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素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云从龙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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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与素琴试读：

七年前，我侍弄过一间小书店，开门卖书之余，常常跟着别人去城外的废品收购站淘旧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收获了几本私人档案和一些社会运动的旧材料。翻开之后，一下子被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体和各种各样的表格、检查、公章所吸引，自此，对这一类故纸旧档的收集就成了我的一个癖好，时常游走于陋街破巷之中，每有所得，辄欣喜若狂。但欣喜过后，又是一阵喟叹。我发现，每一张旧纸，几乎都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有的令人喜悦，有的令人神伤，更多的则充满了普通人的各种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他们的际遇，有时候是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的；有时候，个人又以一己之力、合众人之功，造就了波谲云诡的历史。

但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谁造就了谁，当历史的一页翻过之后，那些曾经在大时代中留下过烙印的普通人，一如船过水无痕，统统被忘却，被湮没，被抛弃，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丛林法则，只是成王败寇，只是胜利者的讪笑。鲁迅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现在来看，历史究竟“吃”掉了什么人？绝非王侯将相，而是无数普通人。

意识到这一点，我决定尝试发掘那些被遗忘了的普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2012年，我在友人马策的鼓励下，依据一本二十年前的日记，写了第一篇小文，还原了一位不知名的未亡人的浮生往事。一年后，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叙述一位工程师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屡遭同事秘密揭发，饱受歧视，而他为了自保，不得不选择用同样的方式揭发别人。又一年后，第三篇类似的文章形成，相比前两篇，更加曲折和绵密。这三篇文章，承蒙著名出版人张立宪先生的厚爱，都先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读库》上。二

收集资料和钩沉历史的这些经历，使我越发意识到普通人的故事、私人史、民间史的重要，也使得我原有的历史观念不断得到校正。多年来，经由学校、家庭、社会、书本所习得的经验告诉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具体所指是谁？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千百年来，我们似乎没有记住过一个具体的人民，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名字，被牢牢地钉在了我们的头脑中，他们俨然是历史的推动者、文明的缔造者。然而，历史真的是那样吗？我认为，绝非这么简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抑或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这二者之外，历史还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上帝早就计划好了的，而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上帝说，要有光，世上就有了光，要有人，世上就有了人。但克罗齐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永恒的事件之流，是单一的、个别的、不重复行动的领域。历史像诗歌、道德、意识一样，是没有规律的。曾经砸中艾萨克·牛顿的那只苹果，我们能说那是历史的必然吗？尽管上帝说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在苹果砸中牛顿之后，上帝死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谈论历史的主宰者，人民？英雄？抑或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充其量只是历史的某一截面。在我看来，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实性，就像我们面对碧波万顷的大海时，阳光往往只是照射到它的表面，而那些位于洋面下的底部之海，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

我常常觉得，我这种对于普通人物的旧事进行发掘和整理的写作，是一种拼图式的、复盘式的叙述，我甚至为之发明了一个名词：历史拼图。三

拼图通常来说是一种智力游戏，考察人类对于符号与形状的理解能力，在历史语言范畴中，拼图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能会运用到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学科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逻辑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等等，对具体的标本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它的对象（即标本）并非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历史，而是所有宏伟叙事背后那些隐秘的底部之海，更具体地说，它可能是这些底部之海中的一粒沙子、一颗贝壳、一种微生物、一个正在发酵的溶洞。

这样努力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难得一见的历史幽暗之处进行探秘与发微，从而更加客观地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时代潮流、人物命运之成因、结局及其走向，无限地接近真相。在这一点上，我也十分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观，因为，真相既然无法抵达，那么历史最大的意义便是从既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关照当下人类生存的境况。四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拼图，根本逻辑或在于：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虚妄，探寻历史真相是冠冕堂皇的虚妄，而拼图不过是最为谦卑的虚妄。

这是我和一位友人在谈论我的写作时，他给出的一段定义。我认为，关涉要害，一语中的。

因此，在这本书以及将来的时日里，我与读者诸君分享的，大都是那些沉沦在“隐秘的底部之海”中的故事，它们或许是大人物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境，或许是小人物定格在历史灰堆中的一个微笑，又或者是人世间习以为常的相遇、重逢、梦想、阴谋、误解、错过、爱情、仇恨、猜忌、珍惜、亲密、疏离，以及人在宏大历史场景中的存在与泯灭。我并不希望人们就此能记住什么，只希望那些被湮没了太久的名字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里。

最后，请允许我向促成这本书出版的几位师友亲故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是：友人马策先生、友人夏秀芹女士、出版人张立宪先生、黑龙江明水县方志办的王景龙先生、东方出版社的陈卓先生以及我的妻子林丹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便没有这本书，更没有我现在执着的这些事情。谢谢你们！引子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1日的一个深夜，十七岁的黑龙江省财政厅企业科科员贺明星用十一页烙有“改良本质（东亚）”字样的稿纸写了一份将近三千字的自传，以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供其审查。在这份自传里，贺明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毕恭毕敬地讲述了以自己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以及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前因后果。

就在这样一份看似不起眼的自传里，深藏了一个绵密而曲折的故事。“吊算”之家

贺明星，祖籍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镇贺家屯，1931年出生在北平，因为这个缘故，贺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富于诗意的乳名：“燕生”。多年以后，这个名字见证了他的爱情与跌宕起伏的人生，并慢慢地成了命运的某种隐喻。

贺明星的家族，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地主家庭，虽然称不上大地主，但在贺明星出生前后，家里已有田产120多亩，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关于贺父，自传如是写道：父亲“入北平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结了婚”。除此之外，一些能准确说明其身份的有效信息很少，比如父亲的姓名，父亲大学毕业之后是否曾在北平工作等等，都难以在自传中详尽了解。在那个年代，一个传统家庭里能走出一位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实属不易，然而，在贺明星的自传里，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这样一种喜悦和荣耀。相反，他冷静地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个人努力并非关键，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祖父和伯父两代人通过对长工的“剥削”而换来的优越家境：

