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文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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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试读：
前言
早在十年前，我就写了《周易中的领导智慧》《三国中的领导智慧》等书，这些书出版后，我又萌生了再写一本《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的想法。但是，由于当时我正在负责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腾不出手来实现这一想法，只好带着遗憾将其暂时往后放一段时间。可是，时光荏苒，一放就是十年。2017年7月初，我在整理书房的过程中看到了我十年前写的《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的提纲和部分资料，一股追寻先秦诸子的领导智慧的动力油然而生，它不仅驱动着我立刻动笔，而且支撑着我的写作，促使我努力追寻心中的那个“主人翁”。历时十个多月，在2018年5月，我终于完成了本书，在“吾道一以贯之”的研究领导智慧的坚持上，又前行了一步。
为什么我要写《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在地球北纬25°～35°，人类文明精神有了重大的突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段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东西方的文化和生活依然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诞生在“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思想，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但是其中的智慧不会因时空的变化而变质，不会因历史的风云变幻而褪色。相反，先秦诸子的思想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验证沉淀下来的经典，其中藏在字里行间的做人之道、做官之道和治国之道的精华部分凝结了人类的共同智慧。先秦诸子思想中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讲得淋漓尽致，其中精彩的领导智慧对今天的领导活动也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如今我写《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一书，初心是为了帮助今天的领导者走进经典，与圣人促膝对话，聆听先哲的教诲，感悟经典，以经典启迪当下，达成一种古今的默契，完成一种致用的升华，达到王阳明所言的“知行合一”的境界。
先秦诸子众多，学派也有十几家，但是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掌握了这三家的领导智慧的核心，也就掌握了先秦诸子中领导智慧的精髓。限于篇幅，我仅选了孔子、老子、庄子、管子、墨子、韩非子、鬼谷子和孙子八位圣贤先哲。每位圣贤单列一章，分开来写，每一章十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开始直接引用原著原文，以保证思想观点的真实可信。但为了避免呆板和意思上的不连贯，本书没有机械、大段地引用原文，而是在通览原著的基础上再根据每一部分的主旨，从中拣选出思想观点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和系统诠释。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对今人来说艰涩难懂，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我对每一部分开头引用的原文，都做了意思解析，以帮助一般领导者理解和把握。我没有把引用的原文翻译成白话，而是用“意思是”的表达方式阐述，因为翻译讲究的是对古代汉语的恰切细致的解释和清楚表达古人遣词造句的含义，还要通过详细注释，以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不能准确理解的字词时可以参考。一方面，这对于我来说，是很艰难的；另一方面，本书不是着眼于对先秦诸子原典的文本细读，而是探索原典中的思想和智慧，只求“意思”上能与原典的思想和智慧相通，并不限于文字上的严格推敲。为了避免重复，后边的论述中再引用先秦诸子同样的原文，不再做“意思是”的赘述，如果读者在阅读中对原文理解有困难，可以回过头来查阅“意思”。
我对每一部分中圣贤的思想观点都进行了归纳总结，把一些零散的思想主张理论化、系统化，让一般领导者能相对容易地揣透主旨，进一步了解原文涉及的思想和智慧。在此基础上，我对先秦诸子的领导智慧也做了深度解读和延伸分析，解读的方式也因人因内容而异，灵活多样，有的先叙后议，有的夹叙夹议，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感悟和认知。我就是通过这种感悟和认知，使先秦诸子中的一些智慧转化成了我生命中的“醍醐”，进而终身受益。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领导案例，将生动形象的案例运用到议论性说理过程中，增强了著述的思想表达能力，增添了智慧的趣味。通过咀嚼案例的内涵，读者可以更深入细致地窥见先秦诸子领导智慧的触须，加深对相关理论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书中也阐明了先秦诸子的智慧不是高悬太空，而是立足人世，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不过我要说明一点，选取这些案例时，主要为有助于思想观点的进一步解读，凡来自正史的都忠实于原意，有些从各处收集起来的实例，我也进行了一定的整理，以便更好地论证主题。至于这些实例的真伪，我没有能力去考究，在此也向实例的原创者表示敬意和谢意！
为了避免文字的枯燥乏味，为了能够更生动、更形象地表达先秦诸子的思想和智慧，本书也延续了我以往写书的风格：大量地运用了既有智慧结晶，又有永恒魅力的比喻，这些珠玉般的比喻如同绽开的花朵，把整本书渲染得明朗、绚丽多姿；如同山涧清泉，让读者听到书中流淌出的一股股圣水的清脆、爽朗，欢腾如歌，叮咚不已；如同春风拂面，使读者感受到书中缕缕哲思的清新、通透，沁人心脾，引人遥思。
把东方先秦诸子的领导智慧与今天西方流行的领导理论结合起来，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特色。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先秦诸子的思想智慧，从时间上讲，贯通了古今，即使到几千年后的现代，科学技术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从空间上讲，贯通了东西，即使是20世纪中期西方逐渐形成的领导理论和模式，也没有超越东方千百年前古人的真知灼见和智慧范围。本书在先秦诸子领导智慧的理论阐述基础上，又贯通了西方相应的领导理论、模式，使其与中国先秦诸子的领导智慧一脉相承。可以说，有了这种贯通性，领导者把先秦诸子的“治道”研究得透彻了，差不多就等于把西方领导理论、模式的精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西方领导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重大的影响。但是，照搬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模式、西化的套路，也出现了形似神不似、形神都不似的水土不服问题，而且一味崇洋媚外，忘记乃至排斥了自己的文化，也让一些人丢掉了文化自信。本书把东方先秦诸子的领导智慧与今天西方流行的领导理论、模式巧妙地对接起来的铺排，会使人们看到现代社会的运行离不开古老东方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是西方领导理论和模式的生命底色，让人们在有了财富自信的同时，能够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
