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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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传试读：
自 序
关于陶渊明，我时常要给他写一个传或者评论。也曾起过几次草，但都没有完成—时日稍过，自己的见解也随着变了。现在写出的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固定一些的看法。主要的是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他和晋、桓玄、刘裕的关系如何，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如何，总之是他的政治态度；二是他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关系如何，究竟应该肯定他有几分儒家思想，有几分道家思想，以及他自成为一种思想面目的是什么，总之也就是他的思想态度。我觉得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也都有一种发展，文中也就附带地加以阐明。为了准备论据，必须先有一个较详的传记，并且对他的作品创作的时日也需有一个考订，这也就是书的前半部分的内容。这些见解都不够成熟，是不成问题的，只有请读者们赐教！同时这些见解也有大部分是继续了前人以及当代人的研究成绩，这点则是应该声明，并表示感谢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我们现在的看法也有些和旧说不同，但未必能达到鲁迅先生的期望。本来还想论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个段落。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李长之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
一 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
陶渊明的性格和政治态度，是和他的两位著名的先辈有密切关系的。这倒并不是仅仅由于生理学的或遗传学的看法，如果那样，便未免是机械唯物论了。问题是，陶渊明对于这两位先辈，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为崇拜，就容易受着影响。在事实上，陶渊明的风度、爱好和习惯，我们也都可以在他那两位先辈的传记里找到鲜明的影子。那么，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就在他这两位先辈的政治态度中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了，虽然这不是唯一的线索。二 被人轻视的善战的溪族
陶侃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曾经有过争执。阎若璩阎咏父子和洪亮吉都是主张陶渊明并非陶侃的直系后代的，何焯、钱大昕以及大部分研究陶渊明的专家则肯定是的。这事情确有可疑。因为，虽然沈约的《宋书》上载明“曾祖侃”，但和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并且又是陶渊明的好朋友的颜延之作的《诔》却只有“韬此洪族”四个字，并没有提到他的曾祖是谁；更奇怪的是陶渊明自己的《命子》诗，提到陶侃时，只是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竟缺少明确的交代，而《赠长沙公》一诗，序文“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在族祖之间的句读又有两个读法，再加上下文更淡淡地说出“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话，这就越增加了读者的迷惑。[1]所以朱自清所写《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索性说：“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的文章是带有总结性的，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论，已证明是不可能得出更明确的答案了。因此，我们对这问题可以不必纠缠在陶侃是否是陶渊明的曾祖上。我们现在要指出的乃是纵然陶侃不是陶渊明的曾祖，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答案是：也仍然是的。这就是他为他的外祖父孟嘉所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所说的：“（孟嘉）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那么，他的外祖乃是陶侃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外祖母乃是陶侃的女儿，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吗？一个外祖母是很可以向外孙谈谈自己的父亲的，那么，陶侃的一生可能对陶渊明有很深的影响，不也很自然吗？再看，陶渊明在《命子》诗里对陶侃的崇拜：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言外是说他比桓温、桓玄和刘裕都高明得多。陶侃是陶渊明这样关系密切又这样崇拜的人物，他应该给陶渊明以极大极深的影响。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这种影响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性格、爱好；一方面就是政治态度。先说性格、爱好。陶侃的出身是寒微的，在当时并不是名族。我们看他初入宦途时困难的情形：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外出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世说新语·贤媛篇》必须母亲剪了头发，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送一百多里地；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很小的官做。可见够艰难，也够惨痛！原因，就在他出身寒微。当他到了洛阳时，更受尽了当时一般名族的奚落。他去看张华，张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他去看同乡羊晫，羊晫就受到批评：“奈何与小人共载？”（同上，羊晫，《晋书》作杨晫，此据吴士鉴《晋书校注》改）就是后来到陶侃做了征西大将军，因讨伐苏峻，立了大功，那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了，却还被人骂为“溪狗”：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指苏峻事）。