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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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回忆录试读：

一部晚清史，或许就可以浓缩为一部李鸿章的个人回忆录。李鸿章出生在晚清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他个人的致仕与家族的发家，与晚清时代中国国运的盛衰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知李鸿章，则知晚清。李鸿章的油画像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晚清其实很近。历史的轮廓与如今相形也并不差很远，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有时候，多多益乱，只因为太近，太多的眼皮子底下权变的干扰，反而让人有太多的误解。

李鸿章，是晚清时代之象征人物。凡是见李鸿章其人，或有文字书其貌的，无不说其相貌堂堂，目光有神。就我们所见李鸿章遗留的相片，目光之炯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的确，在晚清时代的凋亡朝廷中，就眼力而言，李鸿章在昏鸦一片的官场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早年，他认准要靠读书出人头地，没有像很多平庸不堪的“官家衙内”们那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深得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读书之际，受父亲之命，拜师于曾国藩门下。曾国藩，是晚清时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君子，殊为严厉，对子弟读书做人的要求很高。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要超过他一生中任何一个人。曾国藩的眼量，几乎是整个晚清时代最高的一座峰，李鸿章投于他门下，得以登其峰而望，眼力的提升自然不同凡响。待太平军兴起时，李鸿章果断弃文从军，师法老师曾国藩，操办起淮军，保有绝对实力，也是对时局变迁的远见所系；等到掌握了国政大权，李鸿章清晰地看到自己“居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便全力操办洋务，努力搞“沟通外交”与“和谐外交”，渐渐有了世界文化潮流的眼力，已然是晚清时代一流中国官员的典型象征，也是晚清朝廷文化的亮点之一。

可惜，纵然目光如此炯然的李鸿章，在不断衰败的晚清时局中，终不免沦于老眼昏花，左右不能力支的境地。甚至都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糊裱匠”，仅仅勉强支撑应付罢了。成也有眼，败在无力，这是李鸿章的天命所系，也是他“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原因所系。

李鸿章究竟是何许人也？当年，在曾国藩的老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是一个喜欢赖床睡觉，怕开早会，眼高手低的幕僚；在恩师曾国藩眼中，李鸿章是个可造之才，但是“拼命喜欢做官”；在同阵营的宿敌左宗棠眼中，李鸿章是个聪明取巧，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能无力的十足废物，“十个法国将军，抵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在维新派政敌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自视甚高，但一步雷池不敢越过的老朽；甚至，在顶头上司慈禧眼中，纵然不断夸奖李鸿章有“再造玄黄”之功，但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聊起他时，也忍不住说：“（湘军）剩下的臣子，李鸿章这些也是好的，只是因循得多。”

显然，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以来并不十分待见这位前清的“一等忠肃伯”。原因无他，此人位高势众，名大权重，但对中国近代史并未作出何等卓越的贡献。

晚清至今，中国的确居大变而不自觉。可很大部分人不过因为私利所驱，依然活在王朝轮回的宿命感观中。晚清，是一个即使没有外国干预，也逐步走向衰亡的时代。老态龙钟的王朝病，极为严重地困扰着那一整个时代。曾国藩的湘军本意欲“另起炉灶、重开世界”，阻止因文化的衰退导致的“文明的自杀”。由李鸿章继承这笔遗产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做到“重开世界”，反而越搞越糟，不堪重任，吐尽气血。

这一点，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看得更仔细。有日本学者指出，李鸿章是一员福将，他的眼力带着他跟随曾国藩走一条革新开化的开放道路。他的好运气、好“福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直伴随着他。李鸿章是旧体制的优等生，出身资源优渥的官僚家庭。早年，他少有挫折，平步青云，是步步受惠于父兄及师长。父亲李文安苦心孤诣，把他托付给身为同榜进士的大儒曾国藩。这一番托付，把李鸿章放到了命运的过山车上，直抵好运气的顶峰。他步步效仿恩师曾国藩，办团练，拉拢、利用外国雇佣军，打太平军，办洋务，像当代诸多“官二代”那样，什么好处都被他不费大力气地占尽了。这位文忠公，聪明异常，是天生做官向上爬、混人情场的高手。同等利益，别人要十分努力取得，他似乎都是得来不费功夫。可以说，“无有曾国藩就无李鸿章”，这是一点不为过的。

中年得志而俯瞰苍穹，李鸿章比同时代人有更好、更开阔的视野。他比许多人更深刻意识到中华的变局，但也比许多人更乐意抱着“宁守旧而死，不开新求活”的态度。所以说，李鸿章并不是历史大变局中的主角，或者用英文单词表达，“HERO”，一时之“英雄”。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者，创造时势也。”什么都准备好了，让你去做，不过一介“归命侯”而已。英雄，你要自己造天地的。所以说，对于历史，李鸿章是一个本不该赖得太久的过客，却伴随着晚清始终，硬生生在曾国藩夭折之后，赖成了舞台主角。

面对变局一定要有大眼量、大心胸和新道德，这些，李鸿章都不具备。他只知其变，不知其所以变，变成何。在历史的皱褶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却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有生之年，他一直力图把老师曾国藩未竟之事业继续下去，却不得不受旧体制的一再掣肘，而终多事无成。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充其量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一个“糊裱匠”而已，在旧体制中，聊以糊裱一些新花样。他的这番立意，显然，与他老师曾国藩所开创和展望的“采西气补充东气”的格局相距实在太远。

当然，比喻永远只是比喻，李鸿章也并非真是一个“糊裱匠”。他是一个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重臣，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能做成旧历史中的“人杰”，具备旧时代成王成侯的一切能耐，也保有充沛生命力和意志力，有一颗走向世俗人眼中“成功”的雄心。但他却无能无德于新的历史时代，无疑是新时代中的“婴儿”、“多余人”。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对之还毫无自觉，总是把自己的局限归罪于运数的不济。

