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应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炜民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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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应用试读：

从严格意义上说，《周易》并不是“一本书”。戴静山就曾说它是“一部丛书”，它由“易经”和“易传”组成，即经传两部分。经部主要载述卦爻辞，分上下两经；传部辅助理解经文，共七种十篇，古人称为“十翼”，即经部讲卦说经，传部解卦传经。它的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载：“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一般认为作者有三位：上古伏羲因“河出图，洛出书”，龙马负图，又“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中古周文王囚羑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初具占筮规模；下古孔子及传人添加“十翼”，经过几千年无数代人的探索，《周易》最终形成。其书名也很复杂，“周”既包含周而至备，无所不包，即“周普”之义；又暗示作卜辞之说起于岐周之初。“易”可表示为以繁着易，或是统摄真理之“万古不易”之义，还具有周流变易的内涵。《周易》分经传两部分，经部分上下两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以乾坤两卦统摄宇宙万物，尤以乾为首，其中乾坤坎离四卦在上经中，巽震艮兑四卦在下经里。每卦有自己的符号和名称，卦的基本组成元素是“爻”，爻分为阳爻、阴爻，阳爻用“”表示，阴爻用“”表示。易卦分八卦、六十四卦两种，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又称为经卦，八卦由三个爻组成；六十四卦由六个爻组成，是由两个八卦重叠而成，其中，下面三爻叫下卦，即下经卦、内卦、下体、主卦；上面三爻叫上卦，即上经卦、外卦、上体、客卦。如否卦，下卦为八卦的坤卦，上卦为八卦的乾卦。一般占筮要用六十四卦，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八八得六十四之数，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每卦中有卦名、卦辞、爻名、爻辞。卦名即易卦的名称，是对卦爻辞的高度概括，如乾、坤、屯、蒙、需等，共有六十四卦名。卦辞即说明卦义的文辞，概述一卦的含义，如乾卦中为：“元、亨、利、贞”，共有六十四条卦辞。爻名是指每卦中六个爻的具体名称，爻名都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字表明位置，自下而上，依次叫初、二、三、四、五、上；另一个字区别性质，若为“”则为阳性，记作“九”，若为“”，则为阴性，记作“六”。如乾卦，爻名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上九。至于为何要用数字“六”、“九”来分别阴阳，可能取法于“大衍之数”揲蓍法，大衍之数揲扐结果为六、七、八、九，“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因为乾坤两卦中各有一用爻，分别是“用九”、“用六”。“用”即通、过之意，所以共有三百八十六个爻名。爻辞说明每一爻的含义，它是组成合卦内容的主要部分，也是其作为占筮书的重要凭证之一。如十六豫卦中：“初六，鸣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终目，贞吉……”按其卦辞推测吉凶，加上两个用爻辞，共有三百八十六个这样的爻辞。这就是《周易》经部的主要内容了。作为一本占筮书，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经书去占筮问卦。《系辞》记载：“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再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以成卦，八卦而小成。”按此即成一卦，具体如何占卦书中会有详述。一本成熟的占筮书至此形成，但它又是如何上升为一部煌煌的思想巨著，这便要讲到《周易》传部了。《易传》又称“十翼”，意为辅助、说明。共十篇七种，分别为《系辞》上下篇、《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上下《彖》、大小《象》、《文言》这五篇散现于经部中，作为对经文的直接诠释和解答。《彖》只解释卦义，不涉及爻义，包括解释卦名、卦象、卦辞。《象》解释卦象、爻象，解释卦象的为《大象》，解释爻象的为《小象》。《大象》共有六十四条，每条分两句，前一句通过分析卦象解释卦名，后一句讲“君子”等观象而得到的启示。如：《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取天为象，含义便是健。《文言》只是对乾坤二卦进行解释，因为乾坤卦分别为纯阳至阴，为易之门户，所以特“文饰乾、坤两卦之言”，它是对乾坤二卦卦爻辞的细致阐释，注重发挥其微言大义。剩下五篇附于经文后面，全面介绍了《周易》的创作背景、占筮原理、哲学思想等要旨，是对《周易》思想的演化和拓展。《系辞》分上下两篇，是对《易经》的通论，不仅综述占筮大义，而且诠释了卦爻辞的思想内涵，阐发了《易经》的基本原理。《说卦》解说八卦的性质、功能、取象特征及所取物象。《序卦》解答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这十篇论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在不破坏卦爻符号、卦爻辞的神圣性与神秘性的前提下，从象数、义理等方面来阐发其意蕴，并且能够突破愚昧迷信色彩，注入辩证法等丰富的哲学理念，对《周易》的发扬光大功不可没。由此，《易经》从巫术转变为哲学，从迷信转变为理性，成为一部旷世奇书。《周易》是一本探求宇宙真理的书。它认为宇宙最初并非是上帝推了一把，而是“易有太极”，太极才是万物的源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间，元气混而为一”，是宇宙最初浑然一体的元气，阴阳二气混合未分的状态。《系辞》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可理解为太极，由一元的道又产生出阴阳二象，一阴一阳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生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此四象，李鼎祚《周易集解》中说：“四象，四时也，……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易学启蒙》中曰：“四象之上，合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由此四象生八卦，八卦即乾、坤、坎、离、巽、震、兑、艮，代表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这在《说卦》中详陈繁备，无须赘言。《系辞》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又有包牺氏“近取观身，远取观物，五十始作八卦……”八卦已变幻无穷，但有欠精细工巧，于是两相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引证世间万事万物，象征着天下各种各样的现象以及不同的因应之道，而且层层演进，以至无穷。更加说明了《周易》的博大精深。作为最初是为了指导百姓从事农事耕渔之书，它十分注重“位”的概念。《系辞》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而在太极八卦图中，定位为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乾西北、坎北、艮东北，另有天地卦位、六十四卦方位、爻位等，这方面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天文、地理、医药、堪舆、气象、水文等科学知识。《周易》还触及道德层面。太极为天道，为宇宙奥妙之所在，两极引入人伦。孔子曰：“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将其应用于人事上，推天道以明人事，引导社会和谐。因此它又十分重视“卦时”的利用。卦时，即易卦所处的时位、时机，每卦卦义的特定背景。它主张趋时、顺时，顺时则吉，失时则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这种时宜观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后世的哲学思想，比如重视“天时”，讲究顺应时势，事随时易等。又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丰》）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了“与时偕行”的观念，也就是要与时俱进，对我国民族性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还有卦序的提出让我们认识到礼义廉耻、长幼尊卑；“时中”思想的阐述宣传了人的伦常美德，为孔孟儒家与老庄道家所共有，丰富了后世各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内涵；而“太和”的最高价值理念，更是兼通古今中外，成为被世界认同的最高价值理念。