到我父亲这辈，因为我父亲他们哥六个，他是最小的，等他能做活的时候，家里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五个伯父也一个一个地脱离了生产劳动，完全依靠四伯父当家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我们的一百二十多亩地，由于四伯父有吊算，继续祖父剥削人的老一套，到年终长工算账的时候，大哥及三伯父成天支大牌九局，左五右六想办法把长工一年来赚的钱赢来扣下，甚至四伯母也成天地支着牌局耍钱。使我仍然记得的几个长工（一个厨夫，二个伙计），就有三年没棉帽戴，并没棉衣穿。

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所以便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初级考入高级，逐渐升入中学，后入北平大学。

这是一段令人诧异的描述。四伯父们是否在吸雇工们的“血”，尚且值得考究，但贺明星显然忽略了他的家族经由两代人艰苦奋斗之后由“创业”向“守成”、“农本家庭”向“资本家庭”转变的内在关系，而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交代贺氏与雇工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上，这使得他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很自然地写道：“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换而言之，他既没有为自己生在一个生活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觉察到祖父、伯父两代人开荒创业的艰险，而是一眼就盯住了“剥削”、“不用参加劳动”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父亲出去读书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根据自传的描述，大约在1942年前后，贺氏家族一度迎来了全盛时期，田产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地，房屋三十多间，全家共四十余口人，贺家自己雇十多个长工种一百亩地，其他的租给佃农。而到了1948年——即贺明星写这份自传的时候，贺氏已经被彻底土改，贺明星和他的母亲、妹妹拥有的全部财产不过是半间房，四亩地和一些随身衣服。对此，贺明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极力讲述家族的剥削史，以向组织表明自己觉悟之高尚。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贺明星写这封自传的目的只有一个：入党。而入党的首要条件便是历史清白，所以，他必须努力找出种种理由与生他养他的家族在革命逻辑上一刀两断，这是一道单选题，他要么放弃，要么选择那个唯一的答案。

一个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少年，置身在千变万化的新旧交替年代，看不到自己亲人所受的苦难，看不到几代人为家业兴旺而付出的心血，却对组织的喜好了如指掌。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呢？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具体的人与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贺明星的父亲。父亲大人

贺明星的自传里，关于父亲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却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父亲“不需要参加劳动”的细节之外，还有其他关于父亲的回忆文字：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溥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任通达村长，而在伪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场场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他的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

贺明星在自传中对父亲历史的回顾全部集中在以上段落中。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父亲的生平和事迹：

他生于清末民初，在家中排位老七。这一时期的贺氏，田产达到一百二十亩左右，创业初成，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男丁，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得以被送进学堂读书。少年时代的他有可能就读当时县城里最好的学校，在那里学到的课程包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庄农杂字》《大学》等。学校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背书是必修的内容。他从小记忆力超群，每次背书，都能拔得头筹，深得先生欢喜。除此而外，学校里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规定白天读书时所有的学生都要盘腿坐在炕上，不许回头，不许说话，大小便也需要严格限制——每个人每天领取四根“尿签”，谁要上厕所，必须将尿签挂在教室门旁的墙壁上，回来后将其交给先生或班长；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早早地用完了尿签，就算真的屎憋尿急，也不会得到允许。他便是在如此森严的教育体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之后，他被举荐进入重点中学。二十年代中晚期，进入北平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北平结婚，生育孩子。“九一八”之后，他携妻儿从北平返家，回到明水故里，在地方上先后担任了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出任了伪通达村村长，期间因为一些摩擦而与日本人发生过冲突，甚至将种马场场长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些事情，他被解职失业。虽然他是堂堂大学生，但在整个贺氏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却因为在做末胥小吏期间未能帮助家中扩大田产反倒欠下债务而遭到伯父和胞兄们的白眼。闲居了几个月之后，噩运突然降临，日本人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伙同汉奸冲进了他的家中，将其拘走。临走时，他深情地亲吻了熟睡中的儿子，并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此后一去杳无音信，各种传言不断地撕裂着年轻的贺母之心和贺氏家族，最终，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贺被日本人在哈尔滨用酷刑致死，卒年三十五岁左右。

这是基于贺明星的亲笔自传而对其父的人生轨迹做出的一个大致判断，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则要经过确凿的考证。

判读以上文字，我们至少能提出这样的疑问：首先，1931年贺父有了孩子，当年东北三省完全落入日寇之手，明水县也在其中。按逻辑推理：此时的沦陷区和北平相比，后者要安全得多，而偏偏在这时候，他选择了回家，其动机会是什么？和家人团聚？保护家族利益及族人安全？这些惯常的理由都显得有些牵强。贺氏徙居明水已经半个世纪，人丁兴旺，地方关系势必错纵牢固，难道还需要一个常年在外读书、对乡关相对陌生的人回来持家？这显然不合逻辑。其次，他回家之后，在地方上先后出任了一些职务，虽然在日寇手下“苟且”，但毕竟是有一份工作，同时身后还有一个实力殷厚的家族，怎么可能欠下那么多债务？这一点不禁令人起疑。他所耗去的巨资，是否另有所用？再次，按照贺明星的回忆，父亲是因为殴打日本人和其他事情被洗刷解职，继而被带走构陷致死。从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有违常态：日寇怎么会仅仅因为贺殴打同僚以及在工作上不配合就将其随便带走打死？瑞安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地方上的青年士绅，日寇一边灌输“大东亚共同繁荣”政策，一边又对地方士绅大加迫害，对于地方之稳定，难道他们一点顾忌都没有？

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贺明星的父亲遭遇不幸，绝对不是其在自传中写得那么简单，必有隐情。

再考虑当年东北被殖民期间地下反抗斗争情状，自传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父亲大人”，会不会和当年的反殖斗争有紧密联系？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辗转搜寻，一本编修于1998年的贺氏族谱以及两种明水官方文献进入了笔者的视野。“端”起家业