本书只从先秦诸子中选择了八位圣贤，关于每位圣贤又只写了十个专题，以选本的形式呈现每一种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当然，先秦诸子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对先秦诸子整体的思想智慧而言，我的选择只是管中窥豹，对本书所选择的个体圣哲的思想智慧来说，我的选择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本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简本的《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有条件的领导者和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旨趣，去选择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圣贤，对其著作进行全面的阅读和深入研究，扩大视野，增广智慧。
为了全书体系的完整和避免内容上的重复，专题的选择以某位圣贤的论述为主，这样有些圣贤在相关方面的论述或者被忍痛割爱，或者被引用到以某位圣贤为主的专题中去“绿叶”扶“红花”，特别是本来也应该独立成章的孟子、荀子，我也只是选择了二位先哲的部分内容，放到了其他哲人的有关论述中作为论述的补充和支撑。本书中不仅每一位圣贤的领导智慧自成体系，而且全书也自成体系，当然在个别专题中，如法治问题中，识人用人方面的题目有所重复，但是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形成同一方面的相互补充。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老子》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其实，先秦诸子的思想和智慧从宇宙到人生，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到政治，无数个层面上的东西都包含其中，经受了岁月的磨蚀，具有了不朽的本质，都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领导者都应该是自强不息的强者，更应该把先秦诸子的思想和智慧当作教科书、案头典，经常阅读，穿越历史的时空，与两千多年前那些睿智的灵魂进行对话，聆听从远古传来的教诲，以期寻回智慧的涵养。《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也可以作为领导者和读者的枕边书，闲暇时信手翻阅，站在巨瞭人的肩膀上望，把从古典大智慧者身上汲取的精神因子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凝聚成自身素质中最深沉的基质。
物理有代谢，新叶催陈叶；变换成古今，前波让后波。作为一名已过耳顺之年的大学教授，为了不负教书育人的人类亘古基业，我确实滋养出了探索万物之本的热情和精神，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始终保有激进亢奋的姿态。虽然本书已经略窥先秦诸子领导智慧的门路，但是距离先秦诸子领导智慧的高山仍十分遥远。而且一部书要想达到精熟的程度，不仅要经过历史的沉淀，还必须经历广大读者的拷问。老子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因此，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匡正。孔子也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因此，我特别期待现在的和未来的更多一心向学的年轻读者，能够批评指正，去瑕存瑜，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智慧的薪火传承，具有不朽的价值和意义。我更翘首盼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潜心于先秦诸子思想和智慧的探索和研究，并结出累累硕果。
长春华章商学院得知我在写《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一书后，组织了十几次由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工商界的企业家参加的专题培训课程，通过备课和讲课以及课堂讨论互动，我对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又有了很多新认知。与我亦师亦友的西冷印社社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楹联研究会常务理事、著名书画家闫大海先生为封面创作了“老子问天”的画作，让本书增添了艺术气息，我在此向闫大海先生的深情付出和艺术造诣致敬！作者2018年6月于心田轩第一章 《论语》中的领导智慧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属殷商后裔，他的五世祖因宋国内乱，避祸流亡到鲁国定居。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从小勤奋好学，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后收徒讲学，传授经书和六艺，相传有弟子3 000人，其中身通六艺的有72人，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平民传授知识的教育家。孔子出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很快升任司空，最后官至司寇，政绩斐然。后遭到季氏排挤，被迫离开了鲁国，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奔走于列国之间，寻求做官的机会和向统治者进行游说，但他没有实现做官的愿望，其政治主张也没有被一国采纳。后在其弟子冉有的努力下回到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并得以闻国政。晚年的孔子，一方面继续聚徒讲学，另一方面倾注大量的心血致力于《诗》《书》《礼》《乐》《易》等历史文献典籍的修订编撰，并根据鲁史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整理编写的这六部书被后世称为“六经”，这是孔子为保存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孔子一生的言行和事迹，有很多被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一书。《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通行本《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综合多种版本编撰而成，共20篇，约12 000字。内容包括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识论等方面。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汉武帝以后，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其深远。因此，历史上对孔子的评价也最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评价就是司马迁给出的评价：“《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国外对孔子的评价也极高。
