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古代地理与农学（上）试读：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编委会
主编：刑春如 李穆南 竭宝峰 刘心莲副主编：王福选 魏茂峰 于武 张景丽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邢春如 杨坦然 刘阳 竭宝峰
高阶顺 于文 于武 赖伟中
于洋 徐瑶 仲艳秋 石伶俐
李国芳 刘华 刘莹 刘开宇
何力 陶世鹏 谢菁 刘柏林
孟瑞 苏海涛 赵文秋 于波
孙丽光 于泳 李穆南 高强
李明岩 王薇 王福选 宋力涛
赵翠琴 张晓峰 高蕾 杨丹
阎冬 李锦华 赵文佳 黄州
王鸣会 李秋山 宋之文 马晓波
李文 李宗坤 吴景山 田明亮
周加敢 刘俊 宋春正 邵军
隋克诚 任华文 梁昕 刘心莲
刘连旺 赵小玉 苗杰 马宁
邓四海 邓卫 于琪总编辑：宋涛 安阳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古代地理
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世界文化大规模交流融合之前，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在内，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从理论体系、科学思想和某些研究方法上，都与渊源于西方的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远在六千年前，先民已能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选择环境，规划布局居住区，在利用地形、水系、注意安全等方面已较为合理。至四千多年前，先哲根据鸟、火、虚、昴四星宿的观察，确定了一年为366天和四季。当时的人们用气候引起生物活动的规律来确定自然历法，用生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气候季节，并进而安排农业生产。《夏小正》一书即是对当时物候知识的总结。此后，《山海经》、《禹贡》、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中国古代地理研究的杰作。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是2100多年前绘制的有比例、有与现代等高线相似的山形闭合线、既准确又有立体投影感的独特地图。公元724年僧一行等人主持了世界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公元17世纪徐霞客（弘祖）集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之大成，开近代地理研究之先河，探究古地理思想卓有成就。只可惜由于历史悲剧，这一创新的萌芽一时后继无人。
20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传入中国。此后，对中国古代地理成就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牾的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地理思想在内，往往被轻蔑，甚至被嗤之为“迷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环境生态学”等出现，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变革与重大发展。在这一形势之下探讨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的地理研究方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古代东、西方的地理学思想是有明显差异的。这正如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总结的那样：“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怀博和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杨吾扬合著的《古代中西地理学思想源流新论》一文认为：“希腊、罗马的地理学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影响很大，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广泛应用。”又说：“中国先秦及以后历代地理学也吸收了《易经》、《内经》等自然哲学……使地理现象增加了条理性和关联性，效果良好，可惜近代已不复应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前言“科学和变化”时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西方的地理学从分析的角度，用抽象为各部门、各地区的办法来研究地表的状况。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司马迁为代表，则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有机性来认识天、地、生、人的关系。
“阴阳变易，生生不息”
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阴、阳互补，互不分离先秦时代的《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考阴阳原义，“阴”为云覆日，“阳”为日出；引申为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里和表等一切在一个统一体内对立或相反的事象。故在自然界中，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社会中，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依此类推。
阳代表那些与天空、男性、父亲、正面、强壮、坚硬、明亮、建设有关的事物；阴则代表与大地、女性、母亲、反面、虚弱、柔软、黑暗、破坏有关的事物，这阴阳两种彼此对立的力量互相作用而生成五气，五气再转化合成一个统一的物体，即太极。《素问·金匮真言论》举一昼夜的时间为例进行划分，则就更加具体了。“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阴中有阴，阴中有阳，阳中阴阳对立统一示意图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说明天地万物的阴阳，并不是绝对割裂的，而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在古人眼里，阴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阴阳互含，说明阴阳是互相的，阴阳作为事物对立面的关系不是绝对的，阴极阳生，阳尽阴至，在对立中达到平衡，且两者是可以转化的，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就是这个意思。阳代表着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则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一般说来，凡是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的、亢进的等，统属于阳的范畴；凡是沉静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冷的、衰减的等，统属于阴的范畴。阴阳范畴《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世间万物的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一个，就是阴阳互补的宇宙规律。由于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渗透，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互为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从而构成客观世界的动态平衡。阴阳相交，生生不息《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万物由阴、阳结合而生成。阴阳是生命的本源，是“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神明”不是鬼神而是精神。《黄帝内经》的《素问》进一步解释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阴、阳，有生气和活力，所以空中的大气才会呼呼流动以成风，草木才能欣欣向荣而生长。天地间有风、寒、热、湿、燥这些无形的元气，有金、木、水、火、土这些有形的物质。“气”和“形”相交，就生化成色彩缤纷、丰富多彩的万事万物了。总之，“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万物并至。”从那一望无际的太空，到运转不息的日月、星辰；从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季节变化到生生不息的动物、植物，其生命的源泉都是阴、阳的“幽显既位”。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而谓与。”