温忠武（温峤）与庾文康（庾亮）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晋明帝司马绍）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是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篇》不但当时人如此轻视他，就是到了唐代所撰的《晋书》上也仍然评论他：“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这都说明陶侃出身的寒微。从温峤称他为“溪狗”，和《晋书》上说他“俗异诸华”看来，他之被人轻视不只是阶级的关系而已，还有民族的背景在。溪族也就是《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传》所谓“巴蜀蛮獠谿俚楚越”的谿族。陈寅恪有《〈魏[2]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证明陶侃的乡里庐江郡正是溪族杂处区域，他的诸子之凶暴也与善战的溪人的气类相似，结论说：“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这是可信的。陶侃本来的职业，大概是捕鱼。《晋书》卷六十六有这样的传说：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吴士鉴《晋书校注》引《御览》四十八《异苑》文：钓矶山，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织梭一枚，还挂壁上，成赤龙，从空而去，石上犹有侃迹存焉。《世说新语·贤媛篇》：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 饷母。母封 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刘孝标注引《幽明录》：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性，那就是陶侃“本出于业渔之贱户”，如陈寅恪所说。陈寅恪早另有[3]《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曾指出那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但那时他还只说是那是根据戴延之随刘裕入关后的见闻，和刘 之入衡山采药二事创作出来的，现在他这《〈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里又加上：“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我们对这也应该首肯。溪族是勇敢善战的，晋义熙六年卢循之战时，参军殷阐曾说：“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与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陶侃的性行也有类似。总之，从陶侃到陶渊明，这里有一个出身寒微、捕鱼为业的善战的溪族生活背景在。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陶渊明的勤俭、能劳动、倔强和仕宦不能得意等等了。当然，这些生活和性格的养成，也还有其他的原因，那是有待于其他方面的分析的，然而无疑在这里也说明了一部分。[1]《清华学报》九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2]《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一九四三年。[3]《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三 自强不息和反对浮惰
我们现在举几件具体的事情，见出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陶侃是一个振作而有打算的人。《晋书》卷六十六：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世说新语·政事篇》：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又引《中兴书》：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这种勤俭、自强不息、鼓励稼穑和反对浮华游惰的习惯，可视为陶氏的家教。我们再看陶渊明的诗：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这不同样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么？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十二首，其五这不就直然是陶侃所说“大禹圣人，犹惜寸阴”的警觉么？自然，陶渊明是诗人，不像陶侃是军人—有四十年行伍生活的军人，不会那样单纯—不会没有一点感伤，然而他仿佛时刻在记得陶侃那种奋勉的话似的，这却是不可否认的。陶渊明对于生活要求不高，“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 以应阳”（《杂诗》十二首，其八）；他自己情愿劳动，而不愿意过坐享其成的生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不但自己劳动，也劝人劳动，“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他另作有《劝农》诗，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并说明：“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这不也是陶侃那种自身勤劳，又劝人稼穑的神气吗？陶渊明在种田之余，也没忘了读书，“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正是实行了陶侃说的“文士何不读书”的教训的。在陶渊明的诗中，虽然有过“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的话，仿佛有些松懈似的，也说过“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形影神·神释》）的话，仿佛有些消极似的。然而在他所有的诗文中谈过饮酒，谈过琴书，却始终没说过博弈，这也是和陶侃的反对博弈有相同之处的。在陶渊明的思想中，有老、庄成分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不能像朱熹那样全称肯定地说：“其旨则出于老、庄。”