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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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北朝试读：
第一章 大换血
短时间实现了中国北方大统一的苻坚，最后却败于淝水死于非命。也许，他的英雄事业和传奇故事只是要为一个时代揭开帷幕，那就是半个世纪后的南北朝。上帝之鞭
五胡十六国终结，南北朝开始那年（公元439年），有一群“野蛮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立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原本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Vandals）是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北非的。经过十年的征战，他们夺得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大部，并有了自己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北凉被灭。
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汪达尔人却不是建立王国的第一个蛮族。此前此后，中华和罗马都有许多险象环生的故事上演。因此这一年虽然意义重大，却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
事实上，十六年后（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又杀回欧洲。他们挨家挨户抢劫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居民，然后在6月2日到16日的两个星期内，有条不紊地将罗马城洗劫一空，就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都被装船运走。
这是罗马的浩劫，却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41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十年前，劫匪则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罗马城内逛街似的洗劫了三到五天，然后南下而去。超载的货车和不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其中甚至还有罗马皇帝的妹妹。
八百年不曾陷落的世界之都和永恒之城罗马，就这样被蛮族变成了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的库房，或牧场上待宰的羔羊，一如中国西晋时胡人眼里的长安和洛阳。
文明古国，似乎总是对付不了蛮族。
的确，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西哥特和汪达尔就是他们的胡人，只不过不叫胡或蛮夷，叫日耳曼（Germanic）。这是恺撒时代就已经有了的称谓（最早见于恺撒的《高卢战记》），尽管没有哪一种日耳曼人会这样称呼自己，正如中国的匈奴和羯不会管自己叫胡人。
实际上“日耳曼”跟“胡”一样也是统称，包括了许多被罗马视为蛮人的族群，比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Ostro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伦巴德人（Lombards），等等。◎ 蛮族入侵下的罗马帝国
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处在这些蛮族的包围之中。他们不但潮水般地涌了进来，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西哥特（公元419年），汪达尔（公元439年），勃艮第（公元457年），法兰克（公元486年）和东哥特（公元493年），刚好也是五个，罗马则失去了帝国的一个又一个行省。这跟我们的五胡十六国又有什么两样？
岂止相似，可能还有关联。关联就在匈奴人（Huns）。
事实上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是被匈奴人用鞭子驱赶着的。不能确切地证明后者就是原先居住在中国的北匈奴，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些乌拉尔—阿尔泰系的游牧民族，长期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漂移，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和迁徙把自己变成了锐不可当的力量。
作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让蛮横的日耳曼人都谈虎色变闻风丧胆，更不用说罗马人了。公元374年，也就是第一次罗马浩劫的三十六年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越过伏尔加河，征服了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奄蔡人（Alans）以及东哥特人，逼得日耳曼蛮族狼奔豕突。
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从此开始。
首先逃进罗马境内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两年后，由于被追杀而渡过了多瑙河。这当然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批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交出自己的武器，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只能吃腐烂的食物，并被罗马官员任意屠戮。
这是让任何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于是，不堪压迫和羞辱的西哥特人掀起了大暴动。他们像闪电划过山顶一样对罗马人发动了进攻，极其愤怒地扫荡了色雷斯（今保加利亚一带），并让御驾亲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身亡。
再过三十二年，他们制造了第一次罗马浩劫。
西哥特人因祸得福。洗劫罗马城九年后，他们在高卢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他日耳曼蛮族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兵锋，也前赴后继地占领罗马帝国的地盘：西班牙、阿非利加、科西嘉和撒丁岛、高卢、不列颠等等，可怜兮兮的西罗马皇帝则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中的傀儡。
最后，日耳曼雇佣军的将领干脆废掉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东罗马帝国，正如中国的西晋灭亡，只剩下东晋。
