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克特·C. 拜沃特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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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被实现的美日战争预言，16年后太平洋战争的沙盘预演：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的行动指南)试读：
序言
虽然这本书描述的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假想战，但其目的并不是证明这场战争即将发生或必然会发生。当然，移民矛盾确实隐藏着危险元素，但随着美国贸易在远东的发展，其他矛盾也会随之产生。不过就目前而言，太平洋依旧风平浪静。但即便两国很幸运地没有开战，我们也不能忽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在上一本书《太平洋的海军力量》（Sea Power in the Pacific）中，我初步探讨了美国如果与日本开战将遭遇怎样艰难的战略困境。虽然对海军军官来说，这些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大众似乎对其很感兴趣。要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就不得不借助想象的力量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证明，即便相隔千里万里，即便美国在西太平洋缺少海军基地，主要参战国还是会正面交锋，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人们通常认为，美国与日本是不可能开战的，因为两国舰队隔着无垠的海洋，其间还没有可供补给的基地，所以不会有交集。但是，这可能是一种错觉，而我正试图打破这一错觉。
在推演两国在这场假想战中可能使用的策略时，我一直将自己的思维限制在理性的边界之内，不会为了夸张的效果而牺牲真实性。例如，我可以大笔一挥就让日军舰队开到夏威夷甚至美国海岸。我甚至可以向你们描述日军如何进军旧金山，在太平洋沿岸各州肆虐。但这样一来，各位学识渊博的评论家该说我在胡言乱语了。
军人读者可能会对书中的小笠原群岛战役表示质疑，认为即便是海军战略方面的菜鸟也不会做出这么有勇无谋的行动。但我想说，与一些资深战略家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严肃提出的某些战术相比，这一做法并不显得多么危险疯狂。而且，对领导者们来说，在国家遭遇危机之时，那些能以少量代价换取庞大利益的战略拥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才经常不顾顶尖顾问的劝阻批准军事行动。
书中美军和日军的具体数据都以最新最可靠的信息为基础。日军潜艇的命名遵循1924年11月日本帝国海军部门新公布的体系。对岛屿、海港和运河的描述以及其他地形方面的细节都已经过仔细核对，太平洋某些区域的天气情况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被纳入考量，在书中出现的大部分商船名称都是真实存在的。在构思巡洋舰和潜艇对商船的袭击时，我也参考了当前的商业航线和海洋交通航线。总而言之，我不遗余力地想要确保书中数据的准确性。
本书中所有的人名，不论是美国人名和日本人名，都是杜撰的。我没有影射任何人。
在此我想感谢弗朗西斯·E. 麦克默特里（Francis E. McMurtrie）先生，他是知名海军年刊《战舰》（Fighting Ships）的编辑之一，为这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海洋事务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享给我，也正是他对现实事件的兴趣，让这本书得以涵盖贸易战以及其他发生于主战场之外但极具启发意义的次要战役。
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第一本从西方角度预测太平洋海战的书，不过最近几年至少出现了两本同样以此为主题的日本著述。赫克特·C. 拜沃特1925年4月
第一章
1914年6月2日
战争起因——日本企图控制中国——中国朝着团结迈进——因是否该向美国让步而产生矛盾——日本发生共产党动乱，情况复杂化——为解决国内困境,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开战
1914年6月，萨拉热窝的一发子弹，点燃了欧洲火药桶，引发一场震撼整个世界的“爆炸”。同样地，在1931年1月5日，东京的一颗炸弹，也预示了美国和日本的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直到最近才渐渐冷却。得益于现存的记录，我们才能一点点地拼凑出日本首相河村皇子（Prince Kawamura）的生平和后来引发太平洋战争的事件之间的关联。为此，我们首先要回顾开战前的十年里日本和其他远东地区发生了什么。
对于大多数参与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的国家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诅咒，但至少有一个国家从中获得了财富和繁荣，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众多交战国中，只有日本一跃成为债权国。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它的工业体系就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大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到原来的四倍，黄金储备更是增加十倍之多。由于日本只是象征性地参战，其损失微乎其微，战后却接管了德国在赤道以北太平洋海域的所有岛屿，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此外，在其他国家忙于战争之时，日本却在中国牟取了大部分的利益。它以所有者的姿态控制着这个古老国家最富有的一些省份，而中国却因内部矛盾分崩离析，中央政府沦为傀儡，国库也因为贪官污吏常年亏空，根本无力抵抗强大邻国的侵略。日本于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就体现了它想将中国最为富饶的土地据为己有的野心。日本的帝国主义行为并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阻碍，直到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友好地劝说日方，想让其相信适当修改对中国的策略其实对日本有益。于是各方商讨了一些条约，旨在维持中国国门的“敞开”，让任何想与中国进行贸易或帮助中国开发经济资源的国家，都能享受平等的机会。但不久之后人们就意识到，日本无意与其他国家共享它在这一亚洲大国所获得的特权。它同过去一样“挤压着”他国在它所掌控的中国区域的利益，只是所用的方法更加隐晦而已。
由于中国时常发生内战，日本便有借口在中国的战略据点驻扎军队。日本资本家和商人在满洲南部享受着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还控制着内蒙古东部的矿藏、铁路和工业。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福建省，就连长江流域的煤矿和铁矿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日本人在开发。因此，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从“和平渗透”转变为永久占领，变成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运的最高决定者。但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一直分裂、羸弱下去。一旦中国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全国资源维护国家利益，那它将不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日本明白这一点，所以不遗余力地阻止着中国的团结。通过激化中国内部的不合来分裂这个国家，这对日本有益，因此日本为不同的军阀秘密提供武器和钱财，这些军阀的私人斗争令中国长期处于动乱之中，阻碍了国家的团结。