从地图上看，明水县就像一把打磨得锋利无比的菜刀，横亘在松嫩平原西北部。它的四周边界近乎直线，这样的版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非洲各国或北美疆域的边界状况，它们都非自然形成，而是布满了人为切割的痕迹。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的行政版图上还没有明水县这个建制单位。1644年满人入关后，将东北定位为清政权的“龙兴之地”，明水所在的这一区域自17世纪便被封禁，不许开垦和私占。及至清朝中叶，海禁渐开，边疆多故，为巩固边防，清政府开始放宽垦边政策，允许旗人和汉人拓荒耕种。但这一时期，该地仍被划拨为满族军队的津贴地，实行屯田制，不允许民间力量擅自开垦。

光绪十九年，紧张的时局为这一地区的开放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日俄两个强国都加紧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为巩固边防和筹措军饷，黑龙江地方军政大员请求政府发放通肯河一带的官荒，得到允许，由是设局丈放，明水全境皆在规划之内。

1890年左右，宋魁甲、曲恒发、吴建堂、赵本兴、仇镇岳等五户移民先后从外地迁入明水，垦荒建村，生炊筑房，这是明水历史上最早的有确切姓名记录的移民，也是该地移民开荒的开端。贺明星的祖父“贺保官”正是在这一时期带领五个儿子来到了明水县，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大青岗”的地方抢占了60亩土地，开垦耕种。

1922年，黑龙江督军、代省长吴俊升前往明水一代视察，经由当地士绅恳请，决定置县。又由于当地有一处闻名遐迩的泉水，被当地人称为“明水泉子”，故置名以“明水”称之。但此次设治，并未正式设县，而是成立了“明水设治局”，该机构相当于一个“临时政府”，直到民国十八年，明水才经由黑龙江省署批准，正式设县。

明水治县时日虽短，但发展却异常迅速。民国初年，该地仅有六马架、小三里三等几个居民点，人烟稀少，猛兽成群，到民国十二年，即明水设治当年，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5万。

贺明星在他的自传里记述了祖父和伯父们最初来到明水县开荒创业的历史：

我祖父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便来到了明水县，那时明水还是一片荒草，没有人家，起初住在现在的胜利区（现在仍在那住）。那时的祖父在八区（即胜利区）占了六十多亩荒地，加上我五个伯父雇些工便开了起来，从这便打下了发家的基础，以后明水那个地方的人家逐渐地来得多了，我们的家逐渐的更富裕起来，祖父便脱离了劳动，学会了“端宝”（过去耍钱的一种），成年耍钱而且不知从哪还学来了骗人的一套办法，把耍钱形成了做买卖，只赚不赔，也就是说耍钱只是赢没有输的时候，比如家里如果说要卅号用钱多少万吊，在一号把祖父用大劳力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大宝局去，不等到卅号保险如数捎回（家里所需的钱物——笔者注），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贺保官”。就这样，从赢来的钱里又买了六十多亩地，十几间房子，和一套全车，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但祖父也在一九三七年（我七岁）就死去了，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计有一百二十多亩地，廿多间房子与一套全车（三十多口人），四伯父当家，雇十几个长工，家里人除大哥外没有参加劳动的。（以前五个伯父完全参加劳动。）

这是贺明星在他的自传中最先提到的内容。从这段简述里，我们看到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史。最先抢占的那六十亩土地，成了贺氏发家致富的基础，但是，贺氏的头人——祖父“贺保官”并没有满足于这些，区区六十亩土地，怎么能让这个家族在这块移民缤纷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呢？于是，祖父另辟蹊径，干起了偏门。这便是贺明星所说的“端宝”。

官方文献向我们证明，由于明水县外来人口繁杂，致使地方上一度赌博盛行，仅赌博的形式就多达几十种，可以说，小小一个明水，汇集了整个中国的各色“赌局”。有统计数据显示，民国十一年1月间，全县便发生各种赌博案件达1230起，流动在赌局中的资金高达53万多洋钱。一个小小的县城非法运作和流通的货币数量能有如此之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商业之发达。

在贺明星的描述里，祖父简直是个“赌圣”，他只赢不输，即便家里需要“巨额”开支，祖父也能稳妥地搞定。因为有这一手，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诨号，唤作“贺保官”。贺保官靠自己的赌博赢了钱，转而继续置地。在二十年代末期，贺氏累计的田产达到一百二十多亩，用贺明星的话来说，即“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

在这一段叙述里，贺氏家族第一代人的奋斗脉络大致与明水官方文献中的本县建制初景相吻合。如果说明水县最早一批移民给予后人的形象仅仅是几个人物的名字，那么作为这股浩荡移民大军中的贺氏家族，他们的身影则更为清晰。贺氏先祖可能来自河北或山东，他们的经历，是众多千里奔波、出关淘金的移民们共同的冒险故事。家族密码

相比贺明星自传中零星的记载，贺氏《谱书》为我们呈现了更为清晰和准确的家族历史。这本形成于1998年6月的族谱，以诗歌式的语言记述了贺氏家族百年来的曲折历史，并配有详尽的“后代传人表”，通过这些珍贵的记载，使得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开贺明星之父以及贺氏家族百年历史的密码。

根据《谱书》记载，贺氏先祖最早居住于永平府迁安县贺家庄。永平府即今天的秦皇岛、唐山一带。明清两季，其地处于边关，扼守山海关和京师咽喉交通，是一座军事重镇。光绪末年，迁安一带受拳乱及匪患不断滋扰，民众苦不堪言。据《迁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夏天，“拳匪召乱□，外洋联军入迁，大索赔款”，次年四月，英国人武员又率印度兵士百名在县境驻扎三日，震慑拳匪。一年后，拳匪未能全面肃清，却引来“票匪”周振国率三十余强盗洗劫迁安三屯营一带，导致两名地方官员及二十七名商民被劫持，此外，票匪又劫掠了附近村庄，导致数户村民家破人亡。

