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崇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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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阳讲记试读：
业医感悟
中医讲究传承，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吸收了几辈人的真传、医学精华。所以我现在在临床上能够治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并且又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坚实的、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
大家晚上好！
前不久，我受广西中医学院的邀请，在广西做了几个讲座，据后来得到的信息，都很满意。广西中医学院特聘我担任他们的教授，指导他们的一些工作。在广西，包括他们的老师、同学，现在还在跟我不断地联系。所以，在回来以后，我们基础医学院的领导，希望我也在本院谈一谈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晚上，借这个机会，就在本院，我再来讲一讲。
刚才，我们的赖书记已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本人的一些情况。在介绍情况时谈到了，我除了在学校搞教学工作以外，一直不脱离临床。所以，我就用了过去的病案和病例，用一年的病历做了个统计。在开场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谈一下。
一年里，我一共诊治了2745人，一共是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病人的来源除了我们本地、本省的以外，还有部分是从外省来的，也有从国外来的。在这么些处方里面，为什么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呢？就是个别的病人，我给他开了2张处方，也就是，他需要有善后处理的，就是病基本上已经告愈了，所以多开了一个末药方，病人可以小剂量服用，以巩固疗效。我统计了一下，所涉及到的病种有83个。全年所用的药有42种，就是在20076张处方里面，一共有42味药。临床治愈率，对有一些疾病，是它自身的临床症状的改善和消失；有一些慢性疾病，还要西医院校、西医院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的异常，要有这方面的检查资料，来验证它是否是治好了，肝脏上的功能是否是恢复了。
在这20076张处方里面，用生姜，一共用了20016张的处方的生姜，这当中还包括了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这当中，20016张处方里面，还包括生姜、干姜或筠姜同时使用，所以，一共占了全年的99.7%的处方都用了姜。那么桂枝尖这味药，也就是桂枝，但也包括了肉桂和官桂，在整个全年的处方里面，一共有19852张，这当中包括了桂枝、肉桂或官桂同时使用，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8%。而制附片这样药，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实际上都称其为制附片。在全年的处方里面，一共有19423张处方里面都使用了附片，这当中还包括了制附片和制川乌同时应用，这占了全年处方的96.8%。卢崇汉先生在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刚才谈了，生姜占99.7%，那么生姜或煨姜的用量呢？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一剂药在30g到200g之间；干姜、筠姜或者是炮黑姜的用量在25g到90g之间。桂枝的用量，每一剂药在15g到75g之间；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每一剂药在15g到30g之间。当然，也可能在另外的时段，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用得更多的，但在那一年里，用得最多的，用肉桂用到30g。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量，一剂药是60g，在那一年最重的量是一剂药250g。这是我把一年的情况进行的整理。
我记得在10年前左右吧，学校安排我带一个从日本来的医师。这个医生本身的水平已经非常的高，他当时的年龄比我大，他已经在日本行医20多年。他是三所院校的毕业生，他很早是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了5年的中医，然后又是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的生化学博士，然后他又是东京的一所医学院校的医学博士。他那一次到四川，到成都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医的临床，他就是要看看四川的医生、老师在临床上怎么样。这个人当时已经50多岁了，在学习上，他跟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每周出三个半天的门诊，没有全天看门诊。当时，一个半天是40到50个病人之间，他统计了我一个星期要诊治135个病人左右，有时达到140多个病人。他每次跟着看病时，他都对病人的病情和病人服了药后情况进行了了解。最后，他就在他的手提电脑里面把我的处方处理了，共有700多张处方。一个月的700多张处方里面所涉及的病种，按照西医的归类应该是有47种病种，那么如果按照中医教材对阴阳理论的认识，证型也相当多，既有阳虚的，也有阴虚的。他进行了统计，结果他发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为什么许多有明显阴虚症状的病人，仍然使用了大剂量的姜、桂、附等辛温扶阳的药物组成的方剂，而病人服用过后反而阴虚阳亢的症状得以消除，并没有出现一般中医理论所认为的伤津耗液、五心烦热等病情加重的情况。
第二：他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用药的整个数量很少，也就是药的味数很少。一张处方也就是五六味药，或者七八味药，最多的就是十一二味药，大多数都在七八味药之间。
第三：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700多张处方里面，一共只用了27种药。卢崇汉先生在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他在学习完了之后，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中医学院的一个留日回来的博士生当翻译。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效果？为什么这样的辨证和用药？他无法理解。我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的。很多疾病，按照他学习的教材理论，他的思路中就不应该使用姜、桂、附啊！如果使用了，很可能出现不好的反应，甚至于出现副反应。为什么没有出现？他非常关注这一点。但由于他所接受和理解中医理论的局限性，我无法给他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他也很感激，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种辨证的思维方法。他原来只是听说，而后来他亲眼看到了这样的应用，在临床上确实能解决很多用以其他的中医理论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辨证用药？为什么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我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这就引出来了我这次到广西去，他们希望我讲一讲：为什么我那么年轻就能够诊治那么多病人？为什么在病人中有这么大的影响？