阴阳相推、刚柔相摩、动静相继即宇宙生生不息的变易。这种观念，孔子、老庄已倡其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它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变所适，形成日新月异的变化。即“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最能体现《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即“生动”和“生气”两个观念也是地理学的思想。“生动”是地理环境景观的外部形象。“生气”也即气韵，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生动”一词又可分开来解释，“生”即生长，“动”即运动，生长不能脱离运动，有运动才有生长，它必须具有如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的运动感，纵横挥洒或流动飘逸的机无滞碍的流动感，或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或如“流电激空，惊飙戾天”。均衡、对称、和谐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他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阴、阳结合则为太极。它是生命的种子。《易经》里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补依存，具有均衡、和谐、对称、协调的机制。“《易》以天地为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其意思是：《易》客观而严密地反映了天地构成和运动变化的道理。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且借它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探知其中或幽或明的奥秘，追溯事物的起始，跟踪其发展的轨迹，直至终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思想，就是以此为源发展起来的。因此，阴阳变异、生生不息是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大地活体、经络、穴位、循环说
渊源于西方的地学观念认为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只有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才是有生命的有机界。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风水地理思想与此不同。不仅认为人和生物有生命，而且认为天、地、生、人各大系统之间组成一个整体性的大自然也是有循环、轮回、有新陈代谢的系统。同时，把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例如，一套住宅、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都城，甚至整个大地，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活体。在这独特的地理思想之下，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这个“万物”包含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它们组成一个活体。
中国古代的地理观念认为：这个活体“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宋代蔡元定的《发微论》则把构成大地的四种主要元素直接与人体类比，说：“水则人身之血，故为太柔；火则人身之气，故为太刚；土则人身之肉，故为少柔；石则人身之骨，故为少刚。合水火土石而为地；犹合精气骨肉而为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二理也。”唐代章贡、卜应天的《雪心赋》说：“体赋于人者，有百骸九窍。形著于地者，有万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隐或显。胎息孕育，神变之无穷。”
其次，古代地理思想中的“大地有机”自然观，还表达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认为：“人有360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366，副日数也；大节12分，副月数也；内有5脏，副五行数也；外有4肢，副四时（季）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他又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因此，“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道之大源出于天。”这样，“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中国古人就这样从自身去推测宇宙。《周易》，中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也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大地经络学说，产生于远古，其后不断与中医经络学说互相渗透、彼此促进。
1.生气沿经络而运行
中国古代认为：大地是一个有新陈代谢与循环活动的活体。大地内部的各部分之间是通过类似人体内的经络互相贯通的。郭璞《葬书》中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有止。’”大地内部有生气，生气是阴阳结合之果小。“生气发而生万物。”生气聚集流出地表的出口就是穴位。“生气”是沿大地的经络而运行的。
在天地人体之中，经络主运血气。《灵枢·脉度》说：“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为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这里还把气血运行与自然界的水流和日月的运行现象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论点。当时把“血气”视为生命的主要特征。《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因此，大地血脉是否流通，是该地是否有生气的具体表现。地表水和地下水是天地的津液。《黄帝内经》认为“气”这个真灵，不仅弥漫于空间，也存在于地下。它们通过大地经络把大地山河联系成像人一样的整体。“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气之生石，犹人筋络而生爪牙也。”生气沿着山脉走向流动，遇到丘陵、山冈，生气就会高起；到了凹地之内，生气就会下降。这正是《易传》中所说的“山泽通气”。
2.生气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经络者，所以决死生、起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大地经络中的生气流动“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它“常营无已，周而复始。”生气在地下，其活动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经脉者十二，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气各异。”“盈天地皆气也，而行乎山、适乎水，有升降变化之机”（《黄帝内经》）这是和季节、日月相应的。