其实，对于晚近中国，文化、文明体制的变异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却也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图伟业。世界近代以来，有两百余个国家地区，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从欧洲到中东，从非洲到东南亚，从美洲到澳洲，并非中华一家门店。在亚洲诸国，也还有印度、土耳其、日本、朝鲜等诸国的种种成败故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在做这些事。有些国家干得漂亮，有些国家干得拖泥带水。而像中国这样，文明与体制紧密关联的“老大帝国”转型殊为不易，需从文化入手，经由器物、人心、风俗等等的多重变易，才能有所斩获。英雄要做的，无非是把这种变易放置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轨道里，而不能让它循环于老死——至今，对于中华而言，这件事依然还在路上。

李鸿章步步紧随恩师曾国藩，谨守臣道，拘泥不化。有历史学家称他是“内侍昏君、外御列强”，话是不错的。李鸿章对内要极力讨好的那位昏君，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的老女人，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若论起“昏君”，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昏君——不过，在王朝体制中，产生明君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人断乾坤，何其之难。慈禧从宫闱的倾轧之中走出来，浑身上下丝毫没有求新的意图，甚至连一点文化与文明的气息都没有，一切不过是随心所欲的权变。在她手上，所谓“传统”也不过权术耳：汉官可杀，满官可杀，维新派可杀、守旧派也可杀，主和派可杀，主战派也可杀……一言概之，因私害公，瞎指挥，胡折腾。一部晚清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她“老人家”随意折腾的历史。

李鸿章对“老佛爷”倒真是忠心耿耿，却不敢像曾国藩那样坦率认定“两宫太后聪明有余、见地平平”，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心态待之。比起曾国藩那样纯粹的书生，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封建官僚，他把自己的荣衰和大清王朝的末途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可以很好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擅长于坐享旧日之利，而百折不肯图变。这就是任何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说不动他的原因所系。

在《红楼梦》这部预言中国末世文明境况的天才之作中，李鸿章的形象早已被曹雪芹先生深刻地勾画出来——就是那位“端方四正”的贾政老爷。梁启超说李鸿章“待人颇有傲气”，倒很像是总端着个架子的贾政。他终日里要周旋的，不过是要在牌桌、酒席上享清福的贾母——毫无疑问，也像极了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慈禧太后。如贾政一样，李鸿章心力憔悴，自认为还算正直与努力，但已经难以挽大厦之将倾。

所以，李鸿章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他有好心，有眼力，有一定的手腕，但是没有新时代所召唤的大学问、大见识、大心胸与大能耐，诚如史家所评的“志大才疏，亡国之丞，何堪称能，先拒疆防，又断海防”。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给李鸿章做翻案文章，我觉得是不足取的。与他生前所承受的殊荣、福气和权势相比，功德皆空的李鸿章，死后倘给若干差评，并不为过。

韩利利女士和我所翻译的这一部《李鸿章回忆录》，经过仔细研究，已然被认定是一本伪托之作，一部可以归类为“小说”的作品。虽说李鸿章学曾国藩甚多，但他并没有像老师那样做好“日课”，也没有记录日记的习惯。他好功业，好做官，好发财，贪恋权势，但疏于自修，受不来一个严谨书生那样太多的约束，所以并无资料显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美国记者曼尼克斯号称从翻译成英文的李鸿章日记、资料里整理出来的这部回忆录，显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但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这部书，清晰可见美国人对于李鸿章的亲和感和好评。这种友善态度，其实时而至今，还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情感的主流。

一派纯然天真的美国人，是难以猜度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官场中的那些老江湖的。他们即便英姿勃发，也骨子里老气横秋，人情世故文章做得太深，便人生如戏，也入戏太深。看这部书稿时，我更相信作者是在塑造一位理想中的英雄，一位类似后世的马歇尔或者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英勇、爱国的美国将军，而非一个中国满清朝廷的权臣。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他来了解李鸿章。正如柏拉图在书中所虚构的那个苏格拉底，同样能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一样。在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李鸿章生活的轮廓，看到大洋彼岸另外一群人对他的赞许与肯定。我想，或许李鸿章本人比任何人都喜欢这部恣意虚构的回忆录，并喜欢那里头所写的那个李鸿章，相信那真的就是他自己。

能和我的妻子韩利利女士共同翻译这部奇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作为一名资深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她对英文原著的严谨把握，保证了翻译的“信”与“达”，也带出了我这个学生。当我们一起修订好书稿时，满怀欣喜地期望着为世界送上一份崭新的礼物。

且向冥冥中的传主与作者致敬，只因为文化的传承，我们之间传递着微妙的因缘。更要向读者们致敬，你们的阅读，慰藉着我们一年来的辛劳；你们目光锐利的批评与指正，促进着我们的成长与丰富。原编者前言关于本书——《李鸿章回忆录》

与其说《李鸿章回忆录》这部书是笔者在自抒己见，不如说他是在替李鸿章为自己辩护。当然，传主李鸿章本人也很乐于为改善他的国家和民族而进言。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这份译稿的很多内容，是首度公之于众。

李鸿章不是一个心思仔细的人。当他北上天津时，大量手稿被遗留在了汉口。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又将二十四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遗留在了天津。直至李鸿章去世后，他那位在两广地区做官的侄子，才从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陆陆续续收集在一起，并存放于李鸿章在广州的故居里。

大约是在两年前，即1911年左右，经大清国政府准许，并征得李鸿章遗产托管者和继承人的同意，我们才得以着手研究李鸿章的资料和笔记，并委托曾在李鸿章身边做过英文秘书的罗伯斯上校将它翻译出来。协助他完成此项工作的，还有一位曾追随过李鸿章的幕僚——王秀才，还有广州城的一位老员外。

