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伊恩·肖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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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古埃及试读：
前言
在距离阿斯旺市南部几英里远的费莱岛上，有一座伊西斯女神庙，神庙的一面墙上刻有一段简短的象形文字铭文。这段铭文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容或含义，而纯粹在于它的刻写时间——公元394年8月24日，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是象形文字符号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此后古埃及的语言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费莱岛神庙上还有最后的世俗体象形文字的涂写，时间是公元452年12月2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以古老僵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科普特教堂的礼仪典籍中。尽管如此，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期，人们已经不再了解和使用象形文字。在1822年商博良解读象形文字之前，古埃及人的文字世界一直不为人知，学者们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或者《圣经》中有关埃及的章节。因此，直到19世纪末，古典的和《圣经》中的埃及形象几乎一直主导着埃及学这一新兴学科。
在商博良作出突破性发现的180多年后，古埃及研究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许多当代问题，从语言学和“非洲中心论”到宗教崇拜和关于外星人的奇谈怪论。本书既讨论古埃及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也评析埃及及其诸多象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西方社会及思想的影响，目的是使读者对于主导当代埃及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有一定了解，并试图探讨埃及文化依然深深吸引我们的原因。
这本小书集中讨论了“纳尔迈调色板”（约公元前3100年）——至少在开篇如此，概括了它对我们理解早期埃及文化的重要性。大部分章节都将调色板的不同方面作为讨论埃及学关键要素的出发点，这些要素包括历史、文字、宗教和墓葬信仰等。在这个框架下，本书偶尔会把当前的埃及学学术观点和发现与更为通俗化、商业化的观点——其中包括现代大众传媒对埃及的广泛宣传——进行对比。第一章绪论：迄今为止的故事
1898年，英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奎贝尔和弗雷德里克·格林在上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一个早期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块绿灰色的石板。这个发现不像24年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那样令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而至，但这块石板的发现者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这个石刻，即纳尔迈调色板，对古埃及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重要性远不止于赫拉康波里斯当地。在随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为了解决各种问题——从埃及国家的政治起源到埃及艺术与文字的本质等——埃及学家对该石板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没有哪个物品足以代表整个文化，但是尼罗河谷流传至今的一些手工艺品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所含信息如此丰富，以至于它们可以成为整个古埃及文化某些方面的缩影，纳尔迈调色板就是其中之一。纳尔迈调色板
到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参观，人们最先看到的展品之一就是纳尔迈调色板。它是一块绿色石板，呈盾形，高63厘米，正反两面都刻有浅浮雕装饰。人们一般认为纳尔迈调色板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的〔1〕最后一个世纪。调色板正面描绘有两只狮头怪兽（serpopards），它们的长颈交织在一起，分别被两名蓄着络腮胡的男子用带子拴着。类似这对怪兽的成对对称“驯兽”似乎来源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像，或许也包括埃兰的图像，但是在埃及，这些驯兽可能代表着上下埃及的武力统一，是整个法老时期埃及艺术与文献的主题。
两头怪兽缠绕在一起的颈部形成的圆环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凹处，也叫浅盘，它可以用来磨制描绘眼睛的颜料（这是这些调色板的本来用途），但是我们不清楚像纳尔迈调色板这么重要的仪式用品是否真的用来磨过颜料。像这样造价很高的仪式用具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实用功能，因为它们是献给赫拉康波里斯神庙的供品。在类似的其他仪式用调色板上，圆形凹槽可能会中断调色板的画面，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试比较同样由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双狗调色板”，其正面也有两头长着长颈的狮子，但是凹槽只是位于脖颈之间，而不是由脖颈相交形成（或者比较“战场调色板”，其中的凹槽位于一排俘虏中间，割断了画面）。
在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的顶部、两个怪兽的上面，艺术家刻画了一位早期埃及统治者的形象：他长着络腮胡，正向前迈步。从他身前的象形文字和调色板顶部位于两个母牛头之间的“王名框”里的象形文字来判断，这位统治者可能名叫纳尔迈。他头戴所谓的红冠，这种王冠最早出现在涅迦达一期（公元前4000—前3500）的一块陶片上，最终成为下埃及统治者的象征（但是这种关联形成于涅迦达一期还是纳尔迈时期尚未确定）。他手执权杖和连伽，身穿一件系于左肩的束腰外衣，腰部系着一条牛尾。
国王和其他6人列队前进，其中两人只有他身高的一半，他们在调色板上的位置是一个在国王前面，一个在后面，但这可能意在表示两人实际上走在国王的两边。他们胡子刮得很干净，显然是高级官员。左边的那个显然是持鞋者，因为他一手拿着凉鞋，一手拿着一个小器皿，胸前还挂着一个胸饰，可能是王印；他头部后上方有一个矩形框，里面有一个象形文字；这个符号可能代表芦苇船（但是在这一情境下意义并不确定），通常读作。他头部前方还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分别是叠加的玫瑰花饰和一个读作的符号，该符号后来具有几种含义，“仆人”为其中之一。国王右边的官员略高大些，头戴假发，身穿豹皮衣，脖子上好像挂着书写工具。他的身份可由他头顶上的象形文字来断定，这个词可能是“宰相”一词较早的写法。图1a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约公元前3000年图1b 纳尔迈调色板背面，约公元前3000年
从图上来看，国王和这两个官员，以及其他4个较为矮小的掌旗官（其中只有一人留着胡须），正在巡视被斩首的10个敌人的尸体，尸体在最右边，死者的头颅都被放在他们的两腿之间，这一情形可能出现在一次战役或者一次杀戮仪式之后。4根旗杆顶部分别有两只鹰、一只豺狼（可能是韦普瓦韦特神），以及一个显然是王室胎盘的球状物，这些象征物或者图腾后来才为人所知。这些旗杆一起组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作“荷鲁斯的追随者”（或“追随荷鲁斯的众神”）的组合，它们与王室庆典或者葬仪有密切联系。尸体上方有4个符号或者图像：一扇门、一只鹰、一条首尾都很高的船和一只举着鱼叉的鹰。
