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狭间直树,(日)石川祯浩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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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试读：
序言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汉语比较容易，而中国人学习日语，也比学习其他语言轻松。其主要理由是，两国都使用汉字，许多汉字词是相通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最近百年才形成的。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努力引进西方文明后，曾应用汉字词创造出许多对应西方语句、概念的译词，而这些译词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入中国，并融入汉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妨说，日语在明治时期的上述变化是与引进（新创）汉字词汇并行的，因而使同时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国语言甚至思考模式为之一变。中国近代学术史大家桑兵教授曾把中国引入日本创制的译词后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议论问题，口中语音无疑是汉语，但语词却来自日语，而贯穿这些语词的则是西方思考方式。由此可知，明治日本创制的译词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过，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京都大学据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第一研究组（召集人为石川祯浩教授）曾组织“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构造”研究，其中一环为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主持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会（2008年4月至2011年3月）。本论文集即该研究会的成果，所收各文围绕西方概念的译词（新汉字词汇）在东亚发生和传播的背景及意义展开探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称“人文研”）曾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以“梁启超研究——其以日本为媒介的近代西方认识”为题组织过研究会，主要探讨梁启超一生丰富而复杂的活动中为中国注入西方思想及其与明治日本关系的部分。该研究会始于1993年，为时四年，其成果曾结集出版（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中文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12年修订再版）。与此同时，研究会部分成员还在岛田虔次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梁启超年谱长编》，其日文译注本也在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这一系列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梁启超本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西方思想以日本为媒介向中国传播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呈现出广泛活跃的局面。当然，此前也曾有学者指出日本汉字词汇（日语著作）对中国的影响，但其所论，在1980年代以前，大体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1970年）和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80年）为据。而上述“梁启超研究”的成果则呈现了日本影响中国的诸多具体方面，打破和超越了此前的局限，反响极大。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和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Fogel）就受此影响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在法国加尔西（Garchy）和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主持召开有关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其直接反响之一。恰在同一时期，有关产生于西方的语词、概念、学说、言论等向近代中国（东亚）传播的研究，在沈国威、刘禾（Lydia Liu）、金观涛、邹振环等推动下深受学术界关注，以近代东亚为对象的“概念史”研究由此迎来鼎盛时期。而“梁启超研究”无疑是其发端之一。
我们这次组织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尽管课题设想及成员都部分地继承了“梁启超研究”，但绝非其单纯延续。“梁启超研究”致力于探索梁流亡日本时所接触的各种西方学说、思想、概念的来源（即日文著作的蓝本）；而此次则侧重诠释东亚传统文明体系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接触和融合在文明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包括重新审视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以及江户末期传至日本的介绍西方的中国书籍的影响）的过程。梁启超曾在其间留下清晰足迹，自然应继续予以充分关注；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知识分子在理解近代西方、翻译西方文明的关键性概念和思想时，他们原有的知识及学养（很大程度来自儒教）曾发挥怎样的作用？日中两国是否存在差异？显然，此类问题无不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
有鉴于此，我们这次的研究并不采用“词汇史”研究——利用近年日渐充实的数据库来检视某语句或词语何时出现、使用频率如何——的方式。因为，这类研究在“国语学”“语言学”领域已达到相当高水准，史学家趋步其后也难有更大收获和贡献。再者，搜寻某词何时开始使用当然有其意义，但我们并不单纯地据此认定有关事物即开始于此，而是要思考如下问题，即该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向或差异？所以，贯穿我们研究的是如下假说，即“东亚文明圈”是伴随着这种偏差和差异而在整体上回应和顺应近代西方文明所形成的。