李鸿章的日记有洋洋洒洒一百六十多万字，他所做的笔记也是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只摘选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同时这些日记也是首次与英美读者见面。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有时会在单独的大主题下，设置出不同的小标题。事实上，原稿中的主题纷繁芜杂，而且喜欢做微言大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一行字就概括了一群人，陈述了很多事。而此后，当李鸿章在另一个地区担任不同职务时，他又会把这个主题重新提起，这时他会就此写上三页、五页或者二十页。再后来，时过境迁，他又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同一个主题。

因此，将李鸿章的全部手稿结集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方式，是对他的日记和其他手稿加以筛选，并冠以恰当的标题，同时将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们在将李鸿章的优美文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太多困难。然而，译者们在确定日期这个问题上，却变得手足无措。在早至他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一直采用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甲子周期和帝王年号纪年法，并在手稿上做了大量标记。就连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困惑不解。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删掉很多日期，并一致认为，如果想把写作每个条目的确切日期弄清楚，即便交给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专家，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1870年以后，尽管李鸿章大体上采用了现代的书写方法，但是为某些条目和手稿标注日期时，他还是会走极端，比如他这样写道：“光绪某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未时。可恶的一年。”

——他会用这种方式记录不太重要的想法，但是完全忘了标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历史资料，可能会激起全世界的兴趣。但凡出现类似情况时，我们尽力都会把日期补上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与李鸿章一生的某个阶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刻意去提高或降低《李鸿章回忆录》的政治、历史或文学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单薄的容量，无法囊括李鸿章所写的，涉及不同主题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但是，编著者如此选择的目的，志在于收录那些他认为最有广泛和持久意义的文字。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1912年12月1日上海原序《李鸿章回忆录》的意义——美国国务卿眼中的李鸿章（美）科士达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这在十九世纪末的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不少颇具影响的诗词作品；作为军人，他参与过许多次重要的战役，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作为政治家，他在地球上这个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连续三十年身居高位；作为外交家，他成绩斐然，有资格跻身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际关系专家之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国诞生了许多学者、若干的将军、若干能力出众功成名就的政治家，以及为数不多的一流外交家。但是，我们挑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像李鸿章这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卓有建树，并拥有极高的造诣。

正因为这样，我们为能整理出这样一本回忆录而感到高兴。它是从李鸿章篇章繁多的日记中精选出来的。这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我们可以通过它更好地了解李鸿章的性格和事业。

想要公允地评价一个人，必须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此，依据欧洲或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判断李鸿章的个性和成就未免有失偏颇。李鸿章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教育，自小耳濡目染“四书五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鸿章的生活范围完全限于中国国内，他只能通过鱼龙混杂的通商口岸去了解西方文明。

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不得不面对极端顽固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与那些对外国心存偏见或一无所知的同僚共事。他生长在乡下，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门第算不上高贵。李鸿章的父亲属于乡绅阶层，苦读多年后，考取进士，官位也并不显赫。他未能给自己的儿子提供飞黄腾达的条件，只能让李鸿章寄希望于科举功名。李鸿章科场一路顺利，最终从两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中进士，点翰林，风光无限。

因此，李鸿章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并以智者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他被同僚们公认为一流的大学士。他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在大清国广为流传并颇受好评。李鸿章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学造诣，即使到了晚年，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外，他最大的抱负，仍是想获得中国“桂冠诗人”（诗坛领袖）的美誉。

早年，李鸿章一心只想从事文学。但是公务缠身注定让他的期望落空，并将他的生活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在李鸿章博取功名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兴起到全国的地步。这次农民起义，在他上学堂时就开始的。几年以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动荡的形势反而愈发严峻，甚至引起百姓的恐慌，冲击了清廷固有的秩序。

就在李鸿章从京城回家之时，他与太平军擦身而过。他们已经攻取了南京，正斗志昂扬地向京城进发。当李鸿章发觉危险将要向授予他崇高荣誉的朝廷心脏逼近时，他的忠义之情被激发了出来。他立即响应圣旨，着手筹办团练招募乡兵，攻打并侵扰太平军的后方。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道的：“所有人都知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用老祖宗的话来说，我是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似锦前程……可这是写诗的时候吗？这片土地里满眼都是水深火热、战乱纷纭，谁会在乎写诗呢？”

接下来的四年里，李鸿章积极参战，并初步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所率领的军队，不断给太平军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筹建了“常胜军”的美国人华尔，与他并肩作战。华尔在战场牺牲后，戈登将军继任为这支军队的管带。李鸿章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后者，他不仅非常赏识戈登的才能和战绩，而且对戈登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也了如指掌。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频，那些年，李鸿章一心报效朝廷，一直专心在南方指挥军队作战。后来，天津发生涉外纠纷，法国威胁要与大清国交战。于是，朝廷才把他派到天津应对危机。凭借其超群的军事才华、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李鸿章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被赐予史无前例的至高荣誉——清政府不仅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还指定他为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并加授一等肃毅伯。这些高级头衔，使李鸿章一跃成为清政府的头等要员，并持续三十年，直至他死亡。

李鸿章大半生在天津履职尽责，有二十四年。其间，他时不时地去北京公干。因为身居高位，且工作的地方是靠近京城的港口，在为与世隔绝的皇帝站岗放哨的同时，李鸿章也有机会接触到和各国政府有联系的各色人物。作为清政府外交部门的实际领导者，李鸿章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与训练有素、精明透顶的欧洲外交官相媲美的。事实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李鸿章总是能在谈判过程中赢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和尊重。

与李鸿章同属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从外交的对手那里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在与英国人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他既实现了大清政府的要求，又表现得相当坦率公正。威妥玛爵士曾经说过，只是由于认可李鸿章在交涉问题时所表现的率真，他才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在调停1885年中法冲突时，法国公使在和约中加入了这样一条：“法国声明放弃索要赔款，为的是向李鸿章阁下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智慧致敬。”