调色板的另一面是纳尔迈更高大、更强壮的形象，这次他头戴埃及的圆锥形白色王冠，身穿同样系于左肩的束腰外衣，腰部系着牛尾以及一端有母牛头图案的流苏。他将一个梨形权杖举过头顶，击打一个外国人（但他的举法有点怪，手抓在权杖的中间），而这次只有一个持鞋者陪伴（在他的后面或者侧面）。持鞋者的身高看起来依然不及国王的一半（尽管国王高高的王冠使他比画中的其他人符物都要高），他头部的一侧再次出现了玫瑰花饰和符号。国王揪着俘虏的头发（俘虏的面部特征更像埃及人而不像利比亚人或亚洲人），在俘虏头部右侧有两个表意符号。多数埃及学家推测这两个符号是早期象形文字中的“鱼叉”（w‘）和“湖”（ě），它们可能代表外国名字“瓦什”（Wash）的读音，或者指某个名字、头衔、甚至出生地是“鱼叉（湖）”的人。看来，在调色板正面（见图1a）被斩首的尸体上方的一组令人费解的符号中，举着鱼叉的鹰所要表达的也是化身为荷鲁斯–鹰的国王大败瓦什或者鱼叉。
在国王面前、俘虏的上面，鹰神荷鲁斯盘旋着，用一根系在俘虏鼻子上的绳子抓着这个被抽象化的俘虏。这个俘虏的背上伸出6根纸草，鉴于每个纸草代表数字1000——正如在后来的法老时期那样，有人认为这个画谜的意思是“6000个俘虏”。另一种不同的解释是这组纸草象征着俘虏们的故乡，也许是盛产纸草的北部埃及。“鱼叉”和“湖”的符号很可能既指国王的俘虏也指鹰所抓着的俘虏，因此二者实际上可能是同一个人。调色板反面的最底部是两个卑躬屈膝的裸体的人，可能也意在表示俘虏或死去的敌人。两人脸部左侧各有一个符号，他们的身体扭曲着，面朝左边，与上面两个俘虏面朝的方向一致（与国王和持鞋者的方向相反）。
自从纳尔迈调色板被发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讨论这块石板上的浮雕的外观和复杂的含义。图像的风格以及国王纳尔迈身份的确定都表明它刻制于公元前4千纪，许多埃及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元素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这些形象已经体现出法老时期艺术的某些鲜明特征，例如把画面分成若干个水平“格层”；将人和动物的正面与侧面结合起来，并以半图表法表现出来；用身高来表现每个人物的重要性。后一种正是权力的象征表达法。
对调色板的跨文化研究中，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杰指出，那个独具埃及特点的打击画面与意象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各个方面之间取得了平衡。他指出，国王的精致服饰与俘虏的赤身裸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援引埃纳图姆（约公元前2560年）的胜利石碑为证，在这个石碑上，宁吉尔苏神在对一群被网套住的裸体敌人挥动着权杖。他还注意到北美易洛魁族人有剥去战俘衣服和配饰的习惯，阿卡德人也有对“裸体的，戴脚镣的俘虏”的描绘。他与来自耶朱地兰的门楣上的玛雅浮雕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该浮雕表现的是一个叫做贾古尔鸟的统治者抓着他的两个敌人（约公元755年）。在这幅玛雅浮雕中，胜利的武士衣着华丽，而战败的统治者则半裸着身体，其中一人还被揪着头发。正如特里杰总结的那样：
尽管纳尔迈调色板上的画面不一定是描绘在战场上俘获敌人，但这两幅画面在心理层面上非常相近，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半球且时间上也相隔甚远，彼此毫无关联。图2 耶朱地兰第8门楣，表现玛雅人抓获俘虏的情景，约公元755年
从某方面来说，这个评论可能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埃及文化。我们不自觉地在两种对立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一种是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埃及人。正如巴里·肯普在《古代埃及：对一种文明的剖析》（一本备受欢迎的介绍古埃及的长篇著作）中所说：
我们可以走入和走出［古埃及人的］思想世界，而不觉得他们的思维怪异，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图像也是我们西方人自出生以来用以给现实世界分类的一种方式……我心中的古埃及更像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尽管我希望它不会与原始古代文献有太过明显的出入。
在另一部有趣的埃及学著作——《纪念奥赛里斯》中，汤姆·黑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古代埃及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够声称在种族或者语言上对它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权。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时光的侵蚀，又有罗马人、科普特人、穆斯林、帝国军人、语文学家、市政工程师、游客等持续不断的毁损和掠夺，但是它的“亘古不变”以及怀旧的力量使埃及死而复生。尽管经历了这些劫难，埃及仍然存留了下来。
如果古埃及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异族感与熟悉感的结合，那么埃及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现有的考古、图像以及文字资料区分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我们或古埃及人来说都是因文化而异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二是肯普所描述的那种“自从古代世界出现第一个城邦以来就已经确立的基本核心。”这当然不是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唯一原因，尽管这种思想模式使我们避免孤立地看待埃及，而是视其为人类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拿出的多种文化对策中的一种。古埃及是什么
最早的“埃及人”（如果我们可以在埃及出现之前这样称呼他们）出现在约公元前40万年旧石器时代的非洲东北部，但他们直到约公元前2.5万年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时才开始在尼罗河附近定居，那时东部和西部沙漠已经形成。在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到5000年），一些半游牧民族在尼罗河谷附近定居下来，他们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约公元前6000年，随着气候逐渐湿润，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在尼罗河沿岸定居，他们主要以驯养和种植为生。
到公元前4千纪初，尼罗河谷北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这个地区雨量非常小（现在也是这样），因此埃及富饶的农田（古埃及人称为凯麦特，意为“黑土地”）是靠“洪水”来灌溉的，奇特的是，洪水每年都会泛滥，给河床带来了新的肥沃的淤泥层。随着河水蜿蜒北流，两岸耕地带的厚度也不等。因此，由位于东非的发源地向北流至地中海岸的尼罗河是埃及地理中最重要的元素。它将埃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埃及，位于埃及南部，包括瓦迪哈勒法到开罗之间的区域，另一部分是下埃及，基本包括了埃及的北部地区，在那里尼罗河分成了几个支流，形成一个大而肥沃的三角洲，随后注入地中海。古埃及人称他们的国家为凯麦特（指黑色的沃土），与周围的杰塞瑞特（“红土地”或者沙漠）形成了对比。在这种简单而奇异的对称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发达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平衡与和谐的特性。
