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乾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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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云端看人生：萧乾经典散文试读：
第一辑由午夜到黎明
殇
那是一个夏天，当北平热得快冒了烟儿的时候，我同一位在铁路上办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运货车，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虽然已很久，我还记得这事。每当我想起那番旅行的时候，心里便充满许多愉快的沁凉的记忆，但我也忘记不了一个很小但是很惨的悲剧，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离我住的地方约十里便是一座蒙古村庄。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看。遥遥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怀了许多原始的梦。但朋友却劝止我莫去，说那里的蒙古人虽离铁道极近，因不与汉人杂居，始终还没有同化，只身去那样言语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当的。我急得难挨，然而却又不敢冒险。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有了个机会。一个相识的通蒙语的轿车夫答应带我去，而且，他还准许我跨在他的车沿上。立在篱笆门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挂了许多蒙文符咒纸条的屋檐下一只个子大、模样凶的狗。尽管它的身子已为铁链锁着，也还对我们狺狺地吠着。经过一番问询后，我们被让进去坐了。我是怀了不少担心的。招待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异于以“娇羞”为淑德的汉族女人，那个蒙古妇人是睁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为我们倒茶、端奶饼。我留心到她那红润的健康肤色——在塞外那几乎是我仅见的不带鸦片暗影的肤色。借了那个轿车夫的通译，我们谈了许久话。他告诉我牲畜繁殖的话，蒙人怎样打官司，和他们如何由萨拉齐东迁到这里。我们谈得算是很投契。看看天色不早，我们便起身告辞。走下石阶，忽然一个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蹿过。我本能地赶忙追上去，白影子却在屋角消失了。爱好活物的我，可兴奋了。我赶了过去，随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过来。啊，一段用秫秸缠的短短围墙里，盘踞着五六只白兔子，石榴籽般红而圆的眼，瞥见我们，一瞬便钻进地上砌好的窟窿里去了。“喜欢这个？”主人甩着长袖，笑嘻嘻地问我。蒙古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当他们怀疑你的时候，戒备是森严的。但当你获得他的友谊后，他永把捧给你所喜欢的视为责任。就这样，他掀开了兔窟的木板盖。啊，多么热闹的一个小社会呵，我简直数不过来了，只看见一片黑白光润的皮毛，一对对灯笼似的眼睛。“喜欢哪只，你？”主人要我随便指。自然，我挑了一只肥大雪白的。没料到，放在蒲包里的却是十只了。他临走时嘱咐我说：白的是父亲，黑的是母亲。它们这一窝八只宝宝才落生一个月，眼睛还没睁开。他反复地叫那轿车夫叮嘱我：叫它们自己睁眼，千万掰不得。于是，抱了那沉甸甸的一包，我带着莫大的感激向慷慨的主人告辞了。一路上，我高兴地把搭在车沿上的腿如吊桶似的那么甩来甩去。我时刻侧耳倾听蒲包里吱吱的细锐叫声。好亲热的一团哪！到家我把它们安插在我那木板床下面。附近天天和我玩耍的孩子们都闻风络绎跑来了。那么些颗跳动的心围着一对羞怯的夫妻，和八位阖眼酣睡的娃娃，咂咂吮着奶头。“小兔兔，怎么不睁眼啊？”一个微麻的孩子问。我即刻推开了他伸出来的手，厉声告诉他动不得的。为了安全，我并且即刻将蒲包藏回床底下去了。可恶的麻皮，当我出去洗手的工夫，他又拽出蒲包来看了。我一踏进门槛，看见他正在摸着一只小兔子的眼睛。“放手！”我大声喊着，我气得恨不吃了他。从那以后，我不敢离房了，一直守到天黑。事情是第二天早晨才发现的。当同住的朋友起床漱口的时候，他嚷着扑向依然蜷卧着的我。“糟了，台阶上有一只小兔的尸首！”我赶忙起来，一面骂着狐狸、黄鼠狼，一面心下盼着只是“一只”。啊，何止台阶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只，床脚也还有呢，血渍一直染红了我的鞋面。我吓得快哭出声来了。是什么猛兽在我睡着的时候，干下这等残忍的事呢？我检视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尸身，不再吱吱，不再咂咂，却僵寂得如一片枯树叶、一块瓦片，只是血渍弄得比那些都更难看些罢了。我为一腔悔恨僵成了一块木头。忽然，一个更重的拳头向我胸口打来。我急忙蹿进房里，我记起“尸亲”的老兔来了，我预料那猛兽一定也饶不了它们。没有。它们却安然无恙地活在那蒲包里，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红的血渍。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当我收拾地上的小尸身预备埋葬的时候，那个轿车夫来了。他看见了血渍。我辜负他满腔的欢喜，我噙着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他忙跑到床下去看老兔，回过身来，摇着头说：“你不该触它们的眼睛啊！”我着急地抗议说：“我没动，我没动，麻皮造的孽！”“无论谁干的吧，反正，”轿车夫皱着眉说，“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它们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们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它们便宁可把孩子吃掉。”“兔子比人还有气节啊！”他这样叹着气似的哀悼，又像是钦佩。秋凉，当货车把我重由塞北载向关内的时候，遭了失儿之苦的母兔已因忧郁而死了，那个父亲在丧儿之后又失掉老伴，在我登车的两天前，竟将左眼急瞎。我将这个已不活泼乱窜的残疾动物抱在怀里，抚着它那不再光闪的毛，心下有说不出的羞愧。是我害了它们一家！如今，该怎么处置它呢？可怜这无儿无女的鳏夫，它只了无尘愿地紧闭了眼睛，鼻孔间喘着温热的气，服服帖帖地承受我那负疚的抚摸。1934年3月，海甸（选自《落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6月初版）古 城