今天，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称其为“业医感悟”。
我们现在的中医，实际上整个大环境还是很好的，中医院校招生这么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学习中医，再加上政策上也是越来越好。再一个呢，市场前景实际上也很好，只要你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市场的前景很大！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市场。
还是先来做一下我自己的介绍。我出生在中医世家，祖辈数辈行医，从很多现有的资料中，比如《德阳市志》、过去民国时期的《德阳县志》已经有记载了，因为清代光绪以前我的祖辈还在德阳，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家族。到我，应该是七代搞中医了。我从几岁开始，由于在那种环境里面，从认字就开始接触中医的名词，接受中药的名词，什么是生姜，什么是桂枝，什么是制附片，什么是天雄片，那么写字、认字就从此开始。再后来在那样的环境下就产生一种想学医的想法，并不是我们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学医，这要靠自己。我在少年时对中医就特别向往。一直到我十二三岁就正式开始读一些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等，当然很枯涩，因为当时没教材，读《伤寒》、读《金匮》、读《神农本草经》。那么这些都是经典，当时的读还不解其意，那只是读。年龄稍大一点后，祖辈们就逐条逐条地给我讲这些经典，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学习，然后自己再读郑钦安的三部书：《伤寒恒论》、《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为什么要学郑钦安呢？因为他是我祖父的老师，后面我要谈到这一点。到了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开方了，可以治一些病了，那时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限制，只要能够看病、有人愿意找你看病就行，所以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医治了相当多的病人了，那时每天大约要接诊七八十个病人，可能还没有现在在座的同学们的年龄大，大概就是刚刚入大学的年龄，那时我已行医，到现在算起来已四十多年了。
到了1973年，通过我在家里随着祖辈们的学习后，我觉得我应该更广泛地去了解整个医学方面的情况，去接受更多的现代医学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身修养，所以我在我大伯父的支持下（我大伯父卢永定，他也是蜀中名医，行医六十多年）到了江苏新医学院（新医学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合并后的大学，当时叫江苏新医学院）。卢崇汉与伯父卢永定在一起
临行之前，我伯父卢永定和父亲卢永华就嘱咐我要隐姓埋名，一定不要在那个地方抛头露面，要潜下心来认真学习。但结果在南京不到半年，也就是一学期不到，就有病人找上门来了，为什么找上门来了呢？这个病人原为成都军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成都患病一般找我们为他诊治，效果很好。后来他调到南京军区当领导，他在南京生了病，又专门从南京飞到成都找我们看，一到成都，当然也就知道我在南京了。他回到南京后，很快就到学校把我找到了。我只能接下这个病人，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军界高级领导，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就二十五六岁吧，南京军区的一个高级领导居然到学校里去找一个在读的学生看病，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病人在南京生病时，曾用中西医的办法治疗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效果，并且还逐渐加重。他患的类中风，也就是口眼歪斜，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针灸、按摩、推拿、吃药什么都用了，后来通过我的治疗，可能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病很快就得到了治愈。这样，治好这个病以后，情况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很快我便成了江苏新医学院里面一位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在哪儿呢？当时学校对我很特殊，第一，江苏新医学院，还有江苏卫生厅的领导，他们给我做了一些安排。一个是江苏卫生厅给了我处方权（因为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是不应该有处方权的），以便能够给一些特殊的领导看病，包括省、市、部队的领导，还有其他一些艺术界的，也包括中西医界的。第二，学校里有很多课我可以不去上，比如体育、政治、军训等，除了专业课，其他一些不沾边的课程我都不用去上，因为学校安排许多病人给我看。在当时，除了作为学生上课以外，每天还给我安排20个病人。看这20个病人都是学校规定安排的，凭单位党委介绍信，再由江苏新医学院党委办公室批准，批了以后，再到系办，最后才到我这里看病。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反过来考虑，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是在对中医传统理论的接受上，中医理论的认识上，在对疾病的认识的指导思想上，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临床上我所治的病，由于这一次要讲，我就筛选了一些。我当时到成都中医学院很年轻，1978年就到成都中医学院来了，当时刚好30岁。一来学院呢，就安排我到附属医院门诊去看病，并且参加中医的教学。我呢就一边教学，一边看病。由于当时在临床上出现了很多误会，我想呢，也可以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一下。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慢性肾炎、肾功能早期衰竭的病人，她是我省某领导的夫人。她的肾功能检查肌酐比较高了，她的尿素氮也是很高的了，CO2的结合率比较低了，尿蛋白很高，血液里的白蛋白很低，球蛋白很高，她的整个肝肾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人最初找的是我们中医学院的一个老教授看的，药吃了很长一段时间，效果不怎么好。那个时候，我在附属医院看病，刚开始去，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病人就很多了，我的号必须提前一天才能挂上，在我那个年龄阶段的中医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病人，她也来我这里凑热闹，也非要来找我看。在找我看过后，当然，我的诊断就和前面其他医生的就不完全一样，因为我用了大剂量的姜、桂、附。那么，这个病人通过不到两个月时间的治疗，她的蛋白尿就消失了，她的肾功能改善了，她的肝功能正常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病人后来又去找了那个老教授，这个就不太好了。她把我开的处方拿去找了老教授，老教授看了就说了你不能吃这个方子，你吃了这个方子，病情要加重之类的话。但是呢，老教授不知道，她已经吃了将近两个月的药了，效果很好。这个病人最后是痊愈了，我又给她治了一年多，所有的情况都全部正常了，恢复了健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有来往。
