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造就的伟大——钱学森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梅张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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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造就的伟大——钱学森传试读：

人们对杭州的了解，更多地源自曾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还有鲁迅笔下那倒掉的雷峰塔。

细雨之中的西湖、盛开的荷花、一座断桥，淡淡几笔，足以勾勒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杭州之美，在于留给旁人对美的无尽想象空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杭州的美，犹如一幅盛满故事的山水画，诗意、神秘、动情；对于航天之父钱学森来说，杭州于他也是这般美丽。只是直到19岁，他才能借养病之机认识自己家乡的美丽，到底有点迟了。

但钱学森一触摸到杭州这幅美卷，便充满不舍和一生的惦念。虽然钱学森年少时因父亲工作调动而辗转生活于北京、上海，长大后为了学业穿梭于北京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杭州，终究是钱学森生命开始的地方，这里听到过他的第一声啼哭，雕刻过他的第一个脚印——他是踏莲而生的，他先着地的双脚，让杭州望族钱家越发枝叶繁茂。

直到多年后，母亲章兰娟和儿子隔着大洋写信叙家常，还是会忍不住提到钱学森的出生——踏莲而生。所谓踏莲而生，就是出生时双脚先落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竖生”、“寤生”或“立生”。

民间的说法是，以这种姿态出生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出身名门的章兰娟自小受到良好教育，并不相信这些民间说法。但自儿子钱学森1911年冬天出生后，她便越发钟爱荷花。当年近百岁的钱学森，坐在已经住了48年的老楼阳台上，阳光懒懒地晒着他布满祥和的脸，回忆童年往事，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他记得儿时在北京住的那座敞亮的四合院里种满了花木，春季盛开的是海棠、迎春、桃花，总是五彩缤纷，但夏天满院飘的独有荷花的清香；钱学森记得，当他为了学业踏上去美国的邮轮时，母亲送他的礼物是绣了荷花的手绢；钱学森还记得，后来当他终于回国了，却只能看见逝去的母亲绣着荷花的手绢……几十年之后，当他再想到母亲时，手还会禁不住地颤抖。一直默默站在他身旁的妻子蒋英——自1947年执手，两人已经走过钻石婚——习惯地握住他的手，他立即安静了许多。2、杭州钱家

说起钱学森，绕不开杭州望族钱家。杭州的钱家是贵族。但中国的贵族，似乎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寿命一般都很短——归咎于频繁地改朝换代，不断地盛衰交替。钱氏家族不然，他们从吴越国王钱镠算起，1000多年以来，代有钟鸣鼎食之家、博学鸿识之士。

杭州钱家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曾有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出自这个家族。北宋时有钱易，17岁考取进士，时人称其“有李白才”。宋代有进士钱昆，官至秘书监，善草隶，能诗赋，有文集。明代有翰林修撰钱福；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士升，万历殿试第一。明末清初有诗人钱谦益，万历进士，授编修，曾讲学于东林，有《牧斋集》等传世。乾隆进士钱大昕，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长于校勘考订，有《二十二史籍》。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钱镠的第33代世孙。在当代，钱家更是人才辈出，而且遍布全球。据相关机构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位，分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钱其琛、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继，还有200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这里面有国学大师，有外交家，有力学之父，有原子弹之父，有植物学奠基人，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是杭州钱家。

中国古代讲求母（父）以子荣。当然，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对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了解更多地源于钱学森——他是我国的航天之父，是美国人认定足以“抵得上五个师”的人。但若翻看钱均夫的人生史，我们实在不该小觑。

钱均夫出生于杭州一个没落的丝商之家。虽然家道中落，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钱家的家庭条件依然能为钱均夫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在父母想方设法提供的教育环境下，他培养了忠厚人品，开启了广泛兴趣。钱均夫尤其挚爱中国文学和历史，很小的时候就博览了中国的史书、小说。他的文笔甚好，颇得鲁迅先生欣赏——我们可从鲁迅先生的书信日记集里看出端倪。当时杭州富商章氏，亦非常欣赏钱均夫的人品和才华，便把知书达理的女儿章兰娟许配给他，并资助其东渡留学日本。

1902年留学日本前，钱均夫就读于杭州的求是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多年之后，再回忆起这段生活，钱均夫的最大收获是在此结识了蒋百里、许寿裳等友人，尤以文字互契的莫逆之交蒋百里为重。钱均夫和蒋百里，从此相识，彼此在文字上的互赏和志向上的默契，成全了他们那段跨越一生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这段友谊还延续到下一代，而且越发亲密：1947年，学成归国的钱学森如愿做了蒋百里的女婿。蒋百里是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和钱学森，亦师亦友，引导着他的成长。在钱学森和父亲发生“战争”时，他又是钱学森的同盟军。年龄尚幼的钱学森，喜欢赖着来访的蒋百里伯伯给他讲解天文地理。当年前往欧洲考察的蒋百里，特地绕道美国，看望独自在那里留学的钱学森，并且当了钱学森的“说客”——为了支持钱学森的专业，选择“背叛”了老友钱均夫。这是后话了。

钱均夫和蒋百里二人同在求是学院求学，又为同乡。蒋百里比钱均夫早一步到日本留学。留在国内的好友钱均夫，义不容辞地为蒋百里尽孝道：逢年过节，钱均夫总要代表蒋百里到海宁探望蒋母，直到他也赴日留学。那时的他俩肯定想不到，多少年之后，蒋百里不惜路途颠簸，特地取道美国，代老友去看望他的儿子钱学森——世间很多事，就是这样的不可预知却又命中注定似的，充满了温暖与情谊。年少时建立的深厚情谊，日后经过一起留学日本的打磨，变得更为牢固。各自成了家，两人的情意浓厚成亲情，彼此都视对方的儿女为己出——只有独子的钱均夫，在儿子9岁时，甚至毫不客气地向蒋百里要来他的三女儿蒋英做干女儿。

