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回归(大夏书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国安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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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回归(大夏书系)试读：

一位大学文学院的老师自觉自愿地多次走进小学语文课堂，亲自执教，且兴致勃勃，乐在其中；也就是这位大学老师，自己写的书，又让一个小学语文老师给他作序。这两件事可谓学术界绝无仅有的，由此足见他对小学语文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就是本书的作者陈国安先生。

不久前，他完成书稿嘱我作序，我颇为忐忑，最终“拗不过”国安先生的执著和真诚，只得以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代作“序”。

从他的友人处获悉，国安先生早年在师范读书，后保送上大学，进而考硕士，成了著名学者钱仲联的关门弟子，后又继续攻读博士，至今博士后已出站。从他的学习历程可见他对学术研究的执著。他文学功底之深，做学问精神之韧，使他成为青年才俊中的杰出人物。

因此，对国安先生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充满活力，与人交谈不拘一格，甚至是滔滔不绝，坦诚而率真。2008年举行的“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论坛”，特邀他作为嘉宾光临大会。学者们研讨十分热烈，发言顺序也不可能排先后，已经到了晚餐时间，学者们意犹未尽。在那样的氛围中，一向津津“乐道”的国安先生，却选择了静静倾听，保持沉默，我能想象到当时他内心那种跃跃欲试的状态，这对他这样个性豪放的学者来说是多么不易。而这正表现了他对学术、对他人的尊重。散会后，我见到他坦然的神情中略露遗憾。其实更遗憾的是我，因为我没能听到他独到的见解。

此时此刻，我的面前放着国安先生的厚厚的一叠书稿，读着他的书，思量着他的人。

国安先生工作的第一步让他迈进了小学语文教学的园地。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与小学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他二十年后，饱含着真情，又走进了儿童学习语文的神圣殿堂。以他现在的身份，已完全没有必要去给小学生上语文课，但是，他走进去了，深深地走进去了。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问询，我私下揣测——从大学到博士后十年的文学研读，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当代世界文学，使他强烈地体验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他一定会想到这正是如幼芽般的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美，于是他将其化作春风春雨，通过语文教学，虔诚地给孩子送去，由此让儿童也能开始朦胧地感受一点汉语言神韵之美，文学之美，乃至世界之美，进而体悟小学语文所蕴含的情感和智慧。于是，他付之于行动，不惜花费他宝贵的从事文学研究的时间，将教材中选自名家的篇目与原著进行比较，甚至不放过一个字眼、一个句式、一个修辞手法的差异，由此阐明大师、名作家语言的神韵和内涵。这种贴切而准确的剖析对小学教师的教学设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国安老师对教材的把握，真正体现了一个教师需做到“功夫在课外”。他通过细致的推敲和选择，引导儿童去感悟，去欣赏，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小生命体得到情智融合的润泽，进而让儿童的眼睛，连同他们的心灵也能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这么奇妙的精灵，那就是文学。

于是，他数次走进小学语文的课堂，他热情而又慷慨地把自己的教案和对教材的研读奉献给小学老师，与他们分享自己研究、实践小学语文教学的快乐，进而更爱小学语文课。

我由衷地想说，这本书寄托着一位学养颇深的青年学者、大学教师，对儿童、对小学语文、对小学语文老师的纯真的爱。对国安先生这种高远而宽厚的情怀，我以为是另一个版本的小学语文的诗意的栖居。国安先生精神世界的丰富，人格的纯正，对学术不懈地求真，我很欣赏，并为之景仰。李吉林（著名儿童教育家，情境教育创始人，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序2回归：安子的美好追求

大家都喜欢陈国安，叫他安子。

我也是。称呼里不只是一种亲密、熟悉、随意，而且也有真诚的敬重，尽管我比他痴长很多。

一如他一头长发，安子才华横溢，飘逸成了他的形象和风格，也常常把他与文学青年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对他才情的感觉和描述。

一如他的才情，安子充溢着生活的情趣。据说，他在家养马，还养其他动植物，犹如一位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不过他只是爱好，显现了他的情致、个性。

一如他的个性，他的研究、讲学、著述也极有鲜明的特点：独立、自由、批判、建构、丰厚、深刻。批判时毫不留情面，但很善良、真诚；表达时豪迈，还有一点粗犷，但不失细腻、周到。

安子常去小学里给小学生上语文课，于是小语界有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一个大学老师的小学课堂。他不是去展示，不是去引领，也不是去告诫，更不是去炫耀，而只是为了去探索、体验，和小学老师一起去研究、探讨。所以，老师们都说，安子从来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更没有一点趾高气扬的气势，而是俯下身来，虚心、认真、踏实。在刻意追求学术成果的今天，能有几人，放下身段来到小学课堂里亲力亲为的？别以为他放弃了学术，他学术著作颇丰，诸如《贝青乔集》的点校。安子，难能可贵。

到小学上语文课，固然与安子的师范情结、小学教师情结有关，这样的情结透出他对小学教育、小学教师的真挚深情，情感成了他探究的一种力量。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崇高追求，那就是“回归”。在回归中探寻，在回归中想象，在回归中创造，回归其实是一种前行。于安子而言，回归是他又一种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其间，他寻找到了另一种研究的价值和愿景。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更需要理念、信念的支撑。

安子的回归是回到教育的基础上去。小学是教育的基础，也是人生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未来。安子以回归小学教育的行动，演绎了一种建立在深刻认知上的理念：小学不小。假若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关心小学教育、研究小学教育（当然不是指手画脚的干扰），小学教育，这块民族复兴的基石就会更加坚固和纯洁。

安子的回归是回到儿童的学习上去。看看安子在课堂里和孩子亲密的姿态，听听他与孩子的对话，你一定会知道，安子的内心有一个永远的儿童住着。回到儿童，就是回到自己的童年，就是回到人生精神的发掘地，回到未来的根据地。我们真的不太了解儿童，不太了解儿童究竟是怎么学习的，怎么学语文的。安子这么去做了，带着爱心和童心，他是一个“大学”里的儿童，是儿童世界的儿童。

