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宏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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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招妻试读：
真实
柴静第一次在《读库》上看到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阿V姑娘的日子》的照片时有过。
马宏杰拍了河南残疾人老三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了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老三也不愿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就去宁夏“招妻”——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有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有老人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马宏杰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老三后来总算定下一个媳妇，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马宏杰没有。
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100块钱，让她回去，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老三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拿了后跑了，老三被“放鹰”了。
老三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两年，红梅想家了，喝了老鼠药。老三只好让她回去，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了近30年，后来又拍了刘祥武，一个跟老三有着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现在。
这些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马宏杰拍的都是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的老三，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撕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的，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马宏杰拍耍猴人，一开始是在街上遇见，感兴趣，就陆续跟拍了近十年。马宏杰跟他们一起扒火车，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晚上，马宏杰跟他们一块儿睡在立交桥下。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里有张50元的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最爱其中一只小猴，有张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一只细小的黑毛手掌搁在孩子脸蛋上。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自己已经放弃了那种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点平实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激烈的背后还有这些“为什么”。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拍了20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刊登马宏杰作品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人，“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绝。
马宏杰一直在跟拍的六组故事，都是这样。他拍东西有一个很可怕的时间长度，这种跨越有时候挺吓人的。他说他一定要活到最后，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马宏杰他的原则是什么。“真实。”他说。
接地气的马宏杰
