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S.L.格雷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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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试读：
1.马克
就在我摇摇晃晃到厨房准备再来一瓶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有些醉了。双腿发软不听使唤，身体开始发热，意识渐渐模糊——我正处在绝妙的微醺状态。卡拉爆发出她那标志性的大笑，那巫婆般声嘶力竭的笑声足以把鬼魂吓到墙角。在卡拉的狂笑声中，我听到斯蒂芬也在屋子的某个地方轻柔地、迟疑地笑着。那件事发生后，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她笑了。
窄窄的食品柜下方有一块干掉的污渍，我努力视而不见，抓起一袋薯片，转身回到厨房。卡拉的男朋友今晚带了一瓶昂贵的红酒。他把酒塞到我手里时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这瓶酒留到某个更有意义的日子再喝。不过我觉得现在喝掉它正好。我打开薯片，抓了一把塞进嘴里，然后伸手去够堆满了东西的操作台上的酒瓶。就在这时，后院的新感应灯突然亮了，我抬头望去，手一滑，酒瓶倒了，掉进一堆脏兮兮的玻璃杯中间，使得放在玻璃杯上面脏盘子里的刀叉噼里啪啦地滑落下来。
那一瞬间非常吵。随着响声逐渐平息，我身边满是玻璃碎片和凌乱的刀叉。可我还是无法将目光从窗边移开，凝视那灯光仿佛能驱走我心中的怪兽。
直到灯光熄灭，我都没发现什么异常。我静静地待了好一会儿才听到身后有人打开了厨房的门。“马克？”斯蒂芬唤着，“亲爱的，你没事吧？”
我回过神来：“哦，没事。我就是……把东西打碎了。”
斯蒂芬光着脚，穿过地板上的一片狼藉走向我。“别过来了。”我说，“会扎到脚的。”
她没听我的，踮着脚来到我身边，望向窗外漆黑一片的院子，柔声问道：“你看到什么了吗？外面有人吗？”“估计是只猫。”
她抓着我的胳膊问：“你确定你没事吗？”“没事！”我说，同时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尴尬。于是我拿起那瓶红酒，拉着斯蒂芬绕过玻璃碎片，准备回到餐厅去，好像她需要我领着一样。但事实上，此刻，走在坚强有力的年轻女人旁边，我感到脆弱和茫然。“我们就趁还能喝酒的时候赶紧把它喝掉吧。”
斯蒂芬看了我一眼，说：“这话听着好不吉利呀。”“我的意思是趁我们还能享受它。”“我建议你现在还是别喝，”卡拉新交的“朋友”（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把手机插在底座音箱上，选了首轻柔的、玩世不恭的歌，“因为你会怀念酒里那著名的巧克力味道的。”“你说著名的吗？”卡拉巧妙地假装没听到厨房的动静，从餐桌边的座位上问，“你是想说声名狼藉吧？那瓶杜维尔芳婷是赶时髦的门外汉才会买的山寨货！不好意思，达蒙宝贝。”“没关系，亲爱的卡拉。”
我坐下来，看着达蒙侧身坐回餐桌边，好奇他和卡拉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他知道他是卡拉交往过的一群小白脸中最新的一个吗？她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而他和她在一起又想得到什么呢？
他至少比她小二十五岁，想到这儿，我不禁直起身子，想起斯蒂芬也比我小二十三岁。而平时的我竟然不记得这一点。我不觉得我已经四十七岁了，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步入中年。我无法想象她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材臃肿、皮肤松弛、可悲、颓废、失败、穷途末路、举止还有些怪异的恋物癖。
斯蒂芬就站在我身后，双手摩挲着我的肩膀，靠向我。她的长发拂过我的脸庞，一股草本洗发水的清香和晚饭的香料味道从她的发丝间传来，把我从刚刚的一系列自我怀疑中拯救出来。“我想上楼去看看海登。”她说。“她一定没事，监听器就在这儿，要是有什么事我们肯定会知道的。”“我只是去看看。”“好吧，辛苦了！”“如果连卡拉的笑声都没把她吵醒，那就没什么能吵醒她了。”达蒙看着斯蒂芬的背影插嘴道，就像他见过我们的女儿，很了解她似的。卡拉笑着翻了个白眼，我不明白她在笑什么。
我喝了一大口酒，发现根本没有一点巧克力味。我沉浸在歌手懒洋洋的声音中，回味着轻柔的节拍。“你还好吧？”卡拉问我，“真的没事？”
我耸耸肩，叹了口气，看了一眼达蒙。“放轻松，我懂，”他说，“我替你难过，我哥哥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斯蒂芬回来了，从她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海登很好。她正准备在餐桌旁坐下，卡拉说：“闭嘴吧，达蒙。”
但是达蒙却继续絮絮叨叨：“我跟你说，这个国家简直糟糕透了。你知道，在其他地方情况完全不同。人们想偷东西，但并不想折磨别人，而且——”“听着，”我说，“我不想提这件事。”“卡拉，其实你没有必要因为我让达蒙住嘴的，”斯蒂芬插嘴道，“我又不是小孩了。”“的确，”我对卡拉说，“事实上，斯蒂芬处理得很好。”在餐桌下面，我把手放在斯蒂芬的大腿上，她紧握住我的手。我不想承认她处理得比我好。“呃，对不起啦！”达蒙气呼呼地说，“反正不关我的事。”“不要紧。只是，你知道的……”“我只是想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达蒙说，“这种糟糕的事情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是正常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好啦，达蒙，亲爱的，能不能在我朋友说话的时候把你那同情心泛滥的大嘴闭一会儿。”“还是出去抽根烟吧，这样我就能闭嘴了。”他站起来，朝前门走去。我克制住了冲动，没跟他说：别出去，我们大家都安全地待在屋里吧。卡拉从桌子那头伸出腿，用光着的脚趾蹭我的小腿，然后又滑到我的脚踝处。我不确定她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只能认为，她懒得站起来给我一个轻轻的拥抱或者拍拍我的肩膀，所以才这样做。
坐在我旁边的斯蒂芬什么也没察觉。“你那样说，他不会介意吗？”我问卡拉。
她耸耸肩：“他会习惯的。他该学点礼数了。”“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她没接茬，转而问道：“那么，看心理医生了吗？”“我吗？”我问。“你们俩。你们全家。这种可怕的事情也会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的。你们应该送海登去接受艺术治疗。”“即使我们认为它有效，也负担不起。”斯蒂芬说。“不过，警察局不是也提供了心理创伤治疗吗？”“是的。”我说。他们确实提供了。家中遭到袭击的第二天我们就认真地洗了澡，换上从超市买的便宜的新衣服，直奔伍德斯托克警察局。接待处挤满了头破血流的男人和被扯烂衣服的妇女。我们站在这群人中就像外星人一样，不过警察对我们的态度还是异常礼貌而且富有同情心的。我们被领到狭长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办公室。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我能看见院子对面的拘留室：铁窗外飘着破旧的窗帘，墙皮开裂、剥落，仿佛那栋楼里的恶意正在沸腾，从内部化成了有毒的泥浆。警察局的创伤心理咨询师亲切热情，令人愉快，看起来是那种不会被可怕现实击垮的人，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海登在地毯上玩积木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带了免洗洗手液；当咨询师通过放空冥想法和斯蒂芬谈话的时候，我盯着为下一个咨询案例准备的肮脏的小淋浴间和装着玩具的塑料箱发呆。虽然这个画面让我的额头直冒冷汗，但我却无法移开目光。于是我说：“我觉得，比起我们这种遭遇入室抢劫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心理创伤更严重。”“天哪，马克，你需要更重视自己。”“重视自己？为什么这么说？”