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美国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并表示“对于这位东方圣人极为景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199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论语》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里，历史的变迁不会使其失去应有的价值。《论语》中蕴含的领导思想和智慧，也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深入挖掘，将其精华加以弘扬，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一、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领导智慧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自在核心的居所，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在它的四周运转。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百姓，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不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教育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老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会有归服之心。
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人不学礼，就不能有成就。
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恭敬而缺失礼的指导，则会徒劳无益；谨慎而无礼的节制，则会拘谨畏缩；勇猛而没有礼的制约，则会莽撞祸乱；直率而离开礼的指导，则会尖酸刻薄。
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意思是，不仅居于上位的人要懂得宽厚仁爱……而且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阶层都要做到宽厚仁爱。
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事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意思是，喜欢仁的人，其高尚得无以言表。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切实做到公正地喜爱人和憎恨人。
先秦诸子没有直接论述领导智慧的专门篇章，但是，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却有许许多多闪烁着领导智慧火花的思想观点，我的研究方法就是在通读先秦诸子著作的基础上，去捡拾这些火花，并将这些火花按照内在的本质联系组合成火炬。以上所列出的《论语》中的思想观点，是形散神不散，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就是“为政以德”。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就是以德为根本和核心的。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主张，但是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智慧。
孔子“为政以德”的智慧包含着君德和政德，其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德”高于君权和法律。“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孔子认为“德”不仅高于君主的权力，也高于国家及法律。“为政以德”表现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孔子认为德是内在的，强调的是道德的防范和引导作用，统治者尚德就能实现百姓自愿地向善，也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的“为政以德”，并不是反对依法治国，而只是认为法治具有外在的强迫性质，依靠刑律惩罚来治理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弊端。魏武侯继位时，十分在意国内山河的险固，以为这是魏国之宝。吴起不以为然，劝告说：“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意思是，如果国君不修明德政，即使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也会背叛而成为敌国的人。因此，“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的和更有效的方法。据史书记载，我国从夏朝开始已在国家管理中重视道德教化的德治，到了周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二是实行仁政和宽惠使民。实施“仁政”是“为政以德”的核心精髓，是“仁君”与“暴君”的分野标准，孔子推崇的“为政以德”的施政之道，其最本质、最核心和第一要义就是要实施以宽厚、爱人为特征的“仁政”。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论及“仁”处多达一百多次，孔子一生顽强执着，就是为了推行仁政，追求仁道。孔子认为实行“仁政”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为政者要通过修身养德开启“仁”心，以宽厚的态度来治理国家和对待人民：“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这里的宽厚态度实际就是“仁”的胸怀。他所说的“仁”就是“爱人”，在孔子眼里“好仁者，无以尚之”“唯仁者，能好人”。他把爱人看成是为政者的一种美德，认为不具有“爱人”的思想，就不可能达到“仁”的标准，就失去了“仁政”的主体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在制定具体的“使民”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不“伤民”、不“害民”，而要尽可能地“利民”“惠民”，给民众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的政治环境，绝不能与民争利而厚征敛聚，竭泽而渔。
三是教民向善。这是“为政以德”的实现路径。进行道德教化，用德去教育、引导和规范老百姓，使人向善，是孔子“为政以德”的基本内容。孔子认为人的道德水准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的作用。因此，孔子认为“道之以德”是“治民之本也”，教化的目的是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而置德于诸科之上。在“道之以德”的同时，孔子认为教民向善还要“齐之以礼”。《左传》有云：“礼，国之干也。”孔子也把礼治看作“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和“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他明确指出：“不学礼，无以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即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能使“民免而无耻”，只有“约之以礼”才能使老百姓知耻且自觉地来遵守。因此，要对老百姓实施礼教，使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人的礼的自觉来实现德治。在《孔子家语》“王言篇”中，孔子总结出了推行礼教的具体方法，即“七教”：“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意思是，君上孝敬老人，臣民就更孝亲；君上尊重高龄者，臣民就更友爱兄长；君上乐善好施，臣民就更宽厚；君上亲近贤者，臣民就重视交友；君上德行好，臣民就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君上厌恶贪利，臣民就耻于争斗；君上廉洁谦让，臣民就守持节操。