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徐灵胎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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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灵胎医话医案选试读：
前言
徐灵胎（1693—1772），名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苏州）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业儒通经，博学多才，尤精医学，为清代著名的儒医大家。医名颇盛，与叶天士、薛雪并称为清雍乾名医三大家，又与叶天士同为国手，时人有“瑜亮”之比。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认为：“明清间诸医……浩瀚精博者，当推王肯堂……负盛名于吴中者，则为叶天士与薛生白。……其卓然可称大家者，实无过徐灵胎。……所谓学识俱深，明清以来医家殆无其匹也。”看得出对其评价甚高。
徐氏一生著述宏富，《徐灵胎医学全书》载其医学著作16种，今人考证无误者有《难经诠释》、《神农本草经百家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慎疾刍言》、《洄溪医案》等8种。
徐灵胎医理精深，见解超群，学术思想倾向于尊经崇古，“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于古法。”对前人得失敢于批评，且持论多精凿有据。精通内、外科，曾两次被乾隆皇帝召入京都治病。
本书选取了徐灵胎的3种医学专著：《医学源流论》、《慎疾刍言》、《洄溪医案》，堪称徐氏诸多著述中的代表作，下面分别予以简介。《医学源流论》：《医学源流论》为徐氏65岁所撰，“阅历既深，言皆老当。”是书为徐氏医学论文之力作，对医学诸多代表性问题作了简要概括，立论精辟，多切时弊，体现了他毕生治医的深切体会。本书语多精警，篇幅精悍，具有医话的特征。许多篇章如“用药如用兵论”、“病同人异论”、“病同因别论”、“方药离合论”、“病深非浅药能治论”已成脍炙人口的名篇。《慎疾刍言》：《慎疾刍言》为徐氏75岁所撰，应该说徐氏医学修炼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本书又名《医砭》，顾名思义，“是书之作，盖有鉴于庸医之误人，救其失而补其漏，反复万余言，大声疾呼，欲令人惊心动魄，豁然开悟。”（本书跋文）本书承续了《医学源流论》的风格，针砭医界时弊，强调辨病精细，立法严谨，用方中肯。《洄溪医案》：《洄溪医案》系徐氏身后85年由其门生金复村所传，为清代名医王孟英（王士雄）所得，王氏“读之如获鸿宝，虽秘本而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设之伎，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遂予编次刊行，并于案后附加按语，画龙点睛，为徐案增光添色不少。
本书文理俱佳，史实有征，内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治法灵活多变，颇有独到见解，在古代医案中卓有影响。
徐灵胎之书流传广远，近现代有多种版本面世。本书据民国年间上海锦文堂书局所刊《徐灵胎医书三十二种》中所收上述3书进行点校，同时参考了其他版本。主要是订正错讹，精点句读。原书不分段落，今则酌情分开段落，使得条理清晰一些。是否有当，还望高明赐教。
我的弟子杨洪云、聂晨旭、白龙、史瑞锋、吕涛、车群、李昊、吴红丽、王波等人，为本书做了很多工作，在此表示感谢。点校者2012年2月医学源流论自叙
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使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
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
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服口食之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
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焉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秋七月洞溪徐大椿书于吴山之半松书屋元气存亡论
养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无死。斯言妄也，何则？人生自免乳哺以后，始而孩，既而长，既而壮，日胜一日。何以四十以后，饮食奉养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欲戕之也。则绝嗜欲，可以无死乎？或者曰：劳动贼之也。则戒劳动，可以无死乎？或者曰：思虑扰之也。则屏思虑，可以无死乎？果能绝嗜欲，戒劳动，减思虑，免于疾病夭札则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犹然也。
况乎四十以前，未尝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生日长。四十以后，虽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减日消，此其故何欤？盖人之生也，顾夏虫而却笑，以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实犹是耳。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
所谓定分者，元气也。视之不见，求之不得，附于气血之内，宰乎气血之先。其成形之时，已有定数。譬如置薪于火，始燃尚微，渐久则烈，薪力既尽而火熄矣。其有久暂之殊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故终身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
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伤元气者，此不可不预防者也；亦有因误治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
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至所谓元气者，何所寄耶？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阴阳合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
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寒热攻补，不得其道，则实其实而虚其虚，必有一脏大受其害。邪入于中而精不能续，则元气无所附而伤矣。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唯上工能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后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术也。若欲与造化争权，而令天下之人终不死，则无是理矣。躯壳经络脏腑论
凡致病必有因，因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今之医者曰：病必分经络而后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经络之所能尽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谓躯壳也。而虚其中则有脏腑以实之。其连续贯通者，则有经有络贯乎脏腑之内，运乎躯壳之中为之道路，以传变周流者也。
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或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唯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所谓躯壳之病也。
故识病之人，当直指其病在何脏何腑，何筋何骨，何经何络，或传或不传，传以何经始，以何经终。其言历历可验，则医之明者矣。今人不问何病，谬举一经以借口，以见其颇识《内经》，实与《内经》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难易，则在经络易治，在脏腑者难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难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于躯壳脏腑之属于某经络，以审其针灸用药之法，则《内经》明言之，深求自得也。表里上下论