穴位是大地的“元窍”。《地理辩证疏》中说：“夫地，静物也；水，动物也。水之所止，即是地脉所钟。一动一静之间，阴阳交媾，雌雄牝牡化育万物之源，所谓元窍相通也。”穴位是大地的生气通过龙脉（经络）出露于地表的孔道和藏蓄生气的地方。它是大地生气通过经络通达于地表的特殊部位。穴位是大地阴阳交媾与胎息的地方。“胎息孕育，神变无穷；生旺休囚，机运行而不息。”“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而后成形。是以认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天门必开，山水其来。地户必闭，山水其回。” “穴居其中，不居其旁。”
3.人体穴位多源于大地穴位
据《黄帝灵枢经》和《针灸大成》上的穴位，可以看出，人体穴位的名称，多来自山川、丘陵、河谷的名称。如：海（照海、小海）、河（四渎）、溪（太溪、后溪）、沟（支沟）、地（地仓）、井（天井）、泉（涌泉、阳陵泉、阴陵泉）、池（阳池、曲池）、泽（尺泽、少泽），渊（太渊）、渚（中渚）、山（承山、昆仑），丘（商丘、丘墟），陵（大陵、下陵），谷（合谷、然谷）等。
4.天地阴阳与循环《庄子》认为字宙之中，形之最大者为天地，气之最大者为阴阳。“大明之上”是“至阳之原”，“窈冥之门”是“至阴之原”。“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而有万物。人亦“受气于阴阳”，“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正由于此，人体内部作为一个小宇宙，也有阴阳二气，为人应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她和大自然一样，阴阳变易，生生不息。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为其周有“生气”。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前340年～前278）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气循环的思想。晋郭璞（276～324）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
什么是“气”？《黄帝内经》中说：气是“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郭璞《葬经》认为气是阴、阳的结合体，成为风。升为云、降为雨，到了地中就成为“生气”。它最初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气”是人们想象中最稀薄的物体，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是一种微粒流，它或轻或重，或清或浊。轻浮为阳，重浊为阴。“气”又酷似物理学中的磁场。“生气”由阴、阳交感生成，是使万物形成生命的活跃因素。它是一种生命“场”，在机体内起到能量和力量的作用。由于这生气场的存在，地球表层所发生的变化，是会相互感应的。当着铜山西崩之时，灵钟在遥远的东方也能感应。这在当今地震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地球表层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在郭璞的地理观念中，阴、阳、风、雨循环变化都受生气场的控制，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
此后，明代状元杨慎（1488～1568）也进一步解释了水气循环的原理。他说：“余谓，水由气而生，亦由气而减，今以气嘘物则得水，又以气吹水则干，由一滴可知其大也。……又庄子云：日之过河也有损焉。风之过河也有损焉。风日皆能损水，但甚微而人不觉，若暴衣于日中，标湿于风际，则立可验此，随时而消息也。”（明·杨慎：《总纂升庵全集》，卷217，第8册，郑宝琛辑本）
他明确地指出水的蒸发作用，是东流不溢的原因，解决了水、气循环的问题。
在明末清初，出现了《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它附于《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一书。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研究，此图“对太阳辐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作了形象化的生动表示。它说明了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说明水汽上升，成云致雨，流湿地面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明代朱谋1615年在《水经注笺序》中说：“夫水在天地间，犹乎世之货财也，发源名山，流成江河，趋为四海，蕴为云气，还雨天下，以浸润万物”，他说明了水气循环的过程。
由于有了循环，更产生了“和谐”。“和谐”就是指的多样统广和有序运动。我国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他认为物质世界之美，根本不需要人去加工、去刻意雕凿，去“言”、“议”、“说”，万物本身就有一种自然之美。比如百花齐放、彩蝶纷飞无疑是美的，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花朵及蝶翅的形成有严格的造型规律：其图案线条的对称非常和谐，色彩浓淡的转换配置非常柔和，它们几何学意义上的造型的精确性常令数学家惊叹不已。其他如冰雪的结晶、彩虹的曲率、树叶的叶脉、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以至人体的四肢，都具有精确的几何造型的规律。近代物理学家发现天体的运行和原子的构造以至许多数学物理公式都是非常和谐有序而又简洁匀称的，难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数学是这个世界之美的原型。”所有这些形式规律都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但它们很美。因此，《易经》的易变和不易、简易的统一，即“循环”与“和谐”既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美的规律。
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一由阴、阳结合而构成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英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总结说：“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宇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东、西方地理科学思想的这一基本差异为世界上不少学者所共识。19世纪英国的伊特尔比较了东、西方的科学思想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思想是“一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的物体之中，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体。”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以拆零为技巧、微观分析的定量研究，这种研究必须把宇宙分割成互不相关的各种科学领域，它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肢解了宇宙的整体性而在一些方面显出不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说：“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而向《易经》求教。”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则发现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太极八卦非常相似，从而对《易经》表示赞赏。所以《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了获得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我们还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条分理析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宇宙和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
