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英,金在湧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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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普罗文学与中国东北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中国东北为线索，选取崔曙海、姜敬爱、金南天、韩雪野、李箕永等五位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对韩国普罗文学的核心——国际主义进行了解构和阐释。本书兼具作者的主观视角和资料事实的客观印证，从多个维度探究中国东北满洲在韩国普罗文学中的意义。本书适合相关专业人士阅读。
文前
本书出版得到2014年韩国教育部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海外韩国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AKS-2014-OLU-2250004）的资助。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Core University Program for Korean Studie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AKS 2014 OLU 2250004）.序满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验场
在韩国近代文学研究中，满洲已非陌生之地。曾仅仅以朝鲜志士独立运动基地或者贫苦农民移住地而闻于世的这片土地，现在已被进一步阐释为包含韩国近代多重变奏的边界空间，为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多种前所未有的新视角。仅靠着惘然的期待，如审视异国情趣般审视满洲的粗浅研究，如今已无立锥之地，在韩国近代文学研究中，满洲研究已完全获得“公民权”。这不仅仅意味着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范畴的延展，还大大冲击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可以预见，“满洲”研究格局的如此变化，如一石入水，必将激起千层浪。
然而，即便如此，在韩国普罗文学研究中，满洲依然陌生。因为朝鲜的普罗文学者大多数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一直以来，研究者均致力于厘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普罗文学，即左联的关注，仅止于试图摆脱研究视野对日本过渡倾斜的一种浅显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将普罗文学与满洲并提自然会被当作无可理喻的事情。纵观迄今的研究，即使对普罗文学者崔曙海和姜敬爱的研究，虽然均提及满洲，但也不过是探究作家个人精神发展的装饰性背景，未能论及无产阶级文学与满洲的关联。
但是，最近随着朝鲜普罗文学作家的满洲相关作品不断发掘，这种研究氛围发生了急剧变化。韩雪野以满洲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大陆》及一系列短篇小说作品被一一翻译、介绍，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大地的儿子》《处女地》等也得以重新出版。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始思考普罗文学与满洲之间是否存在超越偶然的意义。此外，林和曾计划创作描写关于朝鲜农民满洲移住的组诗，金南天的长篇小说《爱情水族馆》中也有满洲吉林地区的描写。考虑到这些情况，更加说明无产阶级文学与满洲之间远非单纯的素材意义，具有更深层的内在关联。因此，追踪、理清两者的关系，是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无可旁贷的责任。
本书之企划便源于该问题意识。正如收录文章所明辨，对于朝鲜的普罗文学者而言，满洲是围绕普罗文学的核心，即国际主义展开议论和想象的空间。在体验“满洲”的同时，有人对国际主义产生怀疑，有人对国际主义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具化。但相同的是，对他们来说，在深思国际主义这一点上，没有比满洲更好的空间了。本书所涉及的作家，如崔曙海、姜敬爱、金南天、韩雪野及李箕永等，虽然存在视角和观点的差异，但是均把满洲视为了国际主义的试验场。进一步讲，若不考虑这一点，也无法正确理解每个作家的独特个性与想象力。
最后，向中国海洋大学及参与此次企划的中韩两国学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李海英 金在湧2018年7月崔曙海与“满洲”——以地点与女性表象的关联为中心李京在（韩国崇实大学）金艳红（岭南师范学院）译一、绪论
崔曙海于1918年移居间岛，流离颠沛多年后，在1923年回到祖国。他在间岛期间的踪迹扑朔迷离。他一生共发表了60篇小说，涉及间岛生活的作品有《吐血》（《东亚日报》，1924年1月23日—2月4日），《故国》（《朝鲜文坛》，1924年2月），《乡愁》（《东亚日报》，1925年4月6日—13日），《出走记》（《朝鲜文坛》，1925年3月），《狂人》（《东亚日报》，1925年4月11日—4月13日），《饥饿与杀戮》（《朝鲜文坛》，1925年6月），《日出》（《新民》，1926年3月），《馒头》（《时代日报》，1926年7—12月），《异域冤魂》（《东光》，1926年11月），《回去那天》（《新社会》，1926年12月），《红焰》（《朝鲜文坛》，1927年1月），《暴风雨时代》（《东亚日报》，1928年4月4日—12日）。所涉及的作品数量多且都是崔曙海的代表作，因此考察崔曙海“满洲”小说意义尤为必要。
崔曙海在20世纪20年代被卡普（KAPF）所推崇，但退出卡普后其作品的倾向与阶级主义渐行渐远，由此遭受了谴责和攻击。林和认为“曙海的现实主义文学从想涉、东仁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进步了一个台阶，是实现了将观察对象从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第一个作家，是新倾向派中最伟大的作家”。林和的评论成为一个典范，从此崔曙海被定性为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
崔曙海研究的主题有讨论作品倾向性问题的、有聚焦于文体或叙事结构的，虽不多但也有立足于精神分析学或存在意识的。李京敦则认为崔曙海的小说“并不是体验占大篇幅的小说，而是以经验的记录产出小说的一个过程”。有的研究还关注了小说中的恋爱情节，认为：“崔曙海小说中的主人公信奉牺牲恋爱便能实现更伟大的对人类的爱，但却导致了深沉的悲哀和空虚，以此反讽恋爱才是支撑主人公的隐形动力。”表彦福则认为崔曙海的文学不是单纯的贫困为题材的新倾向派文学，他的小说具有抗日意识，因此崔曙海“比新倾向派更像是抗日独立运动小说家”。