这个干女儿日后成了钱均夫的儿媳、钱学森的夫人。3、父亲钱均夫

在日本留学期间，钱均夫主攻教育学、地理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他和蒋百里，深受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在钱学森1岁时，他在上海创办创学堂；1911年、1913年两度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钱学森3岁时，举家迁往北京，钱均夫供职教育部，任中小学学科科长。

钱均夫一直希望自己能兴教救国。然而，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后，痛心疾首的钱均夫心死了，自感夙愿难偿，只好将精力转投于自己深爱的国学研究和对儿子的教育上。钱均夫对钱学森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正如钱学森曾说的那样：“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钱均夫不仅致力于开启儿子的智慧，更致力于培养儿子的人生志向。他知道家庭文化氛围于人成长的重要性，便把家里堆满书，亲自为儿子挑选画报、小人书。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他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一大箱的中华文化丛书——他深知祖国文化的悠远和于人成长的重要。这些书，成了日后钱学森独在异乡为异客时重要的精神食粮。

钱均夫知道大自然是本读不完的宝书，而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难以得到大自然的陶冶。因此，他尤其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在钱学森的少年时代，每年的春秋季节，钱均夫总要带儿子到郊区农村或者风景秀美的香山、西山去郊游。在郊游时，钱均夫告诉儿子所见所闻，告诉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他还给儿子讲有趣的大自然，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在旅游中，年幼的钱学森知道了餐桌上的食物是农民辛苦耕种收获来的，还领略了祖国的山河之美。

有一次，香山红叶飘红时，钱均夫带着妻儿去赏满山的红叶。野餐之后，父子俩躺在草地上，仰望湛蓝的天际。这时，一只雄鹰盘旋在高空，钱学森入神地盯着忽高忽低、时远时近的鹰，许久许久，直到那只鹰飞得很高很远，再也看不见了。回过神来的钱学森对父亲说：“我想成为那只大鸟，飞到太空。”

钱均夫看出儿子充满幻想的一颗童心已经随着那只雄鹰飞向了高空，便不失时机地给儿子讲庄子的《逍遥游》：“传说古代在北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它是一条很大的鱼，鱼的背就有几千里长。有一天，它变成了一只大鸟，大鸟的名字叫鹏。鹏鸟的身子也很大，它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大鹏鸟的两只翅膀就像垂在天边的彩云，遮天蔽日。当海面起了大风大浪的时候，这只大鹏鸟便从北海飞到了南海。在飞往南海的时候，鹏鸟拍击翅膀击水而行三千里，经过盘旋拼搏飞到了九万里的高空。它‘绝云气，负青天’，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钱学森被鲲鹏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不由得赞叹：“大鹏鸟真棒！”

父亲接着讲道：“不过，蝉和小斑鸠，还有生活在小树林里的麻雀，它们讥笑大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的，为什么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说它们每天到池泽边、灌木丛和蓬蒿之间飞上飞下，又没有危险，也不愁挨饿，就很快活了。”

听到这里，小钱学森愤愤地说：“它们太没有出息了，我要学大鹏鸟，到太空去遨游，不当小麻雀。”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作为父亲，博学多才的钱均夫不仅为儿子营造了宁静的家庭文化氛围，还一直告诫自己要寓教于乐地去教育儿子。帮其学，又立其志，这为日后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4、母亲章兰娟

钱学森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到教育部，举家迁居北京。他家的四合院，总是长满花草树木。新邻居从他们的院墙经过，总能闻到扑鼻而来的香花香草的气息。

但最吸引那些新邻居的，是那个天天坐在花丛树木下的小凳上，摇头晃脑背古诗宋词的小娃娃。

出生杭州富商之家的母亲章兰娟，清逸温婉，喜欢诗词，聪慧善良，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很有数学天资。这样的女子，在清末是凤毛麟角的——有人说，钱学森记忆力超群，多遗传于母亲章兰娟。

人们常讲“三岁知八十”。对于母亲而言，年幼的儿子是座宝矿，等着被开掘。作为独子的钱学森，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晨星。有一天，当她照料完院落里的花花草草折回屋里时，又看见儿子求着父亲要他手里的古书玩，她欣喜极了。

熟读中国文史的章兰娟，开始有意教儿子背唐诗宋词。钱学森很快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并学会用心算加减乘除。想当初，在客人面前表演背古诗，是小钱学森的拿手绝活。小孩子未必懂唐诗宋词，只能死记硬背，但这些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长大了自然能慢慢消化，融会贯通，达于心，达于骨髓。童年时的钱学森

在左邻右舍眼中，刚搬来的这家3岁的儿子是“神童”。他可以坐在胡同尽头的凳子上，摇头晃脑地背出唐诗宋词，自如地运算加减乘除。5岁时，钱学森俨然已经读懂《水浒》，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水浒》里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个星星下凡到人间。那是不是人世间所有干大事的，都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的呢？”

在一旁正专注看书的父亲听到了，很是惊讶，笑道：“当然不是，世间成大事者，更多为你我这样的凡人！”钱学森听了，歪着小脑袋摇摇头，又坚定地点点头。当时尚且年幼的他还不知道多少年后，他自己就以平凡之身造就了真正的伟大。2009年的春天，在北京大学的百年纪念讲堂里，当“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主办方全票通过，把分量最重的奖项——终身成就奖颁发给钱学森时，颁奖词这样写道：“钱学森，平凡造就真正的伟大。”