斯蒂芬没有说话，焦躁不安地转动着杯子的底座。卡拉夸张地越过我，把身子探向斯蒂芬，扶着斯蒂芬说：“你们两个应该离开这里，去什么地方放松一下。这会让你感觉好转。我知道一定会的。”“去哪儿呢？”斯蒂芬问。“去一些有着异国风情的地方，比如巴厘岛、泰国，或者一些浪漫的地方，像巴塞罗那、希腊的小岛，还有……巴黎。”“哇哦！巴黎！”斯蒂芬简直要尖叫起来，“天哪，马克，听上去太棒啦！”“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旅行？真是浪漫极了。”卡拉看向餐桌说道，“也许我可以帮你们……不，我做不到。我不想在面对孩子时装出母爱满满的样子。”“就算你愿意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付不起钱呀。我的天，我们连斯蒂芬修车的钱都付不起。”
斯蒂芬叹了口气，点头道：“我觉得也是。”她眼中的希望之光转瞬即逝，让我有些心疼。她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她应该和一个……更好的人，能给予她更多的人在一起，而不是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已被洗劫一空。“我们会想出办法的，”卡拉说。“你俩一定要出去转转。你们需要……”
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还没来得及分辨出那响声是什么，我早已起身走到了屋子中间。那是外面的汽车报警器在响，只是个汽车报警器而已，但我的行动已经不受大脑控制。在说服自己稳定下来前，我迅速地推开房门，睁大双眼扫视着幽暗的街道，仔细听是否有扭打的声音。闻到达蒙的烟味让我回过神来。“我的天！马克，你没事吧？”“没……没事，我只是来看看那汽车警报声是怎么回事。”警报声已经停止，住在17号楼的家伙发动了那辆车，开走了。我冲斯蒂芬喊了些安慰的话语。“嘿，你太紧张了。”达蒙说着掏出了烟盒。
虽然知道抽烟也许会让我更紧张，我还是拿了一根。我不吸烟，烟味令人恶心。不过也许恶心的感觉能让我把注意力从那该死的无形怪兽身上移开。
他举起打火机，我点着烟，任由火焰在风中熄灭，感受着它的余温从我的发梢飘到耳后。“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没有，感谢上帝。但是我想迟早也会轮到我的。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会让人陷入困境，不是吗？”
我点头，慢慢地吐了口气。警察局的咨询师建议我在呼吸时想象体内的负能量正在被吸入的健康空气所替代，从而将有毒的恐惧排出。但我却不敢放下恐惧，因为它能让我时刻准备好应对危险。
我们在盛着枯枝的花盆里捻灭了香烟，然后回到屋里。这时，斯蒂芬说：“我一直很想去奥塞美术馆看看，但我们没有钱去，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去那里？”达蒙问，他只听到了谈话的结尾。“卡拉觉得我们应该出国去度假，这样有助于心理创伤的恢复，”我说，“但是我们没有现金了。”“换屋旅行怎么样？”他说，“去年我和朋友们就体验过一次。有相关的网站。你住在别人家里，同时对方会来你家住。我们去年就住在波士顿的一座很棒的房子里，房主住在我们家，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房子。这样不需要花一分住宿的钱。如果你们吃得节省些，不会花多少钱的。”“但是，让陌生人住在自己家里？”我说，“要是他们糟蹋房子，把东西全都偷走了怎么办？”“网站的所有用户都需要实名注册，还有相关的评论和认证。比方说，一对美国夫妇在此之前进行过八次换屋旅行，他们的换屋对象会根据客人的表现评分，便有了一系列记录，这样你就可以信任他们了。”
斯蒂芬笑着说：“嗯，听上去不错！对不对，马克？”此时此刻，我看得出她心中的希望正在被这家伙点燃，而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我们一分钱都花不起，”我说，“除了机票、签证、交通、各种门票和一百多杯咖啡这些小的花销外，天知道我们还要在巴黎哪些地方花钱。”我沮丧地看着斯蒂芬的脸，从她脸上的表情能看出她的热情已经被我打消了。我很擅长打击年轻人的积极性，在大学里我每天都做这件事，这是我能拿得出手的寥寥无几的本领之一。她点点头，灰心丧气地表示同意。我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说。我低估了我的消沉冷漠带来的杀伤力。我忘了她还年轻，对生活充满热情。我应该更体谅她的感受。“但是这主意听起来还是不错的，”我干巴巴地补上一句。“这是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案。”我想再次唤起她的微笑，可惜太迟了。
晚些时候，我清醒过来时正站在走廊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左腿抖个不停，手中紧紧攥着手机。警报器电子屏上的红色数字显示此刻是凌晨两点十八分。隔壁的阿尔萨斯牧羊犬正在狂吠，我发誓我听到了砰的一声——又是砰的一声？就是从靠我们房子这边的院墙发出来的。
我应该从书房的窗户向外望，检查过道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但是警报器开着，被动式探测器正扫描着那间屋子。我不想把警报系统拆除，也许那帮人正等着我这么做。于是我在房子中间的走廊站住，缓缓地转身（以免地板咯吱作响吵醒海登），仔细地观察聆听我的四周，仿佛自己有超音速的听力和超人才有的X射线般的视觉，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无能为力。
如果现在有人站在旁边的过道上，就会触发警报器。我告诉自己：我们很安全。
那只牧羊犬安静下来，我再没有听到其他响声，屋外的警报器也没有被触发，于是我上楼回到床边。斯蒂芬平躺着，无可奈何地望着天花板。
我仍旧站在床边的地毯上：“我觉得应该把警报器的线路绕开书房，但那样又容易让人从铅框窗户钻进房子。”“有道理，还是保留那屋的监控吧。”“可这样的话，我就没法看到外面的情况。”“摄像头会捕捉到异动的。”“我想也是。”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你会喜欢我们的午夜谈话的，情话绵绵的夜谈。”她没说话，当然也没有笑。又有什么值得她笑呢？我看了一眼床头钟上的红色数字，说：“再试着睡一会儿吧，时间还早呢。”“你呢？”
我没有告诉她我们俩应该有一个人保持清醒，以防那群人再回来，最起码我不该睡觉。即使这样也没用。“我放松一下，待会儿就睡。”“有时候我真的厌恶这里，你知道的。”“我懂。”“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去巴黎度假吗？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这行不通。我们负担不起这么奢侈的事情。”
斯蒂芬坐起身，背靠的枕头摩擦着床头，发出轻轻的吱嘎声：“我认为这趟旅行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它会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尤其是对于你。”“我吗？”“是的，是你。”她竟然笑起来，干巴巴地笑着，“我觉得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会让你有所期待，变得平和。谁知道呢？还有可能让你快乐起来。”
