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中堂、邓婷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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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医学与养生试读：
总序
陈洪 徐兴无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人们甚至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看法异彩纷呈，但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还给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2015年7月源远流长话中医——中医学产生及发展概述
中医学属于传统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实，在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的某些历史阶段，都曾经存在着自己民族自己地区的医学，只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已经支离破碎，或完全失传，中国的古代医学却一直延续流传下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医曾被称为“国医”、“国粹”，这些称谓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包括西医在内的“西学”冲击之下出现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中医学存在偏见或者误解。阅读本篇，读者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概括了解中医学产生及发展的源流，对中医学的特色、优势、不足有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一
传统中国医药学的初具规模，是在战国到秦汉（前475-220）的几百年时间里奠定的，而其初具规模的标志，就是《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在春秋及其以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医学的状况，后人一般认为是处在孕育、萌芽的历史阶段。
从哲学辩证法的层面来说，医学应是伴随着人类病痛的出现就萌生了。虽然在原始、简陋的生活、生产条件下，远古人类对自身病痛的理解和认识很可能还处于蒙昧的摸索阶段，但病痛给人体带来的不适，人们对于死亡的无奈，以及对生存的渴求，势必会促使人类积极地去探索、寻求解除病痛和延长生命的方法。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远古人类发展史上有关“医学”的迹象，虽然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人们对“医学”的认知和实践还是很原始的，从知识的体系完备程度上来说，还远远不能称其为“医学”，但正是这些零散的摸索实践和漫长的积累，促进了医学的产生和发展。比如说，人类对火的认识和利用，一方面使人们知道了熟食的饮食方式更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另外，也促使人们在驱寒保暖、防病治病方面，去摸索、实践、体验对火的进一步运用。这其中，汉字的“灸”就是古代中国人借助火来解除病痛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相似的例子还有汉字的“砭”，把石头人工打制出尖锐或锋利的一面，用来治疗某些病痛，古代叫“砭刺”或“砭射”，这样的方法是用金属材料制作针具进行针刺治疗的前身。“砭”、“灸”二字就是中医针灸治疗的源头，而文字的产生，毫无疑问地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砭”、“灸”二字出现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古人治疗疾病的实践活动就存在了。
目前一般认为，中国最早形成体系的文字是出现于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甲骨文的资料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有关疾病、治病的记录。而《左传》、《周礼》等书，更是以整段整段的篇幅，记载与医学有关的内容。如《周礼》记载了早期的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分科，以及各科医生的职责、治疗方法等。《左传》记载了医生诊断、治疗病人的具体情况，并且对病因、发病、养生等方面的医学理论也有讨论。此外，像《诗经》、《易经》、《山海经》、《管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古籍中，也都零散地记载有关医学的或者疾病、或者治疗、或者药物的诸多内容。以上有关医学的零散事迹，犹如中医药源头的一股股涓涓细流，待其汇合之后，规模初具，便开始出现中医药学的专门著作。二
战国时代，虽然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很不均衡，但总体而言，在文化、学术方面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黄帝内经》一书，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逐渐积累而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汉代，《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在东汉末年，这三部中医药学专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传统中医学从理论到方法相对完备的基本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其所涉及的范围虽然不只是在医学方面，但其主体还是属于医学范畴。作为传统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原则大法的集大成之作，书中论述了有关人体的脏腑、气血、精神、躯体、官窍、经络等生理方面，病因、发病、疾病的演变等病理方面，以望、闻、问、切为主干的诊断方法，多种疾病、证候的症状表现、发病及演变特点，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以及具体治疗方法，针灸的理论及方法，方剂的组方配伍以及剂型选择的原则大法，药物药性的四气五味、补泻、升降等药物理论，养生防病的指导思想、理论以及具体方法，五运六气学说的具体内容以及在此指导下对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运用，在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方法指导之下的天人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等等，总之，凡是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养生保健的方方面面的医学内容，都在此书中基本具备。