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治国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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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中国兴起炒股热潮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蹒跚起步
●人民银行体改办的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他还就监管问题和王波明进行了一些争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
●杨百万拿到交割单后，直奔交易所，指出错误，立了一大功。
中国政府助兴股市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等8人提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设想，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王岐山等人也是参与者。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经理贾虹生让王波明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王波明刚从华尔街回国，贾虹生希望他能到康华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他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此外，还有一些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公司。
座谈会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了。他此时正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这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
邓小平对他说：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宫著铭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在会上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
接下来，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大家就来商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宣读了一下方案。
方案还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此时，中国人懂股票的还不太多，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象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王波明谈谈想法。因为他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王波明就从专业角度谈了一下建立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
他说：“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
王波明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的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他还就监管问题和王波明进行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总结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
他还说，这个事人民银行也作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王波明他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于是，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接下来，就是撰写报告。在王岐山的建议下，王波明参与了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全名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作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他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
1988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汇报人是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和周小川。会议一直进行到到12时10分。
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门见山地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首先询问了中小企业股票的上市情况。王波明紧接着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听完他们的介绍，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会上还决定，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王波明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王波明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
由于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他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
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9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
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他们起初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联办”的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镕基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民银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镕基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了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相继投入运营。
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沪深股市同时起步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0年12月1日进行试营业，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沪深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开业就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的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白手起家的，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累得多。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
此时上市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被称为“老八股”。
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上市公司也只有5家。
两个交易所在开业之后，相互学习，如电脑交易方式本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首先在深圳试用。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产妇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
两个交易所还竞相斗艳，争夺证券市场。两家都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如在得知上海交易所要成立的消息时，深圳交易所的王健就坐不住了。
他在核实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觉得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10多家，就不需要深圳交易所成立了。
虽然客观原因是当时的上市公司比较少，但是这种竞争无疑对中国的股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股市散户富起来
以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0年，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36岁，深交所总经理王健40岁。
刚开业时，上交所只有“老八股”，深交所有5只股票：深发展、万科、原野、金田和安达。
在深圳发展银行的发展史上曾有这样一段故事。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之后，在全国首次以自由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当时股票发行工作困难，有“中英街上活雷锋”、“当代沙奶奶”美誉的深圳市民间慈善名人陈观玉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件支援国家建设的好事，主动取出两万元存款购买深发展股票。
两万股，这在当年可是很少见的大宗股票认购行为啊！
深圳发展银行蛇口支行老员工张正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张正民提醒她，这跟以前的信用社入股不一样，是不保本的。
陈观玉答道：“不保本就不保本。深圳特区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家自己的银行，大家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也算是支援特区建设。”
张正民又说：“买了股票钱就不能取出来，到年底也不发利息。”
陈观玉还是一笑，说：“给国家出力，还要什么利息。”他们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这两万股深发展股票会带给陈观玉超过百万元的收益。
一切都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据王健后来回忆：
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开业前，深圳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投资者争相入市，抢购股票，深发展股价从交易柜台上的16元炒到了黑市上的120元。
从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发展涨100%，万科涨380%，原野涨210%，金田涨140%，安达涨380%。
邓小平说：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1992年5月起，因为上交所放开股票交易价格，股票价格一路上扬。但青岛股民没有赶上建国后A股市场的第一波暴涨，因为1992年10月份，岛城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才在新疆路8号开门纳客。
