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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兰达·道尔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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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心理学试读：

谎言1：

不是我做的

人为什么要说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通常情况下，人一旦在谈话中起了欺骗的念头，就会开始说谎，但之后为了藏好狐狸尾巴，就不得不再编另一个谎言去圆这个谎言。这样一来，谎言就会层层交织，以至于到最后说谎者自己也讲不清最初是为了什么而说谎。所以本书为了拨开谎言的迷雾，就先从一个最直白的谎言入手，一个关于疏忽的谎言。也借这个谎言来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我的六口之家。

记得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20世纪70年代的厨房里，四个孩子站在铺了崭新地毡的地板上，双手紧握着背在屁股后面。

这是上周刚换的地毡，地毡的图案是妈妈精心挑选的，木质颜色的方格，一朵朵橘黄色的花有序地铺排在地毡上。空气中刺鼻的烟雾和石蜡的味道，提醒着我们这块新地毡已经被烧焦了一块。那块焦痕甚是扎眼，让地毡变得丑陋不堪。

爸爸在我们四个面前来回踱步。十几岁的埃德里安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他的亲生母亲去世了。他长着一头金发，瘦削，有雀斑，脾气像石头一样硬。肖恩是养子，黑头发、黑眼睛，十二岁的他在老师眼里是“热情”且“精力充沛”的孩子，但我们认识的每一位母亲都说“完全管不了”他。站在肖恩旁边的是我，不太合群的小姑娘。六岁的我，满头红发，牙齿歪歪扭扭的，困的时候一只眼睛会缓慢转动。最后一个是脸蛋圆圆、嘴巴红红的艾德，他应该只有四岁，和帕丁顿熊一样，他用汤匙舀着橘子果酱吃，肚子又白又鼓。“谁干的？”爸爸厉声责问道。

我们的爸爸在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教数学，目前还是讲师。他一直与贫困和别人对他的偏见做着斗争，虽然近况有所改观，但还没到高枕无忧的地步。前妻死于败血症，家里有四个孩子要拉扯，虽然现在续了弦，可爸爸白天的时间明显不够用，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给开放大学批阅无尽的试卷，准备自己博士毕业的事情……而现在，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儿，来处理我们这一摊子事儿。

我本想往后缩缩，避免触爸爸的霉头，却被身后的餐桌挡住了，餐桌下面铺着一块耐磨的棕色地毯。我们一家每天都要在这张桌子上吃两餐，那时就不得不和爸爸近距离接触。一看到他那闷闷不乐的脸就让我想起啤酒厂狂吠不止的看门狗，它们试图挣脱脖子上的铁链，龇着牙，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

我有些记不清那天在爸爸插手教训我们之前，妈妈是否已经因为烧焦的地毡而大发脾气。但我知道，他的到来让大家产生了恐慌感。没人回答爸爸的质问，安静的空气中恐惧感悄然累积，越来越大的压迫感让我无法思考。

我通常会在爸爸晚上进家门的时候察言观色，甚至还能估算出他在大厅沉默安坐的时长。我知道洛锡安的街道很堵，也知道数学系领导的喜怒无常，更知道要在外面的高街[　原文为“high street”。这个词起源于英国伦敦，指一个城市的主要商业街，街道两旁都是服装零售商店。]上停车有多么困难。

有时，我会在临近下午六点钟的时候，透过紧闭的窗户去看港湾那里的十五个车位还有剩余的没，我多么希望爸爸回来时有地方停车啊。可地毡被烧焦远比停车位不够、工作不顺要严重得多。我的脑子像烧开了锅一样，痛不欲生，仿佛下了地狱。“谁干的？”

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嘛。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到了现在依旧没人吭声。爸爸又问道：“谁干的？”

在我早期的记忆中，妈妈仿佛卡通片中的形象：背对着我们，在不同的白色家电中穿梭操劳。她和家里的另一个大人—我爸爸，同穿一条裤子，用一个鼻孔出气。爸爸现在非常吓人，吼叫声整条街估计都能听见。我闭口不言是因为两个哥哥要求我效忠他们，所以大家都默不作声。厨房湿气很大，每扇窗户上都凝结着水珠，灶台上的一个锅里煮着卷心菜，另一个煎着土豆。卷心菜和咸牛肉难闻的味道混合着浓郁的煤油味和烧焦的恶臭，令人作呕。“谁干的？”

我们都清楚爸爸知道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地上的小型蒸汽机是上周刚买来的，本来是送给艾德的礼物，但因为不适合他，肖恩又对这个蒸汽机眼馋得不得了，就让肖恩拿去玩了。可现在它成了弄坏地毡的罪魁祸首，肯定是留不住了。

事实上，肖恩这次也不是有意搞破坏，把地毡烧焦完全是无心之过，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承认。

大家依旧一声不吭。

直到艾德打破了沉默。他大声哭了出来，但同时也让我们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他是唯一一个屈服于恐惧的，而我们则庆幸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没有背叛肖恩。

但这种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多久，艾德的哭声震得我耳膜发疼，让我整个人处在了更大的焦虑之中，比生了病还难受。依照过往的经验，他这么哇哇大哭，反而会雪上加霜，加剧事态的严重性。爸爸可能会因此彻底失去耐心，不再想揪出真凶，干脆把我们统统胖揍一顿了事。

但谢天谢地，这次爸爸没有这样做，而是提溜着肖恩的耳朵把他拎到了厨房外面。爸爸没拿教师专用惩戒带来抽他，而是在大厅里，卸下裤子上的皮带狠狠教训了他一番。我觉着这都要怪艾德的软弱不扛事。

谎言2：

我正在说谎

既然这本书是关于说谎的，那我们先来讲几个事实。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谎。当然，政客是最深谙此道的，比如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性丑闻，以及布莱尔在面对揭露伊拉克战争前夕真实情况的证据时，表现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报纸的头版头条也充斥着成套的欺诈；我们都有过被银行涮了的经历，甚至集体性被骗；还有“希尔斯堡惨案”[　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的利物浦队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足总杯半决赛开场后，由于组织混乱，场外大量留滞的球迷在不当的引导下一齐拥入看台，造成严重踩踏事件，九十六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惨案发生后，警方向媒体宣称利物浦队支持者酗酒后的足球流氓行为从根本上造成了此次事故。而1990年的泰勒报告则指出，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南约克郡警方管控不力。]发生后警方自我洗白的谎言。

与此同时，警方每天也要面对成千上万的谎言。“清白计划”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25%被错判的人都在供词中说了谎。人们想要通过说谎避免牢狱之灾，也想要通过说谎结束关于自己有罪的审讯，但这些谎言也会使执法者做出他们有罪的推定。谎言带不来真相，只能招致更多的谎言。

研究发现，大脑越大，说谎的频率就越高，所以狐猴没有黑猩猩狡诈，物种中说谎最多的是人类。据“谎言侦探”估计，在遇到陌生人时，平均每个人几分钟内就会说谎三次，一天说谎十次到两百次不等。女人说谎大多为了取悦与自己说话的人，而男人说谎则大多为了拔高自己。