当然，后来由于我在中医学院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在临床用药上，可能没有按照教材来用药，所以我受到了批评。（听众笑）因为教材上不是那样说的啊，你不能那样用药。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必须还要带实习的同学，因此带实习也遇到很大的麻烦。遇到什么麻烦呢？同学们都是按照我们教材中讲授的内容，来进行临床上的辨证、立法、用药，但是我在临床上给他们说的又不一样，我的用药与教材的出入很大，所以同学们就很困惑。因为实习嘛，他们首先也要接触病人，写病历，然后他们要辨证、处方、用药。我开始也有意识地同意他们按照教材的思路来辨证用药，并叮咛病人用药后一定要再次来复诊。但是，病人吃了药以后效果不好，所以病人又来了。我说我来看吧，完全按照我的思路，来进行辨证、用药。当然就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但病人吃了药过后，效果很好。那么后面，就一直采用这种办法，但这种办法同学们没有真正学到好多东西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通过学校五年的正规教育，学习了中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以及临床各科的课程，认为应该是这样用药，但卢老师不这样用，而他们那种用法效果又不好，卢老师的另外一种用法效果很好。他们就觉得要比较一下其他老师是怎么辨证用药的。这些同学就采取什么办法呢？病人在我这里看了病，我开了方。同学们很聪明，当时整个门诊楼里都是他们同年级的、在各科室实习的同学，每一个诊室里都有。他们就把这些病人带到其他诊室里面，请其他老师看一下怎么怎么样，当然其他老师看过后，提出了跟教材完全吻合的观点，跟同学的观点也很吻合。同学们高兴啊，因为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啊。“卢老师，你看我们开的方子，完全正确的，其他老师就这样开的，我们也基本上是按这样来开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立即否定我，而是想继续验证我的疗效，所以继续用我的方子。结果，按照我开的方子给病人治病，病人的病减轻了，最后好了。那么，这样就导致了学生更加困惑。这个是个问题啊！当然，我于是就给他们解释，学中医可以根据很多不同的流派来进行辨证，以及指导临床的用药。但是，有同学马上就提问：不管你按什么流派来进行辨证，你不能把阴证辨成阳证。阴虚就是阴虚嘛，为什么阴虚都变成阳虚了呢？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这个问题，过去我在南京的时候也发生过。怎么发生的呢？我在南京的时候，因为已经小有名气了，经常要请我去会诊。
我记得有一次，去给一个从上海来的领导进行会诊，住在某某军区总医院里面。这个病人是高烧不退，当时年龄接近60岁，是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这个人高烧40多天降不下来，所在医院对他的治疗该用的办法都用了，但都没有效果。我当时去的时候，医院给他采取的物理降温办法，就是睡的冰枕、带的冰帽，全身都敷的冰，腋下也是冰包夹起的。当时，南京的中医界用的药物都是大剂量的清热解毒凉血的药物，因为高烧嘛，体温41℃，连续40天以上，一直不降。口腔、牙龈、鼻腔都在出血，怎么办？那一次的会诊场面非常的大，江苏的5所医学院校都有专家来了，包括部队的军医大、上海的医科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的专家都来了。那一次对病人最后的会诊结果，他们商讨的办法跟以前还是差不多：用中药，还是大剂量清热解毒凉血，只是剂量再大一点。当时，在这次会诊的专家中仅中医就有七八位，除了我是个学生之外，其他都是江苏中医界很有名气的中医先生，有南京的、苏州的、南通的、徐州的，等等。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思路呢？我当时的思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对这个病的辨证，我认为还是阳虚！所以这就很麻烦啊！病人又在出血，又在高烧，你居然还认为是阳虚！因为那个时候病人可以说已经麻木了，他由于高热不退，很难办。我根据他的情况用了药，用的什么药呢？大剂量的附片！我记得用的附片是90g，或者是75g。用了生姜，用了炙甘草，用了淫羊藿，那么这实际上是个四逆汤加淫羊藿。为什么要这样用？我提出了我的看法，当然我提出的看法都不被会诊的老师们接受，因为我最年轻，我那时候只有二十几岁，而那些老师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名医，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名医。我认为，只要能把阳气固住，这个病就能够挽回。这个阳气一固，阴一生，那么他的发烧、出血就会得到改善，但是没有人相信啊！最后是主持这个会诊的江苏省卫生厅领导和某某军区总医院的领导支持了我，他们认为：就按小卢医生（当时他们称我为小卢医生）的这种办法来试一试。当时我们江苏新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他也很支持我，他就提出来：要用小卢医生的这些药，希望医院方面做好配合，万一其他老师、其他中医、其他医生提出会发生很大的副作用时，该怎么办？出现大的出血，该怎么办？抢救的措施必须要准备好！（听众笑）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全盘考虑！这个病人当天用了药，晚上情况就发生改变了。当天晚上的体温就开始下降，41℃的体温当晚就降到38℃左右。高兴啊，作为医生非常高兴，没有出现大量的出血。到第二天，体温就更下来了，体温落到37.5℃以下了，出血就完全停止了，全部结痂了。那个处方连续用了三次之后，体温恢复正常。后来这个病人我又给他治了一次，因为他毕竟是住得太远了，还有呢，我本身也不是他的主治医师，当时我只是解决他的发烧。这个病人的烧完全退了，体温正常。