1993年春节过后，怀揣着家中的一万元现金，30多岁的老钟加入到开户的人群中。
那是3月的一个早晨，青岛的街头春寒料峭，而新疆路8号门前则热火朝天。
距离营业部开门还有半个小时，但门前已经挤满了等待交易或准备开户的股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大门一开，老钟就抢着往开户窗口跑，5分钟不到，窗口前就排起了长龙。
老钟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开户还要交一万元的保证金，排队开户的人一般都夹着包，包里都是成沓的现金，争先恐后地朝窗口里递。那股兴奋劲儿，不像是交钱，倒像是领钱一样。
当时沪深两市可供交易的股票只有几十只，因为供求严重失衡，1992年11月底，股票价格暴涨。
很多股民糊里糊涂地闯进股海，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证券营业大厅里飘荡着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
老钟记忆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在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很快变成了千万富翁。“不可思议，但财富神话的示范效应太强了！”老钟回忆说。
不到半年时间，股票就成了包括退休大爷、大妈在内的岛城市民最热门的话题。
当时，居民家里没有电脑，炒股全在营业部操作。营业部红绿闪烁的行情显示屏前挤满了人，里面晃动着众多拎着马扎子的银发老人，还有不少“率先富起来”的个体户。
黑市交易卷起狂潮
股市狂飙，自然令有关人士忧虑。金融界、企业界的专家们面对深圳股市“过热”现象，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接受记者采访，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
1990年8月8日下午，有关方面在深圳市迎宾馆举行了一次题为“深圳股市与深化企业改革”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企业家、市领导和体改委的研究人员，对股市的“过热”现象表示忧虑，不过多数人认为，深圳尚未出现少数人操纵股市的现象，他们的理由是，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持股超过总股本5%以上的个人大股东。
同时，深圳市计划局财经处在纲要式的报告中，至少是半官方式地对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作了总结性判断。报告中写道：
深圳股市在经历约两年停滞之后，自1990年春开始走向操纵与投机交错的阶段。这个演进过程符合股票市场“停滞—高涨—成熟”这一阶段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看来是正常的，其股票热也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深圳股市过早地跨进了操纵与投机阶段，且热而不熟，皮焦肉生，国外股市发展一般均有较长的停滞时期，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深圳股市热度在短期内过分脱离企业营运状况，且超前于整个经济的金融增值的进程。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对场内交易的肯定，对黑市的否定。然而场内只是零星交易，而真正的市场却在黑市，所谓的“过热”也是指黑市。
虽然深圳市政府把涨幅压低到每天不得超过1%，然而这根本改变不了“僧多粥少”的局面。谁不想一夜致富？人们在政府出台涨跌停板制度之后，只产生了片刻的惊慌，随即就适应了，股票就此以每天1%的速度上涨。
从1990年6月底到10月底，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32元，涨幅159.67%；万科从7.5元涨到17.19元，涨幅129.2%；金田从8l元涨到215.3元，涨幅165.8%；安达从8元涨至20.89元，涨幅161.13%；原野从52元涨到143.4元，涨幅175.76%。
闻讯而入深圳炒股者源源不断，那些在场内买不到股票的人，自然步入黑市，而手持股票者自然不愿意以场内价抛出，这就导致黑市的成交额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场内的成交额。
取缔黑市的真正办法就是大量股票上市，平衡供求矛盾。
1990年6月中旬，面对全国一哄而上地进行股份制改造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国务院不得不在批转国家体改委《有关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的文件中，明确批示：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主要是完善已有的试点，不再铺新点。
这样就决定了不可能大量发行股票，供求矛盾一时难以解决。
人们在传播这个文件的同时，清楚地预计到，上市公司股票的短缺性与垄断性只会与日俱增，第二波黑市狂潮无法避免。毫无疑问，扫荡过后，黑市在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卷土重来。
深圳的专家们当然知道这个两难的境地，也知道火山喷发的可怕，但他们可做的只能是加紧拓展市场，增加交易点。
当时深圳的证券商迅速发展到12家，营业点扩展至16个，证券从业人员也达到了400多人，但供求失衡的情形仍令交易者不堪忍受。
6月份扫荡黑市之后，购买股票的人必须凌晨1时到证券公司门前排队，等待编号，有了编号之后，再从下午18时起，排队到第二天早晨9时，排上16个小时，忍受3次点名查编号，才换来一张委托单。
这还只是有了买到股票的“可能性”，因为还得看有没有人在场内的涨停板抛出股票，真可谓“得股难，难于上青天”。
在买进股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要真正不让黑市抬头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扫荡黑市的攻势刚刚过去，面对场内每天1%的涨幅，股民们再也难以抑制激情，深圳的黑市交易很快死灰复燃。