章兰娟除了教给儿子文化知识，更知言传身教的道理。中国母亲，尤其是那些大人物的母亲，总是在儿女的成长之路上扮演着灯塔的作用。于儿子钱学森来说，母亲的言行举止一一刻记在他的心头，引导鞭策着他的成长。甚至，在这位母亲作古半个多世纪之后，她的孙子说：“父亲（钱学森）秉承了奶奶和爷爷的身教传统，他从来不言教，只谈身教。”

当时钱家的四合院附近住着许多缺衣少食的穷困人家。到了隆冬时节，他们饥寒交迫，度日尤其艰难。钱学森记得，自家那扇黑漆大门似乎总在为告借的邻居开启着。母亲乐善好施，力所能及地帮助着这些邻居。幼小的钱学森从母亲同情、帮助底层市民中知晓他们的疾苦，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钱学森记得最深的是一年冬天，那时节北京天寒地冻，屋檐下已经挂了许多冰锥，院前的马路上也不知何时铺满了冰块。傍晚时分，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来。天渐渐晚了，雪却没有停止。母亲在屋里绣着花，钱学森在灯下读书。门窗紧闭，屋里的人依然能听到外面的风太急，撕扯着飘雪。忽然间，他和母亲听到门外比寒风还凄厉的悲号：“大慈大悲的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这受苦受罪的人吧！行行好，赏口饭吃吧！”母亲叹息着，停了手里的活计，叮嘱佣人拿来家中最大的瓷碗，亲自去厨房，盛满饭菜，向大门口走去。

这样的情景，钱学森不止一次看见。

更有一次，那是一夜暴雪之后的清晨，女仆早起去扫门前的积雪时，却见一个冻僵的乞丐横躺在门槛上。仆人惊叫起来，慌忙跑回屋子喊夫人。章兰娟一路跑来，和仆人一起把尚有一丝气息的乞丐抬进屋里。她嘱咐仆人熬姜汤喂他，待冻僵的乞丐醒了，又为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母亲的善举，一一烙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上。

忆起母亲，钱学森坚信母亲的人格永远是最伟大的。他曾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得益于父母的精心培养，年少的钱学森熟读了经典，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让他享用一生。

当他报考大学时，他的国文老师力劝他报考文学：“你文章写得那么好，不学文学可惜了。”可惜这又难为了化学老师，因为化学老师说：“你化学这样棒，不学化学，更可惜！”钱学森倒是一笑置之，和父亲商量后，又请教了蒋百里伯伯，还是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当然，这是后话了。5、“要来”的妹妹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在成为钱学森夫人之前，是钱学森的干妹妹。这得说到蒋百里和钱均夫的一次谈话。因二人的深厚友情，两家一直走动频繁。钱均夫唯有独子钱学森，蒋百里却有5个可爱的女儿。

有一次，钱均夫带着妻儿去蒋百里家做客。两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吃完饭后，钱学森被蒋家的女孩们拉到花园里找虫子玩，大人留在厅堂吃茶聊天。章兰娟和蒋百里的夫人蒋左梅一边絮叨着家常，一边听钱均夫和蒋百里两人天南海北地聊。口才一向很好的蒋百里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对北平学生运动的看法。这位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出名的演讲专家，此时却得不到老友的回应。他见钱均夫很久没有言语，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蒋百里停下说话，随老友微笑的眼神看向花园，只见钱学森正和蒋英姐妹蒙着眼睛捉迷藏呢。小时候的蒋英

孩子们正玩到兴浓时，他们的嬉笑声快要淹没午后的阳光了。

稍顿，钱均夫回头看着蒋百里，笑着说：“我有个要求，不知当提不当提？”

蒋百里为其斟茶，微笑颔首。

先前一脸微笑的钱均夫此时严肃起来：“蒋英，给我做干女儿吧！”

蒋百里夫妇纵有千万个不舍，但一想到老友夫妇二人一直没能怀上第二胎，就应了钱均夫。

于是，9岁的钱学森从此多了个能歌善舞的干妹妹。这位日后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古典音乐家的女子，从小便钟爱音乐。在她十五六岁时，父亲蒋百里将其送到德国攻读音乐。送她去德国后，父亲特地绕道美国看望老友的独子钱学森，不知是顺便还是有意，他将自己女儿的照片和地址“不小心”落在钱学森的书桌上了。再联系上的钱学森和蒋英，已非当年打打闹闹的兄妹，而是情侣。

蒋英5岁到钱家，改名钱学英。两个小孩从此结了伴：一起跟母亲学唐诗宋词，一起随父亲去爬西山，一起听留声机，一起玩耍和长大。

过了不久，日夜思念女儿的蒋百里，特地跑来钱家看望蒋英。吃饭时，在他和老友觥筹交错中，蒋百里余光瞥见钱学森习惯性地给蒋英夹菜，蒋英调皮地微笑道谢。脸色已微红的蒋百里看着眼前的一切，似有所悟，转头偷偷地问钱均夫：“恐怕你不止想要个女儿吧？”

钱均夫看着两小无猜的孩子，为老友斟满酒杯，笑而不答。第二章青春年少正当时1、不读私塾

在日本留学期间，钱均夫因为心怀教育救国的梦想而主攻教育学，就像他的老友蒋百里心怀军事救国的梦想一样，人虽在日本，心里满满装着的却是祖国。

出国前夕他们就已约好：要好好地学日本人的知识，拿来为己所用。

留学日本后，钱均夫成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家，专注近代教育。他自然不会让儿子和上代人一样，也去读私塾，成天摇头晃脑地背四书五经，听老者讲孔夫子曰。作为近代教育家，作为父亲，他果断地送儿子去接受当时最现代的教育。