杨锦麟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辍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的？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年底2009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忧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具有海内外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以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耍猴人江湖行》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甲午春于香港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马宏杰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时，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粗白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那时候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援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彩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50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的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发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24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开始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30年了。在这近30年时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
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谢谢柴静、杨锦麟、张立宪这些朋友的陪伴，还有我的同事们的鼓励。尤其要感谢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2014年春于北京
老三的故事：寻找幸福完整的生活
镜头中的老三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1971年开始上小学，那时候没什么玩具，许多十来岁的孩子闲着没事，就四处游荡、结伙打架。
我从小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弟弟爬高上低。当“孩子王”的我，带着一群孩子到处惹是生非，所以，每到学校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弟弟跟她一起到单位上班。
母亲上班的地方是玻璃厂的木板仓库，方圆1000多米，到处堆满了来自东北的木材。母亲干活儿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很大的露天木板库房里到处跑着玩；母亲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聊天、说笑话。
母亲班上有个女工，是四川人。其他工人都是当地口音，唯有她说话是与众不同的四川口音，所以我和弟弟记得特别清楚。
大家时不时拿她开玩笑，说她跟了一个“大丈夫”。后来，我逐渐在大人们的说笑中，知道她是她丈夫用20斤全国粮票从四川换来的媳妇。那时我对这种事很不明白，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种“买”媳妇的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年代，穷人家的姑娘嫁人，就是为了摆脱饥饿和贫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要嫁就要嫁铁路”，“军人是最吃香的对象”，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流行、很现实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学摄影时，生活中也真实地发生过这样一幕，使我想起母亲单位那个四川女人。于是，我就按当时对摄影的理解，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幕。
此后七八年里，我镜头中的老三—— 一个残疾男子，为娶媳妇，和很多女子见面相亲，八年中先后娶过四个女人，这些女人和他结婚又离婚。其中一个假装嫁给他，骗了他20000块钱。2006年年初，他又“买”了个媳妇，并生了个女儿。这个女人至今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很有钱吗？没有。从1997年开始，父母为给他娶媳妇，先后花去近十万元……
他是一个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
由于和老三家有一点亲缘关系，我得以近距离地拍摄他长达数年。从一次次坎坷离奇的相亲、“招妻”经历中，我感受到婚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看到了一个残疾人对婚姻的无奈，以及一些特定环境里人的生存状态，看到了心酸、无奈、幸福、悲观交织在一起的扭曲人生，以及试图改变命运的奇特行为方式。1997年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老三在家里。
第一次娶媳妇的痛苦
郑民一家人生活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父母都是农民，在当地靠种菜生活。3岁时，他得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没能及时医治，长大后，他的左手和左腿都留下了残疾，行动不便。他在兄弟几个中排行老三，所以家里人都习惯叫他“老三”。