于是，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之中，直到1919年，中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时中国升起了一颗新星：将军王祖（Wang Tsu）。他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军人，同时还是一名爱国主义者。他将作为祖国的重建者而流芳百世。
王祖毕业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他的聪慧已为他赢得了些许名声。回到中国后，他在汉口做了一名律师，一直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1929年，山西军阀涂士宽（Tu-Shih-kuan）进军北平并自立为独裁者，引发内战。同年3月，王祖以志愿军的身份加入北方军队（Northern Army），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和领导才能。凭借优秀的品性，他很快就被提拔到了指挥层，几个月后就成为敏上将的右翼军队的领军，并在河间（Ho-kian）对涂士宽的军队造成了粉碎性的打击。这场战役之后不久，敏上将就因病致残，于是北平政府屈从于军队的要求，任命王祖为敏上将的继任者，成为新一任总司令。新官上任三把火，在第一次击败涂士宽后，他又乘胜追击，击垮了涂士宽的军队，涂士宽本人也被杀了。之后，王祖以东方战场上少见的速度，带领军队在12天里跨越了200英里的距离，对涂士宽的支持者——满洲的统治者李平辉（Li Ping-hui）发动袭击，令其损失惨重。有意思的一点是，早在当时王祖就开始破坏日本的利益，因为李平辉与日本有联系。
之后这位常胜将军回到了北平，听从政府的安排，但也要求自己能有处理任何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统治者的自由。主席黄森（Huang Sen）是一名为国着想的政治家，他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统一国家的梦想终于有望实现，便邀请各省的军事都督前往北平讨论新的联合计划，并暗示如果有人拒绝，所向披靡的王祖和他的常胜军队将拜访他们的省份。各省都督也都领会了这一暗示。到1930年，所有省份的都督都已抵达首都。显然，一份团结的协议即将签订。即便是爱国情怀最为微弱的省份的都督也受到鼓舞，想要结束他们一直忍受的外国压迫。在中国经历革命之后，各方团体终于首次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将日本势力从每一块中国领土上彻底驱逐出去。这便是1930年年初的局势。
旁观的日本越发忧心，它也有理由忧心，因为它坚信（且不管这种想法是对是错），自己的未来甚至存亡，都维系于它对中国的剥削。它认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本就应该归它所有。没有中国的矿藏，没有来自山西、山东和满洲的煤炭、铁矿、铜矿和锌矿，日本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有中国的粮食，日本人民就只能忍饥挨饿，因为日本的粮食产量已无法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日本进口粮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大部分进口的粮食都来自中国。1926年，山西还勘探出了丰富的油田，日本同样将其占为己有。日本的工业和通讯行业经过重组后，都依赖着石油燃料，一旦石油供应停止或受到干扰，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出于以上原因，日本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持对中国的控制，任何了解这一局势的人都明白，日本绝不会松手，只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不过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让日本必须控制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补给，日本一旦对强国开战，物资根本支撑不了一个月。而且经历多年暴政的中国在面对他国战争时，必然会选择中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日本只有控制中国才能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源源不断的食物和原料供应。所以，日本战略家不遗余力地想要控制邻国最为富饶的省份，因为一旦失去这些省份，日本在面对海上强敌时，便只能任人宰割了。但日本这种以奴役中国为目标的政策，必然会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事实上，多年以来，由于日本毫不掩饰自己的军国主义倾向，他国一直将其视为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存在。它对其他国家在东亚的利益视若无睹，已多次引发西方国家的抗议。不过此时，所有人都很清楚，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让其死心，但日本又过于强大，与之对抗势必要付出代价。顶尖分析师认为，日本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的地位固若金汤，因为它的舰队拥有太平洋西部的绝对控制权，如果敌国舰队在那里没有基地，那就无法威胁日本海岸。而且，日本拥有25万的现役军人，还有200万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军人，足以抵抗来自临近大陆的任何进攻。因此，截止到本书故事开始之时，日本虽然排斥着他国在亚洲大陆的利益，但其在这一区域的优势地位并未受到严重威胁。
1930年秋，一件事情的发生似乎将事态推到了关键地步。10月，北平政府授予美国一家辛迪加开发江西绿山（Green Mountain）铁矿和煤矿的特权。该组织以纽约知名金融家沃尔多·塞耶斯（Waldo Sayers）先生为首。美国的勘探者已在这个位于扬子江上游的省份发现了异常丰富的矿藏。日本立刻向北平发出抗议，认为日本在这片区域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各国公认的事实，所以日本无法认可中国将其开发特权授予他国国民的行为。北平政府回复说，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或条约都未规定江西是日本的飞地，所以政府有权将特许权授予美国辛迪加。对于这一回应，日本的反应非常无礼，甚至带着威胁的意思，但北平政府毫不让步，这件事便暂时告一段落，塞耶斯先生继续为行使特许权做着准备，而日本媒体却嚣张地表示，日本不会允许包括他在内的任何外国人从江西拿走一吨煤矿或铁矿。
而日本自身的现状也使它的统治者们产生了危险的想法。即便严苛的法律接连出台，也无法抑制早在20年前就在日本民众心里扎根的激进思想的扩散。许多民众都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工人组织强烈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显然，旧的秩序正在发生改变，而该秩序的代表者们并不想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坚信，民主政府只会带来国家的毁灭，所以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要阻止这一新兴体制在日本建立。