法老埃及历经了约3,000年（约公元前3100—前332），其文物包括手工艺品、建筑、文献以及残余的有机物等。全世界的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万件埃及文物，而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还有更多的遗迹，既有神庙、陵墓、城市，也有年代久远的岩刻，它们刻在利比亚沙漠、东部沙漠和西奈半岛等地的岩石碎片上。三大因素促使法老埃及有异常丰富的文物保存了下来：首先是贵族阶层追求豪华精致的墓葬；其次是干燥的气候条件刚好适宜文物保存，最后是文字广泛应用于各种媒介。
法老埃及再发现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在遭到几个世纪的遗忘和掠夺之后，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学者逐渐开始用更为文明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在这个大趋势下，埃及学的各个具体方面，如碑铭学、考古发掘、语文学、人类学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的看法
在埃及之外，最早把埃及人作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人类学现象来研究的是古希腊人。尽管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埃及人和希腊人就有贸易往来，但实际上，公元前7世纪时第26王朝的统治者塞姆太克一世大量征募希腊雇佣兵可能才标志着两个文明之间的全面接触。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多次提到埃及，除此之外，一些证明希腊人对埃及感兴趣的最早的文献来自于他们早期对全球地理的研究。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泰勒斯描述了尼罗河的泛滥，他认为这是由夏季的北风引起的，北风阻碍了尼罗河汇入地中海。大约在同一时期，阿那克西曼德首次以科学的方法绘制了一张地球的地貌图；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该地图的一个铜版复制品上包括了“地球上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海洋和河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尼罗河谷也在上面。
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很多希腊和罗马学者到访埃及，他们对于埃及之旅的记述是外来者对埃及的理性观点的最早的文字描述。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古代作家关于埃及的著述都没有保存下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元前47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毁，以及公元391年70万册书丢失，其中就包括曼尼托的36卷本的埃及史（见第三章）。
第一位确知到访过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是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曾南行至底比斯。他写了一篇名为《记述》的专论，该论文是第一部系统描述世界地理的作品。虽然现在只有残篇留存下来，但这篇文章显然包括对埃及的详细描述，因为拜占庭人斯提法努斯（约公元600年）从中引用了15个埃及城镇的名字。
最广为人知、也是见闻最广博的到访埃及的希腊人要数哈利卡尔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了。希罗多德是一名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他的9卷本的《历史》创作于公元前430到前425年间，其中的第二卷全部是关于埃及的。希罗多德的著作是有关木乃伊制作和其他古埃及宗教和葬仪习俗的最早的主要文献来源。他吸引了众多的仿效者，包括斯特拉伯和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希罗多德在埃及的旅行最南可能曾抵达阿斯旺，但他没有详细描述底比斯，而是集中关注了下埃及。他的证据似乎主要来源于地位卑微的祭司，但他也会以自己敏锐的观察来判断，比如他断定金字塔是王陵。希罗多德不仅提供了大量关于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人种论方面的信息，而且还提供了一部后期埃及200年的历史，即从公元前650年左右塞姆太克一世的统治到公元前450年左右（那时埃及已经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了）希罗多德到访埃及这段时期。考古活动偶尔也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描述出奇地准确，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距离开罗东北80公里的太尔巴斯塔，即布巴斯提斯神庙和城镇的所在地就是一个例子。1887到1889年间，埃德伍德·纳维尔对该地主要的纪念物——猫神巴斯太特的红色花岗岩神庙——进行了发掘，证实了这位希腊历史学家的报告中对埃及建筑的许多细节描述。
希罗多德对于埃及的描述被英国埃及学家艾伦·劳埃德形容为“我们对公元前664到前525年间埃及历史的唯一的连续记载，尽管有些记载有误，它仍然是所有关于这个时期的现代研究的基础”。劳埃德指出，公元前5世纪的埃及本土文献虽然内容广泛，但往往都千篇一律、刻板陈旧，可信度不高。然而，希罗多德自己也存在一些问题。劳埃德认为，他“提出了一种对于埃及历史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没有表现出对埃及历史的真正理解。一切都完全是为了投希腊人所好，并且被明确地描述成一种希腊的模式”。早在1887年，德国语文学家赫尔曼·狄尔斯就证实了希罗多德曾大量抄袭他的杰出前辈赫卡塔埃乌斯的著作，特别是埃及卷中有关地理和民族学的部分。有人由此认为应该是赫卡塔埃乌斯构建了基本的知识框架，这个框架成为希罗多德和后来多数描写埃及的希腊作家的特色。
第二个基于个人经历来大量描写埃及的希腊人是另一个叫赫卡塔埃乌斯的人（约公元前320—前300），他是一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戴拉镇。他有多部著作，其中一部可能叫做《关于埃及人》。他在埃及曾受雇于托勒密王朝的奠基人——托勒密一世，该书就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基础。尽管他可能的确曾与托勒密一世一起沿尼罗河而上，但他的作品中仍有许多内容是抄袭希罗多德的。赫卡塔埃乌斯是怀疑论者皮洛的学生，尽管前者只有一些残篇保留下来，但还是有许多著者引用他的著作，其中就包括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他关于埃及的著作是现存希腊史学作品中最早提到犹太人的。他的作品也体现了希腊人对于托勒密王朝早期古代埃及政治制度的看法，尽管他对于古埃及王权的观点似乎并不准确。以下提法就是如此：
一般来说，祭司最先审议最重大的事务，他们总是在国王身边，有时作为他的助手，有时作为提议人和老师；他们也通过占星和预言来预测未来，让国王了解那些对他有所帮助的圣书中记载的行为。
有人认为赫卡塔埃乌斯对托勒密王权的看法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将祭司和祭司文献作为史料；二是希腊作者倾向于在描述“东方”的习俗时加入自己的看法。