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476年，但此前罗马的日子就已经很不好过。除了日耳曼蛮族的践踏和蹂躏，匈奴人也没有放过他们，尤其是在公元434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匈奴有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领袖和统帅。
这个人的名字叫阿提拉（Attila）。
他还有一个绰号：上帝之鞭。
阿提拉的事迹现在是只能看作传奇了。据说，他身材矮胖，肩膀宽厚，鼻子扁平，一双冷酷无情的黑眼睛深不可测，只有在看儿子的时候才露出温柔。他的生活则俭朴得像普通牧民：住在简陋的木屋里，用木杯饮酒木盘吃饭，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只有一间石头砌成的洗澡房。
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因此而怠慢他，因为阿提拉的力量大到足以毁灭整个罗马世界。事实上早在公元443年，他就入侵巴尔干，兵进君士坦丁堡，逼得东罗马皇帝纳贡割地求和。到公元450年，他的胃口更大，竟要求西罗马皇帝拿出半壁江山作为他迎娶罗马公主的嫁妆。遭到拒绝后，阿提拉毫不客气地闯入西罗马，横扫欧洲直抵奥尔良城。
东西两罗马，都变成了匈奴人的屠场。
没有什么打击比这更具有毁灭性了。据说，上帝之鞭扫过的城市不再听得见鸡鸣狗吠。这就逼得罗马人跟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由此爆发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各五十万，想不两败俱伤都不可能，挽救罗马就更不可能。
幸免于难的只有罗马城，据说这还是由于教皇利奥一世（Popc Leo I）的苦苦哀求和重金贿赂。已经寇略了意大利北部的阿提拉退了回去，留下一片破碎的山河以供被他驱赶的日耳曼蛮族与罗马人共享或争夺。
这就是公元439年前后东西两个半球的天下大势：中国在走向统一，先是由胡人统一北方，然后由汉胡混血的隋唐统一全中国。罗马却在走向崩溃，替代统一大帝国的将是林立的小王国。它们都是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加快这个进程的则是亚细亚蛮族，是上帝之鞭阿提拉。
不过，上帝终于还是收回了他的鞭子。在与最后一位新娘进行了剧烈运动后，阿提拉暴毙在婚床上。死因可能是血管破裂导致的大出血，时间在公元453年。
这一年，中国南朝刘宋的皇帝和太子双双被杀。皇帝是被太子杀的，太子则死在一位王爷的刀下。这位王爷自己当了皇帝，继承他皇位的人则将被另一位王爷杀掉。
两年后，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城。
没有了阿提拉的匈奴人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解在当地居民中，慢慢从蒙古利亚人变成了雅利安人。这个民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成为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尽管他们也许在那里留下了不少后裔。
那么，中国的匈奴又如何？
匈奴继承大汉
阿提拉的祖辈们越过伏尔加河的时候，中国的匈奴人已经演完了自己最后一场大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更没有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联系，尽管西方史学家通常都将中国的匈奴人和阿提拉的同胞称为Huns，也尽管他们跟突厥和鞑靼一样都是蒙古利亚人。
然而这两种Huns却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是明显的。至少，阿提拉并不在乎罗马文明，中国匈奴人——准确地说是迁徙到内地的南匈奴，却对汉文明充满了敬意和向往。这种区别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双方通婚的态度：阿提拉把收编罗马和日耳曼姑娘看作对方纳贡的一种形式，中国南匈奴的看法则相反。
这里面的消息意味深长。
事实上，早在阿提拉把最后那位日耳曼公主抱上婚床的四百八十三年前，中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迎娶了汉宫的宫女王昭君。这样的联姻当然并非首次，第一次是刘邦将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之后的惠、文、景、武也纷纷效仿。目的则很明确：以女人换和平。
但这毫不妨碍南匈奴把自己看作大汉皇帝的外孙，如果他们想要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就已经改姓为刘。他们的说法是：既然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
这可是汉高祖始料未及的。
刘邦当然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匈奴会宣称自己才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公元304年，也就是西晋的太安三年，一位匈奴酋长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宣布自己是历史上第三位汉王。四年后（公元308年）他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宣布自己是新的大汉皇帝。
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刘渊本是汉化的匈奴。作为曹操任命的匈奴左部帅之子，他从小生活在洛阳宫中，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深受司马昭的赏识和名士们的赞扬。刘渊自己也胸怀大志。称王之时，有人提出要复兴呼韩邪单于旧业，刘渊却说：要做就做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有什么好学的！
呵呵，好大的口气！
不过刘渊等人毕竟是汉化的匈奴，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而上天也给足了他们机会。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皇族内讧频起，骨肉相残。在刘渊集团看来，这就雄辩地证明天命不在晋，而在汉。汉人既然不能兴复汉室，那就交给他们的弟弟好了。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于是刘渊集团宣布，作为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匈奴有权合法地接管大汉政权，尽管这个政权即便从刘禅亡国算起，也已经中断了四十年。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安排好演出。高皇帝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被尊为三祖，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被尊为五宗。被魏和晋篡灭的汉，在匈奴的蒙古包里神奇地复活。
那么，这是汉文明的复活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是匈奴人做天子。对此，他其实说得很明白：夏大禹和周文王都是夷狄，谁当帝王难道有什么一定之规？国号叫汉，只不过汉有号召力。
他这是借壳上市。
