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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5 17: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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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楠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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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史(第十卷)

世界通史(第十卷)试读:

美苏“冷战”开始

“冷战”这个词是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发明的,他把真刀真枪的战争称为“热战”,把战后美苏间的对抗称为“冷战”,意思是说,它的激烈程度几乎接近于战争,就差动用枪炮了。

美苏之间冷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

二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社会制度迥异,但面对共同的敌人,两国联手抗战,结成反法西斯盟友。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便声明:“任何对希特勒德国的反抗,无论来自何处,都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和安全。”随后,罗斯福总统又宣布准备援助苏联。后来,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斗争以及社会制度的差别,使得美、苏两国反目成仇,导致影响深远、波及全世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对战略要地东欧,尤其是波兰的争夺,成为美苏关系恶化的重大因素。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认为波兰必须和苏联连成一体,加强防预以免除类似于德国30年中两次穿过波兰侵入苏联的事情再次发生。罗斯福对苏联想控制东欧的意图深感担忧,决定在战后对苏联要逐渐采取强硬措施。不料,罗斯福在4月12日,突然病逝,以苏共为敌的副总统杜鲁门成为美国头号人物。

杜鲁门上任不久便下令,在大战结束时完全停止苏联依据“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援助,并拒绝与苏联共管战败的日本,命美军独占日本全国。同时,杜鲁门召集政府、官员和专家,商讨对苏政策,认为战后苏联由于经济困难必然有求于美国,所以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迫使苏联就范。杜鲁门自恃美国垄断着核武器,对苏联搞起“原子”恫吓。

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毫不屈服于美国,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对选民发表演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必须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此语一出,美国朝野反应激烈,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抨击这篇演说是“全世界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圣经”,是在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大法官道格拉斯则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

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苏联的行为进行分析,提出美国的对苏政策是“遏制”。3月5日,竞选失败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号召英美及一切讲英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阻止苏联的“无限扩张”。这便是正式题目叫作《和平砥柱》而实际上是“冷战宣言书”的富尔顿演说。

丘吉尔的演说成为美国发动冷战的信号。1947年初,英国政府通知美国驻英大使,由于自己经济困难,已无力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希望由美国挑起这副担子。杜鲁门认为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的责任交给了美国,于是便抓住土耳其和希腊问题大做文章,这样就有了“杜鲁门主义”的出笼。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来到国会大厦,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咨文,要求国会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的“侵犯”。他宣称世界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他要求美国承担起“自由世界”抗拒共产主义的使命。这篇咨文所形成的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扩张”,这就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苏同盟关系解体,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美国的杜鲁门主义推行不久,提供大规模援助,重建欧洲的

“马歇尔计划”

又随后出台。而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国家自起炉灶,实行彼此经济合作的“莫洛托夫计划”。后来,欧洲在经济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西欧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政治和军事上出现了相互对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北约”和“华约”的对抗,美、苏之间开始持续了数十年的“冷战”。“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同东欧社会国家的对立,直接造成了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两个国家。这之后,“冷战”一度险些升温为“热战”。“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美国哈佛大学校园内熙熙攘攘,一批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生正等着校长授予学位证书,这次被授予名誉学位的人中有国务卿马歇尔。按哈佛传统,上午举行典礼,授予学位。下午,马歇尔在8000多名听众的掌声中登上讲台发表演说。

马歇尔首先谈到了欧洲经济的困难,然后话锋一转,提出了由美国帮助欧洲复兴经济的方案,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定一项经济复兴计划,以便美国进行援助。

在马歇尔发表这篇演说的时候,西欧各国正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战争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城市、工厂、矿山、铁路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粮食、原料和燃料也极度缺乏,人民面临着饥饿、寒冷的威胁。各国战后的情况窘迫,法国农业严重歉收,损失320至380万调冬小麦;西德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27%,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业产量也未达到战前水平。在意大利和法国,面包的定量供应减少到每天不足半镑。在英国每日停电达数小时,整个西欧的外贸赤字高达80亿美元。

战后的美国虽然登上资本主义世界“老大”的地位,但为了在政治上遏制苏联的实力,必须与西欧结盟。经济上,美国面临生产过剩与市场日趋缩小的矛盾,急于扩大国外市场,尤其是传统的西欧市场。资历颇深的马歇尔自然了解当前的局势。

乔冶·卡特利特·马歇尔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参谋长,在任职期间,他把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军官提拔到重要岗位。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马歇尔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艾森豪威尔准将召回华盛顿,委以重任。1942年6月,欧洲战区正式成立后,艾森豪威尔成为战区司令。他向罗斯福总统推荐麦克阿瑟将军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在缅甸——印度战区,他保举史迪威中将任该战区的美军司令。

在二战中,马歇尔不仅参预欧洲战略的决策,而且在战争后期,多次陪同罗斯福出席重大军事外交会议,起草有关战争全局的战略和具体作战的咨文,从而对盟军在整个二战中的军事战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44年12月,马歇尔晋升为五星上将。

马歇尔曾做为“和平大使”,在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来到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实质上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一年之中,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作战物资达40亿美元之巨。这一政策违背了历史潮流,以失败告终。

1947年1月,马歇尔回国,被杜鲁门任命为国务卿。1947年至1949初,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正是美国与西欧结盟,发动对苏“冷战”的重要阶段。“马歇尔计划”正是这种特定国际格局下的产物。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立即在大西洋彼岸引起极大反响。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率先响应。1947年7月12日,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荷兰、希腊等16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成立欧洲经济委员会,接受美国的建议,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提出了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放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12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并设立了相关机构——经济合作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复兴战后经济之用;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接受在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实施美国所要求的财经政策等等。