于是，在当时的中医界就引起了一些看法，提出看法的有叶橘泉先生。叶橘泉当时是南京药学院的院长，他称得上中医大师、中医泰斗，他主动约见我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约见我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一位亲戚一直在找我看病，他亲戚是慢性肾炎。我给她看了两三个月以后，她的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吃了大量的姜、桂、附。所以，叶橘泉很关注，他过去也曾给他亲戚看过一段时间病的。他亲戚当时也是江苏新医学院的老师，当时校内找我看病的老师相当多。那么和叶橘泉见面，他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知道四川的“卢火神”，他知道四川的用药确实跟江苏不一样，跟整个江南一带不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不在四川了，已经在江南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水土、饮食习惯跟四川不一样啊，人的体质状况跟四川不一样啊，为什么你还能够按照四川的那一套办法来进行用药？我当时就给叶先生这样回答：郑钦安在去世之前，留下嘱咐给我祖父，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因为一直在四川这个地方呆着，不知道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的生活习俗到底怎么样，气候条件怎么样，水土怎么样，所以我祖父在郑钦安去世之后，就开始游历四方。用了三年时间，走访了包括两广在内的21个省份，一边行医，一边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医药知识，尤其是中医的用药特点。他到过上海，到过南京，他认为那些地方同样可以用姜、桂、附。他也在南京治过病，当然那是很早很早了，那是光绪末年的时候了。（听众笑）叶橘泉先生说：“那么，到底你们的机理在哪里呢？为什么你们要那样用药？”因为他研究了我给他亲戚开的处方，有近30多张处方。“这30多张处方，你都是用的辛温药物啊，她（的病）不应该那样用药，她不应该吃那些药啊！但是，她用了这些药，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任何副反应，反而病情在好转。”作为他来讲，感到非常疑惑，他称得上大家的啊！当时我的回答是：其核心的思想就是“重阳”的思想，其核心就在“扶阳”。另外我还提出了一个假设，我这个假设是这样的：我大剂量地运用姜、桂、附，大剂量地运用辛温药物，那么这些辛温药物所组成的配方的化学结构式是什么？能不能请南京药学院把它研究出来？他说还没办法。就是对这些方、复方的结构研究，它是不是性质改变了，当然那是一种假设。
那么，为了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1975、1976年左右，我给北京中医学院的任应秋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任应秋有一个很小的册子，叫做《阴阳五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是60年代出版的，很小，也就是几万字左右。这个册子里面始终强调的是阴阳的平衡，始终动态平衡，一点不能偏，一偏就是病（后来的教材都受他的影响）。那么，我在信里面提出来了：阴阳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阴阳关系，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病理上都是这样的。当时任应秋先生没有给我回信。（听众笑）但是，当任应秋1980年到了成都时，我找到了他。那一次也是在我们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学术讲座，因为当时刚刚召开了科技大会，全国掀起了科技的热潮。那一次从北京来了好几位中医界的知名人物，有王小儿的儿子王伯岳（此非成都的那个王小儿），有方药中，还有其他好几位名家。那一次，任应秋也来了，我去找了他。我就提到了我在1975、1976年间给他寄过信，我给他写过一篇关于阴阳方面的文章，问他收到没有。当时他说他收到了，他还回忆得起，但是他说没有想到在成都中医学院我们见面了。因为在那次会议上，他在讲阴阳的时候，他谈到了“阳主阴从”。我就提出：“我那个观点，任老，您接受了？”他没有说话。（听众笑）
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药。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当时我们的南京中医学院的院长邹云翔先生也是一位名中医，他当时是中医界的肾病专家，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担任南京中医学院的院长。我在南京的时候，我去旁观过他诊病，他主要是治疗肾病。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70岁以上了。当时我看过他诊治肾病，他用的药，确实与我们用的不一样。我看到他的方里也要用附片！但是他的附片用量太轻了，附片6g。当时我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些复诊的病人，这一个月来和下一个月来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善，我就说：“邹院长，你这些用药可不可以考虑重一点？”他那时候还不认识我，他那个时候也不参加教学了，毕竟七十开外的人了嘛。他不认识我，他看到我戴的是一个白色的学院校徽，他就说：“同学，你有什么事？”我就提出来我的观点（那时候年轻，年轻气盛），我说你这种用药，对这种肾病的治疗，效果绝对不理想！我当时有点班门弄斧哦，他是全国著名的中医肾病专家啊！他当时觉得很奇怪，又因为我说的一口四川话（他抗战时候在四川呆过，因而他听得出来）。我就自报家门，我是怎么怎么的，他一下子就知道了，四川的“卢火神”！他就让我提出看法：“那么你采取什么办法来治？”他说在江苏不能这样来治啊，也跟叶橘泉说的话差不多。我就提出，应该按卢氏的思路来治，我在南京也一直在用，效果很好。我建议他可以增加剂量。最后，这个邹云翔老先生很不错，他主动地把病人介绍给我看。那些病人通过治疗，很多病情都得到了缓解。当时一个新疆某地区的领导，得了早期尿毒症。结果尿毒症同样有效果，得到了改善，最后基本治好了。他是早期尿毒症，还没有进行透析，当然这件事在学校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举这些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学中医哪，一定要学习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弄懂！通过经典的学习，然后从里面悟出道理来。那么这样对你的临床，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为了要说明这些问题，曾经写过一篇《用姜、桂、附的指导思想》的文章。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个指导思想是怎么来的？那么我就谈到了《周易》，谈到了《周易》对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影响。通过这些，我们对很多东西会有重新的认识和了解。