1895年，日本政府拒绝了大清政府首批议和专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告知清朝政府，如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他们将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他。日方对李鸿章的品格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在准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期间，俄国沙皇亲自电告清朝皇帝，请满清朝廷委派李鸿章为特使前来朝贺。有人便谴责李鸿章受俄国的影响过深，有人甚至断言他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因此才会如此受其重视。而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将让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因为它清晰地表明：李鸿章正确地识破了俄国政府的阴谋，并清楚地掌控着局面，表现出全面而伟大的爱国情怀。

在一个追名逐利、把做官当成进身台阶的氛围中，一个大部分人都喜欢用公共的职位来获取权力、装饰门面的国家里，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有几个敌人也是很正常的。读了李鸿章的日记，我们就能知道，他对手众多，一些人甚至与他势不两立。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把他看作是最有能力的高官，并且非常地尊重他。这一点，在他庆祝七十大寿时可见一斑。当时，皇帝赐给他丰厚的贺礼，并亲笔题写了赞词。皇太后和亲王们也争着给李鸿章送礼。大小官员和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慷慨地奉上礼物；按照老规矩，寿日那天，他大摆寿筵，贺寿的队伍浩浩荡荡。祝寿活动的高潮，是大清国的高官们在张之洞写的寿序上签名。

张之洞的尊贵地位和影响力，在清朝仅次于李鸿章。虽然，两人也常有政见相悖，但张依然很尊重李。作为中国颂词的范本，现摘录张之洞寿序中的一段，大意如下：“您的一切令人钦佩：深邃的著作、惊人的战略、敏锐的洞察力，禀赋卓越，不可动摇……在翰林院时，站在您身边，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在处理两湖重大事务时，我与您相比较，深感能力有限。我们全心地信任您，我真心地向您学习。与您相比，我是普通农夫之于最好的神箭手，拙劣的璞玉之如斧钺。您是国家之栋梁，民众之期望，如柱石擎天，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君王所赖，如姜尚子牙，万众敬仰！”

尽管在政治生涯中，李鸿章总是想扮演一个严肃无情的角色，好像那尘世间的生活，他漠不关心。但是，在日记的很多地方，却流露出他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本性。他对母亲的挚爱令人感动、李鸿章母亲生活在一个偏远的省份，身患重病，即将离世。那时，李鸿章正在天津忙于教务。他便向摄政的皇太后请假，希望回到母亲的病榻边，他说：“十三年前，我和母亲道别之后，一直未曾谋面；现在，母亲已八十三岁高龄了。她老人家身体不好，因时常想念不在身边的儿子，病情日益加重。闻听此事，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恳请恩准回家探母。”

最终，朝廷只给李鸿放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他在出发前，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于是，李鸿章请求在家丁优三年，但是慈禧太后说，国务繁忙，只能允许他回家一百天。由于没有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李鸿章悲痛不已。他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奏折的大意是这样说的：“懊悔之情将萦绕我终生，于私，心中的伤口隐隐作痛，一刻都不能得以缓解；于公，这种悲伤令我无法再为国家效力……尽管天人两隔，无颜与母亲再相见，然而我会用三年的时间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哀悼。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我的灵魂从无法尽孝的心酸和无以言表的悔恨中解脱出来……”

多年后，即便李鸿章专心忙于公务，在母亲逝世十四周年忌日那天，李鸿章还是把自己锁在家里，谢绝了所有的访客。他写道：“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烦恼哀伤也好，欢乐荣耀也罢，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不会忘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

此外，李鸿章与皇太后慈禧之间非同寻常的通信，展示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孝敬父母。这种特征已经被神化为宗教性质的崇拜，同时也对人际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就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家长，如果基督教国家的人，也能像中国人实践儒家的核心学说那样，忠实地遵守《摩西十诫》第五条的规定（译者注：《圣经》上，摩西十诫第五条内容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西方的社会秩序将会极大地改良。

在战争期间，我们在李鸿章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这位威严的将领站在行将就木的美国将军华尔的身边，当看到一个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外国战士就要为清朝死去之时，泪水滑过他的脸颊。在他担任总督期间，直隶和周边省份遭遇了可怕的饥荒，他的同情心也在这时显现出来。为了阻止灾难肆虐，他积极参与救灾，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努力、经济实力和慷慨救济灾民的方式显露无遗。他除了向普通百姓和慈善组织捐款，日记中还表明，他每天会向一两千饥饿的灾民提供吃喝，并自掏腰包，解决附近村庄差不多五千人的伙食问题。“母亲每天都在鼓励我这么做。她说，佛祖和穷人不会忘记我曾经布施救济过穷苦人。”

这本回忆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莫过于有关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内容，它展现了李鸿章的思想成长随着阅历日渐丰富，李鸿章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早期，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他在上海和外国人只有过短暂接触，所以李鸿章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那时李鸿章对这群人心怀偏见，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恨所有的洋人。”

然而，十五年后，他对这个国家所罹患的重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在他即将赴天津以终止仇洋暴乱时，他这样写道：“不过，尽管我们都很厌恶此事，但是如果心里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就不要再反对洋人进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注定会来，无论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的大炮上。”同时，他还表达了喜悦之情，因为朝廷委派他去处理天津事件。这时他记录到，他准备给朝廷写一份奏折，坚持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居住，他还打算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并分发到各个省份。