以站在床边俯视她的姿态来谈论这样的话题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显得过于强势。于是我坐到床脚边，转过头，从对面的梳妆镜里看见她不完整的身影，说：“即使我们花得起度假的钱，我也不希望旅行的原因是你觉得我有病。我不希望你是为了给我治病而做出牺牲，花费根本承担不起的费用，仅仅是为了让我有所好转，让我不再精神崩溃。我不想这样，我很好，我承受得住。”
斯蒂芬不屑于理会我对自己现状的诊断，她太了解我了：“我考虑了很久，我敢肯定海登没事。她的睡眠质量好了。卡拉说在那儿能租到婴儿车和任何物品。巴黎的小孩都坐在婴儿车里到处溜达。想象一下，像法国的一家三口一样在巴黎街头漫步会是怎样的感觉。”
虽然我知道这永远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从镜子里看到她充满憧憬、毫无防备的微笑时，我提醒自己不要去戳破她梦想的气泡。这趟旅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一个幻想，一个能再次唤起她笑容的幻想，所以暂时先让她尽情享受吧。
2.斯蒂芬
马克告诉我那晚卡拉要不请自来地吃饭时，我本来应该大闹一场提出反对。马克说我们可以拒绝她，因为他知道自从遭受入室抢劫后，我能应付的人就只有我的父母，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翻过那一页，来处理眼前的问题。是时候面对外面的世界了。朋友们都在试图帮我，可是我已经听腻了他们安慰的话语，比如“你看，至少当时海登一直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被强奸（这已经是万幸了）”，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陈词滥调。虽然马克劝我不要小题大做，但和往常一样，我还是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准备那顿饭。我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女主人那样，神经质地打扫了房子，在伍尔沃斯超市花费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巨资购买了食材。每次卡拉来我们家吃饭，我都会这么做。
和卡拉在一起让我备感压力。说真的，作为一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和学者，她的一切都让我相形见绌：自信，充满魅力，身材紧致苗条。虽然我个人认为她的作品有些过于随性，让人不知所云，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获得国内外的奖项。然而，我写的书为我换来的仅仅是文学网站上几篇无足轻重的免费书评。像她那个年代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她总是宣扬自己拥有过完美的“斗争”经历，在谈话中一有机会就“不经意”地透露自己被秘密警察扣押拘捕的逸事。（尽管除了我父母之外，很难再找到承认自己当年在种族隔离时期袖手旁观的中年白人了。）况且，她和马克在这之前有过一段感情，一段与我无关的曾经。虽然马克否认他们发生过关系，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什么。
对于卡拉，我没有放平心态。也许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但她其实也没那么令人讨厌。她在海登患疝气期间对我们非常照顾。那时，由于缺少睡眠，我和马克显得脆弱而暴躁。卡拉每星期都会提着扁豆穆萨卡过来看我们。但我们从来没吃过那玩意儿。它们整齐地堆在冰箱的冷冻层，据我所知现在还在那里。
那晚，我尽责地盛上烤童子鸡配土豆，把一大团昂贵的巧克力慕斯分到大家的碗里，像艺伎一样微笑着，时不时以看海登为借口溜走，让自己得到些许的清净。我走着过场，心不在焉地假装倾听由卡拉和她带来的男人所主导的谈话（有趣的是，我记得那一晚的所有细节，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个男人的名字）。但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卡拉提到的海外旅行所吸引，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建议：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去国外待一段时间。马克大多数时候会为了迎合卡拉而无条件地支持她所说的一切，所以这次当他否定了她的提议时，我本应是开心的。可是，想想看……是巴黎，巴黎哎！
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我和马克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海登沉睡在他的臂弯里，优雅的法国行人在我们经过时微笑致意；我们在精致的街角咖啡馆的阳伞下小憩，品尝着咖啡和羊角面包；我们在古色古香的小酒馆里共进晚餐，享用法式洋葱汤配可丽饼……庸俗的场景接连不断地涌上心头。让我兴奋不已的不仅仅是那诱人的目的地，还有换屋旅行的住宿方式。自从我们遭遇入室抢劫，这栋房子的气氛就变得诡异起来。不知怎的，屋子更加阴暗了，仿佛再也不会有阳光照进来。那些匆忙安装的防护设施也并没有使情况好转：防盗栏杆在地上留下魔爪一样的影子；每当有人开门，警报器就会响——这一切都让我们永远处于紧张的警戒状态。我想，如果有其他人——只要不是我们——在房子里住一段时间，也许这压抑的气氛便会消失。
当马克和卡拉的小白脸就雅各布·祖马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溜出去煮咖啡，却发现卡拉也跟着我来到了厨房，这让我感到既惊讶又沮丧。她肯定有话想对我说。我猜得果然没错。“马克需要帮助，”她用低到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的声音说，“必须找一位心理治疗专家给他看看。”她的语气中流露着些许责备，好像是我不让马克看病一样，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好像事情发生的那晚我比马克受到的折磨少似的——而事实刚好相反。我走到水池边，假装冲洗咖啡壶，这样她就看不见我的表情。“你很坚强，斯蒂芬，”卡拉接着说，“你显然恢复得很好。但马克脆弱得很，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佐伊那件事还没过去多久……呃，你知道的。类似的事情都会诱发潜在的心理创伤……”听完她啰里啰唆的一大堆话，我没回应，只是用勺子搅拌着咖啡，尽量不让她看出我的手在颤抖。
卡拉走后，过了很久我才睡着，直到两点三十分，马克突然起身把我惊醒。对此我已经司空见惯了。自从遭到抢劫后，任何细微的声响，比如飞蛾扑打浴室灯的撞击声、远处邻居家的狗叫声，都会把我们吓醒。马克在屋子里巡视的时候，我在卧室茫然地等他，我嘴里很干，想象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比如听到枪声、重击头部的声音，以及朝着卧室走来的砰砰的脚步声……按照以往的情况，天蒙蒙亮时我才会有睡意。于是，等马克一入睡，我便拿起廉价的备用电脑走向海登的房间——整座房子里唯一能让我感到真正安全的地方。和往常一样，房子因昼夜温差而变形发出的吱嘎声在黑夜里就像螺丝刀撬动门锁的响声，或者走廊里蹑手蹑脚的走步声。即使马克检查过两三次门锁和警报系统也不会让我有一丝安全感，入侵我们家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影子永远留在了这里。我路过浴室时，看到挂着的毛巾和开着的浴室门，便觉得那像手握利刃的人影；看到无意中忘在楼梯口的洗衣篮，便觉得那像蹲伏在地的歹徒。我的心不住地狂跳，直到我安全到达海登的房间。