欲知病之难易，先知病之浅深；欲知病之浅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实有表里上下之别焉。何谓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谓里？脏腑精神是也，而经络则贯乎其间。表之病易治而难死，里之病难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里者，又各有难易，此不可执一而论也。
若夫病本在表，而传于里；病本在里，而并及于表，是为内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以上之病，往往近于热；身半以下之病，往往近于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热，此亦不可执一而论也。
若夫病本在上，而传于下，病本在下，而传于上，是之谓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无病之处多，有病之处少，则精力犹可维持，使正气渐充而邪气亦去。若夫一人之身，无处不病，则以何者为驱病之本而复其元气乎？
故善医者，知病势之盛而必传也，预为之防，无使结聚，无使泛滥，无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说也。若其已至于传，则必先求其本，后求其标，相其缓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决病之生死难易，思过半矣。阴阳升降论
人身象天地，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谓之元阳。元阳之外护者谓之浮阳，浮阳则与时升降。若人之阳气则藏于肾中而四布于周身，唯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故太极图中心白圈，即元阳也，始终不动，其分阴分阳，皆在白圈之外。
故发汗之药，皆鼓动其浮阳，出于营卫之中，以泄其气耳。若元阳一动，则元气离矣。是以发汗太甚，动其元阳，即有亡阳之患。病深之人，发喘呃逆，即有阳越之虞，其危皆在顷刻，必用参附及重镇之药以坠安之。所以治元气虚弱之人，用升提发散之药，最防阳虚散越，此第一关也。
至于阴气则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则精液不布，干枯燥烈，廉泉玉英毫无滋润，舌燥唇焦，皮肤粗槁，所谓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孤阳无附，害不旋踵。《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故阴气有余则上溉，阳气有余则下固，其人无病，病亦易愈。反此则危。故医人者，慎毋越其阳而竭其阴也。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从内出者，必由于脏腑；病之从外入者，必由于经络。其病之情状，必有凿凿可征者。如怔忡、惊悸为心之病，泄泻、膨胀为肠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热而六经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别；又有脏腑有病而反现于肢节，肢节有病而反现于脏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则此之寒热非彼之寒热，此之痒痛非彼之痛痒，病之所在全不关着，无病之处反以药攻之。《内经》所谓：诛伐无过，则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医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复治其所增之病，复不知病之所从来，杂药乱投，愈治而病愈深矣。
故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本于古圣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后治之，自然一剂而即见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药之不当，而反咎病之不应药，此理终身不悟也。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分经络脏腑，夫人知之。于是天下遂有因经络脏腑之说而拘泥附会，又或误认穿凿，并有借此神其说以欺人者。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某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芪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一处也。所以古人有现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锭、至宝丹之类，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盖通气者，无气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
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曰：然则用药竟不必分经络脏腑耶？曰：此不然也。盖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如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盖其止寒热，已畏寒，除大热，此乃柴胡、桂枝、葛根专长之事。因其能治何经之病，后人即指为何经之药。孰知其功能，实不仅入少阳、太阳、阳明也。显然者尚如此，余则更无影响矣。
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药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肾藏精论
精藏于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经》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
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是又不然。盖天下之理，总归自然。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左传》云：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若纵欲不节，如浅狭之井，汲之无度，则枯竭矣。曰：然则强壮之人而绝欲，则何如？曰：此亦无咎无誉，唯肾气略坚实耳。但必浮火不动，阴阳相守则可耳。若浮火日动而强制之，则反有害。盖精因火动而离其位，则必有头眩、目赤、身痒、腰疼、遗泄、偏坠等症，甚者或发痈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为物，欲动则生，不动则不生。能自然不动则有益，强制则有害，过用则衰竭。任其自然而无所勉强，则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长生之诀也。一脏一腑先绝论
人之死，大约因元气存亡而决。故患病者，元气已伤，即变危殆。盖元气脱则五脏六腑皆无气矣。竟有元气深固，其根不摇，而内中有一脏一腑先绝者。如心绝，则昏昧不知世事；肝绝，则喜怒无节；肾绝，则阳道萎缩；脾绝，则食入不化；肺绝，则气促声哑。六腑之绝，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绝之象，亦必有显然可见之处。大约其气尚存，而神志精华不用事耳，必明医乃能决之。
又诸脏腑之中，唯肺绝则死期尤促。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脏腑赖其气以养，故此脏绝则脏腑皆无禀受矣。其余则视其绝之甚与不甚，又观其别脏之盛衰何如，更观其后天之饮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则修短之期可决矣，然大段亦无过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说也。君火相火论
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妥。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
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而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心火为动而肾火不动，其患独在心；亦有肾火动而心火不动，其害独在肾。故治火之法，必先审其何火，而后用药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若二脏之阴不足以配火，则又宜取二脏之阴药补之。