到北京后，钱学森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北京师大附小和北京师大附中在当时是办学十分先进的地方。无疑，这些先进的学校教育给钱学森带来了一段充实丰盈的青春生活。当他长大了，当他年老了，只要提及自己的学生生涯，他最为垂念的岁月永远是中学时代。他提师大附小，更提师大附中。他说，师大附小、附中让他在快乐中学习。他们的学习迥异于私塾，没有枯燥，没有无味。他每天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生命本应有的快乐、轻松与获取知识的满足。

杨绛，当年和钱学森一起进的学校。邓颖超，当年在那里教书。钱学森和邓颖超之间的缘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钱学森发现总理身旁那位受人敬重的邓大姐原来就是当年师大的女先生——她演讲时的风采、对待学生的耐心顿时一一浮现。寒暄之后，邓大姐记起了这位学生。两人遂以师生相称，十分亲切。2、小飞镖

在日本潜心研究近代教育的钱均夫，深知家庭教育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知道中学教育对人的作用。突然之间，儿子钱学森该读书了。钱均夫力所能及地为儿子提供优越的家庭教育条件。钱均夫千挑万选，把钱学森送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北师大附小。

中小学时代的钱学森是个好动的孩子，母亲章兰娟一度为此颇为烦恼。她怕自己的孩子得了多动症，融入不了这个社会。那时钱学森坐“洋包车”上下学。坐在洋包车里的钱学森可不安分了，他喜欢把手伸出车外去摘路边刷刷后退的树叶，喜欢把头枕在车窗上朝路边卖糖葫芦的大爷和沿街叫卖花朵的孩童扮鬼脸。

他在学校里更是各项游戏的爱好者——他最喜爱、最拿手的是男孩子喜欢玩的“投飞镖”。它是用硬纸片折成，头部尖尖的，有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掷出去能像燕子一样飞行，有时还能在空中回旋。钱学森是此道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稳又远。这个活动一度是同学们课余时间最热心的游戏。但叫大家嫉妒的是，钱学森每次叠的飞镖都飞得最高、最远。

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好”，都归于年岁不大、个子不高的他，这着实“气坏”了同学们。为什么钱学森叠的飞镖每次都能飞得又高又远——像一支利箭直插目标？“这是怎么回事呀？”一些大个子学生不服气。他们欲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扭转这一局面，但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他们聚在一起，冲钱学森嚷嚷着：钱学森，你的飞镖肯定有鬼！

于是，没等钱学森回过神来，他们就一把抢过钱学森的飞镖，顾自拆开，直到平平展展地变成一张纸。飞镖里边自然不会有什么“鬼”，但他们哪里肯放过？他们依然一口咬定钱学森的飞镖有“鬼”。

自然课老师也闻讯赶来。老师让钱学森重新叠一次、掷一次。飞镖飞出去了，还是那样远、那样稳，有如箭，“嗖”地一下飞出去了。

老师看着这个对一切未知都充满好奇的学生刚做的一切，笑着召集学生们到身旁，拿着钱学森的飞镖说：“你们都看到了，飞镖本身没有什么‘鬼’，但是这里的确有‘秘密’，现在就让钱学森同学给大家讲讲他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的秘密吧！”

刚才那些同学嚷叫钱学森的飞镖有鬼时，被诬陷的钱学森急得来不及争辩，已是伤心不已。他是这样的人，最讨厌被人诬陷。但老天似乎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他40岁左右，事业一路高歌时，却被美国当局诬陷为间谍。从此之后，“间谍”罪名彻底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这是后话。

而在此时，钱学森来不及争辩，自己哭完了，又觉得他们可气也可笑。现在老师要他讲讲自己的飞镖秘密，泪迹未干的他腼腆到红了脸。

钱学森好像真做错了事似的，声音小得出奇，解释道：“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许多次失败，慢慢一点儿一点儿地改过来的。我的飞镖用的纸比较光滑，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重，就会先往上飞，然后就掉下来。翅膀太小，就飞不平稳；太大了，就飞不远，爱兜圈子。就是这些。”

钱学森的话，让小伙伴们大为折服：“鬼”原来不在飞镖，而在钱学森的心里——他就是“鬼点子”多嘛。钱学森的话，更让自然课老师大为震惊：小小飞镖，里面有科学，钱学森无师自通，悟出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小同学不能小看，他很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的料！

多少年之后，那些嚷嚷着飞镖“有鬼”的同学们，一提起当年这位把飞镖玩得很好的“航天之父”时，曾经“气坏”的那些同学顿时拍打起自己的大腿，明白了原来钱学森从小就有“航空航天”的才能。

作为当时最好的学校，师大附小的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但学校之外的世界，异常纷乱。中国在此时——20世纪20年代——正被北洋政府分割而治。好在师大汇集了一帮仁人志士，他们牵挂着祖国的命运，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但动荡的时代和社会根本成全不了他们的抱负。

他们唯一最想做好的，便是给学生最多、最精的知识。中学时期的钱学森

刚满12岁，聪颖好动的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北师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当时走在中国近代教育之端，有良好的学风。学校实行文理分科，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

这里俨然是乱世里的“世外桃源”。钱学森在这里没受外面纷乱时代的影响，享受着一份难得的宁静的学习生活。这6年的快乐学习，还有在这里遇到的一帮爱国知识分子，注满了钱学森的记忆，激励着他。化学老师王鹤清，特别允许钱学森自由出入化学实验室做实验，这启发了他对化学的兴趣。国文老师董鲁安，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国文知识以外，还会留下大段时间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时事。他们师生经常一起声讨万恶的北洋军阀政府，一起期待国民革命军北上。据钱学森自己讲，他最先认识的“严谨的科学”则来自北师大附中的几何老师傅种孙，时任北师大讲师的傅老师把几何道理讲得很透彻。而钱学森对生物老师俞谟的怀念，是他“实实在在的精神”。那时，他们对生物学课最大的期盼是和俞老师一起到野外采集生物标本。一直深爱大自然的钱学森亲密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也期待自己能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钱学森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回忆说：“我遇上了一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北师大附中）。”