从1990年11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堪忧的黑市股票交易》的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市以更迅猛的势头重新占据深圳的每个街头。
对交易者来说，管他黑市白市，只要能买到股票就是好市场。
这种毫无规则的黑市交易，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二、跌宕起伏
●他掏出股票向证券公司询问，当证实这一切是真的，他的心跳得都快蹦了出来，他急忙冲到街头的电话亭，向老婆通报喜讯。
●随之而来的漫漫熊市也让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场加快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进程的暴风骤雨已经悄然形成了。
●延中实业公司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匆忙采取对策，秦国梁他们急忙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
猴年股市上蹿下跳
1992年猴年，可以说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股市充满风险和激情。
这一年的认购证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它创造了一级市场的暴富神话。
1992年放开股价，延中从100元暴涨到380元，展示出二级市场的魅力。
这一年豫园股价上万元大关，直到2000年狂炒网络股时才重现这一盛况；但是同样也是在这一年，股指从1400点狂跌到400点，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股市风险教育。
这一年，原野因造假被停牌4年，让股民品尝了来自上市公司欺诈的风险……所有股市里的问题在这一年全都碰上了。
正因为这些因素，这一年中国股民的队伍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就成立了，但更多的人是1992年这个猴年才知道股票的，从工人文化宫旁边人山人海的马路沙龙，到文化广场的股票超市，那年是中国股市的一次启蒙教育。
说起1992年，老姚依然有羽化登仙的感觉。正如认识他的人所说：“老姚老摇，老在那儿摇，他的财富都是摇出来的。”
1992年这个猴年，老姚单位效益不好，被外资兼并，像老姚这种年近50的职工，自然不会留用，给了两万元买断工龄的钱就把他打发了。
老姚怀揣着两万元钱和对余生的担忧去银行存款。“买一点认购证吧，这东西摇中股票，说不定能发个大财。”银行职工向他推荐股票认购证。
这时候股票还属于新生事物，老姚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信能发大财，但是由于他对未来充满忧虑，这就使他产生搏一下的心理，所以一咬牙花了3000元买下100张。“那还不是把钱打水漂，摇号中签的概率，等于被鳄鱼咬住还能生还。”儿子小姚告诉他说。
老姚后悔不迭，急忙去银行退还。“老先生，这可是好东西，政府原来只印了100万张，因为买的人多，又加印了100多万哩。”银行职工不让退，反而鼓励他持有。
当时老姚的心情格外沉重，200多万张，中签的概率恐怕还真像从鳄鱼嘴里生还呢。
后来，儿子告诉他，外面股票认购证已经从每张30元炒到了600元时，老姚的眼睛瞪得比鳄鱼的还大。
老姚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财富，他从箱子底层捧出封面烫金、封底上印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字样的认购证，仔细端详，轻轻抚摩。
在等待摇号的日子里，老姚每天把它们放在枕头底下才能安心入睡。
对许多老股民来说，那些摇号的日子早已淡忘，可老姚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每次摇号的前一晚，他都无法入睡，都会兴奋得失眠。
3月2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一次摇号仪式在上海联谊大厦举行，认购的上市的公司是众诚、异钢、浦东强生、嘉丰、轻机、联合、二纺机，中签率为10.3%。
6月5日第二次摇号，这次共向社会个人发行面值3.1亿元股票，中签率高达50%。
7月25日第三次摇号，中签率为11.6%。
8月10日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摇号，中签率又达10%。
当“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中签率差不多达到了100%。
摇号、中签、认购、抛售，随后就是滚滚而来的钱。辛勤工作一辈子的老姚，加起来的收入，只是摇出来的一个零头。
当上海认购证第三次摇号时，一直不看好认购证的儿子小姚，也按捺不住狂喜，听说深圳也要新股发行摇号了，他主动向父亲请缨南下深圳。
老姚一听是摇号，马上放行，并祝福儿子也摇出一个“财富人生”。上海股票认购证的4次摇号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当深圳发布将在8月10日与11日两天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消息后，全国各地的求购者大批涌向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早被抢购一空。
小姚到达广州后，不惜以高于原票10倍的价，从“黄牛”手中弄到车票。
一踏入深圳，他发现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流。据有人估计，当时扑进深圳的认购者多达150万人。
1992年8月9日，认购申请表发行前一天的17时，小姚挤在上百万认购者中间，杀向深圳300个认购表发售点，平均每个发售点的认购者高达5000人，如果一个发售点营业厅面积1000平方米的话，那么每个股民的空间只有10厘米。
时值盛夏，南方的气候闷热潮湿，扎在人堆里的小姚感到呼吸困难，汗水从头淌到脚，浑身湿热难耐。
8月10日到12日，深圳繁华地段的商业和娱乐场所如临大敌，全部关闭，以防不测。
原定10日和11日两天发售的500万张认购申请表，在10日16时30分，已全部发放完毕。
小姚排队的发售点发放得更快，仅一个多小时就宣告发售完毕。和大批两手空空的认购者一样，小姚没能拿到申请表。