当我们说谎的时候，不论是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还是弥天大谎，在核磁共振的扫描下，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区都是相当活跃的。

前额叶皮质区与普京的联邦安全局有类似之处，二者都与冲突、错误检测、危险决策和执行控制密切相关。同时，它还有一项能力，就像安全局里掌管记录和档案的最高领导一样，能够检索那些我们希望忘记，甚至早已忘记的遥远记忆。

为什么前额叶皮质区能成为欺骗的策源地，而不是更为常规的大脑区域？因为说一个谎所付出的努力是诚实的两倍。我们要先看看需要隐藏的是什么，评估一下其重要性，再编造一个谎言，说的时候要表现得真实可信，最后，还不能把这个谎给忘了。

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表明：习惯说谎的人大脑结构会出现异常。病态说谎者的前额叶“白质”要远多于“灰质”。

灰质是思想。

白质是细胞间的交流工具，或是思想间的接线。白质越多，说谎者所具有的自然优势就越大。习惯性说谎是思想—灰质所抵抗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说谎时所感受到的担心、内疚和后悔就是大脑在抵抗。研究人员将这些情感体验称为“认知负荷”，它是加在大脑管控自身的能力上的压力。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是研究情感与面部表情关系的先驱，他认为这种认知负荷导致身体出现“破绽”。破绽多出现在手部和脚部，它们做出的动作会出卖说谎者，当然，面部也会有紧张的表现。张伯伦曾说：“当希特勒承诺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我感觉他的承诺是值得信赖的，他这个人也是可信的。”但直到几十年后我们才知道，精神病患者在说谎时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他们在说谎这件事上可谓独领风骚。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精神病人获得假释的机会是他们那些正常狱友的2.5倍。可能有人会说，这和会说谎的关系不大，倒是和自信密切相关。但对于没有精神病的我们来说，认知负荷会使我们变得紧张局促，从而露出破绽，被人识破。

圣母大学的研究人员邀请了一百一十人连续十周每周都来做测谎试验，要求他们报告自己这周说了多少谎。这项研究结束时，所有被试者的说谎次数都减少了，同时，人际关系和睡眠质量也有了提升，头痛和嗓子疼也缓解了。

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爱说谎的人话很多，他们惯于将谎言藏在叙述当中。有时他们会用第三人称，从“我”换到“她”或“他”，把自己从欺骗中撇干净。这类人也很喜欢发誓。一般情况下，编造谎言会花费不少精力，那么说话过程中的其他部分就会失控，可能会出现语无伦次、重复讲述、产生攻击情绪以及指指点点的情况。说谎的人也更容易察觉到别人在说谎，他们在看破谎言上简直有一双火眼金睛。

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总的来说，我们都是易受骗的，我们倾向于把人往好的一面想。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看穿谎言的概率也低得可怜，仅仅是“有可能”而已。科学家把这称为“取真偏好”。当我们被自己信任的人欺骗后，这种“取真偏好”会放大我们感受到的背叛感。所以，说谎者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我们或许认为托尼·布莱尔运气不错，先是逃脱了谋杀的罪名，后又因为拒不承认民众的意愿为自己赢得了短期好处，但他的固执己见也将他置于尴尬的境地。鲍里斯·约翰逊因此称他为“史诗级的傲慢蠢货”[　鲍里斯之所以如此形容布莱尔，是因为后者称英国不应该对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鲍里斯说：“他怎么可以不让英国人民在此事上发声？！实际上，英国人民非常有智慧，他们会自己做决定。我相信他们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尽管对于布莱尔的执政能力褒贬不一，但他的谎言着实让我们心寒不已，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这本书里的生活也会存在争议。

不过我也不会专门欺骗大家。我愿尽可能真实地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但你们也要小心，我可是也会说谎的呢。哲学家有一个“说谎者悖论”的概念：“我正在说谎”这一说法是无法判断真伪的。而这一逻辑在两千三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破解；“我正在讲述事实”这一说法也一样面临无法破解的困境。但在本书中，我保证我真的会讲真话。

谎言3：

是溃疡

埃德里安的生母帕特过世后，爸爸把家里关于她的所有物品都清理掉了，并给房子找了新的女主人—我的妈妈。

埃德里安是我最大的哥哥，他有着一头金发、一双碧蓝的眼睛，当然也有一些小瑕疵，就是鼻子上有一些雀斑。不过在他母亲帕特眼里，埃德里安是完美无缺的，谁也比不上他。帕特将他视如珍宝，除了她的宝贝儿子之外，她不会再对谁如此记挂。1965年4月30日，帕特在罗切斯特的圣巴塞洛缪医院去世了。那时她二十九岁。

我明白“溃疡”的意思，我确信妈妈也明白。我们患过很多次溃疡，每次都要去看“私人医生”。直到爸爸去世，溃疡这个比喻才被我们挑明，女人们为了掩人耳目，在八卦时会把意外怀孕说成是溃疡。直到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个谎可能是帕特编造的，而不是爸爸。爸爸每次提到帕特的溃疡都会说，她坚持要拿掉“它”，要自己去安排手术。

帕特的照片不多，家里尚存的只有几张，照片里的她犹如病西施，纤细瘦弱，面色苍白，她经常咬着嘴唇，好像处在焦虑之中。尽管结婚照里她穿着漂亮的婚纱，但她的存在感很弱，我的注意力都被站在旁边的帅气爸爸吸引过去了。他们结婚时，爸爸送给帕特一条珍珠项链。我的祖母跟爸爸说那条项链很难看。帕特过世后，爸爸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伤心，将那条珍珠项链藏在了床底下。

一直以来，我们对帕特的死三缄其口，因为我们深知对于埃德里安来说他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唯一一次提起她是在爸爸脱离天主教时，他说：“她不是被溃疡夺走生命的，而是被愚信杀死的。神父不论说什么，她都信。”

1960年5月，埃德里安在难产中出生了。助产士说，如果帕特再孕恐怕会有生命危险。这个预诊后来成了一个诅咒。帕特无比虔诚地信任天主教，在向神父告解时，她和盘托出了那个致命的妥协：不再要孩子。

而神父却并未提起避孕，并且一本正经地说道：“上帝比医生要内行，生死大权在上帝手里掌控着。”如果得不到神父的祝福，她是不可能与爸爸行房的。天主教的教义让爸爸陷入两难的困境，妻子的性命和孩子的性命相互博弈着，而他连选择权都没有。

不过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总会有解决办法。对于这种困境，教会的伦理学家创造出了一种类似“出狱自由卡”的东西，称其为“双重效应”。“双重效应”规定，只要初衷是好的（挽救帕特的性命），它默许违背教义的非故意不良行为（比如使用避孕套）。为了抵消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罪恶，爸爸决定领养孩子。领养是对天主教多生孩子这一棘手信条的巧妙应对。这样既能保住帕特的性命，又多了孩子。

于是1963年的时候，他们领养了一个小男孩：肖恩。

不久之后帕特的胃里长了个溃疡。是爸爸糟糕的脾气让她罹患了此病吗？还是肖恩这个过分淘气的养子给了她气受，致使她生了病？其实这仅仅是一次意外怀孕引起的事故：帕特害怕丢了性命，最终还是下决心要切掉这个“溃疡”。