安子的回归是回到语文教学及语文素养的提升上去。他从不把语文文本当作“生物挂图”，而视之为真正的“文学语境”；他从不停留在语言文字的本身，而是去发现语言背后的文学。文学教育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的本身，而应包括文学中的思想、精神、智慧。这一切，用安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找回语文教育的翅膀，实现文化价值的转变与提升。无论是“宋词的忧伤”，还是“乡愁的种子”，他总是让学生在语文——这一“美丽”的回归中回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上去。

安子的回归是回到本真状态去，是“还原”。安子为什么如此执著地去寻找原文，为什么如此细致地把课文与原文对比研究，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认为课文不一定是语文……他是尊重作者，尊重原作，尊重文学的。他敬畏本真，而不至于“沦丧”。这里并不是说，语文教材不能对原作进行改动，关键是改什么，怎么改，改得好不好。如安子的真实一样，他一以贯之地敬重本真，实事求是。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精髓。安子，有风骨，真正的知识分子也。

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不是怀旧，不是复旧。在回归的路上常常有新的发现、新的想象、新的创造。安子在回归中有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想象，是关乎文学的、教育的、文化的、思想的、智慧的、心灵的。我们不妨把安子的这本著作《语文的回归》当作“语文的发现与创造”。读这本书，表面上触摸的是安子的文字、话语、才情，其实是在触摸他的心灵。他心灵的飞扬，那么自在、生动、飘逸。这是大学老师美丽的姿态，大学老师走的人生。

安子，用你的翅膀去飞吧。相信，语文教育的钥匙一定在像你一样作为的教师手里，或小学的，或中学的，或大学的，我们乐观地期待着。成尚荣（国家督学，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序3挖掘文本自身的魅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陈国安博士的第一本书《语文教学心理学简稿》是我写的序言。那是1999年，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

虽然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他对学问浓浓的兴趣和驾驭文字的功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早在1994年，他还是大三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相识。那时，我是苏州大学的教务处长，管理着全校的教学事务，他送来一篇关于蒙学研究的长长的论文请我审看。这篇文章对中国古代蒙学的源流、特点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1995年，他毕业留校。后来，他在职攻读学位，从硕士、博士一直读到博士后，学术功力也修炼日进。他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代宗师钱仲联先生，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文言文写成的。

陈国安博士不仅学问好，为人也好。厚道，热情，豪爽，无私。朋友有难，他一定是最早相助的人。朋友的朋友到苏州，他不仅当导游，还管吃管住。朋友的孩子考学校，无论是读高中还是升大学，语文辅导的活，总是他干，而且总能够提高不少分数。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安子。

虽然是大学教师，但是安子对中小学教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也因为这共同的兴趣成为了好朋友。

安子一直是新教育实验的积极参与者。我主持的“新世纪教育文库”，为中小学生和教师推荐书目，他是大学生书目的主要研制者；我主持的“相约星期二”教育沙龙，他也经常参与其中；我创建的“教育在线”网站，他在上面开设了专栏，并且把自己学生的作业在网上亮相；新教育研发卓越课程，他主持了中国文化学科群课程的研发。

在教学、研究之余，安子仍然钟情于课堂，尤其钟情于小学课堂。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课堂，大学老师为小学生上课，成为他的拿手绝活，而那些听他课的小学生，也丝毫没有恐惧感，开心放松，这是孩子们对安子的最大褒奖。

这样真刀实枪的操练，几年下来，安子积累了不少课例。出版社动员他整理出来，他答应了好几年，这次总算完成了这本《语文的回归：一个大学老师的小学课堂》。他颇具成就感，第一时间与我分享，同时也希望我能够再写点文字。

我写这篇序，不仅因为如安子从不推辞我的请托一样，他的事情我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值得把玩、品味和分享的好书。

一线老师的课堂实录我们看过很多。一个大学老师上小学的课，还十分罕见。是否会阳春白雪而曲高和寡？我一口气通读了十篇课堂实录。

新教育实验把理想课堂分为三重境界：一是落实有效教学的框架，二是挖掘知识这一伟大事物的内在魅力，三是知识与社会生活、师生生命的深刻共鸣。从这个标准来看，安子的课堂，具有知识的深度、生活的温度和生命的高度，无疑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安子课堂最大的特点，是他对于文本的深刻理解。在《草原》《珍珠鸟》的教学中，我们看到，他让小学生用心体会课文与原文的不同之处，品味文字的细微之处，培养孩子们对于语言的敏锐、丰富的感受。挖掘文本自身的魅力，拓展文本周边的知识含量，激发学生研读文本的兴趣，既展现了安子作为一位大学教师的学术风采，也为我们一线的小学老师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新的高度、新的可能。

我不是教学论专家，对课堂也不是十分熟悉，只是感佩安子的教育情怀，感佩安子的朋友情谊，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以真实的个人感受为他摇旗呐喊吧。当然，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大学老师、社会精英，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小学课堂，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聆听窗外声音、与大师对话，人们也会发现基础教育更大的威力与魅力。

是以为序。朱永新（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前言我的语文人生

小时候因为听评书常常梦想做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像岳飞，像杨六郎……慢慢地才知道社会主义的祖国是不会再打仗了，于是梦想成了幻想。

渐渐地长大了，快上学了，同村的一位大哥哥高中毕业做了小学代课老师，祖父告诉我以后上学他可能就是我的老师，要叫他“王老师”，不准再叫他“大哥哥”。看到同村的大孩子都叫他“王老师”，真是羡慕，甚至有些崇拜！原来做个老师可以和做将军元帅一样的威风体面，受人尊敬。一