道德层面的延伸还是要立足于《周易》本身的性质，宋儒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明确说道：“《易》本卜筮之书。”义理的发掘离不开对象数的了解。《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是最早关于象数的记载。杜预注曰：“言龟以象示，益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孔颖达《左传正义》云：“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为卦，是筮以阴阳蓍策之数而告人也。凡是动植飞走之物，物既生讫而后有其形象；既为形象，而后滋多；滋多而后始有头数。”这里说明了《周易》的起源，并分别说明卜筮其实并不同，卜侧重五行之象，筮占侧重阴阳之数，不管怎么区分，从古至今，卜测、筮占、易图、纳音、纳甲之类的术数之学皆为象数易学的范畴，在古人心目中，世界是由“象”与“数”构成的，“象数”不仅是古人认知世界的语言，同时也是探赜索隐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便是“卜筮”，为了深刻地了解“史巫之筮”，“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还曾亲自进行筮占实验，取得“百占而七十当”的结果，并做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慨。如夫子这般儒门圣贤，正是懂得脱离象数而空谈“仁义礼智”的“义理”，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古代易学殿军人物尚秉和总结自己的治易经验时说：“未学易，先学筮”，说明了掌握筮法在整个易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来看，《周易》在当时就是被视为卜筮之书，才有秦火焚书时因诏令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幸免于难，汉代《周易》得以完璧示人。故朱子等人皆称：“《易》为卜筮之书。”所以，对象数易学有系统的把握，对其中涉及的易图、筮法、纳音、五行、干支等有系统的了解，学会正确运用象思维来指导筮法实践，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周易》带给我们的“天地之道”、“神明之德”，这是一件行之有效而刻不容缓的事情。

天下术数又皆出自《周易》。由《周易》衍生出成千上万种象数命理学，无一不与《周易》有关。打开这些书籍，充斥最多的依然还是阴阳、八卦、宫位、吉凶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这样说道：“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故我们可以说，掌握了《周易》，就懂得了筮法的一切规律核心。《周易·系辞上》曰：

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变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远则无所抗御，近则端正持节，包罗万象，察古识今，《周易》的动静翕辟，更体现在其所本源的筮术上，掌握了《周易》，便掌握了预测的精髓；懂得了预测之术，便扼住了生命的命脉。《周易》作为中华文化之源，思想深邃，包罗万象，堪称是代表我国几千年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序言》提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此外，还涉及历律、医学、宗教、养生等方面。就其本身而言，数千年来，研究著述卷帙浩繁，易学流派纷呈演变，《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从中梳理划分成两派六宗，两派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或者泛禅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这些学派的相互交流融合也促进了这门古老经典的不断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很多思想主张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成为民族性的一部分。它的广袤智慧即使放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也毫不逊色。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李约瑟等各个学科的西方大家都曾从中汲取了很多知识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养分，并且高度称赞《周易》对推动全人类的进步所作出的不朽贡献。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周易》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慢慢失去它普世的价值，反而因为科技的日益进步而更加焕发出生机。它不仅在其传统占筮卜测上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它融会贯通、穷知尽理的思想内涵更是促进了当代天文学、网络计算机、生物学、数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巨大进步。今天，人们又把它投入现代人际社会中，发现它对个人追求、生活质量、职场博弈、人际交往等方面也产生着巨大作用。无怪乎有人说，《周易》是21世纪人类摆脱自身困境、拯救世界的一把钥匙。