贺氏先祖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离开家乡的，迁居的原因很可能与躲避战乱和匪患有关。根据《谱书》记载，带领贺氏子孙“出关”的是一位被尊称为“太奶”的无名女士——她是“太爷”的妻子。那一年，“太爷”意外地去世，家道有衰落的征兆，但“太奶”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从来不向命运轻易地低头，一番度量之后，她决定带领子孙出关谋生。最先，他们到达了黑龙江巴彦县黑山镇，那是贺氏在东北的第一个家，同时，那也是一段非常艰辛的岁月。“太奶”白天工作，晚上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年齿稍长些的一个儿子则跑村串户，当起了货郎，他和母亲一样，备尝生活的辛苦，每在茶余饭后，都要告诫晚辈心存孝道，不可忘记“太奶”的功劳和恩情。

数年之后，贺氏家族的生活有了起色，此时正值官方在明水一带设局放荒，贺氏便来到此地的大青岗，购买了两块荒地开垦耕种。其时，大青岗一带荒无人烟，豺狼成群，开荒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比起在巴彦黑山的艰辛岁月，大青岗的苦日子似乎已经算不了什么。更为有利的是，“太奶”的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他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这是家族复兴的预兆。几年后，他们依赖种地换来的积蓄，盖了七间房子，又买了牲畜，从此，日子就像冒着火星的柴炉，渐渐兴旺了起来。

但是，这些并不是家族故事的全部。或许在外人看来，贺氏牛羊满圈，五谷丰登，拥有衣食无忧、招人艳羡的生活，甚至在晚辈贺明星眼中，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贺氏在享有家道的殷实和富足时，也为之付出了令人辛酸的代价。比如二伯父贺文章为了抵御土匪的抢劫，而惨遭枪杀，三伯父贺文俊曾在严冬用牛粪暖脚，五叔贺文斗在一次劳作中被车轧断了腿，因为缺医少药而成了残废。在“九一八”之前的数十年间，家族中因病、因匪、因各种事件非正常死亡的人就达十多位。

命运从未给予过这个家族真正的快乐，总要使他们在分享创业成果的同时也饱尝亲人离散的悲痛。“九一八”之后，家族中又有一位亲人亡故，《谱书》悲痛地记载道：

又到事变“九一八”，七叔北大返回家，明水日寇把他抓，因为他是共产党，哈市监狱遭屠杀。“太奶”作为贺氏家族在巴彦黑山和明水大青岗两地的缔造者，她的一生共抚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贺奎、贺忠及贺信。从贺氏《谱书》的后代传人表来看，贺奎就是贺明星的祖父——那位会耍牌九的“贺保官”。在贺氏三兄弟中，贺奎子嗣最多，共有六子二女，其中六个儿子分别为：贺文胜、贺文章、贺文俊、贺文斗、贺文显与贺文翰。在贺奎的八个子女中，贺文翰排行第六，而在贺氏家族中，在他之前，还有另外一位男性：贺信的长子贺文山。这样，贺文翰正好是贺氏第三代子嗣中排行第七的男丁，也就是《谱书》中的“七叔”。在贺文翰名下，《谱书》中明确记载，他有一位儿子，谱名贺明星。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确认，贺明星的父亲名叫贺文翰。抗日英雄

和中国南方一些动辄具有千年历史的县镇不同，明水县建制时间很短，最久远的历史溯源，也不过百年而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谈到过去的事情时一片空白，恰恰相反，当官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编纂《明水县志》的时候，对其在现代反殖革命斗争阶段的历史如数家珍。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伪通达村村长贺文翰，以伪职做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后被叛徒告密，于1942年被捕入狱，1943年冬，被日寇秘密杀害在哈尔滨警务厅的监狱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这段记载出现在厚达七百多页的县志最前面的一篇概述中。按照县志的编修凡例，作为概述而言，能够被提及的事件或内容必然是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它令我们眼前豁然一亮：刚刚从贺氏族谱中被解密的一个名字忽然间出现在了最具公信力的官方文献中。那么，贺氏族谱中的七叔贺文翰——贺明星的父亲与官修《明水县志》中的贺文翰是否为同一个人？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中国文化历经千年的积淀和传承，早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话语表达模式。在任何一本地方县志里，都会出现类似于史书上“列传”一样的篇章，在这个篇章里，一般记载的都是本地某个时间段以来在各个界别和行业涌现的士绅名流和道德模范，他们足以使后人产生敬仰，也足以令地方备受瞩目。《明水县志》毫不例外地遵循了这一编修体例，其“人物”篇作为这本官方文献的最后一章——被排列在全书六百五十页之后的位置上，虽然为最末位置，但却有“盖棺定论”的意思。

在所有罗列的“明水人物”中，仅有五位享受了被文字详尽描述生平的待遇，而在县志概述中被重点提到的贺文翰则列为第一：

贺文翰，字荫林，1906年出生于友爱乡踊跃村贺家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他早年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读书，民国16年（1927年）9月考入北平（北京）民国大学专门部法科。在学习时，与于天放、张甲洲等共产党人有过接触，接受进步思想。伪满大同2年（1933年），为了逃避北平市警察署侦缉队追捕，返回本县。开始，贺文翰在伪县民众教育馆任馆长，与邻近的十六校教员张树德、张春霖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宣传反满抗日的革命道理。康德5年（1938年）3月，贺文翰到伪县公署管烟股当事务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通达村村长。在此期间，贺文翰油印反满抗日传单，进行抗日活动。康德9年（1942年）7月，贺文翰突然被逮捕，并于当天被押送哈尔滨伪警务厅“思想感化收容所”监押。

在这段记载中，至少能找到六处内容与贺氏族谱及贺明星自传中对父亲的描述遥相呼应：其一是“北平大学读书”事项在三者的描述中均有出现；其二是贺文翰回到地方之后先后从事的职业与贺明星自传中记述的也有相符之处；其三是自传与列传中均陈述了贺出任通达村村长的事实；其四是贺文翰被日本人逮捕的事实，在族谱、自传和列传中均有记载；其五是贺文翰被捕的时间，自传和列传中记述同为“康德九年”，只有具体日期略显出入；其六是贺文翰被捕后罹难于哈尔滨，这一事实在自传、族谱及列传中均有反映。