下面简要介绍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的内容。（1）狭间论文探讨的是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标志意义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翻译（中江兆民译《民约译解》），是本文集的总论。《民约译解》的特点在于，它是未采用当时尚不固定的“新汉字词”而获得成功的汉译。狭间通过分析兆民选用旧有汉字词翻译卢梭该著的意图后指出，兆民坚信拥有丰富词汇的汉文足以翻译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儒教）的积极部分具有约束君权的本质，而兆民对此把握极其准确。在此基础上，狭间还详细探究明治、清末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契约论》译本，并具体提示了当时人们是如何理解这部名著的。（2）高柳论文围绕日本和中国最负盛名的翻译家即中村正直和严复都曾翻译过穆勒著《论自由》这一点展开论述。只不过，该文并非对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做单纯比较，而是将两种译本分别置于和译者其他代表性译著及著作的关系、脉络中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论自由》的意义。比如，高柳认为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并非否定旧有价值观（即儒教价值观），而严复则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对墨守名教表示疑义，而这则是二人翻译《论自由》的背景和目的所在。此观点令人耳目一新。（3）李冬木论文以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共通时代思想即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为研究对象。该文指出，尽管严复译《天演论》所阐述的社会进化论最初给了清末许多人士以震撼，但后来中国并未出版相关译著，致使论述“进化”的译词即日语文献讨论进化的语词自清末至民国流入汉语，并基于具体事例探究了日本最有名的进化论传播者丘浅次郎对鲁迅的影响。（4）随着来自西方的翻译概念日趋普及，东亚原有的概念开始解体，并分化为数个不同概念；著名事例之一即“文学”。袁广泉论文概观了“文学”概念的分化与文法（文典）概念发生的关系，描述了文法学受《文学书官话》（1869年）影响，在旧有“文学”概念解体较早的明治日本诞生后，又改变形态回流到清末中国的过程。其所呈现的东亚文明圈“知识”重构的一幕，已超越翻译概念发生与传播的层次。（5）桑兵论文围绕公认的西方概念“哲学”展开论述，并试图从史学角度回答如下迄今未明确的根本问题，即用“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把握中国各种传统学术是否恰当。“哲学”原本为表述西方思维体系而创制，其用于东方后，亦即“中国哲学”这一名词产生后，中国的思想和各种学术被迫因应“哲学”而发生变化，有关中国固有“学问”的表述也就一直未能摆脱西方“哲学”的桎梏。通过审视这一状况的发端即“中国哲学”在明治日本的发生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桑文似乎在自问：中国如何才能恢复属于自己的话语。（6）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新汉字词”中，很多词在日本和中国是共通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些概念尽管日语和汉语用同一词语表述，但其间却存在概念上的微妙偏移和价值观差异。小野寺论文探讨的就是此类词语之一——“記念”。该文不仅指出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記念”脱胎于日语原有的“かたみ（katami）”（即死者的遗物）并普及开来（从私人领域转用到公共领域）的历史背景，而且诠释了该词在日语和汉语里的不同语感（纪念对象是积极事迹抑或消极记忆之别）是因近代两国发展趋势不同而形成的。（7）表述近代概念的词语中，规定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的术语，其概念应是清晰而不容随意解释的。“主权”“宗主权”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关键概念，但如冈本论文——《“主权”的生成与[1]“宗主权”》明确指出的语词改变，特别是“主权”一词的形成和词义转换，可谓是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进行“概念战”的结果。在这场概念战中，“主权”一词未变，但其义先则极近“宗主权”，后则明确否定该义。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中国方面将“主权”作为“sovereignty”的对应译词而重新界定其内涵，并与新概念“领土”组合起来。（8）不少西方词语，近代东亚知识分子曾苦心孤诣为其寻求译词，但实际上，其中部分词语的概念在西方也尚在形成过程中，且受西方各国背景不同这一因素的制约。武上论文探讨的“civil engineering”即属此类。经过曲折演变，“土木”成为该词的最终译词，但此前也曾有人将其译作“济世之器械”，以使体现近代西方价值观的“civil”契合亚洲原有概念。该文除应用译词研究的常用方法即详细比较各种辞书而明确了译词确定的过程外，还论述了“土木工程学”这一学术领域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所占据的地位。（9）森论文主要通过对《富国策》《富国养民策》和《佐治刍言》的分析，并与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相比较，以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为中心，论证了“political economy”是通过怎样的渠道为中国所接受的。该文指出，“political economy”的内涵在同时期的西方也不尽相同。此观察极其重要。亦即，虽然同为概述“political economy”的著作，因其所论经济学的学派不同，也会导致读者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该文所举例证之一就是，梁启超读自由贸易论即曾附会公羊派三世说，即其对自由贸易论的理解乃是为变法派立场提供佐证。（10）就体现西方特点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石川论文对日本和中国最早冠以“百科全书”之名出版的书籍做了比较。