快。汉、南人则只能从科举或学校出身。科举也有民族差别，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南人则须考三场；考试题目汉、南人比蒙古、色目人的难，及格授官的却又正好相反，蒙古、色目人比汉、南人高。[89]国立学校的学生名额，也是以种族作标准的，国子监生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考试蒙古生从宽，色目生稍加严，汉生考的内容最多。毕业后授官蒙古生六品，色目生正七品，汉人从七品。[90]
文武官员的荫叙和升迁的等级，也作了优待蒙古、色目人的规定。蒙古高于色目，色目又高于汉人和南人。[91]官员的惩罚，法令规定色目人和汉人不勤于职的，处死刑还要抄家，蒙古人则例外。[92]
除了政治地位不平等之外，元朝政府还特别制定了压迫汉族的法律，来保障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下令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由专管蒙古贵族的机关“大宗正府”处理，汉、南人犯法的归普通法庭判处。蒙古人官员犯法定罪行杖，必须由蒙古人判刑和监杖。[93]蒙古贵族和色目人不但受特殊法庭的保护，而且遇有重大刑事案件，最后裁决权属于蒙古大臣[94]，更加了一层保障。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处当兵出征和罚交烧埋银。[95]蒙古人员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指定证人到官府告状。反过来，如汉人打了或打死蒙古人，就要严刑断罪。[96]并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互殴。[97]汉、南人犯窃盗罪例须在脸上刺字，蒙古、色目人则免刺。[98]
对汉、南人地区用军事力量控制秩序，镇压起义。办法是解除汉、南人武装，由朝廷分兵驻防各地，建立社甲制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后，就下令没收民间兵器。南人在军中的尺铁寸杖不得在手。[99]民户有铁尺、手挝和杖之藏刃的都要一律交官。[100]有马的拘入官。[101]私藏甲仗的处死。[102]把民间兵器最坏的销毁，稍好的给色目人，最好的收归武库，留作蒙古人用。汉人在出征时所用兵器，打完仗就要交官，完全解除汉、南人在军中的非战时武装。[103]甚至汉人将领非经特许也不许执持武器。[104]各路、府、州、县为了捕盗的需要，所用弓矢也严格限制为各路十副，府七副，县五副。[105]不许汉人打猎，[106]不许汉人学习武艺，[107]不许汉人集众祠祷[108]、祈赛神社、集场买卖。[109]甚至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也不许可。[110]
驻防（镇戍）军以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为主力，分屯河、洛、山东，以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宋的降兵）驻防淮水以南直到南海，都以蒙古宗王为大将。蒙古军就营地住家，其他军队按时换防，都有一定制度。江南三行省凡设戍兵六十三处，驻防地区几十年不改。[111]蒙汉地主政府用蒙古军镇压淮水以北金地的汉人，用诸部族军、汉军辅以宋的降兵镇压淮水、长江以南宋地的南人，利用种族矛盾来贯彻军事控制，运用军队力量来维护统治威权，加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民族间的猜忌越大，仇恨也就越深。
和驻防军相结合的社甲制度，是蒙汉地主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在灭宋以前，元世祖至元七年下令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的一人为社长，户数达到百家的增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的与近村合为一社。[112]社原来是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封建压迫，自愿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历代统治者曾屡次加以禁断，在禁断无效的时候，便利用原来基础，把它纳入政府系统，成为官办的社，通过这一组织，督促农民努力生产，达到增加税收、便于统治的目的。元朝政府继承了这一制度，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搜括，但是，有了这个组织，也就赋予了广大农民为了反抗阶级压迫而建立的秘密组织以合法的形式，使得农民普遍组织起来，就有了强大的反抗力量了。三年以后，为了便于监视汉民，又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蒙古色目人虽然有随便居住各地的权利[113]，蒙古军却不与汉儿人户一处相合为社。[114]这是北方地区的情况。到灭宋后，把南方人民编二十家为甲，以蒙古人为甲主，对甲内编户有绝对的威权：“衣服饮食唯所欲，童男少女唯所命。”城乡到处编甲，甲主糟蹋掠夺平民妻女，谁也不敢说话。[115]甚至夜间禁止人民通行，以钟声为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只有在禁钟之前，晓钟之后，才许市井点灯做买卖，平民人家点灯读书、工作。[116]这虽然只是灭宋以后的初期情况，但给南方人民的惨酷印象却是世代难忘的。元朝蒙汉地主阶级透过社长甲主，向农民施行凶残的掠夺，在各种名目的苛捐杂徭下，到元朝中叶以后，每年田税赋役所征调的数量，比元初时增加到二十倍以上。[117]因而使全国农业生产下降，广大农民陷入破产的深渊。
从官书记载的户口数字来看，宋的户口，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户数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口数二千八百三十二万。金的户口，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户数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口数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两国合计有户约二千万，口约七千四百万。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蒙古色目的户口数字。可是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全国合计户数只有一千三百二十万，口数五千八百八十三万，这个数字是应该包括蒙古色目的户口数在内的。两数比较，可以看出长期战争破坏的结果，户数减损了约七百万，口数减损了约一千五百万。到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全国户数还是一千三百四十万，和至元十八年的数字差不多，经过了五十年的漫长岁月，户数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尽管过去官书的户口数字是很不可靠的，但就这许多数字对比起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五十年间户口损耗情况，奴隶占有情况，这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悲惨结果。
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治的腐化，是元朝政府崩溃的内因。