在埃德里安五岁、肖恩两岁时，帕特为自己安排了一次私人手术，可她再也没回来。下了手术台没几天，帕特就死于败血症。直到爸爸去世时，他才承认自己为支付了那场手术的费用而感到深深的懊悔。

为了不让埃德里安睹物思人，任何带有帕特属性的东西比如照片，就像那条奢华的三圈式珍珠项链一样，很快都被悄悄放进了鞋盒子里藏了起来。

但即使这样，帕特也依旧活在大家心中，永远不可能被忘怀。

谎言4：

你抢先了

肖恩是被领养的这件事从来没被隐瞒过，我们也每天提醒着他养子这个身份。他是我们家的布谷鸟，鸠占鹊巢。

1963年，肖恩从天主教孤儿院被领养。20世纪60年代对领养资格的审核还不太严，我的爸爸—约翰·弗朗西斯，简直就是领养者的不二人选。他和帕特去参加了天主教的弥撒，完成了领养仪式。

肖恩经常跟我念叨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非常希望爸爸去领养他时，他是醒着的，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发出声响，证明自己是上帝的赐福。可那个夏日的清晨，爸爸发现他时他睡得正香甜。关于这一点，肖恩如今依旧很是遗憾。

修女带着爸爸在孤儿院参观，一个个房间排得很紧—其实不算是房间，而是四周做成笼子状的床。里面无比嘈杂，置身其中仿佛到了伦敦巴特西的猫狗之家。与周遭环境不同的是，一个漂亮的黑发男婴肚皮朝天地躺在床正中睡得香甜，两个小拳头紧挨着脸颊。多年之后，爸爸告诉我，其实当时修女将肖恩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肖恩经常生病，非常爱折腾，还有“肖恩”这个名字是进孤儿院前就有的。

肖恩的奶奶是法国人，她送给肖恩一只淡蓝色的毛绒熊，那天就放在肖恩的婴儿床里陪着他。或许肖恩到现在也还留着这只熊。

领养孩子很可能只是爸爸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因为每当说起那天的情形和那个熟睡的婴儿时，他从未提到过他的前妻。

肖恩和我说，爸爸每次揍他前都会这样讲：“要是你再这样，你就给我滚回孤儿院。”或者是“埃德里安的妈妈可从未想过要你。”再或者“我领养你为的只是埃德里安不被宠坏。”

我们觉得肖恩自己的母亲，生物学上的母亲，会是我们小孩子幻想中的完美母亲。我梦寐以求一个那样的母亲，肖恩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20世纪80年代，我们终于找到了肖恩的生母。南部天主教救援队曾经是她的救援者，借助救援队，肖恩得以和他的生母团聚。

肖恩的生母名叫玛利亚，是福克斯通人，生肖恩时还很年轻。肖恩的父亲名叫埃斯，是一位在英国求学的穆斯林，当时他二十一岁，学成返回了伊朗，之后杳无音信。

肖恩有一个棕色的大信封，里面七七八八装了很多零碎的东西，包括身份证明、一份缺少教父母信息的受洗证明，还有一份铅笔写的可能是他生母玛利亚的候选名单，上面罗列了好几个玛利亚，有在索森德的、纽卡斯尔的、东格拉摩根的、曼彻斯特的，还有来自克鲁的。

社工给肖恩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尽地告诉他如何寻找生母，并建议他尽量用“寻找家庭”而不要用“妈妈”这样的词，因为之前发生过认错的情况。社工还觉得应该拜访一下神父，因为他在辨认“玛利亚”[　这里指的是圣母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母子相认之后，玛利亚给肖恩写了封信，信中说她“非常想联系”肖恩，但被肖恩“抢了先”。肖恩后来给玛利亚打过电话，但她回信说自己“不能老接电话”，因为怕被别人听到，“我们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能把就要修复的母子情给再毁了。”“就要”隐含的意思是尚未，也就是将来。不过对玛利亚来说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母子情。肖恩去过她家，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而她根本没有勇气认回肖恩，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也完全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亲人。

谎言5：

我是第三个

我妈妈总是提起在生我之前怀的那个孩子。在第三十四周的时候，那孩子不幸在子宫内早夭。直到我怀孕时，妈妈才告诉我她当时都没能看上这个孩子一眼，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被助产士草草地裹在一个塑料包里，送进了医院的焚化炉里。

这个未曾谋面的孩子给妈妈带去了无尽的悲痛，连我的出生也被这种悲伤的氛围笼罩。对她来说，孩子也代表着生活给予我们的一种报复性平衡。万事皆有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选择了一种生活，就意味着失去另一种生活。父亲去世后，妈妈才和我说，她的第一个孩子其实也不是早夭于子宫的那个，而是更早的一个，她当时完全没想到过会有这个孩子。

妈妈与爸爸相识的时候，爸爸鳏居还不到一年。那时爸爸三十多岁，身高一米八还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如果爸爸不是爱尔兰血统，也没有两个年纪不大的拖油瓶，那他完全是年轻女人眼里的香饽饽，想要追他的人能排好长的队。在帕特过世的最初几个月里，爸爸的单亲妈妈—我的祖母，经常会来帮着照看两个孩子。她的紧身内衣总是散发出一股怪味，里面有卷心菜和香烟的味道，还混杂着老奶奶身上常有的那种酵母味，要多难闻有多难闻。

爸爸和妈妈是在一次领土军队[　即陆军预备役，在1920—2014年间被称作领土力量、领土军队和领土志愿预备役，是现役志愿后备部队。它于1908年由英国战争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创建，是英国军队的一部分。]的活动上相遇的。当时妈妈受邀出席，同时又带了几个在秘书学院里结交的朋友扩充人数，这种活动上女士总是受欢迎的。妈妈和她们之前是舍友，都喜欢披头士，夏天的时候甚至一起追着断头台乐队去了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爱丁堡的上流圈子相当热衷于追赶潮流。

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外祖父信新教，在蒂利库特里镇拥有一座毛纺厂。他们一得知妈妈和爸爸的恋情，就想办法把妈妈支到了伦敦，并给她在英国医学协会中谋了一份职，希望这段感情能无疾而终。

不过他们的计划落空了。爸爸非常执着，热情不减，不断献殷勤。毕竟他的两个孩子还小，需要有个妈妈，他自己也需要有个人来照顾饮食起居。每周五他都会坐六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威弗利到国王十字站，买一把芬芳馥郁的鲜花在妈妈切尔西的办公室外等她。

爸爸和我们说，有次周末他过去后发现妈妈那里正在开派对。他除了牙刷外还带了一瓶珍藏的杜松子酒。爸爸把酒藏在烤箱里想与妈妈独享，但妈妈的一个舍友去热乳蛋馅饼时，发现了这瓶杜松子酒。有了酒，大家都起了劲，聚会不久就达到了高潮。