日本的“百科全书”是英文版简易百科丛书的日文全译（1873～1883刊行），而中国的“百科全书”则是抄译自日文著作（1903年刊）。两者的出版前后相差二三十年，其间恰值“新汉字词”表述的翻译概念在日本形成并普及后于20世纪初流入汉语。石川论文对“百科全书”进行探讨后认为，上述一系列动向是东亚语言确立其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的过程。（11）高岛论文引用“男性特质”（masculinity）观点，对如下问题做了分析，即“东亚病夫”何以从指代近代中国国家的具有一定标志性的词语转为指称中国人身体羸弱，并因此导致人们试图通过体育来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或者说，如果曾经存在这种认识的转换，则其始于何时）？该文注意到，近代男性特质问题在殖民地文化磁场中尤其突出，故以中国近代“体育”发祥地上海的圣约翰学校为例，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男性特质由“文”向“武”（体育）演变的过程。（12）近代东亚的翻译概念，经由日本而传至中国、朝鲜者为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某些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词句是发源于苏俄并经由中国传至日本的。江田论文探讨和阐明的“路线”这一政治范畴的概念即属此例。因为，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中国显然比日本受苏联影响更大，有关党派的性质及评价的语词，其汉语译词首先是在中国形成的。
以上粗略介绍了各论文的内容，但不少内容未得涉及，还请读者阅读各文以了解其真正价值。而各论文的研究是否对总课题做出了解答，愿乞读者判断和批评。
参加本课题研究活动的学者，有的出于各种原因而未投稿。下面将三年间共27次研究会（基本上每月举行一次，时间为周六下午2～5时，地点为京都大学人文研现代中国共同研究室）的报告人及报告题目录下。
2008年
4月12日 狭间直树：《梁启超与谭嗣同、康有为及日本人——梁启超的思想与伦理标准》
5月10日 桑兵：《概念与事物：“中国哲学”在近代中国》
6月17日 石川祯浩：《“睡狮”·梁启超·怪物弗兰肯斯坦——戊戌时期的西方信息：如何想象未知事物》
7月11日 关晓红：《知识与制度：清末的“地方”问题与宪政改革》
8月9日 冈本隆司：《大君、自主、独立——有关近代朝鲜的翻译概念》
9月13日 森时彦：《西方近代经济学与变法派——以梁启超为中心》
10月11日 川尻文彦：《近代中国的“文明”——以梁启超如何理解“文明”为中心》
11月8日 高柳信夫：《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科学”与“道德”——以严复的讨论为中心》
12月13日 高岛航：《体育与“翻译”》
2009年
1月10日 钱鸥：《一些突然消失的概念——解读王国维，思考中国近代批判理性》
4月11日 狭间直树：《“日制汉字词汇”对形成近代东亚文明圈的作用——以〈万国公法〉之翻译为素材》
5月9日 小野寺史郎：《“民族主义”与梁启超》
6月13日 袁广泉：《中华民族论的构建与梁启超等》
7月11日 武上真理子：《孙文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探讨：“西学”与“东学”之接受》
9月12日 江田宪治：《作为翻译概念的“帝国”》
10月10日 川尻文彦：《〈新民丛报〉之停刊：梁启超与“立宪”》
11月14日 石川祯浩：《近代党派性政治语言——“左”·右·路线》
12月12日 冈本隆司：《夷务、洋务、外务——以其转换时期为中心》
2010年
1月9日 高柳信夫：《为探讨清末民初“个性（individuality）”概念而做的初步整理》
4月10日 狭间直树：《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形成与西周》
5月8日 李冬木：《由翻译概念“天演”到“进化”：以鲁迅接受进化论等为中心》
6月12日 宫岛达夫（特邀）：《东亚近代词汇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7月10日 高岛航：《翻译的力学：“东亚文明圈”的体育翻译》
12月11日 江田宪治：《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翻译概念：“路线”与“course”》
2011年
1月8日 小野寺史郎：《作为翻译文化的“纪念日”》
2月12日 武上真理子：《“engineering”和“civil engineering”的翻译：东亚近代技术史的序幕》
3月12日 袁广泉：《明治时期日中文法学交流：西学东渐背景下“文学”的解体与“文典”的困惑》
此外，为与更多国外学者交流，我们曾于2010年2月27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研举办国际工作坊会议，邀请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顾德琳（Gotelind Müller-Saini）、中国中山大学教授赵立彬和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三位学者莅会，其内容已在互联网上以PDF文档形式公布（《国际工作坊会议“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京都大学人文研石川研究室，2011年5月，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workshop2010.pdf）。而作为该研究会的中间成果，有五名学者（狭间直树、桑兵、森时彦、石川祯浩、冈本隆司）的论文曾在日本东方学会的英文纪要（ACTA ASIATICA，No. 102，Feb. 2012）专辑（The Modern We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st Asian Sphere of Civilization”）上发表。狭间直树还在宫原佳昭先生协助下将研究所用资料——西周《百学连环》整理为数字读物，并被收入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综合学术数据库（http：//int.nihu.jp/）。另有陈力卫、松尾洋二、岩井茂树、金世昊、汪朝光、马骏、箱田惠子、中岛胜住、李长莉出席研究会、研讨会并做讲评。