她睡觉时总是很不老实：双腿蜷在床上，被子踢到了脚边。我小心地掖好被子，然后蹲在她旁边，把电脑放在膝盖上。马克应该是不愿意出去的，但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机会。他说得没错，我们没有钱出去度假，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化为泡影让我越发难过。的确有很多换屋旅行的网站——至少这一点卡拉的男朋友没有说错。我选择了一家首页上有阿尔卑斯山区小木屋的网站，注册了一个三十天的免费试用账号。我需要填入三个首选的交换目的地，就像“常见问题解答”里说的，“给自己更多选择！”我填了巴黎、爱尔兰（因为不需要签证），然后是美国。其实去欧洲大部分地方旅行都需要办签证，但巴黎还是那样吸引我。去巴黎度假的计划已经在我的心中萌发。当我把去年我们用来售房的好看的效果图上传到这个网站时，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坏事，像在给情人偷发邮件一样。
上传图片后，我输入了房屋的描述，尽力让它能吸引想要换屋的巴黎人——“一栋位于阳光灿烂的开普敦的温馨舒适、历史悠久的洋房”。虽然我们的房子所在的那条街大部分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别墅，但说它历史悠久也有一点夸张。接着，我又加上“安全”二字——在迫使我把它删掉的罪恶感产生之前。说句公道话，这并不是谎言。遭到入室抢劫的第二天早上，我爸爸便带着他的焊接喷灯和满满一皮卡的钢筋从蒙塔古开车赶来。现在，家里的推拉窗都醒目地安装了结实的防盗铁栏。马克曾咕哝了几句它们影响美观之类的话，但也没能阻止爸爸把房子变成恶魔岛。事实上，他也不敢阻拦。那天，他完全没有插手爸爸的行动，以逃避萦绕在身边的那无声的谴责：“浑蛋，你应该把你的妻儿更好地保护起来。”
接下来，我开始搜索航班。法国航空公司正在进行二月的促销活动，只要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天内预订，便可享受到优惠——所有事情都水到渠成。我决定不主动联系换屋网站上的用户，而是听从命运的安排，等待他们联系我。我满心欢喜地足足睡了一小时，直到六点，海登醒来的动静把我弄醒。
那天早上，我没有告诉马克注册换屋网站的事，我可不想和他大吵一架。又一个无眠之夜已经足够让他暴躁了。出门上班前，他只说了一句：“把门锁好。”我给海登喂了一些婴儿麦片，然后把她放到电视前看BBC儿童台节目。我感觉不是很饿，却还是从冰箱里拿出了那半锅巧克力慕斯，边用勺子挖着吃边查看邮件。有两封来自银行的邮件提醒我们信用卡消费又达到了限额；除了一条感谢注册的信息外，再没有任何换屋网站的消息。
我妈妈和每天早上一样，打电话询问我们是否一切安好，她说一直想把海登接到她那里住些日子，我便告诉了她关于换屋旅行的想法。她立刻兴奋起来，主要因为她迫切地希望我们赶紧离开开普敦，这座在她眼中很不友好又危险的城市。“那么，马克觉得怎么样呢？”“他不是很想去，因为我们没有钱度假。”我尽量不去想如果花心思找工作也许就能有钱旅行这个恼人的事实。“你一定要说服他去。我们可以借给你们机票钱，是不是，扬？”
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爸爸模糊的嗓音。“我不能让你们掏这钱。”他们目前靠经营民宿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事实上，自从两年前开始营业就一直如此。“我们能凑出这笔钱的。马克也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我的孩子。”“妈妈，其实我们大家都很不容易。他已经尽力了。”
我没有听清她嘀咕了些什么，索性转移了话题，因为她讨厌争论。“最近生意怎么样，妈妈？有人预订吗？”“有两个荷兰人在我们这儿住了一星期。他们是同性恋。”“那爸爸知道吗？”“哎呀，斯蒂芬，他也不完全是个老古董。接下来直到三月都不会有客人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们去度假，我们可以照顾海登。”“我想带海登一起去，妈妈。”“我们非常希望她来我们身边，你知道的。”
我没有打断她的劝说，边听边在网页上搜索“二月在巴黎必做的十件事”，时不时地查看一下我的邮箱。当看到来自换屋网站的邮件写着“嘿，斯蒂芬198，珀蒂08（Petit08）给你留言！查看详细内容，请点击……”时，我匆忙地结束了和妈妈的谈话，打开了邮件：“斯蒂芬妮和马克，你们好！你们的房子看起来很棒！看看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一旦你们决定选择我们家，我们这边随时都能进行换屋。再会！马尔·珀蒂和朱妮·珀蒂。”
我点击发过来的链接，打开珀蒂夫妇房子的页面，看到了他们的头像，拇指大小的照片上是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他们头上戴着墨镜，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挤在镜头下以便自拍。他们是广告商的理想模特：幸福的白人。下面有六张公寓的照片，大部分拍的是房子的外部。唯一一张公寓内部的照片拍的是一个独立式维多利亚浴缸，边缘垂着一条紫红色的毛巾。照片附带着简洁的描述：“坐落在爱情之城黄金地段的现代豪华公寓！适合两到三人入住。”公寓大楼看起来典雅又富有年代感，是典型的法式风格，有着高大厚重的木门和边缘装饰着螺旋金属栏杆的狭长窗户。他们的主页没有任何评价，可那又怎样呢？我们也没有任何评价。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第一次换屋旅行。
我没有犹豫。“你好！”我接着输入，“很高兴认识你们！”
3.马克
信号灯刚一变色，后面的车就开始鸣笛，切断了我脑海中一个蒙面人在发号施令的画面。我故意慢悠悠地放下手刹，让车缓缓发动。我身后那个穿西装的小伙不到二十五岁，坐在敞篷的保时捷里生气地向我比画着，而我故意磨磨蹭蹭，好像自己是动作迟缓的老人。从前的开普敦以缓慢的生活节奏闻名，可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紧张急躁的人群，他们希望自己是在洛杉矶。
那家伙一路跟着我开到贝婷拉扎街的信号灯，我能感受到他在后视镜中的怒视。若是在不久之前，我一定会回敬他。但今天，我几乎不敢回头去看他。如今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丝打击都足以让我崩溃。
我实在太累了。讽刺的是，现在海登睡得比过去几周都安稳。她夜里只醒一次，或者一觉睡到天亮。可是我不能或者说我不允许自己睡觉。从理智上讲，我明白就算整夜不睡也不会让我们更安全；这么做无论对我、海登还是斯蒂芬来说都不好，我已经精疲力竭，就连为她们付出些许关心和帮助都成了奢侈的事。我变得烦躁易怒，明知不该这样，却还是无法入睡：要是那群人又回来怎么办？如果我醒着，他们就无法伤害斯蒂芬了。
我试着想想别的，于是打开了车里的苹果播放器。随机播放到《我是一只有趣的老熊》这首歌时，我的思绪猛然回到七年前、佐伊一年级的颁奖典礼上：在学校的礼堂里，我周围挤着孩子们的母亲和一群目光呆滞的父亲，估计这些父亲从来都懒得在这样无关紧要的场合出现。孩子们正唱着这首关于小熊维尼的歌，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像很快乐。我的女儿总算没有像我一样度过无聊、阴暗、没人关心的童年，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看着他们欢快地唱完整首歌，我哭了起来。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个颁奖典礼。