到天津后，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居住的外国人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并没有对外国人的侵犯和傲慢视而不见，同时他也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有用，他们有资格得到保护。义和团运动刚刚爆发时，李鸿章人在广州，他说，南方的总督们接到命令，准备遣返所有洋人。他称这道命令为“卑鄙的命令”，他写道：“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怎么能愚蠢到把这么无耻的东西交给我！”当我们回顾中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时，总体来说，中国对外国人的依附本来不是很强，但后来意识到需要外国的帮助，于是恳求他们这么做，并对此表示适当的欢迎，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至于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李鸿章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即便长大成人之后，他还是对传教士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并满怀憎恨。当时的中国人称外国人为“洋鬼子”，并一贯藐视他们的教义。但是随着李鸿章对传教士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到任天津后不久，他与当时手握实权的政治家曾国藩会面，他说：“和我一样，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恩师的想法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恨基督徒了。十五年后，他甚至将耶稣和孔子放在同一个高度上看待，他认定，如果身处英国或者美国，他也会自称基督徒。他把基督教义视为哲学或者道德规范，却没能理解基督的使命和教义的宗教性质。不过他不再对基督教怀有成见。他说，几百万中国人如果不想费心去追随孔子，也可以在了解耶稣上得到什么。”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李鸿章写到，欧洲各国之间打得不可开交，他们仇恨彼此。“法国人恨德国人，俄国人杀犹太人，但是来到中国后，他们都变成了基督徒。”他还指出，英国强行向中国人贩卖鸦片，是阻碍基督教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在日记的结尾部分发表了这番评论：“当人们明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自诩为善的基督教国家，将中国摧残到如此地步时，人们会做何感想呢？”

七十五岁那年，李鸿章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他要去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加冕典礼。这次典礼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许多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圣彼得堡，共商国事。在八月的那次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清朝皇帝——“中国天子”所派来的贺礼代表李鸿章。从任职时间、职位特色和重要性，以及他所带领的人数，从他的学识造旨、与众不同的相貌以及威严的个性上来看，这位中国代表，是沙皇加冕典礼上最显眼的一个人。

除了位高权重，李鸿章担任头等大臣、代表皇帝出使外国的原因是，他有纯粹的汉人血统，能够代表中国。尽管已经七十五岁了，李鸿章依然精力充沛，健康状况良好，面部轮廓鲜明，身材挺拔健硕，眼睛乌黑深邃，神采奕奕。这一形象，表明他性格坚韧，足以吸引任何外国人的目光。当身穿纯色的丝质长袍，头戴三眼花翎的李鸿章出现时，外国人不可能不注意他。

李鸿章从海路，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俄国。在参加完加冕典礼之后，继续在欧美国家展开环球之旅。这期间，他会晤了各国的元首和政要。每到一处，均受到本国官民的热烈欢迎。在诸国，他检阅了海军和陆军，并在西方见识了不可思议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回国后，他越发意识到要借鉴西方发展的经验，让自己的国家也同样地繁荣富强起来。如果他在从政早期就掌握这些知识，这个八面威风的人物，将为他的国家作出更宝贵的贡献。然而，当时，他对中国疆域之外的大千世界其实原本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仍如此出色，实在更值得夸赞。

李鸿章的日记还让我们对他和皇室，特别是他和皇太后两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慈禧太后，这位女士统治了大清国半个世纪。李鸿章，一生中曾有四次被褫去黄马褂，拔去顶戴花翎，剥夺全部的荣誉，并在他的同僚面前遭受这个性情暴躁的女人的羞辱。然而，他依然对朝廷忠心耿耿。他确信，慈禧太后知道他的价值所在，并会再次授予他荣誉和高官。他写道：“只要有麻烦，我总是那个随叫随到的郎中，然而，我非但没有领到酬金，反而因此受罚。”

有那么几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时，尽管可能会惹她不悦，李鸿章还是毫不犹豫地要进谏皇太后。当主战派占了上风，大清国准备向日本宣战时，他极力劝谏她不要走这一步。他写道：“太后勃然大怒，她近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下令拔去他的三眼花翎，并把他从宫里撵了出去。

义和团运动即将爆发时，李鸿章正处于休隐状态，身上没有了一切官职。可了解到皇太后已经受到动乱的影响时，他写道：“今晚我要动身去北京，我决意面见太后，把当前的局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她眼前。”这次进谏的时间很长，结果太后“怒不可遏，大声呵斥”，并把李鸿章赶出宫去，希望他再也不要出现在她面前。显然，她已经对义和团做出了某种决定，无力避免眼下的灾祸。

尽管回忆录中所描述的皇太后傲慢、残忍、刚愎自用，皇帝软弱无能，但因事关国家兴衰，李鸿章一直对朝廷心怀一片赤诚。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公使馆被围困后，外交和媒体人士建议罢黜现有皇室，找一个新的皇帝取而代之。他当即指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服外交使团，并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普通汉族家庭足以尊贵到和平有序地统治这个国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把外交人员和外国难民解救出来之后，中国皇室成员逃出京城。然而，那些被激怒的外国政府命令他们的外交代表惩罚有罪的官员，并对他们遭受的损失索要全额赔偿。尽管李鸿章遭太后斥责后，被赶出宫去，还被外放到遥远的广东做官。但藏在深山里的太后，还是把李鸿章召回北京，希望他能解救正在肢解毁灭的大清王朝。

尽管身患重病，体力每况愈下，李鸿章还是长途跋涉回到京城。回来的路上，他在天津时这样写道：“恐怕，目前的任务太重，我的体力无法承受，尽管如此，在叫停可能爆发的战争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件事。我要让洋人们再次相信我们，不要推翻大清国。”

李鸿章之所以能阻止战争爆发，还要感谢外国谈判人员对他的崇敬。他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美国政府，美国人知道后一定会很满意，他认为是美国帮他避免了清朝解体，并摆脱了一些无法负担的条件。《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为清王朝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他是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全世界最卓越的勤务员之一。这个结局，对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而言也许是一种安慰和解脱。  第一章 从文的宏图伟志“我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高中朝廷的状元，并且能够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