初冬的天，灰暗而且低垂，简直把人压得吁不出一口气。前天一场雪还给居民一些明朗，但雪后的景象可不堪了！峭寒的北风将屋檐瓦角的雪屑一起卷到空中，舞过一个圈子以后都极善选择地向路人脖颈里钻。街道为恶作剧的阳光弄成泥淖，残雪上面画着片片践踏的痕迹。飞机由一个熟悉的方向飞来了，洪大的震响惊动了当地的居民。他们脸上各画着一些恐怖的回忆。爬在车辙中玩着泥球的孩子们也住了手，仰天望着这只奇怪的蜻蜓，像是意识出一些严重。及至蜻蜓为树梢掩住，他们又重新低下头去玩那肮脏的游戏了。那是一只灰色的铁鸟。对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伙伴们，无数的，随在背后。这只是只探子。它展着笔直的翅膀，掠过苍老的树枝，掠过寂静的瓦房，掠过皇家的御湖，环绕灿烂的琉璃瓦，飞着，飞着。古城如一个臃肿的老人，盘着不能动弹的腿，眼睁睁守着这一切。城门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过着商贾路人，一个个直愣着呆呆的眼睛，“莫谈国事”的唯一社会教育使他们的嘴都严严封闭着。又要有变乱了。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反正腌菜说不上得多备些的。随手还不能忘记为家里的灶王请下几股高线香，为的是保佑一家老少平安。阳光融化了城角的雪，一些残破的疤痕露出来了。那是历史的赐予！历史产生过建筑它的伟人，又差遣捣毁它的霸主。在几番变乱中，它替居民挨过刀砍，受过炮轰。面前它又面临怎样一份命运，没有人晓得。横竖居民是如潮似的向城里灌了。那是极好的晴雨表，另一个征服者又窥伺起这古城的一切。古城自己任如一位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噙着泪守着膝下这群无辜的孩子——1932年冬，北平（选自《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过路人
天刚蒙蒙亮，轮船进了港。波涛尽处不再是一片灰蓝色了：起初是渔民搭的小草棚，渐渐有瓦房了。船沿着越来越窄的江身前进着。终于，看到了一所红砖楼房。许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动起来：松缆绳，落垫板。这个当儿，两岸的楼房便无法制止地向上叠了。立体的，哥特式，矗立，尖锐，像竞高会里的肩膀，一个个想压倒它的邻人。汽车如硬壳虫般在江滨爬行着。渐渐，我读到巍峨建筑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苍蝇一般向轮船靠近了。驶过了一段漫长的水路，船沉着地呼啸了一声。于是，岸上人物越变越大了，也越真了：黄瘦的脸，尖长的下巴，眨巴着一对对滴溜儿转的眼睛，大声争吵着。我有点害怕。我夹紧了那只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迈上直通码头的铁梯。悬在水面多日的脚，这时算触着陆地了。然而是怎样硬的陆地！水泥的马路，水泥的楼房，水泥的人！再也看不见我那片绿油油的高粱。我有点晕。或者说，我有点累，并且也饿。三天的航程对于一个统舱客差不多相当于坐了一次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阴湿的大货舱里，人是和货堆积在一起的——当空位不敷时，货物既是固体的，伸缩就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货物是多么广泛的一个分类！在烟台，一个小买办瞪着一对三角眼，硬把几个盛了鱼鳖虾蟹的“海味”席篓塞到我的身边（我左手边已堆满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声。我还没忘记送我上船时，一个好人的嘱咐：往海里抛个一两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这条命。于是，为了躲避腥臭的袭击，我夹了那只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啊，这个地方不坏！那绿的海又带我回到绿的家乡了，在那里，绿色包含着各种秋收的希望：香喷喷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这片绿色也那么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为什么总向我龇着白牙？是喜悦，还是咒诅？我想问那灯塔。我有点挂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啊，然而又多自在啊！当我对着海遐想的时候，突然，一片湿淋淋的东西洒到我的头上了。登时，一摊冰凉的东西沿着我的脊梁沟流进我单薄的衣服里去。我即刻反过身，仰起头来看。头等舱的一个茶房在擦地板。这个衣服白净、心地毒狠的家伙，竟把脏水淋到我头上了。我再也捺不住。我怒冲冲地质问他。正在擦着一个墙角的他，却只向我抛了个轻蔑的眼色，跟着还向船外吐了口痰。气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楼梯口。我一直向上攀，恨不得揪住他的领口，揍他一顿。[1]“Hey，get out！”一个水手装的白种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风景，手里还拿了一只照相机。看见梯口冒出一个人头，他用手指清脆地打了一个榧子。甲板上招来了许多人，终于我失败了。我又被驱回货舱时，说甲板是不让统舱客逗留的。在那个黑地方，向来不晕船的我，结果还是晕了。不是船使我晕，是周围一阵阵恶心的呕吐。如传染症似的，那气味把每个旅客肚里的积蓄全给抽了出来。本来就潮湿腥臭的地方，这时已成为一个污水坑了。这样熬煎了三天，也就难怪我直好像害了一场大病。如今我走进了另外一个货舱。我夹紧了包袱，瑟缩地沿着墙根走。汽车多啊，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提炼成的汽油全在马路上变成一阵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地方是真新鲜，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压，街心还伫立着络腮胡子的印度巡捕。我一壁走，一壁计算着身边还剩多少钱。我生怕那些大楼抢去我那一点点借来的钱，我随走随摸着衣袋。在一个墙角，忽然一只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是一个面貌凶恶的洋鬼。我赶快夹紧了包袱，按住那有钱的口袋，想跑——他掏出了手枪，我的腿开始颤抖了。那枪口对着我的胸口，一个戴尖帽的黄种人开始在我身上摸索起来。“验验，拿出来。”他们数清楚了我所有的钱，一共三十多块。这数目得支持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查验我那夹得很紧的包袱了。那个黄种人硬由我胁下抢过来，狐疑地睨视了我一眼，才把它摊到地上。