但陶渊明自有他的限度，不像其他老、庄之徒，就是饮酒吧，也是“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而且他有时还想到：“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神释》）这个限度正如魏了翁所说：“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也许陶侃那种反对老、庄的态度对他正有一部分影响。陶侃也是个有节制的人，《晋书》卷六十六：“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诗人的陶渊明在饮酒上当然不能理智到这地步，然而他也决不是沉湎的。再举两件小事。陶侃对人恩怨分明。当他晚年，因功封了长沙郡公以后，“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逵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飧咸报”（《晋书》卷六十六）。这也正如陶渊明在《乞食》诗里所说的：“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到陶侃临死的时候，神志异常清明，“及疾笃，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晋书》卷六十六）。这和陶渊明在死前写好《与子俨等疏》，临死时作《自祭文》、《挽歌》，同样是那么从容的。勤劳，积极，理智，有节制，这是陶侃和陶渊明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他们的距离，陶侃毕竟是军人，跋扈是有的，权术是有的，所以他的部下梅陶批评他：“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晋书》卷六十六）。同时他也有很小气的地方，喜欢苛察为明。陶渊明是诗人，比他和易、淳厚、大方，却没有他精明。由于地位和生活不同，陶侃虽然爱惜竹头木屑，爱惜别人的劳动，例如他曾把随便取人没长熟的稻子的人打过一顿鞭子，但他仍有腐化豪奢的一面，那就是，“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卷六十六），而陶渊明却是“居无仆妾”（《颜延之诔》），“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苦一辈子。四 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现在谈陶侃的政治态度，从而对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作一臆测。首先，我们要记得陶侃是一个跋扈的军人，更恰当地说，是一个跋扈的军阀。他带兵四十年，有曹操那样的机智和勇敢，他在东晋的地位是在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和刘裕这一个行列里。从王敦起，到刘裕为止，都是想学曹操、司马懿那种夺取政权的方式的。当时的晋室很微弱，所谓皇帝不过是天天受那些有名的士族和跋扈的军阀的气的可怜虫。在最初，军阀与军阀间有些牵制，那些出身士族的政治家又有些手腕，就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维持了小朝廷的局面。后来这些士族的势力衰弱了，军阀们就自相吞灭，所以在士族出身的大政治家谢安一死（公元三八五年），桓玄就几乎成功（公元四〇三年），刘裕就完全成功（公元四二〇年）了。王敦（公元三二四年）、苏峻（公元三二八年）、桓温（公元三七三年）等的失败，不过是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而已。这些军阀夺取政权的步骤，几乎有一个一般的公式：一是握有军事大权；二是占有两个军事要地之一，或者是长江上流武昌、江陵和荆州一带；或者是在建业之西京口（镇江）一带；三是对内要有军事上的优胜的表现，先是平“造反”，取得更高的军事地位，自己就慢慢也对“造反”垂涎起来；四是对外也要立功，因为这时一般人所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复北方失地，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表现，是不容易受人拥护的，这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最后是五，就是取得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阿衡”的地位以后，就请皇帝“禅让”。刘裕就是完成了这些步骤的一个典型，其他的军阀或者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体而微。陶侃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他是一个活了将近八十岁的老军阀（他在临死时上表说：“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时为公元三三四年）。他在西晋末年已经崭露头角，他已是荆州刺史，打败过王真，打败过杜弢。平了王敦以后，他是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的征西大将军；平了苏峻，他被封为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他镇守的地方，正是江陵、巴陵、武昌等地。这就是，他已有了上面所说的夺取政权的三个步骤：握军事大权，居军事要地，平内乱有大功。那么，下一步呢，那就是他在最后所上的表中所说的：“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可惜的是，这一步已经布置了，却没有完成就死了。就他的身份和地位看，就他处的环境看，就他前前后后的同样身份和地位的像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等的榜样看，他如果是例外，那倒不可思议了。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说他“天子畴我”。注家虽然在“畴”字上费了许多事，绕了许多弯儿，不肯说那就是和天子相等的意思，然而就当时的情势看，就下文“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看，并且注家已经知道是指桓玄、刘裕了，那么那句话的实质意义乃是：“彼可取而代也。”如果我们根据当时历史的情况加以理解的话，陶侃是不可能完全忠于晋室的。他可以夺取政权，一旦条件成熟。历史的记载也就是如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他平苏峻之役时说道：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遗书以激怒之。