上小学之前，六岁时，我的伯祖父从苏州到镇江来小住。伯祖父是一个接受了完整的私塾教育并做过一段时间私塾先生的人，他喜欢教孩子识字念书。已经生活在苏州城里的伯祖父在镇江的农村是不会干农活的了，当家人都出去干农活时，他就在家教我认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个个字写在纸上教我念出来，倒也没有让我写字，似乎那时白纸是很金贵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句话一句话地背诵，伯祖父由“小住”改为“长住”了，很快地，《千字文》背诵下来了，字在凌乱散开的白纸上也能够认出大致了。伯祖父教我认字时也不觉得很枯燥，可能那时本来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玩，而“滚雪球”般地复习，却很有成就感。学完了《千字文》我也不知道《千字文》是个什么书，因为我没有见过印刷品的《千字文》，我学的《千字文》是伯祖父写在大小不等的白纸上的一个个汉字。那是1977年的秋天，前一年毛主席去世我因为不知道哭而被祖母打哭的记忆还在。

我是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后学《论语》的，《论语》似乎讲到一半时伯祖父回苏州了，我也上小学了。当然，现在也根本记不得伯祖父是怎样讲《论语》的了，只是后来读《论语》前一半时觉得很熟悉，片刻即能成诵。伯祖父教我认字时的那些写满汉字的白纸已经全没有了，但那两年的“私塾教育”的记忆却一生也不能忘怀，而可见的印记则是因为偷懒出去玩，没有背出隔夜所教内容，被伯祖父用木条戒尺打破额头流血后留下的一道疤痕，这也算我六岁开蒙到八岁上小学之前的母语学习的“记号”吧。

我上的小学在邻村的一个寺庙里，那是三国时孙权为其母祝寿所建的万寿寺遗址，一个年级一个班，五个年级五个班，是一个村小，叫“凌家湾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是班主任，邻村的一位代课女教师，刚高中毕业，从拼音开始教，我因为没有学过拼音，所以学得也很认真。期中考试后识字，我就几乎在玩了，因为那些字我早就会了。三年级来了一位城里的老师做班主任并教语文，她是一位随军家属，她是第一位用普通话上课的老师。后来知道她老家在江阴，因为在北京很多年，普通话也就说得特别好听，我就是用非常夸张的嘴形开始跟着她学会用普通话读课文的。她开始教我们读课外书，从读小人书开始，然后一边读小人书一边讲故事，她讲完后要我们复述，再把复述的故事写下来，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这就是我最早开始的学写作文。

四五年级教语文的是一位中年男老师，课堂上常常讲一些我们那时听不懂现在也记不得了的话，我在离开镇江读大学之前一直跟他有联系，到上师范时才感到他竟是一位那样有思想的老师。他每周都会带几本书来给我们看，我特别喜欢他带来的史话类的著作，我那时知道司马迁是在怎样情况下写《史记》的了，印象最深的一本是《铁笔写春秋》，说的是陈寿写《三国志》。《彷徨》和《呐喊》也是那时候他带给我们看的，黑白色的封面，很简朴的那种本子，至今都能想起。那时我不知道老师家有多少书，但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课外书都是老师带来的，后来知道老师的父母都是老师。在农村，在那个“书荒”的时代，像城里的老师那样有那么多的书是我做梦都想的，于是我开始省下祖父给我买烧饼的钱买书了。也不知道买什么书，都是有了几毛钱就给老师，他就会从城里的新华书店挑一本书买来给我。我开始读书了。

五年级时刚好转换学制，小学由五年制变成六年制了，凌家湾小学因为招生不足被合并到城乡结合部的红星小学（现在的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有段时间也叫花山湾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胖胖的胡萍老师，是正宗的早期师范毕业生，一位和蔼而严格的女老师。一周一篇周记，一周编一个故事写下来，一周一次命题大作文，几乎每两天就要写一篇作文。她还让我们背古文，她自己就能背很多的文言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古文就是那时背下来的。

我接受的小学语文教育跟现在是无法比的，条件简陋，书籍匮乏……当年的小学语文教育还是在坚持“双基”的基点上进行的，“踏实”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二

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中师——镇江师范学校，师范三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中师的学习相对比较自由。没有高考的压力，也没有主课与副课，甚至音美体远比语数理化受重视，其实，我一直以为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师教育是一种真正的素质教育。上课之外我们很少大量做题，相反在动手能力的训练和基本素质的培养上倒是极多地花时间。在学校里受老师和同学关注最多的往往是有特长者，而不是单纯的成绩拔尖的同学。

中师的语文是两门课：文选和语基，文选类乎文学教育，语基类乎语言教学。写作和文选在一门课中，也算是文学教育与语言教学差强人意的分科吧。语基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及修辞、逻辑等，基本上是汉语的语言学基础。这样的分科教学当时或只是从师范生将来需要做小学语文老师的角度考虑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分科教学也许是将来高中甚至整个基础教育语文课程的发展趋势。系统地学习汉语语言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培养一定的汉语文学的审美能力，这在高中阶段是不可偏废的语文教育任务，要做到不混在一起相互消解，不如回到当时中师语文教育的分开试验。中师阶段所接受的语文教育给了我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师二年级开始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然后就是到小学听课，很好奇也很新鲜。那时觉得小学教育可能就是自己一辈子的“人生前景”了，于是总是很珍惜每一次去小学听课的机会，每一次看课堂实录也是一秒钟的镜头都不放过，总希望为将来的人生事业准备得更为充分些。到了中师三年级就开始学习小学语文教学等各科教学法，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向讲授小学语文教学法的谢育清老师请教过很多问题了。谢老师教过二十多年小学语文，做过小学教务主任、校长、镇江市小学语文教研员，最后到镇江师范学校做小学语文教学法教师，她是当时镇江小学语文教学界的祭酒。她正在指导镇江中山路小学进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我也是在那时知道“两山”“集中识字”实验的，谢老师对我关心“集中识字”很是表扬，我也开始在她的指导下阅读一些她给我的著作和文章了，记得最清楚的著作是：《集中识字教学经验选》（中央教科所编）和《小学语文教学法原理》（朱作仁主编）。这一年（1990年）的秋天她带我去参加南通的小学语文教学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也是在那一年我见到了李吉林老师。

谢老师没有教我小学语文教学法（简称“小语教”），她教隔壁班，我们班是新来的张林老师教，张林老师现在是江苏省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了，当时她就是中山路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者之一。“小语教”的教材是袁微之主编的《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黄黄的封面，是我读到的第三本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著作。记得内容有小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功训练、教材、教学和常规工作等八九章，从这样的内容就能知道我们当时所接受到的小学语文教育理论状态了。