可惜汉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自称高皇帝外孙就可以化解的。晋武帝时，有人建议重用刘渊，反对派的说法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刘渊称王，拥立派的说法则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一个怨恨对方的种族歧视，另一个则时时怀有戒心，他们并不和谐。
看来，即便是改姓为刘，匈奴在汉人眼里也仍然是胡人。因此刘渊的侄儿兼养子刘曜当了皇帝以后，便干脆撕下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也不再祭祀刘邦等人，而是以冒顿单于配皇天，高祖刘渊配上帝。
不过刘曜已是“汉—前赵”的末代皇帝，成就帝业则是在刘聪时代，尽管刘曜也功不可没。刘聪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长大，小小年纪便成为闻名京城的书法家、汉学家和汉语作家，堪称冠绝一时。
刘聪，岂非更是汉化的胡人？
然而刘聪身上流淌的却是匈奴的血。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能拉三百斤的弓，绝非西晋那些文弱书生可比。因此他不但在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夺取了皇位，也把西晋最后两个皇帝和他们的王朝都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晋帝都是被刘曜俘虏的，一个在洛阳（公元311年），一个在长安（公元316年）。他们被刘聪杀掉时，一个三十岁（晋怀帝），一个十九岁（晋愍帝）。死前，他们都充当了刘聪的酒吧服务生，倒酒，洗杯子，晋愍帝还被叫到厕所里为刘聪翻马桶盖，随行的晋臣无不失声痛哭。
刘聪一怒之下，便把他们都杀了。
其实就算不杀，这些人也生不如死。怀帝投降后，刘聪封他为会稽郡公，还请他吃饭。刘聪说：当年你做豫章王的时候，朕跟一位朋友前去拜访，你说闻名已久，给朕看你写的歌词，送给朕许多礼物，这些事还记得吗？
晋怀帝说：臣岂敢忘，只恨当时不识龙颜。
刘聪说：你们家骨肉相残，怎么那样厉害？
晋怀帝说：天命在大汉（刘渊政权），所以臣家要为陛下打扫房间腾出地方，这是臣等的“自相驱除”。如果臣等精诚团结，弘扬武皇帝的基业，陛下如何能得天下？
好一个“自相驱除”，真可谓无耻之尤！刘聪听了却大为满意，当即赏给他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后来刘聪还是毒死了这亡国之君，并把那姑娘据为己有。
这样看，怀帝已是奴颜婢膝，为什么还要杀他？
仇恨，还有恐惧和厌恶。
实际上刘聪的两次杀人，原因恐怕都在这里。有一天他外出打猎，让晋愍帝穿上军装担任开路先锋，沿途民众见了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刘聪敏感地意识到，人心在汉在晋，不在他们这个假冒伪劣的。这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和现实。除了杀人，他想不出别的办法。
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
心情复杂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认同是大问题。事实上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他们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问题是，当时又有谁能这样理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
民族大融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不但汉人与胡人，就连胡人与胡人也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晋愍帝被害十一年后，匈奴的“汉—前赵”也灭亡了，举起屠刀的正是另一个胡人。他杀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把中国北方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这是公元329年的事。此时，距离中亚匈奴人引起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374年），还有将近半个世纪。
从刘渊称王到刘曜被杀，汉化匈奴人的这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五年，就像流星划过夜空。然而大一统的局面却被撕开了口子，清风带着血腥吹了进来，新民族和新文明则将在血与火的交汇中诞生。只不过这万里长征的接力赛，还得有更多的火炬手才能跑完全程。
羯人石勒
接替前赵的是后赵。
后赵的皇帝是石勒。
石勒是羯人。
羯（读如竭），又称羯胡。他们可能是小月氏（读如月支或肉支）的后裔，可能是西域胡的一种，可能是匈奴的附庸或混血，也可能是伊朗人种。总之，分布在上党（今山西潞城一带）的羯人是来历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但以其深目、高鼻和多须，一望便知非我族类。
实际上羯人也备受压迫和歧视。我们知道，胡的本义是兽类下巴的垂肉，这就已是蔑称。羯本义则是割去睾丸的公羊，那就更是蔑称。称为羯胡，实在是侮辱至极。
羯，是胡人中的胡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战俘或奴隶而被带到中国的。因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羯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做牛做马任人奴役。西晋官员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投放市场，辗转贩卖时头上都戴着木枷，两个人共一副。
石勒就是这样的奴隶。
奴隶石勒原本是个羯人部落的小帅，多少也算有点身份。然而他们民族的命运是那样悲惨，这个小帅便注定要受尽磨难。事实上他当过佃农，做过买卖，还打算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并州刺史抢先一步，把他也抓去卖了。
幸运的是，买主解除了他的农奴身份。不幸的是，获得自由的石勒又落入乱军手中。这就让他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忍气吞声是没有出路的。羯人要想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唯有自强。
石勒揭竿而起。
从乱军手中逃出后，石勒召集山野亡命之徒，拉起了一支凶悍的土匪队伍。以此为本钱，他由打家劫舍而攻城略地，由投靠他人而占山为王，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换，成为匈奴汉国一员骁勇的战将。到刘渊称帝第二年，石勒攻陷了冀州，兵力也增加到十多万人。
关键时刻到了。
作为草莽中崛起的枭雄，石勒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生涯。作为屡被汉人欺辱的羯胡，他也有了报仇雪恨的资本。然而公元309年的石勒，却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和向往。他在军中为汉族知识分子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君子营，还将汉人张宾尊为谋主，奉为上宾。