并非所有希腊人前往埃及的目的都是研究书籍，一些人也会出于商业或军事目的来到尼罗河谷（或者只是经过），这些游客或“朝圣”者在到访过的景点和遗迹上留下了一些最早的涂鸦。美侬巨像的最北端是涂鸦最多的地方之一，美侬巨像是矗立在底比斯河西岸阿蒙霍太普三世祭庙废墟前的两尊巨大雕像（希腊人认为这两座雕像是“吟唱的美侬”，它们每天早晨发出的奇特鸣声正是《荷马史诗》里的人物美侬在为他的母亲——黎明女神厄俄斯而歌唱）。即使是远在努比亚的阿布辛贝尔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也有迦南、希腊和腓尼基士兵留下的涂鸦，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早期塞姆太克二世远征库什时的军队成员。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伯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曾经在亚历山大停留过几年，他提到了底比斯的几个纪念物，包括巨像和新王国时期的岩凿墓。尽管斯特拉伯的《地理学》总体来说不如希罗多德的作品信息丰富，并且更倾向于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埃及文化，但它仍然是对公元前1世纪的埃及有价值的记载。
希罗多德及其后继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后期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信息，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埃及人所关注的知识和精神层面上的事物。尽管希腊和罗马作家看似经常对埃及人的宗教和哲学作出错误评判，但他们的反应往往和许多现代研究者的那种复杂的反应一样。例如，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讽刺作家卢西安曾一度为埃及总督服务，他曾写过一篇墨莫斯与宙斯的对话，真切地传达了罗马人在嘲笑埃及宗教习俗的同时又暗暗羡慕的心理。墨莫斯问道：“你，狗脸的，穿亚麻的埃及人，你认为你是谁？以你的吠声，你如何认为你自己是神？……我耻于提到朱鹭、猴子和羊以及其他更滑稽的动物，它们从埃及偷偷溜到天堂，天知道是怎么溜出去的。众神啊，你们如何忍受，看着它们以与你同等甚至是更高的级别受到祭拜？而你，宙斯，当它们用一根羊角对你指指戳戳时，你如何忍受？”
然而，宙斯回应：“你说的埃及人的这些事情的确令人震惊。然而，墨莫斯，它们大多数都有神秘的含义，一个尚未入门的人不应该嘲笑它们。”《圣经》与埃及
埃及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将《圣经》里的叙述与埃及文献和考古学记录联系起来就存在明显的问题。由于《旧约》的年代背景不确定，多数学者在确定《圣经》中与埃及相关事件的年代时都遇到了障碍。而且，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古埃及人未必同等重要，因此无法确定有独立的埃及文献存在，何况还只是极少数留存至今的文献的一部分。
直到公元前1千纪，《圣经》中才出现有确切年代的关于埃及的记载，那时有许多具体的关于埃及人的典故，尤以那些抗击亚述人和波斯人的战斗典故居多。以东的哈达可能生活在第22王朝的统治者“老奥索孔”（公元前984—前978）统治下的埃及。几乎可以肯定，第22王朝后来的统治者索尚克一世（公元前945—前924）就是《圣经》里的示撒，据说他曾于公元前925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和所罗门神庙。约两个世纪后，据说在撒马利亚的统治者何西阿书反抗亚述人入侵的时候，为了寻求军事援助，何西阿书曾经联系过埃及王子——舍易斯的太夫纳赫特。
然而，这些非常具体的提及统治者名字的记载纯属例外，一般而言，就古埃及与《旧约》中的叙述之间是否有可证明的联系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由于《圣经》所描述的事件大都是在发生几百年后才被记载下来，因此很难判断哪些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哪些纯粹是寓言性的或修辞性的。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埃及人名、地名或者文化现象的年代错误而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些人名、地名、文化现象不是出现在应当发生的年代，而是出现在创作这些文献的年代。例如，约瑟夫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70），但它却包含了某些与舍易斯时期（公元前664—前525）的政局紧密相关的细节。
在《圣经》与埃及的联系问题上，最经常被讨论到的可能就是“出埃及”的故事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假设认为，拉美西斯二世（第五章将会谈到他的名誉）正是将犹太人驱逐出埃及的法老。证明拉美西斯二世与“出埃及”有关的证据极其薄弱——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在培尔拉美西斯城做苦力，而此地是拉美西斯二世及其父亲在三角洲东部建立的。也有人指出，早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初期，其长子阿蒙荷尔荷普塞夫似乎就没有任何相关文献记载了，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是英年早逝，因此在理论上有可能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被杀的法老“长子”。然而，法鲁克·格玛认为这个儿子可能只是将他的名字改为了阿蒙荷尔威奈迈夫或塞特荷尔荷普塞夫，这两个名字一直到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末期还有文献记载。如果格玛是正确的，那这个王子可能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40年时还在世，由此推测他可能活到了50多岁，因此不太可能是那个被杀的长子。
遗憾的是，格玛的推论晚了半个世纪，没能阻止塞西尔·德米勒在他的著名默片《十诫》（1923）中把拉美西斯塑造成一个反面角色。而在20世纪90年代，梦工厂以《出埃及记》为背景制作了动画片《埃及王子》，片中的拉美西斯再次陷入尴尬处境，而这次显然是因为编剧对格玛严谨的推论并不了解。
一些埃及学家曾提出，《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实际上是拉美西斯的儿子及继承人美尼普塔，该观点的依据之一是：美尼普塔在位期间所立的一块“胜利石碑”是各种文献中最早提到以色列的。该碑立于他在位的第5年（约公元前1208年），内容包括颂扬美尼普塔战胜各国敌人的一系列赞美诗。以色列是在巴勒斯坦的敌人的名字当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这个词一同出现的是一个表示民族而非城市或地区的象形符号：
迦南及其所有的罪恶都被驱除了；阿什克伦被夺取了；格泽尔被占领了；亚诺姆已经被消灭了；以色列被摧毁了，它已被斩草除根；胡鲁已经成了埃及的寡妇。所有的土地都被夷为了平地。
然而，正如这段译文所示，石碑实际上几乎没有关于以色列起源和本质的描写，而且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出现，更不要说他们被驱逐。正如约翰·劳克林所强调的：
某些文献证据，如阿纳斯塔斯纸草第5卷……可能会使人们猜测有少数埃及奴隶可能时不时地逃离埃及，但是所有现存的埃及文献都无法证实《圣经》中所描述的“出埃及”的真实性。美尼普塔石碑与该问题毫无关联。