在那时，“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一门具有工具性和很强的思想性的重要学科”，首先被强调的是“语文，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反映人类思想认识的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它是人们相互交际、学习知识的工具，说到底，是一种认识的工具”。然后强调的是“语言，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不论是一个词还是一句话、一段话，都反映着一定的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和思想是统一不可分的”。其实当时我们关注的是语文学习和认识事物、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样的基本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常常不能脱尽这样的影响。

在中师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图书馆小学语文教学类的杂志了，当时的杂志很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语文教师》和《小学语文教学》，当时最感兴趣的是课堂实录和教案。那一年我读得最认真的一本书是朱作仁的《语文教学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也是我大学留校之后首先开出选修课“语文教学心理学”的基础吧。那时候也学着写小学语文教学的小论文，第一篇小论文是讨论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学课堂与语文训练问题的，现在看看很是幼稚。三

中师三年级上学期要见习，我见习的学校就是中山路小学，指导我的老师是张晨晖和李烽老师，为我们上研讨示范课的是薛翠娣老师。薛翠娣老师是九十年代初期江苏省最年轻的小学语文特级老师，李烽和张林老师是同时成为特级老师的，张晨晖近来也成为江苏省的小学语文特级老师了。当时她们的课堂是我学习的“模板”，薛翠娣老师的《少年闰土》，李烽老师的《数星星的孩子》，张晨晖老师的《梅花》（王安石）都是我后来模仿的“对象”。尤其是薛老师的《少年闰土》，区别“我”的哭和闰土的哭有何不同这样的细节如今想来都还记忆犹新，薛老师领着学生从文字“走向”文本人物的内心情感，文字的品味，情感的体味，语境的体验，优美地统一在整个课堂中。“讲深讲透”是当时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种时尚，至今我都认为这没什么不好，文学“讲深”、语言“讲透”，小学语文课不能教学肤浅，这在当时是有共识的。

见习汇报课因为同班的女同学上语文课我就只好选了上数学课，我其实很喜欢上数学课，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尤其是江南人的声母边音鼻音和韵母前后鼻音分不太清楚，觉得数学老师在普通话的要求上要低一些。中师三年级下学期就教育实习了，我在陈家门中心小学实习，语文指导老师孙健华，时任教导处主任，教的是五年级，听了一周课，孙老师就放手让我们自己上课了。一起搭班的女同学玉玉喜欢上数学课，我就只好多上些语文课了。

这个班的同学很活跃，有时上课的纪律也很难控制。第一篇课文上的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是精读一类文，三教时，时隔二十年，现在没什么印象了。但略读二类文《齐天大圣》，一教时，上课的情景至今都不能忘记。

那天孙老师也在听课，课上到中间时，突然学生开始一阵骚乱，两拨学生干脆吵起架来了，坐在教室后面的孙老师看着我没出声，我看着学生也没出声，他们争执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因为我眼睛静静地盯着他们还是有些“威力”的呢。“为什么吵架？”我问。“孙悟空的本领大。”另一边顿时不服气说：“开始是哪吒本事大！”“为什么孙悟空的本领大呢？”我开始冷静下来了，随即一问。一边哪吒的支持者迫不及待地说：“老师，不对，开始是哪吒的本领大，你看：‘哪吒三太子六般兵器变作千千万万’！”并且还加了一句“哪吒先‘千千’再‘万万’，说明哪吒越战越勇本领大！”这边的学生还没有说完，另一边孙悟空的支持者立刻不同意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变作万万千千！孙悟空先‘万万’已经很厉害了，哪吒那时才‘千千’，就已经被打败了，当然孙悟空的本领大啦！”我一下子又懵了。无意一转头看见黑板上写着段意的板书：孙悟空战胜巨灵神；孙悟空打败哪吒。突然我抓到了“救命稻草”！“‘战胜’和‘打败’是一个意思吗？”学生一下子也懵了，因为我没有评判他们的问题，而是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大家都说。“是的，‘万万千千’和‘千千万万’也是一个意思，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和哪吒本领一样大，书上有一个成语给出了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大家找找看。”“不分胜负。”学生很快找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就此回到我原来的讲课设计思路上，而是立刻再提了一个问题：“后来孙悟空还是打败了哪吒，为什么作者一开始却写两个‘人’的本领差不多，‘不分胜负’呢？”“为了突出这一场战斗的不容易获胜，打得很激烈。”我又问：“既然写本领一样大，为什么作者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表示同一个意思呢？”“为了表达得丰富生动。”“对了，为了能把文章写得生动丰富，我们要学会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我大概是这样“收拾”这场学生“骚乱”的。一下课孙老师就大大地表扬了我，这是我上的第一节自己有些满意的小学语文课，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实习时的一节语文课。四

近两个月的实习是我在小学整块时间最长的语文教学经历，实习之后没多久就中师毕业了，中师毕业之后就被保送到苏州大学读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专业了，后来在古代文学专业读学位，获得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在也已经出站，专业是近代文学。

大学时候我一直积极地为将来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语文老师而努力，这种准备从未停息过。大一时为了重新思考“集中识字”的问题，我把《新华字典》中所有字条做成一个一个的小卡片，进行一些字族的分析。字形、字音、字义的变化使我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后来我下决心读《说文解字段注》，每天坚持去图书馆读清人段玉裁注的这部字典，一直到大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前才读完，整整做了十本黑色本子（软面抄）的笔记，随后便在亡师王迈教授的指导下“对读”清人段、桂、王、朱四家“注说文”，这是我现在研究小学识字教学的基础。大量读蒙学教材也是在这时候。

抄书是从大学一开始就养成的习惯，现在我也挑出十部文化经典（如《诗经》《论语》《楚辞》和《庄子》等）让我的学生手抄一遍，因为我感到大学时候抄书的语文积累是我现在语文教学研究的良好基础。大学时每学期平均我要抄七八部书，寒暑无间，以此为乐。有时候像跟自己竞争，这学期抄了六部，下学期就抄七部，《说文笺识四种》《六朝文絜》和唐兰的《中国文字学》，甚至部头很大的《文选》也在那时候抄过了一遍。