汉人张宾是张良一类的人物，当然知道那乱世不乏可乘之机，因此把石勒选定为自己的刘邦。张宾说，我一生阅人无数，只有这个羯胡将军能够共成大事，于是手提宝剑到军门大呼求见。石勒则在张宾的预见和计谋屡试不爽之后，对这个算无遗策的谋士言听计从。
张宾的到来让石勒如虎添翼，何况这个天赋极好的羯族酋帅早已磨炼得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公元314年，也就是与刘曜会师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的三年后，石勒和张宾又通力合作，一口吞掉了盘踞在幽州的王浚。
王浚出身名门望族，在西晋末年趁着战乱招降纳叛割据一方。当时北方士族为了躲避胡人，纷纷前去投靠。王浚不明白这是因为人心思汉，还以为天命在己，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完全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石勒却很谨慎。
对幽州垂涎已久的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派人带着礼物向王浚致意。在一封充满外交辞令的信中，石勒谦卑地自称“小胡”，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支持王浚称帝。王浚看了又惊又喜。他问来人：石将军的话可信吗？
来人说：我们将军确实英雄盖世，也并非对称帝一事不感兴趣。只不过他很明白，自古以来只有胡人名臣，没有胡人帝王，这正是石将军见识过人之处。
这话很符合汉人的观念，王浚也就坚信不疑。
王浚放松了警惕，石勒便决定突袭。三个月后，他以送礼和劝进为名，赶着数千头牛羊大摇大摆进了蓟城（蓟读如记，今北京市）。这些牛羊其实是用来堵塞街巷，以便对付王浚部队的，如果王浚在城中设有埋伏的话。
当然，事实上是没有。
猝不及防的王浚被活捉并被杀掉，石勒则一路高歌猛进并蒸蒸日上。西晋灭亡三年后（公元319年），石勒自称赵王。这个爵位原本是匈奴皇帝刘曜封给他的，但很快两人就反目为仇。于是石勒说：赵王也好，赵帝也罢，孤自己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名号的大小，难道归他管？
成为赵王的石勒再次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他明令禁止侮辱汉族知识分子，还设立公族大夫来管理士族。他又实行汉胡分治的政策，设门臣祭酒管胡人诉讼，设门生主书管胡人出入。他当然也没忘记维护胡人尊严，因此建国后便将胡人改称国人，并严禁使用“胡”字。
可惜消弭民族隔阂并不容易，汉人还是习惯性地将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有一次，某人酒后闯入宫门，石勒责问门官为什么不严格执法，门官竟脱口而出说：那是一个喝醉了的胡人，哪里还能跟他讲理？
石勒笑了。他说：胡人是不好说话。
又一次，一位被石勒召见的汉族官员衣衫褴褛，让石勒大为诧异。石勒问：爱卿难道贫穷到了这个地步吗？
汉官答：臣的家财都被羯贼洗劫一空。
石勒又笑了。他说：羯贼抢去的，孤王来赔偿。
汉官这才发现说错了话，赶紧磕头。
石勒却说：孤的禁令是针对小民的，不关你们这些老书生的事。说完，当真赐给此人一大笔钱。
这就实在很难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石勒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甚至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试儒家的经义，尽管他自己目不识丁。但石勒有石勒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让儒生读书给他听，即便在行军的路上也如此。久而久之，奴隶和强盗出身的石勒也慢慢有了学问。
如果不是文盲，石勒没准也会成为汉学家。
然而尊师重道复兴儒学的他，已经足够被认为是合格的君主。石勒在称帝之后曾经问一位臣僚：你看朕可以比得上哪位开国帝王？该大臣的回答是：神武韬略超过汉高祖，雄迈卓绝超过魏武帝，夏商周三王都不可比，也许只是略逊于轩辕黄帝他老人家吧？
石勒笑了。他说：你这话恐怕吹捧过了头。人贵有自知之明。朕如果遇到高皇帝，就只能俯首称臣；如果遇到光武帝，则不知鹿死谁手。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就该光明磊落有如日月，终不能像曹家和司马家父子，靠狐媚阴柔玩弄诡计，欺负孤儿寡母得天下！
据说，当时群臣全都拜倒在地，山呼万岁。
石勒这话确实说得豪气干云，他的历史地位也不可低估。如果说匈奴刘渊的作用，是在汉文明的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那么羯人石勒的意义，则在于首次实现了中国北方分裂后的重新统一，尽管这次统一是短暂的。
然而南北朝的局面却已初见端倪。在灭亡了匈奴的前赵以后，羯人的后赵拥有了除辽西（前燕）和甘肃（前凉）以外的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这就为今后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定了调子，尽管北方将再次分裂，直到另一个民族再来整合，再次实现短暂的统一。
那么，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又是谁呢？
氐人苻坚
匈奴和羯人的后继者是氐（读如低）。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与羌族同源，或同时，或同种。由于住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因此汉化程度很高。同样，正因为世居西部，才得以在长安建国。
建国前的氐人原本是前赵和后赵的附庸。后赵石勒死后，侄儿石虎篡位；石虎死后，养子冉闵篡位，建立汉族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对胡人进行疯狂报复，杀羯人二十多万，引起民族仇恨，被鲜卑的前燕所灭。氐族豪帅苻健便趁机建国，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不过前秦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是在苻坚的时代。正是他，灭前燕（鲜卑）、前凉（汉）、代（鲜卑），伐西域三十多国，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
这是比后赵更大的成就。
那么，石勒没做到的，苻坚为什么能做到？
因为他对汉文化的热情更高。八岁时，苻坚就提出要请老师教书，这让他的祖父喜出望外。祖父说，我们戎狄本是异类，从来就只知道喝酒，你这小子倒要读书！于是大加赞赏欣然同意，苻坚也成为汉学家。据说他到太学视察时，提出的问题往往连五经博士都回答不了。
这可真是胡人中的汉人。
汉学家苻坚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还让其他人也学习汉文化。苻坚攻下代国后，便把被俘的代王送进了太学。有一天，视察太学的苻坚问了代王一个问题：“中国人读书，长寿；漠北人吃肉，短命。什么原因？”
代王答不上来。
苻坚又问：能给朕推荐几个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吗？
代王说：我们漠北人长年逐水草而居，只知道打猎和放牧。跑得飞快不成问题，哪里能当将领？
苻坚又问：好学吗？
代王说：如果不好学，陛下何必送臣进学校？
苻坚大为满意。