任继愈先生曾说《周易》“幽微而昭著，繁复而简明”，它是贯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汇儒道两大中华文化主流思想的枢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并且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循理尽性观；“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厚往而察来”的历史规律把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实质……使其文化内涵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不断地相互竞争、彼此融合。在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擎起《周易》这面大旗，使中华文明在激烈的竞争冲突中独树一帜。同时，《周易》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也引导我们能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接中不断学习、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消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实现保合太和、大同世界的目标。

前路任重而道远，这里，用《周易》里乾坤二卦的两句《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鼓舞我们不断奋斗……第一部分理论篇——架构于阴阳二元论基础上的中国式思想 第一章周易的诞生一、中国源文化的创始人——三圣

伏羲、周文王、孔子三位伟大的圣人在中华文化史各自开创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即所谓的“三易说”。《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在上古时代，有伏羲氏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物鸟兽万象，然后用八个卦象符号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界现象，以表示宇宙一切自然现象，这是早期的易学，即“符号易”时代。所谓“符号易”时代是表示远古先民的思想以天道自然为主。到“中古”时代，神道思想兴起，天神、地祇、人鬼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总是通过八卦六十四卦占卜的方式决断一切，因此，这一时代视为“筮数易”时代。“筮数易”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思想由天道转入人道。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心中的神道思想逐渐衰退，而人道意识开始兴起。一代“至圣先师”孔子掀起了易学革命，由其发轫，继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撰成《易传》，从此，易学进入一个新的易学时代：儒门易时代[1]。

伏羲发现了自然之根，文王感悟了自然之道，孔子阐述了自然之理。在伟大的三圣天纵英奋、努力钻研之下，在数千年的人类智慧的总结归纳之下，《周易》体系从此完善，中华文化初具雏形。人类需要反思，智慧需要追寻，人类正是要去不断发现真相而非去创造真理，故我们只有对创造如此伟大的精神财富的圣贤们升起敬畏与感恩之心，才能真正将《周易》的精华浸润到自己的血液里，为我所用，造福于社会。

这样的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与积极支持，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认为是夸大其词。其实三圣所作出的功绩与贡献大家应该有目共睹，感恩三圣不仅是为了悼念圣贤，更是希望在三圣的庇佑下我们能好好努力，《周易》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获得新生。为了加深读者对三圣为《周易》作出不朽贡献的印象，下面具体介绍三圣是如何为中华文化奠定基础的。

1．伏羲（1）伏羲其人

伏羲，又称皇羲、宓羲、太昊、庖牺、包牺、牺皇等，《史记》中称“伏牺”与神农、黄帝并称为华夏三皇，并为三皇之首。民间传说中与女娲同被尊为人类始祖。有研究称，“伏羲”来源于彝语“蛇”的称谓。彝语支民族中古时期称“乌蛮”、“白蛮”，与《说文》“南蛮蛇种”之说所记载的彝族蛇崇拜历史是相吻合的。而“伏羲”一词的语音及语义，在彝族及彝语支民族伏羲像当代的语言中还有所保留。“伏羲”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人类婚姻家庭形态，在彝族及彝语支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广泛地存在着。伏羲古名写法

对于伏羲的出生地学界颇有争议。有部分学者据《路史》，认为伏羲出生于仇夷[2]；另一些学者则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认为伏羲出生于成纪[3]。笔者认为应定阆中为是，宋代罗泌的《路史》注释：“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今阆中渝水也。”即传说中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好奇踩了雷神的脚印而怀了伏羲。伏羲氏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传说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做八卦。八卦衍生易经，开华夏文明。近代之求签或掷签，实是《周易》之简化版。因其制造八卦，人奉之为神，尊其为八卦祖师。（2）伏羲画卦《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作为《易》的基础的八卦是远古时期伏羲通过“观物取象”所创造的。历史上关于伏羲画八卦的传说流传已久。相传，远古时期，人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天气会变化，日月会运转，人会生老病死，所有这些现象，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伏羲对此也感到十分茫然，为了了解大自然这些奇怪现象，他经常环顾四方，举目六合，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移，猜想着大地寒暑、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一日，伏羲在黄河里捕鱼，捉到一只白龟，于是他挖了一个大水池，把白龟养了起来。此后某日，伏羲正在往白龟池里放食物，有人跑来说黄河里出了怪物。他来到黄河边一看，只见那怪物龙不像龙，马不像马，在水面上走来走去，如履平地。伏羲走近水边，那怪物竟然来到伏羲面前，老老实实地站那儿一动不动。伏羲仔细审视，见那怪物背上长有花纹：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薅一节蓍草梗，在一片大树叶上照着龙马背上的花纹画下来。他刚画完，龙马大叫一声腾空而起，转眼不见了。此后伏羲便整天拿着那片蓍草叶，琢磨上面的花纹，怎么也解不开其中的奥妙。这天他坐在白龟池边思考，忽听池水哗哗作响，定睛一看，白龟从水底游到他面前，两眼亮晶晶地看着他，接着向他点了三下头，脑袋往肚里一缩，卧在水边不动了。他面对白龟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渐渐地，他发现白龟盖上的花纹中间五块，周围八块，外圈儿十二块，最外圈儿二十四块，顿时心里亮堂了，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惟一阴一阳而已。于是，他用通道儿“”作阳，断道儿“”作阴，三道儿为一组进行组合，画出八种不同图案。伏羲先天八卦图