可以明确：贺明星自传中的“父亲”、贺氏族谱中的七叔贺文翰、《明水县志》中的抗日英雄贺文翰，三者是同一个人。不畏强暴

明水设治时贺文翰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十七岁少年，没有资料能让我们准确知道他此前这十多年的生活细节和成长轨迹。但是，种种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贺文翰身处的这块土地——明水县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黄金年代。

明水设治当年全县常住人口超过五万，除此之外，全县流动人口的规模也相当庞大。根据1924年12月的一次统计，全县有名有姓、证照齐全的旅店多达22家，共计接待旅客住宿达1958人次，其中旅客量较小的“九如店”一月共接待1128人次，较大的“四海店”一月共接待3620人次，在冬季运粮的10月、11月、12月三个月中，全县旅馆客流接待量达到了72683人次。作为明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兴隆镇，商业更是空前繁荣。早在设治之前，鉴于本地商业的繁荣，以张秉瑞、曲祥九等为首的知名商人就组织了商会，促进行业联络和协作。1924年2月10日，经宋魁甲、吴文清等乡绅的倡议和策划，另一个行业互助组织——明水县农会正式成立，公选贾万祥为会长，其约法中明确规定，成立农会的目的在于“发展农业，改良耕作方法，筹备经费，组织巡行讲演以及开办各种形式的农业学校；遇有荒欠时，调查其状况，共筹救济方法，并呈报主管官署”等。

最为可观的是明水商会，自1918年成立，到1930年，至少进行了七次选举，每次选举都为公开投票，每届商会在任不超过两年，会董无一人得到蝉联，且当场选出的会董须立即就职。1930年，政府颁行新商会法，在这一法令的指导下，明水商会大举改组，推选赵本兴为主席，下设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共27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1924年到1927年，加入商会的商号从36家增加到53家。商会几乎成了除县府之外最强大的地方自治组织。

商会对地方经济和商业繁荣的促进功不可没。1927年形成的“明水城内店铺作坊分布情况简介表”列出的信息显示，在这一年，整个县城各类店铺共达93家，两年之后，这个数字迅速增长到320家，从业人员2355人，资本金折合大洋26.29万元。除了这些，沿街还有“摊床”数不胜数。

另一份数据则显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奉系军阀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并存，导致货币体系持续混乱，但经由明水县所创造的国家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增长。1924年7月至1925年6月25日，“国税”收入为券洋121180元，现大洋923元，民国十八年，“国税”收入为哈洋66624元，如果按照民国十三年券洋的实际购买能力计算，四年间，明水县财政收入增量甚巨。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认为，在1930年之前，明水县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整个民国时代所能取得的巅峰。

少年贺文翰，就在这样欣欣向荣的环境里一天天地长大，他背后的那个家族，也在一步步地走向鼎盛。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让他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健康的身体、优良的教育之机会大大增加。大约从六岁开始，贺文翰便就读于全县十五所公立学校中的一所，接受兼具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国民教育。1924年左右，贺文翰考入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这是一所地方性的综合大学，也是苏俄共产主义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口岸。他性格直爽，喜欢抱打不平，在同学中威望很高。若干年后，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人们对贺文翰在这一时期“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事迹依旧津津乐道。

大约在贺文翰就读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期间，他结识了大青岗保卫团的窦团总。因为贺会使用枪炮，窦团总便委任贺文翰为副团总，操练团丁。贺文翰欣然接受，日日带着兵丁操练，数月之后，团丁素质大增。不久，保卫团在一次剿匪作战中生擒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匪首”，但是，窦团总是个胆怯的人，他担忧土匪报复，准备给这位阶下囚一条活路。这时候，贺文翰坚决表示反对，他告诉既是朋友又是上司的窦团总：“我们是兵，他们是匪，匪是害民的，兵是保民的，对土匪不镇压何以保卫百姓？如果捉了再放，匪患何时可除！”窦团总听后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二人遂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窦选择了让步，将“匪首”交给贺文翰处置。贺立即下令，就地处决。

处决“匪首”令贺文翰名声大振，但却没有因此铲除匪患。相反，当地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之一“天照应”将目光瞄向了贺氏家族——大青岗贺家屯。土匪来势突然，贺家全无防备，只好关上大门，邀集家丁、乡勇以及族人在“响窑”上架起“老母猪炮”仓促迎敌。晌午时分，数百人的土匪队伍来到了贺家屯，他们在门外高喊着要进屯吃饭，族长“贺保官”深知此中利害，宁可送粮出去，也不许族人开门。土匪们声称，如果不开屯门，就放火烧光所有的房屋和粮食。这时候，守护在炮楼上贺文翰再也忍不住了，他下令炮勇向土匪开火，几枪过后，一名土匪被当场打死，其余皆抱头逃窜。

匪患遂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整个贺氏家族却更加恐慌和紧张起来，因为贺文翰打死了一名土匪，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有可能招来“天照应”残酷的报复。果然，傍晚时分，“天照应”亲自出动，带着大队人马包围了贺家屯，声称要血洗贺氏。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贺奎开始责备儿子的鲁莽，为族人带来了莫大灾难。贺文翰却镇定地对父亲说道：“全家老小不必担心，我自己去找‘天照应’，我给他们偿命就是了，一人做一人当，不干家人啥事！”无奈之下，贺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想法。

贺文翰从容走出屯门，被土匪喽啰们一路推搡，押解到了“天照应”帐下。“天照应”纵横通垦河两岸，阅人无数，他原本以为这个杀了自己兄弟的人会向他屁滚尿流地磕头求饶，却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既没有下跪，也没有求饶，而是利利索索地通报了姓名，承担了失手杀人的所有责任。然后，对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在我临死之前有几句话奉告，当今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西方列强对我国实行瓜分，东方日本对我东北虎视眈眈，眼看中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足下有兵有马，又有指挥才能，依我之偏见，足下应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排忧解难。假若终身沦落绿林，恐难流芳百世。足下如能改弦更张，百姓必然拥戴，将来大事可成。