重新揭开这个陈旧的、给人安慰的伤疤所带来的痛感和现在的打击相比简直就是一种解脱。我又看向后视镜，想象着佐伊被固定在安全座椅里的样子。当然，她不可能再坐在那里了。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已经十四岁了，一定是坐在乘客座位上的。上帝啊！
直到几个月前，我才说服自己把她的安全座椅从车里取下来。椅面上破了两个洞，上面还有她从小到大吃东西留下的斑斑点点。“爸爸，你为什么这么难过？”我想象着她在问我。“我没有难过，我的宝贝。我只是……累了。”“是因为我们家新来的女孩吗？你们的另一个女儿？”
我后面的那个家伙又冲我按喇叭，打断了我的想象。除了他之外，我后面还停着一排车。这次，我抬起手，做了个道歉的手势，然后发动车子。我又看了一眼后视镜，后座上依然空空如也。我打开收音机，让晨间广播盖过歌曲的声音。
我刚把车子挤进狭小的地下停车场，就看到了墨尔本城市学院的电梯。“我们学院将进行重组，在领域内做出相关性更强并且多产的研究，马克，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这门课不再需要另请专家了。梅芙之所以能幸运地留下来，仅仅是因为她比你更有资历。”——当年被开普敦大学裁员的时候，有其他两个地方准备聘用我。而我选择了墨尔本城市学院是因为他们开设学时较长的、大学讲授式的课程。那时我很看重这一点，但是现在我觉得当时真应该选择另一份网络授课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在舒适的书房里完成以涨分为目的的备考辅导，不回复邮件的时候还可以打个盹。
我在接待处和林迪打了声招呼，穿过走廊直奔六楼，路过传媒部、网络部、通信部，钻进我窄小的办公室。这所“大学”其实就是一栋不知名写字楼里的几间办公室和会议室而已。进驻大楼不到三年，办公室的门已经变形、下沉，地毯的边缘开始卷曲，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侧着身用肩膀顶开门才能进屋。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支着三个架子，上面散落着一堆文件和废纸。我始终不肯把书放到上面，一旦那样做就意味着我将在这里安定下来，因此，我家的箱子里那些用了二十五年的维多利亚时期（更不用说伊丽莎白时期和近代早期的）深奥的文学专业书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我去茶水间给水壶接满水。我真的很想喝咖啡，但是只有廉价的速溶咖啡，而我还没心情给自己买一个法式咖啡壶放在办公室里。正当我弯腰去关那缓缓流水的水龙头时，我发觉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有人正站在我身后。茶水间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每次只进一个人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可现在，我感到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马克，你还好吗？”
我有些尴尬地转过身，看到林迪正堵在门口。“我很好，谢谢，你呢？还好吗？”我答道，希望她就此打住。
可是，她并没有——“不，我想问你是不是真的没事。那件事对你和你美满的家庭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她从来没见过海登和斯蒂芬，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带她们来过这儿。“多谢！我们都很好。”我不想再和她谈下去。我这样美满的家庭似乎摊上了可怕的事。试想一下，如果她知道了关于我的第一个家庭的事，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虽然她是好心，但当她这样八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既窘迫又烦躁，不过我非常不希望对这里的任何一位新朋友失礼。“真希望你们没事。”她说。“嗯，谢谢啦。”我又答道，然后刻意转向了水池，壶早已灌满，溢出来的水忧伤地流入排水口。
林迪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后就离开了。
我端着水杯，沿着走廊向C12教室走去，这才意识到我的背驼得有多么严重。于是直起腰板、挺起胸膛，准备硬着头皮去对付极难搞定的初级文学课。我大步迈进教室，忧伤又不自然地说了句：“早上好！”接着我听到同样无精打采的问候。直到我用投影仪展示出本节课的主题词，教室里的说话声才小了一些。我开始讲课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投来不同程度的厌恶和反感的目光，仿佛我是他们的眼中钉。今天讲的是战争诗歌，其实讲什么都无所谓。我年轻的时候曾对这类题材很感兴趣——我的老师要比我厉害得多，我自认为是这样——而我却没办法感染这群盯着我的学生，他们像一群没有得到应有服务的顾客一样怒气冲冲。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低沉模糊，于是越讲越紧张。
好在终于熬到了十点，我回到办公室查看邮件。跳过那些部门通知，直接点开斯蒂芬发来的那封。这么久过去了，每次她的名字出现在收件箱里时，我依旧如此激动。嘿！马克：
为了给你一个惊喜，今天早上没告诉你这件事：我申请了换屋旅行。这是对方的具体信息——看起来很棒，而且在法国。
我爸妈很乐意借给我们机票钱——这下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啦！
我知道其实你心底里也很喜欢这个计划，所以你一定会和我一起去的——我们会玩得很开心，而且这也有助于我们的恢复。我爱你斯蒂芬
我惊讶于自己突然飙升的愤怒感：我明明已经表示反对了，她怎么能这么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次该死的入室抢劫让我们的婚姻产生了裂痕，也知道应该采取措施来补救。我能感受到斯蒂芬有多么努力地想改变现状，而且她仍然知道一句“我爱你”便足以让我妥协。
我把椅子转向窗户，看着窗外屋顶空调周围的外墙、银色的露天阳台以及远处的高山，这一切在火热又晴朗的天空下若隐若现。巴黎……她懂我，我一直想去那里。我不能因为我们糟糕可悲的经济状况而责备她。
我转回椅子，看向屏幕，点开斯蒂芬邮件里的链接。那栋房子看起来像是一座典型的巴黎式建筑，坐落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街道的尽头有一个绿荫环绕的小广场。公寓位于环境非常惬意的郊区——离景点近，很僻静，而且靠近蒙马特尔，那里不仅有很多艺术家的故居，还有著名的白色大教堂。
如果我们处于另一种生活状态，这“也许”是个很棒的想法。但对目前状态下的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少现在不是。就算我们接受了斯蒂芬父母的钱，飞到那边度假，带着海登穿行于外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想象中那般浪漫。用婴儿车推着一个乖巧的法国小女孩在巴黎的公园里漫步听上去很美好，但是我和斯蒂芬都知道，一旦海登尿了、饿了、累了、冷了、热了，她会有怎样的表现——这不是海登独有的状态，两三岁的孩子都会这样。斯蒂芬这么做太不现实了。