钱学森对野外的贪恋，钱均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次，钱学森又闹着要正在读书写文的父亲带他去郊区玩，父亲拍着钱学森的头问：“你是不是很喜欢野外？那好，你去拜访一位矿物学老师，让他天天带你去野外玩和采集矿石，好不好？！”一直因为父亲不陪自己玩而撅着嘴巴的钱学森雀跃起来。

钱均夫的教育方法里，有一条是趁着儿子寒暑假，多多拜师学艺。他领着钱学森在寒暑假拜了多位名家为师。为了塑造儿子良好的人品，钱均夫领着儿子去拜当时的北师大校长林砺儒为师。林砺儒并不轻易收学生，他的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先让拜访的学生答卷子，如果分数不够，那么请回。

对钱学森，林砺儒并未因他与钱均夫的私交而网开一面。钱学森跟在父亲身后，一到林校长家，就接到严肃的校长递过来的一份卷子，叮嘱他：“进屋答卷。”

父亲和林校长留在客厅里聊天喝茶。

没过多久，心急的钱均夫要进屋看钱学森考得怎样。林校长细品着新出的绿茶，微笑着说：“钱兄太心急，考这卷子的学生，得花一段时间呢。”

过了一会儿，急不可耐的钱均夫踱到门口，抬头往屋里看，却见儿子正起劲地玩着屋里的稀奇东西。见此场景，父亲气不打一处来，责问儿子怎么不认真答题。

钱学森争辩道：“我早已答完，只是你们一直不来收卷子。”跟着进来的林校长半信半疑地拿起卷子看，还没等卷子阅完，当场便收了钱学森这位弟子。

日后，每次提到这位有点“苛刻”的老师，钱学森总是说：“我从林先生那知道了唯物史观解析下的伦理学是何等精彩！”

虽然钱学森在3岁时被邻居冠之以“神童”，其实他在求学生涯中，从未跳过级。在父母亲精心的培养下，钱学森成了一个兴趣广泛，对知识、对自然充满无限好奇的普通少年。在当时，无论天赋或者家庭条件，他算不得最优越，但开明的父母为他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塑造了他极其认真的品格。升入大学后，当他独自开始面对生活时，他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定、认真，即便业余去学画画、参加学校的铜管乐队，他都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3、莫逆之交

在师大附中，钱学森和同学们课余时间最爱做的事还有一件：聊天。这帮少年，话题扯到天南海北，思维飞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聊天，基本是他们的午后“甜点”。聊天，许多时候真就是打发时间。但有一次，对钱学森来说，却是意义非凡，因为通过这次聊天，他不仅第一次知道爱因斯坦，还通过爱因斯坦，和父亲的朋友蒋百里成了莫逆之交。

那次聊天，是从师大附中操场的栏杆边上开始的。刚吃完饭，大伙聚拢在那里。一个同学讲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革命导师列宁，一个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钱学森听得入了迷，定要找有关他们的书来读，想知道两位大师是怎么回事。

虽然十月革命之后，关于列宁和社会主义的书早已传进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但列宁的书尚属禁书。钱学森倒是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写相对论的小册子，对于尚是中学生的他而言，读懂相对论还是件难事。但人的一生，会遇到多少无心插柳的事情呢？相对论虽未读懂，但通过这本书，钱学森知道了爱因斯坦，知道了科学的伟大，知道科学和艺术人文紧密结合的精彩。书的妙处，就是每个人都能从同一本书里读到各种人生的精彩，指导你前行。钱学森没有读懂它，却看见了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科学之路。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路，在很多方面，和爱因斯坦相似之极：他们都挚爱古典音乐，都心醉于艺术，都坚定不移地追寻着自己的科学事业。科学与艺术，因为爱因斯坦和钱学森们，结合得如此美妙。

读完那本小册子，钱学森似懂非懂，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何以这样的伟大？他记起在父亲和朋友的聚会上，有人提及过这个名字，他想定然可从叔叔伯伯口中得到答案。

此时，中国上空愁云惨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工人纠察队员被杀、被捕，出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局面。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为低潮。当时的北京，也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钱均夫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来往越发频繁，不时地到钱家聚餐、聚会。钱均夫的许多朋友都是爱国仁人志士。这其中有教育家，有哲学家，也有国学家。他们对时局有共同的认识，抱有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时局抱有强烈不满。他们有满腹的话要说，有许多问题愿意讨论，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钱均夫的寓所在一个深深的胡同之中，主人又这样好客而颇富人缘。于是，这里便成了绝好场所。

在朋友们欢聚时，钱均夫总不忘给钱学森一席之地，一来是他长大了，可以帮父亲陪陪客人；二来也让他见见世面，广开视听、增长见闻。钱学森特别愿意听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地议论时事。这是学校外的另一个课堂，异常精彩纷呈。他总是专心地聆听大人们的发言，暗地铭记那些精辟的见解。和叔叔伯伯们渐渐熟了，他有时竟然也敢插上几句话，或提出一些问题。

一次，叔叔伯伯们议论“民国”的问题，钱学森就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是什么”，请蒋伯伯回答。

作为当年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又有渊博的学识，还曾创办过清朝末年著名进步刊物《浙江潮》的蒋百里，搂过钱学森，拍拍他的小脑袋，哈哈笑着说：“呵呵，我给你好好讲讲民国。”“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蒋百里尽量把话说得通俗一些，“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专权，所有神州大陆，由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就像是他的家私一般。就这样一代两代……数代地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来，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易姓，但终究摆不脱一个皇帝范围。