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皆经狭间直树和石川祯浩审读，体例统一等具体工作则由武上真理子承担。本书所收所有论文的日文版及部分论文的中文版，在人文研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seika.htm）以PDF文档形式公开。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对中国区域研究促进事业（与京都大学共同开展）提供的项目经费支持。自2012年4月始，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促进事业将进入第二期，京都大学据点将以“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多重结构”为课题，力求以更大的时间尺度对现代中国展开研究；而以近代百年尺度探究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交涉史的，就是“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在此，我对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大力支持人文学的上述基础研究再次表示感谢，并期待该区域研究项目长续不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石川祯浩2012年8月31日（2014年12月15日补写）
[1] 该论文因故未能收入中文版。——中文版编者注
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
[1]狭间直树（袁广泉 译）一前言明治维新以“王政复古”为旗号，其目的在于汲取西方近代文明并以之为蓝本建设国民国家。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为东亚融入世界近代史、形成“近代东亚文明圈”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一转化和形成过程覆盖所有历史现象，而叙述历史、形成历史基底的语言变化是其显著现象之一。该问题还在战前即受到关注，但近十数年来，就其核心之一即近代汉字词问题，又有沈国威的语汇史、陈力伟的所谓日制汉字新词研究等专著问世，而李汉燮更是纵览这许多研究成果而出版了[2]其力作《近代汉语研究文献目录》。本文将基于语汇演变的基本过程，对中江兆民《民约译解》在“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上发挥的[3]历史作用进行探讨。
当然，明治维新并非近代分界，江户时代文化的积淀和成熟为维新后新时代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其时已有孕育新时代的力量在成长。比如，中野三敏曾把江户中期徂徕学之流行与阳明学之消化联系起[4]来，从中发现了尊重个性主义等崭新的思想特点。该观点极富启发性，如此把握历史潮流也十分恰当。但是，作为“幕末日本科学中心”的蕃书调所1862年改称洋书调所、新建房舍时，几株巨松仅因德川家本姓“松平”（德川家康于1566年改姓）而必须保留，形成巨松穿[5]透房顶的奇观，这无疑是当时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的反映。必须承认，维新之后，该现象所象征的体制才在科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发生了巨变。
要建立国民国家，通过废藩置县以实现“国土”统一、宣布四民平等以创造“国民”乃其基本举措。此时，为实现在“民”之“权”的基础上构建国家这一理想而战的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发生了还不到一个世纪。这些亘古未有的大事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进而波及非西方世界，至19世纪中叶在远东引发了巨变。
众所周知，前近代向近代的演变，反映在体制与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各个方面；而在政治思想上规定这些变化的核心准线则是人民主权思想。在明治日本，借助各种理论和学说，人们也接受了这种思想。本文将以中江兆民汉译《民约译解》为中心，就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探讨，以明确“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的部分思想要素。
关于如何理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有许多研究。其中有学者认为，仅凭该书前半部分两卷而形成的“整整一个世纪的误读”，[6]即将其所论人民主权原理误作民主政治理论，是当下问题所在。该观点对如何理解卢梭思想本身，无疑是绝对重要的；但对被抽取（或赋予）了某种意义而流布于一定时代和区域的思想做历史性研究探讨时，该观点所指出的问题却并不是首要的，而且也不妨碍正、误两种见解同时存在。
这且不论。“社会契约论”传至东亚是在19世纪后半期。从各方面看，该书并不容易理解。极而言之，该书带来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和普及诞生在西方、由纯粹平等的人构成的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的原理。
欲从正面根本解决该问题的人物之一即中江兆民。由于试图以东方思想土壤为基础汲取西方近代新思想，兆民的思想活动带有世界性广度，也确立了其拥有牢固世界观念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地位。关于兆民东洋思想的土壤，众多研究关注的是其与荻生徂徕及伊藤仁斋的[7]关系，唯独井上厚史的研究正面论述其与宋学的关系。该文个别论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其基本立场与本文一致。
但是，兆民在把西方近代思想导入19世纪后半期东亚知识体系时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在这里，我们将聚焦这些困难，并对各种相关因素等进行探究。
卢梭是法国人，因其代表作Du 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论）（1762年）而成为世界史上开启近代之门的思想家。而中江兆民则作[8]为该书译者被尊称为“东洋卢梭”。亦即，通过中江的析离操作，一个对西方既追随又抗衡的东方（或曰“非西方”）才得以形成，从而使世界近代史开始分化，并形成层积。
受此影响，明朝的黄宗羲（1610～1695）也作为“中国的卢梭”[9]而受到重新评价。换言之，在中国，类似中江兆民的思想家须上溯至明代才可找见。但是，在传统思想中发现“中国的卢梭”，其意义非同寻常。不妨说，“东洋”的内涵在分化的同时扩展到了中国，“近代东亚文明圈”也才奠定了相应基础。二《民约译解》作者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1847～1901）于弘化四年十一月一日（1847年12月8日。本文表示旧历用汉字，阳历用阿拉伯数字，下同）生于土佐国高[10]知，为土佐藩步卒长子。幼名竹马，后改名笃助，自署好用笃介（读音与“笃助”同）。曾用号不一，据称1887年发表《平民的觉醒》[11]（『平民のめざまし』）始用“兆民”，后为世人熟知。本文为避繁杂，除著者名等依署名照录外，原则以“兆民”称之。