我点开换屋者的简介，看到了一对有着浅黄色皮肤、姓珀蒂的年轻夫妇。他们在房屋描述中附上了一些旅游网站的链接。我读完一系列巴黎文学之旅的网页，才发现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想象一下漫步在海明威、高更、莫奈、巴尔扎克、福柯，还有伍迪·艾伦曾经走过的卵石小路上，这感觉肯定和走在大约二〇〇八年建成的可奈尔沃克购物中心里为了打造复古风格而刻意铺设的室内卵石路上不一样。我一直都想去巴黎，斯蒂芬选的目的地很完美，同时我也想出了一个让这次旅行更加可行的方案。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斯蒂芬父母家的号码。听到接电话的人是里娜，我忽然松了一口气。扬和我的关系不是很好——他只比我年长五岁，我与斯蒂芬再怎么相敬如宾，他也不放心把女儿交给我。当然，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也讨厌我自己。“马克，你怎么能这么做？”
她知道得太快了。我刚刚像往常一样，从楼下的咖啡馆买回午饭。里娜一定是一知道消息就给斯蒂芬打了电话。“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呀。我以为你会——”“我现在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要告诉她——”“等一下，斯蒂芬。你好好想想。”我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但我仍然压低了嗓音以免隔墙有耳。“你只要花一分钟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带海登一起去巴黎不是个好主意。她不会愿意的。”“你有时候对她太疏远了，马克。我想知道如果是——”“别说下去。求你了，亲爱的。你知道我的感受。”正因为我真的很爱她，海登是我的一切，即使她的到来是个意外——那时我以为斯蒂芬吃了避孕药，而她以为我早已经做了结扎——我永远不会忘记斯蒂芬告诉我她怀孕时的那种感受。我和斯蒂芬一样，都感到了突如其来的纯粹的幸福。和以往不同的是，我的感性走在了理性前面，好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幸福。我深爱着斯蒂芬，她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她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一个我以为永不会得到也不配得到的机会，这个孩子是使我获得救赎的礼物。当然，再养一个孩子的想法让我承受着悲伤和负罪感，但一想到佐伊会多爱这个小妹妹，我就感到了解脱。“爱海登这句话，对你来说很难说出口，不是吗？”
我的两个女儿是多么不同：佐伊，那个金发女孩总是那样活泼，对所有挑战都充满期待，就像她的母亲一样；而海登，这个小小的忧郁的女孩，却总是烦躁不安，缺乏安全感，爱做噩梦。我不知道她这样不安的性格有多少是受了我的影响。佐伊出生的时候，我完全是另一个人——幸福、自信，满怀期待地迎接一个小女孩的到来，但海登……当然，海登降临的那一刻我仍有着同样的幸福感，仿佛一把刀划过，斩断了糟糕的一切。我真的很爱她，可我不想让斯蒂芬嘲笑我虚伪圆滑，于是我继续说：“你爸妈很想见海登，海登也喜欢待在他们那儿，这再完美不过了。况且，她已经两岁了，如果带她一起去法国的话，我们要给她买全额机票。这样做也是给你爸妈省钱。”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我能感觉到她开始思考我的话了。“你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你永远都不会同意的。”“为了去法国度假就把我女儿扔下两个星期不管？你说得太对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没错。”“算了吧。我一点也不想去了。你本来就觉得这个主意很荒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机票是不能退的。”“你已经买好机票了？什么——”“哦，是你妈买的。她不想让你最后去不成。她觉得对我们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好主意。而且我也这样想。海登会喜欢她的假期，就像我们会享受巴黎的假期一样。”“我不想身边没有她，马克。”“你很期待这次旅行，斯蒂芬。我知道你一直很期待。而且里娜最终说服了我，出去转一转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我知道把责任推给里娜不公平，可是，她真的很支持我。“你可以这样想：这将是我们未曾实现的蜜月。”“你这个浑蛋。”她说，但语气听起来不那么生气了。她会去的。
4.斯蒂芬
我一想到马克就这样轻易地说服了我把海登留在家里，就会产生一阵阵罪恶感和怨恨。
的确，我不否认让我妥协的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享受几天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感觉，可以睡懒觉，去餐厅吃饭，逛博物馆，无论到哪里都不用带着小孩。但我还是忍不住愤怒地想：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一起去呢，马克？倒不是说他真的对她很疏远，只是自从家里被抢劫后，我总是不自觉地感到有裂痕在他们之间蔓延。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被说服，也是因为马克对于这次旅行的态度转变。对旅行的期待似乎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一些自从那群浑蛋闯入我们的房子后就沉睡的东西。我把行程安排以及联络珀蒂夫妇的工作都转交给了他——他每天睡前都给我读他们之间那些有趣的谷歌翻译的对话——并且完全投入旅行计划中：预约签证，下载巴黎地图，在猫途鹰上搜索各种高性价比的餐厅攻略。我不想做打击他积极性的事，也不想说让他泄气的话。甚至整个房子的气氛都轻松起来，仿佛它能感觉到马上要迎来一对新住户，而不是我们这样沮丧的人。所有事情就这样一步步水到渠成。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面签，马克也在二月中旬开学前挤出一周的假期。
虽然我不太喜欢卡拉，但是她参加了我们的欢送聚会，并提出帮我们迎接珀蒂夫妇，等他们抵达时交付钥匙。临出发前几天，她来到我家，塞给我一个塑料衣服套。我拉开它，看见一件巧克力色的羊绒大衣。“这个借给你，”她说，“你穿着很合身，我穿就显得有些大。”不管最后这句是不是别有深意，我还是很感激她的这份心意。大衣真的很漂亮。
我现在还留着。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出发的日期逐渐临近，我变得紧张起来。我花了整整两天，疯狂地为换屋做准备，并且把从报警系统到洗碗机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一页页打印出来。临行前一天，我为珀蒂夫妇买回了牛奶、黄油、面包、培根和现磨的咖啡——我做梦都没想过给马克和我自己买这些昂贵的商品。我又花很多钱买了新的床单、枕套和毛巾。我擦净了墙面，用漂白剂清洁浴室，并整理了抽屉，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遭到入室抢劫那天，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戴着手套的、邪恶的手指翻动过。地板被擦得锃亮，每个房间都充满了雪松油的香味。我有些矫枉过正了，希望整洁无瑕的屋子内部能够掩盖周围吵闹的学生邻居、住在高架桥下面流浪汉的哭声及窗户上的铁栏杆——这一切是我们在换屋网站上传的照片中看不出来的。这么想有些讽刺，事实上是悲观，但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万一珀蒂夫妇投诉我们没有如实展示房子怎么办？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父母过来把海登接走。当我把她放到车内的儿童座椅里、系好安全带时，仿佛有一种确定的感觉在告诉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在他们把车开走时，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想要大喊“停车”的念头。