1948年4月3日至1952年6月,美国国会共拨款131.9亿美元,该计划实施的结果,西欧各国经济普遍恢复元气,工业产量比战前上升35%,农业产量比战前提高10%。

这样,马歇尔计划推动了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缓和了美国国内生产和资本过剩的局面,实现了美国拉拢西欧盟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的。“马歇尔计划”实施后期,马歇尔因身体缘故在1949年1月20日辞去国务卿职务。1953年12月,由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复兴的贡献,马歇尔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成为获奖的第一个职业军人。

“喜剧大师”卓别林

一提起美国电影喜剧大师卓别林,人们的眼前便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善良、调皮、可爱而又可笑的流浪汉形象:他矮矮的个子,却穿着彪形大汉的肥大裤子,一撮仁丹胡须微微上翘,头戴一顶高高的礼帽,手拄着一根黑色手杖,拖着一双硕大鞋子撇腿走路。

这个流浪汉的一举一动,常常给观众带来欢笑,但其遭遇常常引起观众的同情和眼泪。说起来,这个流浪汉形象的塑造纯属偶然。那还是1914年的一天,初来乍到好莱坞的卓别林,正在为拍摄第二部无声影片作准备。突然,导演走过来要求他去弄一身滑稽逗笑的打扮。时间仓促,情急之下的卓别林顺手抓过化装室里一位演员的肥大裤子和假发、假须,还拾起别人丢下的一双又大又不合脚的破皮靴套在脚上,手杖、礼帽也都是随手捡来的。从头到脚装扮完毕,他便学起了伦敦街头一个老摊贩撇腿走路的样子,一个可爱而又可笑的流浪汉形象就这样定型了。

这个“小人物”形象,在他的影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小人物”是他自己出身、经历和遭遇的真实写照。

1889年,查理·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兰倍斯区的一个贫困演员家庭。小查理的童年没有温饱与欢笑,有的只是贫穷和悲伤。他进过孤儿院也流浪过。为了谋生,年仅10岁就参加了一个滑稽剧团四处流浪演出。1907年,卓别林17岁时,由伦敦丑剧班班主的推荐,参加了喜剧《足球赛》的演出,并且获得成功,终于成为这个剧团一名正式喜剧演员。

1912年,剧团来到美国纽约。小查理时来运转了。他被好莱坞喜剧片的创始人赛纳特一眼看中,随即邀他到好莱坞拍电影。不久,卓别林又以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流浪汉形象一炮打响,成为好莱坞灸手可热的大明星。

卓别林的成功并不只在于他塑造出了流浪汉的形象,还在于他扮演人物时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刻的揭示。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并不仅仅一味地踢打胡闹,令人发笑,他还赋予了流浪汉许多感情色彩,使人物具有个性,成为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小人物”。流浪汉不仅具有正直、善良、热心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爱慕虚荣、自欺欺人等作为普通人常常具有的劣性一面。卓别林常把流浪汉置于尴尬麻烦之中,让他惹祸上身,然后再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使观众在发笑的故事情节中,又深深地为流浪汉坎坷不幸的命运而难过,让人又喜又悲。

在卓别林大红大紫、如日中天的时候,1928年,有声电影正式诞生了。这使无声电影受到了挑战,默片时代宣告结束,所有的电影人也都受到了冲击。一开始许多人都抵制有声电影,卓别林也认为有声电影将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当大师看到有声电影日趋如火如荼时,并没有固执到底。但他又害怕开口讲话会损害流浪汉形象,为此,卓别林冥思苦想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影片《大独裁者》中,他让同一故事里的流浪汉继续缄口不言,而让同样有一撇小胡子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开口说话。这是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当许多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都被迫销声匿迹时,卓别林又成功地跨越了“音障”,进入电影的有声时代。

卓别林除了是一位演技超群的演员外,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1919年他开始投资建立制片厂,成为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并且创立了电影史上空前的先例,即集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作曲于一身。卓别林在好莱坞的20年时间里,为美国喜剧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好莱坞喜剧片带来了空前的辉煌。他拍出了《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许多脍灸人口的优秀影片。

电影《摩登时代》描写一个工人在流水线工作,老板为了让他加快速度,搞了一台“喂食机”,工人一边吃饭,一边工作,最后导致精神错乱。卓别林回忆说,这部电影的构思与他早年当印刷厂临时工有关。

卓别林一生中在美国生活时间最长,但他拒绝加入美国国籍。由于他的进步言辞及他所拍影片产生的社会积极影响,触怒了美国政府,晚年的卓别林被迫离开美国,不得不移居瑞士。但世界人民却给了他极高的荣誉: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他国际和平奖;1972年,第44届奥斯卡颁奖大会授予他特别荣誉奖。

1977年12月25日,喜剧大师在瑞士洛桑静静地安息了,享年88岁。卓别林的艺术成就和高尚情操,永远留在全世界人民的记忆里。

天才的毕加索

毕加索是20世纪世界画坛上最知名的画家,他在7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留下了无数的珍品。全世界售价最高的10件艺术品中,有一半是他的作品。他被尊称为20世纪艺术大师,一个永远站立的巨人。但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晦涩难懂,批评和否定之声仍不绝于耳。

1881年10月,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一个图画教师家里,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常常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毕加索少年时代最有名的作品是《科学与博爱》,曾参加马德里国家艺术展览,显示了他极高的创作天赋。年少的毕加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美术学院学画。1901年他到达巴黎,并在那里举行了第一次画展。当时他刚满21岁。