当然，我从南京回来以后，治疗的疾病就更多了，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在血液病方面（刚才我们书记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个很棘手的疾病，很不好治。从80年代开始（过去也治过，但是量不是很大）到90年代，这个量就开始变得很大，一共接待了两三百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已经治愈了一百多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这个病是造血功能不行了，很多病人都是从某医科大学过来的，为什么西医的专业血液科会将病人介绍给我治疗，这缘于他们门诊部的书记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她是药源性的，实际上就是用了氯霉素以后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最后形成再障。当时她的情况已经很差了，白血球只有一千多，血小板才只有几千，她的血色素也才只有三点几克，完全是在靠输血和输血小板过日子。一个星期就必须输一次，否则的话，就简直没法子活了。那么对于再障的治疗，是不是也要扶阳呢？同样的，也要扶阳，通过扶阳来生血，来生精。所以，这个病人经过我两个多月的治疗后，很快情况就得到了改善，就可以不输血了，血色素上去了。半年后，整个白血球和血小板都上去了。由于她本身是医科大学的一个中层领导，她就建议医科大学的血液科，应该去向中医院校学习。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现象，在他们那里检查出的再障，在他们那里住院治疗，对于他们已感到无能为力的病人，他们主动地介绍来找我看。断断续续的一直都有，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护士长，开着救护车送病人来找我看病！（听众笑）并且护士长一直陪着，而这个病人现在也已经很好了。最起码，他不需要一个星期就要输血，他的输血间隔已经落在一个月左右，输一个血即可，而原来需要输几个血。
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这所医科大学就想和我合作，做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科研，研发一个再障新药。因为他们是搞这个专业的，他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他们认为我的治疗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因为这些病人的资料全部都在他们那里。在和我商讨过后，我回来给我们学校的领导汇报，我记得我们现在的傅校长当时是科研处的处长。但是在当时，他们医科大学有个条件，他们要担任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因为要用他们的人力、他们医院的技术力量、他们的病房来搞这个研究，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中医学院就觉得有点亏，因为这主要是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搞一个中医的新药，为什么要他们来当负责人呢？所以呢，这个事情最终就没有搞成。虽然没有搞成，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把病人往我这里引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病人，确实治疗难度太大了，而卢老师你确实能够治好他们，所以我们把他们介绍给你，我们能治好的，就不麻烦你了。（听众笑）这是老实话，这是他们的科室主任这样说的。目前，在门诊，起码还有十几个再障病人，这么些年来，一直都保持着十个以上的再障病人在看病。治好一批后，又来一批，治好一批，又来一批。当然，从西医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叫缓解，他的造血功能恢复了，至于他三十年以后乃至五十年以后发不发，那是另外回事了。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红斑性狼疮，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病哪！特别是狼疮性的肾病，治疗难度也相当大！我在临床上这么几十年，所治疗的红斑性狼疮或狼疮性肾病也有上百例。记得我最早在1973年治疗的狼疮性肾病患者，到现在都还活着的。当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后来病好以后，结了婚，还生了小孩儿，那么这是完全用中医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的。现在红斑性狼疮及狼疮性肾病也有很多，在门诊上进行治疗，效果也很好。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有位病人，当时他的病比较严重，说话都比较困难了。这个病人的年龄可能就是在六十岁左右，身体很魁梧，很胖，块头很大。由于心血管疾病，他不能站立，只能躺着。那么，心肌的供血受到了影响，他的心肌缺血。他血色素异常的高，血小板也异常的高，高得有点离谱了。他的血小板当时好像是800多，也就是八十多万，他的血色素是57克，很高了，血红蛋白有57克。他胸闷、痛，他心里面很累，说话无力。我摸了他的脉，我认为是个典型的四逆汤证（大家都学过中医知道的）。那我用什么药呢？就是四逆汤加白晒参，就是加人参嘛！结果这个病人吃了三天药过后，情况改善了，以后又连续地去治疗，在成都治疗了两个星期，他就可以坐起来下床走了。一个月过后，他感觉很好了，后来一直在成都呆了将近三个月，整个情况得以恢复。后来我给他开了可以较长时期吃的药方，将中药打成粉末带回服用。
这一些都是比较危重的病人，中医能解决。
再比如，有一个大和尚，也是我们四川的。这个大和尚就是乐至报国寺的住持。他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有八十六七岁，突发性地出现心功能衰竭，出现休克。他是在遂宁广德寺讲学的过程中发病的，因为他在佛教界的威望很高，所以有很多大的、有影响的寺庙都要请他去，他因为过度的劳累发病了。发病过后，他出现了心源性的休克，急急忙忙地往成都送，送回成都过后，马上送进医院，但是送进医院后病情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大和尚的亲属告诉了我，我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我正要给学生讲课，无法到现场诊治），为他开了处方：附片90g，干姜45g，炙甘草10g。告诉他亲属将药立即煎好，慢慢地往他嘴里面灌、浸，结果一两天过后，他情况好转了，心跳增强了，心率增加了。最后这个大和尚康复了，现在已经是九十高龄了，身体还比较好。
所以，在临床上，很多疑难重症都可以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得到解决，并不是说中医就没用啊！中医有用，中医它的前景很广阔！
我能够这样的接触病人、医治病人，这完全是依靠从小的不断地学习，依靠了父辈的传承，所以，解决了一些西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当时大家都称我为“小火神”。那个时候，我一天要看很多病，那些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在单位上要看病，回到家还是要看病，我还没有到家，家外面已经排起病人了。这个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这与我祖辈的传承和教育是紧密相连的。