本文聚焦作品与间岛的关联性，这方面的先行研究有洪以燮的论议。他认为，国内背景下对日帝的抵抗意识会因检查受阻，因此崔曙海选择以间岛为背景表露了抵抗意识，他的文学主张如间岛移居农民的问题是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李银珠认为，崔曙海短篇小说中的间岛象征着“亲密而生疏的地方”“富饶而贫困的地方”“希望而绝望的地方”。车成延主张20世纪20年代韩国小说中的“满洲”是“干旱与贫困致使的移居农民受中国地主压迫的空间”，崔曙海的小说正是代表了这一点。最近，千春花在研究中指出崔曙海小说中的“满洲”是象征着“恢复国家主权的试验地方，通过身体力行以期达到自制社会的理想空间，抑或是武装独立运动的空间”。本文为了重新审视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欲灵活运用关于地理学领域的地方研究成果，即作为时间的相对理论，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予以区分。段义孚认为，空间是人的经验与意义尚未映射的空间，因此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而且空间是变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地方则是固定的、个人赋予价值的栖息地，能够感到安全与关爱的静谧的中心。人通过间接或直接经验将未知的空间转换成亲密的空间，这时生疏的抽象空间（abstract）变成有意义的具体地方（concrete place）。某个空间成为亲密的地方，这时我们才能对这个空间有所感觉（或意识），即地方感。
爱德华·雷尔夫主张地方是内在于人的存在，提供最根本的认同性。地方是“个人和集体安定与认同性的源泉”。人扎根于地方，以此地为中心观望世界、相交世界。崔曙海小说中的“满洲”就可以用雷尔夫的“地方的遗失或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理论加以解析。地方的遗失指“地方失去了真实性或被严重破坏”的状态。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塑造的人物是没有“地方”的人物：即不知道置身于何处或找不到置身地方的人物，未能发现能够置身或能够拥有的地方的人物。地方是一些事物可以或应该隶属的地方，抑或是某些人能够拥有的对象。本文旨在运用空间和地方的概念，以地方的遗失问题为中心，解析崔曙海作品中的“满洲”；并通过空间和地方的形象化过程中投影的性别二分法，进一步考察崔曙海小说中固有的间岛认识被叙事化的过程及其效果。二、地方的遗失
崔曙海小说中朝鲜人的“满洲”行是寻求稳定和认同源的行为。韩国人的间岛移民可分为19世纪中后期到1910年前的第一阶段；1910年韩日合并到1920年中期的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满洲”事变的第三阶段。崔曙海的间岛体验与“满洲”背景小说属于其中的第二阶段。日本的侵略导致了朝鲜人生活穷困潦倒，而“满洲”据传是个宜居的地方，将间岛视为“福地”移居过来的朝鲜人每年激增。1910年初，北间岛的韩人数仅10.9万，1920年激增到28.9万，到了1930年变为38.8万。其中，不乏抵抗日帝对朝的霸占与殖民统治的政治家，但大多数是被掠夺耕地的农民。移居“满洲”的韩国人数与日俱增，1920年为46万，1931年为63万，1945年达到180万。
这样的时代景象在几个作品中反复出现。《出走记》中朴前往间岛，他“被生活所迫，憧憬着在新的世界找的新的希望和新的动力”。这时间岛被视为不仅能保障生存，更是能确保存在意义的地方。
间岛是天府金汤。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哪儿都能耕田，耕田就不用担心粮食。森林多也不用担心柴火。
好好种田就能丰衣足食了。再盖个干净的草屋，读读书，教教无知的农民，建立个理想村。荒地就能开垦起来。
这就是我去间岛时怀揣的理想。这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渡过豆满江翻过海关岭，眺望茫茫的平野和山川，年轻的我满怀理想。（《出走记》，17）《日出》里的万洙因参与3·1运动入狱一年多，出狱后不堪刑警的监视投奔自由，选择的地方正是间岛。这里的间岛是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中少有的既是地方又是空间的一个地方。因为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则意味着自由。人作为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的存在，人生是一个安居与冒险、执着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健康的存在将欣然接受拘束与自由、地方限制与空间暴露。当世界响应我们欲望的时候会感到世界广阔亲切，但当世界辜负我们欲望的时候则感到世界无比压抑。万洙作为对抗压抑的解决方案选择了间岛行。但在间岛万洙既没有得到自由（空间感）也没有得到稳定（地方感），只是加入×××团并积极参与其中，因而被捕入狱，并押在西大门刑务所。
朝鲜人辛苦找到的间岛未能提供任何的地方感。生理需要（粮食、水、休闲、繁殖）得以满足正是地方的价值所在。但在间岛任何生理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稳定和自由更谈不上。《故国》中的云心在3·1运动那年去了西间岛，但在那里未能找到“地方”。“从未见过的险山密林、闻所未闻的红胡子（马匪）令人毛骨悚然。”（99）生活贫困的朝鲜人居多的村落加剧了云心的“不满”（100）和“忧愁”（100）。她虽加入了遍布南北“满洲”的独立团，但深感厌倦，独立团一解散就选择了回国。“红焰”也是如此，为了糊口做了十年佃农，但这种生活也不如意，于是牵着女儿找到西间岛，结果更大的苦难在等着他们。
白纸般无任何意义的开放空间因被规划和人性化而转变为“地方”。“当我们感到空间完全熟悉的时候，空间就成为了地方”。但间岛的朝鲜移民却被无法预测的变化所困扰，间岛未能给软弱的朝鲜移民提供持久与稳定。下面记录在间岛未能发现地方的朝鲜人身影，这应该是对间岛朝鲜人最真实的描写。
从宁古塔到额穆敦化、吉林、满洲，左右往来中见到了不少各处各地的同胞，他们像活动写真一样在我眼前恍恍惚惚地时隐时现。我无法笑脸相对，他们被官吏、土民、盗贼辱骂、挨打、掠夺，唉声叹气悄然落泪的伤心情景。为了不看这种情景我是多么的竭尽全力了啊。但还是无法抵御从脑海深处涌出来的记忆碎片。起身而坐，点了一份十五钱的菜，喝下了一两杯毒烈的胡酒。
导致获取地方失败的原因是贫穷，这种情况因中国地主及握有权力的中国官吏而加速。《回去那天》是描写北间岛的朝鲜人受尽马匪折磨，终自主成立讨伐队奋起反抗追到西伯利亚的小说。与马匪的激战使8名朝鲜人牺牲。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官府是引发平凡的朝鲜农民持枪的原因。“投诉中国官府也是一丘之貉”（314），这句话说明了中国官府与马匪间的关联，他们对朝鲜人被施害无动于衷。
崔曙海小说反映的间岛情况，即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反目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沈相容将对待朝鲜移民的中国态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锁国时期、默许时期、移民欢迎时期、镇压时期。移民欢迎时期是1890—1910年，镇压时期是韩日合并直到“满洲国”成立。崔曙海小说大都是这个时期的，这时韩国人受尽中国官府的压迫，友好景象不复存在。中国当局对韩人的政策转变为强硬路线，其代表性事件就是1925年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与“满洲”奉天省警务局长签订的三矢协定。这个协定的具体条款证明了中国开始正式镇压朝鲜人。其中不容我们忽视的是中国人的态度从“欢迎朝鲜人”到“镇压朝鲜人”，这种转变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对日帝侵略中国的忧虑。崔曙海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故国》《出走记》《日出》的主人公形象就能确认，他们为了解决现实中极端的不公平而投身独立团。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崔曙海已经察觉到中国人与朝鲜人的矛盾是由于日本的影响所致。三、以损毁的女性象征间岛