据称，兆民幼年聪敏，颇通经史。身为低级步卒之子，读书环境似并不优越，但逸闻述其好学者不少。加之，时代变化也为其求学提供了条件。黑船事件后，土佐藩开始实施藩政改革，其重要内容之一是文久二年（1862）四月设新式藩校文武馆（后改称致道馆），兼授西学。入学年龄规定为十六岁以上，兆民恰好十六岁（虚岁，下同）入该馆学习。时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倾向推动“公武合体”，在吉田东洋等辅佐下实施藩政改革；而设新式藩校，从各阶层网罗英才施以教育，是其重要举措之一。但是，文武馆成立三天后，推行改革的核心人物吉田即被勤王派暗杀，由此可见各派围绕改革问题冲突十分激烈。
新式藩校的设立，使兆民获得求学机会。教育内容主要是汉学。兆民本人忆道，藩校依次教授的是《小学》、《近思录》、四书五经、[12]《蒙求》、《十八史略》、《唐宋八大家》、《史记》、《左传》。《小学》的编纂目的在于蒙学，其用法自古亦如此。内篇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卷，各据篇名配以适当内容。外篇则由实证性嘉言善行组成，采自权威文献如经典等。《小学》的编纂方法无疑符合教科书要求，但所收各文对已有相当知识的十六岁青年尚且不易，遑论幼童。
藩校的教授或助教施教基本为“素读”，即不对文章做任何解释而单纯教授训读。如《小学》卷一《立教》正文开头为“子思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该段除最初四字外，余皆采自《中庸》最初一段，为朱子学最根本定理。该段后附有夹注约一百八十字，也照录《中庸》朱子注。因此，通过素读来理解其内容十分困难。
授课方法不详，但若每日两小时，则《小学》素读二十日当可完
[13]成。随后之《近思录》，乃精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言论而成，是宋学即朱子学最重要著作之一。宋学亦即理学的概念结构十分复杂，仅凭素读，兆民虽感“意思等更所不解”，但仍经数月读毕，进而学习四书五经。不过，从其分量之大及当时治学风气考虑，全部读完四书五经不太可能。朱子集注本四书应能读毕，但五经则大概只能选读。上文最后重举《左传》，即为旁证。
习读四书概需数月。至此，兆民所记语句、所背诵文章已颇多，归纳性积累的汉文解读能力应已达相当水准。《蒙求》《十八史略》为叙事文，较易理解；兆民忆道，“至读，始勉强领会其意”。在校三年有余，他足以熟习上述教材。其中《史记》，与《庄子》《碧岩录》同为其终生酷爱。他曾夸口说，“反复诵读，直至谙熟，乃至何传有何语，自思亦了然于胸”。
对兆民而言，藩校求学培养了其汉学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由此走上了研求西学的道路。文武馆有细川润十郎（十洲）、萩原三圭分别教授荷兰学和英国学。兆民受其赏识，于庆应元年（1865）九月被派往长崎“留学”英国学。然而，兆民在长崎所学却是法国学。当时，“留学”乃受命于藩，不可擅自变更，故其中必有缘故。但飞[14]鸟井对此仔细探究仍不得其详。不过，这却是兆民日后成为法国学学者的第一步。
兆民在长崎未遂其志，乃设法要求前往江户，并于庆应三年[15]（1867）六月离开长崎。其在江户的经历此处从略。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兆民成为赴法留学生。短短六年间，他从土佐到长崎，又从长崎奔江户，再从日本远赴法国，实现了三级跳，其意志之坚强、行动之果决，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在长崎，兆民曾师从平井义十郎学习法国学。尽管条件较差，却因用功苦读，学业大进。他前往江户，乃为谋求进一步发展。在江户，兆民入法国学始祖村上英俊所办达理堂学习。虽后来以品行不端而被赶出师门，但其法语能力似不容小觑。庆应三年末神户开埠、大阪开市时，兆民曾随法国公使前往该地任通译。返江户后，于明治元年入箕作麟祥所办学塾进一步学习法语，明治三年取得大学南校“大得业生”资格，后赴法国。据说他曾以国内“无可就之师，无可读之书”[16]为由，向大久保利通自荐留学，遂得实现愿望。
明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明治政府所派大型遣外使节团由横滨出发。该使节团特命全权大使为岩仓具视，副使为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随行者59人，其中即有领命“修习法律”[17]的留学生中江笃介。一行抵旧金山后，兆民即挥别使节团，乘火车先去纽约，再横渡大西洋，于明治五年一月十一日（1872年2月19日）到达法国。原计划留学五年，但政府因财政紧张、裁减冗员（此时之留学生为废藩置县前各藩派出且不合格者较多）而缩短了留学时间，兆民亦被迫于抵法后第三年的4月26日由马赛登程回国。其在法国整两年。
众所周知，大革命后法国的历史复杂多变。兆民对法语发生兴趣而开始学习时，法国尚处于第二帝制，为拿破仑三世治下大国。但当他抵法时，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帝国已然不复存在，而改为第三共和制。而且还曾爆发巴黎公社运动，经历了世界第一个工人政权。运动被镇压后，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任第三共和制首任总统。兆民留学，恰值世界上首次提出人权宣言的法国确立其共和国地位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但是，追觅兆民由巴黎到里昂、再到巴黎的足迹，却难以发现其在法国直接形成其思想的任何生活痕迹。据说，连兆民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即其如何得遇卢梭著作，也尚不明了。[18]质言之，兆民在法国的行迹几乎无从知晓。
有鉴于此，本文考察兆民留法状况，将酌情参照飞鸟井雅道根据井田的研究所撰写的兆民传记。
兆民留学本拟专攻“刑法学”。他首先为通过大学入学资格考试（baccalauréat）而学习所谓“普通学”（一般知识、语言学）。兆民在1872年6月前即去了里昂，故抵法后在巴黎停留时间并不长。在里昂，他拜当地律师帕勒为师。据说，帕勒学识丰富，曾前往探望兆民的井上毅曾打算聘其来日工作。如此学习约一年，即逢政府改变方针，通告召回所有留学生。兆民为运动反对，于5月离开里昂。因此，普通意义上的所谓留学至此已告结束。此后，兆民曾前往伦敦，与马场辰猪交游。1870年代初期的法国社会，正与保王党做殊死搏斗，同时建设共和制。在巴黎，兆民正是通过这种社会气氛接触到可称为共和制思想基础的“梯也尔、甘贝塔（Léon Gambetta）背后的卢梭”[19]——而非单纯作为知识的学问。在巴黎，兆民与后来发行《东洋自由新闻》的西园寺公望过从甚密。桑原武夫曾指出，兆民与西园寺之师雅格拉斯（Emile Acollas）可能有所接触，其接点则是《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西学绅士的永恒和平论。卢梭的批判性继承人雅格拉斯，是曾与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组织“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激进主义者。[20]
1874年4月26日，兆民离开马赛，其后跨过苏伊士运河，横渡印度洋，于6月9日回到横滨。一往一还，恰好绕地球一周。政府强行召回留学生，出乎兆民预料，但其收获仍属可观。