近年来，第18王朝早期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甚至也成为了《出埃及记》中法老的可能人选，其理由是红海海水的分开可以被解释为爱琴海上圣托里尼岛火山爆发的结果（尽管现在多数人推测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20年左右，比女王在位早150年），这种解释有些牵强。然而，加拿大埃及学家唐纳德·雷德福的观点更极端，他认为《出埃及记》只是若干个故事的大杂烩，它可能源于人们对驱除喜克索斯人（第二中间期时统治北部埃及的亚洲国王）的遥远记忆。在《埃及人摩西》一书中，简·阿斯曼提出埃及人把亚洲统治者从埃及北部驱逐了出去，这所代表的不仅是对喜克索斯时代终结的民族记忆，还可能是一种对所谓“异教的”阿玛尔纳时代（详见第九章）的神化。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出埃及记》刚好利用了这样的民间故事使以色列人能够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在《出埃及记》中，埃及的角色不是历史的而是神话的：它帮助那些讲故事的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埃及与《圣经》之间有某种文学（也许还有宗教）上的有趣的直接联系，那就是第104首赞美诗，它与对太阳神阿吞的赞美诗非常相似。相传这首赞美诗为法老埃赫纳吞所作，他将埃及宗教改革成了一个单一的宗教，有人认为是一神教。偶尔有人试图把埃赫纳吞与摩西等同起来（甚至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曾出版《摩西与一神教》一书）。然而，这位法老在生活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对阿吞神的崇拜上，与《圣经》记载的摩西相差甚远。两首赞美诗的相似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学传统——它们很可能源自同一部近东作品。后期埃及的一篇名为《卡纳赫之子阿蒙涅姆普特教谕》的智慧文与《圣经》中的《箴言篇》也非常相似，这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某些学者认为《箴言篇》的作者甚至可能受到过《阿蒙涅姆普特教谕》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圣经》考古来说，我们对埃及与《圣经》相联系的文献和考古遗存研究得越多，这些关联看起来就越不真实、越没有说服力。正如约翰·罗默在《圣约书：圣经与历史》中所说：“考古既不能‘证明’《旧约》中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其进行‘证伪’，它只是关于内容可能具有的含义的现代理论。”埃及的“圣经考古”可能注定是一条死胡同，但在早期的埃及学研究中，古典作品和有关《圣经》的著述都起到这样一个关键作用：使人们以熟悉的方式探寻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埃及学”的出现
我们很难确定欧洲的古物研究被考古学所取代的日期，同样，对于“早期旅行家”的写作和搜集埃及古物何时演变为了类似于现代埃及学研究的行为，我们难以知晓。然而，在很多埃及考古史中，19世纪初的拿破仑远征被视为记录和描述法老埃及遗存的首次系统尝试。这次远征留下的多卷本《埃及记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高水准的制图术和精确性，而且在于它包括众多学者作出的连续而一致的评价，这是对古代埃及进行的首次真正而全面的评估。
尽管拿破仑的“专家”抱着科学的目的，但事实上，19世纪时期所有在埃及的发掘都是为了给欧洲和美国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提供艺术珍品，因为它们通常是探险队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上半叶，欧洲探险队来到了埃及，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获得、消化并吸收了新信息，描绘出了法老埃及的概貌。1838年，法国建筑师赫克托·霍鲁发表了埃及“全景”，其中一幅插图展现了埃及的主要纪念物。该画展现了想象中的蜿蜒的尼罗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岸在最显著的位置，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在远处。这张埃及图景涵盖了埃及最主要的建筑，从吉萨的金字塔到底比斯东西两岸的神庙。它生动地体现了埃及学基本要素的构建速度。早在19世纪30年代，加德纳尔·威尔金森就已经在其著作《礼仪与风俗》中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古埃及。当然，19世纪中期的出版物中不乏错误、误解和漏洞，但是许多方面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则主要是填补细节而不是开拓新领域。图3 《埃及和努比亚全景》（1838）中的插图图4 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主要遗址
从19世纪早期乔瓦尼·贝尔佐尼和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活动到19世纪90年代埃米尔·阿姆利诺和雅克·德摩根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期间埃及考古学家使用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约翰·沃瑟姆在他的英国埃及学史中巧妙地把这一时期概述如下：“尽管埃及学家不再使用炸药发掘遗址，但他们的技术仍然很粗糙。”
19世纪埃及考古危害最大也是倒退最严重的一方面也许是与科学考古相对立的“清除”的概念。该词体现了这样一种谬论，即必须通过清除沙子来暴露出埋藏在下面的重要文物。这一概念阻碍了按照地层学原理进行的发掘，同时也不利于把遗址的所有组成部分——沙子、陶片、泥砖、高耸的石门——视为考古记录中同等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清除”一词也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人们只需要简单地发掘、陈列埃及文物，而不需要去分析、解释和重构。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更为科学的方法，逐渐推动埃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有序的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田野考古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的各个分支中都尚未完善的时候，两位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和乔治·赖斯纳——以他们创新的方法为整个学科设立了新标准。这可能是埃及考古学在其历史上唯一一次走在了方法论发展的前沿，为欧洲和美国的发掘奠定了模式。虽然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不同，但皮特里和赖斯纳的职业生涯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先驱人物，而更相似的是，他们都主要依靠一位女性赞助人的资助（皮特里由英国女小说家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资助，而赖斯纳则由美国慈善家菲比·阿珀森资助）。
皮特里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创新性主要在于他对所发掘的考古遗存的每个细节都非常关注，而他的前人和同辈（甚至某些后人）则主要关注遗址的挖掘及对其重要特征的描述。19世纪的其他“发掘者”倾向于不加选择地大面积清理考古材料，而皮特里却有策略地在每个遗址内选择一些地段进行挖掘，由此逐步构建整个遗址的全貌，并且不会破坏整个遗址。例如在阿玛尔纳，皮特里通过在该城市的各个部分发掘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结构，在短短一个发掘季内就较好地掌握了这个复杂城址的概况。