确实，在自由党派成效甚微的努力下，日本于1925年确定了男公民选举权，但不出所料，这并没有对政府体系带来多大的改变，日本政府本质上还和以前一样，是一个独裁政府。日本议会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与辩论俱乐部并无多大差别。帮助日本步入强国之列的老一辈政治家们也已去世，取代他们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依然是军事领袖，这些人自然不会坐视革命的阴影覆盖这片土地，侵蚀他和他们的阶层所代表的一切。
多年以前，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作家曾预言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做出的决定。“日本的统治理念里有一条基本原则，”他评论说，“那就是，被国外问题所扰的人不会计较、也没时间计较国内的不满。所以，这些披着西方文明外衣、骨子里却依旧封建的人，在看到自己的权力和最为神圣的传统受到威胁时，是绝对不会消极应对的。相反，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不断高涨的反叛和无政府主义浪潮。举一个早期的例子，当国内情势还没有这么严峻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和中国开战了。面对目前的紧急局势，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同样的权宜之计。在日本，爱国仍是一种美德，所以如果日本人相信不开战就会引发社会动乱，那毫无疑问他们会举全国之力支持战争。”
目前，日本的社会局势比该作者写下这一预言时更加严峻，共产主义者在各大工业中心不遗余力地抗议着，鼓吹暴动的大型集会也毫不遮掩地举行着，人们还公开反抗警察。
1930年11月，政府试图逮捕两名主要共产党人——渡边（Watanabe）和恩图（Onzu），当时这两人正在大阪的一场劳工大会上演讲。这场逮捕行动引发了暴乱，造成数名警官和十多名平民死亡。人民情绪太过激动，政府只好调来军队进行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渡边在东京被捕，日本当局宣布将对其进行严厉处罚。
工人组织立即做出应对，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愤怒的集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同时解除内政大臣佐佐木（Sasaki）的职务，因为是他下发的逮捕令。工人组织发言人威胁称，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将举行大范围的罢工。
日本内阁中有成员力促首相河村皇子释放渡边以缓和民众的冲动情绪，但皇子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他说，他不会和暴民进行任何谈判。政府的责任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所以为做到这点他们必须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首相的回应引发了工人的暴怒。1931年1月2日，一场大规模罢工拉开序幕，不到24个小时，日本的工业体系便全部瘫痪。与此同时，东京多处和其他行政区还爆发了暴乱，警察也无能为力。军队被赶派到了主要城市，任务是以铁血手段镇压所有的动乱。1月4日夜里，首相和内政大臣的宅邸受到大批民众的袭击，袭击者突破了军队的包围，在宅邸里进行大肆破坏，直到军队开枪才将人群驱散。受枪击身亡的人被人用担架抬着，在《革命赞歌》（Hymn of Revolution）的哀伤曲调中穿过街道。
第二天早晨是召开议会的时间，十万多名群众清晨就聚集在议会大楼的附近。大臣和副大臣们在警察和军队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开会地点，但大楼外的巨大噪音让他们难以进行当天的事务。面对两院的质疑，政府声明情况全在掌握之中，如果罢工继续，政府将通过征兵来维持主要的公共服务。而对于那些企图颠覆宪法的恶意人士，军队将毫不留情。当首相穿过贵族院的大厅时，一名身穿接待员制服的男子朝他丢了一枚炸弹。虽然爆炸很严重，但河村皇子只是受了些轻伤。然而两名和他走在一起的副大臣却当场死亡，当时大厅里的人也伤亡严重。刺杀者事后遭到逮捕，是一名年轻的学生。他穿着一名大臣的接待员的制服混进了大楼。当天傍晚，一场会议在河村皇子的别墅里召开，与会者除了内阁的高级官员，还包括总参谋长尾下大将（General Oka）。
对于这场重大的会议到底商讨了什么，民间流传着相互矛盾的版本。但结合后来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确定：首相定下了激进的计划，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人民恢复清醒”。会议上，首相的同僚们应该也认定这一计划需要立即执行。日本历史学家池田博士（Dr. Ikeda）也赞同这一观点。在他最近出版的著述《美国战争的政治原因》（Political Antecedents of the American War）中，就包含了一份对这一紧急内阁会议流程的总结。他自称这份总结准确无误。该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配有插图。以下是节选：
河村皇子接待了客人后，宣布要等总参谋长到达后再开始讨论，因为会议涉及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外务大臣福原男爵（Baron Fukuhara）、海军大臣大岛大将（Admiral Oshima）、战务大臣大藤大将（General Ofuji）和其他内阁成员都已到场。
当尾下大将抵达时，首相立即宣布会议开始并发表了演讲。“国家正面临着危机，”他说道，“如你们所知，反叛的蔓延速度已超出我们的控制，祸首们明白他们的优势，变得越发猖狂。有人建议我与他们进行谈判，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致命的，因为这会让对方认为他们的恐吓战略成功了，之后就会变本加厉地提出我们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根除这一威胁，我们需要采用最为无情的措施，或许会血流成河。当一切结束，虽然人们暂时被恫吓住了，但他们以后会更有可能受到煽动。“这还不是结束。在决定放开束缚地动用军队镇压这场叛变之前，我们必须保证军队不会受到革命者的蛊惑，而我担心，我们并没有这种保证。战务大臣对我说，名古屋的第85步兵团有两个营拒绝登上前往东京的火车，宣称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同胞开火。虽然叛变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师长报告说，这种违抗命令的行为在其他团里也有发生。就在今天晚上，从金泽传来了一份报告称当地的师里也发生了叛变。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度考验军队的忠诚。“先生们，在我看来，为了不引发内战，我们只能将战火引到国外，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点燃民众日渐低迷的爱国情怀，让他们可以思考一些别的事情，而不是抱怨他们凭空捏造的冤情。毫无疑问，当外国侵略成为首要威胁，各个社会部门都会忘记他们的不同，团结起来支持政府。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而且，事实上，这种威胁已经存在了。