毕加索的好奇心和创造性才能使他开创了多种绘画的新形式。在20世纪绘画中有影响的立体主义,就是毕加索与朋友勃拉克共同创造的。比如毕加索的雕塑作品“公牛头”,就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他用一个旧自行车座作为牛的面部,再装上一个旧自行车把作为牛的犄角,效果看上去比真牛还要生动。他的这种艺术风格被人们传为佳话。

毕加索是个勤于探索的画家,在他的绘画生涯中总是不断地变化艺术手法,常常在带给人们惊奇不解后,又展现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01年至1904年初,毕加索的绘画主要使用蓝色。这是他创作的“蓝色时期”,反映了他当时严肃深思和忧郁伤感的心情。代表作有《两个姐妹》和《独眼女人》等。

1904年他来到巴黎定居,开始从感伤的蓝色世界中苏醒过来,进入了他创作的“玫瑰红时期”,以表现江湖流浪艺人的生活为主。代表作有《养猴子的杂技演员之家》和《牵马的男孩》等。但毕加索不停地否定自我寻找新的表现方式。

1906年至1907年,受黑人雕刻的影响,他的绘画进入了“黑人艺术时期”。代表作有《亚威农的少女》。它标志着立体主义绘画的诞生。和传统的绘画形式不同,不做如实描绘,而是采取形体的简化。这是一幅叫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作品。画中描绘了5个形象离奇的裸女,既象征着生命的力量,又体现着邪恶与罪孽。此画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为此,毕加索的回答是:“让风雅绝灭吧!”

1914年以后,他又向传统方面变化,被称作“新古典主义时期”。代表作有《泉边三浴女》和《母与子》等。由此,毕加索赢得了“画坛变色龙”的雅号。

毕加索还是个战士画家。他以绘画作武器,在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他以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身份发表宣言,反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破坏文物的行径。1940年至1944年巴黎沦陷期间,毕加索参加了反法西斯战线抵抗运动,并于1944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1948年,他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随后创作了《和平鸽》、《朝鲜的屠杀》、《战争》等作品,画中倾注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期望。

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是他的代表作,画于1937年。那一年的4月26日,希特勒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出动飞机轰炸了西班牙巴斯克共和国的首都格尔尼卡。在那次轰炸中,有1500多人死亡,大量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为了歌颂西班牙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毕加索创作了这幅壁画,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格尔尼卡》是一幅巨型壁画。在这幅画的创作中,毕加索先后画过63幅草图。画面上用黑、白、灰三色线勾画出法西斯轰炸后的血腥场景。画中有孩子被炸死后的悲痛欲绝的母亲;有血肉横飞的尸体;有象征着西班牙的牛头;还有嘶叫不已的马匹……画面的背景是黑暗的,还有一只闪闪发光的大眼,好似冷酷的恶魔。整个画面表现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灾难和德国法西斯的兽行。《格尔尼卡》参加了1938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又在挪威、英国、美国等地巡回展出,然后租借给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但毕加索生前对这幅画是留下了话的,那就是:“一个重新获得民主自由的西班牙,将是这幅画儿的当然故乡。”为此,后来西班牙政府和毕加索的继承人同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了长达4年的谈判。终于使这幅价值约4000万美元的名画归还了西班牙,保存在毕加索曾担任馆长的普拉多宫博物馆的一个大防弹玻璃罩内。

1973年4月8日,毕加索在巴黎逝世。他一生留下的作品约6万件,包括油画、雕塑、陶器、素描和版画等。用世界各种语言写的有关他的论著成百上千,在世界几乎所有的首都博物馆中都藏有他的作品。

鉴于他对现代艺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在他诞辰100周年时,为他出版了纪念专号,并呼吁各成员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为了弘扬他对文化艺术所作出的世界性贡献,人们利用书刊、影视、戏剧等多种方式来纪念他。

冯·诺伊曼开创计算机时代

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它快捷的工作效率,引起社会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电子计算机实际上是人脑的延伸,所以人们亦称“电脑”。它替代了人类部分脑力劳动。匈牙利裔美国人冯·诺伊曼为计算机时代的开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诺伊曼自小有着过人的天资,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心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他3岁时就能把父亲记帐本上的数字一个不漏地背下来;5岁时,他便能心算八位数除以八位数的复杂算题。10岁时,他已成为布达佩斯人人皆知的“神童”了。他的父亲曾在一家报纸登广告,重金聘请国内第一流的家庭教师,但没有人来应聘,都怕在冯·诺伊曼面前丢丑。父亲只好把他送到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冯·诺依曼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他的数学老师最先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去教冯·诺依曼了,便推荐青年数学家费凯特教授对他进行课外辅导。中学时,冯·诺伊曼的数学水平就赶上了费凯特。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冯·诺伊曼在1925年获得了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师的资格。1926年,他又获布达佩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他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来到了刚刚诞生的世界科学中心。1930年,年仅27岁的冯·诺伊曼成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33年,他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成了那里为数不多的终身教授之一。

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他善于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从而得到解决方法,因而被誉为普林斯顿的数学明星。在1944年,冯·诺伊曼开始参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他提出了研制EDVAC型机的设计报告,确定计算机采用二进制和存储程序。

研制计算机的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早期的探索者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依阿华州学院的数学物理学教授阿塔纳索夫。他提出了用电子技术制造计算机的构想,并制出样机,但并未得到实际应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物理学家莫克利和研究生埃克特共同设计了电子计算机ENIAC。