中华文化的伟大，也在于她科学思想的广博、深厚与细密。她作为东方科学文化体系，与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演变到今天欧美的西方科学文化体系，长期交光互影、互相渗透而又各自独立发展，并不逊色。只是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在科学上比西方落后了。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科学？英国李约瑟博士说：“至于远东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被云雾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然而，中国古代从天文、历法、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生物、建筑、陶瓷、冶金、医学、农学一直到“四大发明”的伟大成就，都硕果累累，灿如繁星。这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近几年来，前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大力提倡“建立现代地理科学系统”，号召要研究“天、地、生、人的相互关系”，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些精辟的见解，揭示了现代地理科学应走把握整体，从细致分科到在更高层次上向综合化回归的研究道路。这是当前地理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更高阶段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
生气与藏风、得水说
中国古代的地理观认为，茫茫宇宙是运动变化、至大无极、至微无穷、奥妙无比的活体。“气”是贯穿这个活体始终的东西。它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而囊括四海。郭璞《葬经》说：“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又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所以，“气”是贯穿风水始终的核心思考。《青囊海角经》说：“宇宙有大关会，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地运有推移，天气从之。天应有转徙，而地气应之。天气动于上，而人为应之，人为动于下而天气从之。”
自晋代郭璞《葬经》之后，“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古代地理活动都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所谓“乘气”、“聚气”、“顺气”、“界气”……“凡着地……总以气为主”。它要求人的小宇宙之气必须同周围环境的大宇宙之气相协调、相统一，秉乘天地之气而大有作为，这是中国地理观的最基本的要点。因而，古代地理特别忌讳“死气”、“煞气”、“泄气”、“漏气”，认为这会带来恶运，放跑财源，乃至导致疾病。
大地的生气，也就是人体的精气。有了精气才会有生命。有生命然后才有人类的思想和智慧。人类的精神活动由生气派生出来。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又有种种差别，如有“生气”、“煞气”等。《黄帝宅经》说“故福德之方，勤依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其位，即修令清洁阔厚，即一家获安。”相反，“凡修筑建造，土气所冲之方，即有灾殃。”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晏联逵《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而谓与。”唐代章贡等《雪心赋》（清康熙刊本）开篇说：“盖闻天开地辟，山峙川流。二气妙运于其间，一理并行而不悖。气当观其融结，理必达于精微。由智士之讲求，岂愚夫之臆度。体赋于人者，有百骸九窍，形著于地者，有万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隐或显，胎息孕育，神变无穷。生旺休囚，机运行而不息。地灵人杰，气化形生。孰云微妙而难明？谁谓茫昧而不信。”
大地的生命源于阴、阳二气的互补作用。
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他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老子把“道、天、地、人”视为“域中四大”系统。其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机理；“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以及大气与天空；“地”是地理环境；“人”是人类及其社会；“自然”是自然规律。其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要适应地理环境，人虽然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同时人又独立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有其本身发生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它又受天体运行的支配。天、地、生、人都有其内在的机理，最终都要服从于运动不息的自然规律。他们“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各自的层次中，不同的轨迹上周而复始地永恒运动着。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气循环的思想。晋郭璞（276—324）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
气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气“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它“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它“不依形而立，不持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万物一气，气随万物而见其形。气可以是神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气于体内则需吐故纳新，炼而聚之。人的寿夭、善恶、贫富、贵贱、尊卑都与气相联系。古代地理思想还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著而神，神著而形。”气能“升降磨荡、聚散屈伸。”
古代地理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生气的聚集，人的智慧、精神是精气的聚集。所以要通过自我修养和改善聚气的环境来采天地之精气，并以此来达到自我完善和个人成长。人通过采天地的精气和自我修养以达到健康、长寿。古人以具伟大人格的先贤为例，说：“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大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
地理中的生气思想，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领域，也曾被苏辙用于人才与文学的评论。
如何才能采气？如何才能养气？苏辙以自己成长的体验来说明。他说：“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与游者，不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川可以登览以自广。”
这是地理原则中“大山大河则应其大，小川小河则应其小”的法则。囿于见闻，纵虽勤劳刻苦也难成大器。19岁的苏辙“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