酷爱汉学的苻坚当然也不会没有汉族谋臣，这个人就是王猛。王猛是在考虑再三之后才跟了苻坚的。当时东晋大将军桓温西征前秦，王猛一身破衣烂衫前去见他，一面抓着虱子，一面高谈阔论（扪虱而谈便典出于此）。
桓温说：本将光复华夏，父老为何都不响应？
王猛当然知道原因所在。桓温西征原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东晋朝廷对他又不放心。何况即便灭了前秦，朝廷也会另派大员镇守关中。也就是说，胜则只有威名并无实惠，败则威风扫地血本无归。因此他不能不犹豫，也不能不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王猛回答：将军不远千里深入敌后，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看不清将军之心啊！
桓温被说穿心思，一言不发。
王猛却看出东晋和桓温都没有前途，因此决定到苻坚那里去做诸葛亮（事实上苻坚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只要能成大业，胡人或汉人又有什么所谓呢？
苻坚与王猛一拍即合，正如石勒和张宾。
有了王猛，苻坚加速了前秦的汉化，同时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公元370年，也就是中亚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四年前，前秦伐前燕。王猛在阵前召开誓师大会，意气风发地说：王某受国重恩，决不贪生怕死。今与诸君同心同德共建奇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大家说好不好？
众将士一片欢腾，破釜弃粮奋勇向前。
结果，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利益驱动。比如大将邓羌，就是在王猛许诺了他想要的职位后，才一跃而起的。但王猛把氐人的政权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却同样毋庸置疑。他已经抛弃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东晋，认异族为自家了。
这样的汉人，应该不止王猛一个。
事实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如何。而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河清海晏国泰民安，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从长安到各州都开通了国道，沿路也种上了槐树和柳树，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商旅畅通于道，行人讴歌于途。
前秦能够实现更大的统一，并非没有原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苻坚的厉行改革肯定至关重要。作为新建政权，前秦在初期难免部落习气，勋贵和豪酋更不乏横行霸道之徒。王猛却不畏强梁，上任之初就整肃风纪严明法制，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结果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氐人上层贵戚一状告到了御前。
苻坚决定亲自审理此案。
有趣的是，苻坚的断案标准是儒家的。他问：朕听说为政以德，治民以仁。卿上任不过几天就杀人无数，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呢？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王猛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天下太平，当然可以一团和气；凶猾横行，就必须重拳出手。其实，很可能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对待知书达理的当然可以温良恭俭让，对付没文化的野蛮人就只能用鞭子。
听完这番话，熟读汉学经典的苻坚很自然地把王猛理解为法家，理解为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他首肯并支持了王猛的改革，而且在初见成效后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天下之有法，也才知道天子之为尊。
当然，苻坚也好，王猛也罢，都是儒法并用。在依靠严刑峻法打击豪强肃清吏治的同时，他们也鼓励农桑，兴办教育，提倡孝悌，苻坚则一月三临太学。对此，苻坚颇为自得。他曾经问一位儒学博士：朕之尊儒，可以比得上汉的两位武皇帝（汉武帝、光武帝）吗？
该博士答：哪里是二武可以比的。
苻坚笑了。在他看来，前秦就是汉帝国的再生，自己就是汉文明的代表。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说：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上中断。
呵呵，他把自己看作了华夏文脉的延续者。
然而王猛却很清楚，不管前秦做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做得多好，华夏正宗仍然会被认为是在东晋，因此临终前对苻坚留下遗言：臣死之后，万万不可伐晋。
苻坚放声大哭，王猛的话却被当成了耳边风。
王猛去世八年后（公元383年），苻坚悍然发动了意在吞并东晋的战争。此前，他已经灭亡了前凉和代国，鲜卑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读如常）也来投靠，于是苻坚便认为一统天下非他莫属。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天堑又如何！以我百万之众，每人扔根鞭子也能让它断流。
但，结果又如何呢？
长江没有断流，断流的是淝水，而且是被前秦将士的尸体阻断的。中箭后逃出战场的苻坚和他的部下，则听见风吹和鹤叫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甚至早在交战前看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觉得像人形。于是苻坚对中华文明的最后贡献竟是留下了两个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淝水成了苻坚的麦城和滑铁卢。
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迅速陨落了，尽管此前它曾是那样地闪亮。这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奥秘，难道不该深思吗？
那就来看淝水之战。
再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东晋和前秦乃至整个中国命运前途的淝水之战，更像是一场没有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当时，两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淝水，后续部队也正陆续赶来。前秦军由苻坚亲率，号称九十七万，前后旗鼓相望延绵千里，东晋总兵力却只有区区八万人。
然而弱小的晋军居然挑战了。
晋军的挑战书写得就像邀请函。他们派遣使者过河对秦军统帅说：贵军不远千里而来，却临水布阵，很像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请问这又如何施展身手？不如请贵军稍稍后退几步，腾出一小块地方来让双方将士周旋，下官与诸君骑在马上缓缓而行慢慢观赏，岂不是很潇洒吗？