中医讲究传承，最近有一本书，叫《思考中医》，不知道同学们读过这个书没有？这本书在我们中医界影响很大，不光是在中医界，在中医界以外，影响都很大。作者叫刘力红，是广西中医学院的教授，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了经典，强调了师承，这个是中医相当重要的一点。所以，我爱人就经常讲我，说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的确是继承了我大伯父卢永定，我祖父卢铸之，我祖父的老师颜龙臣、郑钦安，以及他们的老师刘止唐等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医术。郑钦安和颜龙臣都是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双流人，名刘沅，字止唐，这个人很了不起。所以我是吸收了这么几辈人他们的真传、他们的医学经验，以及他们的医学经验结成的精华。所以我现在在临床上能够治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并且呢又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坚实的、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中医院校也在开始逐渐逐渐重视这一点了，要继承老中医的一些临床经验。比如说前不久，成都刚刚创建的名中医工作室，有王小儿的工作室，还推选了很多的名医，四川省的名中医，成都市的名中医，那么这就是具体地怎么样来继承、发展中医。中医必须要这样走，那么是不是现在办院校不对呢？不是，也不是！过去我提了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后来我自己都认为，难度有点太大了。我提了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中医院校的老师，你不管是教中医基础的还是教中医临床的，你首先必须是临床上的一把好手！如果你是临床上的一把好手，那么你再来教学，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传承给学生啊！就不要完全照着书本上的去教啊！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肯定能得到一些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要搞临床的，如果你要干中医，肯定就要搞临床，除非你以后不干中医。当然这个难度大，有种种困难现在没有办法来解决。
我接受了什么传承呢？我接受了祖辈们扶阳的思想，并运用于指导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治病效果。下面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钦安卢氏扶阳学说的传承历程：
要谈这个传承的源头，还要从刘止唐这个人说起。刘止唐是经学大家，这是个很不得了的人物。祖师止唐先生生于1767年，卒于1855年，他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清史稿里面都有所记载。他名刘沅，字止唐，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举人，道光六年授湖北天门县的知县，由于不愿意外任，所以最后改国子监典簿，再后来，他从成都双流县移居到成都市醇化街，由于他所住的宅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所以他就将他所居的这个宅子取名为“槐轩”。他基本上每天都要给门人讲学，从而创立了“槐轩学说”。这个人全面地肯定了儒家学说，他能够批判地接受释道思想，就是佛家的、道家的他都能够接受，所以他编撰群经。那么他一共出版了好多著作，《槐轩全集》是三千多万字，在里面还包括了医书。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十三经恒解》，有《孝经直解》。讲学著述有《正讹》、《子问》、《又问》、《大学古本质言》、《豫诚堂家训》、《史存》等一百余卷。祖师止唐先生很了不起！虽然在许多医籍当中找不到祖师的介绍，据我所知道的情况，他著有《圣余医案》、《医理大概约说》、《活幼心法》等一些著述。但是他的行医情况呢，他不是靠行医度日的人，因此呢他相当于是票友，就像京剧的票友一样，京剧的一些票友不得了啊，那可以说是比很多艺术家都还强啊！祖师止唐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把医作为一个很雅的事情，并且还能够救人。他培养出了郑钦安这样的人，那么郑钦安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刘止唐先生选注的《活幼心法》
太师爷郑钦安先生，名寿全，原籍安徽，其祖宦游来川，遂家邛崃县。生于嘉庆九年（1804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享年97岁。先生幼年对经史研读甚勤，嘉庆末年中秀才。后弃举子业，拜刘沅止唐门下学医，祖师止唐先生指导郑钦安学《内经》、《周易》、《伤寒》、《金匮》、《神农本经》。所以郑钦安就讲，他是穷究三十余年，对经典的学习从不放松，后来悟出了经典的精髓。其核心思想为：“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并把其核心思想运用于临床之中，贯穿在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中。郑钦安也是在青年时候就已经悬壶成都了，他一悬壶成都，就影响很大，所以现在尊称郑钦安是“医圣”，是“扶阳学派”的鼻祖。郑钦安是与曹颖甫、恽铁樵、陆渊雷齐名的人，他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在1980年的中日《伤寒论》学术论坛上，公认郑钦安先生是我们中医界伤寒学派的南派代表人物。大家学习《中医各家学说》没有？在《中医各家学说》的第五版教材里面就有专节来介绍郑钦安先生，论说他在医学上的成就。
我的祖父，卢铸之，名禹臣，号金寿老人。他是清末的秀才。由于出生于中医世家，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颜龙臣先生学文学医。颜龙臣先生也是在德阳很有名气的中医，他不仅是中医，还是个举人，儒学功底相当深厚。当时的郑钦安先生在川中相当有名气，被称为“郑火神”。颜龙臣先生与郑钦安先生都是祖师止唐先生的学生，他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原因，就把我祖父由德阳带到了成都拜郑钦安先生为师。但是我祖父拜师前，已经学医很久了，虽然当时年龄很小，既学文又学医，等到郑钦安先生那里以后，一直跟随了郑钦安先生十一年，吃住都在一起，那才叫真正的跟师学艺。就这样一直跟到郑钦安去世。在这十一年当中，郑钦安首先就是要求我祖父要读内、难、金、伤这些经典，再读，反复地读，这样才能理解里面的内容。听郑钦安讲经典，听郑钦安讲他那两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把这两部书作为教材。到了清代的末期，郑钦安的第三部书《伤寒恒论》刊行，实际上这本书主要是我祖父在参与整理，因为那个时候，郑钦安已经九十多岁了。当郑钦安去世以后，我祖父遵循郑钦安的嘱咐，也就是从师命嘛，游历四方，考察全国各地。当时他用了三年的时间，走了我们国家二十一个省区。那么在这二十一个省区，主要是了解当地的生活习惯，当地医生的用药，当地的气候，当地的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当地人的口味，有哪些不同。这一些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且边考察边治病，三年以后才回到成都。回到成都过后，开设医馆，悬壶济世，正式地行医了。虽然过去在郑钦安那里也看病，但还不是正式地悬壶，是跟师，所以在光绪末年开设了“养正医馆”。郑钦安先生穷究三十余年，对经典的学习从不放松，后来悟出了经典的精髓。其核心思想为：“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并把其核心思想运用于临床之中，成为“扶阳学派”的鼻祖。——郑钦安先生所著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成为“火神派”的必读经典著作。卢铸之先生由于临床效果显著，屡起沉疴，医德高尚，当时享誉巴蜀，世人尊其为“卢火神”。