若肾火飞越，又有回阳之法，反宜用温热，与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脏皆有火，而心肾二脏为易动，故治法宜详究也。若夫相火之说，则心包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烦躁、眩晕，此则在君火之旁，名为相火，似为确切。试以《内经》参之，自有真见也。诊脉决死生论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于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入于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较也。
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人气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又其次，则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又其次，则辨病脉之从违，病之与脉各有宜与不宜。如脱血之后，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寒热之证，脉宜洪数，而反细弱，则真元将陷矣。至于真脏之脉，乃因胃气已绝，不营五脏。
所以何脏有病，则何脏之脉独现。凡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此其可决者也。至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盖脉之变迁无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经络，而脉一时未变者；或病轻而不能现于脉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与气血相并，一时难辨其轻重者；或有依经传变，流动无常，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
若夫真脏之脉，临死而终不现者，则何以决之？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总在医者熟通经学，更深思自得则无所不验矣！若世俗无稽之说，皆不足听也。症脉轻重论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
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六脉有根，则不死，此宜从脉不从症也。
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绝，痰降则愈，此宜从症不从脉也。
阴虚咳嗽，饮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细数，久则必死，此宜从脉不宜从症也。
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则胃绝而脉骤变，百无一生，此又宜从症不从脉也。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枚举。
总之脉与症，分观之，则吉凶两不可凭，合观之，则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数，肺属金，数为火，火刑金也。余可类推，皆不外五行生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若脉之全体，则《内经》诸书详言之矣。脉症与病相反论
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干。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
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于发热，此先后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后，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
至于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于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一端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然苟非辨证极精，脉理素明，鲜有不惑者也！中风论
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各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
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唯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今人一见中风等症，即用人参、熟地、附子、肉桂等纯补温热之品，将风火痰气尽行补住，轻者变重，重者即死。
或有元气未伤而感邪浅者，亦必迁延时日，以成偏枯永废之人，此非医者误之耶！或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补正即所以驱邪，此大谬也。唯其正虚而邪凑，尤当急驱其邪，以卫其正。若更补其邪气，则正气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气全虚，不能托邪于外，亦宜于驱风药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驱邪之力，从未有纯用温补者。譬之盗贼入室，定当先驱盗贼，而后固其墙垣；未有盗贼未去，而先固其墙垣者。
或云：补药托邪，犹之增家人以御盗也，是又不然。盖服纯补之药，断无专补正不补邪之理，非若家人之专于御盗贼也，是不但不驱盗，并助盗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属虚，骤病属实。所谓虚者，谓正虚也；所谓实者，谓邪实也。中风乃急暴之症，其为实邪无疑。天下未有行动如常，忽然大虚而昏仆者，岂可不以实邪治之哉？
其中或有属阴虚、阳虚、感热、感寒之别，则于治风方中，随所现之症加减之。汉唐诸法俱在，可取而观也。故凡中风之类，苟无中脏之绝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无恙者甚多。唯服热补者，无一存者矣。臌膈论
臌膈同为极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盖臌者，有物积中，其证属实；膈者，不能纳物，其证属虚。实者可治，虚者不可治，此其常也。
臌之为病，因肠胃衰弱，不能运化，或痰或血，或气或食，凝结于中，以致臌脝胀满。治之当先下其结聚，然后补养其中气，则肠胃渐能克化矣。《内经》有鸡矢醴方，即治法也。后世治臌之方，亦多见效。唯脏气已绝，臂细脐凸，手心及背平满，青筋绕腹，种种恶证齐现，则不治。
若膈证，乃肝火犯胃，木来侮土，谓之贼邪。胃脘枯槁，不复用事，唯留一线细窍，又为痰涎瘀血闭塞，饮食不能下达，即勉强纳食，仍复吐出。盖人生全在饮食，经云：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今食既不入，则五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纳谷，则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纳谷，则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秋；秋得病者，死于春。盖金木相克之时也。
又有卒然呕吐，或呕吐而时止时发，又或年当少壮，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于类臌之症，如水肿之类，或宜针灸，或宜泄泻，病象各殊，治亦万变，医者亦宜广求诸法而随宜施用也。寒热虚实真假论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热虚实，然必辨其真假，而后治之无误。
假寒者，寒在外而热在内也，虽大寒而恶热饮；假热者，热在外而寒在内也，虽大热而恶寒饮，此其大较也。假实者，形实而神衰，其脉浮、洪、芤、散也；假虚者，形衰而神全，其脉静、小、坚、实。
其中又有人之虚实，证之虚实。如怯弱之人而伤寒、伤食，此人虚而证实也；强壮之人而失血劳倦，此人实而证虚也。或宜正治，或宜从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从本，或宜从标；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上下异方，煎丸异法；补中兼攻，攻中兼补。精思妙术，随变生机，病势千端，立法万变。则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穷我之术，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执己见，或学力不至，其不为病所惑者，几希矣！内伤外感论
