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反常规思考的力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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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反常规思考的力量试读：

第1章 优势富集效应·理论

第1节 群集现象——世界的非匀质分布

你坐在飞机上往窗外张望，如果是夜晚，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在大多数时间里，窗外一片漆黑，后来会看到一些星星点点的灯火，然后灯火越聚越多，逐渐连成一片，最后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光岛，在广袤的黑暗中熠熠生辉——我们知道这下方有一座城市，无数的能量在这儿聚集。

就像图1–1显示的那样，整个世界，光亮和黑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体现出的就是各地贫富的差距。这是一种极严重的非均衡分布。图1–1 夜晚的地球

这种图景和我们在天体摄影图上所观察到的星云分布何其相似，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并不呈现散点匀质分布，而是有节奏地聚集，无数美丽的星球汇聚成星系，更多的星系凝聚成大级别星系群，在凝聚与耗散的角力中，幻化成一幅幅壮美绝伦的宇宙创生图。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安排的？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世界是耗散的，那么耗散到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结构与秩序、生成和积聚，而不是各向同性的匀质分布？马铃薯现象

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在《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书中曾经描述过一个现象：冻马铃薯就像岩石一样——很脆，在突然的外力作用下很容易破碎。把一个冻马铃薯朝墙上扔去，它会碎成一堆大小不等的碎块，有的和高尔夫球一样大，有的和樱桃一样大，还有的像葡萄籽一样小。哪一种才是标准的大小呢？要找到答案，你需要朝墙上扔大约1000个马铃薯，得到一大堆碎块。之后根据碎块的大小进行分类，你也许会分出10堆不同的碎块。然后你会发现：如葡萄籽一样小的碎块的数量相当庞大，随着体积的增大，碎块的数量逐渐减小。换句话说，每当碎块重量减少1/2，其数目就增大6倍。1993年，丹麦南方大学的三位物理学家做了这个实验，得到的碎块涵盖了从100克的一大块[1]一直到只有1‰克的微粒。

不管在碎片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着怎样神奇的关联，下面这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碎块的大小总是非匀质的，而且大小与多少总是呈现高倍反比。

其实，这个世界恰恰也呈现出了非均衡的马铃薯现象。

让我们看看马铃薯的碎块在各个领域的表现：

图1–2是美国《财富》（Fortune Magazine）2005年对世界500强企业在各国分布的图解，我们看到的是形象的马铃薯分布格局：美国175家，是个大块马铃薯；日本87家，接近美国的一半；法国39家、德国37家、英国36家，接近日本的一半；

接下来依次减半，最后，全球其余大多数国家则几乎空白到忽略不计。图1–2 世界500强企业各国分布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2005年10月1日.

马铃薯碎块的非均衡性还可以从《福布斯》（Forbes）排行榜体现出来。表1–1是2005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统计的前10名：表1–1 2005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前10名

以10亿美元为标准，2005年全球一共入选793人，这些富翁的财富总值为2.6万亿美元。

2.6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对179个国家GDP的统计结果，排名第39~179的141个国家，GDP总和为2.67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这793名富翁的净资产已经相当于全球141个国家GDP的总和，马铃薯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如果将马铃薯现象从经济领域转移出来，我们会发现，在决定经济力量分布的科技与文化发展领域，马铃薯现象将更触目惊心。

从人均诺贝尔奖比较，可以发现更大的洲际不均衡性。至2003年统计，欧美国家总人口数为10.88亿，亚洲国家总人口数为38.7亿。获奖情况如表1–2所示。表1–2 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诺贝尔奖获奖情况

如果将美国与中国单独比较，获奖总人数与人口的情况如表1–3所示。表1–3 中国与美国诺贝尔奖获奖情况

美国：2.97亿/278人=1068345，人均约107万分之一。

中国：13亿/7人=185714285，人均约18571万分之一。

美国获奖人数是中国获奖人数的39.7倍，人均超出中国173.5倍。学术——知识群落现象

发展的非均衡性在学术与知识的生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由于分工造成的不均衡性外，我们到处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规的聚集现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东西总是与好东西在一起，人类的雄心总是与最能实现这种雄心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仅以《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为例，它们在全世界的科学期刊大家庭中独享着帝王式的垄断与荣耀。《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公布了Thomson ISI的最新统计资料，并汇总了近10年11个科学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期刊，《自然》共有7项学科获得世界第一，《科学》共有3项学科获得世界第一。这两份杂志在各个领域里的论文引用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杂志，具体情况如表1–4所示。表1–4 十大期刊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论文引用情况

从表1–4中可以看出，两个“大马铃薯”究竟比其他“小马铃薯”大多少，而这10个“马铃薯”又比世界上其他微小的“马铃薯”杂志的影响力大出无数倍。

知识和野心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向少数核心期刊疯狂地聚集着，没有人能够抵抗这一强大的非均衡趋势。正如同全世界的科学研究力量越接近高端，就越显示出非均衡的聚集现象。

比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以来，共创造4万多项发明，直至今天，平均每个工作日仍然生产近4项专利，有11位科学家因为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在50年间，它不仅完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DNA结构模型的绘制，还造就了12个诺贝尔奖，成为世界科学史上少有的著名研究群体。

到2005年，剑桥大学就有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有33位获得诺贝尔奖。仅仅两个大学，其获奖数已经超过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获奖总和。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人类知识生产的全部性质，但是，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非均衡的聚集现象的确是惊人的。

这是一种强烈的知识生产和人才聚居的团粒现象，无论在哪一个空间和时间展开，我们都能发现同样的结构和特定的秩序。

比如我国状元分布，“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245年间，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南方占88%，而北方仅占12%。明代中国文学家南北比例为8.7∶1.3，整个北方的文学家还没有南方苏州一府[2]多。而南方江浙两省明清巍科人物竟占全国总数的50%，其中苏州[3]和杭州两府竟占了江浙总数的50%强”，非均衡的聚集现象极其突出。非匀质是一种质量吸引

当一盆水中有大大小小许多水泡时，我们总会发现小水泡向大水泡聚集，然后又被更大的水泡吸引。换句话说，水盆中不会均匀地分布许多大小一样、间隔相等的水泡，更不会持续这一状态。这与宇宙间的质量吸引是一样的。大质量似乎天然地具有吸引小质量的权力。

2006年3月31日的《解放日报》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铃响了，上海向明中学的黄曾新老师照例拎着一个密码箱进了教室。今天，他首先拿出的是两块条形磁铁，一碰，磁铁牢牢吸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磁铁‘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物理现象。按你们所学，这两头能吸在一起，应该是异极，调个头就应该排斥了？”黄曾新一边说，一边演示，把一块磁铁换个头，谁想“啪”的一声，两块磁铁又吸住了。“什么原因？”台下的同学张大了嘴巴。黄老师解释：“问题就出在有一块是强磁。当一块磁铁的磁力远远大于另一块时，有可能改变另一块的磁场分布，同极也能相吸了。”

由此可见，质量吸引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大质量具有改变现存秩序的特权，这一力量源自宇宙的深处，然后弥漫到宇宙的每一个空间节点，直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以2006年上海高考为例，优秀学生第一志愿的分布极不平衡，如表1–5所示。

从表1–5中可以看出，520分以上高分段的考生仅集中在几个学校，550分以上的考生更是呈非均衡分布，复旦大学一校就集中了216名，约占70%，上海交大有65名，也超过了其余各校的总和。

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源永远不可能呈现散点均衡分布，大质量吸引小质量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非均衡是运动的源泉

大自然的非均衡性，即质量、能量等要素通常以团粒聚集而非散状匀质分布。这种非均衡的团粒聚集背后，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两种不同力量的角斗：一方面是大质量高密物质所产生的强大内驱力，或者称为引力，这是一种结构的力量、生的力量；另一方面，宇宙中又存在着一种外推力，或者称为斥力，这是一种解构的力量、死亡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就成就了波澜壮阔的宇宙奇观和感天动地的人类社会悲喜剧。

这其中，非均衡也许是一种更为原发性的力量，是一切运动的真正源泉。正如不同纬度地面能量收支的非均衡分布产生了大气环流；海洋上空的大气环流运动又推动着表层海水运动，形成表层大洋环流；而海水密度的差异驱动着深层海水运动，形成深层大洋环流。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在全球范围内调节着地球表面能量收支非均衡分布的状况。

非均衡是一种差别，有差别就会有运动，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过程，让中国大地上个人的财富状况从原先的匀值背景中凸显和分化，这些细微的差异会促成新的运动，欲望和机会不断积累，以形成更大的共振效应，社会整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各种要素被进一步激活。的确，我们不难想象，二十多年前，江浙某偏远村庄偶然冒出一个“万元户”，会怎样加快村里一大批年轻人的心跳，一个知足常乐的田园诗般的宁静生活秩序会怎样被打破。表1-5 2006年上海高考第一志愿统计（部分）资料来源：《新民晚报》，2006年7月11日，第10版

由此看出，非均衡不仅成了运动的源泉，在更广泛的领域，还成了效率的源泉。

比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该国全部高等教育资源均等地分配给每一个国民。实际上，100亿元的高等教育投资，不可能均分给10亿国民每人10元，因为那看似最公平却最没有效率。同样，国家也不会将科研和发展基金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大学，大学也不会将科研奖励平均地分给每一位教师。最有效率的选择只能是——把获得不平等权利的机会平等地赋予每一个竞争者。

于是，这个世界到处是结果的非均衡，不管怎样在起点上设定公平，分化仍然会随时间而递增，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可抗拒的、大自然最残酷的法则。非均衡是一种生的力量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自然状态下，热量趋于均衡，而均衡则[4]意味着差别的减少，意味着熵的增加，并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永恒的。按照这个趋势，熵将达到无穷大，宇宙最终要进入一个无差别的寂灭状态。

真有那么悲观吗？学者郭绍华认为，所谓无穷大的状态，就是我们所假定的纯粹物质状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接近这种状态。

第一，用加速器打碎基本粒子，寻求“没有结构”的粒子，没有结构就是没有差别。不过，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即便获得了“没有内部差别”的粒子，但它是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的，至少是有外部差别的；另一方面，人们已经发现，打碎的粒子并不是越打越小，而是越打越大。

第二，如果物质无限大，引力就无限大，达到黑洞状态时，引力可以压碎一切物质结构，破坏所有差别，达到最大限度的均匀。但是，黑洞也有边界，理想的熵无限大，应当是黑洞边界也消失，使全部宇宙达到聚成唯一一个黑洞的状态。