最近出现在中国的军国主义尚未消去，反而越发猖獗，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要拿起武器，保卫我们在那个国家的重要利益。“已经有证据证明，美国的资金、武器和装备正在涌入中国，使其能对我们发动进攻。现在又发生了塞耶斯的特许权事件，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正在秘密行动，以破坏我们在中国土地上的特权地位。而我们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才将那些中国土地纳入我们的经济影响下啊。如果我们坐以待毙，等美国和它的中国盟友做好进攻准备，我们就会被赶出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大陆。如此一来，日本将失去强国之位，国际地位将不值一提。“因此，我提议，我们应该立即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外国势力影响我们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动战争，但如果战争发生了，我们也要冷静面对。陆军和海军完全同意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军力与中国相比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随着中国陆军的重组进程不断推进，情况将对我们越发不利。在海军方面，与美国对战的胜算也很大。至于其他方面，专家认为我们的黄金储备足够我们应对这一变故。我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通航也将保持畅通，所以重要物资也不会出现短缺，我们的工业目前运行得很有条理，也足够发达，能为我们生产所有必要的材料，支持一段时间的战事。最后，我们也不可能要面对除中美之外的其他敌人。我们与其他列强的关系还没有差到让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我们，除非我们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场保卫国家存亡的战斗如果成功，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益处。首先，就算不能铲除，我们至少也能扼制正在我国抬头的无政府主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我们的人民将拒绝外国反动者们宣传的毒害思想，重拾他们的忠诚。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国都不会受到革命的荼毒。第二，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将坚不可摧。从此之后，我们就能一直开发它的资源，不用担心被人阻碍。第三，我们将建起抵抗西方势力渗透的坚实屏障，不论是思想上的屏障和现实中的屏障。西方势力已经对亚洲人民造成了太多伤害，如果任其继续扩张，那整个亚洲大陆都将被白人统治。第四，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开拓新的领土，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土地丰饶，蕴藏有丰富的资源，能为我们过剩的人口提供最佳的安居地。“现在，我已经很清楚地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摆在了你们的眼前，请问诸位，在两条道路之间，我们该如何抉择才没有违背我们的责任？在做出决定之前，请大家先听一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报告。”
之后海军上将大岛、大藤大将和尾下大将轮流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从陆军和海军的角度证实了首相所提出的愿景的益处。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讨论会后，除内政大臣佐佐木之外的所有大臣都认为强硬的对外政策是团结国家、解决当前严峻的国内问题的最佳方式。佐佐木提出异议，但也表示如果他的观点与其他内阁成员相左，他随时可以辞职。会议结束时，河村皇子向同僚们道别，并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先生们，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行我们共同的决定。”下午6点，日本发出密令，实行《战时经济计划》（War Emergency Plan）的第1、2和4A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池田博士因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招致了一些日本人的憎恨，但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正直却从未受到质疑。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相信他对1931年1月5日这场决定性的内阁会议的描述。
第二章
1931年1月—3月
冲突之前的外交交流——无线电通信被切断——美国亚洲海军分舰队存在致命弱点——海军作战局副局长阿普尔顿上校（Captain Appleton）辞职抗议——日本轮船在巴拿马运河爆炸，切断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潜水艇攻击商船的问题引发争议——亚洲海军分舰队传来噩耗
如今，事态朝着日本设想的方向迅速迈进。6日到7日，日本首都和其他区域依旧经历着动乱，随着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举起武器，伤亡人数也持续增加。日本似乎正处于革命边缘，它的朋友和敌人们都屏息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然而，整个情况忽然发生了重大转变。1月10号，外务大臣在国会严肃宣布：中国发生了巨变，有第三方势力对其进行了出乎意料的干涉。之后，福原男爵回顾了日本就中国授予塞耶斯特许权的做法进行的交涉，提醒他的听众，北平政府最近的处事态度已脱离和平轨道。他还说道：“为了使我们的立场更加清晰，我们已经通知美国政府，既然此事只关系到我国和中国，我们并不想让塞耶斯特许权问题成为一个要与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涉的外交问题。”感受到这些话语的力量，在场的副大臣们都被爱国情怀所感染，他们的呼声甚至盖过了仍将国会大楼附近堵得水泄不通的抗议者的喧闹声。大约一个小时后，当外务大臣的演讲出现在各大晚报的头条上，当人们读到小小的日本惹到了强大的美国，他们很快就如首相预想的那样，忘记了那些让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的不公之事。
大批工人依旧在街上游行，但他们中很多人唱的不再是《革命赞歌》，而是他们父辈在开战前曾唱的战歌，四处传来“万岁”的呼喊。当晚，工人组织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结束大罢工，暂时停止与政府的对抗，直到外来危机得到解决。一些领导人不支持这种做法，认为这场危机是政府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错误上转移。目前工人运动正处于最为重要的阶段，帝国主义者正企图将国家引入战争之中。然而，这些意见并没人听得进去。不但罢工停止了，会议还通过决议，承诺贸易联盟会支持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而做出的任何理性行为。至此，河村皇子的计划取得了全面胜利。
革命暂时被止住了，但除非爱国的火焰一直燃烧下去，否则事情可能会出现反转，混乱会再次统领日本。因此，政府鼓励媒体回顾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态度来煽动民族情绪。几天之后，一场暴力反美运动全面展开。