蒙古大汗国是由成吉思大汗子孙所分封的几个汗国组织成功的，以元朝皇帝的宫廷作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破坏了蒙古向来召开大会选举大汗的习俗，采用汉人封建制度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后，帝位继承的争夺造成蒙古贵族上层矛盾的深化，政变、内乱，接连不断，削弱了元朝政府的统治力量，政治局面经常在不稳定之中。
事实上，蒙古大汗国的分裂是元世祖即位以前的事。蒙古人习惯于游牧生活，终年随水草转徙，没有一定住处，也没有城郭可以守护。如果没有强而有力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领袖，在突然遭遇强敌袭击时，就会崩溃不可收拾。多少世代以来，在蒙古的部族社会组织里，所有关于各部族共同酋长——大汗的选举与罢免，对其他部族的战争，和应付严重的天灾和迁徙等大事，都由部族成员的全体大会——“库利尔台”来解决。原任大汗有提名继承人之权，但大会也可以另选他人。因之，各族中军力最强大的军事领袖，对选举的决定权也最大。遇有意见不一致，坚持的双方军事力量又不相上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各自承认一个大汗，造成分裂以至用武力解决，陷于长期内战的境地。从成吉思大汗以来，历次大汗的选举都为几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操纵，发生了内战。长期内战的结果，蒙古大汗国瓦解了，元世祖和他的子孙所直接统治的只是中国这一部分土地。[118]
元世祖以后的元朝帝位的继承，不是宫廷阴谋，便是军事实力贵族的争夺战，大会通过只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119]从元世祖死到元顺帝立（公元1294——1333年）四十年间，换了九个皇帝，政变不到四五年就爆发一次，特别是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六年之中竟换了六个皇帝。蒙古贵族上层内部的矛盾更加深化、激化了，自相残杀更厉害，政治局面变化更快，更不稳定，统治阶级的力量也就进一步更加削弱；皇朝权力愈弱，地方的权力也就愈重，内轻外重，政令不行，最后就造成了军事贵族混战，自掘坟墓的局面。
一面是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一面是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堕落腐化。
元世祖从灭宋以后，为了积累更多财富，发动了多次海外侵略战争。至元十九年发兵十万打日本，遭飓风大败而回。又三次兴兵打安南（公元1284——1294年），两次打缅国（公元1282—1287年），打占城（公元1282——1284年），打爪哇（公元1292年），越打败仗，越不服气。军费的负担天天扩大，财政发生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刮钱能手的商人做大臣，专门搜括财富，增加赋税，卖官鬻爵，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腐化的政治风气。[120]
巨额军费之外，还有对诸王贵族的巨额岁赐（定期赏赐），特赐（额外赏赐），朝会赏赐，库利尔台大会后的赏赐。岁赐如斡真那颜位银一百锭（五十两为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特赐如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赐公主古巴银五万两；朝会赏赐如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等，成吉思大汗的子孙遍布欧亚两洲，元朝历年这笔开支该有多大？库利尔台大会尽管是个形式，但为了报答诸王贵族的支持，赏赐数目更是惊人，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仁宗即位后的赏赐总数为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往往开一次大会，把上都大都的库藏全部给光了还不够数。[121]这种种不同名目的赏赐，实质上都是为争取诸王贵族支持所付出的贿赂，来源就是汉、南人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此外，还有供养僧侣的大量费用。因为要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元朝对各种宗教都予以保护，历代皇帝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奉。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各寺做佛事，有的每天用羊一万头。[122]据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的统计，元朝政府经费用在寺院的占很大的比重。[123]至大四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岁出钞约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却只有钞四百万锭，其中上缴到大都的只有二百八十万锭。赤字为岁收的七倍多。这一年十一月国库的现金只有钞十一万锭。[124]弥补赤字的办法是预卖盐引，加税加赋，甚至动用钞本（发行钞的准备金、银）。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的财政岁出入，亏空钞二百四十万锭。[125]元朝初年的钞法原来有相当完整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取现金，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汗国，信誉极好。到了财政无办法时，把钞本都支用完了，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地发行，发行得越多，币值越跌，相对的物价就愈高，到了14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线，一贯钞还不值一文钱，纸币既失去效用，民间只好进行物物交换，皇朝财政和国民经济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了。[126]
政治方面的情况也和经济相适应。从元武宗以来，用人不问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欢心，就可做大官：一无所长的人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诸王贵族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帝师、国师，就可以得到皇帝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127]地方官吏贪污的情况，元朝末年浙江人叶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画。他说，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得钱多说是“得手”，除得美州县（肥缺）说是“好地分”，补得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监察官都可以用钱买，出钱多的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和做买卖一般。[128]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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