一件新浆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裤褂；这以外，还有一本英文的《富兰克林自传》。书是我的课本，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开了，丢下我一个人蹲在那里，又重新把那包袱系好。我沿着便道，无目的地走。我走过许多大理石筑成的巨厦。因为是早晨，石阶上还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盖着破报纸，下面露着生疮的烂腿。多么巍峨的建筑啊，然而又是烂得多么难看的腿！对于这个大城市，我有了许多疑窦。已经说过，我饿了。我走进一家饭铺，用手势比画要吃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热腾腾的面硬吞下去。然后，用一张钞票换回几只银角子。肚子填满，即刻精神抖擞起来。我的眼睛似乎发了光，感官皆如新磨的刀锋那么敏锐了。我想把这个大城走个遍，然而，过马路却不像饭前那么容易了。汽车屁股后面仿佛皆装了块磁石，一辆接着一辆，成为硬壳虫的天下了。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要重做囚奴，我还不得不买一张统舱票（付款后，那几只银角子就变成铜的了）。这只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为了节省一笔耗费，我决计那夜宿在船上。大都市的夜景啊，转得比走马灯还快，我只觉眩晕。高楼已为黑暗包裹起来了，各种广告灯却成了精灵。这么变，那么变，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视线。街上挤着妖冶装束的人，扭来摆去，用那对饥饿的眼睛寻找今夜同睡的人。一阵尖锐的汽笛，救火车朝一个不幸的方向出动了。红的火焰燃烧着天空。天空这时斜扫着几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正在打着灯语。很晚了，我才向码头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个将与我发生四天关系的船，它泊在一个外国轮船公司前面。这时，甲板上起重机正甩动着它长大的手臂，将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进货舱。码头上起伏着负重者近于喟叹的哼声。我溜进舱门，想趁船没开，先找块地方睡觉。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摊泥了。当我在寻找着安身之所的时候，一个满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来，扯住我的耳叶就往外拽。摆开了他的手，我掏出才买到的船票给他看。这时，一个华人买办也走过来了。他向我要铺保。然后，他又用英语对那个洋人说：“这个人神色不正，得留神。”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我便也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我是一个学生。”啊，感谢我小时那个英文教员，洋人翻了翻蓝眼珠，竟放过我了。他临走还喃喃解释着：“不过你们中国海上强盗太多，太多——但是，哼，也不怕，我们船上也有四架英国机关枪——”说这话，他似乎是为镇威我的。如果我是个小海贼，这时也该放弃那不安分的想头了。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条木板，就睡在上面。由于我曾经同一个洋船员说过一阵话，没有一个人驱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做个舒服的梦。在内心深处，我在怀念着家乡的原野了。我入梦不久，忽然有一只手向我怀里探来。我猛然睁开了眼，是一张涂满了很厚脂粉的脸，眼角似乎还有一块疤痕。“先生，两只洋——”她嘟囔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我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我怒冲冲地驱她走开。她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铜色的牙，她竟想分夺我这块木板，而且，她还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来。对付不了这个纠缠，我跳出舱门，立在甲板上，大声喊起：“茶房！”舱门口这时坐着一个肥胖的妇人，茶房却正倚在她身旁。那个妇人竟朗声笑了起来，茶房也搭讪着说了些我不懂但是感到不好听的话。这时，甲板上除了那个恶作剧的茶房，那个母夜叉的老鸨，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对了满天星斗。江上这时静得很，几只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皆安详地睡着，桅杆上的小灯和繁星比赛着光辉。江水拍着船身，轻微而富于节奏，有如催眠曲。我扶着船栏吐出一口闷气，回过身来，又看见了那张惨白的脸。1934年5月（原载1936年《作家》第1卷第1号，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1]英语：“喂，滚开！”[1]苦奈树
登了岸的次晨，天刚蒙蒙亮，我便悄悄爬了起来。我怀着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打算。我最担心会惊动身边那个旅伴。然而，多么不巧呵，当我穿衬衫的时候，我的皮夹竟恶作剧地由口袋里蹦了出来，落在地板上了。这下震出不小的声音，至少，那旅伴眼皮有些松动了，而且，睫毛间随后闪出一道黑眸子。“你——你去哪儿？”在这辽远地方，他还是说着家乡话，我有些觉得不该了。“我想做一回梦去。你先睡一下。趁着露水还没给太阳烘干，我想拜访对岸那个岛。那儿我有过一个梦。”“不成！我一个人，一句本地话也不会说，怎么成！我跟你去！”旅伴说着，便爬起来了。像是怕我丢下他不管，他死死地拉住我的袖口。我多么不甘呢！我原想一个人用软软的鞋尖踏着那没膝的七星草，湿了鞋，湿了袜子，也湿了一颗浸在过去里的心。一边走，一边寻觅着那些深深埋在记忆里的脚印。然而，我这打算多么不近人情啊！迢迢地把一个人带到这么远，海行四天，在陆地上过的第一个清早就把人家丢下，自己去寻梦！我答应了带他去。过后，我甚而又觉得应该带他去了。有他，现实的代表人在身边，我也不至于为那七星草埋起来啊。当我触到过于沉重的悲哀的回忆时，我还可以向他那边逃跑呢！于是，迎了晨风，我们立在海关前那个石级砌成的码头上了。那是一个怎样动人的地方啊！请莫误会，我这里并不是在称道那些劳力朋友们紫红的脊背，岸上嘈杂的人声也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点也理会不到背后的一切。不错，海关那座大钟吸住了我的眼睛，然而我看的不是时刻。