来自华盛顿的强硬回复更是让这把民族火焰烧得更旺。该回复支持塞耶斯特许权的合理性，并拒绝承认日本在涉及的区域里拥有特权。对于外务大臣在国会的演讲，该回复表示“不明所以”。日本政府打破了所有的外交先例，立即将这份回复发给媒体，媒体自然大肆宣传，认为其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侵略野心。后来在2月4日，美国又发布了一则回复，提议按照1922年2月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将塞耶斯特许权的问题交付仲裁。然而，日本拒绝了这项提议，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日本主权，因此并不适合提交国际法庭。美国政府并未气馁，继续提出友好的解决方式，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战争的狂热。
一份纽约报纸在2月15日写道，美国在大西洋的所有战舰都收到紧急军令穿越巴拿马运河，与正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会合，会合之后的军队将开往菲律宾。海军部门立即发表声明反驳这一报道。不过，一些船只确实被下令前往太平洋，但只是正常地例行公事。报道中提及有海军舰队开往菲律宾是毫无根据的。
但恶果已经造成了。原文迅速传至日本，引发了最为激烈的反响。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海军部门的否认被延迟了数天。在其传至东京之前——或者说在东京公开承认收到这则否认之前——日本政府已经严厉回应华盛顿，抗议其海军活动，称这种行为“只能被理解为对日本的威胁”。该回应还宣称，美国船只正根据上级命令，运着枪支和水雷前往菲律宾，并表示除非美国立即下令召回这些船只，否则“帝国政府不得不断定，美国政府包藏祸心”。
如今，人们都已明了，就算日本无意挑起战端，至少它也想在外交上羞辱美国，如此一来，不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声望将不复存在，它还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掌控权以及对中国资源的独享权。美国完全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但当局决定在尽可能维护国家荣誉的前提下避免开战。在一份措辞礼貌的长篇回复中，美国再次劝说日本政府考虑将此事提交仲裁，并保证美国会谨慎行事，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有损日本利益的军事或其他行为。塞耶斯特许权和美国在中国相关地区的其他事务都将暂停，等待仲裁法庭的判决。最后，该回复提及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表示“美国真心希望这份友谊能持续下去，并将不遗余力地维持这段友谊”。
但面对事态的发展，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济于事。日本已经下定决心拔剑出鞘，根本不打算悬崖勒马。对于这份回复，日本的回答简洁明了，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和平愿望，另一方面又重申任何船只、军队增援或物资补给都不得越过美国在夏威夷西部的基地。“帝国政府，”福原男爵说道，“相信美国会立即召回正前往马尼拉的船只，否则日本将保留采取权宜之举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
一些美国内阁成员原本打算就此屈服避免开战。但此时，公众舆论介入进来。虽然美国人民一向追求和平，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在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其他的一些考量都要为爱国让路。在这一事件中，如果日本的要求还存在一丝公平之处，如果日本提出要求的态度不这么咄咄逼人，那么美国公众势必会坚决反对开战，美国政府也可能会愿意牺牲在远东的任何利益，避免引发民愤。然而，日本的好战态度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效果。美国给东京的上一条回复因为言语过于温和而遭到人们的谴责，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敦促政府向日本摊牌，美国的容忍已经达到限度了。不仅如此，媒体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还特别强调让菲律宾进入防御状态。人民已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利益，政府只好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告知东京美国无法按照其要求撤回正前往马尼拉的船只。
2月28日，相关船只“博福特号”（Beaufort）和“纽波特纽斯号”（Newport News）已穿越半个太平洋，美国的亚洲分舰队的驱逐舰获令在马尼拉东部1000英里海域与他们会合，并护送它们走完最后的旅途。在美国拒绝日本之后，美国的亚洲舰队负责人里布雷上将（Admiral Ribley）获令集结其在菲律宾的主要海军及基地甲米地（Cavite）的所有军力，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他被告知，如今的政治局势已非常严峻，他可以采取非常措施保障基地安全。很久之后人们才得知，对里布雷少将下达的这些命令曾在海军部引发激烈争议，海军作战局副局长阿普尔顿上校还因此辞职抗议。这位成就卓越的军官于一年前就任这一重要职位，当时还引发了一些人的嫉妒，因为通常只有海军将领才能获得这一职位。
亚洲舰队并不是战斗组织，只是一个用来“显示军事力量”的分舰队。除了驱逐舰和潜水艇，这支舰队的船只都是军事价值有限的老旧船只。除了拥有20多年历史的旗舰——装甲巡洋舰“米苏拉号”（Missoula），该舰队的其他船只包括：历史更长、船身更小的装甲巡洋舰“弗雷德里克号”（Frederick），三艘行动缓慢、历史久远的轻型巡洋舰——“加尔维斯顿号”（Galveston）、“丹佛号”（Denver）和“克利夫兰号”（Cleveland），小型航母“寇蒂斯号”（Curtiss），十艘驱逐舰，三艘轻型布雷艇，十二艘潜水艇和一些非战斗辅助船只。
如果日本舰队来袭，该舰队的大型船只并没有办法做出多少抵抗，必然会被歼灭，所以阿普尔顿上校提出立即将它们召回夏威夷的决议。至于该舰队的驱逐舰和潜水艇，他提议将它们留在西太平洋，因为凭它们的实力可以协助保卫菲律宾。但海军作战局局长莫里森上将（Admiral Morrison）并未接受这一提议。他认为亚洲舰队的军事力量高于他下属的估算，并相信只要舰队军力能集中在一起，是可以抵抗除日本战斗舰队之外的任何舰队的。阿普尔顿上校拒绝下达他认为可能招致灾难的命令，并提出辞职，申请成为一名海军指挥官。然而，他并未被立即指派为指挥官，直到他的判断完全得到证实。他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哈伯德（Rear-Admiral Hubbard）。
3月2日，里布雷少将发来消息，表示他已经收到海军部的命令，请求上级立即派出支援，并指出基地的军火和物资储备短缺。这是他传回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天后，电缆停止工作，不论是从美国西海岸的高性能无线电站直接发送信息，还是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Samoa）转发消息，都收不到任何回复。即便是从西太平洋的关岛（Guam）发送消息也是如此。而在正常情况下，那座岛屿上的无线电站能将消息送到十万英里之外。西太平洋陷入沉寂，显然是有人通过最大功率的无线电设备屏蔽了所有来自美国无线电站的信号。