所以，在有粒子、黑洞这些物质存在的条件下，熵还是一个有限值，差别仍然存在，而且，熵永远不可能达到无限大，差别也不可能最终消失。因为熵趋向无限大的结果虽然使差别的形式变得无限小，但差别对于纯粹物质的影响力却随之变得无穷大，这正是造成纯粹物质再次向具体物质回归的原因。

所以，英国学者B.K.里德雷（B.K.Ridley）才会充满信心地说：事实上，宇宙即使再过1010年的“衰落”，也还是一个高度有序的地方。在宇宙尺度上，物质大量聚集在星系里，绝不均匀地四处扩散。

于是，我们看到，宇宙在耗散的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结构的力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观。

一方面，宇宙间存在着一种趋向于无差别、无结构的耗散的力量，这也是一种死亡的力量，或称为熵的力量。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一杯热水在慢慢地变凉，最后与整个房间的温度一致，同样，一杯冰水也会一点一点地回归到房间的平均温度。这是一种耗散的力量，它会将一切差别拉回到背景温度。当一滴蓝墨水滴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时，我们会欣喜地看到蓝墨水在透明的清水中呈现出美丽的耗散着的结构，像丝绒飘带一样蜿蜒灵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丽终将散去，我们眼睁睁看着每一颗蓝色微粒耗散到一杯水中，这是一种对背景的强大回归。

这一耗散的力量存在于大千世界的每一角落，“泰坦尼克”号在沉入海底的第一天起，就会像一枚铁钉生锈一样，开始它漫长的耗散过程，海水的化学物质、海底的微生物会以地质纪年般的耐心将这个“奇怪的结构”一点一点吞噬和消化，最后将之融化在这蓝色的背景里，了无痕迹。

人死后变成灰，同样因为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耗散力量，它会强迫性地将人耗散成背景。先是将人还原成背景温度（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尸体的冰凉），再逐渐将人耗散成背景密度（土地），最终与大地融为一体。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因为宇宙中还存在着一种生的力量。这颗在匀质的死亡背景上发芽的“种子”暗示了整个宇宙的力量。

星球与星系产生于匀质背景的原始星际物质，生命诞生于地球早期混沌的原始状态，一种新的比匀质背景更为复杂的物质构造每日每时都在顽强地形成着，从蛋白质分子到细胞，从器官到系统，从个人到社会，从原始洞穴到哥特大教堂，从蒙昧时期的石斧到“文明”时代的iPad，物质结构似乎正越来越远离其赖以产生的匀质背景，“结构”开始像生命一样发芽生长，并不断向深不可测的复杂方向演变。从野蛮时代的鸡毛信，到打开摩托罗拉手机后盖看到那精巧绝伦的蓝色集成块，我们深感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一种无可阻挡的“结构”的力量。这是一种对匀质和平衡的突破，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向上”的进化。

由此可以看到，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熵，将美丽的大自然拖向耗散和死亡的同时，一双同样影响深远的神秘之手却在一刻不停地创造有序和复杂，这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生”的力量。

当一棵千年古松轰然伏地时，我们感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死亡宿命，但就在这悲剧旁边，我们又看到了大自然的另一面：一棵小小的沾满晶莹雨露的嫩芽正迎着曙光昂首向上。生与死就这样交接在历史的每分每秒，如此伟大的转换，足以让最骄傲的科学理性地低头沉思，让一切不甘心的思想者产生最具神秘主义感的、宗教般的联想。

非均衡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存在，正如伊·普里戈金（I.Prigogine）在《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里所说的：

我们的科学包括两个至今尚未得到答案的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无序与有序的关系。著名的熵增加定律把世界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变。然而生物和社会的进化向我们标明的却是从简单中出现复杂性。这怎么可能呢？结构怎能从无序中得出呢？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非均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注解】[1]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M].刘扬，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60.[2] 古代科举考试名次在前者。——编者注[3]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59~66.[4] 热力体系中，不能利用来做功的热能可以用热能的变化量除以温度所得的商来表示，这个商叫做熵。——编者注

第2节 富集效应与报酬递增

从大尺度空间星系团的集结到资本市场金融寡头的形成，从百万蚁群的汇聚到聚集千万人口的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出现，远离平衡态的奇观随处可见。相对于广袤匀称的农村，城市就像肿瘤一样恶性扩张着。巴西的足球就像美国的硅谷一样持续为世界生产着英雄和梦想，没有谁能超越它，甚至整个大陆和洲际的力量都无法与其相抗衡。除非出现非常规的颠覆力量，否则美国的篮球依然会统治全世界，中国景德镇的陶瓷业与捷克的玻璃工艺一样，没人能超越。

发展总是呈非均衡分布，北半球和南半球、东方与西方、富裕与贫困……发达者更加发达，落后者继续落后。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催化了这一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报酬递增也许是个比较有趣的解释。报酬递增的提出

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都是经济学的术语，它们反映的是经济生活中两个相反的趋势。通常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报酬递减，就像你初恋的幸福度似乎总是比与同样条件的第二、第三……第十个恋爱对象在一起所获得的快乐峰值高。罗斯福第二次连任美国总统时，一位记者问他的感受，罗斯福殷勤地招待记者连续吃了4块三明治，记者刚开始喜出望外，到后来越吃越难受，最终表示实在吃不下去了，罗斯福笑着说：“这下你知道我再次连任的感受了。”

从投入到产出的效益比来看，随着时间的递增，收益曲线似乎总是往下滑的。假设一个跳高运动员一开始花两年时间的成本努力学跳高，可以提高50厘米；接下来两年，同样的成本可能只提高20厘米；再花两年时间，可能只提高2厘米；到了一个极值后，即使再花20年的时间与同等质量的努力，可能提升的高度仅为0了。换言之，同样的投入到最后可能收益是递减的。

这样的事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当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在一定的限值内，超越了这个限值，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合理施肥、精工细作、流血流汗时，你的萝卜可能会比邻居的萝卜长得大一些，但是如果你认为只要你继续加大一倍的投入，你的萝卜就会翻倍地增大，那你就是痴心妄想了，因为大自然会告诉你，即便你施一万吨的肥料，你的萝卜也永远长不到树那么高大。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增长总会遇到极限，自然总是会把无穷无尽的发展拖回到它的平均水平。如果狮子的奔跑速度不断增长到远远高于羚羊，那么羚羊就会减少，狮子就会无限增加，羚羊继续减少，直到羚羊灭绝，最后狮子也灭绝。自然不会这样做，自然会让羚羊和狮子这对矛盾永远维持在一个最佳平衡上，不会远离平衡态。

但是，我们却发现，人类的发展不肯遵循这个递减直至平衡的规律，人类的能力正在前所未有地向远离平衡态的方向发展，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领先者不断领先，获得者不断获得。这似乎是一种报酬递增的现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即使经历了800年的历史风雨，也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回归平庸的迹象，发展的报酬递减规律似乎没发生作用。

报酬递增现象早在亚当·斯密时期就已经被注意到，斯密发现，分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分工所导致的专业化可能使利润大规模地超越平均利润，当铁匠把针的生产分化成很多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工匠的熟练程度将提高生产力，所有工序的整体效率远远高于所有单个铁匠的生产效率，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将会递减，收益不断递增。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曾经深入探讨过报酬递增现象，他发现在远离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人类的经济行为会产生报酬递增。但是，他认为，这种递增是有限的，任何被过分使用的资源最后都会进入递减程序，小范围的递增不能涵盖大范围的递减，短期的递增不能改变长期的递减；他甚至认为，商人的子孙一开始会有很多优势，也许人们会期许商人最终形成一个世袭的阶层，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也许是自然在顽强地利用它的“魔棒”平衡整个社会，正像中国的“富不过三代”那样削富为贫。事实上，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化上的均衡牵扯，是进化通过子代的懒惰天性和父代不希望子代重复辛劳和风险而实现的财富耗散。

马歇尔关于报酬递增的另一个观点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被简单概括为“大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而且长期观察，报酬递增最终会导致递减，正如英国可以因为知识和文明的人类行为而产生递增的报酬，会“随时可能因为外国贸易条例的变更而受到阻碍，也可因为发生大战而濒于断绝。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所产生的海陆军[1]费用，显然也会减少英国从报酬递增率的作用中所获得的利益”。报酬递增的发展

真正让报酬递增产生实质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ain Arthur），他在桑塔菲俱乐部研究复杂现象时向世人提出了报酬递增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一分为二，认为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报酬递减，是讲均衡的，但发展经济学却需要讲增长，报酬递增是其主线。他从索尼和松下录像带的制式之争，发现松下制式并非是最先进的，却因为最先占领更大的市场而最终成为赢家。阿瑟还发现，早期钟表曾经有过逆时针的设计，但终因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消失在历史中，顺时针成为赢家。阿瑟说，报酬递减是流水线工业的特征，报酬递增是知识经济的特征。阿瑟没有完全否认马歇尔的报酬递减，并认为报酬递增仅仅是网络时代的经济特征。

我国已故学者杨小凯对报酬递增发生的解释与阿瑟不同，他用角点解分析揭示出，报酬递增并非如马歇尔所说，是市场的偶然现象；也并非如阿瑟所说，仅仅是网络经济的特点。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收益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杨小凯的观点，不仅揭示了报酬递增的根本属性，而且给出了报酬递增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准确时间，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递增那样让人捉摸不定。可惜的是，杨小凯犯了一个几乎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要犯的错误——忘记了土地的报酬递减作用。无论如何，杨小凯揭示了报酬递增是市场的内秉机制，它并不是在市场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正是来自报酬递增的推动。

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收益递减主要是讲市场的均衡问题，但是，发展才是更重要的主题，报酬递增最终是通过均衡解决资源最优化配置问题的。而按照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理解，均衡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要素市场最重要的增量应当是创新所导致的知识累积，它才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

报酬递增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长中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正反馈机制的市场，完全竞争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增长和垄断的趋势是同时发生的，垄断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垄断的赢利动机对价格的扭曲，以及先发优势的锁定机制，使次优技术有机会排挤掉更好的技术，再加上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强化，帕累托最优根本没有机会出现。这种由一系列正反馈机制组成的市场系统，会把一个形成中的相对优势不断推向更有利的发展轨道，周边的相关资源会更倾向于朝中心富集，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源响应，最终形成更大的资源共振。【注解】[1]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65.