因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丰富，无不以此为根基，历代产生的众多医学名家、大家，也都是对《内经》深有造诣，抑或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创新、发展的人物，《内经》完全可以称为中医学理论和方法的渊薮，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发挥着深远的影响。神农尝百草画像《神农本草经》是迄今所知中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本草药物学专著，记载了以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为主体的365种药物，每种药物一般都记述其药性、效用、主治病证、与其他药物的配伍宜忌、产地等内容，其中记载的不少药物的疗效被后世中医临床所证实而沿用不衰，并且，随着中医药学科的现代发展，有些药物被现代药理学明确证实了其中的有效成分。此外，书中还记述了药物复方运用的配伍，临床用药的指导原则等理论性内容，药物的采集、加工方法等。虽然，限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片面性、偶然性等原因，书中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谬误之处，但总体而言，实用有效的众多药物还是占居本书内容的绝大多数。《神农本草经》对于后世中医本草药物方面的发展而言，犹如一泓源头活水，初滥觞于细流，渐浩浩以汪洋，后世日益发展壮大以至洋洋大观的本草药物学著作，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等，都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发展、扩充而来。
东汉末年，张仲景忧国恤民，认为医学对国家、人民非常重要，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中“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的社会风气极为不满，又加上自己家族的很多人患病而死的不幸遭遇，“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些因素促使张仲景决心学好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是继《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之后，第一部既有理论又有临床实际运用的综合性中医典籍，将临床病证概括地分为外感伤寒、内伤杂病两大类，综合了中医的基本理论、疾病证候的诊断治疗、方剂的运用、药物的配伍以及临证加减等，将《内经》中有关的理论、原则、方法，和《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奠定了传统中医学理、法、方、药的框架体系，而书中所载具体的方药治疗学内容更是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受到历代以来临床医生的重用，直至现代，不少方剂只要运用得当，就可获得较好的疗效，以至后世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为“经方”，尊称张仲景为“医圣”。三
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传统中医学进一步发展壮大，具有高水平医术的医生数量增多了，专业性很强的医学书籍的数量更是成倍增长，出现了由王叔和整理编著的第一部脉学专著《脉经》，由皇甫谧整理编著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等等，现予择要介绍如下。《脉经》10卷，晋代太医令王叔和编撰。王叔和体察到脉诊对各种脉象辨识的复杂性，意识到辨识各种脉象正确与否的重要性，“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所以在《内经》、《难经》、华佗、张仲景等有关脉学理论、脉诊方法的基础上，潜心研究，著成此书。该书整理、规范了24种脉象，明确了各种脉象的名称，对各种脉象的指感特征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对相似脉象进行鉴别，以诊脉、辨证、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脉诊对临床疾病诊断的重要性，提示出各种脉象对病证进行诊断，以及多种危重脉象的临床指导意义，标示了诊脉位置上“寸口诊断”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依据及具体方法。《脉经》作为中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脉学专著，对后世脉学的临床运用及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针灸甲乙经》12卷，魏、晋之际皇甫谧编撰。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魏、晋间史学家、文学家，后因病而研习医学，在参照、研习《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础上编著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该书在经络、腧穴、针灸方面，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内容，从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相应部位的发病特点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把人体体表按头面部、颈部、胸部、腹部、四肢等划分区界，明确了348个腧穴的具体位置，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在指导医生施行针灸治疗方面，提示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具及针刺、艾灸的技术、手法，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强调施术者必须全神贯注，审视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并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有说明。