后人称伏羲八卦为伏羲先天八卦，并把八个卦形命名为乾、坤、艮、兑、震、巽、坎、离，这八个字分别象征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以三道儿为一组变化出八个图形，一阴一阳，一转一动，阴阳消长，变化万千。八卦又组成六十四卦，再加上六爻的变化，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即可推测出来。若用四道儿、五道儿等多道儿为一组就能变化出更多的卦形，以至无穷。

伏羲一画开天，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飞跃，人类从此步入了文明的纪元。伏羲八卦是中国古人特有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天、地、人的阴阳二气，既将人融于天地万物之中，同时又将万物纳入人类自己的生命体验；它既将天地万物作人性的理解，同时又将人道与天道融为一体。对这种说法，近代有学者产生了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特别是“羲皇故里”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入，天水大地湾史前遗址的发掘以及地画、彩陶文字符号和类似太极图图形的发现[4]，以及天水傅家门史前遗址早期卜骨的出土，不仅证明了伏羲时代的历史存在，而且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占筮活动就已经很盛行了，从而更加证实了“伏羲画卦”的传说是有根据的。而且伏羲“观物取象”创造八卦的思维模式是与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水平相一致的，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不是很发达，他物的诱导、启发和模仿是先民发明创造的思维源泉。伏羲观象于天，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出八卦，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属于“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

伏羲创画八卦就是“观物取象”的结果，它是与原始先民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分不开的。如原始先民狩猎、采集、冬藏和保暖等，均与时令（四时）、方位和天象等密不可分，促成先民对方位、天文知识的积累和掌握。卦则是配了空间方位和四时运行，便成卦图。因而，“四象生八卦”的四，即指自然中客观存在的四时（春夏秋冬），又指四个方位：正北（冬至）、正南（夏至）、正东（春分）、正西（秋分），即“四正”。“和八风以画八卦”，八风指“八方之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以八方之物标示出了八方的方位，先民在四个（四正）方位的基础上，更细地标出了东北（立春）、西北（立冬）、东南（立夏）、西南（立秋）四个方位，后四个方位也叫“四维”。由四到八，不仅更加精确了人类活动的空间方位，更为重要的是八个方位配以“八节”，合以“阴阳”分别开了天地万物，开启了蒙昧时代人的智慧，使人类迈入了文明时代。原始先民以八卦定方位的做法，正如有人所说的，开启了元隐喻思维。所以，“八卦”、“八象”并不是八种现象，而是“八方”的现象。八卦符号实际上是土圭测量日影时，刻画线条记数字的过程启发发明的，也很有可能是先民刻契记录天气的符号。如晴天（阳）划“”，阴雨天（阴）划“”。天气阴晴交替变化，故有阴阳变化之思维。（3）伏羲画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

伏羲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在人类早期的易卦符号基础上推演出了八卦。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17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现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1984年，一位欧洲科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八卦中的许多奥妙神奇之处，至今还正在研究和探讨之中。

伏羲八卦的天地人思维，蕴含着和谐思想的哲学理念。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产生的客观依据，正是原始先民对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认识，启发伏羲发明了先天八卦。因为原始先民把“天”作为信仰的最高、最神圣的对象，“观象于天”而天在上，“观法于地”而地在下，人居天地之间，因此便有“三级”（三才）之道而成卦。八卦以“乾坤”为天地，天地不相离，其他各卦与天地不相离，共同形成与自然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所有“卦象”也反映的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关系。这种思维在我国上古时确立，它不仅提升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较早地萌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体系，它对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自觉意义是深远的。这种中国所特有的“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模式，在文字出现后有比较多的表述。如《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帛书《周易》言“易者，合天人之道”等，都反映了《周易》的一种和谐之道。和谐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更是今天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新话题。

2．周文王周文王姬昌

周文王（前1152—前1056）姬姓，名昌。季历之子，黄帝第三十五代孙，为中古三代时周朝开国奠基者。商纣时被封为西伯侯，建国于岐山之下。对内奉行以德治国，以农为本；对外招贤纳士，延揽人才，国力日渐强大，引起商纣王朝的不安。于是商纣王将其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文王“拘而演周易”，在狱中无事可做，便潜心研究上古传下来的八卦。《博物志》说：“蓍千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文王在占卜中发现，按照原来的理论和八卦次序进行占卜，准确性不高。因为日月星辰有了新的变化，地理环境也和以前有所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只能顺应天时地利以逃避凶灾。而至文王之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提高，人们对自然万物有了新的应对方式。因此，他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利用所掌握的天文地理知识，总结发展前人易学成果，以人伦道德作为八卦的基础理论，运用类比、观察、运数等方法，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概括取象，把伏羲先天八卦推为后天八卦，演出三百八十四爻，并编著卦序、卦名、卦辞及爻辞，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全息图，成为构筑《周易》皇皇巨著的三圣之一。《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其《日者列传》载汉初人司马季主语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扬雄《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其《问明》篇亦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浸以光大，不亦孤乎？”这些都证明了古人深信文王作《易》最大的贡献便是重卦六爻，而制成六十四卦。从而将世间万象通纳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这才使《周易》形成一部包罗万象、纵横古今的全息宇宙信息预测之书。但历来学界有所疑问：为何经文中会有文王身后之事？《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这里为何又出现称颂“周公之德”？其实这并不奇怪，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曰：