此时的冯·诺伊曼正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为战争服务的应用数学研究上。一个傍晚,冯·诺伊曼正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候着开往费城的火车。他闭上双眼,开始思考数学问题。脑海中尽是阿拉伯数字,数字在一块碰撞着,冯·诺伊曼皱起了眉头。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旁响起:“先生,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冯·诺伊曼依旧闭着双眼,点了点头。那个人坐在了他的身旁。过了一会,冯·诺伊曼睁开双眼,瞅了瞅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显得局促不安了,冯·诺依曼便冲他笑了笑。

那个年轻人也咧开了嘴,他低声询问道:“您是冯·诺伊曼教授吧?我听过您的课。”冯·诺伊曼便和他攀谈起来。原来这个年轻人也是位数学家,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工作。他向冯·诺伊曼讲了自己学校、莫克利教授等人以及他们正在研究的计算机。头脑灵活的冯·诺伊曼一下子就意识到计算机将是个划时代的东西,其研制成功会把人类的科学技术向前推动一大步,并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他当即就决定把注意力转移到计算机上来。

几天后,在办完手头上的事后,冯·诺伊曼马不停蹄地赶往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与研制计算机的两位教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此后,冯·诺伊曼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总爱往计算机研究中心跑。在他的帮助下,ENIAC研制成功。但这台机器体积庞大,使用不便,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通用计算机。

冯·诺伊曼的头脑里整天装着计算机课题,甚至他晚上讲梦话都与计算机有关。在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研究后,冯·诺伊曼起草了一份新的报告,对EDVAC进行了多项切实可行的改造。这份长达一百零一页的EDVAC设计报告了计算机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电子计算机结构的基础。设计报告的成功让冯·诺伊曼充满了自信。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了“完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工作,5年后获得成功。1951年,世界第一台通用机的原形,运算速度达到了百万次以上。在冯·诺伊曼的带动下,各种计算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真正的计算机时代来临了。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工业愈来愈兴旺,计算机的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70年代微型计算机出现后,计算机的运用更为广泛。目前,电子计算机正向多媒体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如今,电子计算机已经被应用于各行各业,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

李约瑟情系中国科技史

20世纪30年代后期,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约瑟夫·尼达姆博士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得知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而随后当一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科技发表偏颇之词时,约瑟夫便决意研究中国科技史。

约瑟夫于1900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行医,母亲是作曲家,约瑟夫从小就受到科学和文化的熏陶。18岁时,他考入著名的剑桥大学,最初学医,后受生物化学的创立者弗里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影响,转攻生物化学。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31年他以《化学胚胎学》一书而成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随后他相继完成了《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强烈的使命感,促使约瑟夫告别轻车熟路的专业,而转入一个极其陌生的领域。他从37岁起苦学汉语,由单字到语体文,再到古汉语,靠着信心与毅力过了一关又一关。由于推崇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李耳,他以李为姓起中文名字李约瑟。1939年他在中国科技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问世。

1942年,李约瑟获得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他作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政府委派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从事科技交流与合作。在重庆,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等。他还与中国科学家广交朋友、相互切磋,到许多地方访问、考察、收集资料,并作了大量的学术笔记,从而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科技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6年,李约瑟赴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1948年回到英国后,他开始整理中国科技方面的资料,拟定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方案——分成七卷,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及科技思想、文化背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以饱满的热情组建了英中友好协会,并亲任会长。1952年,他再来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后又多次来访。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问世。两年之后,第二卷出版。1959年,有关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方面的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此后,由于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剧增,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因为出版合同所定的卷数无法更改,不得不从第四卷起采用分册形式。至90年代中期,经李约瑟亲自编定出版的书稿共计十六册,已被翻译成中、法、意、西、日等多种文字。每出一册都曾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英国《自然》杂志曾评价说:“像这样一部波澜壮阔、令人震惊的作品,任何赞美都不会过誉。”法国《科学史评论杂志》称它是“划时代的著作、知识界的必读书”。

李约瑟将中国科技放在世界科学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缜密的比较研究。以大量的论据、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科技的重要地位和世界意义,特别是公元3至13世纪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世界独占鳌头,这些成就传入欧洲后为其近代科技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李约瑟引用中文材料时,大都是亲自翻译,即使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也要找出原文核对,从而纠正了西方学者著述中的许多错误。

李约瑟引经据典,却不拘泥于正统的文字记载,大量寻常之物成了他的重要论据,如:北海公园的九龙壁成了天文历法成就的一个佐证;一张防犬告示成了最早印刷品的证据。

由于在科技史领域的卓越成就,李约瑟在1968年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获乔治萨顿奖章,1972年又当选为科学史分会主席。199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李约瑟“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中国科学院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1994年,他又进入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行列。

1995年3月24日晚,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寓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当日白天,他还在坚持工作。第二天清晨,麦克弗森博士对闻讯赶来的中国记者说:“李约瑟先生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献给了中国。”当记者们表达哀痛时,麦克弗森博士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是第一批来吊唁的人。第一批来的中国人!”