老三十八九岁时，母亲便开始给他物色对象，说是家在农村又身有残疾，不好找，得提前给他找。那时母亲可能也没想到，家里积攒了十几年的心血，最后都用在了给老三四处奔波找媳妇上。
1998年起，我开始跟着老三到很多地方去见姑娘，去相亲，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一拍就是十几年，走了许多村庄，见过的姑娘有二三十个之多，但没有一个能看上老三的。
1998年冬天，说媒的人在不远的村子里，给老三介绍了一个从小得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憨姑娘”。刚开始，老三并不答应这门亲事，但是禁不住家人和媒人劝说，在和“憨姑娘”见了几次后，欢欢喜喜把她娶进了门。
老三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有智力障碍的媳妇从进门的那天晚上起，怎么也不愿意和他上床睡觉。还没有弄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对性事也不甚了解的老三，一个月后才吞吞吐吐地将此事告诉母亲和嫂子。满心欢喜的一家人，心里一下子凉了下来。
一家人问明白老三的详细情况后，开始为他想办法，让大嫂子找“憨媳妇”做工作，又找了新婚的性知识书籍给老三“补习”。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还是没什么效果。每到晚上，“憨媳妇”就穿着衣服睡在外面的沙发上，仍然不和老三同床。
残疾的老三拿这个新媳妇没办法。无奈之下，老三的大嫂找到了新媳妇的母亲。丈母娘听完情况后，把女儿接回家住了一些日子，对女儿进行开导。哪知“憨媳妇”回到婆家后，还是那样。最后，娘家人只好放出话来：“人都给你家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那意思很明白，这种夫妻之事，别人怎能手把手来教。
这时候，有人给老三出主意，让他去买些安眠药，放到媳妇的饭碗里让她吃，生米做成熟饭，媳妇也就就范了。晚上，老三把买来的三片安眠药放到媳妇的汤碗里，看着她喝下。谁知，夜里这姑娘还和白天一样清醒。
第二天晚上，老三把药量加大到九片，放入饮料中让媳妇喝下。也不知这药是假的，还是药效对这个得过脑膜炎的媳妇不起作用，最后用了十几片安眠药，竟然都不起作用，“憨媳妇”依然清醒地和衣睡在沙发上。老三每次夜里起来想把她拉到床上，都被她给挡了回去。后来，婆家人又请来村里的大夫，为其配制了“三步倒”蒙汗药，结果还是不起作用。
村里有人说起了闲话，说老三是个性无能，一个大男人居然睡不了媳妇。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用绳子把媳妇捆起来，再把她给睡了。这个主意最后被老三的母亲否决了。老三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发生在自己家里。
就这样，在反复对峙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精神极其痛苦的老三终于提出了离婚。既然是老三先提出离婚，自然得出些钱给女方，家里的财产多数也得给女方。说是财产，实际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都归了女方，剩下一个柜子、一张床和几条被子归老三。这些是他们结婚时的全部家当。母亲和老三去河南叶县相亲。那时母亲也没想到，家里积攒了十几年的心血，最后都用在了四处奔波找媳妇上。1998年冬，第一次娶媳妇时的老三。老三一大早准备去接新娘。“憨姑娘”在婚礼上。老三禁不住家人和媒人劝说，把“憨姑娘”娶进了家门。老三和新娘家人合影。老三一家人合影。“憨媳妇”睡在沙发上，不和老三同床。老三在菜地里看性知识书。老三的母亲在给“憨媳妇”上课。老三把安眠药加大到九片，放入饮料中让媳妇喝下。
到宁夏去找个老婆
一年之后，2000年冬天，从宁夏嫁到洛阳市新安县农村的聪梅，也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说只要肯花钱，到宁夏去，保证给老三娶个媳妇。
已经60多岁的老三母亲动了心，决定花钱给老三娶个媳妇回来。于是，我们便由这个当地媒人领着，一年当中先后三次前往宁夏“招媳妇”。最后的结局，连我都没有想到。
2000年11月1日下午三点半，我们一行五人，在聪梅的带领下，从洛阳登上了上海开往银川的1397次列车。同去的还有老三的小姨、妹夫。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经过他们同意后，自费进行跟踪拍摄。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没有上过学的聪梅只说要去宁夏，我还以为就是到银川，看到他们买的车票，才知道是去固原，那里离银川还很远。
我上了车，被乘警安排到卧铺车厢。当时我在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所以他们想让我去，也是考虑到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靠山”。
经过16个小时的旅行，11月2日早上6点多，我们到达宁夏固原县。后来我才知道，固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统称“西海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极差，交通不便，曾有文人用“苦瘠甲天下”来形容这一地区，当地很多人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
固原县城依山坡而建，冬日早晨的阳光给县城罩上了一片金色，可周围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眼前的景色一片荒凉。