《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就记得更明确：（峤）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发，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曰：“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假令此州不守，（祖）约、（苏）峻树置长官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孚三军之望！”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温）峤、（庾）亮同赴京师。可见陶侃本来不想出兵，出了兵又后悔，只因想到爱子被杀，但也是别人借此激怒，才去打仗的。他对于晋室是多么冷淡，不但冷淡，想到“不在顾命之列”，还“深以为恨”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传说：（侃）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晋书》卷六十六清丁国钧《晋书校文》对于这种传说很不以为然，说：“曰潜有，曰每思，曰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从何探得？桓公东晋第一名臣，而传文多微词，于无可捉摸之中，构坐以不臣之罪，尤可骇怪。”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骇怪的，如果从当时大势上去理解的话。而且上面这一段传说也并非《晋书》的创作，而是王隐的《晋书》和刘敬叔的《异苑》中已经记录了的。我们说过，陶侃是一个精细而有打算的人。他想夺取政权，但他不会不考虑到现实的条件。他也一定觉得当时条件还没成熟，例如对外立功，就还只有布置而没完成，如果猛进，便会失败。他有这种意识之后，所以在梦中，就变为折翼堕地了。他大概并非因为有过这个梦，才自抑而止，恰恰相反，正因为自抑而止，才有了这个梦的吧。除了由于以前的人对于梦的科学知识不足，记录梦和现实的先后关系上有所颠倒之外，这个梦的传说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是有真实性的。陶侃不是一个完全忠于晋室的人，而是一个有野心夺取政权的人，乃是正如桓玄、刘裕的类型一样的人，只是还没布置就绪，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以前的一部分历史家不肯这样认识他，那只是由于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怕给这种人以鼓励，同时也是怕见“叛逆”的字样，有些触目惊心就是了。后来又由于陶渊明的地位之提高，统治阶级的学者既认定陶渊明是忠于晋室的，于是也助长了粉饰陶渊明的先辈陶侃的政治态度的风气。但也有折中的意见，以为陶渊明虽是忠于晋室的，陶侃却有问题，那就像蒋薰在评《命子》诗中所说：“长沙公侃，前史多议其非纯臣，[1]而此心有不可问者，陶翁为祖讳也。”多少看见了真理的一半。陶侃的政治态度显明如此，陶渊明对于他既只有赞扬而没有批评，加之陶渊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又受陶侃的影响那样大。陶渊明对于晋室是什么感情，还不很容易推断了么？但这个结论且不忙着下，再看他的外祖孟嘉。[1]蒋薰：《评陶靖节诗集》卷一，第八页，乾隆二年刻本。五 魏晋风度的实际意义和桓温系的孟嘉
孟嘉和陶渊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他和陶渊明的共同点更多一些，他对于陶渊明的影响也更大一些。我们所以说孟嘉和陶渊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这是因为：孟嘉确确切切是他的外祖，不像陶侃是否是他的曾祖还让后代的人发生过争论；其次是陶侃被陶渊明提到时只是在《命子》诗里寥寥几句，而孟嘉却是有陶渊明写的详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而这个传记又是详细到连《世说》和《晋书》都没有另外的材料（只是《晋书》记他活了五十三岁，此传作五十一，此外很少差异），可知陶渊明对孟嘉是更熟悉些；再次是，孟嘉的出身是比陶侃高些，陶侃寒微，可能是渔户，孟嘉的曾祖孟宗却是吴司马，孟嘉自己也是“名冠州里，声流京师”（陶渊明写的传）。这就是说，他更近于当时的士族，文化教养也就高些，不像陶侃只是一个老粗，这对于读书人的陶渊明说，气味上就更接近了。孟嘉有当时所谓的名士风流，也有后来人所称为的魏晋风度。这种风流或风度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架子和应付人事的方式，这是在封建贵族阶级里所欣赏的一种“人格美”。同时也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做人的方法。它是由修养而得的，它的实际意义之一面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政治家的仪表或态度，因而也是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资本之一。我们看陶渊明写的传里有这样两段：（太）傅河南褚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庾）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君但自觅。”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褚褒是当时的大政治家，许询是当时玄言诗作者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另一是孙绰），他们都在风度上猜得出是孟嘉，这说明孟嘉的声誉之大，也说明孟嘉确乎够得上所谓魏晋人的风度的典型。因为这种风度是符合于封建贵族的身份的，所以有了这种风度，就可以做大官（当然做大官还有其他的条件）。因而就有下面这一段传文：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桓）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真正“作公”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士族的贵族政治已经过去了，另一种势力是军阀。如果没有军权，或者不服服帖帖于这种军权，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这就可以解释桓温对他说的“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了。照我们现在所理解，所谓魏晋风度，一方面就是高贵，正如上所说，它的实际意义乃是登上政治舞台的一种政治资本，这个意义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则是镇静，它的实际意义就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在那个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时代，在那个一般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需要有一种遇事不能惊惶，不能立时有所表示，免得为人借口，或者看穿了弱点而容易下手的一种应付方法，这个意义是消极的。