当然潇洒，只不过也很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无必胜的把握，或者必死的决心，谁都不会背水一战。苻坚却满不在乎地同意了晋军奇怪的请求。他说：让他们过来！过来以后，我以铁骑数十万围而剿之，且看他们如何变成落水狗！
苻坚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没有原因。实际上他不怕交战，只怕晋军退回去固守长江。那时候，没有了用武之地的百万雄师，难道当真去投鞭断流不成？
于是苻坚下令退兵。
晋军这边，则以八千人渡河。
是的，八千而已。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秦军一退便不可收拾。他们不是后退几步就停下来严阵以待，而是狼奔豕突溃不成军。苻坚之弟副帅苻融亲自出马都阻止不住，自己反倒掉下马来被乱兵杀死。就连苻坚也身中流矢，只能落荒而逃。
渡过淝水的晋军当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们趁机发起进攻并予以痛击。失去统帅的秦军失魂落魄，夜以继日一路狂奔，自相践踏而死的人蔽野塞川。刚刚拉开序幕的淝水之战，就这样突然以戏剧性的转折告终。
这实在怪异。
是啊，秦军后退，原本是要腾出地方做战场，以便与晋军决一死战的。不料苻坚一声令下，竟然就由退兵变成了败兵和逃兵，而且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难道堂堂秦国军队不过乌合之众？难道他们本来就准备要打败仗？
正是如此。
事实上苻坚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他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但官员们不同意，将领不同意，他的弟弟苻融也不同意。苻融说：贪得无厌和穷兵黩武，都是要亡国的。何况华夏正统在晋，正统不会让人。天之所佑，岂是我等戎狄可以灭亡？
这其实是当时的共识，尽管未必在理。
因此，东晋虽然腐朽腐败，却仍是人心所向。比如晋将朱序，虽然在被俘后投降了苻坚，却成为晋军的卧底和线人。正是他，利用被派往晋营劝降之机，建议趁秦军立足未稳赶快动手。也正是他，在秦军刚刚后退时大喊“苻坚败了”，这才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朱序的谎报军情只是导火索。实际上，如果秦军当真志在必得斗志昂扬，朱序就不会得逞。相反，正因为秦军早就人心浮动，这才由于一句谎言而全盘崩溃。
其实就连苻坚和苻融兄弟，也都在战前没了底气，这才会在眺望八公山时觉得草木皆兵。情绪是会传染的。统帅的忐忑传染给将士，结果就是人心惶惶。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准备失败逃亡了。◎ 淝水之战
苻坚和他的前秦军，只能风声鹤唳。
何况他们也确实是乌合之众。苻坚的百万大军中，有汉人、氐人、羯人、羌人、鲜卑。汉人不想打汉人，羌人和鲜卑则同床异梦。王猛和苻融都说，东晋不可颠覆，羌人和鲜卑才是心腹之患。苻融甚至明确指出，羌人姚苌和鲜卑慕容垂怂恿前秦伐晋，其实别有用心。
可惜苻坚不听。
事实证明，王猛和苻融说的并没错。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倒是有情有义，以他硕果仅存的三万人马护送苻坚西归，尽管苻坚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不过走到半路，两人还是分道扬镳。第二年，慕容垂称王建国，史称后燕。
姚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战前被苻坚任命为龙骧将军的姚苌是羌人。跟世居西部的氐人一样，羌人也是古老而弱小的民族。尽管他们在殷周之际曾盛极一时，并世代与周王通婚，但到魏晋早已是明日黄花。不过由于姚苌，这个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也登台亮相，虽然时间并不太长，政权也不太强。
羌人的政权叫后秦。
后秦是在慕容垂称王之后建国的。这时，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除了慕容垂的后燕，还有慕容泓的西燕。于是姚苌决定在燕、秦两败俱伤时，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实际上，他也等到了这一天。
淝水之战两年后，鲜卑人的西燕军攻陷长安。姚苌则趁火打劫，在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俘虏了出城迎敌的苻坚，并厚颜无耻地向他索要传国玉玺。
苻坚怒发冲冠。他痛骂姚苌说：大胆小羌，竟敢威逼天子！玉玺早就送给了晋人。就算在朕手中，也不能传给尔等。我们五胡的序列中，没你们羌人的名字！
姚苌又要求苻坚禅让。
苻坚又骂道：你这叛贼，怎敢自比古人！
姚苌被苻坚骂得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绞死在佛寺。短时间统一了北方的一代天骄，就这样死于非命。
实际上早在淝水之战后，前秦就已经风光不再，北方则再次陷入分裂。第一阶段分裂为八国：前秦（氐）、后燕（鲜卑）、西燕（鲜卑）、后秦（羌）、西秦（鲜卑）、仇池（氐）、北魏（鲜卑）、后凉（氐）。分裂只用了三年，并存则在公元384年到394年的十年之间。
以后的半个世纪，便是不断有人建国，又不断有人亡国。新建的有：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南燕（鲜卑）、西凉（汉）、北燕（汉）、胡夏（匈奴）。灭亡的则有：前秦、西燕、后凉、后燕、南燕、南凉、后秦、西凉、西秦、胡夏、北燕、北凉，只留下北魏和仇池。◎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兴亡表
不过，仇池的灭亡，也只是早晚的事。
最后胜出的，是北魏。
北魏是十六国的终结者，也是南北朝的开创者。这个时代在南方上承东晋，在北方上承十六国。由于南北两方面的势力长时间对立，所以史称南北朝。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是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北朝则是先由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再由北齐和北周分别替代东魏和西魏。北周灭北齐后，北方再次实现统一。替代了北周的隋灭亡了南朝的陈以后，全中国统一。
显然，南北朝的重头戏在北魏，此前的十六国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先亮相的是匈奴（汉—前赵），第二个是羯（后赵），第三个是氐（前秦），第四个是羌（后秦）。其中，后赵和前秦实现了北方短时间的统一，而北魏维持统一的时间竟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多民族创造的轰轰烈烈和分分合合，似乎都只是为了这一天。
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人该上场了。
第二章 鲜卑人
被宦官谋杀的太武帝拓跋焘一身是谜。但正是在他的时代，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正式成为北朝，并开始了从胡汉融合到全盘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靴子
鲜卑正式出场时，应该有了马镫。