民国则不然了，民国的总统由民众选举，政府也由民众组成。当然，民众不会把那些昏聩糊涂之辈推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主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民众。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其是。倘若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劾去。这种新制度即是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

说到这里，蒋百里摇了摇头叹息着说：“这原本无上的政体，在我们的国家可惜只是纸上空谈，却不见实行，民国便夭折了。”

一席话，使钱学森连连颔首，表示明白了。

又一次聚会在钱学森的左盼右盼中来了。钱学森早早就候在那里，等着叔叔伯伯们。这次，钱学森不仅要听他们的精辟论点，还带着问题来找答案。这段时间，他的脑海里总是漂浮着相对论和爱因斯坦。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疑问端到叔叔伯伯们面前，真心地请教。一向非常喜爱钱学森的蒋百里哈哈大笑起来，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走到他面前，微微笑着说：“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我来为学森解答吧。”

原来，蒋百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罗素的哲学思想颇有研究。蒋百里告诉钱学森：“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实体的波粒二象性，那是辐射量子论的开端。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等速运动下的相对理论和空间、时间的新概念，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理论基础的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科学界无法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在物理学和哲学上都显示出了耀眼的光辉。1916年，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这使得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学说的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峰……”

蒋百里的精彩论述深深吸引着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钱学森。一个懂得爱因斯坦，一个崇拜着爱因斯坦，这一老一少，因为爱因斯坦，谈话变得越发滔滔不绝。两人交谈甚欢，旁边的伯伯打趣道：“这不就是忘年交吗！”众人大笑起来。

不过，钱学森真正接触到相对论还是在十几年后，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数学博士时，选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一方面满足他少年时代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科学院有人写大字报批判相对论，声称要打倒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权威”爱因斯坦。周总理听说此事后，曾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实言相告周总理：相对论是科学的理论，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争论，但乱批是要闹笑话的。爱因斯坦是世界公认的科学大师，而且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反对战争，是我们的朋友。尽管他已去世，也不能随便提打倒他的口号。

周总理立即制止了这场批判运动。

钱学森说这话时，他还不知道其实早在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时，爱因斯坦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控，这一秘密档案直到21世纪初才曝光于世。4、实业救国

对大多数人而言，填报大学志愿时最大的困扰是自己的分数总是达不到中意的专业分数线。钱学森填报志愿时也有自己的困扰。不同的是，每一科目的任课老师都力劝他报考该科目。钱学森在中学期间，几乎每篇作文都被评为范文，所以教他国文的董鲁安老师劝他报考文学系；但数学老师傅种孙认定这个聪颖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最有发展”，叮嘱他要报考数学系；妈妈章兰娟希望子承父业，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有名气的教师。然而，父亲钱均夫却要他学习工程学。因为父亲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中国太缺乏工程师了。

年少的钱学森迷惑了，到底填报哪个系呢？兴趣广泛的钱学森从小热爱国画，喜欢文学名著，熟读史书，喜欢大自然，甚至在13岁时就已经立下“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志向……对于旁人来讲，钱学森填报任何一个专业，就是另外专业的损失。

然而，年少的钱学森心中牢记了一个故事，这个无意中听来的故事影响了钱学森的专业选择。

早在读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啊？”“不久前来北京读书时看到的，你呢？”“我也是。小时候我可想看看火车长啥样了，呵呵，我们那儿没有火车，岁数大点的人根本不知道火车是啥东西。”“你第一次看见火车，觉得它像个啥？”“说不上来它像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啥？”“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那东西，就觉得眼晕。坐上去开起来，就像飞一样，两边的树都斜躺着往后跑，可神气啦！”

两位同学的对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震颤：祖国的工业太落后了，交通太落后了，以至见到过火车的人都很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困惑他许久的专业选择问题，在回想这段对话时决定了：他决心攻读火车制造专业，造出大批的火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

这个选择和父亲的期望达成了默契。1929年秋天，钱均夫和夫人兴高采烈地把儿子送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火车制造专业。5、大学岁月

当年的上海交大学习氛围十分浓厚，竞争压力亦很大，学校评估学生优秀与否的最重要参考标准是成绩的好坏。为了公平起见，学校甚至会把期末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但这些不是兴趣广泛的钱学森所关心的事。他关心的是，国画社团下一次活动是什么时候，地点在哪，主题是什么；自己怎么才能为铜管乐队增添更多的光彩……

大学第一年，钱学森的成绩并不出众。

在当时竞争激烈的交大校园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和来自江苏扬州的学生，在竞争中形成了“北师大派”和“江苏扬州派”。两派你追我赶，学习劲头好不热闹。如果这次考试北师大派成绩名列前茅，那么下次江苏扬州派一定会赶超。起初，这些并不是年轻的钱学森在乎的事，他风轻云淡地过完了第一年大学生活。但是，第二学年时，他则很要强。因为作为北师大附中学子，他不能给自己的母校丢脸。钱学森暗暗发誓，要取得好成绩——为了能确保每门功课考到95分，他硬是把不熟的《分析化学》从头背到尾，连化学老师也被震惊了。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里，还保存着钱学森当年读书时的许多东西。但留给交大学子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普通的卷子。有一次考试，钱学森考了满分100。朋友们都跑来祝贺他。北师大派的人更是高兴，纷纷要犒劳这位小功臣。钱学森也高兴，和朋友一起看自己答的卷子，以期能共同商量出别的解题方法。

忽然，一直乐呵着的钱学森安静了，自语道：“搞错呢？老师弄错分数了！我这题答案是错的啊……”同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朋友慌忙捂住他的嘴，边耳语拜托他不要再说了，生怕被江苏扬州派的同学听到。