一大早没有长途汽车，我们就在县城一条河边一直等。我始终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聪梅的地方口音我也听不清。他们为了省钱，不想租车。坐了一夜火车，加上肚子里没有食物，我感到寒冷异常。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大家才到县城的集市上买了点熟肉。等了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坐上车。
跑了30多公里，我们在一个岔口下车。上车时说好每人六块钱，下车时四个人一共给了司机30块钱（我的车费单付），司机居然耍赖，不想找回六块钱。聪梅就抓着司机不让他走，大有拼命的势头，司机一看惹不起，不得不找回六块钱开车走了。我以为这就到了，聪梅却告诉我，还要再走一阵儿才能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估计有20公里左右。2000年11月1日，我们和满怀希望的老三登上了开往银川的1397次列车。2000年11月2日晨，固原县城。2000年11月，固原县城里的台球桌，五毛钱一局。等候开往聪梅娘家的长途车。
“收养”孩子的老媒婆
下午2点多，我们终于到了聪梅的娘家——大湾乡绿塬村，她母亲一路小跑到村口来接我们，看样子知道我们今天到。
一路上，我本想找辆三轮车坐，可聪梅告诉我，她们这里即使有三轮车来载人运输，也不会有人愿意掏一元钱来坐车，这一元钱可以用来买些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到了她家，我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意思。她家的被子居然多年没有洗过，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聪梅的母亲70多岁，是个1.5米多高的小个子老太太，人看起来很精明。对于我的到来，她很在意，不时地打量我。
交谈中，我才知道聪梅母女俩都给人做媒。聪梅也是在17岁时，被老太太以12000元的彩礼钱为条件，嫁给了大她30多岁的男人做媳妇。出嫁后，由于她和男人的年龄相差太大，村里人都开玩笑说她是男人的闺女。可即便如此，因为河南的生活环境比这里好很多，她还是愿意跟着她的老男人过下去，而且已经生儿育女。
聪梅的老家只有三间房，三间房连在一起。一间砖房，住着她的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孩子；一间大土房，住着老太太和三个孩子；小土房有十来平方米，里面有个地炕和一些杂物。后来的几天，我和老三就住在这个小土房里。聪梅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哥哥是个很老实的中年人，说话结巴，一看外表，就知道在家里家外都是个容易被欺负的人。
在她家，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村子四周是光秃秃的山，一看就知道这里缺少绿色，缺少水，更缺少经济来源。给我的感觉，这里的人能生存下来就很顽强了。
聪梅的哥哥告诉我，这里的条件很差，种点薄地，一年能收300斤麦子已是大丰收。就是在自然条件这样恶劣的地方，他们种的每亩地当时还需要上交土地税七块钱，而且一次要交足30年的钱，公粮每亩三块八，无论丰年灾年都得交。当地种得最多的是土豆，大个的土豆每斤可卖一毛四分钱，小的才卖七分钱，主食和菜也主要是土豆。把土豆切成丝，拌上面，蒸着吃，炒着吃，放到火里烤着吃，做饭的时候放到锅里煮着吃……
由于收入微薄，当地人宁可走上十里路，也要省下一元钱的车费。所以，这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很多人家里的衣被多年不洗，卫生条件极差。聪梅娘家的被褥都是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洗，她说买一袋洗衣粉要花一块多钱，省下这一两块钱，就可以去买些油盐酱醋。
下午快3点时，家里回来了一个小男孩，一进门就管老太太叫奶奶。这小孩十岁左右，是老太太的孙子，他一进屋，看到大人们在说话，就小心翼翼地蹲在炕头，伸手往炕下摸着什么，然后拿出一片泡菜叶子，很兴奋地放到嘴里就吃。老太太发现后，用手指点着他的头，骂他贪吃，孩子辩解说“我饿了”。其他两个孩子看到了，也喊着要吃，老太太哄着他们，说那是留着以后慢慢吃的，要省着吃才行。在这里，一片泡菜叶子，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小吃。
老太太家里，还有个一岁的男娃和一个12岁的丫头。小丫头管老太太叫妈妈。这么老的妇人还能再生孩子？我觉得很奇怪。熟悉了几天后，我问老太太：“这是你生的孩子吗？”她这才告诉我，这两个孩子都是她花钱买来“收养”的，女孩花了300块钱，男孩花了200多块。他们都是刚满三个月的时候被她收养的。
两个孩子都死了母亲，他们的父亲又都有了三个以上的孩子，而且还要再娶媳妇。他们太小不好带，于是老太太就花两三百元，将他们“买”回家来养着。等他们长大了，要是有人领养的话，就要向老太太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抚养费。虽说生活艰辛，却先后收养过七个这样的孩子。再过几年，这个12岁的小丫头长大了，给她找个婆家，就能赚到一笔万元以上的彩礼。
老太太面带笑容，平静地说着。我没想到，在这样极其贫困的地区，善良的心与金钱的诱惑，这么自然地结合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且那么平静。
到了饿得难受的时候，我们才吃上午饭。这里的人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老太太给我们做的午饭，是当地人常吃的水煮揪面皮和炒土豆丝，这也是他们一日两餐不变的主食。很多时候，过节也不一定能吃上一次肉。