孔子坚信这“七教”是“治民之本也”。统治者若能“志于道，据于德”，就可以使民“弃恶如汤之灌雪”“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是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局面深刻反思的结果。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整个天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原来的统治秩序已不复存在，诸侯各国各自为政，相互兼并，民不聊生。孔子理性地承担了为统治阶级规划“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为政以德”正是孔子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设计出来的一项治国方案。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并提出了仁政学说，他主张以道德的方式说服人，而不以武力胁迫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还提出“以德服人者王”“得人心者得天下”等著名论断。孔孟的德政和仁政思想后经儒家学派弟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提炼和概括，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受到历代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中国封建制度能够长时间地稳定延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语》主要讲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之说。但是，孔子“为政以德”中的“德”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共道德，孔子所讲的“德治”，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人治”，统治者的意志就是封建道德，这样道德也就成为封建帝王统治天下的手段。而且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核心还是在强调君主的德行好坏与社会治理的成效问题，他认为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君主，就能实现天下太平，但是如果是像纣王那样昏庸无德的暴君，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尚书》“太甲篇”中就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的说法。在当今社会，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但他的“为政以德”的思想精髓以及几千年的社会实践所提供的经验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朽的价值，并为我们今天实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慧资源。
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是穿透时间、跨越空间的治国智慧。孔子思想在17—18世纪的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指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霍尔巴赫还说：“征服者虽可毁坏田园村庄，可是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两千年后，在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道德治理依然是治理主体运用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中的一种。国家治理涉及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多种治理手段，其中法律和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手段中居主导地位，但道德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法律和制度不是万能的，也有调节和触及不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道德调节和道德治理的力量是巨大的。法国启蒙学者卢梭认为，在那些具体的法律如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尤其是舆论……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卢梭在这里所谈的“风尚”就是伦理和道德精神。英国的丹尼斯·罗伊德在其著作《法律的理念》中也指出，法律与道德“都在热切地推行某些行为标准，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将难以存续，而在这许多基本标准中，法律和道德彼此声援补充，构成社会生活的经纬”。可见，即使在西方法制社会的国家治理中，不仅要坚持以法律和制度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方式，同时还要把道德的精神融入法律条文和法律体系之中，法律和制度的效用才能更加充分地凸显出来，治理主体才能协同社会组织及全体公民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实现社会各领域事务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治理目标。二、孔子“子帅以正”的表率领导智慧
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为政者，必先正己，以身作则，你做到正直了，谁还敢不端正呢？”季康子又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季康子又问：“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何必动用杀戮的手段呢？您想要行善，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行善。上位人的品德如风，下位人的品德如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随风倒向一边。”
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如果领导者端正了自身的行为，领导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领导者自身的行为不能端正，怎能使别人的行为端正呢？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说：“先之劳之。”意思是，当领导的要率先垂范，要使民信服必须为民事而操劳。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当领导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领导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领导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领导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领导者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意思是，在上位者只要崇尚礼，老百姓就不敢不尊敬；在上位者只要崇尚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崇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以真实感情回馈。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负着儿女前来投奔。