钱学森推开朋友的手，说：“本来就错了，不告诉老师，又有何意义？”不管朋友的阻拦，钱学森拿着卷子，直接去找老师。其实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笔误，他不小心把NS写成了N，老师没有注意到。老师把满分改成了96分。事后，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为什么，我的宗旨是——Knowledgewasboundless（学无止境）！”排名虽然退后了，但钱学森的人品却更让同学和老师们欣赏了。

后来，交大的博物馆一直保存着这份卷子。

钱学森凡事都很认真。这种认真不仅体现在专业学习上，更体现在自己钟爱的事情上。比如课余活动，他也要拿出一股较真的劲儿。大学期间，一直喜爱音乐的钱学森忙里偷闲参加了上海交大的铜管乐队，担任主圆号手。在当时，这个乐队名气不小，经常受邀演出。对于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系统学过该乐器的钱学森来说，作为乐队的主力圆号手，他既要比没参加乐队的同学多挤出课余时间，还要比乐队的其他人多挤出练习时间。

他一向喜欢音乐，以古典为甚。他更钟爱音乐会，但市内的音乐会票价都很贵，不是他随意就能买得起的。如今参加了乐队，又经常演出，自己一定要扮演好该做的角色啊！为了能多学一些东西，更好地表现自己，钱学森开始省吃俭用，省下钱去听市内高水平的乐团演出。每次，他都要走很长的路，这样可以省下车票钱。当时的上海，去上海大剧院欣赏音乐会的多是西装革履的先生或打扮入时的太太小姐们，而钱学森一向朴素节俭，经常穿着学校的制服。为此，他还遭遇了刁难。那次，卖票的小姐见他是个穷学生，便不屑地说：“这可是一场音乐会，你看好票价哟！”钱学森气坏了，狠狠盯了那个以衣取人的售票小姐一眼，道：“我要看的就是这场音乐会，要最好的票位。”6、因病得福

大学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未进大学前，你被许多人宠着，父母可为你操持一切，包括设计你的下一步方向。上了大学，情况就相同了。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从第一年开始时的手足无措，到你渐渐成长、成熟。大学期间，你可以尽情地读自己喜爱的书，做喜欢做的事，认识你欣赏的人。钱学森尽情徜徉在大学生活的欢乐、充实中。钱学森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学音乐，听各种讲座，和同学们天南海北地聊。可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初出家门的19岁的钱学森根本不会照顾自己。加上刻苦的学习和费心的排练，钱学森不小心染上了伤寒，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回故里杭州养病。这是1930年暑假后期的事。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这一年的养病期间，钱学森不仅有机会精心学习自幼便钟爱的国画，还借熟读艺术史之际，知晓了艺术中包含的科学的分析观。这次养病还成全了他与表弟李元庆的相遇、相知。这位热心左翼文艺运动的表弟，把当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和爱国热情捧到了钱学森面前。

西湖的美丽，用苏东坡那句“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形容确实最为形象。西子湖的婀娜多姿，浪花千层，记录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事，孕育了多少千古英雄豪杰。然而，最吸引钱学森的是西子湖的永恒生机。那盈盈一湖清波，周围镶嵌的堤岸、垂柳、草地，还有洒满了多少爱恨情长的蜿蜒石板小路……每一个生动的画面，总是存在于瞬间。那披着五彩花衣的小鸟，或默立于柳枝，或婉转起优美的小曲，或扇动着一双翅膀在枝头跳来跳去，载歌载舞。仅仅这么一个小生灵的出现，便给西子湖带来非常诱人的魅力。

在西子湖畔，钱学森再一次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大自然是怎样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样一个美丽脱俗的西子湖？雕刻了这样一座充盈着灵气的杭州城？

文史积淀深厚的父亲告诉他杭州湾的来历，为他讲解雷峰塔的建立和倒掉，领他参观岳飞墓。可是，他想自己记下一颦一蹙中魅力尽显的西子湖。打小就对画画的热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前，再一次跃上心头。

父母看透了他的心思——亲人之间，兴许真的有所谓的心灵感应。钱学森还没来得及开口，父母就已经为他找好了国画老师高希舜。钱学森与美术的“交手”，只此一次。画画，也从未是他的主业。但令人佩服的是，多少年之后，钱学森的一位远亲钱学文，路经香港拜访一位友人，看到这位友人收藏了钱学森当年的一幅国画作品。钱学文欲出高价买下此画，带回来送给钱学森本人，可收藏者就是不肯，他断定一生专心科学的钱学森的国画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我们再说这位国画老师高希舜。他当时在国画史上的地位如何，无从得知。但他后来，的确有相当的名气。一是因他的国画得到许多人的赞赏；另一点，也许是最主要的一点，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二人私交甚密。

钱学森作画，主要是写生。高老师陪他到西湖，帮他选景，指点他如何先用碳条勾画轮廓，而后如何着色。很快，钱学森便掌握了山水画的基本技法，作画水平大有提高。一天，他拿出几幅写生作品给父母看，果然得到了赞许。他也很高兴，还告诉父母：“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心里。那时，所有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尝到国画带来的无限乐趣后，钱学森开始刻意涉猎艺术史。这其间，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一本匈牙利人写的艺术史小册子。作者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写艺术史。从未接触过艺术领域书籍的钱学森，根本没有想过艺术史还可以用科学的观点分析。年轻的钱学森对此产生了兴趣，便开始广泛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他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意的阅读，却使他成为同代青年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为他终身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早在读中学时，钱学森就知道列宁了。但苦于当时的大形势，他根本没有机会阅读列宁的作品。而此时，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潮流。

学国画之余，钱学森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又是暑假，表弟李元庆经常去看他。和表弟的谈话内容，多为马列主义、国家、时事。表弟还为表哥详细讲解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影响了他。后来，休学期满返校后，他便积极地接触共产党外围组织，加入学生运动。