这一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显而易见。唯一可能的情况是：日本已决定开战，并已经着手进行敌对行动了。3月3日晚上，美国中央政府成员已普遍接受这一观点。3月5日，日本大使阪谷伯爵（Count Sakatani）提出护照申请，截至此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日本的宣战显得多余了。2月底，事态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美国将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上的大部分战舰调到了太平洋总司令罗伯特·J. 达林格（Admiral Robert J. Dallinger）麾下。
当然，公众并不知晓这些命令，但一大批海军船只穿越巴拿马运河，足以显示有大批军力正在太平洋集结。然而，正常的商业航行并未受到影响，因为美国政府依旧怀揣着和平的愿望，于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像是在备战。但在这一危机时期，运河管理部门还是实行了特殊的预防措施，所有商船，不论是来自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要通过检查才能进入运河。
3月3日清晨，当大阪商船会社（Osaka Shosen Kaisha）的大型货轮“明石丸号”（Akashi Maru）接近巴拿马的科隆（Colon），一组美国卫队登上了船。这艘船从汉堡出发，运送一批重机械和铁路材料前往神户。检查队发现它的证件齐全，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们也没收到任何拦截日本船只的命令，就决定放行。然而船长得知，一支武装卫队会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运河区域，对此他也并未反对。于是一支由四名海军士兵和一名下士组成的小队受令留在“明石丸号”，直到船只抵达巴拿马。这艘净重将近12000吨的巨大货轮通过了第一道关卡，进入了加通湖（Gatun Lake），来到在它之前通过该湖关卡的美国巡洋舰“休伦号”（Huron）东部8英里处。一进入加通湖，“明石丸号”就将航速开到13节，朝着运河与著名的库莱布拉水道（Culebra Cut）的交汇处——巴斯奥比斯波（Bas Obispo）冲去，将它和巡洋舰的距离缩小至5英里。后来人们认为，它本打算拉上“休伦号”陪葬，但却失败了，那艘美国战舰毫发无伤地逃过了这一劫。
当“明石丸号”接近库莱布拉水道的中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巨大的水花与烟尘一同冲天而起。除爆炸声外，还有一阵巨大的声响传来，熟悉巴拿马运河的人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爆炸波及库莱布拉峡谷的陡坡，将数百万吨的尘土震了下来，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当运河官员抵达灾难现场，看到的是一幕令人震惊的场面。浓烟依旧笼罩在河道上，河道两边坍塌的山体延伸了将近1000码。半小时前还存在的广阔水道如今却变成了25英尺高的土堆。这是巴拿马运河的河床，是被两侧山体的挤压抬高的。而那艘引发这场浩劫的日本轮船早已灰飞烟灭了。这么大的一艘船能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就被炸得干干净净，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情况就是这样的。最终，它的残片在距离爆炸点几英里远的地方被找到，但船身和船上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要轻轻瞥一眼就能明白这场爆炸的破坏有多惊人。
在库莱布拉水道，山体滑坡是很常见的，所以管理部门已经配备处理山体滑坡的特殊机械，但此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要从滑落的山体中开辟一条水道，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在这之前，运河都将处于闭塞状态，而此时运河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这场引发严重后果的神秘爆炸从未被解释清楚。日本政府表示对事故原因一无所知，认为可能是“明石丸号”的燃油着火引发爆炸。但专家认为这一解释太过幼稚，不值得研究。他们认为，只有大量的高性能炸药才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爆炸。他们中有人估算炸药的分量至少有一千吨，其他人的估算则更高。“明石丸号”的航行轨迹显示，它于1931年1月15日从神户抵达汉堡，船上的各式货物都在汉堡卸下了，之后运上了火车头和重机械，却没有任何炸药在汉堡被运上船的记录。该船在2月5号启程前往日本，花了26天时间航行了5000英里抵达科隆——对于一艘经济航速10节的船只来说，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是很反常的。其他在同一时间段经过相同海域的船只报告说，他们并没有遭遇恶劣天气。“明石丸号”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走完这段航程，说明它可能在途中与某艘船只会合，并获得大量的炸药。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至于如何将一千吨炸药安置在船上而不影响其他货物的空间，还能瞒过科隆检查船只的官员，目前尚未有人提出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炸药是由一艘在几天前、甚至几周前通过关卡的日本轮船投放在库莱布拉水道底部的，“明石丸号”只是通过预先安排好的方法引爆了炸药。而船上的人是自愿牺牲还是由于失误过早引爆了炸药，至今依旧是谜。不只是日本政府，就连该船在日本和欧洲的所有者和代理商都表示毫不知情，也不承认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目的在于赶在开战前切断运河的阴谋。
但毫无疑问，令人震怒的事件会成为美国政府宣战的原因，即便日本并未做出其他的敌对行为。在美国看来，运河被切断是最为严重的灾难，因为这可能打乱海军的战略布局。舰队大部分的舰艇已经抵达太平洋，而很多重要舰艇依旧位于另一个大洋，如今只能走另一条13000英里的路线前往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军事基地。
这还不是这场灾难引发的最严重的后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位于大西洋一侧海岸的海军工厂都无法为这场战争提供及时的帮助。整支太平洋舰队都要依赖当地船坞的资源进行维护，而人们都知道这些船坞设备有多差，根本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海军力量的需求。在运河恢复通航之前，舰队所需的大量燃料、储备和军事物资都只能通过合恩角（Cape Horn）运往西海岸。普通货轮要走完这段航程，要花费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而铁路只能运输一小部分的物资。因此，当务之急是让运河尽快通航。
最初的估算显示，要开凿出一条深度和宽度足以让大型船只通过的通道至少要花费四个月的时间。然而天不遂人意，后来事发地又发生了几场滑坡，使得复航工作耗费了六个半月。
与此同时，日本对敌人的第一击对自身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这些后果将随时间浮现。一件本来不算重要的事将对即将展开的海军斗争造成深远影响。随着库莱布拉水道被切断的消息传来，所有航行于运河上的商船，或正在巴尔博亚（Balboa）和科隆等待通关的商船，不论飘扬着哪国国旗，都在岸上炮台的威胁下停了下来，接受全面检查。