孔子的为人表率是以“正身”为起点的，也就是以为政者带头端正自己的品德、作风、行为为起点的。孔子对前来问政的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还进一步指出，为政者“其身正”，就会产生“不令而行”的效应，这样从政还有什么难处呢？即“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孔子的“正身”就是示范领导，具有一般领导方法和谋略起不到的作用。当政者带头讲礼、义、信，老百姓哪有不追随、效仿的？即“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他还形象地把为政者之德比作风，老百姓之德喻为草，“草上之风必偃”，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孔子还从反面告诫为政者，自己品行不端或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服从，即“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见，孔子“为人表率”是一切为政行为的根本，为政者的榜样是“安人安百姓”，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领导智慧。“子帅以正”，即领导者以德修身是实现“为政以德”的根本保证。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为政者实行德治，必先努力修己志仁，修行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德是做人、做事、做官的根本。领导者的威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权力的威信和非权力的威信。权力的威信属于职务内权威，是由领导职位产生的，是有边界的，会因为职位的变化而改变，职务内的权威与组织及职务有关系，依靠的是强制性，人们不得不服从；非权力的威信属于职务外威信，与组织及职务没有关系，是由领导者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产生的，是没有边界的，有道德，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吸引力，就有凝聚力，就有感召力，就有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追随者，就能够被众人拥戴，就能产生权威。这种非领导职务产生的权威完全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服从，不会因为职位的变化而改变。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职务只能得一时之威，制度可得一事之威，品德则可得一世之威。所以，一个领导者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必须立住“子帅以正”这个根本。
领导不等于领导力，权力也不意味着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它不是来自于领导者的位置和权力，而是来自于领导者身上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人格”一词，来自于希腊语“persona”（面具），原意是指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所戴的面具，后被赋予了心理学的含义，用以说明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各类角色的人都会戴着面具来表演，这些面具就是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可以归纳为，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在需要、动机、情趣、情绪、态度、价值观、信仰、能力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集合。近年来，国外心理学界提出了一个“人格模型”，被广泛认可和采用。该模型包括五种普遍的人格特征：外向型、神经质型、和善型、严谨自律型和开放型。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由信仰、价值观、品行、才学、情趣以及容貌等人格综合因素体现出来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为人表率不仅是领导者的一种永恒的美德，更是领导者才能的中心点。领导者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凡事都要求达到极致，从而给下属做表率。
人格的示范作用是“为人表率”的领导智慧。示范作用是领导力的基本作用，也是领导力的外在表现。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领导者快速完成某件事。中国古代就有“三立”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对“德”尤为重视。古往今来，官员政要多处于执政掌权的机枢要位，其品其德塑造出来的人格魅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每一个领导者有自己的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力。如果领导者总是使用自己的职位权力，会使得被领导者表面顺从、暗地较劲。例如，当领导者给被领导者安排工作任务时，被领导者可能满口答应，但是却拖着不办，或不认真去办。如果领导者使用自己的个人权力，被领导者会感受到领导者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并成为他们内心世界认同和敬佩的一种范式，他们就会追随领导者自愿地按照领导者的意思去办，并且力争把这件事办好。这样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就转变成追随者的“共同魅力”。所以，领导者要想做好工作，不能光凭职位权力，还需要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展现出了人格魅力，这种示范作用会收到立竿见影的领导力效果，领导者自己率先垂范地带头做，才能带动百姓毫无怨言地一起做。孔子倡导的“为人表率”内化就是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外化就是强大的领导力。“做表率”就是要带头，就是要做榜样、做模范，就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欤？”领导者身体力行做在前面，不用多说就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陈弘谋编著的《从政遗规》记有：“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如果领导者思想纯洁，道德高尚，行为端正，处事谨慎，勤于政事，不仅会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还会影响、带动一方民众的风气积极向上。