赖斯纳约比皮特里晚20年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然而他的方法同样具有开创性。在某些方面他与皮特里非常相似，例如对细节的高度关注；但他也认识到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勘测和发掘，还需要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使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记录再现遗址及其最初被考查的过程。由于大量研究成果尚未发表他就去世了（这是他过于精细的方法的缺点之一），这些研究结果就只好由后世的考古学家来解释和出版。赖斯纳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在考古现场启用真正的多学科专家队伍，而不是日后再把考古材料交给科学家，那时这些材料的背景和现场意义就模糊了。例如，在纳加艾得代尔的前王朝墓地，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就跟随着赖斯纳，对N7000号墓出土物进行了细致观察，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极其可靠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库。赖斯纳还把系统使用截面制图的方法引入了埃及考古，时间是朱斯皮·菲奥雷利在庞贝首创这类地层学分析法之后的40年左右。此前，埃及所有的发掘者们（包括皮特里）只是简单地利用平面图的顺序来描述遗址的不同历史阶段。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皮特里和赖斯纳的成就在于他们突破了常规。历史上的埃及学研究大多极端保守，不管是概念术语还是发掘后的分析方法以及考古资料的解读。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与世界其他地方在史前和历史考古上取得的进步相比，埃及和近东的考古学家在分析和解读方法上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当刘易斯·宾福德、科林·伦弗鲁和米歇尔·希弗等主流考古学家在扩充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时，多数埃及学家还在单纯地埋头搜集数据和撰写历史。
在布鲁斯·特里杰的《考古思想史》中，只有少数几处提到了埃及考古：只有约一整页的篇幅介绍了皮特里发明的“顺序定年法”，它是系列法的早期形式。就埃及学对考古思想的贡献来说，这种评价也许是公正的，但在过去150年间，埃及遗址的发掘却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埃及考古资料的迅速积累使我们对法老时期的物质文明有了新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它为地中海地区年代学框架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埃及学对古代历史年表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查明法老时期年表中的错误在近年来变得更为重要，但已经确立的年表是一个由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组成的密集矩阵，很难进行拆分和重组。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大部分埃及考古工作都体现出以下两种趋势：首先，早期考古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发掘资料进行严格的艺术–历史的、以实物为主的研究。其次，田野考古工作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手工艺品和建筑。这两种倾向严重抑制了埃及考古在观念上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重要事件——对尼罗河流域史前史的研究和对法老时期城镇的发掘——才最终开始对整个学科产生影响。
在分析埃及学研究的变化趋势时（见表1和表2），戴维·奥康纳证明了在1924到1981年间，已出版的田野考古著作中有关聚落的出版物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到20世纪90年代，形势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据1989—1990年间埃及学出版物的目录显示，至少有44.4％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关于聚落遗存的，而对非纪念性的墓地的发掘则相应地急剧减少。因此，当代埃及学家无疑更注意“平衡”和总体把握他们现在研究的考古资料类型。下一章我们会讨论不同类型的考古发现、分析以及对新旧考古证据的解释。
表1 已出版的埃及学著作的比例
表2 考古报告类型的比例
注释
〔1〕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译注，下同第二章发现与发明：构建古埃及
距离纳尔迈调色板的发现地一米处，埋藏着一批前王朝末和王朝初期的仪式用具（公元前3100—前2700），其中包括用于祭祀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小雕像。自从奎贝尔和格林发现这些手工制品以来——他们称之为“大宝藏”——它们就是我们理解埃及国家起源的最重要的一组证据之一。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已经发表的该遗址准确的平面图和地层截面图，这一早期重大发现的确切日期和重要性仍不明了。在该遗址的周边地区，发掘者还发现了埃及王朝末期的几件很有价值的遗物，其中包括两尊独特的古王朝末期统治者培比一世（公元前2321—前2287）的铜合金雕像，还有一个金制的鹰头，可能是神庙里一座宗教雕像的一部分。这些来自不同时期的物品混杂在一起，表明它们是王室给神庙的一系列捐赠，但我们无从知晓这些赠予神庙的物品是由前王朝晚期到古王国时期的众多统治者分别赠予的，还是由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的某个统治者一起献给神庙的。
奎贝尔对“大宝藏”及其毗邻地区的发掘工作作出了评论，真实地传递了一种绝望情绪，认为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项工作的要求。
日复一日，我们坐在这个洞里不停地刨着土，并且试着将发掘出来的物品理清；因为它们随处可见，每一件都与其他五六件有联系，它们相互交叉，就像一把在手中摇晃后抛到桌子上的火柴一样。
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美国史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夫曼概述了奎贝尔和格林如何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尽管他可能错误地低估了他们在赫拉康波里斯工作的复杂性）：
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最生动的证据“纳尔迈调色板”来自何处。显然，它是在“大宝藏”附近发现的，但与其他物品并不在同一处。从格林的考古日记看（奎贝尔没有记录！），它好像是在离“大宝藏”一两米处被发现的，格林在19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它很显然是在前王朝末期的地层中发现的，这使得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回溯到了上下埃及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前的一两代。但两年前，在奎贝尔发表的关于赫拉康波里斯的第一份报告中，纳尔迈调色板被认定为发现于“大宝藏”区，这使得它出现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0—前1785）。图5 赫拉康波里斯平面图，图中标示了“大宝藏”及其他物品的发现地图6 对发现玛亚墓的讽刺性报道
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纳尔迈调色板的特性和背景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文物出土的整个情境没有被准确地记录下来，一些伟大的发现甚至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即使是再小心谨慎的发掘也有可能遇到解释的问题，但反过来，如果这些发现是以一种不科学的方式进行或者发表的，我们就不太可能了解它们的全部意义。
在历史上，埃及学的资料非常丰富，因此埃及学家常常一味地搜寻资料。连续不断的新发现使得考古证据在数量和多样性上进一步稳步提升。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媒体对埃及考古发现的反应，以及对这些发现及其主要发现者的描绘，使得埃及考古发现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1986年，英国《笨拙》杂志生动地讽刺了媒体对某个新发现过分夸大其词的报道，如一个名叫玛亚的图坦卡蒙的司库的坟墓，被夸大为一个小型的图坦卡蒙陵墓。看到那些埋藏的宝藏发出的闪闪金光时，报纸的报道风格就习惯性地变得俗套而幼稚。