第3节 “最先”与“最优”的辩证关系

进化的选择原则是最优还是最先？究竟是最优者能达到最先，还是最先者能达到最优？这是一个近乎哲学的具有循环论特征的命题。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前者，然而有同样多具有统计意义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最先”更有利于达到“最优”。“优”不是点，而是线

有一次我跟温州企业家交流，主持人是杨澜，杨澜一上台就当着五百多人的面问我一个问题：“王老师，什么叫做优势富集效应，您能不能用一两分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说：“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解释，不过我想先问你杨澜：你是不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英语讲得最好的女生？你是不是全中国最适合做主持人的女生？回答当然不是，但是杨澜，你现在在这个领域里就是最棒的，你知道为什么？”

杨澜一头雾水，紧接着我说：这就叫优势富集效应，优势富集效应有很多原则，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优是一个过程，优不是终点的状态，优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的、形成的过程，既然是个过程，就强调起点的优和每一个节点的优，强调在同等条件下尽可能早优、先优、快优，这样你会形成更大的富集效应。

比如杨澜，在20世纪80年代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广播站的广播员，当时中央电视台要播出一个英语类的节目时，就找到了杨澜，播出后效果很好；后来，就有了与赵忠祥一起主持《正大综艺》的机会，受到更高层次的锻炼和更广泛的传播，品牌效应出现；之后又成为中国奥运形象大使，代表整个中国。随着每一阶段的突出表现，形成了一个不断优化的链条。

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在谈到自己为何能当选诺丁汉大学校长时，也讲到了“最先”与“最优”的关系：

我真诚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不是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的是，但有一点，我被人家认识和理解了，只不过如此而已。

由于我当了复旦大学的校长，教育部就会给我机会，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会议，由于我在参会前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结果入选执行理事会，这又让我有机会参加多次国际会议，接触到更多的国外校长。1998年我也就有机会去英国参加21世纪大学校长会议，之后我又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之所以聘我当名誉科学博士，还因为我在这之前在美国出版了《现代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一书。此前，我虽然出了很多中文书，但很多西方人不会中文，没看过我写的书，于是，为了用非常地道的英文撰写该书，并弥补我的知识领域的一些不足，我与美国一位著名的教授合著了此书，这同样有利于我被人们了解。最后，当诺丁汉大学想要选一位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时，由于考虑到教育的大发展将[1]是在中国，于是选我当了校长。

一个不是最优的人，由于抓住了每一次领先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最优的结果。

发展在本质上不是单一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的过程，就像微软视窗，它不是一个终极的最优，而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正如张艺谋在电影《黄土地》上的突出表现，给他带来新的机会，然后他又出现新的突破，进而带来更重要的机会，并导致更高级别的发展，最后使他成为世界级电影大师。

极端地讲，张艺谋并不是在数十亿中国人中经过最优化测试选出的唯一最佳导演，潜在的“张艺谋”何止千百，但为什么恰恰张艺谋能成为著名导演呢？答案只有一个——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和历史阶段上凸显出来。历史永远不会费力劳神去寻找终极的潜在最优者，历史只会抓住每一个阶段上的最先凸显者。最优选择的不可能性

我们经常听到老年夫妇相互会说一句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对我来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婆，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对。”其实，所谓“最优”的一对，只是“随机”的一对，因为你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筛选，从而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最优不是找到的，最优是造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培育出来的。结论就是：最优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最佳选择，只有随机选择。

生物学告诉我们，即便是含有1000个基因的海藻，如果为了达到最强壮、最佳的结合状态，自然选择就似乎应当检验每一对基因组合。因为每一对基因组合都有其不同的强健性，必须一对一对地进行组合尝试。而当你计算基因组合总数的时候，就不是2乘以1000，而是2的1000次方，那就意味着，把可观测到的宇宙中所有的基本粒子都输入超级计算机，从大爆炸就开始不停地运算，一直算到今天，也还没有算出最佳的一对到底是哪一对。可见，进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么多次数的尝试，而且无论我们把计算机发展得多么先进，也做不到。

但是，寻求最优似乎一直是人类的终极追求，这是一个很隐秘的认识论的误区。20世纪4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出现，计算机研究人员刚开始设计能够下国际象棋的智能程序时，贝尔实验室的克劳德·仙农（ClaudeShannon）就估算了一下国际象棋棋步的总数。他得出的结论是10的12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无可比喻，我们肉眼可见的整个宇宙中也没有那么多的基本粒子。没有任何一种计算机能够算出所有这些棋步。

有一种数学规划叫做非古典数学规划，它认为最优解不一定是内点解，可能是角点解。什么是角点解？角点解允许最优决策值为零。比如1000种食物，你只要吃其中3种、5种甚至10种，其余的990种你都不吃，也就是某些消费量是零，这就是角点解。

古典数学规划是不允许角点解的，即是说所有可吃的东西你每一样都要吃一点点，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终极的“最优”，这是很不现实的。网络的兴起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完全了解这些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是不现实的，所以最先到达人们视线的信息往往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和选择。网络的特点就是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人之间都可能连接，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对所有人进行最有效的、利益最大化的连接。就好比世界上有1000种巧克力，我们永远不可能对1000种巧克力进行尝试和比对再实现购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挑选，这近乎是一种随机选择。

所以，开放系统的极端复杂性使得最优解成为不可能，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尽可能率先表现，尽可能比较早地进入选择者的视野，以便转入到至关重要的富集程序。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是怎样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在现实世界里，最初的选择尽管无穷无尽并且充满随机性，但最终的结果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积累而来的，是经由一个小小的机会被[2]正反馈而来的。”于是，可以这样认为：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选择中，寻求最优就像搜索海藻基因最佳配对一样令人绝望，唯一的途径便是抢在对方之前占领市场，先凸显，再发展。优与多样性世界

但是，主流经济学不是讲最优吗？如果不是最优，怎么占领这个市场呢？这里就要解释一个更形而上的问题：优是一个点还是一个面？是唯一还是多样化？

如果是唯一，那么请问：是英国道路制式的左向行驶最优，还是美国道路制式的右向行驶为最优？答案很简单，两者远远没有优劣到必选其一，而是两者都可，关键是它们在某一历史条件下被随机选择下来了，这一随机选择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富集效应，最后被锁定。

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在进化的起点上，两者并没有本质的优劣，左撇子和右撇子比例大致相当。为什么后来失衡了？可能就是因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右撇子人数稍微占多数，就会逐步扩展，随着文明的进化，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工具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右撇子，导致更多的人自觉或被迫加入右撇子的行列，以至于到了今天，连广为普及的文明产品——鼠标，也为右撇子而设计，左手用的鼠标几乎没有。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先天的左撇子从小就被强制更改为右撇子，社会性的加强和复制越演越烈，社会性的右撇子逐渐增加，平衡终于被打破。

这样我们就发现，很多一直被决定论强化的最优观，其实只是人类的一相情愿，只是一种不现实的终极理想，真正的现实是：同时存在着多样化的选择性，其间的优劣差异并没有达到生存和死亡的程度，很多选择在大多数的初始条件下，甚至根本就没有优劣之分。

我曾经有意识地观察各地农民使用的锄头样式，发现某一地方的农民和另一地方的农民长年累月地使用着自认为最佳的锄头样式，一代一代地延续着，但事实却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在看不到的远方，另外一批人同样怀着坚定的信念，熟练地使用着另一种他们自以为最得心应手的锄头。图1–3展示了部分地区的锄头。

大家都觉得自己用惯的锄头是最合适的。可是，一旦拉开一点历史距离，旁观者就会发现区别，但是很难单凭这些区别断定孰优孰劣，那只是习惯。如果我们把眼光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就会发现：任意特定的用品都有其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木梳和剪刀可以有千千万万种，语言和文字可以有成千上万种，各民族的图腾都一样承载着自己的骄傲。

世界为什么呈现为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每一个种类又为什么会分化出千万种长相？进化为什么会这样展开？如果仅仅是为了形成逻辑严密的生物链，那为什么需要造出数千种蚊子？自然在创造老鼠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创造熊猫？竹子和熊猫的生物链关系真的能解释数千种竹子种类存在的必要性吗？可以想象，如果在别的星球上出现生物的话，一定跟地球上的生物不一样，就像库[3]克船长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丛林时，被那些稀奇古怪的生物惊讶得目瞪口呆。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经说过：如果重蹈覆辙让地球生命重新进化一次，又将是什么样的景观呢？陕西锄头台湾锄头江西婺源锄头江西进贤锄头河南新乡锄头日本锄头河南洛阳锄头河南新密锄头图1–3 不同地区人们惯用的锄头

当我们把眼光延伸到无穷，会惊喜地发现，自然创造着无边无际的多样性，而整个世界多样性自我扩张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极限。“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于是，我们学会了一种宽容，我们接受了把“猫熊”误读成“熊猫”也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心情；当北京人讲“信息”而台湾人说“资讯”时，我们没觉得特别的别扭；“long”在英语里是“长”的意思，在中文里就变成了“龙”，那又怎么样呢？莎士比亚还说，“玫瑰即使我们不叫它玫瑰，不也一样芬芳吗”？优是怎样进化的

蜂王和工蜂同样是雌蜂，蜂王的寿命是5~8年，而工蜂只能活40~60天；蜂王日产卵达1500~2000粒，相当于自身的体重，而工蜂没有产卵能力。但奇特的是，如果蜂王被鸟类捕食，蜂群会选出一个工蜂每天喂食蜂王浆，该工蜂的生殖器会二次发育，体型会长到原来的几倍，成为一个蜂王！

科学家研究发现，造成巨大差异的根源就在于蜂王一生以蜂王浆为食，而工蜂只吃3天蜂王浆，其余时间吃蜂蜜和花粉。

这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蜂王和工蜂的生物学本质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像索尼和松下的两种录像带制式在历史层面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别，换句话说，索尼的先进性不足以抵消人们对松下的趋附成本（这和DVD与VCD的差别不一样，巨大的差异可以冲破“转移成本”的束缚）。第二，优是在众多可能性中被随机选择下来的，当某一种可能性被选中或者凸显后，进化就将开始漫长的自我催化过程，所有的资源都会主动或被迫向其集中。

普遍的情况是：一种新的产品、新的机制、新的权力、新的组织一旦确立，周边的相关资源便会迅速发生适应性变化。

新王朝一旦建立，所有的权力、制度、组织都将发生适应性变化，然后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利益体的变化，再接着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化，最后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系统和标准系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条规则被激活后，很可能会引起全部规则的连锁反应。

希伯（Donald O.Hebb）在《行为组织》一书中所描述的脑神经细胞的形成过程很有象征意义。它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大脑经常在突触上做些微妙变化，这些变化会具有累加的进化效果。“突触”是神经冲动从这个细胞跳到那个细胞的连接点。比如，眼睛视觉的感官冲动会通过加强沿途所有突触的方式在它的神经网络上留下痕迹。结果是，随意启动的神经网络会迅速将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某种正反馈，经验被积累起来：强健的、经常被使用的突触会变得更强健，而弱小的、不经常使用的突触就会萎缩。被经常使用的突触强健到一定程度后，记忆就被锁定了，而这些记忆反过来又会布满整个大脑。