如前所述，朝鲜人奔着真正的“地方”移居“满洲”，但在那里只经历了地方的遗失。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女儿等女性形象的破落与苦难反复形象化。收录于《崔曙海全集》的56篇短篇小说中，有32篇的主人公设定为母亲、妻子、女儿，其中妻子出现的作品有28篇、女儿出现的作品有17篇、母亲出现的作品有16篇。崔曙海的作品中缺乏父亲角色，相对更多是只有母亲或妻女的家庭，因此他的小说被指女性倾向严重。
这关系到人类长时间惯用的性象征。我们将地方与女性、更多用母亲来象征。段义孚给出一个命题：“母亲是孩子首选的地方。”将地方定义为价值、养分、支架的中心，母亲才是孩子最初的、最根源的地方。故乡（Heimat）尤其是大地母亲。
多琳梅西批评人类地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和空间二分化。梅西认为地方在具体且抽象或普遍原理下运作，因此将空间看做普遍与抽象的领域，地方则与空间相反，把它看做特殊与具体的领域。这种二分法是不成立的。地方的具体性质与空间的普遍性质就像莫比乌斯带拧在了一起，地方也像空间一样可看做没有境界的可变的领域。空间的境界也是开放着的，具有多种（或无限的）认同性，由地方内外的社会关系与组合构成。“跨出地方的境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男性”，女性（以母亲为代表）则“扮演着地方不变的化身”。这种二分法相对于空间，是对地方的性别化。一直以来将地方归类为被动的、内倾的、不可触及的乌托邦或一种乡愁，提防认同性的消失将触发与主流的接近，这一切将地方定性为女性化的解释是源于男性中心的地方观念。
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立足于传统的男性中心地方观念，将女性作为地方的象征来塑造。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或女儿等女性人物的破落与苦难反复出现。《吐血》《出走记》《饥饿与杀戮》《异域冤魂》《红焰》等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吐血》中的妻子卧病在床，母亲被中国人家的狗咬伤奄奄一息。《出走记》中的妻子虽有孕在身，难忍饥饿却只能捡起路边的橘子皮来吃，还被产后病缠身。《饥饿与杀戮》中的妻子得了产后疯，女儿鹤实连个打补丁的裙子都穿不起。雪上加霜的是，去讨要小米的母亲被中国人家的狗给咬伤。《异域冤魂》的主人公被好色的中国地主蹂躏，最终怀着孩子被中国地主拿斧头砍死。主人公虽然是女性，但与其他小说一样都是受苦受难的对象。《红焰》里老文的女儿被中国地主抢走，妻子没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就病死了。“满洲”不能提供任何地方感，在这里女性只是作为一个对象出现。与此相反，从“满洲”回到朝鲜的小说中女性以焦点话语者的身份出现。这时，朝鲜通过与“满洲”的对比获得地方意义，女性不是以对象而是以主体身份定位。《日出》是区分崔曙海文学前期与中期的分界线，上述特点在这个作品中尤为突出。《日出》摆脱了之前以杀人放火等极端行为结尾的形式，揭示了这个阶级的前景，展现了新倾向派小说的面貌。从作品的最后段落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希望不是通过以金夫人为代表的女性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万洙的朋友京锡为代表的男性道出的。“啊！出去吧！怎能坐着听那呐喊声呢？这模样可怎么办啊！啊！可怜的生命！我也和你们站一起。万洙，母亲，梦珠……尚镇，不，全朝鲜都一样。啊！不打破这个困境我们……我们将永远被困在这里，出去吧！”（中略）“哼，世界在嘲笑万洙。瞧不起万洙的母亲。万洙母亲啊！让嘲笑你的人尽情的嘲笑去吧！嘲笑你的人有什么可嘲笑你的？啊！真是可怜，掉进血泊的人却嘲笑已经迈出来的脚步！”
啊啊，万洙！我的兄弟！你就是先驱！（223）
与间岛不同这里描绘的朝鲜（故乡）承载着地方性，在这里女性可以作为主体出现，但在理念等空间领域还是彻底排斥女性，从而将崔曙海女性主义的极限暴露无遗。
此外，在“满洲”体验的地方的遗失通过寒冷的天气和房屋的瓦解展现。崔曙海的“满洲”小说大都以寒冷的天气为背景。冬天使人变得更为脆弱，这时家会是一个很好的栖身之所。与此相反，夏天整个世界都是伊甸园，在哪里都能感到安全。从这个观点来看，“踏过雪原追随春风”（377）找到的“满洲”一贯被描写成寒冷天气，辜负了之前的期待，证明了“满洲”对朝鲜人没能起到地方的作用。《吐血》中“翻过山岭的风很凉”（111），天气是“寒彻透骨”（111）。《出走记》中朴君“站在了海关岭，从西北刮来的春风狠狠地打在了脸上”（17），朴君的母亲边盖被子边喊“好冷啊！这里还是冬天”（17）。接着对寒冷的天气继续强调，“岁月就是不肯为我们送上夏天”（20）。《饥饿与杀戮》中也描写“从西北吹过来的寒风像箭一样刺向他的胸膛”（29）。《馒头》是一部描写饥饿难耐的朝鲜人——“我”在中国饭店偷吃一个馒头的小小说，整个作品的20%都是关于对寒冷天气的描写。《红焰》中一些单词反复出现以强调寒冷天气，这些词有“冬天”（11）、“冷冷的天空”（11）、“暴风雪”（11）、“像是穿过北极冰天雪地吹来的寒风”（11）、“暴风又茫茫的雪花”（12）、“又冷又可怕的天气”（12）、“刺骨的风”（17）、“风”（14），等等。与此相反，云心从间岛回到朝鲜的途中有“一片一片发绿的柳树”（98），“迎春花还笑盈盈”（98）。“满洲”是失去家人、房屋瓦解的地方。家既是“个人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性的基础”，又是“存在的根源”（48），对所有的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家是古老的房屋、邻居、故乡、祖国，可以说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鲍勒诺夫也主张家是“人类世界具体的中心”；没有“对生活的终极的信任”，“就不能搭起房屋居住”。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所描写的房屋的瓦解，恰恰是“满洲”朝鲜移民经历的地方遗失的缩影。四、地方遗失促成的想象空间——祖国（故乡）“满洲”对朝鲜人来讲，是可以获得朝鲜不能提供的稳定与意义的地方。但“满洲”的现实告诉他们这儿与地方无关。象征地方的女性破落、寒冷的天气、房屋的瓦解，这些描写真实地传递了这个信息。耐人寻味的是，“间岛”失去地方功能的同时，朝鲜重新被构筑为新的地方。想当初，朝鲜人根本没期待在朝鲜获取地方，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有点意外。