我的面前躺着庞大的轮船军舰，还有千百只舢板，然而我的心却越过了这些，奔到海那边一片绿的山丛去了，那是梦的岛啊。阔别了三年的蛇江又和我重逢了，它哪里老实了一些啊。它掀腾，扑奔，白的舌头卷着我的脚面，咸的星点溅满了我的通身。面前已有三只舢板在争抢我们做主顾了，舢板在波涛里摇摆着，撑船人的喊叫也随着震荡起来。对着面前这片，谁还有心讲价呢。我一手扶着旅伴，相偕跳上了舢板。排开参差的船只，一声招呼，一匹灰色布帆便斜斜张扬在蔚蓝的天空里了。舢板便沿了一条抛物线，朝着那翠绿的地方奔去。这时，新升起的太阳正在海上撒下金沙般的闪光。倚着那伸进海中的码头，手攀着红漆栏杆，我是带着难以形容的心情登岸的。我不能忘记我曾轻佻地做过一个舞蹈姿势，因为我第一眼就又看见那棵油绿硕大的苦奈树了。这时候，树荫下面正坐着三两个渔夫打扮的人。啊，还是那么粗大，那么沁凉，南国的风在它的叶隙间往来穿梭着。忘记了旅伴，忘记了坐在树脚的人，我凑近前去，脱了帽，怀着一颗微跳的心抚摸它。——我不否认四下惊奇的注视。谁体会到重遇的心情呢？恍惚间，在地下，我好像看到了两个天真孩子的影子，一本翻开着的诗集，破烂的边缘说明了它和主人交情的亲密。一阵风，记忆里吹来古老的诗句。诗尽管不是上乘，对我却另有一番意思啊。六年前，少年流浪者的我是多么狡猾啊。这两句诗曾为我带来多少甜意！——有一天，你不要我，我会躺在沙滩上，叫海水冲得没有了的。——将来我们去看守灯塔好吧，孤零零地活在海中间，日夜有怒涛在窗下叫啸着，月尾有一只白色小船为我们运来干粮。——你可不准偷懒，净叫我一个人爬梯子点灯！面对着大海，我们说过多么傻的话啊！那些，只有这苦奈树曾有机会偷听。突然，身边的旅伴拖住我的臂，他一脸的不耐烦。我只好向山谷里走去，随走，还回头看那棵硕大的树。——如今，是一个肥胖家伙的姨太太了！一路上，茫然地摸着两边的残石，我暗自叹息着。1936年秋，上海（原载1936年《中流》第1卷第4期，收入《落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6月初版）[1]该作品是作者所著长篇小说《梦之谷》的胚胎。叹息的船
船靠了九江码头，我登岸发了个明信片给介绍我搭这条船的朋友说：“好一条新船，竟还不满周岁。马达响声清朗得充满了青春的脉息，通身见不到一丝锈渍。跨在江上，真是一匹不让人的健驴，简直该留来做海上结婚用！”也许这信不该写。船过牯岭时，天际原有的灰云凝成乌黑了。那一夜，江面布满了白雾，和谐迅疾的水上进行曲戛然打断，船泊在江心。可怜鹄立船头那个敲钟手，为了避免撞船的惨剧，他当当地一直敲了两个钟头。（尖锐的钟声也穿不透江上苍茫浓厚的雾。）黎明驱开了雾，雨又追踪而至了。于是，江面卷起了一排排的白牙齿，挟着飓风，向船身气势汹汹地扑来。拥来的白牙齿却皆为这匹健驴的蹄子踏成泡沫。我正骄傲小高楼上那个固执的船主逆着暴力悍然前进呢，突然船搁了浅，飓风缴了舵手的械，褫夺了他驾驭的本领。又是在半夜，狂风呼呼在江面疾步，似要率领波涛趁黑造反。今早醒来，船已如一倦兽，喘吁着瘫卧在江边了。沙粒牢牢抓住船尾。一匹健驴，不错，然而如今四蹄已为人捆起了。它尽管沙哑地嘶叫，却翻不得身，伸不成腿，同情它的只有两岸山岭原封送还的回响！它终于放弃了翻身的挣扎抛了锚。但是飓风呢，并没有收束的打算，沉重的雨脚落在甲板上。那一排排的白牙齿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呼呼的风声里似夹杂着狰狞的冷笑：“叫你跑！这下往哪儿跑！”适才我扶着船栏，顺着风向，想探试一下飓风的淫威。呃，这个恶霸！它哪里答应。它咆哮，它摇撼，简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里才甘休。我隐身在船头一只黄色通气管的后面（头发早已蓬乱不堪），环顾四方，我为那孤丁形势而战栗了。不是昨天的事吗？记得船过彭泽县址时，我还对着那座蟹脚山风雅地默诵着陶渊明的诗。小孤山多么像一个大力士的臂肘啊，上面生满了蓬蓬的汗毛。那时我还悠闲地为它拍照呢，如今自由失了，这趣味当然也不存在。迎面是一个毁灭的威胁。这时候，甲板上再见不到抽烟散步的中年绅士或披发的青年浪漫诗人了。（舱里正响着哗啦啦骨牌相碰声。怕风浪的他们却正在玩着“东风”“北风”哩！）我勒紧了破外套的领口，顶着风，向船头移步。船头正有七八个水手在搬动着一盘直径足有半尺的粗绳，是为拖救时用的。暴躁的风在他们单薄的衣襟里穿梭，雨脚也乘势在他们脊梁上乱踩。他们吃力地咧着嘴（风又趁势钻进他们的口腔，直达五脏），低哼着一种悲凄得近于叹息的调子，手不停歇地操作着。风吹动着桅杆上面的旗子啪啪作响，如劈干柴。一个水手这时正爬上桅杆，挣扎着挑起一具黑饼形的求救信号。飓风对于从事脱险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啊！它不惜用冰凉的笞条鞭打他们。然而这些人为了确保全船的生存，一直在爬上搬下，在狂风里蠕动着，如一簇不识寒冷的生物。我退入舱门。黑黑过道里就拥挤地躺了一堆统舱客。因为飓风太凶，被子过于单薄，都狼狈地逃到这个角落里避风。孩子饿了就知道往妇人怀里钻，男人嘴里永远吧嗒着那袋不亮也不灭的叶子烟。他们的家当不多：一条合用的破棉被，一只塞满了陈旧炊具的木箱，这一切皆跟随了他们若干年，如今也全在身边。守着舱口外的飓风，他们只是轻微地叹息着。船走，他们也享不到大餐间的福；沉了，就算结束了这不幸的生命。船除了载运他们，另外没什么惠施，他们对船也就没有什么感情。他们蜷曲在黑魆魆的角落里，静候着命运的发落。船动时，他们也不做非分的痴梦。穿过了这不幸的一群，我闯进了官舱的餐厅。除了洋舱外，这是最阔气的地方了。餐厅四角的电扇为布厚厚地包起，应景的是温热的暖气。靠窗的一张写字台上伸着两棵粗壮的仙人掌。四张圆桌上皆有细嫩的手往来抓摸。船上几位西装青年玩起扑克了，靠门的那桌是由沙市上来的乘客，哗啦啦地叉起麻雀。一个极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随时笑眯眯地递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窗口外，飓风呼呼地逡巡着。寒冷虽碰不到他们，那一排排的白牙是看得见的。看见那个，他们心烦了。记起大江那端有人怎样翘候，算算船的愆期将使他们生意受到怎样的损失，忧愁涌上他们的心头，泛滥到脸上了。乘着他们叹息，茶房有意夸大其词地说匪窝离这儿多么近，“红军”如何杀起人来不留情的话了。即刻，桌上伸抓着的手指松下了牌，恐怖扫过那些张肥胖和尖瘦的脸。“老爷，就开开心吧，反正也没有办法！”一个时装却戴了碧玉坠子的妇人，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杂着牌声，是莫可奈何的叹息。甲板上有了一片嘈杂的响声，乘客们向船头蜂拥了。（热情的甚而扬起手巾，跳跃着，互相安慰着：上海是到成了。）那么些双眼睛全向远处瞭望，一只黑烟囱变得庞大了。那小高楼上即刻发出求救的灯语，一明一灭着，有如乞儿的泪珠。甲板上的人们也真的就用那心情等待这救命星。那条船只还了一个灯语，一个我们完全不懂的暗号。然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是在表示：“等着吧，我会来救你们。”我们等。走近了，却是条美国兵舰。