这种情形很像化学和生物进化中的“自动催化”作用。少数化学物质的浓度自发地、大幅度地超过其平均浓度，就会使其周边的化学物质发生适应性变化，然后引出更大范围的适应性变化，这就是一个连锁的自动催化发育过程。生命的诞生，也许就得益于这一随机突起和累加催化的宇宙机制。

我国自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占有强大而又合法的政治资源，使其他学术思想和社会理论被强行遏制。在近两千年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被各朝政治和学术力量强化，导致相当长时期以来，再难出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展其雄的学术匀值状态，即便有零星抵抗，也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难以为继。

微软的崛起也一样。1980年，微软与IBM签订了一份合同，为IBM PC开发操作系统，就这样，DOS问世了。在头一两年中，与其他操作系统雌雄未决，但是，随着IBM PC用户群的增加，一些软件商如Lotus开始开发DOS下的应用软件，收益递增的趋势开始显现。后来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DOS成为PC操作系统的代名词。

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最后胜出的微软DOS并不是技术上最好的，计算机高手常常嘲弄DOS的幼稚，但它搭上了IBM的早班车，利用了IBM的品牌和顾客群，进而吸引了其他的软件商，逐渐促成了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从而造就了微软的霸业。因此，微软的成功，与其说是技术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战略的成功、善于利用机会的成功。只要某种操作系统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吸引其他的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在它的基础上开发软件、制造机器，它的主导地位就会得到强化，此时它又能吸引更多的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如此反复，强者愈强。而其他的竞争性的操作系统，即使在开始时地位相差无几，但是在正反馈的作用下，将会弱者愈弱，相差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大，最后，市场上就会剩下唯一的赢家。

这种进化上的“奇观”，正如王选所说，“你做了一个与IBM不兼容的东西，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和精力去做应用软件，这样，一点点的创新就变成了祸害”。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能力逆转潮流，最好的策略就只能是随大流，这似乎是进化给后来者留下的一条通路。当你在荧幕上看着几百万头野牛潮水般向同一个方向奔涌时，你不得不赞叹这背后的趋同力量，你也同样会担心少数叛逆者的悲惨命运。你也就特别理解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对隐藏在人性中的自然力量的悲观：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像有趋同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的脖子后的感受器就立即颤动起来，一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聚一处，如群鸦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4]是一种炎症。最先者最优

当封闭的世界打开后，当经济和文化融合一日千里地进行时，市场是怎样对待多样性的？市场是怎样进行选择的？如果终极最优化的选择成本太高，如果最优的确是个形成的过程，那么，市场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永远不要天真地认为，市场会跟个人一样理性和聪明。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自私的。但你永远不要幼稚地认为，当亿万个理性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集体生命”时，仍然是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大厅应该是个安静的地方，大家“温良恭俭让”，可事实却是股市大幅度地被动，“直上天堂，直下地狱”。“二战”时期的德国，也许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理性的，但整体却表现出巨大的非理性，“集体行为”天生就存在着非理性的偏向和冲动。就如美国曾经有过一次“行为艺术”展，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几百万只蚂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跟随那不断翻动、没有方向的食物蠕动，形成一个巨大的非理性怪物，这也在间接地述说着人类的故事、市场的故事。

全世界的手机充电器各自为战，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资源浪费，整体的非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统一标准就一定是朝着理性迈步吗？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市场选择确实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甚至出现偏离理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只要我做到最优就可以“酒香不怕巷子深”。历史没有耐心等你20年后推出自认为最优的操作系统，历史只会在最需要的时刻，选择当下最先凸显出来的应用系统。比如单晶体的结晶过程，它需要一些原子先形成晶核，而且只需要一个核心，晶核形成后其他原子即便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也必须聚集到晶核的周围，使晶核不断长大，最后形成晶体。形成晶核的原子与其他原子没有本质区别，可能就是因为它领先了一步，最后才成为中心。

所以，当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开启，当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出现时，历史会青睐最先在它面前凸显出来的选项，而不是耐心等待遥远的所谓最优选项。只有等这些最先选项发展到接近垄断的程度时，不断升级以达到最优才是接下来的工作。【注解】[1] 转引自《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2]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陈玲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9.[3] 詹姆斯·库克是一位因进行了三次探险航行而闻名于世的伟大探险家。——编者注[4] 刘易斯·托马斯. 细胞生命的礼赞[M]. 李绍明译. 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86.

第4节 先者的进化优势

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叫《致命的抚养》，描述的是一种叫鹩哥的鸟，喜欢把蛋下在别的鸟巢里，让别的鸟承担抚养义务。某一只鹩哥首先破壳而出，这时候它就占有了先者生存的机遇，幼鸟的父母很专心地给它喂食，随着它渐渐长大，为了能独吞鸟食，它竟然做出了最恐怖的行动——趁大鸟不在的时候，不断地用颤颤巍巍的身体把鸟巢里其他几个鸟蛋一个一个推挤出高高的鸟巢，摔得粉碎。这一触目惊心的场面的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自然，自然以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向人们传达了一个道理——最先者得益。

有一种蚯蚓，刚出生的时候，两端都有可能成为头，而一旦哪一端先成为头，头部就会向尾部不断发射一种物质和信息，抑制尾部形成头的趋势，因为大自然不需要两个头。正如美国最先研发出原子弹时，想方设法地抑制别的国家研发原子弹；当日本经济在1985年前后接近世界第一的位置时，美国又强迫日币升值，抑制日本的出口经济。

生死存亡的争夺是宇宙中永不停歇的大剧，最先的破土而出总是会产生更大的优势，甚至连植物也不例外。植物顶端优势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它是指主茎顶芽的生长能抑制侧芽的生长，调控侧枝的生长速度和生长角度的现象，作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顶端优势在苔藓、蕨类、种子植物中更突出，向日葵、烟草、麻类等属于强顶端优势，生长方式是侧芽终生潜伏，只有当顶芽受损时，侧芽才萌发生长；雪松、桧柏、水杉、银杏等是较强顶端优势，生长方式为主茎生长快，侧枝生长慢，而且主茎对侧枝的抑制生长作用是由上而下递减，距茎尖越近的侧枝受顶芽抑制强度就越强，生长就越慢。更有甚者，植物的地下部位——根部也一样存在着顶端优势，主根在生长过程中会严重抑制侧根的生长。

植物顶端优势的形成原因和内源激素的平衡调控与营养的定向运输有关，顶芽由于顶芽早，输导组织发达，自身又是生长素的合成部位，因此不仅成为生长中心，而且还是强代谢中心，又能获得较好的阳光，在竞争中就能优先获得营养，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顶芽生长的[1]绝对优势地位；侧芽发育迟，与主茎没有维管束，因此在竞争中处于有机物运输主流之外，由于缺乏养分而导致生长完全或部分受抑。

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整个过程简直就像是在演绎商业社会的不变法则，更像是在讲权力斗争的永恒规律。当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兴起时，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甚至不惜以战争作为载体强行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大肆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等它们挖完了第一桶金，落后国家开始发展工业时，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绿色、低碳、环保等所谓的新规则和新观念层出不穷，作为西方主流文明的侧芽，发展中国家又开始承受新一轮打压。

先者多得，最先和第二到底相差多少？假设有一个宝藏，在同样贪婪和理性的驱使下，两批盗墓者进入地窟，在地下宝藏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两者获取的财物是均等的吗？先者和后者的公平性到底在哪里？

但是，与其埋怨历史总是那样的不公平，还不如深刻反省大自然为何这样无情。那些极大地有利于领先者的规则到底是领先者制定的，还是自然通过领先者的手制定的？它本质上反映的也许正是大自然的根本意愿。

那么，领先者为什么可以得到巨大的奖赏？难道仅仅是因为领先者承担了领先的巨大风险，需要用奖赏进行补偿？难道仅仅是因为对“最优”的判断成本太高，从而选择用最简单的“先”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顺序来决定取舍？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进化上的原因？

试想，如果率先进行工业革命而不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勇于创新而不能得到历史的奖赏，如果马拉松长跑不是给最先抵达目标的人以金奖，那么，这个世界又该以什么为标准来设定进取机制呢？如果最先就意味着失败，那么进化该怎样选择进入卵细胞的精子呢？如果最先诞生就意味着死亡，那么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怎么可能上演争先恐后的壮丽场面呢？如果先者生存不成立的话，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终将“天诛地灭”。如果进化只给后进、落后、后发以奖励的话，那么一切先进都将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名应该被加分，优势应该被富集，这不仅符合自然的节约和效率原则，更符合自然和历史的进取精神。进化不会给落后以奖励，只会给落后以激励。[2]先者生存的博弈分析

退回到人类社会的规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先发优势的广泛合理性。

生活中所有的博弈都有一个先后选择的问题，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都可以争取先进门，谁先进了门，谁就可以关上门”，所以我们总是能看到先入者对壁垒的设置，无论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对日本、印度等非常任理事国想进入的刁难，还是院士们对新申请院士的更严格的考核标准，无论是核国家对非核国家试验核武器的态度，还是刚挤上一列拥挤火车的乘客对下面无数想挤上这列火车的乘客的不满，都在述说一个利益攸关的事实——最先未必最优，但最先肯定占优。

现实世界中，先者占优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我们完全可以说，后来者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先来者先采取的行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旦先来者占据了这点优势，整个社会系统会以惊人的速度将它呈几何级数地放大，也就是说，很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最先者所占有的微弱优势就会成为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在路径依赖现象中，初始的路径选择会对之后的发展和最后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请看图1–4这个博弈的策略矩阵：图1–4 博弈矩阵（1）[3]

在这次博弈中，参与人甲和乙各有三个纯策略，而左上、右上和右下的三个粗体且加了下划线的收益组合则是这一博弈的三个纳什

[4]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博弈结果究竟会是哪一个均衡呢？这就要看双方具体是怎样把劣势策略逐次消去的。我们发现，对于甲来说，“中”和“下”是相对于上的两个劣势策略，如果他先消去“下”的话，博弈矩阵变成图1–5的情况：图1–5 博弈矩阵（2）