卢铸之呢，由于他的临床效果很好很显著，可以说是屡起沉疴。由于医德也相当高尚，所以当时真是享誉巴蜀，世人尊其为“卢火神”。齐白石先生跟我祖父也是很好的朋友，齐白石到四川来生了病，也都是我祖父给他诊疗，所以齐白石还专门篆刻了印章，赠送祖父，称其为“金寿老人”。在上世纪的30年代，在中医界就有了“南卢北萧”的称呼。在中国的中医界，“北萧”就是萧龙友，“南卢”呢就是卢铸之，这说明他们在中医药学方面的贡献，所以有这样的称谓。
卢铸之，我祖父，在50年代，刚刚解放过后，当时有关部门就举荐他到北京，我记得在1954年举荐他到北京，去北京中医药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到那里去任职。当时他年龄很大了，已经接近八十岁了，所以他恳辞未任。成都中医学院在1956年成立时，也曾经邀请他担任副院长，他同样以年纪大为理由推辞了。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了一个会，是中央的权威会议，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我祖父曾给党的很多高层人物都看过病，所以他们一到四川来呢都很关注他，就要找他。他那个时候只在家里面看病，没有工职，也就算是没有参加工作，但是每天的病人相当多，这些都是有案记录的。后来在有关部门以及四川省省委当时的领导李井泉、李大章的关怀下，请我祖父到了四川省委党校，去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养起来，因为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也要看病，只是看病的面就很窄了，当时给他授予了卫生技术一级的中医师，这在医疗界系统里面是很高的职称，相当于一级教授。
我大伯父卢永定先生，字云龙。行医六十多年，为当今巴蜀名医。卢永定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是卢铸之先生长子，少年时代即开始随父学习中医，初攻外科针灸，继则专研内科。卢永定先生精于医理、勤于临床、经验丰富，在医学理念上他继承发扬了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他崇尚《周易》，强调阳主阴从；阐释生理，重视坎中之阳；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在临床治病中继承和发展了卢氏医学经验，善于运用大剂量辛温扶阳的姜、桂、附等药治疗外感疾病、内伤杂证，在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上有其独到之处，二他在医林中独树一帜，由于治病疗效显著、数愈危急，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同他父亲一样也被尊称为“卢火神”，其声誉名扬巴蜀。为了探索姜、桂、附治疗疾病的规律，到他那里来的每一个病人，他都会整理、记录病案，所以他从50年代，就开始把每一个到他那里治病的病人都认真记录了病历，并且装订成册，连续三十余年，积累了几十万人次，五千多万字的病历资料，每一个病历都是一个医案，如果要出版这一系列的医案，那就太多了。可以说这些东西是继承、研究、整理卢氏学派理法方药的一个重要资料，也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卢永定先生行医六十多年，为当今巴蜀名医。由于治病疗效显著、数愈危急，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同他父亲一样也被尊称为“卢火神”，其声誉名扬巴蜀。
我把他们这几个人，应该说是几代人举出来，介绍给大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想说明的是，他们代代人都是经史根底深厚，他们都崇尚经典，他们的涉及面都很广，他们对《周易》研究很深，所以他们都能成为一代名医，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既是名医，甚至也算得上是最负盛名的中医大家。
在这里面，我要谈一下云南中医学院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一些文章或介绍？以及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在《思考中医》里面，刘力红提到了田八味。那么这些人到底跟“卢火神”有什么关系呢？我祖父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1911年以后，在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在成都开设了一个“扶阳医坛”。他讲什么呢？这个“扶阳医坛”主要讲《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钦安的三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他每周讲两次到三次，每次讲一到两个小时，讲临床医案，讲中医经典。那个时候云南的（实际上是西昌的）昊佩衡、上海的祝味菊（实际上也是先在四川，后来才到的上海），学习了我祖父的这些学术理念。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吴佩衡和祝味菊也才二十多一点点，我祖父那个时候是四十多岁了，已经都有所成就了，所以他站出来讲。后来还包括当时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都来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包括后来在我们成都中医药大学里面任职的老中医，那个时候都还是很年轻的小青年，他们都喜欢中医。因为这种讲座是公开的，他们接受了这种扶阳的思想。在我祖父去世以后，我大伯父，在上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他继续开办我祖父的这个讲坛，也是开放的，也是免费的。讲医理，讲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讲临床所得。在那个时候，成都的唐步棋等也开始来听讲学习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唐步棋这个人，我比较熟，在70年代就比较熟了。他从60年代开始喜欢中医，他这个人的境遇也是很波折的。在我大伯父的启蒙和教导下，还是颇有所得。
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卢永定也好，他们对仲景的《伤寒论》研究很深。所以正如郑钦安所讲，在《伤寒恒论》里面，他就不抄袭前面的注家的说法，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临床不放，紧扣临床。比如他讲，在对“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那么这个“发于阳者”，《伤寒论》里面提到了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因为阳属七，阴属六。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当然这也涉及到仲景的原文。再一个呢，郑钦安他还指出为什么会发于阳，为什么发于阳七日就能愈，发于阴六日就能愈。他说：“按太阳风伤卫症，发热、恶风、自汗”，伤寒阴证呢“无汗恶寒”。那么这就是指“发于阳”指的是太阳，太阳底面是什么呢？就是少阴！所以，病“发于阴”这里指的是少阴。