这两年半内，日本的政治形势发生极大变化，而其趋势与兆民作为“东洋卢梭”的活动方向是一致的。三“社会契约论”在日本的传播
兆民回国后的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明治7年（1874）回国至明治20年（1887）依保安条例被迫离开东京。政治上，该时期正值政府方面发布宪法、召开国会以稳定政权，而反政府方面则有自由民权运动及其失败。兆民在该时期基本上致力于经营法国学塾，以期普及法国学。曾加入明治14年组织的自由党，但主要从事言论与创作，与激烈事件则保持距离。日译《民约论》和汉译《民约译解》等重要著作、译作，都完成于该时期。
第二时期自明治21年（1888）至明治34年（1901）去世。该时期的政治课题主要是召开国会、施行立宪政治。兆民之参与政治，于明治2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而达到巅峰，但不久即辞职，后从事各种活动，类近利权掮客。其在该时期的重要著作，著名的有逝世前所著《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但完整译作则只有《道德学大原论》。不过，被归入“论说”类的文章，绝大部分成于该时期。
回国后不久的8月，兆民即向东京府知事申请开办家塾，10月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法兰西学舍”（后改称“法学塾”）的开学广告，其旨在传播法国学的教育活动自此开始。同时正式着手翻译工作，秋天，日译《民约论》即译至第二卷第六章《国法》。法学塾机关刊物《政理丛谈》于明治15年（1882）2月20日创刊，5月25日出[21]第7号始改名《欧美政理丛谈》，至翌年12月25日出至第55期。该刊物初为半月刊，第21号始改为十日刊。编辑《法日辞林》为法学塾重要事业，明治19年8月至翌年11月先出五分册，不久出合订本。明治20年12月25日，政府颁行《保安条例》，兆民被迫迁至距皇宫三里外居住，12月30日移居大阪。其间凡十三年，兆民最重要的活动舞台即法学塾，据说他曾在此“讲政治、法律、历史、哲学之书，四[22]方弟子前后来学者达两千人”。
其间，兆民曾出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明治8年2月23日至同年5月14日）及元老院权少书记官（明治8年5月24日至明治10年1月9日）。兆民为官经历仅此而已，但与政府的关系后来仍通过翻译工作得以维持，其所译《英国财产继承法》《普鲁士国财产继承法》《法国诉讼法原论》皆由司法省于明治10年至次年间出版。各书皆为训读体日译本，全集第17卷收有抄录。据说难译之处则采意译，“依文[23]理摄其概要”，并做“准确把握”。
回国后，兆民最先着手翻译的是卢梭的Du Contrat social，仅四个月就译至第二卷第六章，定名《民约论》。现第一卷已散佚，仅存[24]第二卷第一至第六章。据推测，与后来的汉译《民约译解》一样，该译也仅译至第二卷第六章，观其页数，尚不足原书三分之一。至于为何没有译毕，本应有所解释，但兆民对此却只字未提。因此，读者只好推测，学者也曾做不同解释。其中山田博雄认为，Du Contrat social以第二编第六章为界分前后两部分，兆民所译仅为前半“论述与‘抽象原理’有最准确对应关系的‘民约’之‘要谛’和[25]‘律例’之制定部分”。笔者以此说为是。
西周曾于明治四年（1871）央讲授《百学连环》时提及Du Contrat social，将其译作“立约为国论”，并解释道，“其要义，凡政[26]府，乃国民相互极力约束，遴员以建之，而无须君主存在”。翌年初刊行的箕作麟祥著《万国新史》也对“民约（social contract）之说”的要点有如下准确把握：“此说之意，论君臣之别，政体大要，其源皆自国中人民互立契约而发，故现今当人民复同心协议，得自由变更从前之政纲，废绝君臣之别……法国之大变革，骤然发生，不出[27]数年，而从前之事，百不存其一，亦不足怪也”。
兆民未能读到其师此文刊本，但可能在塾内听过此议，又或接触过原著。从其回国后即着手翻译来看，留学期间应曾熟读该书。而书名《民约论》则承袭师译。
明治7年，因围绕“征韩论”而发生政变，板垣退助等成立爱国公党，发布《设立民选议院倡议书》，遂有自由民权运动乃至设立国会运动兴起。显然，“自由”和“民权”皆为反映新时代的语言，而始自“王政复古”的维新，其政治思想也已进一步深化。
关于这次运动，三宅雪岭曾做如下描述。人们认为只要国会召开，万事皆得解决，而不考虑应召开怎样的国会，有人甚至不知国会为何物也加入运动。不满时世者皆主张召开国会，誓与反对召开国会的政府以死抗争，直如幕府末期的“尊皇攘夷论”。与幕府末期特殊人物深孚众望一样，那些慷慨高歌、不畏艰难、不求利禄、以天下大事为己任者，所关注的仅是对政府抗争与否，而非政治观点如何。至此，[28]幕府末期的维新志士已化为明治时期的反政府斗士。然而，尽管都是慷慨高歌，过去是朝向推翻幕府，现在却为争取召开代表民意的国会而汹涌澎湃。此乃明治时期与幕府末期不同之处。“自由”一词，最早由福泽谕吉在其《西洋事情》［庆应二年（1866）］中用以翻译“freedom”“liberty”——尽管他也指出并非“适当译词”，而在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刊行（1872年）后流布于世。高田义甫作《自由谭》（1874年），则被认为是“著启蒙性教[29]科书，将天赋人权与西国立志编相关联而论自由”。高田对出版新[30]学书籍十分热心，曾以伪版形式刊行过西周的《性法说约》。
众所周知，《自由之理》曾使河野广中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他自己说，“此前濡染汉学与国学、动辄倡导攘夷之思想，而今转瞬兴起一大革命，仅移除忠孝之道，从前思想即已被打得粉碎；同时知人之自由、权利之可贵，更觉醒政治之实行须依民意，内心感铭无状，[31]自由民权之信条深入胸中，实余终生至重至大转机之一”。河野是民权运动的著名人物，《明治民权家总览》甚至将其奉为运动“首倡[32]者”。河野认为自由、权利和忠孝并不矛盾，值得关注。[33]“民权”一词也极具时代色彩。儿岛彰二著《民权问答》似着重强调反对民权、共和，但仍称支撑法国革命的学理是卢梭的“民权说”，并说日本当下面临的民选议院问题的重要性。“民权说”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论”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自不待言。卢梭的Du Contrat social是其经典之作，兆民将其译成日语，定名《民约论》。该译虽因政府干涉未得出版，但却大受志士仁人欢迎，并以抄本形式广为传阅，据说甚至流传到四国、九[34]州、东北等地。
关于《民约论》在早期自由民权运动中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其最好象征是宫崎八郎的七绝诗《读民约论》。宫崎八郎即因支援孙文的革命活动而闻名的宫崎滔天（寅藏）之兄，滔天周围人曾劝他“要以[35]兄长为榜样”。八郎作为第一代自由民权活动家，据说阅读《民约论》后曾感极而泣。
天下朦胧皆梦魂，
危言独欲贯乾坤。
谁知凄月悲风底，[36]
泣读卢梭民约论。
吟咏此诗的八郎，为确立民权而率领熊本协同队投入西乡军，于[37]翌年即明治10年（1877）4月6日战死。