其实，地方与共同体几乎不曾一致过。因此“地方具有本质认同性的想法”是逆流的、是有问题的。就像人的认同性不是单一的，地方也是多样化的。多琳梅西反对“将地方理解为依赖过去，无衔接很利落，具有内在一致性，看起来很舒适，是封闭的共同体”。固化地方的含义将其理解为封闭的空间，这时就会导致与他者的对立。基于特殊地方的民主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乡愁》中的金宇英在朝鲜的日子是极其屈辱的，只因寒冷天没有扫雪就被巡查扇耳光，他咬牙发誓定要雪耻。更甚的是，他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妻子、子女都统统死去。即便如此，“如果死了还有灵魂，我就要回到故乡”（25），正是金宇英的浓烈乡愁使朝鲜重新成为有意义的地方。《日出》是从间岛回到朝鲜时的作品，金夫人在大多叙事中以焦点话者的身份出现。《故乡很是可爱，看着山川就有不少的安慰》（197），这时的故乡是理想中的且浪漫的地方。对故乡的理想化继续深化，“金夫人眼里每个人都很有福气。不管大小，有个店铺主满脸油光地坐在那里，比起自己他们是多么幸福啊！”（218）。《红焰》中的老文因间岛的生活疲惫不堪，他反而回想“内地（朝鲜）——就算穷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好怀念三年前在那里受苦的日子”（16）。《异域冤魂》的情况也是如此，“难忍饥寒交迫的生活，前年春天和丈夫邢善来到间岛”（280），但间岛的不如意让他们思念故乡，“不管能不能糊口，还是想在熟悉的故乡生活下去”（281）。作品中他们借长白山解乡愁。“想起长白山那前面就有自己生长的朝鲜”（281），这时长白山是象征故乡的一个里程碑。《暴风雨时代》中的朝鲜人在“满洲”生活八九十年，都不知道朝鲜在哪个地方，但还是“遥望着长白山想着朝鲜”（373）。长白山“就像纪念碑、圣地、神圣的战场、墓地一样具有‘显而易见且有普遍的意义’的特征”，因此可以担任作为地方的里程碑职责。《异域冤魂》和《暴风雨时代》中是朝鲜人将长白山与自己特定的地方等同看待，这个地方随即成了一个里程碑，他们觉得（想象）那里就是祖先还有他们自己的故乡。
随笔《呻吟声——病床日记》（《东亚日报》，1926年7月10日—17日）与《异域冤魂》的写作年代相同，其中的长白山也被描写为祖国的象征。来探病的朝鲜人“记得我的祖国是朝鲜，自己是朝鲜人，记得长白山是最高的山”（221）。他们历尽了沧桑，“变得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但还是看着长白山想念祖国”。长白山是朝鲜人记忆中最崇高的地方，它被描写得非常神圣且庄严。
云卷天晴，晴朗的天空下初秋的薄雾与开始换装的绿叶相呼应，浓淡自如的天际白头屹然矗立，白云间的巨峰像是藏着千古秘密，掌握着全世界的命运。涌入闼门潭里的水流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像极了炫耀我们东方的光明。每遇此景，我不由得向白头鞠躬。同时会留下莫名的两行泪，握紧拳头。
在那伟大的长白山下诞生了我们2000万的祖先檀君嘛？就算那是神话是个迷信，只要朝鲜和朝鲜的儿女存在于世，就会传颂千秋永不消失。虽然是4000年前的古老故事，直至今日，有谁会看着长白山不忆起檀君，有谁会忆起檀君不想着长白山？
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长白山＝朝鲜民族”牢固的认识。崔曙海流露出无比强烈的民族意识，“地球毁灭、人类灭绝之前，还会流淌着我们的血液”（221），还暗自发誓：“我有父母、有朋友、有祖国。就算是死，做完该做的事，我还是会回到父母朋友身边埋于祖国。”（223）不知不觉中，祖国重新被塑造成永恒的、务必要回归的地方。五、结论
崔曙海创作了《吐血》《故国》《乡愁》《出走记》《狂人》《饥饿与杀戮》《日出》《馒头》《异域冤魂》《回去那天》《红焰》《暴风雨时代》等“满洲”背景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崔曙海的代表作。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找不到“地方”的人物；他们不知道自己归属的地方或能待的地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停留或可以拥有的地方。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中的“满洲”行是寻找稳定与认同性的根源——地方的行为。但在辛苦找到的“满洲”，朝鲜人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感。无法预测的变化不能给软弱的朝鲜移民提供归属感与安全感。地方的获得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是贫穷，中国地主与有权力的中国官吏加速了这个情况。崔曙海还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人与朝鲜人之间的矛盾本质，其中隐藏着的是日帝的侵略中国野心。
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女儿等女性形象的破落与痛苦反复出现，这可以与人类长期以来惯用的性别认识相结合来理解。我们通常将地方与性别中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虽然空间与地方不是对立的，是相互的，但我们一直以来从男性中心的立场定义地方是女性的领域。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吐血》《出走记》《饥饿与杀戮》《红焰》的主人公都是男性，他们经历的重要事件都是妻子或母亲的苦难。像“满洲”这样一个找不到地方感的空间，女性只是象征地方遗失的对象。此外，在“满洲”经历的地方的遗失还通过寒冷天气和房屋的瓦解来展现。值得深思的是，作品中间岛丧失地方的功能、与此同时朝鲜则重新被塑造成新的地方。想当初朝鲜人根本没期待在朝鲜获取地方，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有点意外。参考文献
崔曙海全集［M］.郭根编.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7.
崔曙海作品资料集［M］.郭根编.首尔：国学资料院，1997.
郭根.研究史的检讨与批评［J］.崔曙海的一生与其文学研究.蓝色思想，2014.
金成玉.崔曙海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与意义［J］.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第29辑.
金胜钟.崔曙海小说的记号学研究——以间岛背景小说为中心［J］.现代文学的研究第36辑，2008.10.
金允植.郑虎雄.韩国小说史［M］.文学村庄，2000.
金春善.北间岛韩人社会的形成与民族运动［D］.首尔：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16.
金炫，金允植.韩国小说史［M］.首尔：民音社，1973.
金贤京.人，地方，款待［D］.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15.
金弘日.北满奥地旅行记［N］.东亚日报，1925.10.6.
卢永茂.白石的诗与恋地情节［J］.国与国文学第56辑，2014.
朴勋河.脱殖民叙事视角下的崔曙海［J］.崔曙海文学再论.首尔：seami出版社，2002.
孙有庆.崔曙海小说中“恋爱”的意义［J］.语文研究第32辑，2008.
申荣雨.满洲纪行［N］.朝鲜日报，1922.2.28.
尹大硕.“满洲”与韩国文学者［J］.《殖民地国民文学》.首尔：亦乐，2006.
李京敦.崔曙海与记录的小说化［J］.泮桥语文研究第15辑，2003.
李银淑.朝鲜移民对北间岛景观的认识［J］.韩国学研究第28辑，1996.