大学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开始是在学院办公室做秘书，同时为师范专业开了“语文教学心理学”“语文教学思想史研究”等选修课，后来转岗到“中学语文教学法”教研室成为专业教师。我曾开玩笑地说从八岁到八十岁我都教过：寒暑假期到少年宫当作文课老师，给老年大学学员讲授古代文学诗歌和散文选，到附属中学兼课……而我最开心的就是在中小学课堂上语文课了！我常常说我是大学里小学语文老师的“卧底”，我是一个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票友”。

上课之前认真研读教材是我的习惯，我不会先看教参，只是一遍遍地读教材，直到课文在心里基本能背诵了，再慢慢地品味文本。有时候我会强烈地感到我读到的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一种文本“味道”，为了考量我的阅读是否最大限度地接近作者和文本，这时我开始查资料，尽可能多地查阅相关的资料。我常常为一篇课文做一个很丰富的“资料包”，之后我才会设计课堂教学，以自己对这篇课文的理解作为教学设计的基础，所以我的课堂立足点常常与别人不同。

课堂的积累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教材是课堂教学的“瓶颈”，我与别人理解教材的不同成了我专心研读教材的起点。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处于困惑状态。后来突然回忆起大学读过张国光教授的著名论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恍然大悟，我们常常混淆了对原文文本和课文文本的评价。经过修改的课文文本不是原文文本了，而我们常常将原文文本的评价迁移到对课文文本的评价上来，这就导致了文本理解上的误差和错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小学课文中的《西游记》《水浒传》等的节选都不再是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史上的《西游记》《水浒传》，因为小学课文文本全都改写成现代白话文小说了，这时候除了故事大致一样外，其他的语言文字都不一样了，所以再用对原来的《西游记》《水浒传》的眼光来读课文、来评价课文显然会错位了。换句话说，改写之后的课文是不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文本是需要重新论证的。从这个角度讲，让孩子读少儿版、青少版的《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是大可不必的！

课文和原文的问题成了我近几年来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的基本观点是，修改后的课文绝大多数与原文相比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文学（作品）文本，几乎没有看到修改成课文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原文进行语文教学！当然有教材编选者认为“修改进入教材的选文由来已久，仅就语文单独设科以来说，叶圣陶先生早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我们今天的编写者率先垂范……叶老修改的目的，是弥补文中疏漏，使其文质兼美以成典范”。如果这也成了修改原文入课文的理由，我想这是不太妥当的。

其一，语文单独设科与语文教育实践史相比较而言实在是短之又短的时间，根本说不上“由来已久”，至少在1905年之前的语文教育史上没有修改原文入课文的例子。

其二，叶圣陶先生能干的活——修改原文入课文——现在的编选者们未必能干得了！叶先生是有着深厚文献学积累的学者，且有长期文学创作的经验，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我想说，我们现在要改是因为叶先生当年有改得好的示范，这不能成为理由吧。

其三，叶先生在当年的语境中做这样的活、说这样的话是否正确，是否也需要一个论证？！我无意于说叶先生在修改原文入课文的问题上做得都不对、说得都错了，但至少哪些是对的需要做出论证，这是科学的态度和逻辑推论的起点。至于叶先生改写《海燕》成《燕子》是否成功，因为立足点的不同也需要仔细推敲，以此作为叶先生改文成功的例证证据不充分。

其四，叶先生在当年的语境中做得好、说得对的，在现在的语文教育实践中就一定都正确吗？！再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出发，也许应该对原文作适度合理的修改，而从文学教育的角度看，这样的想法几乎是自堕危险境地。

基于对课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不同的认识，我近年来一直坚持用原文作为课文进行教学尝试，同时这样的尝试也是实践我的另一个观点：语文教育应该分为互相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学两门学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到九十年代，语文教育基本偏向于语言教学，立足于工具论。本世纪以来貌似偏向于文学教育，立足于人文性。两者相较，其实现在这样更危险，在语文教育语境中至今尚未有人将“人文性”的问题论证清晰，相反越说越糊涂。这样的理论上的论争我以为意义不大，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命题，也就遑论真命题或假命题了。本来两股道上的车硬要拉到一股“假想的道”上来跑，这连“不得已而为之”都说不上！我认为分开来教学之后才有可能将这不同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学评价系统逐渐建构起来，这样，课程的问题、教材的问题、教学的问题、考试的问题也许会比现在能够处理得更好些。

当然这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试验，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和扬弃1905年以前母语教育的历史传统，客观地评价近一百年来母语教育的轨迹和路向。借鉴国外的母语教育经验固然必需，但在教育语境中，母语教育往往更加具有民族性！解决母语教育问题的钥匙一定在本民族自己手中！我想，向其他国家借鉴母语教育的经验来改变中国母语教育困境的效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作为教育课程的本体内容——汉语——是极为独特的一种语言！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 * *

我喜欢校园，我的梦想在校园，所以我从未离开过校园。我的人生梦想是办一所实践我自己对教育理解的学校，编一套蕴含我自己对汉语理解的母语（文学和语言）教材，我编的母语（文学和语言）教材在我做校长的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中实践，这是我一生的理想，如梦一般的理想，我梦想的背景就是那一个“活泼泼”的校园！1.《黄河的主人》（《筏子》）：文化价值的转变《筏子》原文袁鹰

黄河滚滚。即使这儿只是上游，还没有具有一泻千里的规模，但它那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气概，完全足以使人胆惊心悸。

大水车在河边缓缓地转动着，从滔滔激流里吞下一木罐一木罐的黄水，倾注进木槽，流到渠道里去。这是兰州特有的大水车，也只有这种比二层楼房还高的大水车，才能同面前滚滚大河相称。

像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磁力似的，岸上人的眼光被河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什么，正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噬了。

啊，请你再定睛瞧一瞧吧，那上面还有人哩。不只一个，还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个人！这六个人，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浮。