这番“临终遗言”令“天照应”极为震动。他不仅不打算杀掉贺文翰，还要与之结为兄弟。贺文翰并未推脱，二人当即歃血为盟，痛饮一番。第二天，当贺氏家族甚至连棺材都准备好要为“鲁莽”的儿子收尸的时候，贺文翰却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对敌友“爱憎分明”，临大事“敢作敢当”，这是贺文翰罹难四十余年之后人们收集整理的两则有关于他的“美谈”。时过境迁，很难确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但根据其中提到的一些情节，大致判断它们发生于明水设治之后、贺文翰赴北平大学读书之际。这一时期明水经济虽有起色并呈现繁荣迹象，但地方匪患却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贺文翰的兄长贺文章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惨死土匪之手。根据资料记载，1925年2月，明水县依照省长训令将地方武装之一——游击队改编为“地方保卫团”，每团设团总一名，队长四名，副队长四名，驻兵160名，到1928年，明水县共编制八个地方保卫团，每团设置正副团总各一名，全县共有团丁767人，枪支783支。地方保卫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匪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但是，这些武装力量仍不能有效遏制强大的匪患势力。历史上明水处于青冈、拜泉、林甸、海伦四县之间，地理位置特殊，导致匪患猖獗，危害极深，当时有“抓不尽的虱子，拿不尽的贼”的民谣，来形容匪患的突出。1921年到1922年，匪患嚣张到极点，导致官方顾及不暇，民众为了自保，以村、屯为单位，构筑“响窑”，自发抵御过往土匪。当时，活动于明水地界的大土匪多达八股，其中仅“天照应”就有三千多部众，为匪患中最强大者。

这些史实，为贺文翰的“美谈”做了最好的注脚。壮怀激烈

1927年，二十一岁的贺文翰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刻苦攻读，取得了国立北平大学的奖学金，该年秋季，贺文翰顺利进入国立北平大学专门部法科，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在这期间，他和一位叫谷丛惠的女学生相识，二人很快坠入爱河。1929年，贺文翰大学毕业，同年与谷丛惠结婚。婚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到明水老家，而是在北平生活了四年多，直到1933年贺燕生两岁的时候才回到了明水县。

北平大学两年多的深造学习对贺文翰此后的人生选择影响巨大。根据后来的知情者蔡华伟的回忆，贺文翰在校期间功课十分优秀，品行尤为端正，在师生中的人缘和威望都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与当时同在北平读书的共产主义者于天放、张甲洲等接触较多，至于“他本人是否入党，现还不详”。

但是，这一时期的贺文翰，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熏陶，尤其是于天放和张甲洲，他们可能对贺文翰的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

贺文翰、于天放、张甲洲三人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贺、于、张三人分别生于1906年、1908年和1907年，又先后在齐齐哈尔工业大学完成中等学业。于天放、张甲洲早在1925年就相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和不满，于天放联络进步学生，迅速串联，组织齐齐哈尔几所学校的青年学子上街游行，向张作霖政府请愿，此后，于、张二人一直都是该校的激进分子。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二人先后因为领导学生抗议张作霖军阀政府以及日本侵占东北遭到逮捕，出狱之后，一边读书一边仍旧坚持社会活动。1928年，于天放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两年之后，张甲洲也来到了清华大学，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清华大学发生了驱逐校长罗家伦、吴南轩的学生运动，于天放便是学运队伍中的一员。

1931年5月，在张甲洲介绍下，于天放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除了学生身份之外，张甲洲的另一秘密身份是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区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几所高校的党团工作，发展共产党的地下力量。为此，张甲洲还创办了《北方青年》《现代中学生》等刊物，积极扩大共产主义在高校思想阵营中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充当了张甲洲工作中的左膀右臂，他就是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团委书记、时年十八岁的胡乔木。据称，当时二人关系十分亲密，形同兄弟，胡乔木所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一文便是经由张甲洲编发的。在同学当中，张、胡二人的名声相当大，张善口才，胡善笔杆，所以同学当中经常流传着“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的说法。多年之后，在胡乔木的回忆录中，谈起张甲洲，他仍然情意隽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天放、张甲洲等人从北京返回东北，开始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在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一带迂回打击日军。不久，这支部队被共产党收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为参谋长。1937年，张甲洲在一次行动中，不幸罹难，终年三十一岁。于天放则长期坚守在抗战阵地上，多处辗转，活动频繁，1944年12月被日军逮捕入狱，次年7月与狱友一起杀死狱卒，成功逃脱日寇牢笼。抗战胜利后，于天放继续投身革命，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

于天放、张甲洲的家庭背景与贺文翰也颇为相似。于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那里不仅出了像他这样的革命家，还有比他小三岁的文学家萧红。但于并非地道的东北人，他的血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山东基因。清咸丰三十一年政府开禁官荒，于氏便由关内的山东逃荒而来，徙居于呼兰县一个叫白奎堡三道村的地方。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于天放出生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成为当地的大户人家。

张甲洲的家族比起于、贺二人则更为绵长和兴旺。张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之所以叫“张家油坊屯”，是与张家的祖业有关。张氏祖籍山东莱阳，早在乾隆时期便移居于辽宁岫岩一带，后来又迁至松花江南岸。咸丰三十一年，清政府放荒，张氏紧跟政策，再次迁徙至巴兰县，承领300多公顷荒地垦种，开始了漫长的创业。之后，张氏又开办了油坊，由农涉商，生意十分兴旺。在张甲洲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鼎盛。