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如果拖救不力，这只有那么些炮口枪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保护我们度过可怕的今夜吗？船开得很近了，我们便希望它停下来。多么失望啊，它一点也没减速！它竟擦着肩，笔直向下游开去了。到这时，搭客们才记起了寒冷。他们愤恨地骂着，又跄踉地退回舱里。傍晚，当大家正心惊胆战的时候，江上起了一声啸叫。一条船在苍茫暮色里向我们驶来了。昏暗中，它桅杆上那盏红灯牢牢抓住大家的心，成为众望的焦点了。瞭望小高楼上又打起一明一灭的灯语了，两三个水手还爬到桅杆上挂起求救的旗子。仰起了头，大家把希望寄托给那飘在空中的符号。船老远便连连还着灯语，由那一亮一暗中，我们直是看到了善者一对慈祥的眼睛。我们感激得说不出话，连三岁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终于船走近了，由烟囱判明了是条英国的商船，稳健而大方地向这方驶来。船头激越着白的泡沫，那好像是热诚的标记。甲板上穿西装的即刻卖弄起历史知识，夸奖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过去的仗义来。船员这时可忙了：水手们又高高系起一面白底红道的乞救旗，两个穿洁白制服的二副，一个站在货舱顶盖上用望远镜端详起这条友船的雄姿，另一个立在船头，迎风挥着求救旗子。满船都充满了热烈的生存希望。粗大绳缆搬到船头了。救生船也奉命准备落下，载运绳缆到援船上去。商船走近了：灿烂的灯光，甲板上立着许多人，遥遥看着我们。热情的人们啊，他们招手，挥动手绢，甚而同情地呼叫。然而船却驶得越来越远。“它也许拣顺风的地方停吧？”“靠太近也不妥当。”甲板上待救的人们还这样借原谅别人来安慰自己呢。那“援”船竟径自开向下游，稳当而且大方，如一有教养的绅士。虽走却还闪着那秋波似的灯语，好像在说：“爱莫能助啊。”这时，那光亮引起的却是愤怒了。夜由两岸黑丛丛的莽林里扑来了，黑的水上仍龇着一排排的白牙。几只江鸥环着船身飞了一遭，拍动着它们雪白的羽翼，咦咦叫着。是安慰，还是嘲讽？过分的失望增添了甲板上搭客的疲倦。人们垂着头，一个个走回舱门，咒诅着那“狠心的船”，抱怨着旗语打得不利。直到天明，江边还躺着这条载满了叹息的船。1936年5月（选自《珍珠米》，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7月初版）由午夜到黎明
朋友听说明朝我便将辞别这个古城，到一个蜂窝似的地方去，就劝我还是在这里多绕几个圈子，抚摸一下那些朱红砖瓦，也许不久它们也得挨受鞭打。“谁知道你再来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这话直是一瓢凉水。我带点气恼怒视着他，他却避开我的眼光，对着窗口瞭望。窗子对面是一根电杆，杆上糊满了红黄刺目的眼药广告。好心的邻人，他们担心中国人的眼睛皆快瞎了，方用这吓人厌人的广告把座古城糊严——但是，治什么劲呢，瞎了也许还舒服些！那是一个阴郁的初春，天空满是沉重的灰云。日头被灰云蒙蔽得如一盏豆油灯，地上是冰碴儿和践踏得不像样的残雪。我同朋友在马路便道上走，那里，穿着哔叽西装和翻毛皮大衣的男男女女依然阔步而行。也有泥污的孩子在车辙里爬着当马玩，或堆起一尊臃肿傻笑的雪人。沿着朱红的宫墙有年迈的老人，佝偻着腰，边走边咳嗽着。缝穷的老妇人用好奇的眼看着身边跨过的大皮靴。一阵钢铁击碰石面的铿锵声，是由交民巷出来的一队骑兵，姜黄的制服，金边红底的肩章，昂首的马背上骑着昂首的人。即刻，街上行人稀少了，店伙也准备着上板。天空一阵嗡嗡声，远处有三只飞机摆着匀称的姿势飞来。爬在车辙里的孩子突然张着小胳膊哭了出来。朋友是个学历史的，走过御河桥自然就拐了弯。巍峨的门楼，高大的门洞。我们踏在那石道上好像还能辨认得出历史上臣宰的足迹。多少忠臣揣着贤策忙匆匆地奔向午门，结局也许凌迟而死。石道两旁不是当年的朝房吗？那窄小的屋子正适于低声计议断送江山的捷径。如今，他们都死了，枯了，遗留给他们后裔的却是这样一份惨淡的命运。看到那脱了漆，弯了腿，已成为一块朽木的宝座，我忍不住轻蔑起祖宗了。它值得什么呢，在上面坐坐，却荼毒生灵，牵累了万代子孙。那晚，我独自穿过幼年住过的一条窄巷，窄得连星光也无法照临。两边墙壁传出粗大的鼾声，杂着婴儿尖细的哭声。远地有夜行人打着呼哨，边走还边唱着流水板。一阵咳嗽声有如砍伐枯木（树心已为野禽啄光！）的回响，空洞而响得怕人。然后是一声叫卖：“一包糖来——荷叶糕！”啊，这老头子，他还活着，他还卖这个！当我脑顶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时他就卖这个。好个不死也不改行的人。第二天下午，朋友和他的亲戚们一起送我上车站。卧车厢里一共有四张铺位。我关心着我的旅伴。茶役提进一只贴有“长春旅馆”纸条的皮箱。我发现上铺是一位日本青年，身穿整洁的学生装，有着一对时刻留心观察的眼睛。把铺位理好后，他便开始读起一本似乎是论华北棉花的书了。等一下，又进来了第二个旅伴，是一位身宽体胖，穿着肥大军服的同胞。他身边有个侍从，口口声声称他“旅长”。这位旅长粗声喘着气，揉着眼睛，任那侍从替他解纽扣，解武装带，甚而替他脱下军裤。然后他就如雷峰塔一般倒在那已安排停当的铺上。不上五分钟，这旅长便大声打起呼噜来了。上铺那个日本青年这时正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我猜想，他也许正写给他奈良的师友，大阪的经理，或东京的官员，告诉他们：“中国军人至为可爱，五分钟之内可以把鼾声打得极响。来吧！”这一夜我自然不曾睡好。（枕下有那么多只轮子在心上滚！）我梦见昨天在午门上看的唐俑跳起羽裳舞来，但倏忽它又变为泥的了。我梦见那个卖荷叶糕的老人终于还是死了！机车一声尖锐的呼啸把我唤醒。车跨过银亮浪滔滔的黄河时，太阳刚好出来。白皑皑的雪散铺在春暖的平原上如一群绵羊蠕动着。莜麦已冒出绿芽，像是在我眼前蠢蠢爬动起来。田野里有面色红润的健壮农夫，赶着坚实的公牛在松动着土地。晨曦照在牛背上，闪出细碎的金丝。铁道旁边的小路上走着日出而作的工人小贩，十来岁的孩子担了满担的白薯，边笑边抹着劳作的汗珠。1936年5月（选自《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我这辈子去过许多家咖啡厅，可只有一家我怎么也忘不了。这是在巴黎文人名士荟萃之地的蒙马托，由朋友带我去的。那是1945年2月。当时法国刚刚解放，我作为随军记者，一身戎装，路过巴黎，正要出发去寻找已经挺进到法德边境的美军第七军。那家咖啡厅设在地窖里。我们黑洞洞地下了许多层台阶，好容易才摸到。可是咖啡厅里比楼梯上也亮不了许多。站在入口处朝里一望，两边都是一排排的茶座。我们就捡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唉，那不是桌子，形状是一具黑漆棺材。接着，侍者托着盘子过来了。抬头一望，他身穿教堂神父那种乌鸦式的黑长袍，脸绷得不见一丝笑容。再一看，墙上玻璃框里挂的尽是些各种姿态的骷髅。我初来乍到，不免有些毛骨悚然。这时，扩音器里正在低声奏着马斯奈的《悲歌》。它忽而长吁，忽而短叹：往日欢乐，美好春光不复回。在我心中幽暗冰凉，都已凋谢，永远消沉。忽然间，铃声一响，厅内大放光明，壁上的骷髅都变成一幅幅的裸体女人照片了。这时，台上出现了一位盛装美女。刹那间灯熄灭了。接着一声铃响，灯光再亮时，她已脱得只剩紧身内衣了。