这些话写于1846年。李鸿章写得极其意味深长。当时，这位勤勉聪慧的青年学子，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着一年后将要进行的科举考试，恰如中国历代那些著名的文士一样。在那次科举中，他果然高中，获得了翰林庶吉士。

李鸿章从同时参考的四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二甲第三名。尽管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和那个时代，天资卓越的李鸿章依然是那一代同受中式教育的年轻人中最具天分的人之一。

李鸿章的这番抱负说明了他具备崇高的理想。没有人能够否定，正是他的勤奋与努力，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理想，使之成为现实。那些高度关注李鸿章前程并给予其鼓励的人，皆是如此认为。

在其回忆记录中，李鸿章常常不时并无意地、却又匆急地写下自己的深思熟虑，表露满腔的勤勉与苦心。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表明，从求学伊始到终老之日，他最为珍爱的是自己的文学事业，他期望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传颂千古的诗人、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将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1846年，他如是写道。“我不过一位如媒体人一般的文士。”五十年后，他对纽约的一位记者亦如是说道。“1846年1月——今日，我考完了殿试的最后一科，我知道自己排名靠前，将光耀入仕途！我自知那时下笔如有神助，因四书五经皆熟烂于心。”“我坚信，即便是礼乐诸学之宗——周文王姬昌来做我的考官，我之应策也会让其满意而归。是的，从大周朝开始，礼乐已然不断发展繁盛，不过我同样也能让他大吃一惊。他教育世人，六艺乃是人生必须之重要技能，可他并没有得以详细解说经典，因为那时经典还未如如今这般重要。”“今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那位伟大君王（周文王）把乐放在首位。这点，我尚有欠缺。如今，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在大街上奏乐、在集市里唱歌的。射，我也不成。不过，只要我稍加练习就能上手。因为我的家族在2800年或者2900年前，诞生过一位伟大的祖先，他因射术超群而闻名遐迩。他曾创造出了亚洲的第一张弓。相传，他从不知名的树中取出树心，浸泡在小母猪的眼泪里数周之久，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结实、最精准的弓。现在，我完全可以勤加练习并成为射箭高手，但我不想成为一个兵丁。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如今的青年士子，依靠打猎、射箭是不可能光宗耀祖的。”“有关于御。人们如今不常用到马了。况且，也并非只能用马来拉东西。我也不打算骑着骆驼走南闯北。再说，骑骆驼，也算不得是古书所谓的‘御术’。”“但是我知道，我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技艺来取悦周文王，这就像我努力让……（这位年轻的学子罗列出了一长串的名单，足有二百七十余人之多）满意一样。我熟读经典，博览群书，擅长书法。我的书法干净雅致，见过它的翰林们皆如是品藻。我还通晓算数，掌握天文地理，熟知社会与宗教的礼仪，诗词歌赋无一不通。若非精通天文地理、民俗人风，何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呢？”“并不是身为进士就可以写下经典的作品的。一个人在进阶取士，受教于翰林之后，必须对文艺创作抱有极大的热情。而这热情的背后，是不竭的渴望与坚守。如此，他便可以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名满天下。”李鸿章的手迹“我如今具备了这些条件。我现在是二十四岁，我的父亲是四十一岁。我们相差十七岁。在这十七年时间的跨度内，只要我没有在半夜里遇到什么样的不测，或者是碰到坏人恶人的暗算。一旦巡抚或者总督大人能够给我足够的机会，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那些关注我的人们，我会努力提升自我，拼命干到底。人们或许会嘲笑我的失败，同窗们甚至会向我扔石头，老师和朋友们，特别是（又是一连串长长的名单）……也许会认为我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名垂千古。”“1846年1月27日——今天我又读完了一部经典之作，《列女传》。这已经是我第九次读它了。我书单上开列的图书不是很多，但每一本我都会认真加以研读利用。每次，我通读一本书，都会在书上注上标志，注明阅读的起止时间。这是一本我从没有打算去背诵的经典，但里面一样有很多优美的段落，记述了一群有趣、可爱而且英烈勇敢的女性。其中花木兰的故事最为吸引人，我正看着她传记的开始章节。”“1月28日——家人郑重其事地把婚姻大事摆在了我的面前。尤其是我的叔父，他比我的父亲还要热心。他们联手为我安排了一桩婚事，对方是一位同为合肥籍的姑娘。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品德高尚，而且我母亲担保，说她各方面都不错。至于她的容貌，足以打动任何有心思想结婚的年轻人。然而，一句俗话说得好，‘倘若春天花开早，人生之树果实少’。我不是不想要这位大家闺秀，虽然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建立自己家庭的准备。我决定不去理会我叔叔将要说些什么，更不去管将来能通过娶这个女孩子，能得到多少的财产。”“当然，我并不知道我的人生能活多久。但我坚信我的寿命会很长，长到使我有足够的机会生儿育女，使一生变成荣耀的回忆。一个男人应该生很多的孩子，用以缅怀他，给他安坟上土——我当然不会违背祖训的。”“我的好友阿峰来拜访我。我俩进行了一次严肃的长谈。他告诉我，他那严厉的父亲希望他能娶舅妈的女儿为妻。她尚是一个小女孩子。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她，更不想见她。可是，他还是要动身去南方完婚了。”“阿峰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才俊。他勤奋上进，为人热情正直。阿峰坚信自己同样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当我们共同立志考取功名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事业。今天，他给我带来了几大卷的小说，邀请我品藻。可我不愿意伤害他，坦率地告诉他，虽然他的小说读起来很有意思，但语言太过于平淡，犹如市井之人粗言俗语。不仅如此，我还批评了他的书法。他的字写得很平淡、不够文雅。我给他看了我的作品，几幅行书书写的字。我精心装裱，并在左下角盖上了美丽的印章。我想，他在看过我的作品后，他肯定会有点泄气。”李鸿章的夫人和儿女们“我一直认为对待任何艺术或者工作，不可以马虎了事。也许我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夸耀自己难免显得骄傲自大，但是事实正是如此。成千上万的古人这样记录着自己的生活，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笔写我心是一件好事。但是阿峰对文学太过于随意，并且他学养不够丰厚。这些都让我觉得他想靠笔杆子出人头地是不太可能的。但我没有这样跟他说，因为很多人也曾对我说过这些伤害我很深的话，我实在不想看轻别人的努力，打击别人满腔赤诚的理想。”“但是，我也希望自己永远别像可怜的兄弟阿峰那样粗枝大叶。如果我像他那般连续三次名落孙山，我会隐居山林或者逐风水而去，不再入世。”“3月19日，今天我满心欢喜。知府大人给我在府衙里安排了一个实职。我知道，自己从今往后，就踏上了为官从政这条康庄大道。我严厉而高贵的父亲颇感欣慰，我慈爱和蔼的母亲更是高兴得无与伦比。我不知道我的叔叔对之有什么感想。或许，他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了。父亲正备轿，准备亲自去告诉他，并邀请他一道参加明天盛大的筵席。”“也许，我该结婚了。媒人说，那位姑娘对我很中意，想和我交结秦晋之好。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母亲的。”“当日，稍晚些时候——我兴奋异常，难以入眠。即使我远住在洪街的叔叔，也在父亲见到他之前，得到了好消息。他拎着两只肥鹅和一条鱼往我们家走来。他俩在路上走岔了。父亲沿着果墙，抄了一条捷径走，叔父则沿着洪街直接去了知府衙门。他要给知府大人送一份答谢礼。”“叔父说因为他和知府大人私交甚笃，所以我才有如此的好运。多年来，叔父和知府都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收藏古玩。”“我当然没有反驳叔父，而是跪下来千恩万谢。周围的人都知道，四天前，和蔼、尊敬的王知县来我家做客，对我说了很多的赞美之词。我都听了很多年了——”“李鸿章，你还记得自己在辉水湖偷走了我的鹅么？”“我答复他我记得很清楚，尽管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你甩石子，差点砸死魏家的千金大小姐？”“我告诉他，对于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也很难过。就像以前所做的那样，我跟他解释说，我当时想和那些地痞无赖打架，根本无意于伤害那个女孩子。”“王知县继续说，那时我认为你有朝一日一定会被凌迟处死。但看到你因为这些事情受罚而畏缩的样子，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尊父也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很开心，因为他早就说过，他在自己的地界里对你毫无办法。”“但是，目前据我们所知，你近年来表现也很值得称道。你学业上也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现在，你从《春秋》结尾处起的第六十六段，背诵来给我听听。”“我很高兴他选择了这部典籍。因为我能把《春秋》从头到尾，用朱砂笔默写下来。我就为他背诵那第六十六段。还没有背完，他就抬起手来示意我停下来。然后，他说他考虑了好一阵子，想给我在他的县衙里安排一个职位。但他也知道，我的父亲想让我从知府的衙门里干起（所以他会在知府面前推荐我）。”“我衷心感谢他，因为他原谅了我曾经的过失。只因他在知府面前说情，扔石头事件并没有使得我的名誉受损。离开之时，我都有点飘飘然，并自命不凡了。我知道，知县大人是一个坦率正直的人，他不说假话，毫无疑问，过不了多久，知府大人就会派人来邀请我。”李鸿章手书“自从我回家以后，家里满府上下都非常欣喜。我自己则兴奋的合不上眼。我担心我满脸的亢奋，看上去像是偷偷吸食了鸦片。但没事，明天就会恢复如初。明天，我将大摆筵席，邀请宾朋。我将给客人们朗诵我所写的诗。我让人捎个口信给阿峰，让他也来赴宴。但是每次他出现在我家，我母亲都会斥责他。他可能会觉得除非自己拎着一袋米来，否则不会受到欢迎。但是对于这个穷小子而言，这样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家一个月顶多能吃上两顿肉，其余的时间能有米和蔬菜吃，他们全家就认为很是幸运了。”