七情所病，谓之内伤；六淫所侵，谓之外感。自《内经》、《难经》以及唐宋诸书，无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异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异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内伤者；更有内伤兼外感，外感兼内伤者。则因与病又互相出入，参错杂乱，治法迥殊。
盖内伤由于神志，外感起于经络。轻重浅深，先后缓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误，为害非轻。能熟于《内经》及仲景诸书，细心体认，则虽其病万殊，其中条理井然，毫无疑似，出入变化，无有不效。否则彷徨疑虑，杂药乱投，全无法纪，屡试不验，更无把握。不咎己之审病不明，反咎药之治病不应。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病情传变论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水肿之类，医者可预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知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预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
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先后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
至于药误之传变，又复多端。或过于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于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于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后，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子、山茱萸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涩。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后大虚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甚多，不可不深戒！病同人异论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
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
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即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病症不同论
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如太阳伤风是病也，其恶风、身热、自汗、头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为太阳病，此乃太阳病之本症也。若太阳病而又兼泄泻、不寐、心烦、痞闷，则又为太阳病之兼症矣。
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若疟而兼头痛、胀满、嗽逆、便闭，则又为疟疾之兼症矣。若疟而又下痢数十行，则又不得谓之兼症，谓之兼病。盖疟为一病，痢又为一病，而二病中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胜举。
以此类推，则病之与症其分并何啻千万，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绪也。而治之法，或当合治，或当分治，或当先治，或当后治，或当专治，或当不治，尤在视其轻重缓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杂乱无纪，则病变百出，虽良工不能挽回矣。病同因别论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
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病，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
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腹痛，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如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若不问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则幸中者甚少，而误治者甚多。终身治病而终身不悟，历症愈多而愈惑矣。亡阴亡阳论
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属阴，是汗多乃亡阴也。故止汗之法，必用凉心敛肺之药，何也？心主血，汗为心之液，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当敛肺气，此正治也。唯汗出太甚，则阴气上竭，而肾中龙雷之火随水而上。若以寒凉折之，其火愈炽，唯用大剂参附，佐以咸降之品如童便、牡蛎之类，冷饮一碗，直达下焦，引其真阳下降，则龙雷之火返乎其位，而汗随止。此与亡阴之汗，真大相悬绝。
故亡阴亡阳，其治法截然，而转机在顷刻。当阳气之未动也，以阴药止汗。及阳气之既动也，以阳药止汗；而龙骨、牡蛎、黄芪、五味子收涩之药，则两方皆可随宜用之。医者能于亡阴亡阳之交，分其界限，则用药无误矣。
其亡阴亡阳之辨法如何？亡阴之汗，身畏热，手足温，肌热，汗亦热而味咸，口渴喜凉饮，气粗，脉洪实，此其验也；亡阳之汗，身反恶寒，手足冷，肌凉汗冷，而味淡微黏，口不渴而喜热饮，气微，脉浮数而空，此其验也。至于寻常之正汗、热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绝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讼纷纷，毫无定见，误治甚多也。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
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医治之，非必皆与病相反也。外感内伤，皆有现病，约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轻者，虽不服药亦能渐痊。即病势危迫，医者苟无大误，邪气渐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医者之能事也。
唯不论轻重之疾，一见即能决其死生难易，百无一失，此则学问之极功，而非浅尝者所能知也。夫病轻而预知其愈，病重而预知其死，此犹为易知者。唯病象甚轻，而能决其必死；病势甚重，而能断其必生，乃为难耳。
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盖邪气虽去，而其人之元气与病俱亡，一时虽若粗安，真气不可复续，如两虎相角，其一虽胜而力已脱尽，虽良工亦不能救也。
又有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盖邪气盛而元气坚固，邪气与元气相并，大攻则恐伤其正，小攻则病不为动，如油入面，一合则不可复分，而又不至于伤生。
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则病气入脏腑者，病与人俱尽者为多；病在经络骨脉者，病与人俱存者为多，此乃内外轻重之别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征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与病俱亡，亦不使之终身不愈，此非深通经义之人，必不能穷源极流，挽回于人所不见之地也。卒死论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唯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