任奎灿.崔曙海《日出》与新倾向派小说的评价问题［J］.《文学史与批评争论》.首尔：太学社，2001.
林和.朝鲜新文学史论 绪论［N］.朝鲜中央日报，1935.11.12.
车成延.韩国近代小说中“满洲”的意义［J］.满洲研究第九辑，2009.
千春花.韩国近代小说中的“满洲”研究［D］.首尔大学博士论文，2014.
表彦福.崔曙海文学中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意识［J］.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9辑，2012.6.
洪以燮.1920年代殖民地的现实［J］.文学与知性，1972年春季刊.
季琨.日地占领时期间岛小说再考［D］.首尔：夏雨，2015.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M］.boston：beacon press, 1969.
鲍勒诺夫.人与空间［M］.李纪淑译.首尔：ecolivres，2011.
Leonard W.Doob,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Their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多琳梅西.空间，地方，性［M］.郑贤珠译.首尔：首尔大学出版文华院，2015.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D］.金德玄.金贤珠.沈胜姬译.首尔：论衡，2005.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M］.丘东桧.沈胜姬译.首尔：大尹，2007.姜敬爱文学的国际主义源泉之“满洲”经历——以北满海林经历为中心李相琼（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王倩倩（四川外国语大学）译一、有关姜敬爱伪满经历之争议
韩国近代文学史上对间岛进行了最为生动再现的作家非姜敬爱莫属，而学界对其在进行文学教育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行踪有着很大争议。就目前梳理好的年谱来看，姜敬爱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准备期，即从1926年9月之后至1929年5月之前，这一时期其行踪在正式记录中未有记载。这一时期姜敬爱在何地做了何事对探讨其随后生涯及文学世界有着重要支撑作用。即在1931年6月和丈夫张河一一同去往间岛龙井之前，姜敬爱是否已经去过“满洲”一次？作家意识形成期的经历是姜敬爱从事作家活动的基础，这一问题关乎于此非常重要。此外，除了文学研究之外，有人称姜敬爱同1927年3月的新民府第1次羁押事件及1930年1月的金佐镇将军暗杀事件有关。这一主张备受关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姜敬爱的行踪予以具体考察。本文旨在对有关姜敬爱在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之前，担任教员期间的1926年9月—1929年5月其行踪方面的争议进行梳理，并阐述其行踪意义。
为方便行文，笔者首先对新民府、金佐镇、《新民报》等相关历史事件予以简单梳理。新民府是于1925年3月10日在北满宁安县宁安城成立的独立运动团体。成立当时，新民府的中央执行委员长是金赫，军事部委员长兼总司令员是金佐镇，民事部委员长是崔灏，教育部委员长兼宣传部委员长是许圣默。新民府自1925年4月—1926年8月共发行了机关刊物《新民报》16期。创刊当时的发行人是许圣默，主编则是崔灏。1927年3月初，哈尔滨日本总领馆警察同政府当局一起袭击了石头河子兴隆镇的新民府本部，宣传部委员长许圣默等被捕（新民府第一次羁押。简称《新民报》事件）。1927年12月25日，在石头河子会议上，新民府就运动的方向发生争议而分裂成主张教育及产业优先的“民政派”和主张开展武装斗争的“军政派”。1928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长金赫等在石头河子被捕，新民府随之失去了重心（新民府第二次羁押）。1928年11月，新民府军政派杀害农民的“宾州事件”爆发，民政派问责军政派领导人金佐镇，并宣告将其处以死刑。由此，民政派与军政派的关系变得敌对，完全分裂。随后，以金佐镇为中心的军政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在满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联手，于1929年7月成立了韩族总联合会（简称“韩族总联”），民政派则参与了国民府。1930年1月24日，金佐镇被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火曜派青年暗杀（简称“暗杀事件”）。之前笔者推断在婚后去间岛之前，姜敬爱在这一时期的某一时间点曾去过一次间岛。在涉及2005年文化观光部举行的“本月文化人物”指定时，有人提出姜敬爱同“暗杀事件”相关，不能指定其为文化人物。为反驳此主张，笔者基于姜敬爱在事件当时并不在中国，同“暗杀事件”无关这一立场，查找了相关资料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随后，姜敬爱被指定为2005年3月的文化人物。
有关文化人物指定争议之后的2007年，崔鹤松对“满洲”及间岛的地名进行了区分，推论称姜敬爱的“北满”经历，有别于“间岛”经历。按照崔鹤松观点，现中国东北三省，其历史地名为“满洲”，“满洲”又被分为东满、南满、北满，北满指今黑龙江省地区，而间岛地区位于“满洲”东南部，与平安北道、咸镜北道相邻，鸭绿江及图们江流经此地，鸭绿江一侧被称为西间岛，图们江一侧被称为北间岛，通常所谓间岛指的是北间岛。姜敬爱所述的间岛也应视为是由珲春、延吉、汪清、和龙4县组成的北间岛地区。就此来看，姜敬爱在多篇散文中提到的，1931年6月越过图们江，首次踏上了间岛，是指首次去了北间岛，并非说她没去过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姜敬爱于1931年初在《朝鲜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破琴》中，出现了“宁古塔”这一地名。由此推断1926—1928年姜敬爱去了北满宁古塔。此外，崔鹤松还称当时的北满经历对之后姜敬爱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倾向产生了影响，并对这一时期姜敬爱的行踪做了如下整理：