爸爸坚持不懈地去看妈妈，某次探望之后，妈妈怀孕了。

在哈利街的一家私人门诊，妈妈做了堕胎手术。又是爸爸付的钱。

那时流产手术还是非法的，但妈妈别无他法，只能这么做，奉子成婚在帕斯郡还不能被世俗接受。关键是如果妈妈被发现未婚先孕的话，就印证了妈妈的父母的偏见—这个爱尔兰的天主教穷小子约翰·道尔根本就配不上他们的女儿。

你们或许认为堕胎之后他们可能会分手，但是愧疚感却使他们凝聚在了一起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也决定了妈妈余生的命运。

他们结婚时录了影像，摄下了围场中搭的那个小帐篷。当时外祖母穿着一件橘黄色的衣服，喝酒后走路都打飘，摇摇晃晃地向着镜头扑过来，像被风吹得站不稳一样。外祖父则一直待在室内，泪流不止。

谎言6：

我在谷歌上找到的

爸爸过世后不久的一天，我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和妈妈站在楼梯上聊天，小孩子的哭闹声如同背景音乐一样循环播放着。我向妈妈提到一个之前读到的研究，研究里说如果女性在怀孕期间受到过大压力，生出来的婴儿就会经常哭。“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哭吗？”我问道。“艾德会。”

确实，艾德经常哭。这个年纪最小的蓝眼睛男孩，小时候又矮又胖，脸色发白，拥有一头橘子酱色的头发，特别能哭，简直就是一个小哭包。我们三个都是打死也不肯哭的，可他倒好，每次都还没怎么他呢，他就吓破了胆，鬼哭狼嚎了起来。他现在倒是变得处变不惊了，估计是五岁前哭得太多，把闹腾的劲儿都给耗尽了。

和妈妈聊天时，天色不知不觉黑了下来，孩子也倚在我肩头睡着了。“怀你弟弟的时候，我生病了。”她说。“很严重吗？”“当时医生告诉我们，艾德可能会失明。”她停顿着不再讲下去，像是在权衡着什么，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她终于开口，“是你爸爸给我的。”“爸爸给你的？”我愣了一下，“他给了你什么？”“正当的离婚理由。”

听了这话，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方面的病？”

她没有回答，孩子的气息热滚滚地喷在我的脖子上。“性病吗？”我声音顿时变得有些尖厉，“真的吗？”要知道我的妈妈可是每周日的早晨都要在教堂里虔诚祈祷的那种女性啊，“哪一种？”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未和别的男人有过过多接触。我看着她缓慢地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下去，我沉默地站在原地良久。

之后我又追到厨房去问，妈妈说她自己也不清楚是哪种。“那好吧，”我试着相信她，“肝炎和疱疹你总应该知道吧，像狗皮膏药似的缠着人，治都治不好。”

我的一个漂亮舍友就得过这种病，复发的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泡盐浴，这种病让她感觉颜面尽失。

我向妈妈继续发起攻势：“天啊，你怎么这么糊涂！那你总该记得医生给你开了什么药？”“他们就给我开了一些药片。”她说道。“还告诉你这些药片可能会导致婴儿失明？”艾德生出来之前，爸爸一定是提心吊胆大气都不敢出的，“那要不就是淋病或是梅毒？可要是淋病的话，你肯定忘不了，绝对能记住。”

见她没有回答我，我继续追问道：“他从哪儿染上的？”

她把目光看向别处。“在你叔叔办的聚会上，”她说，“他喝多了。”“然后呢？”

我还是不太相信她，毕竟有证据才行。“要不就是他们招了妓。”她说。

即使这样也没有打消我的疑虑让我闭嘴：“‘菜花’？”“你对这方面倒是懂得不少。”

是，我确实是知道一些，我解释说我是在谷歌上找的。“肯定是‘菜花’，”我低声说道，“得了淋病可能会使婴儿失明，但治好了就不会了。没错，肯定是‘菜花’。”

她望向我的眼神里带了疲惫。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我向艾德说了这个事儿。我自认为如果我是那个可能会失明的孩子的话，我会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事后我意识到，这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完全没考虑过艾德知道这件事后会是什么心情。

当时我和艾德正驱车前往渡口，他听完后不发一词，默不作声地把车子驶进了右手边的加油站。他无比平静地下车加油，然后走进店里结账。我坐在车里就那么一直注视着他，他去的时间太久了，我等得如坐针毡。回来后他依旧什么都没说，半个字都没有。我很想说点什么打破车里的沉默，可话到嘴边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谎言7：

回忆录不是小说

自传中的谎言我想大家都应该略有耳闻。詹姆斯·弗雷的《百万碎片》和米莎·德丰塞卡的《米莎：大屠杀年月的记忆》里的细节就禁不起推敲。他们自传里的谎言最终被戳穿，并见诸报端，所以舆论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他们也因此声名狼藉，落了个灰头土脸。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在第二次采访弗雷时评价道“上当了”。

弗雷应当为此感到羞愧，因为他违背了回忆录的一大原则，那就是真实，不能欺骗读者。这也是回忆录与小说等一些故事性读物之间的区别。

弗雷最大的问题是他谎报事实，并且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有预谋地进行的，就像谋划一场刺杀一样，他当然要为此受到惩罚。而回忆录作者面临的另一个写作挑战—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而将生活美化，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以有些人会批判自传的作者不讲道义。在过去，如果想写自传，自传作者就算没有丰功伟绩，起码也得拿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据《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讲：“现在的回忆录，要不就是在讲自己抗癌的经过，要不就是在描述父亲或母亲死亡的场景，再不然就是罗列自己和多少男人有染。”严格意义上说，回忆录的作者不是作家，而是施虐者，他们将读者拖入平庸空洞，或拽入烦琐芜杂。

当然，我在书中也写到了罹患癌症、痛失至亲甚至乱性。在此，我向诸位读者道歉，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放弃“回忆录”这一体裁标签，直接更名为“创造性非小说”，这样真相就不再是衡量标准了。而我也就可以通过想象将一切索然无味脱胎换骨，使它们引人入胜。又或者说“创造性非小说”的说法只是为了给说谎开个后门。

不过我并不想说谎。

但在实践中，尽管下笔前我们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说谎，可不论我们写的是什么题材，总会不自觉地在其中夹带个人情感，于是欺骗就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了，毕竟我们的大脑可没那么有良心地对读者甚至是我们自己负责。每一天，大脑皮质都会产生新的神经通路并改变旧有的那些神经通路，同时也会做些修葺和强化的工作。我们的记忆其实不具有永恒性，就如科学家所说，我们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那么记忆又何尝不是呢？

那些早已斑驳的记忆重新被唤醒，经梳理后归档大脑前额叶，所以说大脑前额叶也是谎言的策源地。听众在变，时间在变，谎言也要跟着改头换面，记忆也如此，每讲述一遍，记忆就会被刷新一次。如果前额叶同时负责欺骗和记忆，那么得出谎言和记忆有交叉重叠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想象和定义自己是谁，所依靠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谎言，而是往事所累积的记忆。要是记忆丢了，那就是把我们自己弄丢了。我们每个人都由无数个时刻构成，我们试图用叙述将这无数个时刻串联起来，凝聚成连贯统一的一生，我们试图用记录将已经逝去的不复存在的岁月留存下来直至永远。记忆和说谎一样，都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会将片段拼接起来，用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和假设填补空白。记忆的构建与谎言的编造并无二致。