刊载该消息的《评论新闻》，是萨摩的海老原穆于明治8年3月创刊的，其动机是，一面与西乡隆盛依之为股肱的桐野利秋结盟，一面联络杉田定一、宫崎八郎等自由民权论者，从国权论和民权论两方面[38]施压政府，同时形成萨摩兵力和全国反政府势力结合的媒介。熊本协同队是民权论者方面的反政府实战部队，故其思想色彩不同于士族集团。据说他们忠实地实行其主张，曾在驻扎地召集人民，宣传“自治政治”宗旨，使其依据普通选举法选出人民总代表等。正因如此，才有了这样一个“传说”，称兆民曾来到九州，试图说服八郎不要加入萨摩军。对兆民和八郎而言，这一传说无疑都值得引以为荣。[39]
围绕宫崎八郎《读民约论》，不久后还有一段佳话，介绍于此。
横滨的鹤见村有一知识青年，名佐久间权藏（1861～1934），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加入立宪改进党，一贯支持岛田三郎及其党派。1871～1874年，佐久间曾在东京狸穴町的某学塾求学。其所遗藏书，除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著、加藤弘之译《国法泛论》等外，还有村田保著《刑法注释》（全八卷，1881年）。佐久间为该书八卷全部加装封皮，且于第一、第八卷封皮手书八郎的《读民约论》，第八卷所书末句“泣读卢梭民约论”并加旁点，“卢梭”[40]旁更加注“卢梭乃法国民权学士”。[41]
宫崎八郎是萨摩军的名将，也是被画入彩版浮世绘的名士。佐久间或许得知八郎之死才手书《读民约论》，以发扬民权学士卢梭的学说。正是兆民译《民约论》抄本广泛流传，才使越来越多的人醉心卢梭学说。
继兆民日译《民约论》之后，明治10年又有服部德译《民约论》[42]刊行。服部译本为卢梭Du Contrat social最早的全译刊行本。但当[43]时即有人认为，就译文而言，未出版的兆民译更胜一筹。此外，明治15年（1882）至翌年，《政理丛谈》连载兆民汉译《民约译解》[44]至第二卷第六章。其中第一卷出版单行本，一般所谓《民约译解》[45]即指该单行本。明治16年，原田潜译《民约论覆义》出版。明治时期译本即上述四种。山田博雄称，其后至2009年，日本刊行译本[46]共11种。Du Contrat social的译本共达15种之多，确有日本为翻译大国之慨。其中两种出自兆民之手，即明治7年的日译本和八年后的汉译本。
日译本完成八年后，兆民将日译改译成汉文。八年不算太久，但其间日本围绕社会契约论和兆民的政治环境已发生决定性变化。上述日译《民约论》完成时，维新政权内，旨在仿照西方建设近代国家的大方向尽管基本一致，但围绕其具体政策发生对立，“征韩论”引发士族叛乱层出不穷，各种方针的相互冲突纷繁不已。
而至汉译《民约译解》问世时，政局已是罢免大隈参议、发布开设国会诏书即所谓明治14年政变之后。国家既已确定以制定宪法、开设国会为方向，则政治思想争论的焦点也已相当明确。围绕主权问题，君权与民权间的辩论拉开帷幕。更有加藤弘之发表《人权新说》否定民权，引发与“天赋人权说”拥护者之间的论战。这些论战都与“社会契约论”有密切关系，但是，观诸《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之《自由民权篇》（日本评论社，1927），表面上并不见“民约论”出现在论战中。或许，上述论战发生在政治层面，而“民约论”属于原理论，故无须加入其中；又或许局势不允许提出原理论。有鉴于此，本文将避开政治争论，而着重针对《民约译解》在思想层面的意义进行探讨。四兆民汉译《民约译解》
兆民将Du Contrat social改译汉文，其原因有二。一是汉文占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二是汉文具有丰富的表达能力。
首先看汉文的“地位”。毋庸赘言，汉文是中华文章。但对中华文明圈（就19世纪中叶而言，即清国及其周围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各国知识分子而言，汉文还是本国文化的载体。各国各有语言（文章），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汉文高居于本国语言之上。兆民作为日本人翻译卢梭著作所使用的汉文，其与日语的关系正是如此。
小岛祐马曾从读者角度解释汉文地位，“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些[47]人不是能读汉文，而是非汉文不读”。在幕府末期，汉文（朱子学）是藩校的基本科目，但日本未引进科举制，人们是将汉学（朱子学）作为知识、修养来学习的。因此，明治基督徒以阅读仅用假名印制的[48]日译《圣经》为耻，《圣经》文体遂被迫改为兼用汉字。
田冈岭云的回忆，则从儿童教育角度折射出同一事实。田冈幼时，其父曾授以素读。岭云生于明治三年，学制则于明治五年发布，故他是在小学校接受教育的。但因生于名门，有条件在家庭内接受传统教育。“素读”乃只出声朗读直至背诵，故对文章内容几乎毫无理解。但田冈本人却说，“不知所云，的确感到困难，但出于学习汉籍的自[49]豪和虚荣，内心并不十分讨厌”。“自豪和虚荣”正是汉文发出的炫目光环。
衡之以兆民的文学意识，则去世前不久赠予幸德秋水的题字“文[50]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正与此相符。该句出自魏文帝，原文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以文章博取永恒崇敬是中华士[51]大夫的无上光荣；以被誉为“恪守操行的理想家”为荣的东瀛文人兆民，无疑也是心向往之。
除上述外部条件外，兆民对汉文作为表述工具持有明确信念。此乃汉文表述能力问题，而是否以之作为翻译文体，无疑具有更重要意义。从幸德秋水的话可知，兆民坚信汉文才是译述西方近代思想的简洁且达意的工具。曾作为“学仆”在兆民身边服侍的幸德秋水说，“先生当然不信仰汉学的思想”，但“认为若以汉文充分表述西方思想，则可成就完美文章”。
当然，时值西学全盛，认为汉文简单、不足以表述缜密的西方思想是一般观点。其极端者即大学以英语授课。但在兆民看来，那是“不懂汉学”而产生的误解，“支那文字经三千年不断锤炼打磨，单字数万，说无恰当可用者，谬也”。他还抱定一种信念，即汉文“涵纳[52]众多意义于简洁文字”，此乃西方文章“远不能及之长处”。
要将此信念作为己之所长发挥出来，尚需充分准备。于是，兆民在法学塾教授法国学之余，去汉学塾学习汉文写作。他曾在明治11年（1878）入高谷龙洲的济美黉，明治13年再入三岛中洲的二松学舍和冈松瓮谷的绍成书院。济美黉文集《奎运鸣盛录》第一至六号都[53]刊有兆民文章，二松学舍杂志也收有两篇，作为汉文文章皆属上乘佳作。
兆民在绍成书院的行迹，只知其曾参与《常山纪谈》的汉译。但兆民最尊敬的是瓮谷，赞称“翁之文章，尤以其叙事文，乃前后更无匹俦者”。而对闻名于世的文章家荻生徂徕，兆民却毫不留情：“世人啧赞徂徕三记事，而余觉其李王（古文辞派之李攀龙、王世贞）臭气扑鼻。左国史汉之成语，即韩愈之陈言尽吐纸上而稍未消化者，唯[54]足征作者记性之善，却分毫不见其本人功力”。在兆民看来，瓮谷的文章才是充分消化古典成语并将其化作己之所长的上乘之作。小岛祐马因此推测，“经过在冈松处学习，兆民相信任何内容皆可用汉文[55]表述”，并断言“《民约译解》也是在此学习的结果”。附言之，几乎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兆民曾与国交开始后来日的清国官僚文人有过交流。这意味着，对那些墨守“汉学思想”俗套之流（汉学主流），即使他来自汉文发源地，兆民也特意与其保持距离。