苏辙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体验到“尽天下之大观”、“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才能尽采天下精灵之气，完成青年人成长的自身修养。中国古代地理观念认为“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需气以生者也。”气的大小，气的清浊和品质会滋养、熏陶人的生命、灵气、精神与思想品格，也与人的聪明智慧有关，即“地灵人杰”。所以，古人将采补生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作为人生自我修养的主要途径。地理思想认为：“人本五气之融结，骨肉是五气之清浊，魂魄是五气之变化，生死是五气之运动”。“五气”就是古代人们认为的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人体是个活体，他和四季之气也有关联。春气通肝，夏气通心，秋气通肺，冬气通肾。春夏养阳气；秋冬养阴气。天地、环境、四季的气，又会感染人。“故福德之方，勤依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其位，即修令清洁阔厚，即一家获安，荣华富贵。”“修筑建造，土气所冲之方，即有灾殃。宜禳之。”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的时尚文风潮流也由“气”而成风格。范仲淹说：“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三代，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唯圣人质文相救，故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而君子忧！”另有学者论及文风也说：“某闻仁义之涂，诗书之府，有气也。泠然而清、炜然有光，璀璨而徜洋。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认为，天、地、人之间由“气”相感而连贯。“气不自成，必依脉而立；脉不自为，必因气而成。”“气乘风则散，遇水界止。”因此，古人要努力去找寻、构建、培育“藏风得水”的聚气的地理环境与场所。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蒙发的时代久远，从考古发掘的证据“天人合一”，即地下、天上共同的青龙白虎已经有6400多年了。其构思独特，内容博大。“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地合谐”等是其核心理论之一。
中国古代天才的地理思想是偏长于对大地整体作一有机的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法天象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这种体察的领悟与思考。地理思维的交点，在于天、地、人三者，即“三才”间共同一贯的联系与道理。这种宇宙人生的心性探密可称之为“天人合一”说。它大概有以下内容。人的心性与天地感应相通
天、地、人是“三才”，为一有机整体。《吕氏春秋·情欲》说“人与天地同”。人能参天地、效法天地。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气动于上而人的心性行止应之。因此，有天理则有地理，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人一理”。《史记·乐书》也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又说：“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博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旋象风雨。”“夫歌者，直已而陈德，动已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这是天人相通，如影之随形。这表现出“天人一理”，“循天理诚为地理之根。”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理一体。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地方是相类相通的。人的秉性，来自天赋。上应天星
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上的星变会引起地下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动和人类心理、生理的变动。天上的星座，对应地下的州域。如，《青囊经》说：“天上有五星，地下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地行于地，形丽于天。天有象，地有形。”人类社会的思维、心性与结构，源于自然。《周易》说：“易以天地为准。”并于地理观念中进一步发挥，认为地表的山川、州域与天上不同区位的星体相对应。例如天上东有苍龙在九天，谓之苍天；其下有东岳。天上北有玄武为玄天，其下有北岳。天上南有朱雀为炎天，地下有南岳。天上西有白虎为昊天，其下有西岳。天上中有北极为均天，地下即为中岳。天上有天河天汉，地下即有长江、黄河。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下即有垣局以造王城，有分土以域九州。古代将天空星座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称作五宫。中央是中宫，包括三垣：上垣太微垣，即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中垣紫微垣，即北极周围，包括在我国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地理纬度约三十六度）常见不没的天区。下垣天市垣，即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宿等以北的天区。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界限出这三个天区的范围，它们好像是围墙，故称垣。三垣中，紫微垣是天空的中心，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人间天子居住的宫殿也叫紫微宫，紫禁城。由于这个缘故，古代堪舆家在选择国都时，地上的山川形势也要符合三垣。这种作法除了有机论自然观起一定的作用外，还有皇权天授或皇权神授的思想。《人子须知》讲，帝都乃至尊之地，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比如北京，后面燕山像天上的华盖，黄河前绕，像天上的御沟，而太行诸山在右，海中诸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左护卫，中间是中原大地，南面有秦岭、大别山为朝应，形成垣局，是非常理想的风水宝地。《史记·天官书》也将天空的星座与人间的帝王、宫妃、藩臣紧密相联，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
天上的星座与地下的州域相对应，即上应天星。书中又说：“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洛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地下的都城就是天上的“帝车”。它行驶着帝王的权力，运行于中枢，控制着四方，掌握着地下的阴、阳、节气与万物的生化与生克。所以都城是中枢。书中又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因此，城市特别是国都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布局都充分体现了这种“上应天星”的思想。“法天象地”是古都的重要文化特征。紫禁城的颜色也是象征紫微星。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并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叫做“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都城与国家是这个机体的反映。所以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景观生态系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种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秦都设计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记载：（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文中的“天极”、“阁道”、“营室”、“端门”、“紫宫”、“天汉”、“牵牛”均是天象星宿的名称。于是秦都咸阳的布局呈现出一副壮丽而浪漫的景色；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势，营造殿宇，宫门四达，以咸阳城为中心，建造象征“天帝常居”的“紫微宫”；渭水自西向东横穿都城，恰似银河亘空而过；而横桥与“阁道”相映，把渭水南北宫阙林苑连为一体，像“鹊桥”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建阿房以像“离宫”，天下分三十六郡又似群星灿烂，拱卫北极咸阳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结构确实成了天体运行的缩影。每年十月，天象恰与咸阳城的布局完全吻合。此时天上的“银河”与地下的渭水相互重叠，“离宫”与阿房宫同经呼应，“阁道”与经由横桥通达阿房前殿的复道交相辉映，使人置身于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秦朝就是以十月这个天地吻合的吉兆作为岁首的。