对于如何填补这些空白，专门研究伪记忆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曾做过一个实验，给被试者灌输了他们小时候在商场里走丢了的记忆，并成功地使四分之一的被试者相信了这段“伪记忆”，可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在商场里走丢过。她认为伪记忆来自外部暗示和“想象膨胀”[　指通过想象提高一个人确信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过的程度。]，就像上面“在商场里走丢”的情况，在被欺骗和暗示之后，我们就开始相信这是真的，并去构建这种记忆。

对于自传来说，构建记忆是不可避免的。想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写好，就得重新组织记忆，不能还按年龄这种线性方式去记录，而是要选取最适合写作的部分。在撰写的过程中，要考虑读者的反应，从而对叙述做出调整，磨得越到位的故事越能让人信服。

我也不打算瞒着诸位了，开诚布公地讲其实这本书在一些地方，我也说了谎。比如编了几段不再记得的对话，删了几个不需要的角色，不得已也改了几个名字。为了写这本书，我对前尘往事进行了梳理，可在我把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来时，我就已经把记忆整了容。我信誓旦旦地说要给大家拨开迷雾看“真相”，但故事讲到最后可能会漏洞百出、谎话连篇，因为我也只能通过构建记忆来填补过去的空白。通过此方式梳理过去，我发现了潜藏着的无数谎言，更没料到它们都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

谎言8：

幸福的家庭

要是给书中的人物定位的话，妈妈茉琳·海伦毫无疑问是我们中间的牺牲者。

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妈妈的味道。她总会舔一下手指，然后帮我把脸上的食物残渣抹掉，她闭着眼，鼻息之间是爱奈斯[　爱奈斯（Anais Anais）是卡夏尔于1978年出品的经典香水，由三百多种香料组合而成的花香调。]香水的味道。这是一种缥缈又清晰的香味，一种少女式的花香，与香奈儿五号的馥郁芬芳刚好相反。盥洗室架子上的香奈儿五号是爸爸买来向妈妈表达自己歉意的，但妈妈碰都没碰过。

在我出生的头几年里，妈妈肯定有过抓狂、有过困惑，毕竟除了自己的孩子外，二十三岁的她还要给两个孩子当继母。二十三岁之前，她还是无拘无束的毛纺厂厂主的女儿，是婚姻把她生生拽入贫穷和单调的生活泥沼。那两个孩子不喜欢她，丈夫又自顾不暇，更别提帮她分担了。她只有每周日回帕斯郡时才得以喘息，过去日子的舒适惬意更显得婚后生活一地鸡毛，外祖父母也经常唏嘘不已，埋怨女儿当初不听他们劝阻做了错误的决定。

我的外祖父母帕特森夫妇共同拥有一家毛纺厂，虽然很可能将来会由于母亲的哥哥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除此之外，她的哥哥还继承了一座带有塔楼和马厩的房子、可供出租的几间屋子、几英亩土地。尽管之前一直在墙上挂着的几幅肖像画和景观图不知所终，但我们都知道那些肖像画里的先祖是我们的榜样。肖像画里的几位女性先祖都很了不起，曾“服侍过”国王和女王。

妈妈家世优渥，小时候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女佣—整日愁容不展的、工作不称职的，还有拒绝使用熨斗熨衣服的。到了上学的年纪，妈妈被扔到了寄宿学校，像是被流放了一般，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

妈妈和我讲她参加过一个格拉斯哥天主教徒组织的研讨团体，他们之间的讨论最终都会演变成童年诉苦比惨会，大家铆足了劲儿比谁更悲惨。“你们谁有我惨？”妈妈见缝插针地开口，“我是奶娘养大的。”“奶娘？我认识的唯一的奶娘也就是头山羊了。”一位年纪稍大的女人幽幽地说。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道德审判的味道，但妈妈的家世确实使她失去了他人的同情心。在寄宿学校里，妈妈对自己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抱怨，在其他人看来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出身，总归是不那么让人舒服的，尤其是当别人还在贫穷、疾病和战争中挣扎的时候。

尽管妈妈从小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但可能因为她是个女孩，她的父母并不怎么喜欢她，这一点周围的人也都能感受到。她的哥哥作为长子也不在乎这个妹妹是否讨父母的欢心。她的弟弟性格很好，嘴又甜，结合了外祖父母的所有优点。妈妈这两个兄弟的婚姻都很幸福美满。

即便如此，我们每周日还是会驱车沿着A7公路一路向北回到外祖父母在帕特森的庄园。在那里的日子，让我们清楚知道了妈妈为这个家舍弃了什么。午餐前，和蔼的麦格雷戈夫人会给我们备好醇美甘甜的雪利酒，她是外祖母的得力助手，是一位忠诚可靠的女佣，她来之后就再没换过女佣了。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会在草坪上玩槌球，或者四散开来去采覆盆子，再或者玩外祖母唯一的那副卡牌游戏—“幸福家庭与老女佣”。下午茶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最爱的英式松饼和小蛋糕，它们在闪闪发光的小推车上显得那么可爱诱人。

爸爸和外祖父母关系处得不好，嫌隙颇深。这也导致了在回爱丁堡的路上，我们会坐在车子后面抱怨他们家楼下卫生间里廉价的艾洒尔牌厕纸又薄又糙。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拿来抱怨的地方了，而这种抱怨让爸爸和妈妈找到了心理平衡，不那么后悔以前做出的那些决定。

谎言9：

哭泣的人坏了爸爸的心情

记得那天是忏悔日，我们坐在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开饭。艾德坐在一把高脚椅子里，与他平时坐的幼儿专用高脚椅不同，这把的椅子腿很高，所以他可以非常方便地够到盘子。不过他坐在里面看起来像是长了几条蜘蛛腿。艾德今天很安静，不哭不闹，我也控制自己没有吮吸大拇指，因为我们表现好的话不仅可以喝到茶，还能吃到薄煎饼。

房屋的前半部分是客厅，客人们可以围坐在那里看电视。房屋的后半部分是餐厅，厨房倚着餐厅建造，形状狭长，像根管子一样延伸到花园。妈妈平日里就围着厨房里的烤炉和水池转。如果想从后门出去就不得不和妈妈借道，时不时还得与我们的贵宾狗楚蒂狭路相逢一下，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别碰着了吃饭的碟子碗筷，也要小心别把垃圾桶踹翻，或是把长筒雨鞋踩扁。

餐厅的墙壁被爸妈漆成了很深很深的颜色，这样有助于艾德入睡，他小时候不爱睡觉，怎么哄他都不睡。有人出主意说把他扔在房间最僻静的角落里谁都不哄就行了，爸爸妈妈也确实这样做了。艾德哭到声嘶力竭也就自己睡了。