他很快就发现，在人群中穿梭起一些“黄牛”，他们手持数以百计的申请表，以高出原价10倍、20倍的价格兜售起来。对“黄牛”手中真假不辨的申请表，小姚不敢买，他费了全身的气力才挤出人群透口气。
后来小姚听说申请表发售过程中，好像出现了作弊的行为，很多人去市政府讨说法了，逍遥觉得没意思，就没跟着去。
提起做股票和1992猴年，老余也很开心。他一直珍藏着1992年的香港《信报》，这上面有一篇题为《世界上最贵的股票》的文章，报道了上海1992年4月的股市情况：“至4月24日，14种人民币普通股的市盈率平均达170余倍，其中最高的爱使电子市盈率达501倍，说它是世界上最贵的股票并不过分。从股价上看，上海豫园商场股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价格最高的股票，目前每股高达5020多元。”
老余就拥有爱使的这些股票，而豫园是他老婆的股票。靠这两只股票，他们把自己和孩子的下半辈子都搞定了。
老余是一名中学教师，1992年以前对“股票”一词还不理解。
他的妻子是豫园的职工，1988年豫园成立股份公司时，妻子摊到10股内部职工股，根据当时面值，每股100元。妻子也没多想，当作是帮助单位解决困难，付了1000元，拿回来10张股票。“我们家哪有闲钱买债券？”老余一看这种花花绿绿的纸片就来气。“这不是债券，是股票。”“还不是一样。”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吵了起来。“就当我被人偷了1000块，好了吧！”最后妻子愤愤地拉开抽屉，把股票往里狠狠一扔，结束了这场争吵，当时老余还觉得自己挺有理。
渐渐地两口子忘了这事，后来老余的妻子调离了豫园商场，就更想不起抽屉里的那些股票了。
1992年的春节，同事们到老余家来玩，有人就提到股票暴涨的事。“老余，你听说过股票没有？”那人问。“股票？没有。”“好像有这种债券，我们不是还买过嘛。”老余的妻子突然想起在老单位买过这种东西。“什么债券呀。你手上有这玩意可发大财啦。”同事介绍道，“据人家统计，从上海证交所开业到上年12月6日，在拆细，即50元拆成10元，前7个月，股票的平均涨幅高达138%，拆细后到现在，还不到6个月，又涨了236%。也就是说，你在证交所成立那天买进股票，现在涨了近400%，一万变5万。”“有这种事？”虽然老余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是“一万变5万”却让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他赶紧叫老婆把那10张票子找出来。
春节后的2月28日，老余怀揣着10张有些发黄带霉点的股票，第一次踏进证券公司。在他的眼前赫然显示豫园股票价位：3900元。
他掏出股票向证券公司询问，当证实这一切是真的，他的心跳得都快蹦了出来，他急忙冲到街头的电话亭，向老婆通报喜讯。
一张近4000，10张就是4万，那天晚上夫妻俩唠叨着这个数字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商量着把存款都取出来，去买这神奇的东西。
此时的股市僧多粥少，要买到股票很不容易，得起个大早到证券公司排队等编号，被编到号的人才有资格拿到委托单，委托的人能买到股票，等于中了头彩。因为当时的成交稀少，没人愿意抛出，而抛出的只是大户们为了抬价到涨停板的寥寥几手。有人统计，从上海证交所开业到1991年12月6日，共267个交易日，“老八股”平均60%的天数成交流量不足3‰，72%的天数不足5‰。
可困难没有吓倒老余这个勤奋有恒心的人，他不管风吹雨打，天天早起，天天排队等编号，天天委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买到了5手当时被人称为袖珍股的爱使。“那个猴年是真正幸福的一年，天天看着自己的股票每天向涨停板飘然而去。”说起当时的感受，老余脸上依然会泛现出神往的表情。
的确，此时为了阻止股价过快上涨，股票盖着“盖子”。“盖子”就成了持股者的保护伞，涨停板助涨作用十分有效，久而久之，每天成交几股封杀涨停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走势。
持股者每天算着账面赢利，体味着虚拟化的财富。
对这种意外之财，老余有时候不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理亏感，毕竟他从小受的是“劳动致富”型教育。
被股民称为“皇家股票”的豫园突破万元大关的那天，老余原来的1000元已暴涨成了30万，这着实让老余又大吃了一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什么事情都会有个头。”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乐中人”，老余赶紧在万元关口把豫园都抛出去了。
1992年夏天，老余用从股市上赚来的30万，把中学毕业的儿子送到英国去留学。临行前老余再三嘱咐儿子：“好好学，你能到英国留学，这是中国股市给咱的机会，学成后得回来报效中国股市。”
股市刮起收购风
1992年至1993年中国证券市场进入第一轮扩容高峰期，“老八股”的时代迅速成为历史，投资人买卖股票难的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然而，随之而来的漫漫熊市也让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场加快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进程的暴风骤雨已经悄然形成了。
那是1993年的9月份，在大部分股票交易都极其清淡时，一向并不引人注目的延中实业股票成交量却在悄然放大，股价明显坚挺起来。
到9月下旬时，市场气氛开始活跃，人们风传南方某大机构在收购延中实业股票。
延中方面认为股价的涨跌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上市公司没有必要为此分心，重要的是要搞好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当有人问及，万一真有外来机构收购延中实业，公司方面是否有什么具体对策。
秦国梁很干脆地说：“没有。”
他认为，如果真有这种事，上交所和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应该保护上市公司。
9月30日，中国宝安集团上海公司从幕后走向前台，发布公告称其和关联公司已持有延中实业公司发行在外的5%以上的股份。
延中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股价不断上涨是因为深圳宝安偷偷在二级市场收集筹码。