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则气愈聚愈塞，如系绳于颈，气绝则死矣。若医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气，驱其邪，则立愈矣。
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气道而卒死者，通气降痰则苏，所谓痰厥之类是也。以前诸项，良医皆能治之，唯脏绝之症则不治。其人或劳心思虑，或酒食不节，或房欲过度，或恼怒不常，五脏之内，精竭神衰，唯一线真元未断，行动如常，偶有感触，其元气一时断绝，气脱神离，顷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则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于暴遇神鬼，适逢冤谴，此又怪异之事，不在疾病之类矣。病有鬼神论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唯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
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故经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诸穴者，皆赖神气以充塞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犹之风寒之能伤人也。
故治寒者，壮其阳；治热者，养其阴；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惊者，则当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穷其故，乃能无所惑而有据，否则执一端之见，而昧事理之实，均属愦愦矣。
其外更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于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贻累者；有过误害人者；其事皆凿凿可征，似儒者所不道，然见于经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类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肾虚非阴证论
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后或遗精之后，感冒风寒而发热者，谓之阴证。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证。不问其现症何如，总用人参、白术、附子、肉桂、干姜、地黄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
夫所谓阴证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房后感风，岂风寒必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寒，如《伤寒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用温补，则补其风寒于肾中矣。况阴虚之人而感风寒，亦必由太阳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燥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反用热药？
若果直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即如伤寒瘥后，房事不慎，又发寒热，谓之女劳复。此乃久虚之人，复患大症。依今人之见，尤宜峻补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汤服。然则无病而房后感风，更不宜用热补矣。
故凡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症现脉。如果六脉沉迟，表里皆畏寒的系三阴之寒证，即使其本领强壮，又绝欲十年，亦从阴治。若系所现脉证的系阳邪，发热烦渴，并无三阴之症，即使其人本体虚弱，又复房劳过度，亦从阳治。如《伤寒论》中阳明大热之证，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间，转入三阴，即改用温补。若阴证转阳证，亦即用凉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先生能知此义，有《寓意草》中黄长人之伤寒案可见。余人皆不知之，其杀人可胜道哉！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今之医者，谓吐血为虚劳之病，此大谬也。
夫吐血有数种。大概咳者成劳，不咳者不成劳，间有吐时偶咳者。当其吐血之时，狼狈颇甚，吐血即痊，皆不成劳，何也？其吐血一止，则周身无病，饮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后，或阴虚内热，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药而痊。若咳嗽则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气升，多则三年，少则一年而死矣。
盖咳嗽不止，则肾中之元气震荡不宁，肺为肾之母，母病则子亦病故也。又肺为五脏之华盖，经云：谷气入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是则脏腑皆取精于肺。肺病则不能输精于脏腑，一年而脏腑皆枯，三年而脏腑竭矣，故咳嗽为真劳不治之疾也。
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时稍缓，其饮食起居不甚变。又其人善于调摄，延至三年之后，起居如旧，间或一发，静养即愈，此乃百中难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证屡发，肝竭肺伤，亦变咳嗽，久而亦死。此则不善调摄，以轻变重也。执此以决血证之死生，百不一失矣。胎产论
妇科之最重者二端，堕胎与难产耳。世之治堕胎者，往往纯用滋补；治难产者，往往专于攻下。二者皆非也。
盖半产之故非一端，由于虚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内热者，十之八九。盖胎唯赖血以养，故得胎之后，经事不行者，因冲任之血皆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则胎枯竭而下堕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也，故古人养胎之方，专以黄芩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经云：营卫之道，纳谷为宝，故又以白术佐之。乃世之人，专以参芪补气，熟地滞胃，气旺则火盛，胃湿则不运，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
至于产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无危险之理，险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难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产妇，不可令早用力。盖胎必转而后下，早用力，而胎先下坠，断难舒转，于是横生倒产之害生。又用力则胞浆骤下，胎已枯涩，何由能产？此病不但产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稳妇亦有不知者。
至于用药之法，则交骨不开，胎元不转，种种诸症，各有专方。其外或宜润，或宜降，或宜温，或宜凉，亦当随症施治。其大端以养血为主，盖血足则诸症自退也。至于易产强健之产妇，最多卒死。盖大脱血之后，冲任空虚，经脉娇脆，健妇不以为意。轻举妄动，用力稍重，冲脉断裂，气冒血崩，死在顷刻。尤忌举手上头，如是死者，吾见极多。不知者以为奇异，实理之常。生产之家，不可不知也。病有不必服药论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肋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只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后，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药之益者甚少，受药误者甚多。如无至稳必效之方，不过以身试药，则宁以不服药为中医矣！方药离合论
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
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具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