《诸病源候论》50卷，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整理编撰，是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病源证候学专著。该书的突出特点是专门分析、阐述各种病证的形成原因、发病机理，“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综合记述了临床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病症、病脉、证候，都能从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角度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取材广泛，论理透彻，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临床科的疾病而以内科为最多，具体病证如中风、伤寒、天花、霍乱、水肿、黄疸、消渴、疟疾、痢疾、痔瘘、乳痈、难产等，将各科疾病的证候分为67门，各门之下，以证候类列，总计1720候。北宋著名学者、藏书家宋绶在该书的序言中，称此书“会粹群说，沉研精理，形脉证治，罔不赅集”。此书作为一部医学基础理论与各科临床密切结合的医著，对临床各科的诊断、辨证和治法、用药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后世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普济方》等多种医书，在分析病因、病理，归纳证候类型等方面，多以此书为依据，足见其影响之大。
另如葛洪编著的临床治疗学方书《玉函方》、《肘后方》，陶弘景编著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经集注》，雷斅编著的第一部本草药物炮制加工类著作《雷公炮炙论》，孟诜编著的侧重于食疗方面的本草著作《食疗本草》，龚庆宣编著的现存最早的外科类著作《刘涓子鬼遗方》，昝殷著、周颋增补的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蔺道人编著的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以及医学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全元起注解整理《黄帝内经》的《内经素问训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等等，有的辗转流传至今，有的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佚。此外，更有几部大型的综合性医药书籍，如唐代初期孙思邈编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唐代中期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方》，以及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至显庆四年整理编著，由当时任右监门府长史之职的苏敬提议，高宗皇帝亲自批准，朝廷组织了二十余人集体编写的，被后世认为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大型药物学著作《新修本草》，这几部大型医药学著作从其问世之日起，直到现在，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流传、积累下来了众多的版本，以孙思邈《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例，截止到1949年的版本已经多达40余种，1950年以后至今，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新版、校注、研究的各类新版本及印刷册数，数量繁巨，足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四
两宋至金元时期，传统中医学的状况可以说是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方面，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大量医学方书的出现，其中有官府主持编纂的大型医学方书，还有医家自己编著的医学方书，这些医学方书的内容，主要是对唐代及以前临床治疗学以及方剂的整理总结，而医家个人编著的医学方书内，在医学的理论观点、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方剂药物的运用等方面，也间或有其个人研究探讨的学医心得以及临床诊疗的经验体会。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由王怀隐等人奉敕编纂的《太平圣惠方》一书，是宋代较早的一部官修医学方书，全书100卷，分1670门，记载治疗方剂16800多首（据宋·王应麟《玉海》著录），有论有方，涉及治疗的病种包括内科杂病，伤寒、时气、热病，外伤科、妇科、儿科等临床各科。其理论性论述多以《内经》和《诸病源候论》为依据，方药则来自宋初及以前的各医家、医籍的经验医方，来源广泛，资料丰富，可谓集宋初以前医理、医方、经验之大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称《太医局方》，原本是宋代官府设立的药局——“和剂局”的一种成药配方底本，初刊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以后又多次重修、增补，至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药局改称为“太平惠民局”，所以本书在绍兴以后，便叫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全书共10卷，载方788首，每方之后，叙列主治证候和药物，并于有关药物的炮制方法和药物剂型的制备，也都有详细的说明。由于书中的大多数方剂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所以流传很广泛，无论对当时或后世的医学都有较大的影响，元代朱震亨谓此书行世以后，“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可见其影响之大。书中的很多有效方剂。如藿香正气散、人参败毒散、平胃散、二陈汤、逍遥散、香连丸、人参养荣汤等不少方剂，一直被后世医者沿用不衰。《政和圣济总录》，成书于北宋末年的政和年间（1111-1117），由宋徽宗赵佶直接主持编写，是宋代的一部医学方书巨著。本书的编纂，赵佶在原序中说：“朕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而有余者益之，不足者损之，率意用法，草石杂进，夭枉者半，可胜叹哉。”全书共200卷，收载医方近20000首，刊行以后，至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焦养直在重校本书时，谓此书“逐病分门，门各有方；据经立论，论皆有统。盖将使读之者观论以求病，因方以命药，则世无不识之病，病无妄投之药”。从全书的内容来看，本书确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医学方书著作，所载方药，大部分是切合实用的。但也有一些受炼丹、服石的影响而为治病所不宜的方剂，这大概与宋徽宗崇信道教有关。