在充分准备后，兆民着手翻译，并在《政理丛谈》［1882年2月20日创刊，第7号（5月25日）起改称《欧美政理丛谈》，出至第55号（翌年12月25日）］第2号（3月10日）至第46号（翌年9月5日）连载《民约译解》。原著第一篇之译解载于第2～11号（1882年7月25日），1882年10月25日出版单行本，题名《民约译解卷之一》（连载与单行本有出入，关系复杂，此处从略）。第二篇译至第六章，断续载于第12～16、35～43、46号。《叙》《著者绪言》《民约一名原政》先载于单行本，后补载于第20号（1882年12月10日）。此外，译解者署名，杂志和单行本皆作“中江笃介”。
那么，兆民所译汉文如何？岛田虔次曾就几处求教其师吉川幸次郎。吉川就文章最后以“有”字收句的破格句法为例，十分肯定地回[56]答说，这是仿先秦句法，“十分精到”，是极好的汉文。另外，入矢义高、岛田虔次、沟口雄三曾就此聚首讨议。围绕沟口指出的兆民的“基本错误”深入讨论后，入矢以最高权威立场做如下定评：“整体而言，一言以蔽之，中江的汉文非常流畅、达意。细小处如助词等的用法，并不十分讲究其严密；但用得很精到，我对此印象较深”，[57]“想说的都说得恰如其分。文章富有激情，能让人受到感染”。
如后所述，《民约译解》曾数次翻刻，而每次所做订正，也可以之判断兆民汉文的水准。田桐在翻刻本《共和原理民约论》封面加印“中江笃介先生汉译”“后学田桐校字”的字样。可见，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田桐曾作文字修改。但其“校字”几乎皆属虚字置换，实字也仅限同义字，殆无导致文意变动之处。田桐校是否恰当，笔者无力判断，但其对兆民原译显然十分尊重。就岛田所指出的破格句法，也仅对“……故若由事实而言之、为民父母而肆威虐者有、为国宰相而恣贪冒者有之……”等，在“有”字后补以“之”字，作“……故若由事实而言之、为民父母而肆威虐者有之、为国宰相而恣贪冒者有[58]之……”，使其成为当时通用句式。从“校字”情况看，很显然，田桐基本认为兆民汉文功底深厚。
兆民确信，西方近代思想亦可用汉文做完美翻译，已如前述。而关于《民约译解》所要表述之内容，兆民在《叙》中说，西方各国政治，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卢梭、边沁（Jeremy Bentham）、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康德（Immanuel Kant）等出，遂一扫旧有恶政而进入新时代。
而后世最推娄骚为之首者，以其所旨，在于令民自修治，而勿为官所抑制也……而中兴以来……士庶亦相竞，以自治为志。然则将娄[59]骚诸子之业，以穷泰西制度渊源，在今日当务之急。
亦即，译解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为开启西方近代做出最大贡献的卢梭所论述的“自治”这一政治思想。
卢梭为“人民主权论”奠定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Du Contrat social，对19世纪中叶的东亚人士而言，是前所未闻的。明治前半期是日语词汇朝向现代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但四字词语“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当然尚未出现。即使二字词“社会”，当时虽已用作[60]“society”的译词，但据认为其普及亦在明治10年（1877）以后。[61]至于“契约”，1881年刊《哲学字汇》初版虽已用来翻译“contract”，但却注明仅为“法理学”（即今“法学”）用词。实际上，有的用例，尽管汉字作“契约”，但其以假名所注读音及其释义实为[62]“条约”。再如“主权”，津田真道《泰西国法论》（1868年）中已有使用，1881年10月开设国会的诏书发布后，主权论战如火如荼，该词亦理当为知识界所常用。然而，同时期编纂的1889年刊行的日[63]本第一部较完备国语辞典《言海》却并未收入该词条。《哲学字汇》初版、再版也均未收入该词，1912年（明治45年）刊第三版才[64]作为“sovereignty”的译词出现。
要之，“社会”“主权”等基本术语此时尚在形成过程中，词义并[65]未固定。兆民当然了解这种情况，或因此而不欲采用。关于此点，留待后述。但由此可见兆民翻译《民约译解》，其态度十分谨慎。
卢梭的“社会契约说”旨在明确人构成社会的原理，故其结构非常复杂，内容极其丰富。但其主要内容，关涉本文主旨者有如下三点。
①人类历史，因能够发挥共同力量的新的结合形式（社会契约）之发现，而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社会状态。
②社会的平等成员，在确保自身自由的同时，以市民身份确立、制定“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即作为主权者立“法”，且须服从之。
③作为社会平等成员、政治自由（市民自由）得到保障的人，必须体现真正使自己成为主人的“道德自由”（liberté morale）。
①是有关社会形成史的重要新观点，是人民主权论的逻辑前提。当时人们的常识还是全能神创造天地，故卢梭在著作开头部分提出此观点，并随处反复加以论述。②是社会成员的相互契约关系，是卢梭著作的根本部分，卢梭认为，社会全体成员作为主权者制定法律，同时作为个人负有遵守该法律的义务。对于如此的“双重关系”，卢梭从各种角度进行详细论述。关于③，卢梭在第一编第八章开头表明并非考察对象，但仍特意提示了与社会契约相对应的市民精神。
在18世纪的法国，对“社会”这一共同体还只有初步认识，相关探讨和辩论尚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卢梭的回答可谓石破天惊。关于法国思想状况，服部春彦先生示教，当时的法国已具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诞生并发挥一定影响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一个多世纪后的明治前十年初期的日本，要提出社会这一“共同体”由平等的人构成，同样难以想象。此即兆民汉译“社会契约论”时的日本。观诸与②有关的译例，如卷一第六章《民约》有一段称，所谓“民约”，即将自己的所有权利给予“众（全体成员）”，同时，随着整体得以保全而可获得比所失去的更多的权利。基于这样的理解，第七章《君》的开头又有如下论述。
由前所述推之，民约之为物，可知已，曰，是君与臣，交盟所成也。然所谓君者，以不过为众人相合者，虽云君臣交盟，实人人躬自盟也。何以言之。曰，众人相倚为一体，将议而发令，即君也，非别置尊奉之。而凡与此约者，皆有与乎为君也。自其将出乎令而言，则君与其臣盟。自其将奉乎令而言，则臣与其君盟。故曰，虽云君臣交[66]盟，实人人躬自盟也。
亦即，所谓“民约”，即每个“民”既作为“君”也作为“臣”，对自己“约”定“双重关系”。此处的“双重关系”，即使现在也颇费解。基于“民”乃根本的思想，该段就此耐心解释道，所谓理想社会里只有平等存在之“民”，从行使主权（“发令”）角度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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