在后一个意义之下的魏晋风度，孟嘉也仍然有的。这就是所谓“冲默有远量”“未尝有喜愠之容”。传文中说：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帽子吹落是不会不觉的，他的不觉就是一种镇静的风度。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为了了解魏晋人何以常常“喜怒不形于色”，可以再看下面几个故事：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世说新语·言语篇》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世说新语·贤媛篇》（庾） 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恐是运字讹）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 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名士传》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世说新语·雅量篇》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世说新语·雅量篇》从这些事例看，自大官僚到妇女儿童，都在残忍的局面下有这么一种镇静处变的本领。至于特别提到那些名族才有这种风度的缘故，那只是因为他们离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更近些，也就更为必要些而已。高贵和镇静，就是所谓魏晋风度的内涵。孟嘉在这一方面是够得上的。就是这种贵族阶级所具有的生活态度和习惯，也影响了陶渊明，虽然陶渊明本人还不够贵族阶级。我们再从孟嘉和陶渊明的共同处，看孟嘉对他这位外孙的一些其他影响。陶渊明一方面有他的高贵，例如“江州刺史王宏欲识之，不能致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他不为已甚的处世的方法，后来“渊明尝往庐山，宏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要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宏至，亦无忤也”（萧统《陶渊明传》）。他不肯得罪王宏。在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里，还记有他劝颜延之的话：“独正者危，至方则碍。”更可见他的处世哲学了。在陶渊明的诗中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的话，其实这正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锻炼出来的喜怒不形于色的镇静态度的理论化而已。因此，高贵和镇静也体现在陶渊明的身上。此外，关于饮酒和爱好自然，陶渊明也酷似其外祖。传中记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桓）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陶渊明的喝酒也正是这样，就是喝多了也还是清醒，像《饮酒》诗就正是在醉中谈许多大道理的。“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就恰是陶诗中所谓：“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渐近自然”，也就正是陶诗中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对自然也同样有那样追求的感情。在孟嘉这里，是比在陶侃那里，更有着清晰的陶渊明的影子。现在要问：孟嘉的政治态度怎样呢？对于晋室如何呢？我们只指出一件事就够了，孟嘉乃是桓温一系的人物，《晋书》上的《孟嘉传》，就附在卷九十八《桓温传》中。而桓温呢，乃是列在所谓“叛逆”里头的（涵芬楼版的《晋书》，在目录上卷九十八下面即注明“叛逆”二字）。陶渊明所赞叹崇拜的人，所受影响极大的人，乃是不但不忠于晋室，而且是和晋室作对的人。那么，陶渊明是否忠于司马氏一姓，也就不言而喻了。附带一谈的是陶侃的孙子陶澹和孟嘉的弟弟孟陋，以及可能是陶渊明的妻子一家的翟汤等。他们的事迹都见《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陶渊明的传也是在这一卷的。陶澹应该是陶渊明的父辈。他是隐士，要举他作秀才了，他就逃到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这样的一个结局，令人想到《桃花源记》中的境界来，可能这也是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素材来源之一。孟陋是陶渊明的外祖辈。他也是隐士。他喜欢一个人儿去钓鱼，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丧母后，有十多年不饮酒吃肉，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晋简文帝请他出来，他没出来。桓温对他也很重视。别人建议桓温约他做官。桓温说：“会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拟议也。”孟陋知道了就解释道：“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他这种善于措辞的做法，也很像后来陶渊明对付王宏、檀道济的办法。他是一个儒家，被人称为“学为儒宗”，长于《三礼》，有《论语注》行世。可能这就是陶渊明的儒家教养的渊源。陶渊明的妻子翟氏，是也能“安勤苦”的一位“同志”（萧统《陶渊明传》语），元人王质撰《栗里年谱》，说的就是翟汤家。翟汤一家可说是代代相传的隐士，从翟汤（公元二七二年—公元三四四年）起，儿子翟庄，孙子翟矫，曾孙翟法赐，都是隐士。翟法赐和陶渊明同时，也许陶妻翟氏，就是翟法赐的女儿辈。这就是陶渊明的周围，陶渊明有那样的一生，就毫不奇怪了。六 陶渊明所受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的结论是：陶渊明一生在亲属中关系最大的二人，一是陶侃，一是孟嘉。陶侃虽然不一定是陶渊明的曾祖，但他是陶渊明的外祖的岳父，也就是他的外祖母的父亲，乃是一个并不忠于晋室而有着篡夺晋王朝的统治地位的野心的军人。孟嘉就是陶渊明的外祖，虽然自己没想夺取政权，但却是依附于一个不忠于晋室而几乎篡夺了晋王朝的统治地位的军人—桓温。陶渊明不但和这两人关系那样深，而且受着他们极大的影响，对于他们有着极高的崇拜，所以我们敢肯定陶渊明也不会是十分忠于晋室的人物。从前人所以得出陶渊明忠于晋室的结论，只可能说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服务封建统治阶级的学者的幻想，其实是不合实际的。那么，陶渊明有没有政治苦闷呢？有。