而且，是双镫。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至少改写了战争史。我们知道，马参加战争，起先都是用于车战。后来有了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交战时挥刀杀敌，对不起，那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有了马镫这个着力点，他们可以稳稳地骑在马上且走且射，拔出剑来左劈右砍；而当他们挥戈前进时，奔驰的战马还将大大增强长矛的冲击力。总之，马镫让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
当然，他们或许还要穿上长筒靴。
但不管怎么说，人马合一的骑兵变得所向无敌。正是靠着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快速部队，唐王朝击败东西突厥和吐谷浑，创造了农业帝国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马镫，促使欧洲产生了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难怪有人会这样认为：历史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的。
也许吧，也许。
马镫传入西欧，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马镫的发明者，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因此，马镫也被称为“中国靴子”。这种“靴子”在我国多有出土，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
这两个墓葬，一个属于北燕，一个属于北魏。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单镫。但如果把“中国靴子”的称号送给鲜卑人，也许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正是这双“靴子”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来看鲜卑人。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叫鲜卑，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
后来，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发部、拓跋部等等。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鲜卑的佼佼者。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前燕（公元337年）、后燕（公元384年）、西燕（公元384年）和南燕（公元398年）。此外，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即乞伏国仁的西秦（公元385年）和秃发乌孤的南凉（公元397年）。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男人都剃光头，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大会，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来会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
据说，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翻译者斛律金（斛读如胡）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因此这首汉语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
大哉敕勒川！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缓慢进入了文明史。半个世纪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之后又升格为代王。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他们都有不同意见。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时间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后十年，他们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领袖是拓跋珪（读如归）。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的，时间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后（公元398年），他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称皇帝。此后，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数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两三年。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前凉），根本无足称道。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三国时期，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魏朝），孙吴就不能叫吴朝，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事实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从联盟到帝国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西晋灭亡前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公元纪年，依次是匈奴的汉—前赵（公元304年），羯人的后赵（公元319年），鲜卑的前燕（公元337年），氐人的前秦（公元351年）和羌人的后秦（公元384年）。当然，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样，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依次是西哥特（公元419年），汪达尔（公元439年），勃艮第（公元457年），法兰克（公元486年）和东哥特（公元493年）。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
日耳曼，就是欧洲的五胡。
法兰克，则是他们的北魏。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拓跋的代国被灭，法兰克则陷入分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Suevi，公元409年），意大利的伦巴德（Lombard，公元568年）。事实上，只有法兰克，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德意志。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石勒、苻坚那样自己称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中国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