这位酷爱文学和做官的年轻人是否著文记录那次盛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有位侄子居住在南京，手里保存着不下六百份的李鸿章手稿。其中有一首长诗讲述了某一个类似的场景，告诉了我们将会发生的事情。他把手稿给了我，让我翻译出来。事实上，这首诗的主题和叙述非常确切地和我们谈论的宴席有关。

这首诗过长，不适合在此复述。特别是后面的部分，旁枝斜出地讲述了他对于国家政治的种种看法，以及他对于历朝中国文人的看法，翻译成英文很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些五律诗的部分重现于此：

AN EARLY REWARD OF GENIUS AND THE

JOYOUS FEAST SENT BY THE GOOD GENII TO

THE YOUTH OF GREAT EXPECTATIONS

No questionings do mock my mind，

That the good genii of the sky

Will favour those who hold quite true

To all the rightful things.

These words I say because in recent day

Sweet tidings, like water of the stream，

Have flowed into my heart to stay

And make a lake of gladness there.

I sought the honours of the school and literati，

I worked at morn, and midday too，

I strove when other students shirked，

Or wasted time at games.

My heart did burst with learning's longing，

Nothing else could give me joy.

I memorised and worked the harder

To realise my fond desire.

The clouds in glory sent their rains

To water seeds of thought in me：

The birds sang ever sweet refrains，

Inspiring me to con sweet words.

Soon I became a Budding Genius，

And then another rank I took.

And then the highest flight I gained：

Thus I reached my heart's desire.

But when the hien-kwan of the district

Sent for me to seek his yamen，

I hastened with my fears excited—

How happily was I mistaken！

O, what blessed words he uttered！—

He who once had caused me pain—

Of how the whole hien rejoiced，

And that an office now was mine.