所以只言三圣，不言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这里亦表明了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说“人更三圣”，但事实上《周易》却不是真正仅由三个人完成的，而是上古人民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正如《论语》亦不是孔子所作，六经并非孔子一人独立完成，但反映了孔子思想，故“系之孔子”。《周易》内涵丰富，中古时代由周文王承继伏羲氏之精华，激发其道德教化，再经武王、周公之锤炼补充，而完成中古的变革，实在不足为怪。称“世历三古”，更极言其成书之艰辛。

周文王的创新与改进为孔子作《易》奠定了基础，成为《周易》由上古专重卜筮转化为道德教化之书的标志。《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古”指的便是周文王的此次创举。《易辞传》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这就是说《周易》经文产生于殷、周之际，反映的是周文王与商纣王之事。如书中大量的卦爻辞都是行兵打仗之事，或可被一说。帛书易传《要》篇曰：“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纷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孔子的盛赞亦证明了文王制礼作乐、“讳而辟咎”的魄力雄心，也为孔子“制六经”奠定了基础。从此《易经》由上古人民的智慧结晶变成了周代卜筮与道德完美结合的集中体现，故被后世称为《周易》。

3．孔子

从周文王到孔子间的约六百年，是中国人从神道思想为主流的时代进步到以人道思想为主流的时代，孔子正是应此人道来临的大运而兴。从孔子开始，中国人正式进入靠自己的力量过生活的时代，凭借自己的思考能力去规划未来的人生。到孔子时，《连山》和《归藏》均已亡佚，只剩下《周易》了。据说孔子晚年喜欢研究《周易》，由于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像他多次翻阅竹简，把串连着书简的皮带子弄坏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孔子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就是说，让我多活几年，如果50岁时就学习《周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司马迁也说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此，《易传》（又叫《十翼》，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相传是孔子所作。（1）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其学说和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精神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然而，孔子的学说和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原典《周易》。《周易》的文化精神深刻启迪和影响了孔子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中国文化史表明，自从孔子对《周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周易》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本极为奇特的书。自汉儒学独尊开始，因孔子对儒学的开创之功，又因其有“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之举，可见孔子对《周易》的推崇，无怪乎《周易》成为儒学的群经之首。《周易》还被魏晋玄学称为“三玄”之一，被后世许多学者赞誉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

孔子对《周易》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易传》的编撰上。据《史记》载“孔子晚而喜《易》”，于是认真研读，以至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孔子曾感慨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并欣然为之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七种释解经文。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保存了伏羲至周的易学文化，并将《易》作为一支独立的学科传授弟子，再由弟子传授再传弟子，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易学传承系统。《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均系统记录了这一传承过程。

然而，北宋欧阳修所撰《易童子问》首次对孔子作“十翼”提出疑义，认为《易传》非孔子一人所为。后世学者纷纷撰文考辨，或部分否定孔子所作，或全部否定孔子所为。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才使孔子作《易传》最终得到证实。这与孔子著《春秋》的缘由很是相近。孔子之所以喜《易》、读《易》、解《易》、传《易》，是因为《易经》中沉淀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作为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代传统文化的整理者和传播者，当然对其爱不释手。其次，《易经》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其中蕴藏丰富的哲理和珍贵史料，这对“学而不厌”的孔子来说，无疑十分宝贵。最后，《易经》卦辞重德的政治思想和孔子主张德政不谋而合。正如帛书《周易》“要”篇所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一扫几千年来的迷雾，包括《论语》里和《孔子家语》里很多话也得到了证实。首先，孔子对《易》爱不释手，达到“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须臾而不敢离的地步；其次，孔子已开始将其有意识地纳入儒学体系之中，即“明数达德，仁守者而义行”等，这也就是《系辞》等十翼的创作缘由之一，同时也是《周易》成为几千年儒学尊奉的“五经之首”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开创了“儒门易”时代[5]；再次，虽然孔子有意将其作为儒学传播的媒介，但同时并不否认传统筮术，正如夫子所说：“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肯定了筮术与其殊途同归的本质内涵，且“五十以学易”，焉知不是学“筮法”，可以“无大过”本身就是建立在预测之后才能有效规避的结果。书中还有孔子筮得《贲》卦而心中不悦，认为“非吾兆也”。可见其对筮法有所了解。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李学勤先生在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夫子“晚而好易”一段放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归鲁之后，当时孔子已六十八岁，而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子贡在鲁国，所以帛书《要》篇记孔子与子贡晚年对话，合于当时的情事[6]。（2）孔子治《易》的宗旨