钱学森虽是独子，但钱家和章家都是杭州的名门望族，钱学森有很多的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当时比不得现在，空间的相隔是亲人交流的大麻烦。钱学森和这些堂表兄弟姐妹的交流，只能限于书信往来和几年仅有的一两次短暂相聚。

这次回杭州借养病之机，成全了他与这些兄弟姐妹的感情交流。钱均夫夫妇为了离在上海求学的儿子近一些，特地把家从北京搬回故里杭州。

在这些表亲中，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表弟李元庆了。

钱学森在许多文章里这样形容这位表弟：“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护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先生，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李元庆当时关心左翼文艺运动，并在上海开始从事音乐工作。对于钱学森和李元庆来说，他们之间，是亲人，是朋友，更是精神战友。李元庆给钱学森介绍了许多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思想和救国观点，也更加深了钱学森对音乐和文学艺术的兴趣。

这年寒假，钱学森和李元庆一起回杭州过春节。两人形影相随，总有讲不完的话题。有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一些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这以后的每年寒暑假，钱学森只要回杭州，几乎都和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外出漫游。但当时国家危急，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上海日租界又多次发起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更将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青年人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搏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舌慢慢逼近青蛙，而那只青蛙已吓得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分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那花蛇得寸进尺，一节一节地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两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残酷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久久不能平静，心里反复地叨咕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7、返回学校

1931年9月，病愈的钱学森惜别西子湖，回到上海继续他的学业。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土地和财富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将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六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祖国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国人民发出了收复失地的怒吼。学生们站起来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赶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却又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这些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更多的上海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

学期末，又发生了震惊国民的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打响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也齐心协力，全力支持军队的抗击行动，战争伊始，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5军两个师参战，淞沪抗战坚持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并扣押各地捐献的物资。日寇有机可乘，于３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后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中日停战。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宣布上海为非军事区，然而日本军队却留在了上海。

刚回校不久的钱学森也加入到学生运动中。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也很活跃。参加运动之后，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更深刻、具体了。

在杭州的父母听说了儿子参加学生运动的事。父亲并没有劝阻，相反还写信提醒钱学森要讲究策略，注意安全。

但捧着儿子的信，章兰娟不免担心儿子的安危。她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参加运动时，一个不小心就有什么闪失。钱均夫劝慰妻子：“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大胆地让他到社会风浪中去闯荡，让他晓得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便于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

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趋平缓。此时的钱学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愈来愈高。他跑到学校图书馆，重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有关著作，而且还读了一些西洋哲学史，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就在这时，钱学森接触到交大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常去参加小组讨论会。小组讨论会召集人是数学系的乔魁贤，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他的同学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因为这个小组讨论会，乔魁贤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小组活动随之停止，钱学森与这个小组的联系也中断了。

钱学森感到一丝茫然。习惯了小组讨论会，习惯了读完书之后和大伙分享心得，现在和谁讲呢？好在他的周围还有许多好朋友，大家都在担忧着祖国，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他们经常一起读书，讨论问题。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这些朋友品位极其相近，其中一个推崇备至的书，另外几个必定喜欢。比如，凡是钱学森喜欢的书，他们也都喜欢阅读。于是，钱学森读到的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在他的朋友们手中辗转传阅。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外，他们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读罗素，陶醉于罗素准确的表现才能。8、又一次选择

对于学生来讲，寒暑假的日子总是飞逝而去，而学校生活仿佛怎么也过不完。钱学森1934年的大学毕业照

对还沉浸在大学的多姿多彩生活中的钱学森来说，大学行将结束了！他的许多同学已经开始工作，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人生充满了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如果说五年前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更多的是参考了父亲意愿的话，那么现在，23岁的钱学森该决定一下自己的下一步如何走了。大学几年，他学的是自己喜爱的火车制造专业。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毕业后，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出大批的机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他初中时无意听来的两个农村学生的谈话，一直刻在心头。虽然未在农村，但他看到的上海，也让他心疼：祖国，太落后了。还有多少个孩子或者成人没有坐过甚至看过火车？

1935年，正是豺狼横行、国之将倾的年月。因此，到美国去学习先进科技，假以时日可以报效祖国，就成了许多年轻学子的选择。在上海读书的这几年，钱学森的接触面更广泛了，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动荡不安、落后被欺的祖国勾起了他对国外的向往。

虽然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在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之中，但上海的租界依旧歌舞升平。此时的国外，科学已经像脱缰的马一般迅猛向前奔跑，可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动乱的中国毫无关联。特别是当时的美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年轻的美国实现了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到达成功的彼岸，原因自然很多，其中电力技术革命起了关键作用。而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和爱迪生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迪生不仅发明了电灯，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

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人要跃然而出，引领这个时期的人们去完成历史的变革。爱迪生于此时的美国，是这样；而几十年后，钱学森于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如此。

钱学森想尽办法搜集国外科技发展的资料。他泡在图书馆里，查阅爱迪生最新的论文；他求蒋百里伯伯替他搜集美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动态。功夫自然不负有心人，在他的朋友纷纷转成工程师时，他没有急着把自己交给工厂。他要做的，是潜心的学习。他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在哪。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钱学森得知，在美国科技的高速发展历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吸引钱学森的是美国的航天事业。自从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了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后，人类进入航空时代。1918年，美国开辟了纽约到芝加哥的航线。30年代初，美国成功制造了DC3—7号螺旋桨客机并投入使用，使美国的航空工业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钱学森感到，火车固然重要，但已经落后于时代，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应该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

钱学森决心到西方取经，到最先进的美国学习。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留美学生记忆中，“庚子赔款留学生”是一个重要的词汇。由于美国放弃战争赔款而转化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给当时许多年轻人创造了留洋机会，也造就了中国学生留美史的第二次热潮。钱学森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1934年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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