再一灭一亮，只见她全裸了。紧跟着灯又灭了，再亮，台上却只剩下一具骷髅架子。正是一场佛教色色空空的表演。这是快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可是每听到马斯奈的《悲歌》，心幕上就映出那家古怪的咖啡厅。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对它，我注定是个外行。它往往引起我的是视觉上的联想。几乎在所有我熟悉的每支曲调的后面，都有一幅我曾经历过的生活情景。对于我，音乐最大的魔力正在于它能快速地唤起某种联想：有时兴奋、愉快，有时也引起悲伤和痛苦。音乐还常带我回到往昔的日子，回到某个时期。每逢听到（或自己哼起）苏联的歌曲如《灯光》或《小路》，以及波兰的《小杜鹃》，罗马尼亚的《照镜子》，甚至阿尔巴尼亚的《银笛》，我就总回想起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50年代末期开始反修了，到处又唱起亚非拉的歌曲，像墨西哥的《鸽子》或印尼的《梭罗河》和《星星索》。进入60年代，除了《地拉那—北京》，唱什么外国歌曲就都犯忌了。去年，东欧和苏联的政局先后发生变化后，我有时倒哼起《山楂树》或《纺织姑娘》了。时局不论发生怎样的剧变，多瑙河的河水依然是蓝的，伏尔加河也依然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深入人心的歌曲并不随着政治变化而减少其魅力。当然我更熟悉的还是英伦三岛的民歌。40年代，我曾在那里度过七个不平凡也很不平静的年头。其实，我早年就学过不少他们的歌曲，可是当我在罗梦湖上荡船，或亲眼看到苏格兰高原上一望无际的兰铃花时，那些歌对我就更加亲切了。我尤其喜欢带有淡淡忧思的爱尔兰民歌，像《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威尔士也有许多好听的民歌。每听到英伦三岛的歌曲，我的心就立刻飞回到40年代，特别飞回到我住过的伦敦西北郊的那幢大楼。那是在一座小山脚下，旁边就是一片幽静的树林。遇到不拉警报的时候，饭后我就斜倚在壁炉旁的沙发上。顿时，房东太太那只狸花猫就跳到我膝上，呼噜噜地唱了起来。有时，房东太太的女儿披着一肩金黄的头发，站在壁炉旁，拉起我心爱的曲调——特别是《绿袖子》，多么潇洒自如的调子啊。有人借着翻画册来旅行。我更喜欢通过音乐去世界上各个角落遨游。我仅仅随军到过意大利北部山区，没去过风光明媚的威尼斯。可是每听到《桑塔?露琪亚》或《我的太阳》，我就好像来到了欧洲的苏杭。每听到《瓦妮塔》那支情歌时，我就仿佛看到地中海西岸少男少女在互吐恋情。1942年我住在伦敦一家公寓。一天，忽然搬进十几位刚从苏联飞来的客人。他们都是武器专家，到英国来协助指导生产为红军所制造的坦克。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主动来看我这位反法西斯的盟友。他们不会英语、汉语，我也不会俄语。坐下之后，我就哼起30年代上海流行的几支苏联歌曲，如《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和《快乐的人们》。啊，他们当中的一个叫撒沙的马上就紧紧把我抱住，同时，大家一齐唱了起来，足足唱了半宿。第二天，周围的邻居都向我抱怨起来。那时我才懂得：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能直接通往人心的世界语。（原载1992年6月9日《中国广播报》，收入《关于死的反思》，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拟J.玛萨里克遗书
永别了，亲爱的手足：当你们看到这信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因为去了的，从来也没有过回报。我可以说的，便是明晨萨宁宫的石阶上，血肉狼藉的那条尸首并不是我。好也罢，坏也罢，我留在你们的记忆里。那记忆，我相信愈冲淡，就将愈清晰。因此，明天不用浪费你们的泪水和鲜花，正如今日你们不必浪费有失自己身份的言辞一样。时间会裁判我的，我逃不掉。向来法官对自杀者的结论是“神精失常”，我愿意你们知道，有生以来，我没有比今日更清醒。刚才我还在汽车里和司机搭讪。晚饭我没喝一滴酒。我并且还在钢琴上奏了葛瑞克一段夜曲。就算我的葬曲吧！你们尤其不可相信鲁斯先生的话，怀疑是共产党把我从窗口推下去的。他们能蠢到那个地步，自己拆联合政府的台，供给各地黩武政客以口实？你们也可以由我尸身上找指痕呀！不。今夜，房里只有嘀嗒嘀嗒的桌钟，但它是机械的，不足以影响我；窗外是一牙新月，照耀在布拉格的屋顶上，灰而忧郁；但对月亮出神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知道它辽远，我也知道它圆缺是循环的，它影响不了我。我甚而清醒到能够预料到一小时后我必然会尝到的痛苦，很短暂，但那依然是痛苦的。（我已抚起脑袋了，这为母亲洗梳过，为情人吻过，如今已微秃了的脑袋，等下便砰然与硬石相碰，即刻脑浆便溅射到路墙上。）我既不够怯弱，也不够勇敢来自杀，然而我居然这么做了。我为什么？一个人不适于离开本土过久。随着贝总统流亡在伦敦的那些年，我虽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与那七八年的捷克，我终于还是脱了节。我不知道那期间的仇恨是怎样滋长的，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田地。那时，做着民主国家永远联盟下去的好梦的，何止我自己？多少贤达不曾往还欧洲首都奔走吗？谁不珍惜人民的血？谁不认为苦战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点休息？谁愿意把世界分为两个，让佛朗哥之流还尸复活？司徒森、戴威思和斯大林不是始终表示世界可以兼容并蓄吗？而从美国施行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化是已成为定局的了，资本主义早就挂了白旗。及至我由旧金山开会回来，便逢到英国保守党的空前惨败，我为欧洲的进步、光明是抱了怎样的热望啊！和多少人一样，我是痴想着欧洲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终归有人会写出一部希可斯基元帅坠机殒命以后的欧洲——或者说世界外交史，然而在第三次大战以前，这本历史不见得能出现。敢写不敢写还是另一回事，多少档案根本摸不到。等能写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存在，那就不知道了。然而我认为欧洲的分裂，也即是盟国的破脸，是由那时候开始的。当时伦敦波兰的死硬派如果把公道看得比西方支持更重，至少一个祸根可以除去了。为了中欧命运，当时我曾坦白写过一文，还惹起波兰大使的抗议。这文章是不难找出的。请你们参照那个去研究一下。当伦敦与鲁布林同时有了两个政府时，欧洲的和谐早已不存在了。等到原子弹及跟在后面的原子外交出现，两极化的大势便已完成。两年前的盟友，今日是敌人了；两年前神圣的“是”，今日是不可恕的“非”了。英国的贝文不必死，因为他从始便看清了这个厄运，而且已“适应”了。