经过这场事故，自然可能还会有其他事故发生，加剧对运河的破坏。所有从运河区域发出的信息都受到了严格审查，任何提及这场灾难的信息都被拦截了。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将此事保密数日，不只是出于军事考虑，也是为了将所有朝运河方向航行的船只拦下搜查，或许能查出另一艘运有炸药的船只。当然，日本可能早已通知本国船只可能会爆发战争，让它们避开运河区域。但也有可能有船只想继续作恶，从而落入圈套之中。此外，为了安全起见，运河区的驱逐舰、潜水艇和飞机都被派往大西洋和太平洋，分别在科隆和巴拿马周边200英里的区域巡逻。它们的任务是严密监视靠近运河的船只，如果有任何船只在发现自己被监视后企图逃跑，就将其带往港口接受检查。
3月5日早上8点，美国潜水艇S4在科隆北部150英里处发现了一艘没有旗帜的商船。这艘船本来朝着正东方航行，方向与运河相反，但在发现潜水艇后，它立即改变方向加快速度，这引起了S4的指挥官布拉德洛上尉（Lieut. Bradlow）的怀疑。于是，他将潜水艇的航速提至15节，发现那艘轮船并未遵循他的指令停船，便用潜水艇甲板上的4英寸炮鸣炮示警。但连开两炮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这艘神秘船只的烟囱依旧冒出滚滚浓烟，表示它的船长并不想被人抓住。当时天气恶劣，能见度不过十几英里，这艘不明船只又正以高速逃离。为了不违背自己收到的命令，布拉德洛上尉只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于是他下令朝轮船的船艏开炮。炮弹落在了距离船艏不到一百码的水中，但即便是这样的强硬做法也未引起船只的重视。大雾变浓，轮船的轮廓已经很难辨认。虽然潜水艇开足马力，但依旧无法追上这个敏捷的猎物。唯一能使其听令的方法就是对它动真格。指挥官也这么做了，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前两枚炮弹都未被点燃。第一枚炮弹没有击中目标，但离轮船不远，激起的水花溅到了轮船前部的水手舱上。第二枚炮弹打掉了一艘逃生船，破坏了一部分甲板室。这一击起到了效果。这艘轮船立即停了下来，同时还升起了日本国旗。
当双方近到可以喊话，潜水艇的官兵通过喇叭进行询问，轮船船长回答说这艘船名叫“日光丸号”（Nikko Maru），属于日本邮船会社（Nippon Yusen Kaisha），载着乘客和货物从纽约出发，准备前往智利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和日本横滨。他原本计划取道巴拿马运河，但几个小时前截获了一条日本和美国即将开战的信息，他便决定先前往巴西港口等待上级的指示。最后，他强烈抗议潜水艇朝他的船开火的行为，认为他有权逃跑，而国际法是禁止潜水艇朝商船开火的。这时，布拉德洛上尉停止与他的交涉，下令将轮船开往科隆。船长表示抗议，但也只能照做，S4就跟在船后，大炮直对着它的猎物，顺利将轮船送往不远处的目的地。“日光丸号”一抵达科隆，就有人登船进行全面检查，但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然而，由于该船是在开战后被俘获的，它也就成了战利品，被纳为美国舰队的辅助船只。海军部通过运河区的指挥官收到了布拉德洛上尉对于这一事件的报告，认可了他的行为。
然而，美方也意识到，危险的先例一开，他们的敌人马上就会借题发挥。很快东京发出一条官方声明，向世界宣布美国违反了1922年五强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朝一艘没有武装的日本商船开火，而犯下这一错误的指挥官并未受到美国官方的处罚，日本政府只能视条约失效，并保留依据自身判断遣派本国潜水艇的权力。对于S4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关于潜水艇对商船行为的规定，国际上的法学家意见不一。条约的相关条目如下：（1）各签约国必须先命令商船接受检查以确定其性质，之后才能俘获商船。
各签约国不能攻击商船，除非商船在收到警告后拒绝接受检查，或在被俘获后拒绝依据指令行动……（2）任何情况下，交战国的潜水艇都必须遵循上述通用条约。如果潜水艇无法在遵循上述条约的前提下俘获商船，则必须依照现有的国际法停止攻击和俘获行为，让商船无损地离开。
各签约国意识到在将潜水艇用作商船驱逐舰时，不可能完全按照国际文明国家普遍接受的要求，保护中立者和非战斗人员的人身安全，1914—1918年的战争便是如此。因此，国际法应当禁止将潜水艇用作商船驱逐舰。各签约国之间将实行这一做法，并邀请其他国家也采取这一做法。
上述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潜水艇官兵有权扣留并搜查商船，也有权在商船拒绝配合的时候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有明文规定如果潜水艇俘获商船的行为会危及船上非战斗人员的生命，那么潜水艇应该停止进攻。最后，在结尾段落中，包括美国在内的签约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潜水艇攻击商船。美方可能会反驳称S4和“日光丸号”是个例外。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一艘升有日本国旗的商船刚刚对巴拿马运河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虽然日本政府可能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一恶劣的行为，但事实是这艘由日本国民所有并载有日本国民的商船公然做出了开战的行动。所以，美国自然要对运河附近的其他日本船只进行严格检查，视它们为敌人，直到有证据证明它们不是。因此，美国认为自己对“日光丸号”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而且“日光丸号”在面对停船接受检查的命令时做出的反应非常可疑。这艘船只是恰巧被一艘潜水艇而非巡逻船拦截，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政府最后表示，《华盛顿海军条约》依旧有效，美国潜水艇依旧会依照条约行事，直到收到进一步的指示。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但日本一直坚称，S4发射的炮弹破坏了禁止将潜水艇用作商船驱逐舰的约定，从那时起日本就毫无顾忌地用潜水艇攻击敌国商船。
然而，那时的公众舆论还聚焦在眼前的问题上——那些受命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保护美国海外领地的勇敢将士们。从3月3日到3月7日，没有一条消息从那片区域传回华盛顿，就好像有一块坚不可摧的屏幕隔开了西太平洋，掩盖住了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悲剧。8日晚些时候，沉默终于被打破，有一条无线电信息从香港发往了伦敦，然后被转发到纽约。信息表示，中国海港中有流言称，日本舰队和美国舰队在菲律宾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海战，后者被完全歼灭。几个小时后，从香港又传来了关于这场悲剧的消息：一艘从印尼首都巴达维亚（Batavia）开往香港的荷兰轮船，在距离马尼拉200英里的海域发现有7名美国驱逐舰“克罗斯比号”（Crosby）的幸存者抱着舰艇的残骸，并将他们救了起来。他们筋疲力尽，无法详细描述发生了什么，只说他们的船被击沉了，“其他的船也一样”，敌方是“整支日本舰队”。后来传回的消息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但在这些消息传回之前，东京便发布了一则简短但意味深长的官方公告，证实这场悲剧的发生。公告如下：
3月6日上午，我国南海海军在平贺中将（Vice-Admiral Hiraga）的带领下，在马尼拉湾外与美国亚洲分舰队交战。在灵活的指挥下，我军取得优势，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敌军虽英勇抵抗，但依旧被全部歼灭。我军击沉了五艘巡洋舰、一艘大型辅助舰、九艘驱逐舰、多艘潜水艇和两艘军需船，还有一艘军需船和多名敌人被俘。我军的损失较小。南海的军事行动中，我方将一直处于上风。