我们去那里之前，聪梅就告诉我们要带点吃的，说她们家那里很穷，怕我们吃不了那里的饭。于是，来之前，老三家里人特地买了20多斤挂面，再加上我们在固原等车时买的一些熟肉，准备到他们家里做饭吃。这些东西被老太太收起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下午2点多，我们终于到了聪梅的娘家。固原县大湾乡绿塬村。这个一岁的男孩，是老媒婆花了200多块钱买来“收养”的。这个女孩12岁，以后给她找个婆家，就能赚一笔万元以上的彩礼。
第一次“招妻”
吃完饭，聪梅母女只让我和老三跟她们去女方家相亲，对其他人说这次只是先去看看，明天再让他们一起去。
一路上，老太太告诉我，我们要相亲的这女孩叫二妞，是她一个远房亲戚的孙女，年方十八，从未上过学，家境贫寒，有妹妹、哥哥、弟弟共四人。
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走进一户用土夯成围墙的院子，里面有三间土房，只有一个小男孩在家，是二妞的弟弟，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显然是大人的衣服。老太太让男孩去地里找他家人回来。
屋里四处透风，风从门缝刮进来时呼呼作响，让我坐立不安，家里有一个老人在炕上。这里的冬季比较寒冷，多数人家都围在火炕上取暖。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家人才拉着架子车回来。他们是在地里收土豆。这个季节正是收土豆的时候。大概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原因，二妞全身粘了很多黄土。二妞的父亲是个敦实的庄稼汉，二妞的长相和性格有些像她父亲。二妞的母亲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坐下后，聪梅母女忙着向二妞的父母介绍男方情况。俗话说：“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老太太真是能说，把老三说得跟没什么毛病似的，说老三家居住的地方是个蔬菜种植区，那里不缺水，而且经常有肉吃，住的是红砖盖的三层楼房，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二妞要是嫁过去肯定不会受苦受罪。
经过简单的交流，女方父母算是初步同意了这门亲事，说老三的家人第二天就可以正式来上门相亲，至于彩礼钱要多少，到时再一起谈。
我们摸黑回到聪梅家。大概是心情高兴吧，十几里的山路，老媒婆一点也不觉得累，走起路来一溜小跑。要是说成了这门亲事，聪梅母女每人能赚600块钱。
晚上，一家人正在商量明天去相亲的事，聪梅的哥哥过来借钱。他说家里准备盖房，妹妹现在嫁到河南，是有钱人了，向她借钱盖房最合适。
聪梅听后，数落哥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肯定是你老婆的主意。我现在哪有钱给你们盖房？我家里也有孩子要养。你们没钱，过着这样的穷日子，还生了仨孩子。我的钱都是我男人拿着，从来就不给我。”
哥哥碰了一鼻子灰，回到自己屋里。我们听见屋里传出来女人不客气的数落声，但是没听他吭一声。
在这里，花1000块钱就可以盖一间30平方米的砖土混合房。砖土混合房就是下面用砖，砖上再用土做干打垒墙，盖这样的房子能省不少钱。
聪梅哥哥有三个孩子，在这里，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相当普遍，而且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很多女孩没进过校园，百分之六七十的女孩没有文化。能上学的女孩，最多也就上到小学三四年级便辍学了。
晚上睡觉时，聪梅给我找来一床稍微干净点的被子。我问：“你能不能去别人家给我租条干净的被子？”她说：“这村里没听说过谁家租被子的，而且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等我上了火炕，掀开铺在下面的毛毡，才看到里面有不少虱子。我只好脱光衣服，把衣服用绳子吊起来再睡。早上起来后，先把身子检查一下再穿衣服。
这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早饭到9点多才吃。第二天我们出发时，已经是10点多了，快12点才赶到二妞家。
二妞家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二妞的大娘、大伯、嫂子等，也在等待新女婿登门相亲。双方家人一直谈到下午。这期间，老三看上了前来看他的二妞的嫂子，问家人能不能给他说说，后来才知道闹了个大笑话。
两家人在彩礼问题上一度出现对峙局面。聪梅和她妈赶紧从中调和。最后，彩礼的价格从15000元降到13000元，外加100元户口迁移费。看来，这场婚事算是谈成了。老三单独给了二妞300块钱做见面礼。
二妞的父亲说现正值土豆收获季节，建议把婚事往后推一推，双方商定十天后来娶亲。要成亲家了，大家看起来都比较开心，女孩一家人蒸了馒头，炒了土豆丝招待大家吃饭。
晚上，大家回到聪梅家，对她们母女表示感谢，说这门亲事成了后，要多给她们一些费用。
第一次“招妻”似乎就成功了。11月4日早上，我们准备返回洛阳，走到村口时，碰到聪梅的表弟，他问清我们的来历后说：“你们错了，这事应该趁热打铁。你们回去再来，不怕事情有变？要是再给你们加钱咋办？”
这说好的事，真能变吗？大家怀着希望，又带着一丝担忧，回到了洛阳。
回到洛阳的第二天，二妞家里便打来电话，说让尽快去固原娶亲。大家商量了一下，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先把人接到老三家里，再给女方彩礼钱，以免人财两空。聪梅母女只让我和老三跟她们去相亲，说第二天再让其他人一起去。相亲路上遇到的当地小孩。二妞所在的村子严重缺水，这个水塘是村民们的水源。二妞家就在这户用土夯成围墙的院子里，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二妞的弟弟穿着一件中山装，显然是大人的衣服。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二妞才从地里干活回来。老媒婆在向二妞的父亲提亲。二妞家的厨房。二妞母亲招待提亲的人吃饭。二妞和老三单独见面。老三给了二妞300块钱做见面礼。