这时对于乙来说，“中”和“右”就是他的劣势策略，如果乙消去“右”，博弈矩阵变成图1–6的情况：图1–6 博弈矩阵（3）

这时只剩下一个纳什均衡（4，12），当然就是最后的均衡了。

而如果乙一开始先消去他的劣势策略——“中”的话，情况就会有变化了，博弈矩阵会变成图1–7的情况：图1–7 博弈矩阵（4）

接着甲消去“中”这个劣势策略，得图1–8：图1–8 博弈矩阵（5）

乙消去“左”，就剩下（2，12）和（2，13）了，对甲来说，无论怎样收益都是2，也就无所谓选择“上”或者“下”了。

当然，还有另外几种路径，最后所得到的均衡也各不相同，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示了路径依赖的作用形式，也就是从一开始就让情况向难以更改的方向发展下去。于是，率先找到可能会发生的路径依赖，并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占据优势或者尽量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就很重要了，尽管这并不容易。

探讨了路径依赖的现象，那么先者占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既然一开始的路径选择如此重要，很显然抢先决策并选择对己方有利的路径就应当是最好的策略。在博弈论中，很多情况下都不止一个纳什均衡，而先决策的一方往往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可以利用路径依赖把博弈的结果引向对自己有利的均衡。请看图1–9的博弈矩阵：图1–9 博弈矩阵（6）

很明显，图1–9中有两个纳什均衡，（2，1）和（1，2）。对甲来说，前一个显然更好，而乙当然更倾向于后一个。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双方都希望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均衡，而最终结果如何就要看谁抢先决策了，这里我们仍然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对先决策一方的策略后决策者是完全了解的。这样的话，甲如果抢先选择了“上”，乙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只能选择“左”了。同样，如果乙抢先选择了“右”，甲也就只能去选“下”了。

我们发现，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情况中，两个纳什均衡分别对两个参与者有利，也就是说，这种博弈可以被我们看成在起点处争夺优势。如果有一方的起点优势已经确立了，情况就不一样了，请看图1–10的博弈矩阵：图1–10 博弈矩阵（7）

这个博弈中甲的最优选择是让乙先决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收益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里，无论哪一个结局，乙的收益总是大大超过甲的，也就是说，乙比甲更有动力追求一个更好的结局。这种情况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乙已经是占优一方了，所以甲的最优选择就是追随，最后分到一杯羹。这更证明了，起点处的优势一旦建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就很难改变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会有不甘心者挑战权威，但多数情况下，落后者还是会选择追随领先者，因为多数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

在图1–10的博弈中，是什么决定了甲的命运呢？毫无疑问，就是他在起步阶段的落后。在如今这个竞争近乎惨烈的经济环境中，先者占优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一步滞后就可能沦为次要厂商，而其与主要厂商之间的竞争天平就会彻底倾斜，因此只能选择追随主要厂商的决策，以此决定自己的相关行动，所获的收益也往往远低于主要厂商，更残酷的是，除非主动退出或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否则这种被动的局面注定是次要厂商的最优决策。

先发在博弈中之所以有优势，还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像两个武林高手过招，是先发制人有利，还是后发制人有利？有一种说法是，先发可能会被对方看出破绽，然后找到破解之道。但问题的本质是，先发者完全可以佯攻，先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待接招者对错误信息做出应对后，先发者立刻可以发出相对准确的制敌之招。所以，后发者必须对先发者的意图做出多种不同的判断，他得到的信息准确率最多是50%（真或者假），但先发者在第二次攻击时，信息的准确率将远远高于50%，因为对方必须对佯攻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正由于先发的优势明显，在很多博弈游戏中，无论把规则设计到怎样的均衡，先发仍然具有无可辩驳的优势。所以，在中国象棋博弈[5]中，红子（先走）必须贴时，在围棋博弈中，黑子（先走）必须贴[6]目。而市场的博弈中因为无需“贴时”、“贴目”，优势就必然存在。

归根结底，领先的优势可以从一个汉字——“选”中得到解释，“选”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先”和“走字底”，既然一切都是选择，那么，“先走一步”就应当是最优的选择。[7]先者生存的概率统计

1.“先者”的市场占有率优势

如图1–11所示，美国战略规划研究所（PSI）的研究揭示，在500个成熟的行业中，第一个进入者的平均市场占有率达29%，早期跟进者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1%，而其余后来者平均占有率为15%。可见，抢先进入市场的企业一般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图1–11 企业的市场进入顺序与平均市场占有率的关系资料来源：美国战略规划研究所（PSI）对500个成熟的行业的调查数据.

图1–12显示的是一个市场中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很明显，率先进入产业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保持市场占有率的领先；追随企业进入得越晚，要赶上先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图1–12 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资料来源：Golder Peter N, Tellis Gerard J.‘Pioneer Advantage: Marketing Logic or Marketing Legend’[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3,30（2）:160.

显然，抢先进入新的产业或细分市场，为企业带来的市场收益率优势是最大的，可以让企业在新的产业或细分市场内占据领先地位。

2.“先者”的投资收益率优势

投资收益率作为现代企业的一个核心经济效益目标，在衡量企业战略的成功与否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实际上，市场占有率与企业利润率又是相关的，因此“先者”在市场占有率上的优势，又会带来投资收益率上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后期，通用电气公司的战略规划研究所（SPI）通过对3000家北美及欧洲的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调查、研究发现，市场占有率与企业的利润率是相互关联的，如图1–13所示。图1–13 市场占有率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资料来源：格里·约翰逊, 凯万·斯科尔斯. 公司战略教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71.

从图1–13A中可以看出，企业的投资收益率（ROI）随着市场占有率的增长而增长；而图1–13B则说明了投资收益率随相对市场份额的上升而稳定地增长。因此，“先者”抢先进入产业或细分市场所带来的市场占有率的优势，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3.“先者”有较高的存活率

任何一个产业或市场中的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保证足够的生存寿命和较高的存活率。因此，存活率这一指标，是对“先者生存”战略的重要考量标准之一。从表1–6中可以看到，在衍生新产品市场中，先锋企业的存活率在4年、8年、12年后，分别领先早期跟随企业16%、27%和22%。也就是说，进行通常意义的企业战略转型后，成为市场领先者的企业能获得非常明显的存活率优势。表1–6 先锋企业和早期跟随企业的存活率比较资料来源：Sungwook Min, Manohar U Kalwani. Market Pioneer and Early Follower Survival Risks: A Contingency Analysis of Really New versus Incrementally New Product-Markets. http://www.csulb.edu/~smin2/Survival%20 Analysis%20Final.pdf.

表1–7列出了1946——2001年，新产品市场的“先者”的生存状态，表格第二列的小括号内的数字是率先进入者进入市场的年份，表格第三列中“失败”旁边的小括号内的数字是率先进入者退出市场的年份，表格第四列中的资料是当前市场该产品的市场领先者的名称和进入市场的时间（其中带“★”的品牌是经过多年市场竞争，截至2001年底依然保持市场领导地位的率先进入者）。表1–7 新产品市场的“先者”生存状态资料来源：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公司历史简介和在线商业数据，数据截至2001年底.

该项调查的样本总数是46。根据表1–7的数据资料统计，总共46个“率先进入者”中有21个生存下来（截至2001年底），“率先进入者”的生存率是45.65%。在21个生存的“率先进入者”中，有9家（42.86%）仍然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率先进入者”的市场平均领先时间长达18.11年。可见，“先者”在存活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对其他千千万万个市场跟随者来说，“先者”的存活率高达45.65%。

4.“先者”有较高的品牌回忆率

在“先者”品牌回忆测试中，被访者得到一个品牌列表，其中共有4个产品类别，每个产品类别分别由5个品牌组成。要求被访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分别勾选出每个产品类别的“先者”品牌。为了减少随意猜测的成分，问卷设置了“无法确定”这个选项。

如表1–8所示，在4个产品类别中，“先者”的平均正确辨认率高达77.6%，说明消费者都能较准确地回忆起各类产品中的“先者”品牌，可见消费者较易记住“先者”品牌的地位。

接着，我们再观察一下各个产品类别中其他品牌被误认为“先[8]者”的平均概率（以下简称“误指率”）：个人立体声音响的误指率为4.38%，二合一香波的误指率为7.28%，汽酒饮料的误指率为4%，泡沫矿泉水的误指率为3.78%，所有产品类别的平均误指率仅有4.86%左右。再看4类产品中，被访者无法确定“先者”品牌的平均概率是13.98%。表1–8 “先者”品牌回忆测试结果资料来源：Ruth Rettie, Simon Hilliar，& Frank Alpert（2000）.‘Pioneer Brand Advantage with UK Consum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Vol.36，No.7/8，2002，p.903.

如果品牌的“先者”地位与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过程关系不大，那么在本项测试结果中被访者对“先者”品牌的平均辨认率就不可能高达77.6%。这些数据表明，对消费者来说，品牌的“先者”地位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比较容易记忆。绝大多数消费者在接受品牌信息的时候，是非常注意它们的“先者”地位的。

5. “先者”有较高的名称复述率

为了测试“先者”品牌（即使已经不再是品牌领导者）能否被回忆起来，“先者”名称复述测试选择了4类产品，它们的“先者”品牌已经不再是市场的领导品牌。要求被访者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复述出所有与这4类产品相关的品牌名称。

表1–9中罗列了各类产品中被复述出来的主要品牌名称。在3类产品（个人电脑、冰啤和水果酸乳酪）中，“先者”品牌名称的被复述次数远远高于其余的品牌名称，而只有在CD播放器这类产品中，“先者”品牌名称的被复述次数屈居第四位。

4类产品的“先者”品牌名称的平均被复述率达到26.63%。与此相对的是，个人电脑产品的其余品牌（除“先者”品牌以外的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3.78%，冰啤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8.01%，CD播放器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6.03%，水果酸乳酪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5.28%。4类产品中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5.78%。

从品牌名称的被复述率来看，“先者”的26.63%远远高于其余品牌的5.78%，由此可见，即便“先者”品牌已经不再是市场的领导者，但是它们的品牌名称仍然具有很高的被复述率。表1–9 “先者”名称复述测试结果资料来源：Ruth Rettie, Simon Hilliar, & Frank Alpert（2000）.‘Pioneer Brand Advantage with UK Consum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Vol.36，No.7/8，2002：904.

6.“先者”产品更容易被购买

本项调查要求被访者指出他们曾经实际购买过的品牌的名称，然后比较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和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两类消费者中分别购买“先者”品牌的概率。

表1–10显示，在能正确指认出Sony是“先者”品牌的消费者群体中，有51%的人购买过Sony；在不能正确指认出Sony是“先者”品牌的消费者群体中，只有37%的人购买过Sony。可以发现，那些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群体对该“先者”品牌的实际购买率，明显高于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中，实际购买过“先者”产品的平均比率是58%；而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群体对该“先者”品牌的平均购买率为43.5%，比前者低了14.5个百分点。表1–10 购买行为和回忆“先者”品牌地位之间的关系测试结果资料来源：Ruth Rettie, Simon Hilliar, & Frank Alpert（2000）.‘Pioneer Brand Advantage with UK Consum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Vol.36，No.7/8，2002：905.