稍后，宝安集团再度公告，其持股数已一跃增至近19%，一举成为延中实业的第一大股东，拥有相对控股权。
由于收购的刺激，上海股市为之沸腾，延中实业股价直线飙升，最高冲至42.20元。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等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控股大股东的“三无概念股”也都搭车上涨。
延中实业公司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匆忙采取对策，秦国梁他们急忙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秦国梁发现宝安违反了举牌制度，买延中超过5%的股票却没有及时公告，以后每增持2%也必须公告一次，但是宝安却置之不理，后来又增持了16%才公告。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就是明显的违规。
延中方面一方面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反映宝安违规的情况，另一方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宝安收购延中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重大违规行为。延中还扬言，要和宝安在法庭上见。
但是，半年之后，在监管部门出面调解下，最后双方没有在法庭相见。
证监会对宝安违规处以罚款，但是认定宝安收购延中股票有效，双方这才达成合作协议。
这是二级市场收购事件中当时唯一实现管理权交接的上市公司，这个举动表明人们开始逐步接受控股权的观念了。“宝延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开天辟地首例在二级市场大举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尽管宝安集团在具体操作中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事后也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罚款处罚，但“宝延事件”的积极意义要远远的大于消极影响。
事后，许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挤出时间认真学习《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的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
这部刚刚于当年发布施行的法规，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上市公司的足够重视，其中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条文更是被许多人视为“超前”而不予理会。直到这时，上市公司的老总才发现，这些条文事关公司的生死存亡。
此后又相继发生了“万申”、“天飞”和“国爱”等二级市场参股事件，但都是有始无终。
深圳万科公司因为持有申华实业5%的股份而有两人入选申华实业董事会，但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参与管理的目的。
万科公司耗巨资只是买了两个董事职位，10个月之后万科公司将所持股票一抛了之，退出了申华实业的董事会。
同样，来自深圳的天极光电技术实业公司，在大举购入飞乐音响股票时，意外地遭遇到了飞乐音响的大股东飞乐股份公司的坚决抵抗，飞乐股份公司连续增持飞乐音响股票，捍卫自己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面对强有力的对手，天极公司只好知难而退，结果连一个董事也没有当上。
万科公司因为持股5%而入选申华实业的董事会，尽管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但至少表明，其持有的股权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而飞乐股份公司以增持股份来回击对其控股地位的挑战，比起当初延中实业公司寻求行政保护的举动来，飞乐股份公司学会了市场总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的道理，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股权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1994年6月，辽宁国发集团宣布与辽宁东方证券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等共持有爱使股份总股本5.2%的股份。
辽国发大量购入爱使股份后，公司在业务经营上没有任何变化，但短暂进入的辽国发却在二级市场上赚了一大笔。
辽国发掌门人高岭兄弟是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大炒家之一，股票、期货、债券、资金拆借，哪里都有其身影。
辽宁国发集团及其5家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大举购入爱使股票时，他们却没有能入主爱使股份公司。
尽管后来加入辽国发的同盟军增至7家，合计持股数达到爱使股份股本总额的11.2%，但爱使股份公司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对辽国发的对话呼吁不予理会。
随后，辽国发逐渐减持，至1994年底辽国发持股比例降为3.74%。
后来，辽国发由于国债期货市场的“3·27事件”而东窗事发，自顾不暇，因此“国爱之争”遂不了了之。
万科实业的攻守战
1992年12月，海南新能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万科是发起股东之一。
手中拥有资金的陈氏三兄弟把地产业务扩展到三亚、石梅湾、成都，项目一个比一个大。新能源股价曾经窜升到70元，之前万科陆续售出新能源股票。
陈宇光认为万科售出股票是对他的不信任，是背弃朋友，闹得不太愉快。之后关系疏远，但王石还保留着董事职务。
1993年年底，警方带走了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宇光和其二弟，并押送北京。