这些细节，与贺明星在他的自传里陈述的贺氏家族背景极其相似。前文曾说，贺氏家族的创业史是众多千里奔波、出关淘金的移民们共同的冒险故事，在此多少得到证明。

只有物质基础相对富足和稳定的家庭，才有能力支持自己的子孙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在贺、于、张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同时，这也成为三人在思想上不约而同走向进步的客观条件之一。于、张二人作为中共黑龙江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身后备受瞩目，只有贺文翰籍籍无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27年到1931年前后，三人的状况大致在一条水平线上，并存在过交集，这些或许成为《明水县志》中认为贺文翰在“学习时，与于天放、张甲洲等共产党人有过接触，接受进步思想”的直接证据之一。

1931年，贺明星出生。两年后，贺文翰带着娇妻幼子离开北平，回到明水县。县志上说，贺文翰“为了逃避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追捕，返回本县”。个中原因，无从得知。在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一个悲壮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投身革命

1932年6月，也就是贺文翰返回故乡的前一年，明水县伪政府成立，卢俊海成为第一任伪县长。这是明水历史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明水县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斗争也随之而来。

该年10月初，马占山部下邓文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一万余人自西门开进明水城，打开监狱，放走了所有的犯人，然后在十字街聚集群众，邓文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当亡国奴。为了宣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当场向万余军民保证：“我姓邓的，活一天就要抗日一天，剩一只胳膊就用一只胳膊打，剩一只腿就用一只腿打。”军民们受到感召，有人当场失声痛哭。讲话结束之后，邓文下令枪毙县商会会长赵本兴，理由是他的儿子在齐齐哈尔投降了日本人。之后，邓文找到伪县长卢俊海，彻夜长谈，最终将其策反。邓走后，卢在县公署成立抗日十九旅司令部，自任旅长。几天之后，日军大兵压境，卢随即带领部队撤离。

十月初九，邓文的部队在明水县张家岗和韩家沟一带与日军激烈交火，打死日军七人，其中有一名叫古田吉之助的少佐指挥官尸体失踪，日军为找回其尸体，在张韩交界一带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未获，只好在韩家沟南边一个山冈上建了一座塔形阵亡碑，并用中日两种文字刻上古田吉之助等七人的名字，以示纪念。

抗日力量的此起彼伏，激怒了日军。10月30日下午三点左右，日军向明水县城投掷了九颗炸弹，其中一颗没有爆炸，其余皆对县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一人被炸死，大量民众受到恐吓，纷纷举家外逃。到10月31日，原本繁华的县城基本成为一座空城。该日清晨，日军以坦克开道，从县城南门鱼贯而入，伪县公安局局长范承恩带着一干喽啰、驱赶着留守民众、举着纸糊的旗帜，恭迎侵略者进城。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斋藤金子的女人，她是本县一个娄姓男子的妻子，这一天她身披斗篷，脚穿毡鞋，作为“皇民”对日军的到来格外欢喜，她甚至走到坦克面前和士兵聊了起来。日军一共开进了四辆坦克，到达县城的十字街之后，便将炮口对着四个不同的方向，随时准备“点天灯”。这时一架飞机也盘旋进了县城，播撒了大量传单以及伪满洲国的国旗。随后，一个日军头目站在坦克上开始讲话，斋藤金子作为翻译，讲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大意是：这支部队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安民讨伐队”，目的是要清除“马胡子”（即马占山的抗联队伍），将明水建成“王道乐土”，使人民安居乐业。讲话完毕，另一支约200人的队伍相继到达，例行军列之后，便对县城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劫掠无数，直至近午时分才全部撤离。至此，原本繁荣、景气的县城陷入了萧瑟境地，日军为了防止各地抗日武装无规律的游击式抵抗，强化了对整个县域的殖民管制，社会气氛之恐怖，空前绝后。

到了1933年4月，日本人正式组建了第一个明水县伪政权：明水县公署，下设县长、参事官、总务科、内务科、警务科、财务科、电话局、司法科等职位和机构，李万言出任县长。11月15日，伪公署又在全县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将全县划分为九保、一百六十一甲，一千五百零三牌。这标志着日寇对明水县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

贺文翰正是在此时回到了明水县。恐怖的时局，再加上他被北平当局“通缉”的敏感身份，使得他回家之后处处低调，并不情愿在地方上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大学生，他不可能受到公众的冷落。大约半年之后，贺文翰出任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这是他在老家的第一份工作。

民众教育馆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馆，馆长统管官办教育之外的一切民众教育事务。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贺文翰能得到这样的工作，足见当地社会对他的器重。同时，这又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较弱的工作，它不像一些权力机关那样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这使得他既能谋个差事养家糊口，又能免去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可谓两全。

这份差事持续了大约四年，期间贺文翰还在烟管所、学校、伪满政府的更生股工作过，但都干得不太长久。民众教育馆位于明水十六校旁边，因为这个关系，他一度和该校的两名教员张树德、张春霖关系密切，尤其是张树德，贺文翰经常与之促膝长谈，并且秘密地向张宣传反满抗日、拯救国家的道理。根据一份回忆文章记载，有一次，贺文翰和张树德外出郊游，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他对张说：“国土沦陷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有志青年都应该立志报国，拯救中华要靠中国共产党。”又说：“中国将来必走共产之路，实行耕者有其田。”

在民众教育馆的日子里，贺文翰已经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主宰未来世界的愿景深信不疑，并且要准备用实际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朋友。这一点，直接反映出他在大学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深度接触和于、张二人施加于他身上不可或缺的影响。据此判断，1933年，他受到北平当局的侦缉，很可能与传播共产主义信仰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对贺文翰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过影响呢？笔者认为，齐齐哈尔这一客观的地理环境不应该被忽视。

1896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的特权。两年之后，铁路开始修筑，中国境内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一线被称为“中国东清铁路”，俗称“中东路”。1904年，中东路齐齐哈尔站通车，由俄国人全权控制。齐齐哈尔从此成为中国东北交通动脉之一，地理位置日益重要。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中东路上不仅流通着“俄国货”，还有被当局视为“异端”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在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宋炳麟就曾为学生秘密讲授过十月革命的故事，这很有可能是贺文翰接受共产主义思潮的肇始。

另外一个问题：在上述几份由后来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即将被引用到的同类资料是否准确可靠？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怎样去定义一个真实的贺文翰。