宋代作为医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国家政府层面的重视以及在医药管理、具体措施的施行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校正医书局负责整理刊印了诸如《内经》、《神农本草经》、《千金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大量的古代医学书籍，官府主持修订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设置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和剂局、惠民局、慈幼局、保寿粹和馆、安济坊、福田院等医药管理机构和官府的、民间的医疗、养老机构，而且，北宋的不少皇帝如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徽宗赵佶等，他们自身就很喜欢、通晓医学。这些对医学的传承与发展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民间的间接影响则是更为广泛而深远。
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创新，当以“金元四家”的学术争鸣为主要标志。“金元四家”的称谓是后世形成的，指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四位医学人物，其实这四个人的生活年代跨度很大，而且从学术的传承来说，朱震亨是在继承前三家的基础之上最后出现的。后人因为这四人在医学理论研究及临床医学方面的贡献都很巨大，而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将其并列而称为“金元四家”，其各自在学术上产生的不同影响，又被后人称为四大医学流派。金元四家对中医学的贡献，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无论是刘完素阐发火热病机，李杲重视脾胃中气，还是张从正主张“攻邪已病”，朱震亨提倡养阴降火等，都无一不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又无一不是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运用到了临床治病的实践中。这从其主观上表明了金、元医家具有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和实践的可贵品质；而在客观上，宋代理学思想提倡“格物致知”，主张探究事物的本原，对这些医家的医学实践也是有影响的。五
中医学发展到明清时期以后，可以说呈现出了大繁荣的局面，概括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金、元及其以前的继承和总结，二是产生了数量可观而又卷帙繁巨的综合性医书，三是包括针灸在内的临床各科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众多医家、医著，四是温热病学的壮大与发展，五是医案、医话类专著的大量出现，六是本草、方剂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医疗社会风气有些衰变，学医、行医之人有泛滥之势，有些医生的医术水平低下，有些医书的内容粗制滥造，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
在明清时期，临床中医学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流行于社会上的中医理论及临床各科的医书也越来越繁杂，面对这种状况，有人便试图编纂一类既包括中医理论，又囊括临床各科的大型综合性医书，认为一书在手，便可不必他求，这大概是综合性医书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这些医书包括医学的丛书、类书和全书，丛书中如王肯堂辑、吴勉学刊印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汇集了从《素问》、《灵枢》、《难经》、《脉经》等，一直到明代的各类医书40多种，选书既良，刊刻亦精。其他如《六醴斋医书》（清·程永培辑），《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清·丁丙辑），《周氏医学丛书》（清·周学海辑）等，也是很不错的医学丛书。类书如清朝政府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520卷、《医宗金鉴》90卷等。全书如楼英编纂的《医学纲目》40卷，王肯堂编纂的《证治准绳》44卷，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全集》37卷，张介宾（号景岳）的《景岳全书》64卷，张璐的《张氏医通》16卷，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72卷等，这些医书，有的在编排、归类上有新意，有的间亦阐发一些个人的医学见解，或显示了自己的治病、用药特点，但总的来说都属于综合性医书性质。
这一时期，在中医学术理论及临床各科的方方面面，还出现了众多颇有特色的医书，如傅山的《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张鹤腾的《伤暑全书》，陈司成的《霉疮秘录》，黄玉璐（字元御）的《黄氏医书十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海的《血证论》，韩善徵的《韩氏医书六种》，比较通俗的著述如程国彭的《医学心悟》，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长沙方歌括》、《医学从众录》、《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等书，温病方面如吴有性著《温疫论》，叶桂（字天士）的《温热论》，薛雪（字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书，医案、医话方面如《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石山医案》、《孙文垣医案》、《静香楼医案》、《临症指南医案》、《洄溪医案》、《吴鞠通医案》、《环溪草堂医案》、《柳州医话》、《潜斋医话》、《冷庐医话》、《对山医话》、《存存斋医话稿》等等，大大丰富了明清时期的医学内容。