帛书《要》中有一段夫子的话：《尚书》多阙矣。《尚书》多于（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孔子喜《周易》，是因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这些遗言“不诡其辞”，且“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是孔子借以宣传德义、复兴礼乐的重要经典支撑，故冒着被天下人误解的风险，去细心研读《周易》。当时正处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正是拿起《周易》这本“古之遗言”，奋然担起救世的责任。《论语·微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为重建伦理纲常、道德秩序，孔子以《周易》为理论武器，重塑中华民族的礼乐教化，在《易传》的注释之下，《周易》从此又成为一本“明德寡过”之书，孔子之功大矣。

夏朝的桀和商朝的纣都相信天命。纣王认为“我生有命在天”，正是这一思想的真实体现。这些情况在甲骨文的大量卦爻辞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里不再引用和赘述。到了周代、春秋时，情况有了大的改变。文王演八卦、孔子与其弟子著《易传》时，融入大量“君主修养道德，适应天道”、“为政以德”的思想内容，这些在文王作的卦爻辞与孔子及其弟子著的《易传》里有突出的反映。如“乾”象之“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之“君子以厚德载物”、“蒙”象之“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之“君子以懿文德”、“否”象之“君子以俭德避难”、“蛊”象之“君子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之“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蹇”象之“君子以反身修德”、“升”象之“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之“君子以居贤德善俗”等。《礼记·表记》也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王所作卦爻辞、孔子及其弟子所著《易传》等，与殷商卜辞内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导下对易学思想的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王所演之八卦也好，孔子以及其弟子所著的《易传》也好，均是以画卦和著述的形式寄寓其思想的过程，因而他们对易学的贡献不单纯是将伏羲先天八卦从形式上推演到重卦六十四卦，或著述内容的增加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以德治国的人文思想，从而完成了由殷人“尊神”到周人和春秋时代的“尊礼”以及“以德配天”思想的伟大转变。“以德配天”的思想，对我国后世君王道德约束与权力规制是不言而喻的。二、周易含义

1．《周易》性质《周易》一书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从历史上看，关于《易经》的性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义理之书，即主要是讲天道及人事方面的问题。如《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这是说《易经》这本书包括了天地之道、人道等各方面的内容。《易传》之后，形成了解释《易经》的两大派，即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学派认为《易经》中的象数部分构不成其主要内容，书稿重点是以卦爻辞等来说明事理。这种情况到了南宋朱熹那里，有了不一样的说法。朱熹认为，《易经》是供占筮用的书。《朱子语类》说：“易本卜筮之书……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皆解当初之意。”朱熹的这种认识在当时颇具开创性，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东周时期，周易便具有“筮书”的性质。《易经》虽然是占筮之书，但其中仍包含了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人生真理。象数派主张通过研究象和数来了解《易经》的真实内容。

在现代，对《易经》一书性质的理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认为《易经》是一部史学著作。如胡朴安在《周易古史观》中最早提出用古史的观点来研究《易经》。这部著作认为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愚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这种观点将六十四卦看成表现了从混沌之初到周朝初年的历史发展。这一观点自问世始，历代皆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衍生发展，有学者以为《易经》反映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以晋国为中心的周代各国的人世纷争。

笔者认为，正如朱熹所说，《易经》确实本来是占筮之书。其一，《礼记·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其中前一个“易”字为书名，后一个“易”字是官名。即古代负责占筮之人。“易”的职责是抱龟，即负责占筮。《易经》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爻辞来自筮辞。筮辞作为以后占筮的依据或参考。卦爻辞分两部分，一是取象，用于说明事理；二是断语，即在对象的描述基础上，做出判断，多用吉、凶、吝、利、不利等词语表达。可见，《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

其二，从《周易》与其他卜筮之书关系看，它是卜筮之书。近几年王家台出土的《归藏》卦辞多用“卜”字，有三十多个。卜，指龟卜。《说文》对卜字，解释为“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归藏》用“卜”字已表明《归藏》卦辞带有卜辞的痕迹。《周易》古经卦画、卦名多原于《归藏》，故《易经》应属于卜筮之书，且《归藏》、《周易》古经俱有卦，卦辞言“占”，言“贞”。就文字学而言，卦、占、贞都与龟卜相关。《说文》曰：“卦，筮也，从卜。”“占，视兆也，从卜从口。”“贞，卜问也。”说明《归藏》、《周易》与龟卜之间的渊源。

其三，从《周易》产生和应用而言，《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等现象不了解，不能从科学角度作出正确解释，认为在事物的背后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或神，它支配着自然界的一切，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因此，人们以丰富的想象取代客观现实，对神产生崇拜。每当人们遇到天灾人祸时，便借助神力，意在靠神的威力预知和消除不幸的事情，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因此，人们发明了种种人与神沟通的占卜方法，如龟占、草占、星占、风占等。其中最完备、最能体现神的意志的占卜法为《周易》蓍占，它也正是在该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周易》成书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功能的主要表现也是在占筮上，故将早期的《周易》认定为卜筮之书，是符合历史真相的。