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羊皮筏子，过去是听说过的。但是在亲眼看到它之前，想象里的形象，总好像是风平浪静时的小艇，决没有想到是乘风破浪的轻骑。

十只到十二只羊的体积吧，总共能有多大呢？上面却有五位乘客和一位艄公，而且在五位乘客身边，还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袋。

岸上看的人不免提心吊胆，皮筏上的乘客却从容地在谈笑，向岸上指点什么，那神情，就如同坐的大城市的公共汽车里浏览窗外的新建筑。而那位艄公，就比较沉着，他目不转睛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大胆地破浪前行。

据坐过羊皮筏子的人说，第一次尝试，重要的就是小心和大胆。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上，紧贴着脚就是深不见底的黄水，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连眼睛也不敢睁一睁的。但是，如果只凭冲劲，天不怕地不怕，就随便往羊皮筏上一蹲，那也会出大乱子。兰州的同志说，多坐坐羊皮筏子，可以锻炼意志、毅力和细心。可惜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这种锻炼的机会已经不十分多了。眼前这只筏子，大约是雁滩公社的，你看它马不停蹄，顺流直下，像一支箭似的直射向雁滩。

然而，羊皮筏上的艄公，应该是更值得景仰和赞颂的。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身后是几个乘客的安全，面前是险恶的黄河风浪。手里呢，只有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篙子。就凭他的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智，就凭他的经验和判断，使得这小小的筏子战胜了惊涛骇浪，化险为夷，在滚滚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

你看，雁滩近了，近了，筏子在激流上奔跑得更加轻快，更加安详。《黄河的主人》课文（苏教版）

黄河滚滚。那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气势，令人胆战心惊。

像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磁力似的，我的眼光被河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什么，正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

再定睛一瞧，啊，那上面还有人哩！不只一个，还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个人！这六个人，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流。

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也只有十只到十二只羊那么大的体积吧，上面却有五位乘客和一位艄公，而且在他们的身边还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袋。

我不禁提心吊胆，而那艄公却很沉着。他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大胆地破浪前行。皮筏上的乘客谈笑风生，他们向岸上指指点点，那从容的神情，就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览窗外的景色。

听坐过羊皮筏子的人说，第一次尝试，重要的就是小心和大胆。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筏子上，紧贴着脚的就是波浪滔滔的黄水，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连眼也不敢睁一睁的。

羊皮筏子上的艄公，更值得敬仰和赞颂。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面对着险恶的风浪，身系着乘客的安全，手里只有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文本解读：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

最早接触这篇课文，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对这篇文章评价非常好，尽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好。到了1991年春天，我给学生讲解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有了不同的理解。毫无疑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语境下，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基本在于“做黄河的主人”，即战胜自然。然而，我却觉得自然似乎是无法战胜的，人类应当像顺应命运一样顺应自然，才能够活得更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认命，才是最好的立身之本。

在我小学毕业20年之后的2005年，我回我的小学母校给学生上这一节课。彼时的我对这篇文章又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这篇文章所面临的，是文化价值的转型。

袁鹰在1961年9月甘肃兰州体验生活时写作此文，正值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其创作初衷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给全国人民鼓劲，所以文章节奏明快，声调响亮，意志昂扬，因为其核心文化价值即为“斗”。90年代初期，西方自然主义观念开始进入中国，在其影响下，我认为，文中的筏子与艄公并不是逆流而上、与自然拼搏的，而是沿着黄河水顺流而下，是顺应着自然的。及至2005年，我注意到文章中的一个关键句子，即所谓“文心”：“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有人而不写人，反而写物，表示了人、物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所以，这篇文章从写作时候的“战胜自然”，到20世纪末的“顺应自然”，再到21世纪初的“与自然相融”，人们的解读经历了文化价值的演变。

如今，我重读这篇文章，从原来“战胜自然”的那种昂扬意志中读到了相反的文化价值——敬畏自然。“与自然融合”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尽管人类自知，与自然的融合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幻想，却还是不能停下憧憬的脚步。但在此过程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便凸显了出来。文章一开篇，即“黄河滚滚”四个字，对此，读者的反应可能是高兴、欢喜，或是害怕、恐惧，但毫无疑问，最初的反应一定是“害怕”，即“敬畏”的“畏”，“畏惧”的“畏”，这是我们的一种心理反应，缘自身外那个可怕的世界。“畏”与“惧”不同，“畏”是没有心字旁，“惧”却有，它是由内心害怕而产生的心理活动，而外在那个世界未必恐怖。

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我认为，已属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典范之作，尽管在教材中它已经被改得不像了。中国散文在经历了“五四”的热潮之后，一共有两个黄金时期，一是五六十年代的“诗化散文”，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还包括袁鹰、碧野等人，构成了诗化散文的一个总体版图。他们极其强调散文的审美，正如杨朔所言，“好的散文就像一首诗”“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这是杨朔派散文在散文革命中的一场革新呼喊和一次审美变化。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有着闲适倾向的生活散文，即所谓“新生活散文”“小男人散文”等，九十年代后出现了文化散文，新世纪以来又有了新艺术散文，共同构成了中国散文自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这与贾平凹先生在其主编的《美文》杂志中倡导大散文息息相关。

反观散文发展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对《筏子》的阅读体验并不如当年教科书中所教的那么好，心里便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疑虑，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审美标准是来自八九十年代之后、第二个散文黄金时期的。

对散文的阅读必须重回文化语境——把文章放回到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潮中去考察。毛泽东在1958年“反右”开始时提出文艺创作要“两结合”，即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这一主张在1960年被强化，在1961年付诸实施，直到1963年成为主潮，这是借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价值系统往前推进而成为具体的实施指导。在《筏子》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所以，整个文章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一开篇的“黄河滚滚”，这冲口而出的四个字就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革命的斗志，并用短促的语句表现内心的激动、兴奋与昂扬的意志。

事实上，我们根本无须怀疑作家写作时的真诚，这些新中国的作家们对新政权、新社会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与颂扬，他们内心是赤诚的。这从他们后来的作品中也能够看出，比如《筏子》的作者袁鹰在1982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散文求索小记》，他在文中表示，“我在1958年也真诚地歌颂大跃进，在1963年我也非常真诚地去赞颂三面红旗”。在那个时代，他写作“黄河滚滚”时的热烈、热情与热望都是真诚的，是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