在现有的文献中，几份关于贺文翰的直接材料都是通过后人回忆形成的，这些文章看上去随意而零乱，口语倾向强烈，并且在措辞上使用了较为强烈的革命话语表述，这就不免令人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官方修订的县志中，对贺文翰是否加入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予以确认；另一份材料则显示贺文翰的罹难十分悲惨，甚至连遗体都未能找到。据此判断，贺文翰的真实事迹或许鲜为人知，仅有的一些线索也可能是由亲故和极少数知情者口传而来。不过，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材料中，一些事迹的细节极为详尽，甚至不惜使用华丽的形容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极少知情者”这一事实。这为我们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贺文翰制造了太多麻烦。

不妨来看一个事实。在《明水县志》和《明水文史资料》这两种重要的文献中，对贺文翰的家庭背景都做了如下描述：

贺文翰，字荫林，1906年出生于友爱乡踊跃村贺家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

对此，贺明星在1948年写下的自传里，也有记载：贺氏家族最初获得六十亩荒地，大约是在1890年代，这是贺氏在明水的发端，后来因为贺奎赌博赢了钱，再次置地，时间大约在贺文翰出生八九年后。这一时期，贺氏的家业正蒸蒸日上，直到他罹难，也没有出现过“破落”迹象，倒是在1942年8月之后，贺氏又一次置办了六十多亩田产，家业由此走向顶峰。“破落地主家庭”，这是典型的革命话语表述。如果非要如此表述，我们觉得将之施于贺明星身上兴许会比较合适。1948年，贺氏一百七十多亩田产已经被均分，贺明星与母亲谷丛惠及两个年幼的妹妹一家四口人仅得到田地四亩，房子半间，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其他浮财和金银首饰也全部被均分或没收，贺明星的一位长伯贺文胜也被枪毙。

必须十分在意材料中那些频繁出现的革命话语，警惕它对一个真实的贺文翰的遮蔽。秘密救亡

1938年3月，贺文翰开始了他在家乡的第二份工作——伪县公署管烟股事务员。9个月后，他即被擢升为伪通达村村长，并得到伪县政府的正式任命。

这是贺文翰回到明水之后在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怎样实现的，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资料能供我们详究。在蔡华伟的回忆中，他粗略地写道：

贺文翰为了掩护自己，取得敌伪的信任，他也结交一些省、县政界要人和实业界人士，因他为人豁达，才识出众，很受政界要人敬重。

这唯一的线索同样疑雾重重。在蔡华伟看来，贺文翰之所以结交政界要人，目的是为了取得敌伪信任，进而开展地下反殖斗争。可是，贺文翰究竟是怎样结交政界要人的，这些人都是谁？既然结交于“省县”，诸要人都很“敬重”贺文翰，为何最后只得到一个小小的伪村长职务？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揭示，唯一可以揣测的过程或许是：贺文翰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民众教育馆馆长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并左右逢源，备受周遭推崇，由此跨出了通向殖民政府权力机构的第一步——就任伪县公署管烟股。只是，一个曾经在北平干过革命、在教育系统中成绩卓著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屈就在一个事务员的职位上？这个岗位或许带有考察性质，九个月后，贺文翰顺利过关，得到了伪政权的信任，成为一村之长。

日伪时期的村长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学者李淑娟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她以与明水县毗邻的拜泉县某村为例，该村“下辖17个行政屯，每行政屯由4至5个自然小屯组成，村级组织由村公所、警察分所、伪自卫团、协和会分会、兴农合作社分社构成。村公所常设村长、助理、司计、村丁、夫役等，下辖动员股、庶务股、行政股和财务股。村公所共有职员33人，大部分出身地主、富农，是当地有势力、有财产的人，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村长、助理、司计三人，由伪县政府直接任用，其余一切职员皆由村长采用。”村长作为基层组织中的“灵魂人物”，隶属伪政权的统治体系，而且位于根部，十分重要。假如贺文翰利用这个职位做幌子，暗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则发力甚大。

对此，蔡华伟回忆道：

他经常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搞情报、印传单。当时群众在西碱沟一带常拣到抗联的宣传品。在伪康德九年暑假期间，张树德去通达看望他，夜间就和他一起住在伪村公所的办公室里，发现他一个人半夜起来印东西，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张树德问他：“你在忙什么呀？一宿没睡觉。”他笑笑说：公务太忙呀！打个夜班。

这段回忆将贺文翰秘密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所有经历浓缩在一个具体事件中，那就是他晚上偷偷“印东西”。显然，当张树德问他晚上在忙什么的时候，他风趣地打了一个哑谜。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他既让张树德心知肚明，也保护了自己。蔡华伟最后总结说，贺在任伪村长期间，十分善待穷苦民众，但对地主豪绅，却从不客气，他因此被一些土豪称为“贺大厥子”，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显示了土豪们对贺的不屑与轻蔑。

贺文翰半夜里“印东西”的事实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得到了证实。该文章的作者叫刘振洲，据他说，他的五叔刘乃衡是贺文翰的妹夫，自己称贺文翰为“七舅”，因为这个关系，小时候他经常去七舅家里玩，有时候还会住一段时间。1936年初冬，刘振洲又去了七舅家里，碰巧在这天晚上，他看到五叔与七舅一起在用油印机印东西，五叔的妻子五婶子则在锅台前烙烧饼。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吸引了刘振洲，在他仔细观察之下，发现五婶烙的烧饼和平时大不一样：

鸡蛋和面，锅里不放油，个头特别大，一锅只能烙一个。

子夜以后，锅台上堆满了烧饼，这时候，外面来了三四个人，他们穿戴十分破烂，其中两人上衣的兜口都是用麻坯缝的，完全不像一般的村民。这几个人一进屋，就拿出各自携带的面袋子，五婶便将烙好的烧饼统统装到了袋子里，足足四口袋。这时候：

这几个人扛起面袋子，又抬起一只胳膊，伸开手，打了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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