明清时期医学的另一个小侧面，是学医、行医之人有泛滥之势，导致此时的中医学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状况日益严重。有些人当医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谋生，编写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背离了高尚的医学职业道德，医生的医疗技术低下，所著医书粗制滥造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清代医家徐大椿，对医学及传统文化均有较深造诣，在其文学类著作《洄溪道情》一书中有《行医叹》一文：“叹无聊，便学医。唉！人命关天，此事难知。救人心，做不得谋生计。不读方书半卷，只记药味几枚。无论臌、膈、风、劳，伤寒、疟、痢。一般的望、闻、问、切，说是谈非。要入世投机，只打听近日时医，惯用的是何方、何味。试一试，偶然得效，倒觉得稀奇；试得不灵，更弄得无主意；若还死了，只说道：药不错，病难医。绝多少单男独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拆多少壮岁夫妻。不但分毫无罪，还要药本酬仪。问你居心何忍？王法虽不及，天理实难欺！若果有救世真心，还望你读书明理。做不来，宁可改业营生，免得阴诛冥击。”又在其医学类著作《兰台轨范》的自序中说：“至于近世，则惟记通治之方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中无定见，随心所记，姑且一试，动辄误人。”明末清初的又一部医书《轩岐救正论》第六卷《察弊》一文，说医学的状况是“世递降而术益鲜”，世上行医之人，“率多市井亡赖，空门孽秃，略识字画，素饶利辩者为之。是人之辱医，非医之辱人也”，“若辈学医，初只挟《脉诀》捷径、《汤头歌括》不一二帙，乃就业于庸流之窃有虚名者，奉为名师，教习记诵。……远则一年，近则半载，遂以为道尽传矣，诣已超矣。大开铺肆，高揭榜额，不曰‘某某精传’,则曰‘某某心授’,又则曰‘世传神秘’,离经叛道。……叠见疑难重恙，被其枉死者多矣”。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医术平庸、医德低劣的医生即使其总的数量不多，而其恶劣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清朝中后期以至民国，直到当代，社会上总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反对中医、诋毁中医的声音，与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恶劣医风有直接关系。
总之，传统中国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数千百年，出现了众多的医学人物，编著了繁富的医学书籍，医学事业的发展代代相传而愈加兴盛，虽然在其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因于种种原因，夹带了少许不健康、不科学、不和谐的内容和现象，但是其健康、科学、积极向善、治病救人的方面还是占绝对的主流。传统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绵亘至今，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养生保健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足鼎立的中医学——理论、方法、药物兼备的中医
传统中医学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至汉代已经形成。说其学科体系相对完整，是因为在其学术框架内，既有自成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的方法，单味药物的性质、功效，多味药物组合成方剂的指导法则及其治疗的病证等内容，至汉代就都已具备，即后世所谓的“理、法、方、药”齐全。不仅如此，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中医学，以至后世众多中医学著作中，还无处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医学所具有的学术与人文文化兼容的特点，也许是其具有顽强而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中医基础理论的渊薮——《黄帝内经》
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它在诊治疾病方面确实有效的实在价值，但另一方面，它具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由理论指导实践的理、法、方、药的系统性，而不只是单纯的治病方法的堆砌，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社会有些人的心目中，把中医药看作是完全的人文文化，认为其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属性，这是对中医药的片面了解甚至误读。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古代医学，比如古巴比伦医学、印度医学、埃及医学等，其知识和技术方法流传到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所剩无几，在现代医学面前已经没有多大生命力了，而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却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医学发挥着互补的作用。
作为全面论述中医基础理论的《黄帝内经》，从其问世之日起，就标志着传统的中国医学已经基本具备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以后中医学的发展，不论是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基础理论对临床医学各科的指导方面，大抵都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而且历代有杰出贡献的中医学大家，以及不同的医学流派所阐述、发扬的各自的医学观点和治病主张，都是在对《内经》具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再结合各自不同的研究探索的侧面，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