3月31日,剑桥大学冈维尔—卡耶斯学院教堂响起了沉重的钟声,人们燃起白烛、唱着挽歌,以古老的风俗为李约瑟送行。然后,他的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院内的一棵中国梧桐树下。

青霉素的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有三项重大发明,这就是原子弹、尼龙和青霉素。原子弹是一种毁灭性的新式武器,当时因为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而受到诅咒;尼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衣着问题,受到人们的欢迎;而青霉素,对于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多种疾病都有神奇的疗效,挽救了无数的生命。由于它史无前例的成功,导致世界各地积极寻找别的抗生素,开辟了整个世界现代药物治疗的新时期。

其实,青霉素早在1928年就被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以后经过澳大利亚病理学家佛罗理和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的深入研究和提取成功,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才使这项发现应用于人类,有了实际的应用价值。正因为如此,这三位科学家在1945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弗莱明童年时就爱好探问事情的究竟。有一次他跟母亲到医院去探望一位病人,见到医生就一连串地问道:这病人生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生这病的?怎样进行治疗?有些病为什么医不好?医生见他非常聪明伶俐,便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说道:“孩子,人们还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多得很呢!”医生最后说的这句话,给弗莱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当医学家,专门去对付那些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

弗莱明长大后,果然攻读医学。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大学附属圣玛丽医院从事痘苗的治疗研究。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弗莱明服役当军医。由于医术高明,他多次立功受奖,军报上也不时地提到他的名字。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亲友们都劝他到苏格兰去行医,并且对他说,凭他的临床经验,挂牌后来就医的人一定很多,可以名利双收。但弗莱明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想着那些“还没有详细研究过的病症”,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症,期望能找到一种杀灭病原菌的方法。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回到圣玛丽医院去研究细菌学。

1928年9月的一天早上,弗莱明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他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培养器皿,上面分别贴着链状球菌、葡萄状球菌、炭疽菌、大肠杆菌等的标签。他收集这些有毒的细菌,是为了寻找一种能把它们培养成无毒细菌的方法。对其中的葡萄状球菌的培养,他特别予以重视,因为这种细菌存在很广,危害很大,伤口所以感染化脓,主要是它在作祟。弗莱明试验各种药剂对它的作用,力图找到一种能杀灭它的理想药品,但是一直未能成功。

弗莱明进入实验室后,先检查培养器中的细菌有什么变化。当检查到靠近窗户一只培养器的时候,他忽然皱起了眉头,自言自语地道:“唉,怎么搞的,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这只贴有葡萄状球菌的培养器里,所盛放的培养基发霉了,长出一团青色的霉花。

他的助手赶紧过来说:“这是被杂菌污染了,别再使用它了,让我倒掉吧。”

弗莱明没有把这只培养器交给助手,而是仔细观察了一会。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青色霉菌的周围,呈现出一小圈空白的区域,原先生长的葡萄状球菌消失了。看来很可能是这种青霉菌的分泌物把葡萄球菌杀灭的。生长的葡萄状球菌杀灭的。想到这里,弗莱明兴奋地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发现,青霉菌附近的葡萄状球菌已经全部死去,只留下一点枯影。他立即决定,把青霉菌放进培养基中培养。

几天后,青霉菌明显地繁殖起来。于是,弗莱明进行了试验:用一根线蘸上溶了水的葡萄状球菌,放到青霉菌的培养器中,几小时后,葡萄状球菌全部死亡。接着,他分别把带有白喉菌、肺炎菌、链状球菌、炭疽菌的线放进去,这些细菌也很快死亡。但是放下带有伤寒菌和大肠杆菌的线,这几种细菌照常繁殖。

那么,青霉菌杀灭葡萄状球菌等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呢?弗莱明对此又进行了试验:他将青霉菌培养液加水稀释,先是一倍、两倍,最后以八百倍稀释,结果它对葡萄状球菌和肺炎菌的杀灭能力依然存在,而稀释一百倍,则对链状球菌有杀灭能力。显然,这是人类从发现杀菌药物以来最强有力的一种杀菌物质了。

现在必须再进行试验的是,这种青霉菌液体对动物是否有害。弗莱明小心地把它注射进兔子的血管,然后紧张地观察它的反应。结果发现兔子安然无恙,没有任何异常反应。这证明葡萄状球菌液体没有毒性。

1929年6月,弗莱明把它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季刊上。他把这种青霉菌分泌的杀菌物称为青霉素。

人们都向他祝贺。英国的一位显贵,建议他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权。但弗莱明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后,写信婉言拒绝了那位显贵的建议。他在信中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的尊荣富贵,而无形中危害着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似乎是非常偶然的,但却是他细心观察的必然结果。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能马上临床应用。这是因为,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的青霉素太少了,很难从中提取足够的数量供医疗临床使用。而如果直接用它的培养液来治病,那一次就得注射几千至上万毫升,在实际上无法办到。因此,他只好暂时停止对青霉素的培养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的发现,为后来的科学家开辟了道路。

佛罗理和钱恩,正是在弗莱明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才使青霉素的提取获得成功,并用来造福于人类的。

佛罗理在阿德莱德大学攻读医学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虽然玩的时间不比同学少,但每次大小考试都是名列第一。大学毕业后,他又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26岁那年,他取得了医师的资格,但他没有挂牌行医,又到英、美两国最有名的医药研究机构去做了三年多实验工作。美国好几个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他都没有去;后来,英国剑桥大学让他去主持病理实验讲座,他欣然同意了。1935年后,他又去母校牛津大学主持病理研究工作。

1940年,佛罗理仔细阅读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对这种能杀灭多种病菌的物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知道,要提取这种物质,需要各方面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因此邀请了一些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实验组,一起进行研制。其中的生物化学家钱恩,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钱恩曾在柏林德皇威廉大学入读化学,成绩优秀,对生理学也很有兴趣。大学毕业后,他毛遂自荐,到当时设备最完善的伯林查德医院附设的病理研究院理化实验所工作,并很快成为一位病理化学专家。1929年,他又进入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研究院工作。佛罗理知道他在生物化学方面有杰出的才能,特别邀请他来研究用化学方法从培养青霉素的液体中提取和纯化青霉素。