可见，能够正确指认出“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往往更可能是曾经购买过该品牌产品的人。这意味着对品牌的“先者”地位的认知会促进实际购买。虽然导致消费者实际购买一个品牌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本项测试的结论说明，能否正确指认出“先者”品牌地位确实是影响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先者”品牌地位更容易被消费者记忆和回忆，而能回忆起“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更可能对“先者”产品采取实际购买行为，所以“先者”品牌在消费者购买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先者”产品更容易被购买。【注解】[1] 维管束是维管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叶和幼茎等器官中，由初生木质部和初生韧皮部共同组成的束状结构。维管束彼此交织连接，构成初生植物体输导水分、无机盐及有机物质的一种输导系统——维管系统，并兼有支持植物体的作用。——编者注[2] 我的研究生刘威之的硕士毕业论文对市场先入者优势做了大量研究，他对此部分内容亦有资料贡献。[3] 在完全信息博弈中，如果在每个给定信息下，只能选择一种特定策略，这个策略为纯策略。——编者注[4] 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编者注[5]2007年3月6日至7日，中国象棋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中国象棋规则修改会议，针对谁都愿意执红，有先行之利，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及对手的特点选择开局，也为了增加竞争性而避免和局，特别是先走的红方蓄意和棋，则黑方非常难走，于是对象棋规则做了较大修改，其中最大的修改是实行“贴时贴分制”。2008 年全国最高级别中国象棋“五羊杯”大赛，除继续执行红方贴时的竞赛规则外，本届比赛在对局用时方面做了新的改变——每局棋红方用时60 分钟，黑方用时80 分钟，双方每走一着均加30秒。[6] 围棋术语。指黑方由于先手，在布局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为了公平起见，在最后计算双方所占地的多少时，黑棋必须扣减一定的目数或子数。——编者注[7] 我的两位研究生施国琴和刘威的硕士论文对优势富集效应做了很多量化的研究，特别对先者生存的概率做了大量研究。对本部分内容他们亦有贡献。[8] 本文所指“误指率”主要说明正确辨认率的宽容系数。比如70%的人知道某种商品，但其中5%的人可能认错，所以70%需要打点折扣，故人为设计一定的“误指率”。

第5节 起点与节点进化

中国有一句老话：“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交界处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所房子，下雨的时候，假如一颗大雨滴正巧在屋脊上摔成两半，一半顺着屋脊流淌，再顺着山脊不断流下去，最后流到了美国密西西比河，另外一半雨滴则顺着另一边屋脊流下去，最后流到了加拿大。本来在初始阶段两者是在一起的，可是一个重要的分叉，却让它们远隔千山万水，这情形有点像著名的“鸭子舰队”。2006年，全世界很多报纸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1992年，一家玩具工厂的货船从中国出发，打算穿越太平洋到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港。但是货船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的海洋上遇到强烈风暴，一个装了2.9万只黄色塑料玩具鸭的集装箱坠入大海并摔裂，所有玩具鸭都漂浮在海面上。在最初3年中，其中一批约1.9万只鸭子走完了约10880公里的太平洋副热带环流的路程，沿途经过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美洲和夏威夷等地洋面，平均每天漂流约9.6公里。 另一批大约1万只鸭子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向北漂去。1993年，当它们漂流到白令海峡时，“鸭子舰队”被冻在浮冰里。在随着浮冰缓慢地向北极方向漂流了约3200公里之后，这支北上的“鸭子舰队”开始南下。当浮冰开始解冻后，这些鸭子终于得以解脱，向美国东海岸漂流了约3200公里，之后又遇上了从加勒比海奔向英国的墨西哥湾暖流，开始漂向大西洋。预计在2007年将抵达英国康沃尔郡海岸。更有趣的是，这支“鸭子舰队”在全球引发“淘鸭热”。一批海洋爱好者自发组成“追鸭族”，专门监视“鸭子舰队”的行踪。每当“鸭子舰队”即将抵达某个海岸时，“追鸭族”们就会疯狂地涌向海滩，争抢这些鸭子。而最初从中国进口这批鸭子的美国公司表示，愿意以每只100美元的高价将鸭子收回，但根本没人理睬。因为，在收藏家手中，这些鸭子的价格已经爆炒到每只1000英镑。

这2.9万只鸭子原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过无数随机的变数，竟然“南辕北辙”。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本来也并不大，但经过数年的变迁之后，也会相去甚远。为什么？这仅仅是随机事件吗？背后有没有更深刻的进化策略？

我在同济大学上课时，总会跟新生们讲一件事：我发现学生刚考进同济大学时，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都非常优秀，但是，经过几年的学习后，学生之间的总“绩分点”会差得很远。我认为这是由一种发展的进化策略导致的。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同济大学有一个保研的规则：只要本科4年的总成绩在班级排名为前十名，就可以免试直升研究生。这一政策在开学时都会告知所有的学生。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演化呢？

假设第一年，有几个学生成为班级前几名，他们就会思考：我现在已经在班级成绩靠前了，那我更要好好努力，争取成绩始终领先。他们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等第二年、第三年成绩依然位于前列的时候，事半功倍的可能性会促使他们加倍努力，甚至对选修课、体育课等都会更认真地投入，最后他们的绩点就会很高。但是，假设有另外几个学生，第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成绩排在了班级最后几名，他们可能会觉得再努力也白费，于是选择不进取的策略，等第二年、第三年成绩更为落后时，他们的策略会发生更大的倾斜，因为保研无望，事倍功半的可能性会使他们选择彻底放弃，投入急剧减少，最后总成绩自然大大落后。

很多人走上某一道路，都和起始状态有关，甚至最终的成功都可以归因于早期的重要成功所导致的巨大激励动能，因此，夸克的发现者、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MurrayGeli-Mann）就毫不犹豫地宣称，“要做好一件事情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发人深省。

由此可见，人生的巨大差异很可能就是由那些关键节点上的不同选择导致的。人生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杈，每一个关键的分叉会影响下一个分叉，最终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蝴蝶效应的提出者、气象学家罗伦兹（Edward N.Lorentz）发现，系统的发展对至关重要的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比如，当我们玩桌球时，第一杆击出一个方向，第二杆击出同一个方向，但角度相差了一点点。假设球桌的边沿弹性无穷大，球与桌面的摩擦系数为零，那么，球就会沿运动方向不停地被反弹，结果是，在起始条件下仅仅相差很小角度的两个球，经过无数次的运动后，它们的轨迹将会呈现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差异。这还是在常态理想的环境下，如果中间有很多随机变量的干扰，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般而言，系统的发展在初始条件上的差别导致的差异，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是角度上的微小差别，如图1–14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线段间的开口会越来越大。图1–14 两条线段间的开口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

二是函数曲线式的差别，如图1–15所示，两条线段间的开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增量的指数性放大。图1–15 两条线段间的开口呈现增量的指数性放大

上述两种变化是理想状态，没有考虑线段在衍生的路径中遇到的随机干扰。

三是时间变量式的差别，即使是同一个方向和角度，但时间先后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典型的例子是，假设两列火车发车时间相同，一列火车正点发车，而另一列火车因事故原因晚发10分钟，那么，10个小时后，这两列火车到达终点的时间会不会仅仅相差10分钟呢？一般是不可能的，晚发的火车在一路上将会不断让车、避车，可能到最后晚点2小时。

这种情况酷似《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一篇名为“中国官员如何升迁——北京样本”的调查分析。文章针对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南方周末》的记者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请教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发现年龄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从概率上分析，北京一个新晋正厅局级官员的平均年龄约在45岁，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正厅级官员，平均需要25年。

事实上，在这25年中，每个阶段都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内完成所需的跳跃，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三四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调查还发现：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很多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很长的人，往往能在年轻的时候升至较高的级别，而往后就越能相对于同级拥有年龄优势，实现良性发展，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仕途升迁，只是一个缩影，人生道路的很多情况都一样。微量演变和富集

溶解的碳酸钙在流水搬运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物而沉淀下来，沉淀下来的碳酸钙又成为障碍物，使后来的碳酸钙也沉淀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形成钙华。壶穴的形成是因为被水流搬运的石头等物体遇上一个小小的坑洼，从此在坑洼中打转，最后将河床磨出一个洞。海岸上一个被波浪拍打出的小小的凹穴，长年累月形成海蚀崖。微量的积累会形成巨大的变迁，但起点和节点的重要波动则可能决定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换句话说，某种微小的优势一旦进入富集程序，便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正如玻璃表面一旦出现哪怕是最细微的实质性裂纹，这一随机裂纹便有了起点演化的力量，它将引导并最终推动整块玻璃沿袭这一裂纹破碎。

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演变和发展的方向？均衡中新的微小变量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量？

起初，花盆中的仙人掌仅仅呈现出些微倾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外力的微小震动和地心引力的长期作用下，它会像比萨斜塔一样沿最初的倾斜方向继续生长，只要人为的力量不介入，就可以断定一开始的倾斜方向实际上就是最终方向。起点的微小变量竟然决定了系统最后的演进。

一个装满滚珠并处于极限平衡中的凹槽（见图1–16），一旦在某端加入一个滚珠，便会出现细微的倾斜，这一倾斜会引起一些滚珠向同一方向的细微滚动，结果又使凹槽进一步倾斜，导致槽内的滚珠发生更大的滚动，倾斜和滚动不断富集的结果，将产生类似船体倾覆般[1]不可逆转的力量。图1–16 滚珠凹槽模型

微量演变更惊人的一面不是简单累积，而是增量累积，比如“多米诺骨牌效应”。

多米诺骨牌呈长方体形，将它们按适当距离排列，然后推倒第一张，这张骨牌倒下时会撞到第二张，接着第二张又会撞倒第三张……很快，一整排骨牌全部被撞倒了。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限于此，其更惊人、更神奇的威力是一种隐蔽的“微量放大程序”。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制作了一组骨牌，共13张，第一张最小，长9.53毫米，宽4.76毫米，厚1.19毫米，还没有小拇指甲大。以后每张骨牌体积扩大1.5倍，这个数据是按照一张骨牌倒下时能推倒自身1.5倍体积的骨牌而设计的。第13张长61毫米，宽30.5毫米，厚7.6毫米，牌面大小接近于扑克牌，厚度相当于扑克牌的20倍。