我们在文中还可以看到革命的浪漫主义。散文和诗是非常讲究节奏的文体，但散文和诗所不同的是，诗讲究声韵，而散文作为无韵的文体，则在节奏上比诗更为着意。《筏子》中，在“黄河滚滚”这句话后，行文在节奏上就发生了变化。句号后是一个极长的句子，把“黄河滚滚”铺开，其所运用的方式即散文的一贯手法——欲扬先抑。“即使”这两个字是虚词，且都是仄声字，如果把“即使”换成两个平声字，这两个句子就散掉了，所以“即使这儿只是上游”靠两个仄声字，一下子接上去，没有让昂扬的斗志直冲云霄，而是将“黄河滚滚”的气势拉了下来。紧接着，“还没有具有一泻千里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已讲到“黄河滚滚”，那“还没有具有一泻千里的规模”又是说的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把大的往小里说，把小的往大里说；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文中的这句话实际上就用一个矛盾的表述来反衬“黄河滚滚”，于是把这一句话的气势拉了下来，但又没有一直拉到底，下文又说“但它那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气概，完全足以使人胆惊心悸”。

这个小节用了“黄河滚滚”“一泻千里”“万马奔腾”“浊浪排空”“胆惊心悸”等词语，把景、情交融在一起。“黄河滚滚”劈空而来，“一泻千里”，拉下情绪，“万马奔腾”“浊浪排空”使得被拉下的情绪又飞扬起来，然后，用“胆惊心悸”这样一个沉稳的成语，把“黄河滚滚”的画面定格了。这个节奏就好像你在黄河边的一个土房子里，一打开门，看到滚滚黄河，吓了一跳，关上门，“即使这儿只是上游”，然后慢慢地罅开一条缝，“还没有具有一泻千里的规模”，再慢慢地把门推开，“但它那万马奔腾……”，推得更开了，还没有推到底，“浊浪排空的气概”一下子推到底，最后，定睛一瞧，“完全足以使人胆惊心悸”。

但是，在被教材修改的文章中，这样的节奏感已荡然无存，成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演讲词——“黄河滚滚。那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气势，令人胆战心惊”。而且，这句话还存在着问题，即“气势”无法着落——这个“气势”的指称是什么？我们无法在文中找到，因为“黄河滚滚”后的那个句号把它中断了。课文中“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气势”而不是黄河。而原文“使人胆惊心悸”的是“气概”。气概指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貌，此时的黄河好像是一个健壮的男子，或是像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所以事实上，在以杨朔为代表的“诗化散文”的时代里，所有的布景中都有一个隐喻的人在那里，但教材改成“气势”之后，这个隐喻便不复存在了。

所以原文中的第一段以中等强度切入，又以中等强度收缩，中间有一次低沉，又有一次昂扬，总体上的节奏非常明快。

原文的后一个小节已经被教材删掉了，我猜测，其原因是觉得这个小节好像全是废话。而实际上，只有保留了这个小节，才是散文。散文并不是一根直线，它有着跌宕起伏的内容，跌宕起伏的结构和跌宕起伏的节奏。如果说第一小节被删掉的部分是跌宕起伏的节奏，那么，删掉第二小节，就等于删掉了跌宕起伏的内容，即宕开的一笔。如果说第一小节节奏明快、意志昂扬，那么第二小节恰恰是作者改换笔调，用非常冷静的旁观者的姿态来叙说眼前的这个场景。但是，在这个叙说中间仍然有着无法抑制的内心激动，“大水车在河边缓缓地转动着”，“河边”使这个小节与前一个小节产生关联。散文的结构是“不散”的，每个小节之间都有一根“血管”，保证畅通无阻。第一小节与第二小节的关联处就在于这个“河边”。这个大水车是在黄河边，所以，写大水车不同于前面直接写黄河，因为水车是一个配角，轻轻松松，委婉道来。“缓缓地转动着”，这个“着”使得原来奔跑的欢快笔调一下子舒缓起来。现代散文有别于古代散文，有三个方面极其重要：其一，段落；其二，助词，尤其是时态、结构和语助词，如，的、地、得、着、了、过、啊、啦、吗等，即文言中所没有的白话语体虚词；其三，标点，因为古代散文是不分段落的，没有这些新虚词和标点。在这里，“转动着”中的“着”的作用就在于延长缓缓转动的节奏，把节奏拉得平稳下来，但是动作仍然在延续。第一小节虽然有“即使”，但还没有把完全节奏拉下来，而这里的“着”，便让节奏放缓了。

舒缓后有一个细节描写，在此也是白描。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这一处在所有闲笔——宕开一笔中，是写得最好的。写文章不必每一笔都很重要，否则就成了工作报告、思想汇报。写散文有时需要讲一些废话，比如这里，“从滔滔激流里吞下一木罐一木罐的黄水”，始终还是扣住了“黄河滚滚”来写的。“滔滔激流”“吞下”，而不是“喝下”，所以气势还在，即使节奏慢了，其内心的气息还是很粗壮的。“倾注进木槽，流到渠道里去”，使得本来那个气很壮的声腔变得温柔了，这里用了两个很散的句子，并在中间加了逗号，跌宕开来。“倾注进”接前面，然后慢慢变细了，这个“进”实际上是慢慢变细的节奏。“流到”，节奏和缓起来了。所以，这个“进”字看似是多余的，实际上，若用倾注“到”木槽，这个“到”就太响、太粗壮了。所以倾注“进”是细腻的，是一个细音，然后“流到渠道里去”。从奔腾的黄河到缓缓转动的大水车，景物的描写到此为止，作者已经静静地站到了黄河边，静下心来，端视黄河。