一、《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内经》受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影响，认为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庞大而又互相联系的整体之中，人处于天地之间，同样具有这种复杂而又有序的相关性及整体性特点，时刻与大自然息息相通，有着密切的联系，即后人领悟其旨意所谓天地一大宇宙，人身一小宇宙。能够用来概括包括人体在内的天地之间各种纷繁复杂事物现象的总纲领，是具有相反而又相成特点的“阴阳”，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而“阴阳”的运用又可大可小，大之可拟论天地日月，小之可比况草木虫鱼，且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内经》把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运用到医学方面，提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体正常的生理状况，就是阴阳的动态平衡，如果阴阳的动态平衡被破坏，人体的功能乃至器官就会异常，如果这些异常得不到及时的矫正治疗，就会产生疾病以至于死亡，即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此外，《内经》还把古代文化中“五行”的含义也运用到医学方面，在“五行”的初始含义基础上，又赋予了丰富的医学内涵，提出了“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的纲领性论点，然后把“五行”在医学上的具体内涵分化到讲述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处方用药等方方面面。早期古代文化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五行”及其含义的文献是《尚书》，《尚书·洪范》记载：“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原本是古人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五类自然现象及其各自的特性，是对五行自然属性特点的概括性标示，而基于“天人相应”的宏观认识论影响，《内经》就把“五行”的含义援引到医学中来，并进一步大大地扩充其内涵，把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于五脏的肝、心、脾、肺、肾，五腑的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志的怒、喜、思、悲、恐，五官的目、舌、口、鼻、耳，五液的泪、汗、涎、涕、唾，五体的筋、脉、肉、皮毛、骨，五味的酸、苦、甘、辛、咸，等等。《内经》把古代文化中认识宇宙万物的阴阳五行观念援引到医学中来，形成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的理论基础，虽然其在医学上的某些具体运用方面可能有些牵强、穿凿等不妥之处，但当时的状况确实如此，而且发展下来的中医学也大体一直沿用至今。
二、《内经》的脏腑、经络理论《内经》中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它们基本上是在阴阳、五行的统帅之下的。《内经》认为，脏与腑，各有自己的生理功能，同时，脏腑之间以及脏腑与其他的组织器官之间又都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都是全身的脏腑、器官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联系是通过经络与脏腑和其他组织器官的联系，由经络的互为络属，脏腑、经络的表里相配和生理功能的相关性共同完成的。“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这就使人体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关于脏腑的生理功能，《内经》中不是单纯、孤立地叙述每一个脏腑，而是从整体的角度，互相联系地综合叙述。既有所侧重，又与整个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生联系，并借助形象的笔法作以比喻和形容，这种认识方法既具有整体性特点，同时又比较笼统。如关于心脏的功能，谓“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藏神”，“诸血者，皆属于心”，“心气通于舌”。另一方面，关于血液的生成和运行，除心脏之外，还与脾、胃、肺发生联系，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肺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精神活动则还与肝、胆、脾发生联系，如“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脾在志为思”等等，这就是对脏腑、经络在功能上的整体相关性的具体说明。
脏与腑的功能是相对的。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主里，六腑主表。“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正是由于脏与腑在功能上具有不同的分工及特性，而又能彼此照应，相辅相成，才使复杂的机体得以协调统一起来。
脏腑、经络之间这种生理上的互相联系，决定了其病理上的互相影响。脏病可以及腑；腑病可以及脏；一脏病可以涉及他脏；一腑病可以涉及他腑；脏腑病变可以影响四肢、九窍等体表部位，而体表的病变也与脏腑密切相关。这样的认识论特点指导了中医在疾病的诊断、治疗等方面也必然带有整体观念的思维特点。
三、《内经》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内经》关于病因的认识，大体上包括外感因素、内伤因素、情志因素、地理因素和先天因素。对于病机的阐述，概括地说来包括三个方面，即阴阳失调、正邪盛衰和升降失常。
外感病因，是阐述风、寒、暑、湿、燥、火等气候的变化与疾病关系的。“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其中的风、雨、寒、暑就是泛指自然界可能会导致人体患病的各种因素。自然界的各种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定会造成人体的疾病，能否造成疾病，取决于人体和气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体方面，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这个意思。气候方面，取决于气候的正常与否。如果气候按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正常顺序交替变化，就不易造成人体的疾病，即或致病也较轻微；如果气候的变化异常而剧烈，岁气不和，或非其时而有其气，就很容易造成人体的疾病，所谓“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风，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在各种外感因素中，《内经》认为，风邪是最活跃的致病因素，指出“风者，百病之长也”，“善行而数变”，“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气象学的事实也证明，自然界寒热温凉的气候变化，都要通过大气的流通来实现，《内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以“风”来统领外感致病的各种因素，不是没有道理的。