代信宫而起象征天极的阿房宫，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朝宫，帝王朝会、庆典、决事都在这里举行。“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西三桥镇南，夯土迤逦不绝，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宏伟。不仅宫苑如此，陵墓亦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象天汉银河；下百物阜就，以象地上万物。”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缩影。
秦都这与天同构的宏图，充分显示了秦帝国与日月同辉的政治气魄和博大胸怀，是王权集中的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具体反映。当年刘邦入咸阳看到秦都的壮丽情景时，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
明堂是古都不可缺少的建筑。与此一脉相承，汉代《白虎通》也记载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洲，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认为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城与明堂是个小宇宙的观念。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当时都城中的明堂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形成东方文化的城的特征。
世传文献中将“斗为帝车”的思想应用到古都建设首推《三辅黄图》。其中记录了秦始皇筑咸阳城时的经过，说：“二十七年（220）作信宫，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当时信宫的形制是象徵北极星的。“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紫宫”之称，帝王所居，秦汉及唐代皆有之。汉唐并有“紫耀门”的皇宫门名。诗人王维曾有“芙蓉阙下令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的诗句。
从天空的紫微垣到都城的紫禁城都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杰作。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天上的星空主宰着世间的人们的命运，天空也形成等级森严的王国。北极星、北斗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
古代人们还认为地下的灾变与天星的异常有关。《史记·天官书》又说：“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疫疾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
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突发进程与天星的突发性事变有关联。书中又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前232）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皆系于斗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斗为帝车图
人间世事的气运与天运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周期。《史记·天官书》接着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总之，“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天地合德、四时合序
古人云：“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宙是时间，宇是空间，在时间方面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份和十二时辰；在空间方面有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天地上下前后左右为六合。以春季配东方，夏季配南方，秋季配西方，冬季配北方，汉长安城一星座投影概念图（仿效大熊星座即把时间的四季和空间的四方配和小熊星座）合起来，成为时空合一、宇宙一体的图式。后来，又将许多事物类比于四时四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万物时空合一的图式。一个普遍的宇宙体系的理论那就是要将环境的选择、居室住宅、乡村、城镇和国都的建设与自然规律相协调。怎样协调呢？《易传·文言传》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乎人乎。
这段话的本意就是说中国古代建筑是依照宇宙理论、“宇宙的图案”去规划、设计、营造而成的。当反映到建筑设计中时，便转变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类型。
这里的“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即指天人协调一致。这是《周易》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月令图式的基调。
古代的地理思想以此为据，也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学”。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有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球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人体内的小循环是自然界大循环的缩影。大自然的地理环境是“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大自然的地理环境也是有生命的。这一基本的自然观与导源于西方科学的地理观有所不同。西方的地理学认为仅仅生物圈有生命，水圈、大气圈、岩石圈都是无机界。但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把天、地、人、生各大系统统一起来，认为它们整体上也是有生命的。既然天人是合一的，也就演化出以下风水性质：（1）统一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类社会融汇在自然界里，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人地关系上，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既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观点；也不同于“天定胜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中国古代地理观认为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同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复杂而奇妙自然经济社会规律来相互作用的。（2）和谐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和整体的和谐共处。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与富裕的必由之路。（3）对称、均衡性。按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有机体具有对称、均衡性，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对称的，两仪（阴、阳、南北二极）是对称的，其设计与布局的环境也因此要对称、均衡。如有山有水，有高有下，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四四方方对称明朗。（4）多样性和丰富性。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各种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千差万别，各有其个性。因此，具体对某地环境的选址、布局必须因地而异。