他认为张仲景提出的这个看法，如果只是去指太阳营卫的阴阳，那么他的用药就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就跟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所以他就提出了，每每在临症上，如果常常能够见到独恶寒身痛不发热的，都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往往能够起到奇好的效果。所以，他在伤寒的注解上面，他是从临床上出发，你如果接受了这个东西，敢于去使用，那么，你绝对会收到好的效果！所以会屡屡获效！以此推之，他又说：“病于阴，确有实据。”所以仲景所讲的六日七日实际上是从阴阳度数的角度上来考虑的。那么卢氏，也就是卢铸之、卢永定他们，他们治学非常严谨，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并且他们还能够兼收并蓄，能够锐意图强，能够敢于创新，所以卢氏后来又强调了，强调什么呢？就强调：“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所以，他们擅长应用辛温热药。他们应用辛温热药不是他们的偏好，他们认为应该这样使用，所以他们常常使用辛温扶阳重剂。我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完全继承了他们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应用的经验，所以在临床上取得了好的效果。因此，卢氏在学术上是自成一家，在医林当中是独树一帜。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对中医学的认识，对中医学的学习，对中医学的理解，最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得，应该把经典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这样，中医的学术就能够繁荣，我们的临床效果就会很理想。
对于治病，我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并且谈到了我的祖辈的传承。我从小一直到现在，通过学习过后，关注的一直是临床。就是这四十多年以来，我一天都没有脱离过临床，除了我的教学工作而外，基本上每天都在诊病，所以呢，还是有所得的。所以我曾经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学中医的同学，在学习了过后，都能够在临床上去打出一片天地，都能够站住脚，那么我们中医的希望就相当大了，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市场啊！所以我现在看到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难，我都很着急，不应该难哪，有那么多病人需要中医，真正地需要啊。但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你在中医院校读了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还要读三年的博士，下来你还不能解决临床中的问题，那当然就不需要你，市场也就不要你了。那么，确实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还来得及！一定要仔细地去学习、去研究我们中医的很多经典书籍，去学习真正有经验的、有临床所得的中医大家们的学术思想，把它学为己有，那么你再来用在临床上，你就会有所收获。你们想，我们中医学院要是每一届能够毕业几百个响当当的中医出来，那是什么概念啊！那么用人单位早就在中医学院门口排队等了，但关键是你要能够解决问题！这一点极其重要，但是要解决问题，我想也应该还办得到，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的。
我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医的问题，我也经常在思考，现在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们经常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宣传报道，都在谈中医中药，特别是谈中药的现代化。好事！现代化确实是好事，应该现代化。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怎么样让中医的影响更大一些？我得到了一些资料，当然这些资料应该是公开的资料了，我们国家，现在的中药出口量，一年也不过就是十亿美圆，也就是百把亿人民币，对于国家的外贸出口额，这确实是小数目。我们全国的中药有多少呢？我看到有个资料记载：全国中药的一年生产量是二百五十亿美圆，也就合两千亿人民币，全国两千个亿。那么，我算了个账：如果全国按照万分之三的比例来配备中医（这个要求不高），一万个人中间有三个中医，但是这三个人是一流的中医，每天的诊病量应该在五十个人左右（一天五十个人不算多，我一个半天就要看四十个），会是什么效果呢？你如果每天都有五十个病人，每天都会开出五十张处方来，一张处方捡六付七付中药，一付药十块钱，这不高嘛，跟西医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因为我在临床上就是这样的，一付药几块钱十块钱，那么一张处方就是七八十块钱，因为七付药嘛，一个星期来看一次。这是什么结果呢？这不得了！全国如果都是这样，一年，我们全国就要卖出多少中药呢？这个市场有多大？就应该卖出五千亿人民币的中药，而我们现在全国只产两千亿的中药，这儿就多出三千亿来，这三千亿的中药要用多少的人力去栽种啊！解决了农民的一些就业问题。我给领导们也这样讲，这个东西你来抓，这个能够办得到的，也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便宜啊，治疗一个很特殊的、比如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样的病人，一个月的用药还不到四百块钱，一个月吃不到四百块钱的中药，但是要把他医好。所以那些医好了后的再障病人他们讲：“卢老师，我在你这里吃了半年的中药，半年的中药花了多少钱呢？花了两千多块钱，就相当于我在某医科大学住了一天医院的钱，（听众笑）就那个概念。如果我们中医学院有高水平的，很多检测手段都可以省下来，那些检测仪器是去搞高精尖的，对一般的疾病，我们的四诊就可以检查出来，就能够解决。那么这是不是给病人的负担减轻了？这样会受病人的欢迎，也会受社保的欢迎，各方面都欢迎，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拿我们附属医院来讲，如果我们附属医院的门诊量每天能够达到五千人，我不知道我们附属医院现在的门诊量一天多少。如果能达到五千人，甚至于六千人，每一天都是这样的，那个概念就不一般了。光是卖中药配方这一项，一年就可以达到两个亿以上。而且这个成本低啊，不需要太大的投入。
大家以后都要从事中医工作，都应该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一想。当然，我也跟一些领导人呼吁过：既然要大力发展中医，又要中医能够解决问题，又要中医看病省钱，就应该给中医的待遇适当提高一点，那么这样推广起来可能还更容易一些，因为它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其他资源。我的这个观点在外面很多地方都谈了，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我今天提到这个是题外话了，跟大家讲讲罢了。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听众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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