故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于杀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古方加减论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沉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
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
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于病，或则归咎于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呼！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
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依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背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方剂古今论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
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枢》、《素问》、《神农本草经》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
既而积习相仍，每著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逞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
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几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单方论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其源起于本草。
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
若夫外内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禁方论
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岂非天地圣人之至愿哉？然而方之有禁，则何也？其故有二：一则惧天下之轻视夫道也。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变化无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其传也，往往出于奇人隐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难，则爱护之必至。若轻以授人，必生轻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爱惜，此乃人之情也。
一则恐发天地之机也。禁方之药，其制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窃阴阳之柄，窥造化之机，其修合必虔诚敬慎，少犯禁忌，则药无验。若轻以示人，则气泄而有不神，此又阴阳之理也。《灵枢·禁服篇》：黄帝谓雷公曰：此先师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黄帝有兰台之藏，长桑君有无泄之戒，古圣皆然。
若夫诡诈之人，专欲图利，托名禁方，欺世惑众。更有修炼热药，长欲导淫，名为养生，实速其死。此乃江湖恶习，圣人之所以诛也。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古今方剂大小论
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甚重，此无稽之说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余亲见汉时有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汤，伤寒大剂也。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为一剂。在今只一两六钱，又分三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分零。他方间有药品多者，亦不过倍之而已。况古时之药，医者自备，俱用鲜者，分两以鲜者为准，干则折算。如半夏、麦冬之类，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则野生者甚小，后人种之乃肥大，皆有确证。
今人每方必十余味，每味三四钱，则一剂重三两外矣。更有熟地用至四两一剂者，尤属可怪。古丸药如乌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丸，今秤不过二三分，今则用三四钱至七八钱矣。古末药用方寸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矣。
古人之用药，分两未尝重于今日。《周礼·遗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釜，六斗四升曰釜，四釜共二石五斗六升，为人一月之食，则每日食八升有余矣。盖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来，时医误阅古方，增重分两，此风日炽。即使对病，元气不胜药力，亦必有害，况更与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无师授，无怪乎其动成笑柄也。药误不即死论
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症。如是而病犹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医之咎也。后世医失其传，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无所主也。
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风，总名也，其类有偏枯、痿痹、风痱、历节之殊，而诸证之中，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肿，总名也，其类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之殊，而诸证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尽然。
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其得免于杀人之名者，何也？盖杀人之药，必大毒如砒鸩之类，或大热大寒峻厉之品，又适与病相反，服后立见其危。若寻常之品，不过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气自退，正气自复，无不愈者。间有迁延日久，或隐受其害而死。更或屡换庸医，遍试诸药，久而病气益深，元气竭亦死。又有初因误治，变成他病，辗转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过，反增他病而死。
盖日日诊视，小效则以为可愈，小剧又以为难治，并无误治之形，确有误治之实。病家以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医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实则真杀之而不觉也。若夫误投峻厉相反之药，服后显然为害，此其杀人，人人能知之矣。唯误服参附峻厉之药而即死者，则病家之所甘心，必不归咎于医。故医者虽自知其误，必不以此为戒而易其术也。药石性同用异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某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
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草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经》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
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举。学者必将《神农本草经》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症也。劫剂论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