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隔排好，轻轻推倒第1张，必然会波及第13张，可以想象，第13张骨牌倒下时产生的冲击力一定比第1张倒下的力大得多。

大多少呢？根据怀特海测量计算，居然大20多亿倍。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力是按指数形式增长的，若推倒第1张骨牌用力0.024微焦耳，倒下的第13张骨牌能产生51焦耳的力，而按同样比例制作的第32张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将高达1.24×10焦耳，又扩大了20多万亿倍。

当然，怀特海没能制作出第32张骨牌，因为它将高达415米，相当于纽约帝国大厦高度的两倍。如果真有人制作出这样一套骨牌，演示摩天大楼如何在一指之力之下被轻轻推倒，将是何等的奇观啊！

事实上，多米诺骨牌效应是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的过程。于是我们发现，进化的起点往往是随机的、微小的，但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变量，在富集效应的驱动下常常具有决定历史进程的力量。

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马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中饶有兴味地探讨了这一随机进化过程：非洲大白蚁的垤穴，有的高达3.6米，直径达30多米，一窝里生活着几百万只蚁，相当于人类一个中大型城市的规模。这么宏伟的系统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

托马斯引用了格拉西的成果，格拉西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质素——一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像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地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屑又放下。后来，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柱上，不断给其添加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一定高度后，又开始建造别的柱子，直到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得很均匀的，然后合拢，一个拱券建成了。然后，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券。

托马斯认为人类的语言也一样，交往中某种偶然的发音被大家认同，便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随着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富集的结果是强势语言的进一步确立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城市的出现同样是随机进化和富集的产物。客观地看，单个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也许是有目的的，然而，无数人群所形成的巨型系统和历史却常常是盲目的。

正如复杂学研究者阿瑟所说：

正反馈积累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在大厅的过道上谁碰到了谁、哪辆货车凑巧在哪儿停下来过了一夜、意大利制鞋匠凑巧移民——这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会扩大成再也不可逆转的历史。难道英国的殖民者们当年在寒冷和多石的马萨诸塞海湾聚集，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土地最适于建农场吗？不。他们到达、聚集在了这里，只是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是这些移民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下船登陆的地方，而他们在那儿下船只是因为他们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寻找不到弗吉尼亚州，迷失了方向。殖民地一经确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大哲学家罗素在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上，也非常重视偶然性和小事件的作用，他甚至认为：

如果亨利八世和安·鲍林谈恋爱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就不会存在。正是由于这件事，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从而不承认教皇把美洲作为礼物赠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2]是美国的那个地方，很可能已成为西班牙的美洲的一部分了。

循着这一思路，罗素对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种极端的解：

我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3]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

问题不在于罗素对偶然性和小事件的逻辑想象是否合理，而在于他无意间触及了一种进化方式——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产生富集效应，初始条件的随机差异会形成一种递进式的放大效应。随机漫步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深思历史的曲折坎坷和文化的无穷多样性，我们会发觉：某种特定的文明类型、特定的语言符号、特定的宗教习俗、特定的游戏和交易规则，就像一场没有主题的茶话会上人们的谈话内容，一个偶然的话题可能就曲折蜿蜒地演变成整个茶话会的话语路径。或者可以对随机进化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像一样倒带重演一遍，那么，仅仅把最近100年推倒重来，今天90%以上的夫妇都不会再相遇。历史会像万花筒一样随机生成、永不重复。就像把30年来的股市曲线重新演绎一遍，那么，两根股票曲线是绝不可能重叠的。

随机漫步理论（Random Walk）认为，证券价格的波动是随机的，像一个在广场上行走的人一样，价格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是没有规律的。证券市场中，价格的走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便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能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从长期的价格走势图中也可以看出，价格上下起伏的机会差不多是均等的。那些随机涨落经过加强、积累，再加强，不断循环。这类似累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叫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57年提出的，后经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迪克逊（Dixson）和瑟尔沃尔（Thirlwall）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者的进一步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

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非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发展得更快。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种累积效应会衍生两种相对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发展更慢；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总之，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会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以保持超前发展。

不但经济的发展如此，社会生态和文明的进步无不和随机循环积累相关联，一种思想总是和另一种思想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技术的出现也总是离不开另一种技术的引导，科学的发展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进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正反馈，是一个不断富集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文明是积累而来的，承认变化会引起新的变化，承认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就必须承认，边际报酬递增或称优势富集是存在的。一种明显的突变出现以后，如果没有违反大自然的根本法则，它就会沿运动方向继续积累、进化。自然就像生命一样具有不断繁衍的积极性和不断向上的冲动。这些，全靠量变的积累，所以中世纪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才会说，“量是唯一值得尊重的事物”。【注解】[1] 王健.创新启示录：超越性思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9.[2]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张文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27.[3]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张文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27.

第6节 优势富集的过程

这一切，正如著名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关于《巨变》一书写给中国学者闵家胤回信中的一段话：

唯有系统内部的涨落（随机波动）决定分叉的结果：这些涨落当中的某一个突然“成核”，并且攫住了系统动态的态势。

人类不是在系统的外部，而是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可以影响涨落当中的哪一个将成核，从而规定它们所在系统的进化轨线。这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而是一个概率论的过程。假如正在进行中的诸涨落当中某一个得到加强，那么，同那些没有得到加强的涨落比较，[1]它就有更大的成核概率。

是的，最先凸显的系统总是有机会较快地得到它想得到的资源，“发展”就像我们平常看见的玻璃上的水珠，当某一滴水率先往下滑时，沿途的水珠就会加盟，加大该水珠的质量，使其更快地往下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很像我们前面讲的水盆里的水泡，小水泡总是被大水泡不断吸收，大质量对小质量具有天然的引力。所以，美国著名的复杂学研究者考夫曼才会说：“我有一个预感，更为有序的[2]物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能更快地吞入更多的资源。”网络外部性和无尺度网络空间“吞并”在网络时代已经具有神话般的富集效应。我们已经惊讶地看到，企业这个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自诞生至今，在网络经济的驱动下，它的范畴已经膨胀到超越国家的边界，它的资金能量已经甚至超越单个国家的行政力量，像微软、英特尔等单个企业对产品的垄断程度已经覆盖整个地球，这是在以往时代从未出现过的超垄断现象。社会生活中，小质量和大质量之间的差距从未像今天这样惊人的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新的网络规则决定的。“韩寒现象”就可以从网络外部性角度得到验证。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新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通俗地说，就是每个用户从使用某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与用户的总数量有关。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网络中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也就意味着网络用户数量的增长，将会带动用户所得总效用的平方级增长。

韩寒的一呼百应，在网络时代，可能会变成一呼千应、一呼万应、一呼千万应，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传播现象。短短几年时间，一个网络上的中心节点就会形成一种接近国家级媒体的聚集力量，一篇普通的议论文可以具有和中央大报相比肩的传播效应，甚至连韩寒几个字的一句话（2011年10月16日的博客就写了两个字：“测试”），竟然可以引起了234页的跟帖。截至2011年12月22日15点36分，韩寒的博客访问量已经达到512870383。这个数字的背后蕴藏着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聚集力量？我们可以从无尺度网络的角度得到一些解释。

无尺度网络的概念是随着对复杂网络的研究而出现的。“网络”其实就是数学中图论研究的图，由一群顶点以及它们之间所连的边构成。在网络理论中则换一套说法，用“节点”代替“顶点”，用“连接”代替“边”。复杂网络的概念，是用来描述由大量节点以及这些节点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会出现在简单网络中没有的拓扑特性。

网络分随机网络和无尺度网络，许多网络（包括因特网、人类社会和人体细胞代谢网络等，都是无尺度网络。什么是“无尺度”？理论家把庞大复杂的网络分解为“节点”（node）和“连接”（link）两大要素。提供内容的网站和接受内容的网民统称为“节点”，内容在节点间的运动称为“连接”。过去的几年中，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发现，很多网络都是由少数一些具有众多连接的节点所支配的，例如万维网。包含这种重要节点（或称“集散节点”）的网络，我们通常称之为“无尺度”（scale free）网络。

巴拉巴斯（Albert-Laszlo Barabasi）等人认为，无尺度网络的起因是：网络的成长性和优先连接性。成长性是指网民、网站急剧增加；优先连接性是指新网民总是优先选择前人经常访问的网站。随着时间的演进，某些热门的网站愈加热门，不知名的网站愈加冷门。巴拉巴斯在《无尺度网络》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已从随机网络演化为无尺度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服从幂次定律，多数节点只拥有少数连接，而其中少数节点却拥有最多数的连接。这种极不均衡的两极分布恰恰印证了优势富集的过程性——从较为均衡的随机网络演变到极不均衡的无尺度网络，这期间，按幂率递增的现象极强地放大了富集的效应。当你是不活跃的节点时，你少人问津；当你活跃到有500个连接时，系统开始凸显；当你活跃到有5万个连接时，你不做什么事也能自动生成新的连接；当你暴增到500万个连接时，你就是中心节点，一个新的集体生命就此诞生，即使你半年不发出声音，也照样是活跃的生命，会自发地生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同步现象，或者同步性。

所谓“同步性”，就好比音乐会或歌剧谢幕时，台下的观众不间断地鼓掌，一开始可能没有节奏，但在很短几次后，鼓掌的频率就会变得同步。这种现象显示出网络的同步性。一个被明显富集起来的系统在一个同步的环境里将会获得更大的共振发展。

可见，事物的发展一旦远离了平衡态，一旦超过了复杂性的临界点，就会出现一种类似自动催化的作用，富集就开始了。

所以，一般的努力只能得到一般的回报，百倍的努力一旦超越临界点，就能获得千万倍的回报。“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比起“同船渡”、“共枕眠”的回报何止百倍、千倍。投入增加十倍，回报增加超过百倍，这就是倍增的富集效应。保龄球规则和社会奖赏机制

保龄球有统一的记分规则，一局共分10轮，有21个记分格，每一轮左边的小格为第一次投球的得分，右边的小格为第二次投球的得分。如果第一个球投了“全中”，除了原本可得的10分以外，还可以加上后一轮两球的得分，并将分数记在“全中”这一格里。例如：第一轮的第一个球投了全中，第二轮的两个球共得了9分，那么“全中”这一格中就可以写上19分，这个分数就是第一轮的得分。在保龄球中，“全中”是得分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轮投球的计分。第十轮如果是全中，就还有两次投球的机会，而这两个球的所得分同样累积在这一局的总分内。

如第一球为全中，再追加上两次投球机会，第十格得分为第九格得分加上10和追加两次投球击倒的瓶数。因此如果从第一格到第十格的两次追加投球都为全中，即12个全中，将获得满分300分。

保龄球的一大魅力，就在于独特的倍增的分法。同样投出一个球，计分可相差3倍以上。正常情况下一轮10局该是100分，但是只要打得好，就会加倍地奖赏，最多可达到300分。

这种奖赏规则其实在很多竞技项目中都存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第一名只跟另一组的第二名配对，就是为了保护第一名，让其有机会胜出，然后再参加大组的配对，产生更激烈的观赏性。上一届世界杯冠军可以无需参加预选赛，直接进到下一届世界杯，这同样反映了对优胜的犒赏，让优势者追加优势、获得者持续获得。

这种奖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社会规则的一个缩影。银行为什么总是愿意大方地给并不最缺资金的强势企业贷款？各种学术奖项为什么总是向曾经获奖的权威倾斜？供应商为什么总是愿意把自己的产品放上大超市的货架？这些现象看起来是锦上添花，实则是用这种远离平衡态的两极分化的手段诠释着强者逻辑，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一种进化奖赏。【注解】[1]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02年10月20日.[2]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陈玲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47.