内伤病因方面，主要有饮食不节和劳逸失度，这同样会造成人体的疾病。《内经》中认识到，饮食的过饥、过饱，都会造成人体的疾病，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高粱之变，足生大疔”；“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这些都是由于饮食不节造成的。此外，《内经》中关于五味失和的论述是很详细的，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等，这些内容虽然从字面看来有些拘泥，但如果灵活地理解，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且“生于五味，伤于五味”的观点，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劳倦内伤，包括过劳和过逸，二者都会对人体的生理功能有所影响，如“劳则气耗”，“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而“五劳所伤”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的提出，更是对中医病因学具有深广的影响。
情志因素，指的是精神、心理变化的致病作用，《内经》用怒、喜、思、悲、恐，或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表述，这些情感变化同外感致病因素一样，有着正常和异常的不同。正常时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在反映，而如果精神变化过于剧烈或持久，就会损害人体脏腑的功能进而导致疾病。如所谓“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心在志为喜，过喜则伤心”，“脾在志为思，过思则伤脾”等。另外，《内经》中对于情志因素造成的疾病，治疗时提示出一类“以情胜情”的方法，因为基于整体观念的认识论方法，《内经》中认为，各种情志变化分别与相应的脏腑密切相关，而五脏对应于五行，具有相生、相克的制约关系，这就为“以情胜情”的治法提示了途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等就是以情胜情治法的具体内容。现在看来，其具体的做法虽然不一定完全可取，但作为治病的一种“精神疗法”，还是有其提示和启发意义的。《内经》还认识到，由于居住环境的差别，会使人易患不同的疾病，这便是地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说明《内经》于地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已经有所认识。此外，对于先天因素与有些疾病的关系，《内经》中也曾提到，如关于癫疾的病因，认为如果人生下来就患有这种病，则是由于孕母在胎孕期间受惊所致，所谓“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
关于病机方面，《内经》中对于脏腑病机、六气病机、气血津液病机等均有所论述，但从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整体角度来讲，则基本上可概括为阴阳失调、正邪盛衰和升降失常三个方面。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是讲阴阳的病机变化。“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是讲人体正气与疾病邪气的虚实变化，“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清气在下，则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是讲气机升降的病机变化，另外如“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是讲外因致病的病机变化，“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惊则气乱”，是讲内因情志致病的病机变化，所以《内经》有关致病机理的阐述是有丰富内容的。
四、《内经》对于病、证的认识《内经》中关于病、证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仅内科疾病就达到了大约60余种，如厥证、痹证、水肿、黄疸、癫狂、痫、风病、咳嗽、泄泻、疟、痢、消渴、淋、癥瘕、疝等，对这些病证都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和丰富的证候学内容。书中多是从病证的整体角度出发，涉及对于症状的描述，病因、病机的分析，病变的定位，以及治疗的原则方法等多个方面。如对于痹证的认识，首先指出其成因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然后对其证候进行分类：“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另外又从脏腑角度分为五痹，谓“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肾……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心”等等，这就将痹证的外因和内因两方面互相联系了起来，外因为风寒湿邪，内因则由于感邪时间和脏腑的反应性不同而有筋痹、骨痹、脉痹、肌痹和皮痹的不同。对痹证症状的认识，谓“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可见其对于痹证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了。
又如对于水肿症状的描述，谓“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这些症状包括了肢体水肿和腹腔内积水的主要临床表现。对水肿与脏腑的关系，认识到水肿与肾、肺、脾、胃有密切的关系，谓“……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其中尤以对水肿和肾脏关系的认识，限于当时医学发展的客观环境，只能是用观察和推理的方法，能够达到如此的认识深度，应属难能可贵。在病证的治疗方法上，仍以水肿为例，书中提出了“去宛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的治法，以现在的语言简要地表述，就是祛瘀、发汗、利水（尿）的意思，这是确有疗效的水肿治法，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治疗水肿的法则而被临床医生所遵循。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内经》对于病证的认识，不仅对独立的病证有细致的观察、丰富的经验积累和相当深度的分析，并且能用联系的和整体的方法去认识疾病。