铁托及摩尔那也不必死，因为他们始终稳站在河的一岸。我却是个梦想者。我父亲多玛士的梦想完成了，因为那时世界是错综复杂的，而不是单纯两极化的。你们放心，有千贯家财万军人马的“第三”方面失败了的，天底下怎样白痴也不会梦想担当那蠢务。我不够聪明，但还知自量。和平需要桥梁，厮杀当儿是用不到那个的。今日是不许想，不许犹豫，是脱下外衣投入战团的时候了——无论投入哪边，生活都比我的有意义。我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我既然委托时间来仲裁，就不必再饶舌了。我流亡前后，及在伦敦期间的演讲信札是已印行了的，我为公事投票的记录你们是有的。根据那些，裁判我。没有署着我名字的，我不能负责。我信任你们那份公平。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桌钟嘀嗒嘀嗒着，时间已晏了。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但方场的钟，沉痛地响了。夜空浮动着远地的舞乐，让青年们能享受时先享受吧！小时候，我挟了书包不知走过那座钟多少趟。它看见过奥匈殖民地的捷克，它看见过慕尼黑前后的捷克，经过八年的沦陷，它也看见了新的捷克，也看见了一个捷克人的死。然而它始终是叮当当当，当叮叮叮地敲着。愿祖国捷克和时间一样永恒。祝福捷克人民。J.玛萨里克（原载1948年4月16日《观察》第4卷第7期，收入《萧乾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人回家
“上”人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语言艺术家。他说话不但熟练，词儿现成，而且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据说他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概括性——可就是听起来不怎么具体，有时候还难免有些空洞啰唆；其二是民主性——他讲话素来不大问对象和场合。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自认有一套独到的办法。他主张首先要掌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究竟与生活里的语言有什么区别，以及他讲的是不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这个问题他倒还没考虑过。总之，他满口离不开“原则上”“基本上”。这些本来很有内容的字眼儿，到他嘴里就成了口头禅，无论碰到什么，他都“上”它一下。于是，好事之徒就赠了他一个绰号，称他为“上”人先生。这时天交傍晚，“上”人先生还不见回家，他的妻子一边照顾小女儿，一边烧着晚饭。忽听门外一阵脚步声，说时迟，那时快，“上”人推门走了进来。做妻子的看了好不欢喜，赶忙迎上前去。故事叙到这里，下面转入对话。妻：今儿个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上”：主观上我是希望早些回来的，但是由于客观上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原因，以致我实际上回来的时间跟正常的时间发生了距离。妻（撇了撇嘴）：你干脆说吧，是会散晚啦，还是没挤上汽车？“上”：从质量上说，咱们这10路公共汽车的服务水平不能算低，可惜在数量上，它还远远跟不上今天现实的需要。妻（不耐烦）：大丫头还没回来，小妞子直嚷饿得慌。二丫头，拉小妞子过来吃饭吧！（小妞子刚满三周岁，怀里抱着个新买的布娃娃，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妞：爸爸，你瞧我这娃娃好看不？“上”：从外形上说，它有一定的可取的地方。不过，嗯，（他扯了扯娃娃的胳膊）不过它的动作还嫌机械了一些。妞（撒娇地）：爸爸，咱们这个星期天去不去公园呀？“上”：原则上，爸爸是同意带你去的，因为公园是个公共文娱活动的场所。不过——不过近来气候变化很大，缺乏稳定性，等自然条件好转了，爸爸一定满足你这个愿望。妻（摆好了饭菜和碗筷）：吃吧，别转文啦！妞（推开饭碗）：爸爸，我要吃糖。“上”：你热爱糖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副食品要是不超过定量，对身体可以起良好的作用。不过，今天早晨妈妈不是分配两块水果糖给你了吗？妻：我来当翻译吧。小妞子，你爸爸是说，叫你先乖乖儿地吃饭，糖吃多了长虫牙！（温柔地对“上”）今儿个合作社到了一批朝鲜的裙带菜，我称了半斤，用它烧汤试一试，你尝尝合不合口味？“上”（舀了一调羹，喝下去）：嗯，不能不说是还有一定的滋味。妻（茫然地）：什么？倒是合不合口味呀？“上”（被逼得实在有些发窘）：从味觉上说——如果我的味觉还有一定的准确性的话——下次如果再烧这个汤的话，那么我倾向于再多放一点儿液体。妻（猜着）：噢，你是说太咸啦，对不对？下回我烧淡一点儿就是喽。（正吃着饭，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推门走进来，这就是大丫头。她叫明，今年上初三。）明：爸爸，（随说随由书包里拿出一幅印的水彩画，得意地说）这是同学送我的，听说是个青年女画家画的。你看这张画好不好？“上”（接过画来，歪着头望了望）：这是一幅有着优美画面的画。在我看来（沉吟了一下），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一点，自然跟画家在艺术上的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表现方式上，还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缺点。明：爸爸，它哪一点吸引了你？“上”：从原则上说，既然是一幅画，它又是国家的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么，它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明（不服气）：那不成，你得说是什么啊！（然后，眼珠子一转）这么办吧：你先说说它有什么缺点。“上”：它有没有缺点，这一点自然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既然是青年画家画的，那么，从原则上说，青年总有他生气勃勃的一面，也必然有他不成熟的一面。这就叫作事物的规律性。明：爸爸，要是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它呀，我才不会那么吞吞吐吐呢。我就干脆告诉你：我喜欢芦苇旁边浮着的那群鸭子。瞧，老鸭子打头，后边跟着（数）一、二、三、四……七只小鸭子。我好像看见它们背上羽毛的闪光，听到它们的小翅膀拍水的声音。“上”：孩子，评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你怎么能抓住一个具体的部分？而且，“喜欢”这个字眼儿太带有个人趣味的色彩了。明（不等“上”说完就气愤地插嘴）：我喜欢，我喜欢。喜欢就是喜欢。说什么，我总归还告诉了你我喜欢它什么，你呢？你“上”了半天（鼓着嘴巴，像是上了当似的），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妻：大丫头，别跟你爸爸磨嘴皮子啦。他几时曾经告诉过谁什么！（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8日）第二辑往事三瞥