日本的战争公告从来都是冗长啰唆的，但也一直能够切中要害。这则公告也不例外。它清晰直白地指出，日本已经歼灭了美国在远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力量，这也是唯一可以保卫菲律宾的军力。失去了所有自保的海军力量，这一群岛面临着日本的全面进攻。确实，海岸炮台和雷区也能做些抵抗，但华盛顿无人相信它们能敌得过日本即将发动的猛攻。
人们通常是能预见悲剧的发生的，但这并不能减轻悲剧带来的沉重感。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美国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目前，并没有多少人还有心力去在意菲律宾面临的威胁。整个国家都在悼念数千名走向悲剧的海军将士，他们在情况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奋战到了最后一刻，当海水涌入残破的船只，破旧的美国国旗依旧飘扬着。但战栗过后，奋战到底的强烈决心涌上人们的心头。不论这场战斗将持续多久，不论要流多少血、耗费多少财力，整个国家都将团结起来，直到敌人手中的利剑被击落，直到敌人跪地求饶。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美国人民等待着马尼拉悲剧的具体细节。可能美国的领导者们不会感到太过意外，但对民众来说，这些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第三章
1931年3月
美国亚洲分舰队遭到强大的日本舰队袭击——大部分美国舰艇被毁——日本准备侵略菲律宾——美国准备应战
从里布雷少将死后公开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的中队要迎战日本舰队，他们将面临怎样绝望的境地。在一封日期为1931年3月3日的信件中，他写道：“上级传来命令，要我将军力集中在马尼拉，协助陆上防御体系抵抗不久之后即将发生的日本侵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祖国的消息。所有传来的无线电信息都是断断续续的，分辨不出内容。昨晚，电缆也失效了。因此，我们不知道是否已经宣战了。但除了通讯被切断——这肯定是日本的杰作——我们还能感觉到战斗即将打响。当然，我们的老旧舰艇是敌不过日本的无畏舰的，但我们会拼死抵抗。我并不认为自己收到的命令是要我死守马尼拉湾，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重犯1898年西班牙人犯过的致命错误。所以，整个中队必须在装煤完毕后立即离开。我估计明天中午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我们要离开海岸，观察事态发展。我们的飞机应该能在敌人接近时提前预警。如果敌方有运兵船，我们将在自己被击沉之前，尽可能地摧毁那些运兵船。但我担心，在将我们歼灭之前，敌方并不会派来运兵船。如果我们能有几艘行动快捷、武装到位的舰艇，我们或许还能打一场硬仗，但我们的情况太不理想。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会让国旗飘扬到最后一刻。”
在过去的海战中，勇敢的海军官兵在面对极其不利的局面时或许还有胜算，但在现代海战里，以弱胜强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舰队装备有最先进的船只和最重型的大炮，只要它的官兵拥有一般水准的作战效率，那这支舰队便更有可能获胜。
无所畏惧的勇气、不屈不挠的决心和无可比拟的航海技术——这些品质在面对压倒性的实力差距时并无多大帮助。因此，海军作战局局长莫里森上将很清楚，下令让亚洲分舰队留在菲律宾，无疑是将它送上了绝路。
如我们所知，此时的华盛顿和1904年的仁川（Chemulpo）一样，人们都相信日本将对这些岛屿发动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进攻，因此日本必然会派出大量的船只。如果真是如此，那美国的亚洲分舰队即便规模不大，也能对敌方造成一定的伤害，让自己牺牲得更有价值。但除非日本出现战略失误，否则他们并不会发动这种联合进攻。而根据日本在以往战役中的表现，他们其实很清楚这套战略，这次也必然不会出现失误。如果他们真的尝试在美国分舰队被歼灭之前将军队送往菲律宾，那只能是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会派来增援，于是想赶在增援抵达之前控制菲律宾。但事实上，他们没必要如此匆忙行事。受缓慢的供油船和其他主要辅助船只的拖累，一支大型美国舰队即便开足马力且一路平安无事，至少也要花上三周时间才能穿越太平洋。
但即便日本并不确定美国是否会派战斗舰队前往亚洲海域，他们还是做足了应对准备，并且自信能拖住对方，直到拿下菲律宾。所以当平贺中将南下攻击美国的亚洲舰队时，他并没有带来运兵船。他的舰艇包括：三艘巡洋战舰——旗舰“金刚号”（Kongo）、“比睿号”（Hiyei）和“雾岛号”（Kirishima），六艘轻型巡洋舰，二十四艘驱逐舰和航母“凤翔号”（Hosho）。舰队里最慢的船速度都可达到25节。美国分舰队与该舰队的差距可谓悬殊。里布雷少将的两艘装甲巡洋舰额定航速有22节，但只要舰队集结在一起，它们的速度就会受到最慢的船只的拖累，而三艘丹佛级老旧巡洋舰的速度还不到15节。在火力方面，日本的优势更是压倒性的。只看重型武器，日本就有二十四门14英寸火炮，射程达24000码。与之相比，美国只有10英寸和8英寸的火炮各四门，最远射程为15000码。由于三艘丹佛级老旧巡洋舰无法参与战斗，其他能派上用场的舰艇包括十艘驱逐舰、三艘轻型布雷艇和十二艘潜水艇。还有航母“寇蒂斯号”，航速22节，搭载有十四架飞机，其中六架配备有鱼雷轰炸设备。
如果里布雷少将选择留在马尼拉湾，那他们现在可能还安然无恙，因为日本人知道克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上有12英寸的大炮保卫入口，所以他们不一定会派出大型舰艇进攻。但如果舰队留在马尼拉，它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因为敌方一定会用潜水艇布雷，封锁整个通道，同时在附近布下重兵。而且如果美国分舰队被困在马尼拉，那就没人能阻止日本将兵力运输到海上了。1904年旅顺港被日军封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敌方可能会选择在吕宋岛（Luzon）登陆，远离马尼拉的火炮，之后朝马尼拉进军，用大炮炮轰整个海湾，将美国舰艇困死在里面。加上当地的兵力，吕宋岛的驻防兵力还不足17000人，而日本至少会派来80000人，他们连拖延日军的脚步都做不到。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里布雷少将在马尼拉外的海域迎战似乎是当时局势下最明智的做法。只要他的船尚未被击沉，他们就还是一支舰队，一道抵抗侵略的屏障——即便力量微弱。
3月5日黄昏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发现在甲多角（Cape Bogeador）正西方200英里处出现了大型舰队的烟雾。飞行员想靠近侦察，但被三架带有日本国徽的飞机追击，最后依靠速度优势才得以逃脱。于是，战争的第一枪就这样在云端打响。飞行员立即通过无线电通知里布雷少将有敌人靠近。其他的美国飞机在6日破晓前起飞，很快就发现了日本舰队。
清晨5点，日本舰队抵达林加延湾（Lingayen Bay），朝东南偏南方向航行。三艘巡洋战舰打头阵，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四周掩护它们，抵挡潜水艇的进攻。巡洋战舰之后是航母“凤翔号”，数架驱逐机飞在舰队之前。为了保存飞机实力以供防御，美国飞行员们都接到了避免多余行动的命令。他们也这样做了，只是从远处观察敌方动向。现在，里布雷少将已做好部署。早上8点，他来到了卢邦岛（Lubang Island）西北10英里处。他的舰队里，巡洋舰“克利夫兰号”因为引擎问题速度只能开到10节，于是这艘巡洋舰被送回了甲米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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