人格魅力的辐射作用是“为人表率”的领导智慧。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某种道德理想的集中体现，是巨大的正能量，具有无限的辐射力。领导者也是血肉之躯，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但是领导者身上所特有的人格魅力，具有道德价值的永恒性，具有超越时空的辐射力，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被当时的被领导者尊重和敬仰并极其强烈地追随着，又为当代人所追忆和怀念的根本原因。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很值得称道。赵匡胤生于一个没落世家，早年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了解平民百姓的疾苦，他立志要改变这个社会。后来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但他富贵后不忘本色，他心地清正，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崇尚节俭，以身作则等，都深为后世所传颂。从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作为切入点来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不仅提升速度会更快些，而且产生的辐射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时代的道德标杆，引领着被领导者从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上获得担当的责任力量，从而坚定追求美好未来的信念，也引领着普通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观导向，如果每个公民都能接受从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中所辐射出来的道德思想，并砥砺自己在道德层面有所作为，全社会就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进而影响和推进公民道德的建设。所以，为人表率是真理的指引力量和人格的示范力量的统一，具有归心的神奇力量。南非总统曼德拉说得好：“作为领袖，最好是在后方领导，让其他人站在前线，尤其是在庆祝胜利或好事时。但在危险时，你要站在前线。这样，人们会欣赏你的领导力。”
人格魅力的感染作用是“为人表率”的领导智慧。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具有精力旺盛、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的特征。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即使在疾病和衰老的状态下，依然会活力无限，给下属以极大的鼓舞和感染。领导者的感染力并非来自于嘴皮子功夫，而是来自于领导者自身的人格魅力。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传奇领导者。1921年，在经受了小儿麻痹症的折磨之后，罗斯福只能依靠外力走路了。罗斯福一般由一个儿子搀扶着左手，右手则由拐杖支撑着，但每当罗斯福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人们却看不到拐杖，也看不到轮椅。并且面对病魔时，他表现得异常乐观自信，因此多数美国人从来不知道罗斯福的疾病。他的微笑极具感染力，即使做着自己非常讨厌的事，他的微笑仍能让人觉得他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的话语也极具感染力，他的话语像一个老父亲那样亲切动人，人们喜欢听他讲话，崇拜他，官员们也乐意为他“卖命”。当时的一个国会议员曾这样说：“如果罗斯福要求我们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三分之二的议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不问缘由。”这就是罗斯福的人格魅力产生的强大感染力、凝聚力和辐射力，下属不仅爱戴他，而且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士为知己者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推行新政，还是竞选总统，罗斯福的成功都离不开他那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人格魅力。
在历史上，有作为的领导者都高度重视道德的完善，清朝的名将曾国藩就提出，领导者必须完善“八德”：勤，即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勤则不匮；俭，即俭以养廉，廉以服从；刚，即所展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困心衡虑，正是玉汝于成，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明，即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明以应物；孝，即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信，即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谦，即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貌恭而不招人之辱，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笑，乃有进步也；浑，即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不可过于武断。我们今天选择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在孔子眼里，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可以列在“君子”行列，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小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既是领导者的必修课，又是领导者的常修课。《论语》共20篇，512章，论述小人的有20余章，约占全书的1/25，领导者也应该深入研究。孔子关于小人的论述，往往都是在与君子的相对论述中展开的，从而让小人和君子形成鲜明的对照。赞成君子，否定小人；褒扬君子，贬斥小人。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对比，让领导者（君子）以小人为镜鉴，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
西方的组织行为理论认为，组织间的领导和部属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领导者能够产生领导的效能，根源于他比组织其他成员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美国著名的领导学权威史蒂芬·柯维也认为，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说，领导的才能就是影响力，真正的领导者是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追随自己的人物。领导者这种有影响力的才能是什么，史蒂芬·柯维并没有说出来。可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出了答案：领导力中最强大的影响力就是领导者以德修身修炼出来的人格魅力。领导者强化自我修炼，修出了品德，就会在各个方面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就会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影响力，就会有心悦诚服的追随者。领导者具有五项权力：合法权、报酬权、强制权、专家权、典范权（人格魅力）。前三项权力是职位权力，后两项权力是个人权力。领导者借着职位权势去支配和控制下属，对下属指手画脚，那不是领导力，那只能叫拿着鸡毛当令箭，如此取得的领导绩效只能是以零为半径的圆。个人权力中的专家权能够产生无冕领导的影响力。人格魅力更为重要，它是领导者修德正身的结果。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其《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也指出：“领导做出榜样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当领导者在出勤方面做出榜样时，谁也不敢迟到；当领导积极、勇敢、忘我地工作时，职工也将效法他，以他为榜样。