草原即景
火车在赛汉塔拉把我们抛下，就仆仆风尘地继续朝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开去了。列车开出去很远，静寂的空气里隐约还可以听到车轮在铁轨上转动的声响。尖细的汽笛声回荡着，好像在殷切地叮咛我们什么，又像是用依依不舍的心情祝福着我们这次深入草原腹地的旅行。集二线是从锡林郭勒盟草原的西部直穿过去的。如果草原是片汪洋大海，赛汉塔拉就是浮在这片海上唯一的码头。在旱地上住惯的人们，出海以前心里多少总有些异样的感觉，望着海，又好奇，又是担心害怕。这时，车站后边一家新成立的合作社里挤满了人，有的举着胳膊，神色慌张地喊着：“同志，给我两瓶清导丸！”有的往鼓鼓囊囊的口袋里塞着最后一包饼干。一个梳双辫、穿蓝制服的瘦小姑娘挤了好半天，终于买到一小盒清凉油。坐惯了有固定座位的交通工具就像用惯了有格子的稿纸。如今，我们八个人乍上了这辆有框无格的卡车，还真有些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自己好，尤其车上挤得好像怎样安排空间也不够周转的。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八个人围坐在卡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十六条腿折折叠叠堆在当中。这样安排定了，我们才腾出闲心来望望同车的旅伴。车上有位胸脯上闪着金晃晃勋章的军人，有穿制服的男女干部，也有一位穿绛色长袍的蒙古老乡，看光景大部分都跟我们同样是初次走草地的。未来的两天，我们将同在这辆卡车上，横跨将近九百里草地。想到这个，大家不免都亲热地点了点头。这时候，我问一个跟我背抵着背的青年说：“你也是到锡林浩特去的吧？”“是呀。我们这几个全是刚毕业出来，先到锡林浩特，然后等着分配到队上去。”随说，他随指了指挤在一堆的男男女女，年纪都在十八九的光景；其中还有那个买清凉油的姑娘。她紧挨着蒙古老乡坐，头上包了一条白色的丝巾，长得白白嫩嫩，很秀气。这时候，另外一个姑娘正跟她开着玩笑，说她昨儿夜里说梦话，直妈呀妈呀地叫。那个姑娘就半嗔半笑地噘起嘴巴，从人缝里抽出小拳头，咚咚咚地捶着那个“癞皮”。“你们是什么队呀？”“什么队？”女孩子们咯咯咯笑起来了，笑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是我这个问题问得的确拙笨，背后那个青年只朝腿底下努了努嘴，那里横七竖八地塞着的正是一些钻探用的工具。车上的旅客不耐烦起来了。有的急着在草原上奔驰，有的担心草原荒凉，开晚了车子也许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地困在半路上。终于，矮个子的公路站长走了出来，很认真地望了望腕子上的表，吹了声哨子。一片荒芜的草原上，哨子的声音实在尖峭得可怜，然而站长那直直站立的神态却叫我们肃然起敬。他好像是说：车子虽然是辆卡车，设备差一些，这毕竟是个起点站，你们可小看不得。司机助手开动机器了，插着“安全行车”小红旗的卡车震响得就像一匹催着主人撒开缰绳的烈马。车上人人都亢奋起来。想想看，每个人在脑子里都翻腾了许多日子，费了多少周折，终于才到达这个起点。如今，我们将要享受旅行家最大的乐趣了——那就是奔向遥远的、从来没到过的地方。而这地方，在地理环境上，在民族习惯上，又跟我们生平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心灵整个被一种新鲜的感觉激荡起来。草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有多么像海啊！只有在海上，天和地才能像接到一起的两匹布这么完完整整，没有间隔。只有海才这么寂静，这么广漠得望不到边际，它永远像一幅没有框子的画。而只有在海上，人才会感到这么没有遮拦，自己这么渺小，以至潜意识里会莫名其妙地发生怕把自己遗失了的恐怖。风呼啸起来，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穗头已经发黄了的草上就掀起一阵波浪，草梗闪出银白色的光亮。天边时而也会出现一根细小的像桅杆似的东西，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是穿着高粱红的长袍、背了枪、骑在马上的牧民，那杆子是用来套马的。看到马背上的雄姿，心里油然兴起敬慕之感。从赛汉塔拉到东苏尼特这段，走的正是过去被称作“瀚海”的塔木钦草原——几十万年以前，它也许就是一片道地的海。过去，这两百里没有水，也没有人烟，牧人旅客都视为畏途。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找不到什么可以做路标的东西，只是公路旁边偶尔出现一座土丘，那也许是汉人的坟，要不就是为了搭篝火堆起的石头。从远处看去，黑黝黝的石堆时常会引起人们的错觉，以为公路旁边伺伏着什么野兽；而那些牛群马群从远处望去，斑斑点点，却又像是什么巨石。也许是因为这地方海拔接近一千尺的缘故，天低得好像可以用手摸到，因而，人们对云彩的变幻也特别留意。衬着青石板一般的蓝天，云彩有时候团团飞卷着，像一簇狂舞着的雄狮，可是顷刻之间又会化成黑乌乌的一片煤层。这时候，汽车声嘶力竭地跟云彩赛起跑来了，随后，煤层上吧嗒吧嗒地掉下雨点。可是把脑袋从帆布里钻出来，朝四下里一望，乌云罩不到的地方却仍然是黄澄澄的一片阳光。骤雨还没住，太阳又嬉戏地从云隙里投下一道微光，就像悬在半空的一匹薄纱。这时候，一个奇丽的景色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道完整的虹，衬着天空和草原，从地面拱了起来。我说“完整”，因为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虹的两端跟地面衔接的地方。不一会儿，风把云彩吹散了，雨自然也就停了下来。云彩又驯善地变成了白色，有的化成一棱棱，好像透视像上的肋骨；有的散成一座座岛屿，上面影影绰绰似乎还辨认得出一些苍松古柏；也有的吹成细长条，好像半透明的银鱼，在蓝空里逍遥自在地飘浮着。蓝空下面，公路就像一条叠成无数折纹的黄色带子。每逢汽车呜呜地向上爬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朝着一条通天的大道开去。不过爬到顶端，仍旧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看，黄羊！”有人激动地喊了。抬头一看，公路右边果然出现了几百只浅褐色的小动物，用细碎、疾速的脚步在草丛里窜跳着。车上一位汉族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