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
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制药论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斅，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
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于用药之法也。
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后世好奇炫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唯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人参论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
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
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
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更有骇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
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
又有孝子慈父，幸其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
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
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究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执方治病论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后方。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
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
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汤药不足尽病论《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
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唯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余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预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只以一煎方为治，唯病后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与病不相入，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本草古今论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
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代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本草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
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经》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
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其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
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更必验之于病而后信。又必考古方中所曾用者乃可采取，余则只可于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后世所谓之奇药，或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后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钟，造物之机，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
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
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即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唯知定方，其药则唯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药性专长论
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
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
至如鳖甲之消痞块，使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只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后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
故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后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神农本草经》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后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煎药法论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
如麻黄汤，先煎麻黄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者，皆各有意义。
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服药法论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
如发散之剂，欲驱风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
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
故《伤寒论》等书，服药之法，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缓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丸。其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义，必有得于心也。医必备药论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文公《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
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
又古圣人之治病，唯感冒之疾则以煎剂为主，余者皆用丸散为多。其丸散有非一时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须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只须一丸而愈，合药不可只合一丸。若使病家为一人而合一料，则一丸之外，皆为无用。唯医家合之，留待当用者用之，不终弃也。
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药，储之数年，难遇一用，药肆之中，因无人问，则亦不备。唯医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时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过通散营卫耳。若护心托毒，全赖各种丸散之力，其药皆贵重难得及锻炼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费又大，亦不得为一人只合一二丸。
若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脓呼毒，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熏蒸烙灸，吊洗点溻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不同，皆非一时所得备，尤必须平时预合。
乃今之医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讲其法，又无资本以蓄药料，偶遇一大症，内科则一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膏药之外，更无余药。即有之，亦唯取极贱极易得之一二味，以为应酬之具，则安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药者，医家不可不全备者也。乩方论
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
夫乩者，机也。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诚心于求治，则必又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精灵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唯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必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热药误人最烈论
凡药之误人虽不中病，非与病相反者不能杀人。即与病相反，药性平和者，不能杀人。与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药甚轻，不能杀人。性既相反，药剂又重，其方中有几味中病者，或有几味能解此药性者，亦不能杀人。兼此数害，或其人病甚轻，或其人精力壮盛，亦不能杀人。
盖误药杀人，如此之难也，所以世之医者，大半皆误，亦不见其日杀数人也。即使杀之，乃辗转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觉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渐自愈者，反指所误用之药以为此方之功效，又转以之误治他人矣。所以终身误人而不自知其咎也。
唯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证，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扬扬自得，以为病势当然。
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至于极轻淡之药，误用亦能杀人，此乃其人之本领甚薄，或势已危殆，故小误即能生变，此又不可全归咎于医杀之了。薄贴论
今所用之膏药，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遮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厚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
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
故凡病之气聚血结而有形者，薄贴之法为良。但制膏之法，取药必真，心志必诚，火候必至，方能有效，否则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溻种种杂法，义亦相同，在善医者通变之而已。貌似古方欺人论
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已。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赅。
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依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
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唯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
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司天运气论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
何谓欺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
何谓耳食之学？或窃听他人之说，或偶阅先古之书，略记数语，自信为已得其秘，大言不惭，以此动众，所谓道听途说是也。如近人所谈司天运气之类是也。彼所谓司天运气者，以为何气司天，则是年民当何病。假如厥阴司天，风气主之，则是年之病，皆当作风治。此等议论，所谓耳食也。
盖司天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其应验先候于脉。凡遇少阴司天，则两手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寸不应。太阴司天，则左寸不应。若在泉，则尺脉不应，亦如之。若脉不当其位则病，相反者死，此诊脉之一法也。
至于病，则必观是年岁气胜与不胜。如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心痛胁满等症。倘是年风淫虽胜，而民另生他病，则不得亦指为风淫之病也。若是年风淫不胜，则又不当从风治矣。
经又云：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火气乘之，五气之胜皆然。此乃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胜，亦有相克者乘之，更与司天之气相反矣。又云：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则岁半以前属司天，岁半以后又属在泉，其中又有胜不胜之殊，其病更无定矣。
又云：厥阴司天，左少阴，右太阳，谓之左间、右间。六气皆有左右间，每间主六十日，是一岁之中，复有六气循环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岁会三合之不齐，太过不及之异气。欲辨明分晰，终年不能尽其蕴。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气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
总之，见病治病，如风淫于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其深者，圣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医道通治道论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
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则轻而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
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五方异治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邪随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
故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详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士人所笑矣！
湖州长兴县有合溪，小儿饮此水，则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线挂颈，以两头按乳头上，剪断，即将此线挂转，将两头向背脊上，一并拽齐。线头尽处将黑点记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壮或七壮即消，永不再发。服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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