现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情境和权变因素是决定领导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其实，领导力的最主要源泉还是领导者本身，也就是说，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领导力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时必须首先实现“自我领导”，通过进德修身来锤炼人格魅力，挖掘领导力。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就是一本最有价值的领导学教科书，因为领导者的魅力把领导智慧撰写得淋漓尽致。西方的著名学者普拉斯也盛赞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它不像水龙头那样随开随关，突然迸发。它像根丝巧妙地编织在性格里，它闪闪发光，光明灿烂，经久不灭。”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也曾说：“真正的领导能力来自让人钦佩的人格。”一个卓越的领导者要想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影响力，就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征服被领导者，让被领导者做出忠诚的承诺和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承诺。三、孔子“君子九思”的内省领导智慧
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凝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意思是，做一个君子，有九个方面的事要用心思虑：看到一件表面的事物要想到是否看明白了本质；听到什么事情要想到是否听清楚、听懂了，有无偏听轻信；与人交往时要想到脸色是否温和友善；为人处世要想到自己的态度是否恭敬；言谈时要想到是否诚实、忠于事实真相；做事时要想到是否谨慎敬业；有问题和疑难时要想到如何向别人请教；自己要发怒时要想到是否会带来灾难性后患；见到利益时要想到是否符合义的准则，该不该得。
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意思是，自己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
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与人忠。”意思是，凡事尽心竭力，忠诚不二。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我把那些富贵视如过眼的天上浮云。
孔子的“九思”，讲的就是“内省”。所谓“内省”，就是自我省察和纠正在做人和做事实践中的偏差，从而不断提升做人的道德修养和做事的智慧。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的弟子曾参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古往今来，凡是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无不是道德修养和智慧极高的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能根据人生经历，以“九思”的形式总结出做人和做事的智慧，为今天的领导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明察秋毫是“视思明”的智慧。“视思明”，就是看的时候就要思考是否真正看清楚了。古人云：“目睹为视，见微为明。”领导者要看的内容很多，看人、看事、看问题等。不管看什么，都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被浮云遮住眼。看人，要透过人的外表看到他的内心；看物，要透过它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质；看问题，要透过它的表层看到它的底里。为了把人、物和问题看明白，还要仔细地看、深入地看，要明察秋毫，要见微知著。为了要把人、物和问题看得正确，还要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看，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看。要把人、物和问题看得全面，不仅要个别看，还要一般看，不能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要从局部看，还要从全局看；不仅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还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只有把人、物和问题放在多维度中去全面地看、深入地看、系统地看、辩证地看，才能够从秋毫的发端和变化中，探索事理，把握规律。看得准不准，明不明，关乎领导活动在选人做事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成效。所以，“视思明”当为领导者修心融智的第一功夫。
从善如流是“听思聪”的智慧。“听思聪”，就是听到什么事情时要思考是否听清楚、听懂了。“听”是领导者获得准确的感性材料和获得正确决策的意见以及建议的重要途径。听得是否清楚明白关系到事情结局的成功和失败。听明白的方法也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素养和智慧。要听明确，领导者就要认真地听、耐心地听、全面地听。不要带着观点去听，不要带着态度去听，要客观地去听；不要偏听，要兼听，不能只听颂歌，还要听犯颜直谏的批评声；不要只在办公室电话里听、会议室听，还要深入第一线、深入群众中去听。领导者尤其要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善于纳谏，从善如流；既要听取观点相同的人的意见，又要善于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意见，特别是要从别人的批评和谴责声中听出真知灼见，获得领导智慧。当然，人心复杂，并非每个人都能坦然地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有些人有时甚至还会出于某种目的刻意隐藏真实意图。领导者要仔细分辨它的真假对错，去伪存真，如果不加分辨就匆匆忙忙做出判断，很容易失误。
宽厚亲民是“色思温”的智慧。“色思温”，就是与人交往时要想到自己的脸色是否温和友善。领导者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有时比语言更能打动人或者更伤害人。如果领导者有一颗公仆之心，就能宽厚亲民，在接待群众时就会有一颗热爱之心，面色就温和，说话就和气，神态就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就会产生亲和力和向心力，进而增添领导力。如果领导者不甘做人民的“铺路石”和“孺子牛”，就会故作高深，在人前一天到晚绷着脸耍权威。其实，权威不是靠绷脸绷出来的，相反，脸绷得越紧，人们越不买账，权威也建立不起来。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色思温”，好好修炼和培育自己宽厚亲民的爱心。
谦谨恭敬是“貌思恭”的智慧。“貌思恭”，就是为人处世要想到自己的态度是否恭敬。“貌”是外在形象，“恭”是内心虔诚。外“貌”内“恭”是一个统一体，内心虔诚，外貌自然谦和。心理阳光的领导者，面貌上也一定微笑热情，温和友善；脸色纠结、凶神恶煞的人，内心一般也是积雪千丈、阴险狡诈的。领导者要把尊重、诚信、宽容、厚道作为与人相处的基本心态，在上级面前神态谦恭而不谦卑，在下级和群众面前举止谦和而不凶恶，这种“貌思恭”的智慧会赢得上级的认可和赏识，也会赢得下属的敬佩与支持，甚至能为自己的发展和自己所承载的事业的发展拓宽更大的空间。相反，若领导者缺失一颗虔诚的心，就会对上媚眼屈膝，百依百顺，助纣为虐；对下骄傲自满，飞扬跋扈，称王称霸。最终得不到为人正派的上级领导的认可，也为下属们所不齿，甚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损害自己所承载的领导事业。