五、《内经》关于诊法、辨证的内容
诊法和辨证是中医对疾病作出诊断的过程，诊法是通过望、闻、问、切的诊察方法获得关于疾病的感性材料，辨证则是对诊察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诊断结果，并进一步依据这个诊断结果确定治疗方案。《内经》论述诊法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概括之。《内经》认为，人体的疾病都会有外在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于外的表象就成了探求疾病内在本质的“中介物”，中医凭借四诊的方法，通过对疾病外在表现的观察作出诊断，即所谓“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这也是中医整体观的一种具体运用。关于四诊的具体内容，《内经》中有丰富的论述，这里只选择介绍一些望诊、切诊的内容。《内经》中的望诊，大体包括望神、望色和望形态，望神、望色是观察人的精神状态和皮肤、眼睛、舌、尿液等的色泽变化来诊察疾病的一种方法，如“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等，这些叙述虽然都非常直观，却往往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另外，还有五色望诊的内容，将青、赤、黄、白、黑五色的变化与五脏、五行联系起来，不仅论述了五种色泽的正常与异常，而且将其纳入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之中，利用五行生克的规律对疾病作出诊断和预测。在正常情况下，脏腑之气外华，形成正常的五色，所谓“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如果脏腑有病，就会出现不正常的色泽，即赤如赭、白如盐等皆属异常。又如“肺热者，色白而毛败”，“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以及“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等，也是对五色诊病的经验总结。望诊的诊断作用，《内经》是很重视的，《难经·六十一难》更有“望而知之者谓之神”的说法，如果是有丰富经验的医生，经过细心诊察，望诊确实具有颇高的诊断价值。
切诊的内容，《内经》中论述得也很详细，主要包括脉诊和按诊两部分。在诊脉的方法上，《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提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这就是要医生诊脉时，必须安神定志，思想集中，细心体察脉象，这样才能对脉象的变化有较为精确、全面的认识。关于诊脉的时间则提出“诊法常以平旦”的要求，因为此时“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这实际上是要尽可能地排除与疾病无关的其他干扰因素，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关于脉诊的部位，《内经》中记载了多种方法，有三部九候诊法、人迎寸口诊法、独取寸口诊法等。其中对于独取寸口诊法的理由，《内经》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脏气者，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这不仅阐明了寸口为什么可以诊候五脏的病变，也反映了《内经》对于脏腑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与血脉的关系的认识水平。
正常的脉象叫做“平脉”，《内经》从脉搏跳动的次数、脉位的浮沉、脉体的形状等几个方面作了叙述，此外还有“四时平脉”，“五脏平脉”等。不正常的脉象叫做“病脉”，《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前面讲的是平脉，后面是从脏腑和时令相关的角度讲病脉。这段论述还是原则性的，比较笼统，而关于脏腑病脉、四时病脉、诸脉主病等具体内容上，《内经》都有详细的论述。
辨证方面，《内经》中并没有提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这样明确的概念，但这些辨证的具体内容，在《内经》中却多已存在，可以说，后世形成的各种系统辨证方法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而成的。如以脾脏的辨证为例，诸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病，身痛体重”，“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脾病者，唇黄”，“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飱泄，食不化”，“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通过对各种与脾脏病变有关的临床表现的归纳，就能够对“脾”的病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等方面的内容，而六经辨证，《内经》中更有明白、系统的记载。运用《内经》中关于诊法和辨证的内容，就可以对疾病作出诊断，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方药。
六、《内经》关于治则、治法的论述《内经》中关于治病方法的具体表述很多，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等等，这些简洁明了的治病方法不必细说。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带有指导原则性质，并且形成体系的有“五郁治法”和“五脏苦欲补泻治法”，“五郁治法”的概念性表述是“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此处也不予展开。现将“五脏苦欲补泻治法”的原文引述如下：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补之，酸泻之；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素问·脏气法时论》）
这种根据五脏的生理特点，并将其与药物的性味联系起来，以药物之“性”调理脏腑之“性”的治病方法对后世中医具有深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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