翻云覆雨的老媒婆
2000年11月9日下午，我与老三、聪梅再次登上1397次列车。11日到固原后，下午就和聪梅母女赶到了二妞家。
当天刮着五六级大风，干冷异常，二妞家还是只有弟弟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等待中，我们几个也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到火炕上，挤在一起取暖。谁也不说话，心里揣摩着婚事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变化，气氛已经没有上次来时热烈了。
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二妞的父母才赶集回来。聪梅母女和二妞的父亲坐在火炕上，用方言商谈二人的婚事。他们想让我们听明白时，才说带有方言痕迹的普通话。
我走南闯北惯了，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是想多加钱。二妞父亲的表情有些愧疚，而老太太很坚持。果然，不一会儿，聪梅的母亲便告诉我们，二妞家人要再加600元请客钱。按当地习俗，招待客人本应由女方家出钱，再要这笔钱，显然是为了得到更多彩礼钱。
我当时就看出，这钱其实是老媒婆自己想要，不过是找借口要老三家出。我们如果出了这笔钱，他会不会再要挟着让出别的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老媒婆和二妞的家人摆出拒不让步的架势：要是不给钱，姑娘就不嫁了。
局面一时僵持下来，一行人都心中不快，连夜赶回聪梅家。一路上，聪梅母女用方言争论着什么，我看得出，女儿显然是在对母亲的做法表示不满。
回到聪梅家里，我们感觉这场婚事肯定出了问题。说话间，聪梅的哥哥来到我们屋里，直言不讳地说，他看不惯他妈那种要不到钱宁可搅黄别人婚事的做法，让我们赶紧想办法。这时我们才确信，这场婚事的主角其实是聪梅的妈，二妞家里要加的钱，就是聪梅的妈自己想要的。
我们商量后，找来老媒婆，自然是好话说尽。聪梅的哥哥说，他愿意明天和母亲一起，再去二妞家做说客，只要母亲不坚持加钱，这场婚事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老三家里人也只能说再试试看了。
11月12日，一大早，高原上刮起了五六级大风，风扫着屋子外面的大地，呜呜直响。由于老媒婆不让我们跟着去，大家只好坐在她家的火炕上，盖着那床脏被子，一边饿着肚子取暖，一边等消息。
一直等到下午2点，聪梅母女和儿子才回来，告诉我们：“二妞家同意再减去200元，给400元就行，明天上午你们带着二妞去集市上买衣服，后天请客，大后天你们就可以把媳妇娶回家了。”总算是做出了让步，大家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
11月13日一大早，我们便催着聪梅赶紧上路。今天老媒婆不用再跟着我们去了，聪梅成了小媒婆。早上她还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用蘸了肥皂水的梳子把头发梳得溜光。这条十几里的山路，我们已经来回走了六次。田里都是收土豆的人。
到二妞家已经10点多了。二妞也梳妆打扮了一下，泛黄的头发好像焗了黑色的油，穿上了新衣服迎接我们。二妞的母亲很热情，非要我们吃完午饭再上集市买衣服。谁也没想到，又有一场风波在等着想赶快娶到媳妇的老三一家。
吃完午饭，二妞的母亲让二妞去把嫂子叫过来，一同去集市给二妞买衣服。就在大家准备出门时，二妞的大娘（伯母）在村口堵住二妞的母亲，大骂起来：“你们家姑娘要嫁人也不告诉长辈一下啊！一家人老少都不知礼数，没有尊卑教养！”
被骂急的二妞母亲和她嫂子对骂起来，最后两人大打出手，年龄较大的嫂子被打倒在地。看到自己的母亲吃亏，嫂子家的儿女齐上阵，最后追到二妞家里，将二妞的母亲打翻在地。二妞的母亲脸上流血不止。
我们帮谁都不合适，只好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打架。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再去买衣服？亲事也再度被搁到了一边。我们了无兴致地又回到聪梅家里等待。
第三天，老媒婆一早就去二妞家说婚事，下午回来后告诉我们：“二妞的家人说了，你们想结婚可以，条件是将10000块现金先付了，等在村里请完客，过三天后，你们才可以把媳妇带走。要是不付钱，这婚事就不谈了。”
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要求，老三一家人既生气又没主意。大概是贫穷，使得这些人说话失去了基本的诚信。老三和家人担心，要是在这里把10000块钱给了二妞家，他们会不会再加码要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里，信誉和金钱，哪一个更重要？做人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人穷怕了，他们首先想要的就是钱。
第四天晚上，我们又和老媒婆一起到二妞家去，试着说服她的父母。可是每次谈到钱的时候，老媒婆就会改用当地方言，不让我们听懂他们的话。我从二妞父母脸上看出一种无奈。
一直说到晚上，老媒婆传出的话是“先交钱，再带着二妞回洛阳”。老三家人的条件是：二妞家人跟着一起去洛阳，到了就付给他们钱，然后再举行婚礼。一直说到晚上，双方都互不让步。