当车子渐渐消失在拐角时，马克用一只胳膊搂住我说：“她会很好的，斯蒂芬。”“是的。”
我刚刚失去了理智。我知道的确是这样。海登不会有什么事。我和马克所经历的难关要比常人多很多：佐伊的去世，海登长期的疝气，还有遭遇入室抢劫。难道我们不该时来运转了吗？为了摆脱紧张情绪，我吞下了两片氯巴占，这是在遭遇抢劫后医生开的药，以缓解我的焦虑——看医生和服用镇静剂是我的小秘密，马克若是知道了只会更难过——在药物的作用下，我变得迟钝了些，开始帮马克整理行李。我必须要记得这也是马克的旅行。“这将是我们未曾实现的蜜月。”我们相遇后，事情都进展得非常迅速，我们甚至挤不出时间去做那些浪漫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办公室兼职的第二天。在室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当时我刚来到开普敦攻读英语荣誉学位，因为交房租而捉襟见肘。克里斯沃，学院的教务秘书，和我正要去吃午饭，这时一位脸上长着和小罗伯特·唐尼一样的皱纹、穿着皱巴巴的裤子的男子跌跌撞撞地走进办公室打印。我过去帮他，他对我报以微笑，一种温暖的、专属于他的微笑。“他是谁？”他刚一走远，我就问克里斯沃。“马克，英语讲师。人很好。”“还有呢？”我等着她告诉我更多的信息。那些无意间进入“雷达”范围内的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我们八卦一番：比如，某个高级讲师上课时只要课堂上有女生，就从来都关着门；某导师和一位结婚多年的语言学教授正在搞婚外情；那位非常宅的老师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系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故事，而她全知道。“还有什么？”“快点，克里斯沃，再说说。”
她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他女儿去世了。”“哦！天哪！”“是的，他非常难过。她也就七岁左右吧。他的婚姻也因此结束了。”“她是怎么去世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用舌头发出咯咯声。我分不清她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细节而感到苦恼，还是因为同情马克。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是搜寻着他的身影，在餐厅的队伍里，在学院的走廊里（我听说他在顶楼有个临时办公室）。我做着关于他的白日梦，幻想着他走进办公室，我们在这里闲聊起来，然后从闲聊变成一起喝一杯，甚至一起吃晚餐。虽然现在听起来感觉我像个跟踪狂，但那时我真的在谷歌上搜索过他的信息，查询关于他的学术论文的网站，还在脸书上找他的主页。我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能打动我。是他身上忧郁的气质吗？我本不是个忧郁的人，没有任何吸引人的特别之处，没有悲惨的过去，也没谈过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体验过心碎的感觉。我的前两段感情都是好聚好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淡，冷静，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我是代驾司机，是管理员，是一个靠谱的女人。
第二次和他相遇是在市区一个商场里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我们的一个系主任出版了一部关于德里达什么的大部头，我们必须出席。当我在地下室看见他从临时吧台那里拿了杯红酒时，我的心悬了起来。他没有理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声说笑的人，而是在诗歌区漫步，飞快地喝着酒。
我迟疑了一下，向克里斯沃表示歉意，她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神，于是我便走向他，我以前从来没这样不矜持过。“嘿！”
很明显，他正努力地想我是谁，而我也竭力地想隐藏自己的失望。在我的幻想里，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和他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他有些勉强地向我咧嘴一笑，说：“你是我的学生吧？”“不是，我在办公室工作。”“当然，很抱歉。”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一个身上戴满珠宝首饰、穿了一件和服似的衣服的女人（卡拉）突然来到我们身边。“马克，你在这儿呀。快来见见阿卜杜勒，他是个超级粉丝。”
马克试图介绍我——这也真够尴尬的，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还没等他说完，卡拉就把他拉走了。我觉得她不是故意失礼的。她很敏感，一定是觉察出了我和马克之间有些情愫在萌发。
在问答环节，我在屋子的后排找了座位坐下，和他只有几排的距离。他回过身看了我一眼，似乎感受到了我落在他背上的目光，然后冲我淡淡一笑。当克里斯沃和朋友们动身去长街喝东西时，我找了个借口留下来，但也找不到机会接近他；马克被卡拉的小团体牢牢吸引着，我却没有勇气加入他们的谈话。在花掉很多钱买了一堆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的书之后，我离开了那里。可是我的车，那辆原本属于我母亲的破旧的菲亚特，竟然在停车场凭空消失了。我吓得魂不附体，却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也许是记错了停车的位置。于是我在路上跑了几个来回，仔细地搜寻路边，还是没找到。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书店外抽烟的人群旁边。
我手里拿着车钥匙，不知所措地在那里站了一分多钟。
忽然，有人碰了下我的胳膊。“又见面啦！”
是马克。我看着他，一下子哭了出来。
他带我去警察局做了笔录，然后送我回家。就在我家外面，我们坐在车里聊了好几个小时。那一晚，我们无话不谈。我给他讲述我的童年，那时的我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不能成为作家，那却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他则和我谈着他妻子长期的病痛和他失败的婚姻。那是他唯一一次在关于佐伊的问题上对我如此坦诚。他告诉我他的全部：他的负罪感、他的痛苦，以及他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失落感和怨恨的世界里求生；发生了那么多事，生活依旧要继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他之所以对我毫无保留，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只是稍微熟悉的陌生人。自那之后，唯有被问起，他才会说一些关于佐伊的事。可我仍然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无声无息、如影随形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每日每夜，每分每秒。