在佛罗理的领导下,联合实验组紧张地开展了青霉素的研制工作。细菌学家们每天要配制几十吨培养液,并把它灌入一个个的培养瓶中,然后在里面接种青霉菌菌种,等它充分繁殖后,再把它装在大罐里,送给钱恩去提练。

提练工作非常繁重,但取得的成效却很小:一大罐培养液只能提炼出针尖大小的一点点青霉素。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钱恩才从中提取出一小匙青霉素粉末。把它溶解在水中,用来杀灭葡萄状球菌,效果良好,即使把这种溶液稀释二百万倍,还是具有杀灭力。

联合实验组选择了50只小白鼠来进行实验。他们把每只都注射了同样数量的、足以致死的链状球菌,然后对其中25只注射青霉素,另外25只不注射。不到24小时,25只未注射青霉素的全部死亡,而注射青霉素的有24只存活下来。

随后就是医疗临床试验了,这是弗莱明没有做过的事。佛罗理选择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已处于休克状态的警察。医生确诊他患了严重的败血症,虽然使用了大量磺胺药,还是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佛罗理取来了半匙青霉素,嘱咐护士用一定比例的蒸馏水溶解后,分次进行静脉注射,注射后24小时,患者病情好转;到第三天,意识转入清楚;第五天,居然想吃东西了。佛罗理他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是到了第六天,青霉素已经使用完,而再提炼来不及了。最后,病人还是死亡了。佛罗理他们再次紧张地提炼,终于获得了一些青霉素,并选择了第二个病人进行试验。病人注射后,恢复了健康,但是一个月后,病情复发,而他们又拿不出足够数量的青霉素,结果病人仍然死去。

他们只得又开始提炼。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才获得能救活一个病人所需的青霉素。后来虽然救活了病人,证明了这种药物的无比效能,但要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必须改进设备,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对联合实验组来说,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再说,当时伦敦处于德国法西斯飞机频繁的轰炸之下,即使要进行大规模生产,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佛罗理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到不受战火影响的美国去,才能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钱恩认为,不能让美国坐享其成。1941年6月,佛罗理不顾钱恩的反对,带着青霉素样品前往美国。

美国的科学家们也正在研制青霉素,佛罗理到那里后,马上与他们合作研制。他们首先要找到产量最高的菌种。在西瓜皮上,弗洛里和钱恩找到产量最高的832绿霉菌种。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制成了以玉米汁为培养基。在24℃的温度下进行生产的设备。用它提炼出来的青霉素,纯度高,产量大,从而能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使一些传染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无数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瓦库斯曼与链霉素

肺结核病在过去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顽症之一。患上肺结核的病人一般活不长久,我国曾把这种病叫“痨病”。1941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挽救了无数细菌感染的病人。但是,青霉素对于肺结核这种病却没有多大疗效,无数结核病患者盼望着灵丹妙药的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的1945年,美国的细菌学家瓦库斯曼经过20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治疗肺结核的良药——链霉素。说起链霉素的发现,却是与土壤有缘。

瓦库斯曼1888年生于美国,在大学读书时,他就专门从事土壤细菌学的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学乾,并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细菌研究机构:瓦库斯曼研究所。1924年的一天,他的研究所接受了结核病协会提出的一个科研任务——进入土壤中的结核菌到哪里去了?

原来,这家结核病协会在试验中突然发现,结核菌掉入泥土中,不长时间全都没有了。人们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这一现象深深地吸引着瓦库斯曼,他于是分配助手和学生进行试验研究。经过3年实践,他确认,结核菌进入泥土中,最终真的完全不存在了!“土壤中的微生物和进入土壤中的结核菌是一种什么关系?病菌进入土壤中完全被消灭,是否被土壤中的微生物杀死了呢?这些能杀死病菌的微生物是否能够对人类的医疗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瓦库斯曼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下决心从土壤入手,寻找能杀死结核菌的物质。他知道,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为了人类能够战胜结核病这个恶魔,他要一丝不苟地研究下去。

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可是一项十分麻烦而又细致的工作。一小块土壤常常有几千种细菌存在,而它的存在条件又各不相同,研究人员必须先把它们一种一种地分离出来,再按它们生存的不同条件在培养基里进行纯粹培养,当取得分泌物之后,又必须在病原菌或其他细菌中进行杀菌效能检查。实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筛选的细菌一百种、二百种、三百种……一直到1941年底,已经达到了5000种!这时,英国人发现了青霉素,人们在欢庆的同时,瓦库斯曼及全体研究人员备受鼓舞。

1942年,瓦库斯曼终于在土壤中成功地培养出一种药物,通过动物实验,取得了对青霉素无法治疗的疾病的特殊效用,然而,不久,这些被试验的动物又一个一个相继死去了,说明这种药物有毒。

艰难的试验又在继续,七千种,八千种……1943年,瓦库斯曼在进行到一万多种实验之后,总算发现了他们认为理想的新药物,并顺利地通过了对动物的实验和长期观察,确认这种新的药物对治疗结核病有特效,并且对动物无害。