看到交涉不成，老三的家人只好告诉他们，如果还是坚持要钱的话，这婚事就算了，我们就只好走了。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村里的一个电工把我们拦住了，说他是二妞的表哥，并拿出他在镇上给二妞开好的结婚证明给我们看。这家人其实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只是老媒婆一直从中作梗，目的就是想加上那600块钱。这时候，老三家人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坚决不同意再加钱。
我们摸黑往回走，大家心情坏极了。老媒婆一句话也不说，只顾低头走路。过一个山沟时，我为了发泄一下心里的怒气，突然大吼一声：“狼！”差点把正在闷头走路的老媒婆吓得坐在地上。看得出，她正在心里打主意。
晚上10点多，聪梅慌慌张张来到我们屋里说：“你们还是快躲躲吧，‘马奶子’来了！”我问她“马奶子”是谁，她说是这儿乡政府的一个电工。我说：“一个电工有什么可怕的？”她说这里的人只要是在乡里工作，就有很大的权力，搞不好会把我们抓起来。我说：“不会吧？”她说：“你们不走我要先躲躲了，我妈和家里人都已经跑了，你要是不走就看着家吧。”说完，她就跑到黑黢黢的门外去了。
等了一会儿，我出来一看，果然她们家一个人都不在了。我出大门看时才发现，连周围邻居家的灯都灭了。我心想，不会这样吧，乡里一个电工来，就跟“鬼子进村”一样可怕吗？
我只好回到屋里，一个人坐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一会儿，听见院子里有人进来，先是敲了别的门，后来到了我这个房间门口。门一开，进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我一看，是今天在村里把我们拦住，让我们看结婚证明的那个电工——女孩的表哥。
他一进来，就坐在火炕边上，又拿出那个他在乡政府给他表妹开的结婚证明给我看，跟我说：“看得出你是文化人，这是我妹妹的结婚证明，你们回家拿着这个，就可以办结婚手续了。”
他这么晚来的目的，还是想促成这门亲事。他继续说：“加600块钱，是老媒婆在暗中驱使，其实我们家人还是希望这门亲事能成的。但是老媒婆也是这里的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她坚持加钱，我们不能不加。这点面子还是要给她的，你们就别在乎这600块钱了，给她这点钱，你们这亲事也就算是定了。”
我说：“这事也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即使我们加了钱，你们要是再说话不算数，那可怎么办？”
和他谈到夜里11点多，老三家人就是不同意加这600块钱，并告诉他已经准备放弃这门婚事了。最后，他只好无奈地离去。他走后，聪梅一家老小和一些邻居才陆续回来，围着我问：“他给你发火没有，你没有怕他吗？”
第二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隔壁老太太屋里传来打骂声。等我穿上衣服，赶到隔壁一看，老媒婆倒在地上，二妞的母亲一脸怒气，边骂边准备打老媒婆。老媒婆想爬起来，二妞的母亲上前就用手抽她，边打边骂。聪梅在一边劝架。
看我进来，二妞的母亲对我说：“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说好的婚事怎么能不办？”我无法回答。二妞的母亲大声骂老媒婆不是人，坏了她家女儿的好事和名声，说：“本来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却非要暗地里再加600块给自个儿，加上人家给你的600块，你就要了1200块，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人家不要我家女儿了，让我女儿以后还怎么嫁人……”最后，二妞的母亲在村里到处谩骂，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二妞的母亲在村里骂够了就走了。下午老媒婆又来到我们屋里，说她要再介绍一个本村女孩给老三，是个有文化的姑娘，下午就安排见面。一家人为了老三的婚事，已经被老媒婆牵着鼻子走了，只好继续听她的。
这个女孩叫云云，家人要彩礼16000元，这样要价是因为她上过初中。没想到原本心灰意冷的老三居然看上了人家，家里也不愿意再这样折腾下去了，便答应下来，当天就给了这个云云1000元见面礼。但是第二天早上，云云的哥哥又把这1000元给退了回来，说是不愿意妹妹嫁那么远。是真的不愿意嫁那么远，还是云云又不愿意了，我们也不得而知。
看到老三的婚事又黄了，聪梅说，不依靠她妈，她也能再给老三介绍个媳妇。二妞的头发焗了油，和第一次见到时黄毛丫头的样子很不同了。云云上过初中，家人因此要彩礼16000元。云云的哥哥说不愿意让她嫁那么远。
说好的亲事又黄了
早上起来，聪梅说带着我们去开城乡转转，她的一个姨妈在那儿，会想办法再给老三介绍对象，但是她姨妈和她妈不合，我们得偷偷去，不能让她妈知道。
聪梅的姨妈住在开城乡一条公路边。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马玉仓和媳妇跟老人住在一起。马玉仓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聪梅的姨妈听说老三娶媳妇的事被她姐姐给搅黄时，就大骂姐姐做事太有心计，赚不到钱宁可坏人家的亲事，还说她们姐妹之间已经很多年不来往了。
我们去的那天下午，马玉仓就找来一个只有16岁、名叫云霞的姑娘，让老三看。
云霞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她父亲是个独臂老人。老人说，他的胳膊是20世纪60年代给公社修水利设施时被砸断的，后来截肢了。云霞七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坐下来后，马玉仓把老三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并一再强调老三生活能自理，虽说手脚有些残疾，但在家里、地里干活都不耽误。看到老三，云霞的父亲也没说什么，就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单独见见面。