1924年9月，姜敬爱与梁柱东分开后从同德女校退学，回到黄海道长渊学习文学，但“忍受不了亲友的责备及邻居的冷眼”，于1926年去往北满宁古塔（宁安），在那里当了“幼儿园教师”，与社会主义人士金奉涣相遇并一起生活。在《新民报》上发表有赤色倾向的文章，开始正式接受社会主义，1928年回到长渊加入槿友会。随后发表了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同张河一相遇并结婚，1931年6月再次去往“满洲”，本次目的地为间岛龙井。
崔鹤松从小说《破琴》出发，推论得出姜敬爱的北满经历，这一成果在姜敬爱研究方面意义重大。但崔鹤松从姜敬爱在北满停留的时期出发，虽无法将其同1930年的“暗杀事件”相关联，但将其与之前的《新民报》事件进行了关联，他将姜敬爱在北满的停留时期视为1926年初—1928年冬之后，时长近3年。笔者认为他这是将后人的回忆视为历史事实，而未进行文本批判，由此得出的牵强推论。
有关姜敬爱1926年后期—1929年上半期的行踪问题，没有决定性资料，只有推论和观点。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作为这场争议的当事人之一，总是备感缺憾。最近，笔者看到了姜敬爱在去往间岛龙井之前，曾在北满海林从事了两年教员工作的资料。以此为契机，笔者旨在明确争议时期姜敬爱的行踪，依据现有资料批判整理其受《新民报》事件或“暗杀事件”牵连等说法，以期对今后姜敬爱的生涯及文学研究有所帮助。此外，笔者也欲对不正确或歪曲的记忆被作为历史纪录沉淀下来，随后又以其为依据，产出记忆的“故事创作”过程进行追踪，并指出其问题之所在。另外，笔者也欲思考北满海林经历在姜敬爱文学方面的意义。
先说结论，姜敬爱在1927—1928年两年时间里，在北满海林从事教员工作，最晚在1929年5月左右回到了故乡黄海道长渊；之后开始正式发表文章，从事作家活动；1931年6月跟随在东兴中学就职的丈夫张河一迁往间岛龙井。但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伪满建国、日帝的间岛大讨伐等之后，姜敬爱的身体状况不好，一年后又重新回到了长渊；在长渊停留了一年多，于1933年9月左右，其再次前往龙井，一直居住到1939年末，因医病彻底回乡。
此外，姜敬爱与《新民报》事件及“暗杀事件”有关联的主张，不过是韩族总联相关人士错综复杂的记忆与回忆，在基于特定目的被润了色的情况下，姜敬爱被认定为“独立运动人士”，进而变成了“历史事实”，而以此事实为基础，记忆又得以重构“故事”而已。
姜敬爱曾以教员身份停留两年的北满海林，当时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势力扩大，与新民府中心的民族主义者相对立。在这里，姜敬爱认识到了阶级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在其之后的作品创作中有持续体现。二、20世纪20年代后期姜敬爱的北满海林经历
姜敬爱生长于黄海道长渊，主要在间岛龙井从事作家活动，有关其行踪信息笔者是通过姜敬爱本人在作品或随笔中提及的行踪、同一时代周围人群的传言或报道、姜敬爱逝世后的研究及回忆等途径获取的。《我的幼年时节》《故乡的苍穹》《自叙小传》等姜敬爱本人的随笔中记录了幼时的贫穷，在继父家遭受折磨的故事，因为经济原因勉强就读于平壤崇义女校，后因关系到同盟休学而遭到退学的事件也记录在其中。这些文章成为研究姜敬爱生涯的出发点。此外《间岛风景》《背离间岛，间岛，安好》《间岛的春天》《间岛》等与间岛相关的随笔记录了姜敬爱于1931年6月同张河一结婚后共同迁至间岛龙井后的经历。参考这些资料，可对争议时期前后姜敬爱的行踪整理如下：
1923年（18岁）10月左右就读崇义女校3年级，因关系到同盟休学而遭遇退学后，插班至首尔同德女校3年级，学习了1年。
1924年（19岁）5月在梁柱东主持的《金星》杂志上以姜珂玛的笔名发表题为《一本书》的短诗。9月初回到长渊正式学习文学，并针对贫穷儿童在“兴风夜校”教书。
1925年（20岁）11月在《朝鲜文坛》上发表诗歌《秋》。
1926年（21岁）8月18日在《朝鲜日报》上发表诗歌《熨斗火》。
1929年（24岁）6月10日任今槿友会长渊分会总务部长。10月3—7日，向《朝鲜日报》投稿并发表《读廉想涉之评论〈明日之路〉》，正式迈向作家之路。发表当时，作者署名为“长渊槿友会分会内姜敬爱”
1930年（25岁）11月向《朝鲜日报》（11月28—29日）妇女文艺栏投稿并发表时评《朝鲜女性的足下之路》。
1931年（26岁）1月向《朝鲜日报》（1月27日—2月3日）妇女文艺栏投稿并发表短篇小说《破琴》。2月11日在《朝鲜日报》发表了署名为“长渊姜岳雪”的批判梁柱东的《梁柱东君的新春评论——为了反驳之反驳》一文。6月左右，同张河一结婚并迁往龙井。
1932年（27岁）6月其间为躲避九一八事变、伪满建国、日帝“讨伐”等事件，同时为了医病回到故乡长渊。
1933年（28岁）9月左右再次去往间岛龙井，一直生活到1939年末。
有关姜敬爱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创作初期，1932年5月在龙井见过她的金璟载的描述最为详细：
我在平壤崇义女子高中为了赶走宿舍管理员，进行罢课，遭遇退学，随后就读于首尔的同德女校，中途退学后回到了老家长渊。我们家后面是山，树木繁盛，从那里传来的知了叫声，听起来悲伤无比。坐在树下听着知了叫声，我想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都散发着自己特有的光芒，发出自己的声音，便一再下决心要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发散出我自己独有的光芒。因此，我用小说……这样想来着。
但有关婚前姜敬爱曾只身前往北满海林这一点，不知是否因为金璟载未曾听说过，对此他并未言及。此外，20世纪20年代，同姜敬爱走很近的梁柱东对其曾去往北满海林一事也未提及。
姜敬爱去世后，任淳得首次对姜敬爱的行踪进行了整理。对其异域间岛龙井的结婚生活，特别的“满洲”进行首次提及的文章是，解放后1949年3月《人间问题》在平壤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任淳得于9月所发表的书评对与其在间岛龙井的结婚生活有所不同的、特别的满洲体验进行了首次提及。奇石福在《人间问题》单行本的《序言》中对姜敬爱的生涯也进行了简单描述，但仅限其幼年时期及女校时期之前，之后并未言及，而任淳得在《人间问题》单行本发行后写了书评，并在长渊姜敬爱的坟前立碑，重点参与了解放后在朝鲜开展的姜敬爱纪念工作。该书评似是他在对姜敬爱的行踪进行了更为周密的调查后写的：
她早先为生活所迫去往遥远的异域间岛，在那里了解到了游击队的真面目，曾想加入游击队。但她天生具有艺术气质，从事了作家活动。其创作世界亦即其乡愁之歌。于她而言，无法面对在国内土地被侵占，以流民身份来到间岛又被中国地主压榨的同胞之惨像。但被驱赶的流民并未悲惨地苟延残喘，而是作为光复祖国的斗士，击穿朔北岩石，穿过树林，成长为革命力量，而她则具有一双能比任何人更快捕捉这一形象的双眼。