把艾德扔去自生自灭的那种角落不一定非得是外祖母家那种奢华的餐厅里，一个简简单单的餐厅角落就行。比如我家的这个餐厅：五把椅子，一个高脚椅，一张餐桌，一个用报纸遮挡着的橱柜，再加上散乱放着的家庭作业、书包、工具、玩具等。不过艾德不用再在这个餐厅的最远角落里睡觉了，改去我的房间里了。房间里有两张双层床，其中的一张是我睡上铺他睡下铺，肖恩则在旁边的另一张双层床上睡。埃德里安被安排在阁楼，那里也成了他的私人空间。他禁止我和艾德上阁楼，所以我们只能眼巴巴站在门廊上看他气派的纸糊火车、隧道还有山丘。艾德很喜欢看埃德里安一圈圈地开他的小火车，但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而且还得从门廊上看。于是我扭头看向外面，透过阁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房顶和远处的天空，鸟儿落在邻居家的天线上，它们晃晃身子想站稳一些。眼前的这些情景，让我觉得埃德里安的生活肯定与我们的不同。

除了吃饭这种实在躲不开的时候，埃德里安基本不会露面，估计是想躲着爸爸，免得受皮肉之苦。都怪我们太能惹事了，最近爸爸随时都会大发雷霆。那次肖恩把楼梯的地毡点着后，邻居们对此大为光火，把状告到了爸爸那里。肖恩还被人看到像蜘蛛侠那样挂在二楼的窗台外面，他好像是想从外面量一下房子有多大。埃德里安把自行车撞坏了，我折腾车门的时候也被爸爸抓了个正着。我们闯祸之后，挨打肯定是没得跑，但用什么打就不一定了，像上次我们在布莱佛德水塘游玩时，爸爸就格外开恩没用皮带打。

爸爸每周六都会带我们去喂鸭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但肖恩这个不老实的，老是会掉进池子里，吃一堑长一智在肖恩那儿根本行不通，每次他都重蹈覆辙，搞得浑身湿漉漉，惹得爸爸很是恼火。不过也可能只是爸爸讨厌我们小孩子哭，不论是我们当中的哪个哭他都讨厌。

不过，今天大家都夹着尾巴做人，无比乖巧，不会再有哭声或者跌进水塘的事情了。我们都翘首以盼，期待厨房到餐厅的门打开，那时就要上薄煎饼了。从门缝中看到爸爸妈妈时，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我的胃也跟着紧了一下。该不会没得薄煎饼吃了吧？我们可是从午饭起就一直很乖啊，连肖恩都是如此。

不大一会儿，厨房门打开了，爸爸两手空空进来了。“我刚和你们妈妈打赌，要是我煎饼翻得最成功，她就得给我五十英镑。”

五十英镑！他难道不知道妈妈曾经在女子精修学校专门学了一年煎薄饼还有如何优雅不走光地上下车吗？那可是五十英镑！足够妈妈买整整一浴缸的“半便士泡泡糖”[　“半便士泡泡糖”是咀嚼式糖果的别称，一般半便士一个或一便士四个，著名的品牌有Fruit Salads、Blackjacks和Mojos。]了。

肖恩按捺不住，早已下了椅子跑向厨房打算看个究竟，埃德里安紧随其后，艾德也从高脚椅上往下爬。虽然他们没得到爸爸允许就擅自行动，但爸爸好像也没生气。相反，他看起来乐呵呵的，可能心里正美滋滋地盘算着要在我们这几个孩子面前露一手，好赢妈妈的五十磅。

爸爸自信满满地先上场了，他想给我们看看什么才是行家里手。看到他如此胸有成竹，我刚才揪起来的胃舒缓了些，虽然吃到薄煎饼会晚一些，但这次的薄煎饼就像煮熟的鸭子那样不会飞了。

五十英镑啊！他可不能输。

不得不说，在翻勺之前，爸爸的动作一直流畅得堪称无懈可击。不过重头戏全在翻勺，成败在此一举，而且很容易玩脱。面糊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服帖，爸爸旋晃颠翻着煎锅，用煎鱼铲拨弄着。

面糊成形不再粘锅后，爸爸得意扬扬地提醒我们注意他要展示绝活了。只见爸爸一颠锅，可惜用力太猛，嗖地一下煎饼朝着天花板飞去，我们瞪大眼睛紧紧盯着黏在天花板上的煎饼，啪嗒一下煎饼又落了下来，只可惜准头不行，只有一半落在了锅里，另一半掉在了锅外。整个煎饼摔了个稀巴烂大花脸，惨不忍睹，更别提入口了。

要是外祖父出了这样的洋相，那我们一定会毫无顾忌地笑得前仰后合，可现在是爸爸，谁敢笑一下试试？小小的艾德挤在我们的腿中间，吓得连头也不敢抬，更别说盯着看油乎乎的天花板和那炉子上的半截子煎饼了。

我的胃痛又开始了，但还不是太担心，毕竟有妈妈坐镇大局，不会吃不到薄煎饼。但妈妈肯定不会去赢爸爸。要是真赢了，她就得后悔了。

妈妈给煎锅刷了一层油，接着往里面舀了一勺面糊，再把面糊从中间摊成饼状。

爸爸为了挽回面子，一直在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容易把牙硌着，让他第一个上场很不公平，但我们不太搭茬，都在看着妈妈怎么煎。

她小心翼翼地用煎鱼铲将煎饼的边缘铲起，然后前后晃动煎锅，煎饼随锅而动，紧接着，妈妈手腕一用劲，煎饼顺势飞出锅沿，在空中优雅地翻了个面，又稳稳地落回锅心。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行云流水一般，简直赏心悦目。

我闭上了眼，这一记耳光打得太响了，爸爸颜面尽失，我们这下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艾德这时候偏偏没眼色地大声问道：“谁赢了？”

我感觉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艾德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我隐约记得我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胳膊。“妈妈赢了，”爸爸转过身来说，“她赢了。”他没有愤怒地用手指着我们，也没有恨得咬牙切齿。“剩下的煎饼就都由她来煎吧，”他说道，“她也就只在这方面比我强些。”

当然，没人敢去提醒爸爸说妈妈赢了他五十英镑这件事。谁敢去摸老虎屁股？其实刚才爸爸那么好说话，我们几个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也没必要钻牛角尖。妈妈重新给锅倒上油，往里面舀面糊。“谁吃这张薄煎饼？”妈妈问道。

我回餐厅往椅子上坐的时候忍不住疑惑，他们俩这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谎言10：

他娶得好

没有人是不作弊的。

我丈夫就是个典型，尤其在玩“争霸世界”[　一种征服世界的游戏。]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次我问他，为什么作弊获胜也算数？他说：“这跟作弊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不做一个失败者。”

一个朋友向我道出了其中微妙的差别：玩蛇梯棋输了不要紧，因为那要靠运气，但玩拼字游戏[　游戏规则为用手中的字母组成新的单词，并和台面上已存在的单词接上。]和国际象棋就不一样了，需要拼智力的时候，耍什么手段都不为过。

一个人玩游戏什么样，那他就是什么样的人。而且玩游戏时显露出来的秉性很难改，可能会伴随人一辈子。玩家可谓形形色色：有输不起乱发脾气的，出老千的，争得面红耳赤的，掀桌子的，死盯着规则不放的……不知道你是哪一种？马萨诸塞州东北大学的科学家组建了一个虚拟人格评估实验室，他们想通过被试者玩游戏时的表现研究这些人的真实性格。如果游戏里的玩家想要获胜，就没工夫伪装自己，也没时间琢磨“我要这样做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这要比面试有用得多，游戏更能揭示参与者的真实性格。不过，我对游戏看得很淡，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太拘泥于方寸之间的输赢。