当天王石就坐飞机赶往海口，因为他是新能源的董事。陈宇光在被带走之时，写下授权书，王石是3个被授权人之一。现在新能源出事，王石不得不挺身而出，协助经营管理。
1994年年初的一段时间，王石为新能源分心不少。
这一年，已经成功上市成为股份公司的万科麻烦不断。
1992年8月，万科在上海股市开设法人机构投资者，就准备以收购方式进入上海市场，想开创股市收购的先例，不料被宝安抢了头筹。
经过一番酝酿，他们终于选中与延中相同的“三无概念股”申华，而且当时申华总股本才2700万，属于典型的小盘股。
同时，万科最看重的是申华地处浦东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申华合作使其在浦东开发的浪潮中能抢先一步。
万科当时在深圳上市公司排位仅次于深发展和宝安，可称为“老三”，公司规范。
1993年上半年就参股了36家企业，对外投资总额达6829万元，尤其是它的“万科城市花园”，在全国几个城市销售势头非常好。
1993年11月10日上午收市后，深圳万科公司突然发布公告，其下属的上海万科房产等关联公司，已通过上证所购入申华实业公司股份流通股135万股，占其发行在外普通股2700万总股本的5%。
与此同时，万科公司将此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沪深证管办、沪深交易所及申华公司作了书面报告。
这时股民才明白，为什么申华股票早上以31.50元跳空开盘，于是，群情为之振奋。受收购的刺激，申华股票大升，股价最高达到70.99元，并创下20分钟内成交6亿元的股市纪录。
据说上海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按即时价买进1000股申华，由于飙升太快，成交时正好是最高价70.99元，交割时她账户上的3万多元根本不够，还欠证券公司4万多元，老太太闻听，当场晕倒在地。
因为在延中收购事件中，已经被高位套牢过一批狂热分子，所以这时的股民在狂热中已经有了一些警觉，在股价摸高后，不久就迅速回落，最后以45.8元收盘。不过，也有一批狂热分子落入套中，一些跟风者也栽了进去。
11月11日，上海申华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对万科持股一事进行了对策研究。
公司董事长瞿建国认为，对申华来说，有此合作伙伴的确是件难得的好事。
其后，瞿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神态豁达地表示，万科购股是一种投资行为，我们欢迎万科成为申华的大股东之一，申华公司将以友好姿态推动这次合作。同时，希望“申万”这次善意的合作，能够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个良好范例。
这番欢迎万科加盟的豁达表态，颇具大将风范，不过对抱着“申万”火拼的狂热分子却是一盆冷水，申华股价应声而落，连拉3根阴线。
真可谓退一步海阔天高，面对申华如此豁达大度的表示，万科反倒颇有羞涩之感，谁能推却“善意”呢？
1993年11月14日，深圳万科和上海申华在上海花园饭店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万科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石表示，他们持有的申华股票一股也不卖出去，万科的目的是参股经营。
申华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表示，申华欢迎万科加盟，并透露已邀请万科两名高层人士加入申华董事会。
新闻发布会上双方相敬如宾，充满了友好的合作气氛。自然这一结果被誉为“中国证券史上首宗善意参股经营的范例”。
万科最初收购申华股权时，申华非常主动，态度诚恳。董事长瞿建国说自己被查出肺癌，要移民加拿大静养并做慈善事业，他称把公司托付给万科他就放心了。
但当万科正式进入申华之时，却发现受到重重阻碍和限制。瞿建国又说，医生误诊，他身体没有病，不出国移民了，只是催促万科把答应捐给建国基金会的500万元款项尽快打入账户。
这次股东大会已经把事情讲得很明白。王石对瞿建国说：“瞿先生无意放弃控股权，万科不甘心陪衬当二股东，怎么办？为了成全瞿先生，万科知难而退，捐给建国基金会的500万元还请退还万科。”
10个月后，万科持有的申华股票锁定期结束，万科公告售出140.4万股。
至此，中国首宗以善意方式通过二级市场达到购股与经营的成功案例以失败告终。
1994年3月30日，君安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君安的掌门人张国庆来到万科的掌门人王石的办公室，告知王石，君安已联络了部分万科股东，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提出不信任，要求改组万科董事会，新闻发布会将在两个半小时后举行。“我可以参加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么？”王石问。“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只是因为要给万科提意见，事前通知一下。”“既然给万科提意见，为什么万科的董事长不能参加呢？”“你要参加也没有问题，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建议改组董事会。形式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些激烈，但这是为了万科好。改组后的董事会还是由你担任总经理。”张国庆一边说一边向王石告辞。
王石立即给股东们打电话联系，令他吃惊的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中创、海南证券3家的董事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还都是这次“意见会”的发起者。
王石出席了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一万多字，念了一个多小时。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弥漫起浓烈的火药味。
君安副总裁张汉生站起来，对“倡议书”进行了一番解释。
这时，记者们的目光全都落在了主席台下就座的万科公司人马身上。
万科董事会秘书郁亮先生站起来，要求宣读一份万科公司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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