任淳得虽提及“为生活所迫去往遥远的异域间岛，在那里了解到了游击队的真面目，曾想加入游击队”，但因未另外记录她在1931年婚后同丈夫一起迁往龙井的事实，给读者造成了混乱。
对这两次事件进行区别记录的是朝鲜研究家金献淳所著的《姜敬爱论》。鉴于金献淳研究是随后姜敬爱研究的出发点，虽略显冗长，但在此仍进行较大篇幅的引用。
姜敬爱在女校就读的1924—1926年这一时期，彼时我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劳动阶级和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大众性的抗日斗争日益激烈，在平壤也在激烈开展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未曾将自身命运和不幸同阶级民族命运相联系思考的姜敬爱，这种革命现实必将会刺激她的意识。（……）因此她在3年级时能够站在校内发生的同盟休学前列。同盟休学原起因于宿舍管理员罗某践踏一位女学生的人权，随后逐步扩大为反对宗教教育的大型抗争。……
同盟休学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坚持到最后，同领头的几名学生一起，姜敬爱也被开除学籍。虽然求学之路受阻，但该经历对姜敬爱的思想发展及人格培养而言非常珍贵。（……）姜敬爱有自己的想法，她先是针对求知若渴的无产阶级儿童设立了兴风夜校，在亲执教鞭的同时，也拿起了习作之笔。她最初有志于文学是在女校就读时期。姜敬爱几乎是通过嗜读作品度过了倦怠的3年。（……）1929年冬，姜敬爱摆脱家乡令人窒息的环境，去往中国间岛。这一时期国内劳动运动及农民运动持续开展，热火朝天，中国东部一带革命局势日渐成熟，尤其是东满地区，同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反日声势更为浩大。
姜敬爱在龙井一带的近两年期间，既有作为教育机构临时雇员工作的经历，也有忍饥挨饿的艰难困苦的经历。1931年在她离开间岛时所写的随笔《间岛，安好！》对这一过程中她所目睹的现实有着辛酸的回忆。（……）在悲剧的现实面前，姜敬爱忍无可忍，愤然执起创作之笔，以自身的痛苦过往和历经苦难的间岛人民生活为原型，开始了作品创作。自传性质的处女作长篇《母亲与女儿》（1931年8月），短篇《父子》《那个女人》（1931—1932年）等就是这样创作而成的。
她在1931年末回到了故乡，第二年再次去往间岛龙井，直到1939年，她在料理家务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创作活动。
1961年，仍有许多人记得姜敬爱。据推测，金献淳在通过这些人获取信息的基础上撰写了《姜敬爱论》一书。继父“崔都监”，创办“兴风夜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等均为金献淳首次发掘。但因其未能充分阅读姜敬爱所留的各种作品及相关报道资料，在年代之类细节上不甚准确，并误将姜敬爱婚前去往北满海林后返乡同其婚后去往间岛龙井中途暂时返乡的经历混为一谈。
同张河一结婚之前，姜敬爱曾去了中国某地一趟。对此，有着准确记忆的人士便是姜敬爱朋友的妹妹高日新（1915—2016）。高日新回忆称，虽不知道是去了中国哪个地方，但姜敬爱是从中国回来之后遇见的张河一，两人婚后又去了间岛龙井。她把两个事件进行了明确区分。
姜敬爱本人对海林经历一概未提。但最近笔者在1933年1月发行的《朝鲜女性》杂志中简要介绍女性人物的“女人词典”栏目中看到，将姜敬爱的“满洲”经历区分为“北满海林”2年和“北间岛龙井”1年。记录如下：
姜敬爱：生于黄海道长渊，芳年28岁。
在平壤崇义女校就读时，为驱逐宿舍管理员，发起同盟休学活动，遭遇退学，后就读于同德女校，中途退学。随后去往北满海林担任了2年教员。槿友会长渊分会干部。在北间岛龙井居住1年。
现同丈夫居住在长渊县。小说家。
就1933年1月这一时间点来看，《女人词典》的记录虽短但对截止到当时的姜敬爱的行踪进行了准确梳理。在平壤崇义女校为驱赶宿舍管理员，引发了同盟休学；从同德女校中途退学、任槿友会长渊分会干部，在龙井居住1年后返乡，现居长渊等内容，将其同笔者目前掌握的其他资料相对照的话，会发现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因此“前往北满海林担任了2年教员”这一记录完全可信。另外，杂志本身虽无法确认姜敬爱也曾在《女性朝鲜》第30期（1933年2月刊）上发表了诗歌《新娘》。该报道刊载于姜敬爱在长渊居住之时，并且从姜敬爱在下一期发表了作品这一点来看，该报道是可信的。就此而言，姜敬爱在北满海林度过了2年时间，应视其为事实。
若是如此，问题就在于这两年是什么时候。从有人记得姜敬爱开办兴风夜校这一点来推算，在兴风夜校初具规模的1925年10月前后，姜敬爱应是在长渊担任兴风夜校的教师。她应该是在担任夜校教师的同时，于1926年8月发表了诗歌《熨斗火》。据此，可以推测她是在1926年8月之后离开长渊的；并且根据1929年6月姜敬爱曾作为槿友会长渊分会干部开展活动的报道，可以推出她在这一时间点之前回到了长渊。三、《新民报》事件及金佐镇将军暗杀事件相关记录与记忆之距离（一）争议之始
根据前文所整理的姜敬爱的行踪，笔者欲以此为基础，对主张这一时期“姜敬爱在北满海林同金奉焕一起生活并引发了《新民报》事件，受到哈尔滨日本领事警察唆使，同金佐镇将军暗杀事件有关联”的观点予以批判探讨。
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所言，2005年姜敬爱作家被选定为文化观光部主办的“3月文化人物”，彼时《月刊朝鲜》（2005年2月）提出质疑，称姜敬爱同“暗杀事件”相关，不宜选其为文化人物。当时的选定委员会通过再次审议等程序，未接受质疑，最终仍确定姜敬爱作家为2005年3月的文化人物。
在这一过程当中，身为姜敬爱的研究人员、曾推荐将姜敬爱选为文化人物的笔者本人与之直接相关，借此机会得以对这个之前未能进行特别研究的问题进行更深入广泛的查证。经过这场“风波”，笔者获悉，姜敬爱牵连说之焦点并非基于具体“事实”，而是源于一位独立运动家，具体而言，是源于李康勳（1903—2003）的“回忆”。从彼时始，不正确的、被扭曲了的记忆被作为史实记录。姜敬爱是否受牵连不是问题，与“暗杀事件”真凶或动机相关的事实及记录、记忆及解释本身都还未有定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以往资料的局限性，那些曾仅依赖于特定人物的“记忆与回顾”，而未经周密验证的人物或事件，在目前能看到许多国内外与之相关的新资料的情况下，理应将原有描述中的错误事实予以纠正并进行重新解释。然而，独立运动史学界不对曾任光复会长的李康勳的回忆未进行公开质疑的氛围，笔者同样深有感触。基于此，笔者欲通过对查找阅读过的资料进行整理，阐述姜敬爱牵连说之无根据性及李康勳回忆上的问题所在。