几个月后,瓦库斯曼发明的新药开始对人类进行临床试验,疗效极好。于是,他把这种药定名为“链霉素”。不久,发现链霉素的消息传到了世界各地,各地的有名医院和研究所纷纷来信询问或索要样品。瓦库斯曼因为发现使用这种药后,个别人会出现耳聋的后遗症而不同意大范围用于临床。又经过两年的使用和观察,他终于摸清了链霉素的药性,并找出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945年,瓦库斯曼才正式撰文公开了自己的发现,至此,经过20多年艰难摸索、一万多种试验,链霉素抗生素产生了。20世纪初被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结核病有了特效药。为了表彰瓦库斯曼的贡献,1952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他颁发了诺贝尔医学奖。

朝鲜战争

朝鲜位于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上,东滨日本海,西临黄海,南临朝鲜海峡与日本国相望,北与我国东北接壤。朝鲜半岛南北长800余公里,东西宽200公里,全部面积22万平方公里,境内多峻岭江河,矿产丰富。朝鲜是帝国主义入侵亚洲的一块跳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线作为双方的临时分界线,这条军事分界线简称“三八线”。朝鲜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定了下来。

长期居住在美国的李承晚,1945年随美军返回南朝鲜。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就任“总统”。为回击美国分裂朝鲜的阴谋,同年9月9日,北朝鲜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金日成将军被当选为共和国内阁首相。1948年12月25日,苏军从朝鲜撤出。1949年6月,美国也从南朝鲜撤出。但美帝国主义积极鼓动李承晚武力占领平壤。

1950年6月25日,李承晚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支持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企图以武力“统一”北方。实际上,朝鲜战争是美国为谋求在远东的霸权而悍然发动的。

战争初期,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军频频告捷,把部分侵朝的美军和李承晚的所谓“国军”攻逼到了釜山地区。形势对朝鲜人民军非常有利。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地攻下汉城。正当朝鲜人民军准备乘胜前进、一举歼灭敌人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正在酝酿实施反攻的计划。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本来是朝鲜南北双方的一场内战,但是美国要领导世界,所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就纠集了15个国家组成联合国部队,由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进行指挥。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在仁川登陆的大胆方案。登陆后,攻克汉城,切断围困釜山的朝鲜人民军的供给线。

美国海军对这个方案极不赞成。他们认为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差太大,一般在207英尺,最高时达到30余英尺。潮水冲击海港水道的速度达每小时60英里。仁川港水道是飞鱼海峡,狭窄而弯曲,很容易被朝鲜人民军的炮火和水雷封锁。所以,海军的意见是选择群山港为登陆地点,那里与釜山遥遥相对,登陆后可立即解釜山之围。

麦克阿瑟一向与海军有宿怨,他和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在关于对日反攻作战的战略方向上就有矛盾。二战胜利后,他们又展开了一场“争荣战”。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的投降签字仪式,本来确定在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大饭店举行。但是尼米兹愤愤不平,他向华盛顿指问:“是谁打赢了太平洋战争?是海军!从瓜岛到冲绳岛,洒遍了海军将士的鲜血。”杜鲁门总统不得不重新决定: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联盟各国;尼米兹则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但签字的地点则改定在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这是杜鲁门为解决陆海军矛盾,把双方摆平所采取的措施。

麦克阿瑟对海军的反对不予理会。他选择仁川登陆,正是因为仁川不适合登陆,可以麻痹敌军。攻其不备,出奇制胜,这是兵家的常识。

为了掩饰仁川登陆计划,他故意通过记者“泄露”仁川登陆计划。同时,不加任何掩饰地对仁川进行空中侦察,进行各种演习。这些举动反而造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错觉,他们认为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目的是转移视线,以假乱真。

朝鲜人民军判断失误,没有加强仁川的防备,使美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威胁力的抵抗,仅用3天的时间便安然登陆。并按预定计划攻克了汉城,随后又北上攻占平壤和元山。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出现了逆转,朝鲜人民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后来被迫退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轰炸中国的安东(今丹东)等地。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出奇制胜的仁川登陆,使麦克阿瑟风光一时。各地各方面称颂他“英明决策”的贺电纷纷发到盟军司令部,他也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了。他是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高材生,他和二战时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同年入伍,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老。他比欧洲战场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大10岁,艾森豪威尔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少校参谋。麦克阿瑟、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因为在二战中战功卓著,被授予陆军仅有的三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根本没把中朝军队看在眼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开始了同麦克阿瑟的较量。中朝军队以运动战的形式,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麦克阿瑟连败四仗。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突破津江、汉滩川防御阵地,歼敌2万人,再次解放汉城,美、李军被迫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这位美国名将之花威信直线下降,而且国际舆论也对麦克阿瑟提出了批评,甚至连美国国内的保守派也对他表示失望。

1951年4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艾奇逊、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人开会,会议决定处置麦克阿瑟,一致同意撤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由第八军的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受命统率全部地面部队。

杜鲁门为了打赢朝鲜战争,捍卫自己的总统宝座,不惜触犯文官治军的法律条款,任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为国防部长。1776年,在《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中就有明确规定:“平时常备军对自由造成威胁,必须避免,在任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接受其领导。”二战后,美国制订的《国家安全法》又明文规定:“国防部长由文官担任,在得到参议院推荐和批准后,由总统任命,但在过去十年中以军官身份在常备军中服过现役者,不得任命为国防部长。”马歇尔当国防部长,在国会中引起激烈争论。杜鲁门解释说,为了服从朝鲜战争紧迫形势的需要,国会应该变通处理,采取特别立法措施。他表示“在该五星上将任国防部长退职后,不得再任命职业军人。”