但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毕竟，克洛维也好，拓跋珪也罢，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廷臣和主教，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是他没收来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因此到二百年后，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的办法，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
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由此，便诞生了骑士阶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他本人也获得了“马特”的称号，意思是铁锤。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
可惜这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中拥有实权的，是各部落的酋长（部大人）。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可以轮流坐庄的。
拓跋珪要对付的，就是这帮人。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班赐”制度，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秩序却建立起来，这就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有民就有国，在哪儿不能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
拓跋珪决定迁都。
迁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此前，拓跋珪已夺取并州，攻陷中山（后燕首都），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
拓跋珪大刀阔斧。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户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然后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而是朝廷的命官。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换句话说，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
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这个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拓跋珪称帝。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之后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只不过，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包括汉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们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萧墙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十六岁。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为了救母亲，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
那么，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他发病时数日不食，彻夜不眠，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就是证明。
看来，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
这实在让他崩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注定还要重演，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倒有九个死于非命。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有的是太后杀的，有的是宦官杀的，有的是权臣杀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过，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太宗拓跋嗣的长子。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岁。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绝后。
何况还有业绩。继位后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公元431年），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公元436年），亡北凉（公元439年），破柔然（公元449年），伐刘宋（公元450年）。至此，北魏真正成为北朝，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谜。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我们只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初九被害的，凶手是宦官宗爱，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这时，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
这就奇怪！北魏不是东汉，也不是后来的晚唐，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拓跋焘死后，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
由此可见，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既然如此，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凡此种种，岂不可疑？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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