当代研究作弊的理论学家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人分两类：遵守规则的和不遵守规则的。人们会对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权衡得失，然后再做出是否破坏规则的决定。比如我们在黑暗的房间中会胆子变大进而作弊，但在明亮的环境中则更倾向于约束自己。同样，我们对自己拥有的权利越有实感，就越会纵容自己。想象一下你开着一辆更气派的车，座椅豪华考究，是不是更有勇气去闯红灯，或是往本已水泄不通的高速路出口里加塞？我们也会趁乱行不轨之事，或者是趁没人注意到我们的时候，往公共卫生间的投币机里投大富翁的游戏币。

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声誉良好的孩子不会轻易做出有损形象的行为。肖恩调皮捣蛋，声名扫地，所以他破罐子破摔，对于形象问题根本就不在乎了，反正再怎么循规蹈矩也改变不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于是，他对外祖母的那副“幸福家庭与老女佣”卡牌下了手，把里面的几张弄得有了折痕，我和艾德在几个月后才发现。

我的一位好友一直热衷于研究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曾通过观察孩子们输赢扑克筹码来探究他们的情绪世界。游戏规定，做了好事会奖励筹码，但做了不好的事就要罚筹码。很多孩子由于太过调皮，筹码被罚到连玩蛇梯棋时的“对儿”牌[　游戏者轮流下牌，出现相同的牌时要抢先喊“对儿”。]都输不起了，他们往往是那种去食堂都要被阿姨勒令去排队的不听话的孩子。这些孩子遇到掷骰子的环节时，有三个选择：不参与，参与但随时可能捣乱，或者干脆作弊。

如果肖恩没耐心玩某个能稳赢的游戏，或游戏时他发现自己要输的时候，他就会搞破坏，比如频繁更改游戏规则，或者直接甩手走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理直气壮，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某项研究对作弊的动机进行了调查，被试者说作弊其实也是为了报复对手。这下我们就应该清楚了，作弊者玩的是一种“超游戏”，其他玩家在认真玩游戏，而作弊者玩的是自己的对手。所以“作弊”又是“不忠诚”的代名词。

然而，在黑暗的屋子里就更容易作弊吗？在豪车上就更容易出轨吗？或者说作不作弊其实只是有没有机会作弊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待在满是大富翁的游戏币的房间，或者刚好与心仪的同事共处一室，不发生点什么是不是对不起这么好的机会？

对于爸爸出轨这件事，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妈妈挂在嘴边的“娶得好”这个理由造成了他的不忠。他的那一大家子爱尔兰亲戚又穷又没教养，说个话唾沫星子乱飞，而外祖父家拥有各司其职的女佣和一车库的小轿车。这种差距较大的家庭背景使得他每周日去外祖父母家喝下午茶时备感煎熬，却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咽下那杯下午茶。

出轨的事儿东窗事发的时候，爸爸或许会辩解说自己不算出轨，他想和谁发生性关系就和谁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打破规则，不按常理出牌。但或许他这么做只是想找到些心理平衡，虽然做事方式不入流，但他有了游戏中报复对手的快感。他用出轨这件事来回击使他备感煎熬的悬殊家庭背景。

谎言11：

快看看你信箱里的礼物吧

除了病态式说谎外，虐待动物也是海尔精神病态人格测试表上的一项重要检测指标。钟爱贵宾狗的叔本华曾说过：“一个人要是虐待或屠杀动物，那这个人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妈妈去世前没把她的爱犬托付给我照顾也就不奇怪了。那是一只毛色橘白相间的可卡犬，妈妈给它找到了更合适的主人。

我最早的关于动物的记忆是爸爸从工棚下往外拖小兔子，然后一只一只把它们塞进麻袋。兔子的繁衍速度太快了，原本只有两只，现在已经有十二只了。爸爸为此很闹心，他命令肖恩“刨开”工棚，直捣兔子窝。俗话不是说狡兔三窟嘛，这些兔子洞四通八达，把草坪搞得一塌糊涂。袋子里的兔子十分不安分，我问肖恩把它们装进麻袋是要做什么，肖恩说爸爸打算把它们扔进河里。我听到后暗自庆幸自己不是只兔子，我不想变成兔子不是因为它们要被沉河，而是怕变成了兔子后会惹爸爸烦心，相比惹爸爸生气这件事，沉河还不那么让人恐惧。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爱丁堡莫宁赛德区的圣尼尼安，我们的邻居凯迪夫妇平时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找我们麻烦，这下因为那一窝兔子更是得理不饶人。我不记得和凯迪夫妇有过正面交锋，但记得他们不是咚咚咚地捶我们两家的隔断墙，就是叫嚷着让我们闭嘴。凡是肖恩扔过界到了他们那边的球，不论是足球、橄榄球、网球还是高尔夫球，通通都是有去无回，再要回来想都别想。

爸爸曾几度试图震慑住凯迪夫人，但不论是拿拳头把前门砸得咣咣响还是从窗户上吼她，她都和铜浇铁铸的一样，毫无惧色。爸爸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厉害的主儿，但最终爸爸还是以奇制胜了，那次是出发度假前，爸爸趁着往车里装行李时，在发动机声音的掩护下，给她家的信箱来了条奇臭无比的烟熏鲱鱼。

我们言归正传，回到养动物这个话题上，值钱的不值钱的我们家都养过—立在窗帘轨道上尖声细嗓叫个不停的虎皮鹦鹉、集市上赢来的金鱼、好几条狗、猫、兔子、老鼠、五只短腿母鸡，还有为过圣诞节杀价买来的火鸡。你们可能觉得把火鸡倒挂在地下室，不一会儿它就不行了，但其实它还能坚持扑腾好几天。

家里动物毛和鸟毛飞得到处都是，这都要怪那个喜欢养动物的人，具体是谁我已经懒得去细究了。在我们家，小动物死亡之后没有丝毫的仪式感，既不在后院为它献花或唱歌，也不会新种一棵树以祈祷生命的重生，只是在早饭时简单宣布又有一只动物离我们而去了。

一天下午，老鼠死了。我是凶手之一，当时我胸口抵在浴缸的边缘跪着看热闹。肖恩塞上了浴缸的塞子，打开了水龙头，水哗哗地灌进浴缸，两条塑料小船在里面晃晃悠悠地打转儿，其中一条小船有桨轮。肖恩想看看自家的老鼠能不能像邻居家的仓鼠推轮子一样推动桨，那只老鼠受了惊吓吱吱乱叫。肖恩怕我伸手抓到他的这两条船救下老鼠，故意开大了水，冲得船到处漂，直到漂到我够不着的地方才停手。毫无疑问，那只老鼠后来溺水而亡了。