那一晚过去两天后，我们第一次一起过夜。三周之后，我便搬去和他同居。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发现自己可能怀孕了。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觉得瞬间轻松起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们很安全，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来。我们都没有睡觉。整个旅程中，我们喝了太多金汤力，谈论着我们要去哪里，去看什么。我憧憬着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给海登挑选一件别致的法国套装，我们的计划是睡个懒觉，然后去饭店享受美食。我们到达了戴高乐机场的巴黎郊区快线车站，很疲惫却很快乐。尽管寒冬的气息让我们直打冷战，车窗外景色萧条——那些铁轨沿线的松垮破败的小屋、丑陋的涂鸦，还有那些新的功能型楼盘——这一切也没有破坏我的心情。在列车停靠的第一站，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手拿麦克风，另一只手拉着一个拖车上的扬声器，正在费劲地登上车。他用法语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然后按下扬声器的按钮，嘈杂的混音版《抱歉太难》的伴奏在车厢中响起。他开始唱歌的时候，我斜眼看了眼马克。那人的嗓音不错，可是在英语歌词的发音上有很大困难，特别是“sorry”这个词；而且，他唱着唱着似乎开始编造歌词。马克靠近我，咧着嘴笑逐颜开，低声耳语说：“人家错了啦（sowwy），斯蒂芬。”
然后我俩都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我笑出了眼泪。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快乐的开始。我们在喧闹的皮加勒广场站下了车，沿着下坡的小路走进迷宫一样的公寓区，途经一个被摩托车环绕的咖啡馆林立的小广场，我们向左拐进一条更窄的路，它看起来更像是主路。大部分住宅楼的外墙都是统一的米白色，而厚厚的楼门都漆着鲜艳的颜色。虽然许多户人家都关着窗户，我们也能在各处看到里面藏着的独特风格和生活情趣：明亮的窗前花箱，亚光的黄铜栏杆以及金属板间透出的金色光芒。
在我们找公寓的时候，旅行开始变得扫兴。“我们找的是16号。”马克边说边看着贴在每家门口对讲机旁边的号码。
我们找到了15号、17号和18号，却不见16号。我们又折了回去，发现唯一可能的就是绿色大门上钉着褪色的“出租”字样的那间。我推了下门，以为是锁着的，结果它咯吱一声就开了，一片阴暗的院子展现在眼前。院墙的砖长满了青苔，显得很破败，其中一面墙上挂了一排贴着标签的木头邮箱。我们搜寻着珀蒂的名字，按照他们最新的邮件所写，公寓的钥匙就放在他们的邮箱里。钥匙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其他的名字都已经褪色且难以辨认。我们一找到钥匙，就向院子远处两扇肮脏的玻璃门奔去，马克敲入珀蒂家对讲机的密码。门咔嗒一声开了，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门厅，一个落满灰尘的折叠式婴儿车叠放在墙边。登上几级镶着肮脏的米色瓷砖的台阶后，我们来到一个狭窄的旋转楼梯下，一股放置很久的残羹剩饭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三楼。”马克边说边拿起两个行李箱。
我伸手按灯的开关，可我们头上的楼梯间还是一片漆黑。马克想起来用手机的光照明。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们踩在木楼梯上发出的笨重的脚步声。我发现自己在用耳语说话：“环境有点糟糕，不是吗？”“公共住宅区都是这样。”马克喘着粗气答道。提行李耗费了他的体力，让他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明明是在往楼上走，却感觉一直在下降，好像每走一步空气就愈加沉重。我举着手机照明，马克费力地和门锁较着劲。在连续几分钟失败的尝试之后，只听咔嗒一声，门开了。
我想说一进屋我就感觉不对劲。但是，当我摸索着按下电灯开关后，才真正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屋内的窗户全部被遮挡，公寓里根本没有自然光。珀蒂夫妇看上去年轻又有活力，我原本期待这会是一间风格独特、重新装修的公寓，有着雪白的墙壁、雅致的装饰画以及时尚简约的家具。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公寓是七十年代的装修风格，而且破败不堪。棕色灯芯绒面料的沙发上钉着脏兮兮的橘色松木扶手，电视机是九十年代的老古董；墙边胡乱堆放着用棕色胶带封住的纸箱；茶几下面卷着一只脏袜子，仿佛珀蒂夫妇俩离开得很匆忙。可至少这里很温暖，太温暖了。我脱掉了卡拉的大衣。“我们一定是找错了，这里简直就是垃圾场。”我低声说。“钥匙是对的，而且门牌上写着3B呢。”“这些公寓会不会都用同样的锁？”“等一下，我再确认一下。”
马克又回到走廊，我站在屋子中间。沙发上的一张单独框起来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有一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少女，一头乌黑的鬈发拂过双颊。她梨涡浅笑，但是眼神空洞。仔细观察后，我发现那只是批量生产的填充画框的印刷画。“肯定就是这间了。”他试着挤出笑容说，“嘿！也不是太糟糕吧。”“真的？”我咧嘴笑着，让他知道我感谢他试图让气氛重新变得轻松起来。“这里已经足够大了。巴黎的大多数公寓只有鞋盒那么大。”
我在地板上拖着脚走着，说：“他们本应该特意打扫一下的。”“是呀，也不用太多时间。”他坐到沙发上，掏出了iPad。“你要干吗？”“我想连接一下Wi-Fi，可以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我要去小便。”“好，你自己可以吗？”他戏谑着说。“哈哈！”
事实上，浴室里倒是有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虎脚浴缸（搭着图片中出现的紫红色毛巾，排水孔旁边蜷缩着一根灰色的阴毛），但还是和客厅一样让人失望。墙上贴着公共厕所里那种白色瓷砖，陶瓷水盆上布满裂纹和锈迹，天花板上生了一大块黑色的霉点。马桶的水箱因为挂满了水垢而呈铁青色；虽然坐便器看起来很干净，可是在我亲手消过毒之前，我不准备坐在上面（和它有任何接触）。于是，我用双脚支撑着大腿，悬空半蹲在坐便器上方，忍受着大腿酸痛。仅有一卷很薄且劣质、易碎的厕纸，像学校的厕所才会使用的那种。我想起在伍尔沃斯为珀蒂夫妇买的十二卷三层厕纸，感到既心疼又怨恨。
我的身体开始感受到时差的影响：眩晕感让我视线模糊，地板似乎开始倾斜。我摇摇晃晃地走回客厅。马克正低头，皱着眉盯着iPad。我再次尝试给妈妈发短信，但是显示无法发送消息。“我不明白。上飞机之前我已经开通了漫游。也许是这里没有信号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马克没有抬头：“我们在巴黎的中心，怎么可能会没有信号？”“至少有Wi-Fi，对不对？”“没——”“什么？肯定有的。珀蒂他们没告诉你密码吗？”“我查了下用户名列表，上面没有他们的名字。唯一一个信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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