2．《周易》源流

讲到《周易》就要涉及人类文明的早期崇拜。崇拜是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的基础。而人类文明的早期也确实是伴随着各种崇拜出现的，崇拜促使了宗教的萌芽。18世纪末，法国学者沃尔内和杜毕伊第一次阐明自然崇拜是最早的宗教形式，宗教和神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然力的束手无策[7]。中国也不例外，原始宗教正是在这样一种泛神化的自然崇拜中度过漫长的原始生活。到了夏商时代，“神的形象大约就逐渐转为以人形为主了”[8]。其中，又发生了一系列争斗。最大的危机来自民神杂糅，直接引发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此事详述于《国语·楚语》中：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

这段话说明民神杂糅时，“家为巫史，无有要质”，侵犯了祀典的权威和神圣。因此，颛顼下决心“绝地天通”，将神权收归于国家手中，赋予巫、觋所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祭祀活动的独享权。可见，在上古时代掌握解《易》方法是一件多么神圣而伟大的事业，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正是以对《易》的规制和专享为标志的。

其中，巫、觋向天神或鬼神卜问吉凶祸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龟卜和占筮。龟卜是将龟腹骨和兽骨钻孔火烤，周围出现的裂纹，称为“卜”，依据卜兆的形状断定人事的吉凶。殷人是迷信龟卜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能说明。周人也是迷信龟卜的。《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共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原兆”，郑玄注谓象田地的裂纹；“颂”，即卜辞，又称为“繇”。这是说，龟兆有玉纹、瓦纹、田纹三大类型，其基本形状又各有一百二十种，断定其吉凶的辞句共三千六百条。周人说的龟卜之法，是从殷代发展来的。

关于占筮，《周礼·春官·大卜》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筮人》也说：“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以辨吉凶。”“经卦”，指基本卦；“别”，指相重之卦。“易”，郑玄注说：“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揲”，数；“蓍”，占筮用的草。按此说法，占筮之法是根据数蓍草变化的数目得出八卦之象，依卦象推测吉凶。“连山”、“归藏”之法，已不清楚，后人有种种解释，皆不足信。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左传》里有很多关于“卜筮”的记载，此时卦文也已出现，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的陈侯之筮：

遇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

清代俞樾在《周易互体征》中也引用此条说“是以孔子未赞《周易》之前，已有互体之说。”可见象数学上的互体说至迟在东周时便出现了。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不仅反映了当时《周易》六十四卦已然出现并广泛流布，而且晋太史蔡墨很自然地将五行之祀与《周易》卦象结合起来，也反映了五行与《周易》的结合确有渊源，并非后世的附会。《易经》在周代是由卜人、筮人等来掌握的，由此可知《易经》本为占筮之书，主要功能是分辨吉凶。当然，与此同时，《易经》也包含了许多生活智慧，这正是《易经》可以摆脱占筮之书的本来面目，不断被哲理化的基础。

我们可以说每个文明的源头皆是巫觋文化，《周易》的形成亦是如此。古希腊罗马时代及《圣经》时代的神数观念同样包含着信仰与理性的杂糅，故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作为万物的本原，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数学的符号从一开始就被某种巫术的气氛所环绕。人们带着对宗教的畏惧与崇拜来看待他们，以后，这种宗教的信仰慢慢地发展为一种形而上的信仰。”[9]也就在这个阶段，由形而上的信仰中才可能诞生出有着严谨而神秘的逻辑学组织结构和内容的象数易学。但那种形而上的观念应该是在象数易学的基础上得出的总结，而不是《周易》之前的产物，所以，象数易学才是我们研究《周易》的首要问题。

3．“周”“易”题解（1）“周”之含义

据《周礼·大卜》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东汉人郑玄在其《易赞》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的“周”字，从古至今主要有三种解释：

周全、周普、周通。郑玄《易赞》、《易论》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系辞》中亦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有“知周乎万物”、“周流六虚”等语句，其意正是周流变通之意。故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

地名或朝代名。指周地，即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代指周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言中曰：“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确实与《周易》相同性质的上古筮书《连山》、《归藏》都是代名，《连山》成书于神农氏时期，神农氏又称为连山氏、列山氏；《归藏》成书于黄帝时期，黄帝又称为归藏氏，《周易》取自周代，称《周易》亦合情合理，孔颖达又说：“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朱熹《周易本义》亦说：“周，代名也。”所以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大。

周旋、周环、周期之意。还有人认为《周易》揭示了宇宙周期循环运动（周旋、周环运动）的规律。因为《周易》无所不包，确实能反映宇宙层层往复的变化规律，是一幅宇宙全息循环流变图。但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不必局限于某一个含义，而视作众多意义的统一体，这样或许能更全面把握“周”的含义。（2）“易”之含义“易”的意义较为复杂，历来众说纷纭，《易纬·乾坤凿度》说“易名有四义”，汉人多认为易具“日月之象”，郑玄《易论》曰：“易者，日月也。”许慎《说文》曰：“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魏伯阳《参同契·乾坤设位章》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是阳气最精者，月是阴气最精者，易以日月来表示其阴阳的推移变化，最具说服力。此说在汉代影响很大。清毛奇龄《仲氏易》：“仲氏者，予仲兄与三，其言易有五易，世第知两易，而不知三易，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谓两易者，何也？一曰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一曰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若夫三易，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挈其刚柔，而对视之；一曰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并且毛奇龄还将变易、交易称为“伏羲之易”，反易、对易、移易称为“文王、周公之易”。此外，易还指代宇宙本体、神用、地名、良知等含义。事实上，总结下来，影响最大主要有三种含义：即郑玄所说的“易简”、“变易”、“不易”。