这个学科并不是单纯依靠发现新资料来取得进展的。不同时代的埃及学家都采用了新的理论范式，逐步改变着人们对古埃及文化的已有认识。第二，新方法——如新的发掘技术或尖端的科学分析方法——在许多时候已经转变了我们对古代埃及现存证据的认知。不管媒体如何夸张，某些考古发现还是真实地代表了该学科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如1987年在太尔艾尔达巴遗址发现的爱琴海风格的壁画，或19世纪90年代在阿玛尔纳发现的一个保存着大量楔形文字泥板的地窖（即所谓的阿玛尔纳书信）。和纳尔迈调色板一样，人们很快认识到这两个发现不仅仅是埃及学这块“拼图”中新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是新的信息类型，它们推动了对现存资料模式进行的重整，这种重整是非常重要的。太尔艾尔达巴的壁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得·比塔克就开始在太尔艾尔达巴发掘阿瓦里斯城址，该城曾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喜克索斯人的首都，他们在第二中间期控制了北部埃及。太尔艾尔达巴纵深的地层分布使我们能够观察一个青铜时代的大聚落的居住模式在几代之间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掘的中心是位于该遗址西部边界的赫尔米庄园的一个第18王朝早期大型宫殿建筑的地基。1987年，在紧邻宫殿的古代花园的碎石堆中，发现了许多米诺斯风格的壁画残片，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一些“戏牛”图，这些图与著名的克诺索斯青铜时代中期宫殿中的壁画非常相似。尽管此前在许多埃及新王国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被认为是埃及与爱琴海地区贸易往来的证据，但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的出现则表明：在第18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550年），阿瓦里斯的居民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来自爱琴海的家族。还有研究表明，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频繁地使用了一种红色背景，这表明它们的年代甚至要早于那些克里特岛和希拉岛（圣托里尼）的壁画。
既然在埃及遗址中出现了米诺斯壁画，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埃及也许有米诺斯艺术家，这就可以解释第18王朝早期的埃及陵墓中为何会出现“飞奔”（即表现撒腿狂奔的动物）等爱琴海特色的壁画。在利凡特古城的两个遗址中（卡巴里和阿拉拉赫）也发现了类似的米诺斯壁画的残片，与在阿瓦里斯发现的一样，这些残片似乎也与贵族统治阶级有关。能将横跨地中海东部的各种文化的年代顺序连在一起的关键因素并不多，该发现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米诺斯”文化？在太尔艾尔达巴壁画被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克里特岛是“米诺斯”艺术的发源地，当这种艺术在其他地方出现时，我们则认为这是克里特人以贸易或者移民的方式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标志。而埃及三角洲地区“米诺斯”艺术的出现要早于克里特岛，这说明“米诺斯”艺术可能源于克里特岛之外，尽管到目前为止，太尔艾尔达巴是埃及唯一一个发现有“米诺斯”艺术的地方，也就意味着“米诺斯”艺术可能并非源自埃及文化。阿玛尔纳书信
和太尔艾尔达巴壁画一样，阿玛尔纳书信也是一个意外发现，因为它们实质上是埃及考古中“非埃及的”发现。这两个发现有着同样深远的意义，因为阿玛尔纳书信对我们理解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政治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玛尔纳书信的故事始于1887年，那时，一位乡村妇女在挖掘用作肥料的古代泥砖（阿拉伯语为sebakh）时，发现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和利凡特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小块泥板。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的非法发掘，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泥板。当时这些泥板的重要性并没有马上得到确认，很多泥板都流入了私人手中，但大英博物馆的瓦里斯·巴奇却认为这些泥板是真品，并且大量买入。时任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的阿奇博尔德·塞斯总结了它们的重要性：“单这一项考古发现就对众多的学术讨论、精妙的理论以及怀疑性的论证产生了巨大冲击。”
1891到1892年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阿玛尔纳进行后续发掘时又发现了几块泥板，由此确定了大批泥板的发现地点就在埃赫塔吞古城的中心，这些泥板都是在一个被断定为“王家档案库”的建筑的地下发现的，由该建筑的泥砖上的印章及周边建筑物即可断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德国和英国的发掘者又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些泥板，泥板的总数达到了382片，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博德博物馆、卢浮宫和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然而，由于大多数的泥板都是通过最初的非法挖掘而不是科学发掘发现的，因此不能确定它们的准确来源。关于这些泥板的确切年代也尚存争议，但它们的时间跨度为15到30年，约始于阿蒙荷太普三世（公元前1391—前1353）执政的第30年，持续至图坦卡蒙统治（公元前1333—前1323）的第1年，大部分是在埃赫纳吞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353—前1335）。尽管泥板上也出现了亚述人、赫梯人和胡里安人的语言，但多数泥板上的铭文都是用一种叫做阿卡德语的方言写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通用语。
档案中的大多数文件是埃及与巴比伦、亚述等西亚强国或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附属国之间的外交信函。虽然来自埃及统治者的信函很少，大多数都是由其他统治者寄来的，但这些信函仍然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埃及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对这些信件的一种理解是，它们证明了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瓦解。由于这位所谓的“异端法老”只留下了很少的军事活动的记录，因此人们认为，他由于一心在埃及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而忽视了外交政策。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只是碰巧得到了这批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文件，如果类似的新王国早期或晚期的档案也保存下来的话，其中可能同样会有被包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城绝望地向埃及求助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对埃及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埃及人自己对战役和胜利的记载，而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这种外交事务的混乱状态，实际上是整个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正常状态，并不是暂时的失常现象。