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我们的祖先自离开“猿”进入到“人”的阶段，迄今发现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是云南的“元谋人”，生活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晚期，新近研究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他们创造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居住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集体狩猎和采集的优良地理条件。他们已能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从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此后，中更新世的蓝田人，晚更新世的北京人，经常活动的地域都较前广阔。尤其是北京人，选择居住的地方已相当考究。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原是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宽而浅，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以北山间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众多，又恰当森林与草原、水产与陆地动植物交汇之处，为北京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保存至今的文化遗物来推测当时居住环境，可以窥测他们感性的地理知识，已较前丰富了一些。择山洞而居，夏防洪水、暑热，冬避风寒。火可熟食御寒，并给阴暗潮湿的洞穴带来光明和温暖。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年月，约占据了人类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
至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使用较精制的磨制石器、骨针、穿孔的海蚶壳等。这种海蚶壳只有在海岸才出产，证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及海边。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和定居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经营种植业、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野生果实。人们已能选择有利地形用以进行种植业生产。村落也出现了，内部还有一定布局。西安半坡村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就区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遗址中，仅居住区面积就达3万多平方米。
距今6000年前有一项伟大工程，这就是围绕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的大壕沟及贯穿遗址中心的一条东西沟道。
环绕村落的大壕沟，是一条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公社成员的安全而作的防御工程，有如古代的城墙或城壕的作用。壕沟规模相当大。平面呈南北长不规则的圆形，全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上宽下窄，像现在的水渠一样。靠居住区一边的沟沿高出对面沟沿约1米，这是挖沟时将掘出的土堆积在内口沿形成的，起加强防卫的作用。
穿过村落中心的一条沟道，把居住区分成南北两半，沟道中间偏东处有一缺口，缺口中间是一个家畜圈栏。沟的长度除去已破坏的，现长53米，深、宽平均各1.8米。其用途可能是区分两个不同氏族的界线。
上述两条大沟合共全长350多米，深宽各取平均值计算，总计土方11700多立方米。假如以今一人每天用铁锄、铁锨挖土2. 5立方米计算，则这两条沟道需时4680天，以百人计，则需时一年零两个多月；若以每辆卡车装土3立方米计算，则可装3590多辆。可以想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
半圆形的壕沟和其下的流水在居民区的东南组成一个两水相交的“合口”。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为大河文化的先兆。《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采集食物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到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时期，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这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山脉。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浐河里流着清澈的河水。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这个遗址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已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半坡人已能确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如墓坑与墓葬的方向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区以北。他们一定是有了确定方向的方法。日出东、日落西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临潼姜塞遗址约5.5万平方米，居住区中心为大广场，周围地势稍高，分布着一群群建筑群，每组建筑群又以一大型房屋为主，所有房屋门朝广场。居住区周围挖有深、宽各2米的壕沟，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
我国的先民在卜基选址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选址得当会给生活带来吉祥，选址布局不当会给自身带来祸殃。卜基的方法和仪式虽和周易预测的方法有关，仪式和卜辞的语言也表明了受“上天”的启示，可是内容和过程确是与实地考察、观察地形、“尝水相土”以及地理调查和测量有关。选址注意“藏风得水”、布局注意风、气、水、土、向，在畜牧、农耕、安全、交通等方面有了精细的考察与选择。
黄河航运的萌芽也反映了当时的地理水平。
在三门峡河心的鬼门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时期的陶片和石斧。在相近的张公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和殷代的文化堆积物。“说明那些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两个石岛都在黄河激流之中，只有在枯水的时期，才能通过干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且面积很小”。因此，考古学家们曾推断“这两个小岛在商代以前曾与陆地连接在一起。由于黄河急流不断地冲刷侵蚀等原因，后来才把它们和陆地切开，成为孤立在黄河中心的岛屿”。这两个处于黄河水中的小岛，按照地形来看当时的人类居住在上面不仅交通不方便，若没有船、筏渡河则不可能有衣食来源。因此，若小岛在仰韶、龙山、殷商时代就已存在，其遗物完全可以作为当时黄河已通船、筏的佐证。甲骨卜辞中已有“三门”这一地名，如《殷契粹编》第七十三片有“岳于、于三门，于南单”。郭沫若释“”为“楚丘”；南单为鹿台。如此则商代三门峡已有航船无疑。退一步说，当时此二岛若还在黄河岸边，与陆地相连，那么先民们为什么要选择此生活条件并不方便的岸边孤山来居住，这也有可能与当时黄河航运有关。所以史念海先生研究说：“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当三门峡水库未兴建时，峡旁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对这个地方这样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和当时黄河上的交通有关？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据《水经注》载：“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乾鉴之，故破山以通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三门矣。”据此说，则其先民的文化遗迹是和那时的凿河通流的黄河航运活动有关。现在除了当时利用黄河航运这一理由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圆满的答案。