易简

易简语出《易纬·乾坤凿度》，指《周易》之理简明易晓。《系辞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之善配至德。”“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六十四卦首列乾坤，乾坤为纯阳卦和纯阴卦，代表阴阳，为易之门户，蕴含全部易理，易之道，即乾坤之道，可以包举一切。易简之义破除了对《周易》的神秘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准确地表达了乾坤阴阳变化的本质规律。

变易

指宇宙、天地运动的变化，是比拟、象征宇宙万物实相的原理，也是《周易》的最大特色。《系辞上》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下》：“易之为常也不可远，为道也民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上》：“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卦爻一开一阖，千变万化，重重相叠，层层无尽，故重视重卦、变卦，不拘泥于陈规，故张湛《列子·天瑞篇》曰：“易者，不穷滞之称。”“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10]，言其变易之义。

不易

指《周易》虽然可根据具体情况变化万端，而其变易的规律却是不变的。《系辞上》曰：“易无思也，无位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关下之故。”《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郑玄认为不易是从极变之中，剥离其不变之则。真正的规律性原则正是通过对纷繁往复的现象的把握达到认识的飞跃。（3）《周易》与“周易”

综上，“周”、“易”本身具有丰富的含义，而把先秦时原本的“周易”定为《周易》在很多人的概念体系中会有种误解。《周易》是一本书，一本卜筮书。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古书没有表示书名的标志和习惯，周易是相对于夏易、商易而言的。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写道“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这里的周易，学者们皆认定为周代的易。而在《周礼·春官·大卜》中所说，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又证明三代“易”由巫史代代相传，并未中断。又《论语·八佾》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有“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故称“周易”为一本书也可以，实则为三代甚至更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历经千万年薪火相传、因革损益而共同创造的浸透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元典。称《周易》仿佛束缚了它，但《系辞下》就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这样说来，名字只是形式，关键是要把握其“广大悉备”、“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的精髓。三、周易——中国文化的密码

阴阳五行学说在我国源远流长。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本是两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前者着眼于阴阳矛盾以揭示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后者则偏重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的相生相克以揭示世界的普遍联系。大约在战国中期，阴阳说与五行说开始合流，现存《管子》书中的《五行》、《四时》、《幼官图》诸篇，即反映了它们的融合。而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则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矛盾论与过程论、运动观与发展变化观的统一，因而从战国到秦汉的许多哲学家都试图运用它来说明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问题。而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哲学转向，被《周易》的改造者们发现，在孔子以及孔子后学的努力下，终于使本具有鲜明阴阳思想的《周易》添上五行的翅膀，在汉代儒门易与象数易的共同努力下，《周易》将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从此奠定了其五经之首的地位，并以其广泛的影响力、极富张力的包容性海纳宇宙万象、世事人情，对中国文化的生成、发展、成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华文化当之无愧的源文化。

1．阴阳思想（1）阴阳的起源“阴阳”二字的使用，起源甚早。它们是由“侌昜”二字孳乳而来[11]，其字义都跟日光有关，即阳为日光洒射；阴为日光洒射之否定。如《尚书·禹贡》中“南至于华阴”、《诗经·邶风·谷风》中“习俗谷风，以阴以雨”、《诗经·豳风·七月》中“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等也只是引申为方位或是天气的明暗、冷暖。大概到了西周末年，阴阳开始被想象为“气”，跟“风雨晦明”一起，被认为天之“六气”。而一切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否，常到阴阳中去寻求解释。如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发生了地震，《国语·周语》记载伯阳父说的一段话：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

显然，伯阳父认为，阴阳之气是有其正常的秩序的。今阳气失所，伏在下面受阴气的压迫而不能蒸升，于是出现泾、渭、洛三川的大地震。这里，阴阳代表两种巨大的自然力。它们之间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阴气之性沉滞；阳气之性升越。

这是已知文献中以阴阳观念解释某种现象的最早记载，让我们不禁想到《周易》中经常出现的“潜龙勿用，阳气潜藏”、“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以及贯彻始终的阴阳思想。而“阴阳”思想也历来被认为出自《周易》。作为《周易》最重要的意象“卦”的组成便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我们后面会讲到阴阳爻还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这一名词究竟始于何时似不可考。民国以来，自梁启超先生《阴阳五行说之来历》[12]发表之后，学术界便掀起一股寻找“阴阳”溯源的潮流。梁启超遍检《诗》、《书》、《仪礼》、《周易》四经后，认为阴阳五行说创始于燕、齐方士，而“建设之、传播之”的人，是邹衍、董仲舒和刘向。但阴阳思想发轫于《周易》应是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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