老三和云霞见面的地点，就在堆满粮食的一间土屋里。云霞显出孩子般的单纯局促。大冬天里，她和父亲都穿得很单薄。从她父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女俩生活异常艰辛，云霞很想早些离开家，好给家里减轻负担。
她看着老三残疾的样子，眼神很是矛盾，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一句话也没跟老三说。媒人问她愿不愿意的时候，她就对她爸说：“大（父亲），你说咋办就咋办。”
交谈当中，老人说他们家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想给女儿找一个好的婆家，要是婆家能容忍他，他也随着女儿一起过去住，那最好。
后来，我们跟老三家人通电话，把这些情况说明后，善良的老三母亲说：“这条件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来也能照顾一下家里，不是什么坏事，就答应吧。”于是，这门亲事基本上就算是定下来了。
云霞家要的彩礼一共是13000元。老三看来也没什么不愿意的，还和云霞的父亲聊得很是开心。相亲娶媳妇的遭遇可能已经让他麻木了许多，人家只要愿意，他就不说什么了。于是，我们就让老三留在开城乡，我和聪梅一起回她家拿东西，第二天再来。
我和聪梅租了一辆很破旧的“北京212”吉普车，回到了大湾乡绿塬村。到聪梅母亲家，已经天黑了。起初，老媒婆并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夜里9点多，不知她怎么知道我们是去她妹妹那里说媒去了，而且已经说好了一个姑娘。看到赚不着钱了，老太太一怒之下，把我和她女儿赶了出来。
大冬天的走出村子，我才知道情况危险。这么黑的天，我们怎么能走到开城乡？回去又是不可能的。我这个经常在外面跑的人，也觉得有些害怕了。我和聪梅硬着头皮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上了公路。这条公路是开城乡通往六盘山的主要公路。
我原本以为在公路边就能拦到车，但很快就发现失算了。那两年，山里公路的治安不好，没有司机愿意拉路上的陌生人。何况是在深更半夜，任何司机都不会在他们觉得危险的路段停车。我是见车就伸手拦，可没有一个停下来的。我只好跟着聪梅，沿着公路往开城方向走。
路上，我说：“找一个村庄，给人家说说，住在人家家里吧。”聪梅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人会收留你的，这里的人深更半夜不会给你开门的。”她还告诉我，前面的路段就有劫路的，以前经常发生抢劫事件。
我不知道她说的“经常”指的是什么年代的情况，她都嫁出去这么多年了，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吓我。但是这深更半夜的，两个人走在山里的公路上，两边都是山沟，万一遇到什么事怎么办？我心里一边琢磨着，一边四处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根棍子来防身。聪梅说：“你找不到的，山上有棍子也被拿回家烧火了。”
走到夜里3点钟，远处有三台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正好是上坡，拖拉机开不快，我就跑着跟司机说：“你把我捎到开城吧！”
司机看着我，一脸疑虑，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把我捎到开城我给你钱。”眼看拖拉机就要下坡了，我也不管司机答不答应，一下从后面爬到拖拉机斗子里。好在这个拖拉机小，好爬。聪梅看我爬上去了，也赶紧跑过来爬上拖拉机。这时候，我心里才踏实了些。
到了开城乡，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我拿出50块钱给司机，他吓得不敢要，说：“我在这里捎人，没有人给过钱的。”我说你就拿着吧。
早上起来，云霞的父亲突然不答应这门婚事了。他说不想女儿再嫁给一个像他一样手脚不利落的人，那样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他带着女儿要走。
马玉仓一听说云霞父亲反悔就不干了，两人在门外理论一番后吵了起来。他们用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也听不懂，没办法插嘴。最后马玉仓的儿子抓住老人，把他推翻在地。我站在一旁实在是看不过去，就上去拦住了他，让老人带着女儿离开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便问老三是怎么回事。老三说他昨晚和云霞的父亲住在一起，老人问了他很多家里的事情。老三就实话实说，告诉他家里准备搬迁，房子还没有盖好，菜地也被征用了。睡觉脱衣服时，老人还看了看他残疾的胳膊和腿。
之后，在开城乡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先后见了几个16岁到18岁的当地姑娘，结果均告失败。媒人都说老三的命硬，不好找媳妇。
11月20日，已经是第十天了，眼看介绍的婚事一个个都黄了，我便和老三踏着大雪赶回了固原县，乘坐凌晨2点钟的火车返回洛阳。第二次招亲失败而归。这次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有三四千元。这对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过年时，老媒婆来洛阳新安县女儿家过年。老三家人去聪梅家，想见见老媒婆，和她理论一下。结果老媒婆自知理亏，把自己关在屋里，就是不出来见人。聪梅带我们到她姨妈家，给老三介绍对象。云霞16岁，父亲是个独臂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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