另一个在阿玛尔纳书信的翻译和解读过程中出现的争论就是阿匹鲁人的身份问题。许多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附属国的泥板中都提到了一群被称为“阿匹鲁”的人，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他们似乎已经遍布整个近东地区。由于第一次翻译阿玛尔纳书信时这个名字被写成了Hapiru或Habiru，一些《圣经》研究者便立即开始探究这些词是否是最早表示希伯来人的词汇，有的学者甚至还将阿匹鲁的进攻同约书亚侵入迦南的记载联系起来。然而，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表示种族的专用名称Apiru（阿匹鲁）和Ibri（希伯来）在词源上有什么关联；我们甚至还不清楚阿匹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经济阶层（或者三者皆有），还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个术语与“社会的抢劫团伙”同义。约翰·劳克林在《考古与圣经》中指出，“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阿匹鲁人都是希伯来人，而是否有希伯来人曾经是阿匹鲁人，现在仍在讨论中。”
阿玛尔纳书信不仅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所了解，还清楚地展现了当时的贸易关系，以及诸如玻璃、金子和新传入的铁这些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时，阿玛尔纳书信中使用的不同落款也显示出写信人相对于埃及王廷的不同地位。1996年，一场具有创新意义的会议（2000年出版了《阿玛尔纳的外交》，由科恩和韦斯特布鲁克主编）召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外交官齐聚一堂，讨论了“阿玛尔纳时代的国际法”、“外交信号”和对阿玛尔纳外交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等主题，并分析了阿玛尔纳时期的外交状况。各领域专家意见的创新性结合使对阿玛尔纳书信的研究步入了埃及学家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一些新领域。
除了依据新的文本分析之外，人们也开始以更科学的视角对阿玛尔纳泥板进行研究。以色列地质学讲师尤瓦·戈伦博士用岩相分析法来研究形成这些泥板的黏土，其目的是将这些泥土同地中海、近东和北非等地不同遗址的地质状况进行比较，试图由此推断出阿玛尔纳书信的发送地。通过这种方法，戈伦解决了阿拉西亚王国所在地的问题。该王国向埃及以及其他国家供应铜，它可能位于现在的塞浦路斯、希里西亚、叙利亚西北部，甚或是以色列南部。在大英博物馆的8块“阿拉西亚书信”泥板中，有一块看上去同其他泥板的构造大不相同，这意味着这块泥板可能并非一件埃及本地制造的复本，而是由阿拉西亚当地的泥土所制成的信件原件。该泥板由淡粉色的泥灰质黏土制成，夹杂着很多亚绿泥石和辉绿岩的碎片，这表明这种黏土产自一个以火成岩为主的特定地区。戈伦认为，这有助于将可能的选择范围缩小在塞浦路斯的托罗斯山、安纳托利亚的基祖瓦特纳地区以及叙利亚西北部的比亚巴辛地区。而后，他首先排除了基祖瓦特纳，因为该地当时正处于埃及最大的对手——赫梯人的统治之下；其次又排除了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因为该地区在地质上的差异太大；而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正好有一个地区在各方面都与证据相吻合。从地质角度来看，该地区位于辉绿岩构成的托罗斯山脉与毗邻岛屿的泥灰质部分之间，可能出产由辉绿岩和泥灰质混合而成的粉色黏土，而那个泥板正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青铜时代中期以来，塞浦路斯的这个地区一直是出产铜的地方。塞浦路斯通常被认为是阿拉西亚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而戈伦的分析似乎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尽管大多数阿玛尔纳档案由信件组成，但其中也包含32份其他文献，这些文献似乎与国际外交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很可能与书吏教育和翻译活动有关，其中一块泥板上有个类似于字典的阿卡德语和埃及语的词汇表、一个字音表的片断和一些书吏的练习题及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仅有王室间的通信资料，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受雇书写并翻译这些信件的书吏的活动。威尔伯的腓尼基卷轴、皮特里的新种族及其他尴尬事
由于对埃及文明图景的不断调整和重构，我们能够周期性地回顾并重新解释早期的发现，有时甚至是从根本上重新解释。尽管太尔艾尔达巴壁画和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背景迥异（而且时间上相距近一个世纪），但它们都很快被认定为重大发现。然而，有很多重要发现在最初被完全误读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在很久以后才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证据来源。例如，1890到1893年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伯从象岛当地妇女手中购买了9张带有封印的纸草卷。他最初认为这上面写着某种腓尼基文字，但他最终推断：这些文字实际上是阿拉姆语（公元前1千纪近东地区使用的语言文字）。这些卷轴被他束之高阁，直到1953年他的女儿将它们赠予布鲁克林博物馆之后才公诸于世。事实上，这些文献——以及后来在发掘象岛的过程中出土的其他文献——后来被证明是有关第一波斯王朝时期埃及生活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令人惊讶的是，在著名的弗林德斯·皮特里的职业生涯中，也有一些起初对重大发现的误解。在1895年对涅伽达墓地的发掘中，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墓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墓坑，有的墓坑还有泥砖砌边，墓坑中有一个或多个呈胎姿的尸体，他们被放置在芦苇席上，头朝西方。有些尸体似乎在埋葬之前就已被肢解了，并且还有一些人殉的迹象。随葬物品数量不等，通常有陶器、石制器皿、调色石板、燧石刀、珠子、手镯和小雕像等。皮特里立刻意识到这与传统的埃及墓葬有很大不同，他得出结论：这些墓属于埃及之外的一个“新种族”，该种族可能在古王国晚期入侵了埃及。然而，结果证明，无论从年代学还是人类学上来讲，这一结论都是大错特错。对皮特里来说，这个错误让他最为难堪的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雅克·德摩根在公布阿拜多斯的一组类似的墓群时作出了正确解释。葬于涅伽达和阿拜多斯墓地中的人之所以特别，并非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种族”，而是因为他们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埃及人，他们悠久的文化出现在法老时代之前，只是此前几乎不为人知。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重大错误，皮特里继续利用涅伽达的材料发明了巧妙的“顺序定年法”。这个类型学系统帮助他创建了第一份前王朝时期的年表，很多人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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