2005年2月《月刊朝鲜》提出的姜敬爱牵连说如下：
文化观光部（以下称文化部）将诗歌《皮囊，走开吧》的作者诗人申东晔及小说家姜敬爱（1906—1944）等12位选为“2005年本月文化人物”。
1月4日下午，曾任国家报勋处局长的A找到了记者。A主张称“文化部选定的‘3月文化人物’姜敬爱是教唆暗杀白冶金佐镇将军的共犯”。（……）《日帝统治下的36年——独立运动实录》记录了作家李二宁对在金佐镇先生身边辅佐的李康勳、郑焕日、林基松等的访问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李作家在书中写道，姜敬爱与金奉焕（又名金一星）两人被哈尔滨领事馆警察部的松岛刑警收买叛变，唆使共产激进主义分子朴尚实，于1930年1月24日将金佐镇将军杀害。（……）
主张姜敬爱参与了金佐镇将军暗杀事件阴谋的资料有《独立运动大词典》（光复会）、《韩民族独立运动史》（国史编撰委员会）、《李康勳自传——民族解放运动和我》（第3企划）、《李康勳历史证言录》（人物研究所）、《日帝统治下的36年——独立运动实录》（东都文化社）、《黑龙江省海林市金佐镇学术讨论会资料——朴基奉》（朝鲜族民族史学会）等。
此处《月刊朝鲜》所展示的证据资料都是源于同“暗杀事件”中当时金佐镇的韩族总联相关的人物，特别是李康勳的回忆。这是在缺乏将其同事件当时记录或事件其他方面的回忆等进行比较的文本批判过程的状态下，仅在不断重复李康勳主张的状态下，将其回忆视为“事实”而创造出的历史记录；同时，又在这些被创造的历史基础上，对记忆进行了重构。（二）有关“暗杀事件”当时的记录
对1930年1月24日发生的“金佐镇将军暗杀事件”进行报道的当时的报纸及杂志新闻，日本警察的内部报告资料相当多，这些“记录”可以分为声称罪犯是接到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指示人员的记录，及声称罪犯是金佐镇部队内部反对派的记录。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所谓“日帝的唆使”或姜敬爱的名字均在记录中出现。
首先，从同“暗杀事件”时间上最近的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方面的资料来看，领事馆方面将暗杀动机视为“宾州事件”被害人家属及在中国韩人青年同盟的复仇。
韩族总联合会，就其成立而言，是金佐镇等旧式国粹派同南大观等无政府主义者新派在社会上失势的同一处境下进行的合作。另一方面，从地区上看，是畿湖派（金佐镇等）、咸镜道派（南大观、朴淳甲）、庆尚道派（韩圭笵）等的整合产物。因此在团体内部常有纷争、反目。金佐镇等畿湖派为了维护自身实力，最近依托以五常县为根据地的畿湖派。但由于其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残暴，地方对金佐镇一派反感，尤其是宾州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其他在中青盟一派一直以来计划杀害金佐镇。上个月25日，金佐镇在中东线山市站遭遇暗杀危机，这也被认为是他们一派的复仇行为。
在日本方面，派驻了取材人员的国内报纸，在事件初期也持同样观点。
被害人金佐镇所属的韩族总联方面的观点也类似，他们认为是曾同韩族总联有过领域之争的共产主义者所为。当时在葬礼上朗读的《故金佐镇先生简历》中称“凶手是高丽共产青年会的成员，是在中韩人青年同盟成员朴相实（又名金信俊）”。1930年4月发行的杂志《夺还》记载得更为详细，文中称这是高丽共产党满洲总局的主要干部金奉焕等收买白痴朴相实制造的事端，韩族总联合会保安队逮捕了主谋金奉焕及李周贤并予以处置。
本次事变的主谋是隶属第三国际的凶手（事实上高丽共产党及朝鲜共产党曾在第三国际党的领导之下）。
金佐镇先生遇害的第二天，在哈尔滨发行的俄罗斯机关刊物以“消灭土匪强盗”为题大肆报道，仿佛取得了极大胜利。之前在北平同金天宇一起发行《革命》杂志的金奉焕（又名一星）及李周贤、李喆滈、金伦等一伙人共谋了此事，却在杀害金佐镇时卑鄙地想要推卸责任。他们欲反向宣传并掩饰称责任在于韩族总联合会部分人的行动，李周贤在审讯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另外，收买愚昧的朴相实（不详）来实现该阴谋的事实也被揭露。（……）
对他们以日本政府所用的卑鄙手段暗杀一位革命家的凶恶行径，我们绝不能宽容秋毫，他们已成为我们革命战线上的障碍物，绝不能放任不管。我们在革命战线上观察共产党，他们是同帝国主义一样的大型障碍物。
朝鲜共产党数年间一直提倡联合运动，无论他们以何种态度应对，我们韩族总联合会是无法原谅他们的。我们的愤怒通过通讯网络，经过各方面活动后决定，总联合会保安队对主谋金奉焕及李周贤处以死刑，为金佐镇同志报仇。
通过这篇报道，可以推测实际开枪的朴相实逃脱，韩族总联保安队员抓捕了否认罪行的金奉焕、李周贤等，逼其招供后将两人杀害。在韩族总联方面立场上所写记录中这是最为详细的。从《夺还》杂志的特点来推测，这也是站在当时在现场的人物——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韩族总联合会的立场上所写。
另外，被认定为凶手的共产主义者方面主张称，是因为金佐镇迫害民众，同日本领事馆私下交易才遭杀害。现虽未能看到朝共满洲总局方面有关“暗杀事件”的直接记录资料，但在暗杀时间前后，共产主义者方面对金佐镇的行为进行批判的资料很多。以下是“暗杀事件”之后，在北满地区巡防人员报告资料的内容。
新民府内的强硬派直接屠杀了宁安县加野区（音译——译者注）的1名农民和1名少女，并造成2人重伤。从彼时始，新民府走向没落，他们在名义上也不得不解体。1929年夏天，金佐镇（……）组织韩族总联合会，武力占领了海林等地，限制组织韩会，殴打、驱逐共产主义者，向当局警察告密，逮捕革命人士。一方面利用俄罗斯、中国问题向张学良及特别区警察哀求，表示要成为抓捕杀害共产党的先锋。另一方面，通过野蛮的刑罚手段掠夺农民财产。走狗金佐镇于1930年1月在山市其碾米厂内被害后，他们垂死挣扎，在中东铁路火车上恣意逮捕了ML派的同志。2月杀害了金一星同志，把7—8名人员殴打成重伤，在各地随时出没，进行暗杀活动。
这里虽未直接点名凶手，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者立场上提到了问题人物金一星的名字，并称其为“同志”。笔者认为若金奉焕同日本领事馆方面私下有约的话，他们不会用“同志”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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