但不是忠于晋室的问题，而是在他自己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思想的幻灭，而是在他对于忽起忽灭的桓玄政权的感慨，而是在他对于刘裕政权的看不上眼，而是在他对于晋末皇帝的惨遭毒害之普通的（而不是君臣的关系上的）同情而已。司马氏、桓氏和刘氏，三个政权之间，陶渊明应该是接近桓氏的，从孟嘉的政治关系上也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撇开对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不谈，陶侃和孟嘉在生活态度上也都给陶渊明以某种程度上的形成的力量。陶侃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质朴、有力的勤奋；孟嘉所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士族阶级所有的高贵与镇静相结合的旷远。因此，一方面是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的肯勤俭，肯劳动，有一种刚性；一方面又像一个当时贵族所有的含蓄，有教养，表面上冲淡和平。这就是陶渊明。这两方面都是可以在陶侃和孟嘉那里找到影子的。自然，陶渊明这种性格的所以形成，也和他自己的阶级地位有关，和他受的教育有关，和他所经历的生活有关，并和当时社会上一般风气的变化有关，但关于这些方面是必须把他一生的整个经历加以探求才能说明的，也就是下文所要叙说的。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作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
一 引 子
—陶渊明诞生的时代在陶侃死后（公元三三四年）三十多年，在孟嘉可能还在世的时候（孟嘉死年无考，但他与桓温同时，桓温死于公元三七三年），陶渊明诞生了。陶渊明诞生的年代是公元三六五年，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近代人虽然有些不同的议论，但理由都不是十[1][2]分巩固的，反之旧说倒有许多不可动摇的地方，所以我们保留了旧说。这时东晋偏安已经有四十八年（公元三一七年起）了，而逐渐衰微下去。此后有五十四年是在外来的压迫和内战的循环中过日子，这样晋王朝也就亡了。—这正是陶渊明的一生所占的时间的主要部分。在陶渊明的幼年，是王、谢士族依然有着势力的时代，但已经走向没落了。大书法家王羲之死在公元三七九年，那时陶渊明十五岁。十九岁那年，有有名的淝水之战（公元三八三年）。这次大战带有决定性的意义，秦王苻坚在前一年就说：“自我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计我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他在第二年并且给谢安等准备了房舍，打算俘虏过去，当他的吏部尚书。他是决想不到失败的。他没料到晋国靠了被俘虏过去的爱国将领朱序透漏的敌情，临阵瓦解了敌人战志，以及谢安的异乎寻常的从容镇定的指挥（谢安在初闻兵警时镇定到照常下棋，到大胜时也仍然下棋，“了无喜色”），而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民和士兵都有着极其热烈地盼着打一个胜仗的愿望，并在事实上也支持了这一个胜利，所以就以八万之众，终于击退了百万大军的入侵。从此，南北对立的局面稳定下来了；有时还可以北伐，收复一部分失地。就作战能力和士气论，东晋是有早日北伐成功的希望的。淝水之战是晋的国威依然强大的一个证明，可是此后国力就为内战所削弱。淝水之战同时是王、谢士族政权的一个回光返照，谢安死于淝水之战的后两年（公元三八五年），士族更没落了，军阀的势力代之而起。谢安死时，陶渊明二十一岁。陶渊明的时代，就是一个士族没落，而军阀代起的时代。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但由于文化教养、时代风习的熏陶，他也有当时士族阶级所共同具有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生活意识。士族没落了，他也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他老是怀想古代，这心情是可以了然的。军阀势力呢？他一方面看不上眼，也够不上资格，于是他在另一方面谋出路，这就是他躬耕的来由。他想靠自己的劳动，维持一个小天地，保留他自己的没落的情调，以及自己的思想体系。由于他对当时不满，他的作品里有着反映和批判的成分；由于他自己经过了穷困和劳动，他的作品里也有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的体会和同情；他虽然是不得已而劳动的，但既经劳动之后，也多少变革了自己—所以他的人格和作品终于有着很大的光辉。作为诗人的陶渊明，他的幼年和少年，恰是生长在一个艺术时代里。除了方才提到过的书法家王羲之和他同时之外，雕塑家戴逵（死于公元三九六年，时陶渊明三十二岁）、大画家顾恺之（生于公元三四三年，大陶渊明二十二[3]岁）和山水画家宗炳（生于公元三七五年，时陶渊明十一岁），也都和陶渊明同时。就文学范围内而论，虽然过江的大诗人郭璞死在陶渊明生前四十年，中间似乎空白了些，但玄言诗人孙绰、许询，咏史诗人袁宏都在陶渊明幼年时还活着，至于和陶渊明同时的年轻诗人谢灵运（公元三八五年生）、谢惠连（公元三九七年生）、颜延之（公元三八四年生）、鲍照（可能生于公元四一六年左右）等，就更多了。附带提及的，是这时还有大思想家支遁（公元三六六年卒）、鸠摩罗什（公元四〇九年卒）、慧远（公元四一六年卒），大历史家裴松之（公元三七二年生），《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公元四〇三年生），这都是和陶渊明同时在文化上放着光彩的。这就是陶渊明的时代—文化上一点也不寂寞的时代。陶渊明的诗是那样有着艺术性，同时又带有那样多的思辨的因素，在没落的情调之中却又有着傲然独往的神气，这正说明他的诗是像他那样一个身份的人在他那一个时代的反映。[1]梁启超主张陶渊明生于公元三七二年，见其所著《陶渊明》。他的证据主要的在《游斜川》诗，认为首句作“开岁倏五日”的对，序中作辛酉（公元四二一年）的对，因此而推知陶的生年。但是诗序明言“正月初五”，诗句作“开岁倏五日”是正一贯的。因此也就不见得作辛酉不作辛丑之必是。古直主生于公元三七六年，见其所著《陶靖节年谱》，主要证据在《祭从弟敬远文》的“相及龆龀”一句话，认为龆指十二，龀指七岁，他们相差五岁；又就祭文中“年甫过立”推知敬远卒时为三十一，而陶为三十六；祭文作于公元四一一年，因推知生年。但这也是不巩固的，因为好几种宋本“相及龆龀”是作“相及龆齿”。同时梁、古二氏往往改动诗文，以成其说，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一九四八年）说略同古直。[2]六十二岁之说见于《宋书》、《晋书》、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为卒年，故推知其生年为公元三六五年。这个说法的最大好处是符合陶渊明初仕为·“是时向立年”（年二十九），到最后归来为“亭亭复一纪”（十二年），那年是公元四〇五年，年四十一。[3]根据日本堂谷宪男：《支那美术史论》中的《顾恺之试论》一文。二 陶渊明的一生的总括