第7节 优势富集的效率原则

就社会意义而言，优势资源能否富集，取决于各利益主体的利己冲动和对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追求。

南京大学教授陈晓律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况：巴西发展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十分明显的社会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的名字叫“帕尼林哈”（panelinha）。这种利益集团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构成方式与众不同，它不是按照行业，而是跨行业组成的。典型的帕尼林哈由以下成员组成：关税官员、国会议员、州或市的官员、银行家、律师、保险公司职员、经纪人或会计师。同一帕尼林哈的成员能够相互为对方提供便利：议员在立法时为银行家的利益讲话，关税官员为经纪人提供方便，银行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律师则为他们的一切合法或者非法的活动提供辩护。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公开游说活动不同，这些帕尼林哈的活动规则是完全隐秘的，成员对这些规则都心知肚明：如果集团中谁拒绝为同伴提供帮助，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别人的帮助。举例来说，一个帕尼林哈的成员可能享受到很多法律上的豁免权利，因为来自法律的压力可能由与他们有关联的警察或法官分担，而这些警察或法官如果因此受到有关部门的追究，则可以由银行家或律师去疏通。也就是说，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协助，假如一个银行家离开他的帕尼林哈，就将失去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的储蓄，这笔财产往往是很可观的，而且银行家很难寻找到替代人选，因为几乎所有富人都已经与其他的帕尼林哈联系在一起了。又如，一个议员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的竞选伙伴们为其拉选票，这些选票可能来自与他的伙伴们有关的雇员、佃户、债务人以及其他的私人或集团，他们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依附于该帕尼林哈的成员。反过来，这些提供了选票的伙伴们，也会依靠这个议员为自己提供大量的利益。

这样，帕尼林哈就形成了一个网状的蜂巢结构，其成员因为渴望从相互之间的联系中获利的心理而紧紧捆在了一起。然而，帕尼林哈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帕尼林哈成员，都必须占有某种资源，无论是财富、知识、权力乃至关系。因此，普通农民和工人就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可以交换的利益。由此可见，帕尼林哈完全是一种权势者联盟，由于其成员既无正式的承诺，也不举行正式会议，一般人纵有不满也无可奈何。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巴西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甚至包括娱乐、文化与学术领域。

虽然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但是每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也许同样能在自身所处的社会中感觉到帕尼林哈现象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这需要制度安排进行制约，使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均衡分配。但是，利益总是自发地、无止境地不断寻求效率最大化的路径，均衡始终是短暂的，利益永远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聚集，资源总会顽强地以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式富集。

强强联合是一种方式，我们先看一个故事：在美国乡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一个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一天，他的老同学基辛格路过此地，前来拜访他，见到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想把你的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没想到这个老头连连摇头：“不行，绝对不行。”基辛格笑了笑：“那如果我在城里给你儿子介绍个对象，可以吗？”老头还是摇头。基辛格又说：“可这姑娘是城里最有钱的人的女儿。”老头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之后基辛格又找到一位有钱的绅士说：“尊敬的先生，我为你女儿找到了一个万里挑一的丈夫。”绅士连忙婉拒：“可我女儿太年轻。”基辛格说：“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嗯，如果是那样的话……”又过了几天，基辛格找到了世界银行的行长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摇摇头说：“不可能，这里有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基辛格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当地最富有的绅士的女婿呢？”总裁当然同意：“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绝对欢迎。”

这就叫门当户对。2011年7月1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新浪对话节目中说：

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展到今天，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了两个国际认证——AACSB、EQUIS，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一种高层次的肯定和认同，因此也吸引了全球最好的商学院同我们合作。因为国际上的合作同国内的合作是一样的，都是“门当户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认同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更好地整合和汇集国内外的资源来支持我们学院的发展。

资源之间追求门当户对的共振效应，是我们身边每日每时上演的一幕，没有人可以指责和否认，无论历史走多远，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之所以能被进化保留下来，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1.权益超附导致规模利益

资源永远会向有利于它的方向集中。遗传算法的创始人、密歇根大学的约翰·霍兰（John H.Holland）曾宣称：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经济、心智、生物体等，都能建立让自己预测世界的模型，就连细菌也是这样。

很多细菌都有特殊的诱导酶系统，这种诱导酶使它们游向葡萄糖浓度更强的方向。毫无疑问，这些诱导酶模拟了细菌世界的一个关键方面：化学物质总是从源头向外扩散，随着离源头越来越远而浓度越来越小。诱导酶自然而然地就把这样一个明确的预测编入了基因码：如果你向浓度较高的方向游去，就可能找到有营养的东西。

这不是有意形成的模式，但遵循这个模式的生物要比不遵循这个模式的生物更具优势。所以，优势之所以能不断富集，是利益主体对利益的渴求和无止境的趋附的结果，最终使“利益”变成“规模利益”。

2.规模是效率的重要起源

虽然我们不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我们知道，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资源作为一个优化的整体，会比分散的总和更具有效率，抗风险能力更强。仅仅200年的历史，美国的银行业已经从最小的民间股份公司，发展到跨国金融寡头。截至2010年末，美国四大金融集团——美国银行集团（资产规模为2.26万亿美元）、JP摩根大通集团（资产规模为2.12万亿美元）、花旗集团（资产规模为1.91万亿美元）和富国集团（资产规模为1.26万亿美元），占整个美国金融资本[1]的56.8%。不难想象，如果四大集团倒闭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可能陷入灾难。“规模”到底是什么？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有了规模就会产生结构，有了结构就需要分工，有了分工就会形成专业化，有了专业化，效率就得以提高。公司制度发明以后，公司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张，当微软和英特尔的产品已经垄断全世界时，人们才猛然发现，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其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简直像一片微处理器那样精密和高效。

是的，一定的规模是一切发展的源泉，文化和科学的发展需要人群聚集，少量元素的碰撞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复杂性，知识和经验也不可能在小范围内得到有效的放大和传递。

20世纪30年代，英国送奶公司送到订户门口的牛奶，既不用加盖子，也不用封口，因此，麻雀和红襟鸟可以很容易地吃到凝固在奶瓶上层的奶油皮。后来，牛奶公司把奶瓶口用锡箔纸封起来，防止鸟儿偷食。没想到，20年后，英国的麻雀全都学会了用喙把奶瓶的锡箔纸啄开，继续吃它们喜爱的奶油皮。然而，红襟鸟却一直没学会这种方法，也就没有美味的奶油皮可吃了。

这种现象引起了生物学家的兴趣，他们对这两种鸟儿进行研究，从解剖的结果看，它们的生理结构没有很大区别，但为什么这两种鸟在进化上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来，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麻雀是群居的鸟类，常常一起行动，某只麻雀发现了啄破锡箔纸的方法，就可以教会别的麻雀。而红襟鸟喜欢独来独往，因此，就算有某只红襟鸟发现锡箔纸可以被啄破，其他同伴也无法知道，经验更难以在大范围内传递。

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也一样，一定的临界规模、沟通效率以及开放程度与文明的进化是成正比的。人口的相对密度对文化和思想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先决作用，人群把经验上升为文化，文化把个体的智慧上升为集体智慧，相对的规模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内生性起源。而规模需要结构，有结构就有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影响资源的流动速度和方向，人的逐利本性更会推波助澜。所以优势富集的根本原因是，资源主体通过强强联合和利益趋附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当然，富集的速率和规模必须在社会整体的可控范围内，富集所导出的局部不均衡发展要对社会起到良性的激励和推动，才能超越零和游戏的局限，最终引领和提升社会整体的资源利用率和发展效益。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效率

先者容易生存、优势能够富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资源的有限性，正是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均衡才会被打破，效率才成为关键。

当水滴进装满沙子的容器时，少量的水只能被少量的沙子吸收到；但当水无限量供应时，所有的沙子都能均衡地得到水。结论是：有限的资源导致不均衡，无限的资源导致均衡。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均衡是难以实现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竞争的必要性，而竞争（在好的交易规则下）又趋使资源尽可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使资源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

资源总是有限的，而有限的资源一旦被强制进行均衡分配，效率就会下降。就像前述大学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而理论上每个适龄青年都有享受大学教育的权利，这时就有两种分配办法：一种是将大学教育的经费均分给每一个人；一种是将有限的经费让一部分人享有，也就是让一部分人享受高等教育，但是将竞争的权利均分给每一个人。这两个办法哪一个更好呢？或者说，对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而言，哪一种方法更有效率呢？当然是后者，但是只要有竞争，就会出现资源的富集现象。可见，优势富集现象的出现是由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使用效率决定的。

资源的有限性在当今又有了很多新的表现，比如，信息丰富导致注意力的贫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眼球成了稀缺资源，于是争夺眼球的新经济形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外部资源的稀缺性演变为主体内部资源的稀缺性，商战中抢占先机、在第一时间吸引受众注意变成了一种重要策略；抢先进入消费者内心，在消费者头脑中深植印象，也成为广告的目的之一。

新经济时代，产品更新速度极大地加快，1989年，美国在1年之内新增了8万多个商品品牌，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8万个，但是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没有增加。由于消费者的注意力稀缺，第一印象、初感、首因效应就变得尤为突出，虽然第一印象并非总是正确的，但一定是最鲜明、最牢固的。

与注意力稀缺相对应的是时间的稀缺。我到江苏南通经济开发区讲课时，那里的领导跟我说，以前开发区刚成立的时候，什么样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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