另外，我国先仰韶时期、仰韶日期和龙山时期大量的文化遗迹密集地分布在古黄河的中游岸边。从三门峡、孟津、武陟、汲县、淇县一直到安阳一带都绵延不断。同时，也密集地分布在黄河的支流如渭水、洛水、泾水、无定河两岸。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先民们优先选择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作为生活和居住的地点。史念海先生认为：“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来从事互相三门峡形势图（据三门峡漕运遗迹）交往。而这众多水边聚落的选择，是否与水上交通有关也是可能的。”史先生还认为：“五帝肘期，从渭河入黄河（小北干流），再东分出济水，相互衔接，构成东西一条主轴线，是远古交通要道。”《易经·系辞》里记载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水上，象征着筏与船。黄帝及其部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在黄河流域。如果当时有了舟楫，则是黄河航运的先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共鼓，货狄作舟”，也与黄河航运有关。
上述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记载十分吻合，例如：《史记·河渠书》载：夏代大禹治水，禹凿龙门，当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这里的“载舟”，当指黄河行船。《越绝书》也记载说：大禹时“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水经注》也说：“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并引《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这一附近还存有仰韶文化的遗址。《山海经》记载：“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而颛顼所在的地方是今河南濮阳，是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与黄河通航有关。这些古代传说的文献记载，又基本上与考古发现的事实相吻合，证明了它仍有一定的可靠性。龙山时期遗址分布图
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为黄河中游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远及甘青交界地区、河套一带、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是当时地理视野的基础。
莒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灰陶上，刻有“”字，即今“旦”字。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描绘太阳、云气和山冈。这也许是与日出的祭祀活动有关，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与水平。
到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地理知识更有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已经出现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它是层层加土，夯筑而成。周长约2公里，平均厚度约9米，高约6米，城内略呈矩形。安阳后岗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围墙遗迹，都是中国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这时农业发达，地理知识明显地有了进步。发明凿井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使人们可以居住到远离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利用水源、发展生产又向前进了一步。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域更广，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辽东半岛等地，都有分布。这个范围与夏朝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代（前21世纪～前16世纪）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存在了600多年。这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的积累，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批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出现，又使得文字形成、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发展。地理知识也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过去漫长的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远在夏代，我国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使用了青铜器，精神意识上占卜之风盛行。传说中夏代曾发生特大洪水，部落联盟举鲧治水，失败了。由儿子禹继父业，成功了。《史记·夏本纪》载：禹曾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从此记录看来，因为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扩大了地理视野，并促进了测量和制图学的发展。“准”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和“矩”都是绘画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用它测量人们不便直接到达的地方。夏代人们活动区域，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芒“东狩于大海，获大鱼”，从今山西一直到达东海，都有夏人的足迹。经常的活动，形成地理观念，表现在当时先进的冶铸工艺上。《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据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升庵）研究：“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皆一一书焉。”
由于农业的进步，需要掌握一年之中的季节变化、日照强弱、气温高低、雨量变化等情况，于是物候和历法的知识就高度发展起来。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需要创立的长时间的计时系统。它利用与生产密切有关的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作为天然计时的尺度。它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系统的认识水平的集中体现。相传在帝尧时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已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东、南、西、北不同地理位置的星象、气候、动物状况等。《尚书·尧典》很可能成书于周代，其中记述的内容资料有相当是反映夏商的情况。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北京附近），观察鸟、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