陶渊明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代：二十九岁以前是一个时代，大概是过种田和读书的生活；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是一个时代，他做了好几次小官吏，也时常出门，多半是由于职务；四十二岁到死，就是到六十三岁，是一个时代，这时他眼看晋室固然衰微，桓玄的政权也倏起倏灭，刘裕已慢慢握起大权，代替了桓玄，最后逼死了晋朝最后的两个皇帝，而自己又建立了新的王朝，这期间有不少的惨杀倾轧，诗人的陶渊明既看不顺眼，因而隐退起来，因而暗中牢骚多起来，并为了保持自由而再度去躬耕。于是在二十余年中，慢慢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化，也理论化，遂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面目的思想的诗人，这就是他的晚年。这就是他一生。三 早年的生活和教育
我们先说他第一个时代的生活。据他的《命子》诗所说：“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就“惠和千里”看来，他的祖父做过太守。名字有二说，一说是陶岱，一说是陶茂，如果是陶茂，那就是做过武昌太守的。《命子》诗接着说：“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寘兹愠喜。”名字已经没有记载了，是否做过太守，太守的地方是姿城还是安城也不确切，只是就这“寘兹愠喜”看来，知道他这父亲也是有些魏晋人的“喜怒不形于色”的风度的。写《命子》诗时已称仁考，可知他父亲已经在他二十岁左右亡故了。在他十二岁时，死去他的庶母。他在《祭程氏妹文》中说：“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父妾称慈母，这所谓慈妣一定就是庶母了。他这出嫁给程氏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庶母生的。从他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还娶有一妾看起来，他最初的家境大概还不算太坏。然而无疑的是没落了，尤其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在他《有会而作》一诗里说，“弱年逢家乏”，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里更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因为那恰是淝水之战的前后，秦兵入寇，并加上连年大水大旱，发生饥馑的时候，他的生活也便正在忧患里度过。刚结婚，就死了妻子。后来他又续了弦。前后夫人都生了孩子，一共是五个，所以他后来写的《与子俨等疏》中有“汝等虽不同生”以及“况同父之人”的话。他的长子俨，小名阿舒，字求思的，大概就是前妻所生。在生子不久，他写了《命子》诗，其中充满着封建道德气息，是十足的士大夫的家庭教育诗，也就从而见出陶渊明本身所受的教育。这时大概二十二三岁吧，所以也是集中最早的作品时期。他早年曾受过儒家的教育。他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这点对他很重要，使他虽然有些旷放，而终有一种约束。那个时代是一个老庄依然盛行的时代，他的性格也是近于老庄的，实际上他的作品里也有不少的老庄思想，而这点儒家的教育对他还是有着极大的约束力的。这就是使他始终崇拜孔子的原因。可是正因为是结合着老庄的时代思想，他又不能纯粹学孔子，再加上他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体会，于是他的理想人物乃是长沮、桀溺了，这是在他的诗文中屡屡见到的。他早年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早年就爱琴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原是想过一种淳朴而单纯的生活的：“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除了穷困之外，他的早年也可说是快乐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盛年欢”，也就是他说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他的壮志和梦想又形象化在另一首诗里：“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这就是他的早年：家道中落了，自己也受过一些穷困，政局也有些动荡，然而究竟处在单纯的田园环境中，爱爱琴书，欣赏欣赏自然，在儒家思想的约束之中，偶尔有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壮志”，大体是快乐的。四 十二年的矛盾生活的开始
二十九岁开始了他的第二期生活。这一期生活虽然只有十二年，但却是他经验最丰富的十二年，对他后期思想的形成上应该有着决定意义的十二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的那种快乐，“少时壮且厉”“张掖至幽州”的那种豪气，也就在这十二年中消磨掉了，奔波劳碌，蒿目时艰，让他变成另一个人了。二十九岁这一年，离开了他的田园，做了小官。原因呢，是由于穷困，耕种不能维持生活。这是由他诗里看出来的：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其十九三十岁左右是他生活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也是在他的其他诗中所常见的：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都可以和“投耒去学仕”的时间是“是时向立年”相印证。这个时间算不算早呢？就那时一般的情形论，是不算早而算很迟的。《世说新语·赏誉篇》王汝南既除所生服条，记王湛年二十八始宦，这就是说他晚宦的意思。陶渊明却在二十九岁始投耒学仕，那就更迟了。这说明他的出仕一方面是少凭借，同时是勉强的。果然在《饮酒》诗“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下面就接着说，“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正是刚一出仕，又觉得不对劲儿，便退回来了。这一年是太元十八年癸巳（公元三九三年），这时谢安已经死了八年，谢玄死了五年，谢氏的实力已经不复存在，谢玄所培植的北府兵力，就是打败过苻坚的，已渐渐由谢玄的部下刘牢之所掌握，同时桓玄的力量也已经起来。晋室这时是更加腐朽了，晋孝武帝（司马昌明）本来还有些作为，后来溺于酒色，执政的琅琊王道子也是酒鬼，他们又崇尚佛教，奢侈浪费，范宁在这时就曾说：“今并兼之家，亦多不赡。”可见连大土豪大地主都穷了，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形。陶渊明的穷困，大概也就是那个整个民生凋敝的情况的一部分。