一年后，某日大清早，我们发现两只鹦鹉也死了。都怪它们饥不择食，居然把西红柿苗给吞了。至于从集市上赢来的金鱼，它们本来就寿命不长，所以也就没指望它们能活多久。就算金鱼能活过一周，在清理鱼缸换水的时候，也会不得已地让它们暂居马桶，当然，这时也很容易被冲走。

有段时间，我们家那条雪白色的迷你贵宾狗楚蒂一直很焦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看着其他动物死亡，就像预见了自己的悲惨未来一样。每天早晨和晚上，爸爸都会带它到花园里活动并让它拉便便，爸爸等它拉便便失去耐心的时候就会冲着它喊“快点”，楚蒂这时候也很给面子，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但上了年纪之后，它的自控能力开始变差，腿脚也不是那么利索了，这下新地毡遭了殃，那种屋子里随时都可能踩到狗屎的尴尬情况可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

爸爸在如厕训练方面自称是行家里手，经常吹嘘说教会我上厕所只用了一个周末。其实他根本不必费这些口舌之力，毕竟我目睹过他是怎么训练狗的。狗狗们要是胆敢有一丝犹豫把尿撒在了远处的墙角，爸爸就会揪着它们的脖颈，连打带拖地把它们扔出花园。家里所有的狗，除了最后那只最受宠爱的橘白相间的可卡犬外，每一只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它们的眼睛一直透露着怯懦与惊恐。

总的来讲，我完全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家里宠物过高的死亡率以及它们的焦虑恐惧，都是因为饲养经验不足导致的，但出了一个例外，它是我们的辛蒂。

辛蒂是一只虎斑猫，进我们家之前是一只正处在发情期的流浪猫，不过对我们很忠诚。我们从圣尼尼安搬到新家时也带上了它，更准确地说是“绑”来的。新家年久失修，老鼠吱哇乱窜，我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翻新。六个月里，妈妈和爸爸把辛蒂关在屋里，只给它爪子上抹了些黄油来当食物，它没有食物就只能一直在屋里替我们捕鼠为生，一年后的秋天它消失不见了，我记得那是1977年。

妈妈对猫一点好感都没有，一看到它们就皱起鼻子以示鄙夷。我每次问她辛蒂去哪儿了，她都会说：“到你叔叔的农场去了，那儿的猫可多了，它去那儿加入了农场猫咪大队。”妈妈每次都重复着这些令人疑窦丛生的话。

谎言12：

我们都在捉弄艾德

1974年夏天，我们一家子在布列塔尼度假，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宿营拖车里，它是我们一路从爱丁堡拉来的，我们把它停在一个长满草的沙丘后面。每晚，我们会和一个画家还有他的妻子聚在一起拿软木塞当牌玩。当然，要想有足够的塞子，就得先干掉很多瓶红酒。

一天晚上，太阳西沉，布列塔尼的风贴着地面吹来，喝了一两瓶红酒的大人们已经有些微醺。沙滩上本来人就不多，现在更是没几个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在挖洞玩。艾德被我们忽视了一整天，为了能和我们一起玩，他同意了让肖恩把他脖子以下都埋进沙子里。潮水渐渐涨了起来，一波波向我们涌来。埃德里安提议让艾德站在沙坑里，因为他个头很小，即使站着也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把他埋起来，而且埃德里安和肖恩一致认为站着埋会增加艾德逃跑的难度。

艾德跳进了我们为他量身定做的沙墓。在埃德里安的监督下，肖恩干得非常起劲儿，把沙子拍得那叫一个实。艾德害怕地在沙坑里扭动，肖恩刚用手夯实的沙子鼓起包，四散裂开。肖恩和埃德里安哄着让他站好不要乱动。

不一会儿艾德哭了起来，为了不被大人们看到案发现场，在艾德的哭声里我跑回了宿营车所在的那个沙丘。由于太慌乱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陷在沙地里，鞋子里全是沙子，不得不光脚跑。埃德里安和肖恩那两个始作俑者也跟着回来了。海水已经漫上艾德的脖子了。他俩跑回来则是特地要捉弄这个小弟弟，他们站在远离海水的沙丘上笑得前仰后合，潮水涨得越来越快，一浪大过一浪，他们两个根本不顾艾德的死活，甚至吓唬艾德说我们要把他独自抛在那里。

这对艾德来说意味着要溺水身亡了。

我从蒿草里回过身来看向海边，我看见艾德小小的脑袋，他的脸上涂着迷彩，红色的头发掺满沙子，他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掺杂着的恐惧令我无法呼吸。

谎言13：

我是最不受待见的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权利才能够下笔书写其兄弟姐妹的故事呢？

下面的故事你永远无法从我兄弟们的嘴里听到。

接下来我所写的内容与他们记忆中的会有很大出入。因为我们年龄、体型、情绪和性格不尽相同，所以即使是同一件事，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有很大差别。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手足四人对同一件事里谁受的委屈最大、谁尝到了甜头也都各执一词。我们每个人构建的记忆都是自己最易接受的。心理学家多萝西·罗威认为我们所记住的不是发生的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解读。

一脑一世界，我看事情的角度和我的兄弟们断然不会一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创造了不同的脑内世界。一位柏林的验光师得知我有驾照很是震惊，因为我患有弱视，更准确地说是一只眼睛弱视。为了弥补我视力的不协调，我的大脑帮我省了一半的视觉输入，这导致我无法对深度做出估量，也就是说，我根本无法准确把车停入车位。

我对于生活的体验与我的兄弟们也不同。我们几个出生时间不同，性别不同，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也不同，看待自己长大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也就必然不同，所以我们的记忆经常会出现打架的情况。前面讲到的那只从塑料桨轮船上坠入浴缸溺亡的老鼠就是一个例子。或许艾德目睹了，又或者是埃德里安，也可能根本没有目击者。我假装自己记得老鼠溺亡时的场景，毕竟肖恩讲这个故事都快讲烂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的记忆中真没有一只老鼠垂死挣扎的画面，毕竟死亡是很难直面的。

一项近来的研究发现，人们在构建自己孩童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记忆时，有53%的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文化修养程度上有分歧，21%的兄弟姐妹对母亲的辛劳程度看法不一。

关于我的母亲是否工作过，我曾经询问过我的兄弟们。因为埃德里安和我没什么联系，所以我没有向他咨询。肖恩发短信回复道：“有的，之前有做过秘书（原话如此）[　原文为“sectary [sic]”。“sectary”是英文“secretary”（秘书）的误拼。[sic]则表明该拼写错误来自肖恩的原短信，未经过改动。]，就是这一类的工作。”艾德同样表示母亲工作过，并罗列了很多志愿岗位上秘书性质的工作，比如儿童权益专家组、大学附属幼儿园和难民援助。几小时后他又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补充道：“她还经营着一个不大的私人精神病院，她的时间真是充裕。”

我们在看待事情时，如果能把做事动机考虑进来就再好不过了。哲学家清楚地界定了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真诚。一个人要是心怀真诚，那么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加接近真相，与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意图是一样的。在老鼠淹死这件事上，我竹筒倒豆子地说了出来，力求还原当时的真相。虽然这么说有点天真，但我希望大家能多信我一些，不然如果出现任何质疑我记忆的声音，那我的记忆可就全毁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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