忠于事实是“言思忠”的智慧。“言思忠”，就是言谈时要思考是否诚实、忠于事实真相。忠诚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所以，孔子一贯主张“与人忠”。忠于事实，就是说话要忠诚，按事实说话，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实话，对上级、对下属、对家人、对朋友，都用心说话，表里如一。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要坚持原则、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讲违背事实和违背良心的话，言行一致。那种违背事实而信口开河，专讲大话、空话、套话，或者专讲永远正确的废话的领导者，无忠实可言，不会为群众认可，因此，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严肃认真是“事思敬”的智慧。“事思敬”，就是做事要想到谨慎敬业。“敬”是指办事谨慎，严肃认真。孔子主张“敬事”，教导弟子“执事敬”。领导要做的工作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好的。只有仔细思考、周密准备、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敢于自我加压、自我超越，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问题面前不回避，在荣誉面前不伸手的“敬事”领导者，才能把领导活动中的每一项工作做好。那种没有事业心和使命感，不敢担当，不愿奉献，消极、敷衍、怠工的领导者，决然干不出一番事业。
释疑解惑是“凝思问”的智慧。“凝思问”，就是碰上疑难问题要思考是否需要求教。善于发问，不耻下问，化解疑惑，立德增智，是有智慧的领导者的一大特征。在千头万绪的领导工作中，遇到一些疑难和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和问题时，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不知”的问题不能不懂装懂、自以为是，要学孔子“每事问”和“不耻下问”，这样才能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心明眼亮、考虑周详、措施得当，才能避免工作中的瞎指挥和盲目蛮干，才有利于适应工作中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和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冷静克制是“忿思难”的智慧。“忿思难”，就是愤怒之前要想可能带来的后患。有人研究过，人的一生有大约十分之三的时间处于情绪不佳到极端愤怒的状态。愤怒是情绪失控的表现，人在发怒状态思维混乱，理性丧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倒是会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更糟糕，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人们常说“冲动是魔鬼”，发怒比魔鬼更可怕，“上帝开出去的最沉重的罚单就是给那些没有制怒定力的人”。领导者需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凭个人情绪信马由缰，失去仪态。但丁说过：“测量一个人的力量大小，应该看他的自制力如何。”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也说：“在所有显示力量的事物中，克制最能给人留下印象。”遇事不慌、遇事不怒，冷静、沉着，细致、从容应对，是非常高的素养，需要不断地修炼与磨砺。有智慧的领导者必须攻读这门必修课，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能够防止和避免不良情绪给工作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危害。
重义轻财是“见得思义”的智慧。“见得思义”，就是在得到利益和好处之前要先审视是否符合义。“义”是儒家的伦理范畴，是指思想和行为合宜的道德或道理。重财轻义之人，必然会为小利而忘大义，为小利而忘大害，这种人就像为了吃到捕鼠夹子上的诱饵而搭上了性命的老鼠。宋代吕本中在他所著的《官箴》中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其中的“清”，指的就是清廉，即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但是有些领导者不以“不义而富”为耻，反以“不义而富”为荣，以权入股，坐收渔利，搞权力寻租而大发横财，还自以为这样做很聪明，从历史上和近年的腐败案件来看，往往是一人作奸，全家坐监，家破人亡，臭名被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者懂得“见得思义”，以义为上，乐于义然后取。在各种各样的诱惑来袭时，能够重义轻财，干净做事、廉洁奉公，不要自己不该得的东西，不伸手去拿自己不该拿的东西。所以，领导者在充满各种利益诱惑面前，要像孔子那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孔子的“九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涵盖了为人处事及修养的方方面面，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领导者应该不断学习、深刻领会，经常以“九思”为行为准则检视自己，要求自己，在践行感悟的基础上，不断地增修养、塑品格、开眼界，做一个真正成熟和成功的领导者。四、孔子“三戒三畏”的自律领导智慧
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君子有三条戒规：少年时，血气还不成熟，警戒迷恋美色；壮年时，血气方刚，警戒争强好斗；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德行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
孔子讲的“君子有三戒”，其中的“戒”字，《说文解字》上说：“戒，警也”，本义就是警戒、禁戒、防范。我们可以引申为“自律”的意思。孔子认为人生理上的血气，会随着人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少之时，血气未定”；第二种状态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第三种状态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与此相对应分别列出三个警戒：一是少年血气未定的时候，不应该放纵，即“戒之在色”；二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应该好勇斗狠，即“戒之在斗”；三是血气衰弱的时候，不应该贪得无厌，即“戒之在得”。从字面上看，孔子是针对少年、壮年和老年分别提出的“三戒”，但我们理解孔子的“三戒”不能机械地按年龄段对号入座，对于身处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要做到三戒。也有的人从养生的意义来谈三戒，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应该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三戒，对任何人，尤其对领导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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