他这时因穷而仕，却又因不高兴而退了的官名是江州祭酒。他最初的出仕，可能是向人恳求过（他后来当彭泽令时，在未到手前不是曾“求之靡途”吗？）。由那种“畴昔苦长饥”的情况以及仕宦之迟，也可想象得到。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乞食》一诗可能就是写这种事：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兴言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倘若认为是真的去讨饭，那就太可笑了。江州祭酒既没做了多少时候，就“拂衣归田里”，又不知道隔了一二年还是当年，州里又请他当主簿，但他却辞却了。像这种游移于进退之间，轮替在耕种和仕宦之中的生活，也便是他十二年中矛盾生活的一贯的情形。现在陶集中最早的作品，除了《命子》诗之外，我们觉得也许就是《和郭主簿》了。这诗一共有二首，其一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我们从《责子》诗中的“阿舒已二八”推测大概那首诗作于三十六七岁以后，其中的幼子阿通九岁（一本作六岁），现在这首诗说“学语未成音”则是两三岁的光景，亦即《责子》诗前六七年（或三四年）作，那就是在三十岁（或三十三四岁）时作。假若不是指他的最幼子，那这诗的年代，就可更早（如果指他的长子，那就可能在二十三四岁作）。“聊用忘华簪”，是很像初辞祭酒主簿时的心情的。[1]何孟春本引刘屦说“三当作逾，或在十字下”，陶澍又说“三当作已”，那就是这句话有这样几个可能：一去三十年，一去逾十年，一去十三年，一去已十年，但他们都没注意“一去三十年”是陶渊明所常说的，正如上引“闲居三十载”见《还江陵》诗。且宋曾集本校各本异同最富，但此句下并无异文。故作“一去三十年”为是。五 矛盾的继续
二十九岁以后，陶渊明又在家里过了多久的田园生活，我们也知道得不确切。至少在他三十六岁那年以前，即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四年庚子（公元四〇〇年）以前，他又出来做官了，是做了镇军参军。这一次的参军大概就是当刘牢之的参军，这是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的诗题中的“经曲阿”，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的诗题中的“从都还”，推测而知的。曲阿是丹阳，正是北府军所在的京口附近，刘牢之这时正镇京口。刘牢之另外的参军还有刘袭、张畅之和刘裕等。最可注意的，是刘裕这时和陶渊明同事，因此陶渊明必对刘裕知其为人，后来刘裕得势后不愿出仕，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了。陶渊明这时的心情是怎样呢？一出仕，就又矛盾了，马上想抽身。《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就是说明：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陟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原来仍然眷念他的田园，所以说：“暂与园田疏。”一种拘束和倒霉的感觉，显著地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从诗中的口气看，确乎是初次远行的光景。他那“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想法，以及“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打算，就恰是后来《归去来兮辞》中的主题。这像一个主要的旋律一样，是时刻回荡在他的内心生活中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因为诗题中没有年代，而刘裕曾在元兴三年甲辰（公元四〇四年）有镇军将军的称号，东晋自郄愔后到这时以前又没有别人也有此称号的记载，所以很容易推定此诗为元兴三年，即陶渊明四十岁时作。但我们不那样想，这倒不是因为陶渊明“岂从裕辟者”，而是因为：陶渊明在四十一岁时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其中有“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的话，那就应该是好久没有走这条路的了，否则如果前一年即经曲阿，即在建康附近，而那一年陶渊明又家居除丧不久，不会不是由家到浔阳至京，经过钱溪的，那就不能说“岁月好已积”了。镇军可能有别的解释，也许是如陶澍所说就是刘牢之所任的前将军正镇卫军的省文，或是镇北将军的意思，也可能是有错字，更可能刘牢之实曾称过镇军，不过历史失载罢了。在史料不足时，我们还不能把这诗推后，作为他曾给刘裕当过参军的证据。但不管怎样，确切的是他在三十六岁那年是很急切地盼着回家了：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他挂念的是母亲（温颜，所生），挂念的是兄弟（友于），是园林，是旧居，是他熟悉的庐山（南岭）；他计算着要到家的时间，他留心着还有多少路程，就是快到了，他也还急切地有着可望不可即的焦灼之感；他一定接触过不少不满意的事情，也一定受过不少的委屈—这和他爱好自由的性格是十分枘凿的，所以他感到“人间良可辞”“纵心复何疑”了。因为他这时正三十六岁，也就是壮年，所以有“当年讵有几”的话。他急于回到园林，急于获得自由，这是确切的。但他这次究竟担任了什么职务，经过了多少时间，仍是难捉摸的。但从“久游恋所生”看起来，却似乎时间相当长。也许从他二十九岁初仕回家以后，就在家里没住了多少时候吧。这一年前后的情势，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在陶渊明回家的前一年，即隆安三年己亥（公元三九九年），陶渊明三十五岁的时候，那年十月，天师道徒孙恩开始在浙江一[1]带起义，爆发点是由于一些被解放了的奴隶又被征兵，而基本原因当是由于老百姓受不了当时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次起义的规模是大的，只有十几天的工夫，就有数十万人响应，不久就攻占了八郡。贪官污吏，很杀了些。眼看就要进攻京师了，建康一带都戒了严。后来刘牢之出来镇压，才把孙恩打败，这次刘牢之部下特别出力的便是刘裕。这也就是刘裕初露头角的时候。孙恩败退了，暂时率领二十多万人，逃到海上。刘牢之所带的官兵，却大肆虏掠，就是在统治阶级的历史书上也记道：“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2]东南一带的人民是遭了浩劫。陶渊明如果参加了刘牢之的军府，他可能是也随着这一次行军的。他的《饮酒》诗第十首：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可能就是指的这一役。孙恩正是和官军战于“东海隅”。陶渊明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他不会赞成刘牢之、刘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