为了进一步地舒缓刚才受到惊吓的情绪，作者又来了一处：“这是兰州特有的大水车，也只有这种比二层楼房还高的大水车，才能同面前滚滚大河相称。”前面两句看似是废话，恰恰是为后面的“同面前滚滚大河相称”做了“桥梁”。宕开的一笔，这个宕啊，它是宕下来要回去的，不是宕下来就跑掉了。所以，为了宕下来再往上走，文中又给了两句“闲笔”。“这是兰州特有的大水车”，把兰州黄河的这个背景点出来，而且指出这是特有的大水车，独特之处在于，这个水车有两层楼那么高。这个句子说得很长、絮絮叨叨，但恰恰是这个絮絮叨叨的句子给了叙事以力量。然后，文章为了这宕开一笔再宕上去，又写道“才能同面前滚滚大河相称”。可以看到，文中几处写到黄河，所用的指称都不相同，“黄河滚滚”“河边”“大河”，而这恰恰是作者有意识地规避散文中语词雷同的写作忌讳。“诗化散文”极其强调字句的锤炼，著名的《雪浪花》中的“咬”字就是一例。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创造力和独特的文学色彩。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尽量不用好坏去估价，而要作审美评价。袁鹰在《散文求索记》中说：“我常想，任何散文，同其他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会带着它所产生的时代的声色光影。”应该说，袁鹰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是有独立的构想的。他生于1924年，1940年他17岁的时候，以一篇《师母》踏上文坛，此后，他始终与时代沉浮，把自己那颗滚烫的心交给他所认同的那个时代。当然，时代有好有坏，作品有高有下，我们只有把作品放回到那个时代中，才能够讨论它的美学意义。

袁鹰于1940年出道，1942年他写了《市井纪事》，1945年写了《王村草》，曾在1960年代到苏州写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七里山塘》，还有一篇文章叫《虎丘人》，写了虎丘的一个花农。他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10月写了一篇长文《十月长安街》，动人心魄。1984年他写了《金钥匙》。他始终与这个时代共浮沉。这篇文章里洋溢着的就是典型的60年代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给人民鼓劲的色彩。所以，他描写的黄河和我们现在单纯描写的雄壮的黄河是不同的，这里的黄河就像一个昂扬的民族，咆哮起来又像一个“险恶”的国际社会。

写到这儿，整个文章告一段落，节奏到此算一停顿。下面另起头的时候，也不是换了一条路，而是语段有贯连。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像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磁力似的，岸上人的眼光被河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于是，黄河滚滚，远眺；大水车，河岸；目光，由远而近，人到了河边，望向河心，和远眺黄河一样激动人心、节奏欢快、斗志昂扬。“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磁力”，好像无法回避、不得不往那儿看。“岸上人的眼光”既指作者的，又指他人的眼光。“被河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羊皮筏子第一次出现，作者竟然用了这样一个词——“什么东西”。这是欲扬先抑的手法，同时又表明这个东西离得太远，看不清楚。第二次出现筏子，说得则更有意思，“那是什么，正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一开始还说是个东西，现在连是不是东西都不清楚了。袁鹰不是看不清什么东西，不是那么远就没有看清楚，而是本来黄河滚滚、滔滔激流，就不该有什么东西，但是有了东西吸引我们，是什么呢？“从岸上远远望去……”这一段写得太棒了。“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噬了。”声色非常的美。“声”指的是声韵，声音好听，节奏明快，而“色”指的是辞色，即桐城派的声色说，指看上去好看，听起来好听。“从岸上远远望去”，即因为远远望去所以“我”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于是，“汹涌的激流”“鼓浪”这一些很沉重的词就被削减了。因为远，且望向河心，所以声色就变得柔和起来。比如陶渊明的诗句“狗吠深巷中”，狗叫的声音从巷子那头远远地传过来，透过悠长的巷子，乖戾的声音被削减了、柔化了。同理，从岸上远远望去，原来的“汹涌的激流”“鼓浪”削减了，所以才有“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这里的“浮”“小”“轻”，可以和“汹涌的激流”“鼓浪”合在一起了，即作者在意境上开始转换了。

作者在这儿写得很专注，因为他被吸引住了，所以定睛去看，感受非常准确，那么小，那么轻，一个整齐的“收缩的”句子来了，“浮在水面上”，收缩以后是什么呢，转过来，加深一步去说，“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用“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五个词埋下陷阱，为的就是后一句，把这个东西的“危险”告诉你。“好像”——你不要觉得是真的，“只要”表示很肯定，这个条件一出现，马上就这样。很多吗？不，“一个”。很大吗？不，“小”，还不对，“小小的”。是波浪吗？不是，“浪头”。这五个词都是往绝处逢生处说，往最危险的地方说。不要说大风大浪，不要说浪涛，不要说波浪，就是浪头就够了。不要说大浪头，小浪头就够了。不要说小浪头，“小小的浪头”就够了。不要说很多“小小的浪头”，“一个”就够了。一个就一定出现吗？当然，“只要”。不要被我说得这么害怕好不好，我只是说“好像”。作者的这一句话非常有意味，然后揭底了，“就能把它整个儿吞噬了”，这一句话在用力上和前一句话方向相反。“只要……就”，他觉得讲全部还不够表明他内心的恐惧，用了“整个儿”。整个儿那个“儿”可以去掉的吧，他又觉得跟“好像”不协调了。“整个”后面加个“儿”，让你放心一点，然后用了一个非常狠的词——“吞噬”，像老虎吞绵羊一样，一下子、全部、瞬间地没有了。

从整个这一小节的跌宕起伏中能够看出，作者非常精心地构建了心理曲线。文字是作者外显的语言，文字背后的情绪节奏是作者内在的心理曲线。但教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怕孩子看不懂，改掉了“吞噬”，在节奏上，因为没有了大水车这个节奏，所以“像突然感受到”接上“黄河滚滚”，这两个小节就没有喘气的余地。

所以，课文最好不要轻易修改原文。比如课文里的这一句话，“再定睛瞧一瞧吧，啊！那上面还有人哩”，这个“再”是什么意思？第二眼吗？那么第一眼在哪里？“远远一望”，这在上一段，还是第一眼吗？不是。请看原文，“啊，请你再定睛瞧一瞧吧，那上面还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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