Then came a time of song and feasting—

Happy feasting in my home.

With father proud, and friends about me，

Eating, drinking—rice and tea.

Glad and merry mandarins feasting！

Joy within my heart was swelling，

For the honour that they showed me，

For my parent's pride in me！

诗酬才俊远大坦途书

吾心向无拘，直如魅长空。

所爱真与义，囊括正气中。

近日多佳音，似水绵无穷。

从文待盛荣，未敢付嬉戏。

托志于经册，矢志坚无虞。

负重行路远，多难则神兴。

云雨播厚霖，活水藏慧根。

天鸟相与鸣，引我慷慨歌。

不日登龙庭，恣意展雄才。

行远路自高，得酬吾所愿。

是时众友至，相聚府衙欢。

得令高堂尊，复使同门荣。

长宴达宵旦，醉中咸品官。

家父乐我成，满心向腾达。

这些诗歌剩下来的部分，已经呈现出很深的思想和内容，译者不容易用英语翻译出来。不过依然可见，作为一名热情澎湃的青年诗人，作者已经成功地达到了他的年龄上所不具备的成熟与深度。  第二章 关于基督教文明的观点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李鸿章持续记录着他对不同主题的各种看法。如果将他的文章悉数译出，尽管涉及各不相同的内容，但还是可以按年代顺序关联起来。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主题里，李鸿章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无疑是最有趣的一个。

正如在本书的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译者手中接到了大量的资料，加以精心挑选，再以不同的章节和标题呈现出来。这个方式是非常适用的，这样一来，读者可以通过各个主题，对他做全面的了解。

然而，有一些宏大的论题，篇目冗长，且分别出现在日记的诸多条目中，或者出现在毫不相关的其他卷宗里。光光单个论题，都可以集结出版。例如，据权威估算，关于慈禧太后和宫廷生活的文字，译成英文后要有五十万字之多。有关外国人、传教士和基督教的论题，也在资料中反复出现。李鸿章要么把所有的外国人当成基督徒，要么把所有的基督徒视为外国人。这位总督似乎从不厌倦地写作这些论题，因此，我们精选的内容只占回忆录众多条目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所提出来的内容极为严格谨慎，力图把李鸿章对于外国人和基督教的看法体现清楚。在这个五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他的看法是不断改变并改进的。

1849年，李鸿章在北京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及了基督教：“我想，如果我能在我的书或者文章里，把洋鬼子们信奉的诸神真相和虚假的上帝告诉国人。这将是一件多么高尚和光荣的事情。同时，也会让我们冥冥中的圣贤们和列祖列宗倍感欣慰。我可以确凿无误地掌握相关信息，向国人揭露这些骗子令人蒙羞的真面目。至少让南方那些愚昧的底层苦力们明白。他们已经沉沦于这些黑袍人的亵渎言论当中，中蛊太深了。”中年得志的李鸿章“这些洋鬼子到我们中国来，并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他们举起双手，高声布道，声称他们是为中国人自身的利益而来。但是我听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为外国那些别有用心的机构所雇佣。他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暗中监视我们的政府。”“我听说，很多年来，一些黑袍人在我国西部传播他们邪恶的教义，公然挑衅玉皇大帝和众神。这些黑袍人属于洋鬼子的某一个教派。我听说他们分为很多教派，都为同一个被称为‘天父’的神灵而布道。这些教派彼此间相互憎恨。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位天父，他是不会为自己有这样的徒子徒孙而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教义说，天父让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了人类犯下的罪恶而赎罪献身——未料世间竟然有如此荒唐的教义！即使他们的教义听起来如此荒唐，我作为有头脑的人，也禁不住对之认真思辨一番：若说天父之子的到来是为善良的人献身，听来也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神是至善的，也希望人们好，难道他会允许自己的家人为了那些罪犯而像一个罪犯那些死去吗？很久以前，一直有人暗示我，大多数的洋鬼子其实是疯子。现在，我开始相信了。奇怪的是他们竟有何种本事，怎能从我们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中带走如此之多的信众？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坚信这种宗教狂热很快会消失殆尽。”

1849年，他又写道：“秦翰林告诉我说，他听说在河南有几个洋鬼子疯狂传道。这些人来自法国，属于天主教派。这些锲而不舍的洋鬼子，到我们国家传教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甚至结成了团伙，成了很大的气候。他们的信众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愚弄我们的人民，还试图愚弄我们的神灵！他们假扮成中国人，同时，又在不停地嘲笑中国人的宗教。”“这些狂热分子有非常古怪的念头。他们说，越要尊重天父，就越要禁欲，不能娶妻，甚至连一个老婆都不能有。然而，他们又积极劝导人们早婚早育。这是些什么谬论？这些家伙要是死了，没有人去吊唁，没有人为他们守孝，没有人为他们上坟。但我好奇的是，这个教派的人都不结婚，哪里来补充新的传道人？或许，他们指望能从那些愚蠢的皈依者中，挑选出那些不结婚的人来传教。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能够成功，因为当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听信了黑袍人的谰言，他们当然心甘情愿照着他们指示的去做。”“秦翰林曾写过一篇咨议递交都察院，并上书圣上，肃清这些西方来的黑袍人。但是监察御史回信说，朝廷是不会关注这些外国教派的，以免他们妄自尊大。此外，据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在亚洲的另外一端，而这些黑袍人其实全是法国政府官员假扮的。据说，他们并不靠百姓的贡奉为生，也没有自己的衙门和舒适的官邸。他们的寺庙，是一个高大方正的建筑物，外形很丑，但建得很牢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鸿章似乎没有怎么再写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可是，在1854年，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显然，他还是那么憎恨基督教。当时，他正在中国中部的家乡——合肥操办团练。而刚刚兴起的太平军都自称基督教徒。他们正携带枪炮和刀剑，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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