这就是职业军官马歇尔成为唯一的一位非文官国防部长的“理由”。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一年后,他也被赶下了台。李奇微是一位作风谨慎,熟谙军事韬略的军人。他充分利用美军的良好运输条件,将一大批老兵从美国本土、欧洲、日本补充在朝鲜战场上的部队中,又把美第10军调入第一线作战序列,然后突然向志愿军发动进攻,志愿军被迫后退。

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中朝、美李双方投入了80万兵力,美李损失了46000余人,后撤70公里。此战结束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转入战略防御。中朝军队又与敌人展开了近两年艰苦的阵地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其中关键一仗。1952年10月8日,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向坚守在金化东北上甘岭地区的中朝军队发动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两侧高地,夺取五圣山,迫使中朝军队后退。美军先后动用18个炮兵营,出动3000多架次飞机和178辆坦克,投入兵力达6万人,向上甘岭轮番冲击,仅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美军就投下了9000颗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了3米。但是志愿军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依据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阵地,打退了敌人数百次进攻,阵地数失而复得。经过43天的激战,到11月25日,志愿军共歼敌35万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3年7月初,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仗——钱城战役,毙敌俘敌78000余人,给美、李军以沉重打击,终于为板门店停战铺平了道路。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歼敌109万人(其中包括美军39万余人)。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下来谈判。1953年7月27日。金日成、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重新确认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至此,中朝人民取得了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

朝鲜战争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不可战胜论的破产,使美国全球战略严重受挫。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所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雾都”劫难

英国首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每年的雾日可达80天左右,一到冬天,伦敦烟雾弥漫,一连几天散不开,整个城市都被白雾所笼罩。雾天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1952年12月4日到8日,一场大雾笼罩在伦敦上空,一连5天不肯散去,伦敦市民有400多人因大雾窒息而死,从而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烟雾”事件。史称“雾都劫难”。

1952年12月3日,伦敦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北海吹来的风将伦敦上空的云、烟吹得一干二净,中午时,气温达56℃,相对湿度约为70%。可是,到了4日,风向变了,风速越来越小,大西洋上空的一股暖流移到伦敦城的上空后便凝固了似的,裹足不前,在暖流的下面则是一股潮湿的寒流,层层浓雾向地面压去。到了中午,气温降至33℃。

12月5日,伦敦气象台的风速表测不出任何量度,即“无风”。实际上,当风速不超过每小时3公里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伦敦城内烟囱林立,从千家万户和工厂、火车、泰晤士河上轮船排出的煤的未燃尽物——煤气、煤烟和灰粒融入浓雾中,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烟雾”,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烟味,较大的烟尘颗粒落到了楼顶、街道上、轮船上以及人们的帽子上、衣服上;较小的烟尘颗粒几乎无孔不入,它们飘入房屋中,进入人们的喉咙里,钻入人们的肺中……夹带烟尘的雾气扑面袭来,下起了一场黑屑雨。

12月6日,昏黄的烟雾遮住了整个天空,伦敦的气温降至-22℃。为了御寒,人们不停地向壁炉中加煤,把炉火烧得更旺,更多的烟尘升入空中,空气污染得更加严重。伦敦城的能见度仅为几米,有的地方能见度仅在咫尺之内,所有飞机的飞行都取消了,火车只能缓缓地向前开,救护车和消防车必须有人在前面领路才敢动,人们只能摸索着在户外行走。在弥漫的烟雾中,死风状态依旧。

12月7日和8日,空气中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这是煤在燃烧后散发出的浓烈的烟和硫的气味,污浊的空气使年轻人感到头晕和不适,对于那些老年人和气喘病患者,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测定,当时,伦敦城烟尘浓度最多时达446毫克/立方米,是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最高浓度达百分之五点三四,是平时的6倍。

从烟雾罩住伦敦城那一天起,城中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伦敦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入院病人剧增;在烟雾最严重的一周时间左右,共有4703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大雾而诱发呼吸系统疾病,有成千上万的患者病情加重。从死者的年龄看,在这场灾难中,45岁以上的死者最多,其次是1岁以下的孩子,死亡人数分别是平时的3倍和2倍;从发病原因看,因支气管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冠心病、肺结核、肺炎、肺癌、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患者,前者死亡人数比平时高94倍,其他疾病患者死亡人数也比平时多一倍或几倍。

伦敦市民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大雾笼罩伦敦时,伦敦史密斯俱乐部传统牲口展正在进行,一头牛当场死亡,12头牛被迫宰杀(其中有10头牛的牛肉不能食用),160头牛患病需要治疗。伦敦动物园的许多动物也深受其害,其中许多猴子患上了肺病。

12月9日,从南方吹来的风为伦敦市民送来了洁净的空气,但昏黄的烟雾仍未散去。10日,一个强大的冷峰通过英格兰,强劲的西风将笼罩在伦敦城上空的烟雾刮得无影无踪,伦敦的825万市民重新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

灾难过去了,人们从噩梦中惊醒。英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死难者的情况进行调查,试图查明烟雾致人死亡的原因。这项工作直至1956年才宣告结束。原来,煤烟粉尘中含有三氧化二铁,它能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生成硫酸泡沫附在烟尘上或聚在雾点上。当硫酸泡沫随空气进入人的呼吸系统后,人的呼吸系统受到损伤,就会感到胸闷,并伴有喉痛、呕吐等病症,使冠心病、肺炎、流感、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倍增加。

科学家们说,烟尘与二氧化硫的危害不仅仅限于人类和其它动物,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还会使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以英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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