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诸葛忆兵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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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研究试读：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的主要内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吗？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是重叠的，但国学并不能完全等于传统文化研究。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在西方文化大举袭来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产生了“国学”的观念，来应对西方文化进入后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与西学、现代学科相区别的一个分类，来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其范围就广得多，既包括学术的形态，也包括非学术的形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比国学的内涵大，国学是一种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的态度上看，国学的特殊性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搞国学的人之所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个人的生计、名利，也不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功利，而是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古代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济世安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宗旨，应该首先得到继承和弘扬。在研究方法上，国学研究不排斥学习、借鉴、引进外来的研究方法，但更强调对传统研究方法合理因素的吸收和继承，或者说，它是在传统的训诂、考据、义理、词章方法基础上，去吸收、融合西方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学不仅是在现代西学冲击下对固有知识体系的一个简称，同时也因为这个固有的知识体系里面它有一些内在的脉络，一些固有的体系结构，而对此是不可以用西方文史哲的研究方法来简单处理的。相反，只有既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才有可能在国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创办起，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工作，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近三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择要取精，在教学、科研上对国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不提倡对“什么是国学”作定义式的讨论，甚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而是鼓励我们的老师在教学、科研中去摸索国学的基本内涵，搞清国学自身的规律及特点。读者看到的这套“国学研究文库”，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部分老师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收入了一定数量来自社会的稿件，每部稿件都经过专家的严格审定，达到了该领域的较高水平。本文库将每年推出几部，希望能持之以恒，积少成多，对方兴未艾的国学事业添砖加瓦、推波助澜。2008年4月3日引　言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时期。王国维对宋人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极为推崇，说：“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1〕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则以“近世”的概念概括转型之后的宋代社会和文明，说：“唐代是中〔2〕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如此灿烂辉煌的宋代社会与文明，是由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历史上于是留下了诸多传颂千古的姓名：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朱熹，辛弃疾……在众多极富创造力、声名显赫的宋代历史名人中间，范仲淹首屈一指。朱熹评价本朝人物，最为推崇范仲淹，云：“天地间气，〔3〕第一流人物。”后代对此也有共识：“仰止范文正，宋朝第一〔4〕人。”

古人评价历史人物，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三者居其一，足以名垂后世。范仲淹则在三个方面皆有卓越成绩，南宋潜说友盛推其云：“孰不为德，而立德难。若存若亡，德乌乎立？孰不为功，而立功难。倏成倏堕，功乌乎立？孰不为言，而立言难。可无可有，言乌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则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于德。无他，仁义以为之主也！德立，则功与言俱立矣。”又云：“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5〕

靖康元年（1126）朝廷下《追封魏国公诰》表彰范仲淹：“清明而直谅，博大而刚方。……危言警世，高义薄乎天地；直道立朝，劲〔6〕气贯乎金石。”金末元好问亦赞叹云：“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以将则视管、乐为不忝，以相则方韩、富为有余，其〔7〕忠可以支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际圆盖而蟠方舆。”元好问还没有提到范仲淹“立言”的功绩及文学创作的成就。明代高启推崇说：“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8〕辉赫。”清代冯梦祯说：“宋范文正公学术则为纯儒，立朝事业〔9〕则为纯臣，垂范子孙则为贤祖宗，而师表百世则为殊绝人物。”两宋历史上如此几臻完美的伟人，极为罕见，即使放眼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亦实属罕见！

宋代文人士大夫胸怀远大，其以天下为己任之崇高精神境界，为后世所仰慕。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宋代士大夫这种精神境界的高度概括。范仲淹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一生出将入相，建立了赫赫事功与军功。后人景仰范仲淹，并将其推许为“宋朝第一人”，范仲淹当之无愧。注　释〔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70页A，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3〕《范仲淹全集》，1048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况钟：《谒范文正公祠》，见《范仲淹全集》，1251页。〔5〕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见《范仲淹全集》，1004、1005页。〔6〕《范仲淹全集》，1076页。〔7〕元好问：《范文正公真赞》，见《元好问全集》下，6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8〕高启：《范魏公手书〈伯夷颂〉为其裔孙天章题》，见《范仲淹全集》，1249页。〔9〕冯梦祯：《重修浒墅文正书院记》，见《范仲淹全集》，1171页。第一章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范仲淹与宋代士风演变

宋代帝王推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历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朝廷基本形成“重文轻武”的格局。北宋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1〕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上下共同努力，使得宋代士风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大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仁宗朝，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长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换言之，从典范性的角度讨论问题，范仲淹的言行引导着一代士风的转变，同时代表着一代士风演变过程的完成，从而成为后代士人学习的榜样。第一节　晚唐五代及宋初士风和世风

晚唐五代，士风败坏。士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2〕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北宋田况也感慨说：〔3〕“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一、晚唐五代士风

唐代士风之败坏，由来已久。唐代帝王或重军功，或信后妃，或亲宦官，导致藩镇割据、后妃专政、宦官擅权等政治局面频繁出现。军人、后妃、宦官三种政治势力，皆与以儒家仁政忠孝思想为依归的士阶层尖锐对立。三种政治势力的膨胀，必然伴随着唐代士风摧毁的全过程。如武则天专政，“畏下异己，欲胁制群臣”，鼓励告密攻讦，依赖酷吏对付士大夫，“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

〔4〕昏”。又，唐朱泚反杀段秀实、李希烈反杀颜真卿，皆藩镇叛乱残杀忠义大臣的著名例子。至唐末，虐杀士类登峰造极，“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

〔5〕矣”。

在多种政治势力的摧残之下，唐代士风渐渐颓败。至晚唐，士人已少有气节可言。一方面，随着唐帝国的没落，广大知识分子政治理想幻灭，他们看不到仕途上的前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这就进一步促使他们退缩到自我生活的狭小圈子中，及时行乐，自我陶醉，以醇酒美女消磨时光。如温庭筠“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6〕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又如“杜牧少登第，恃才，〔7〕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8〕幸名。”这是当时文人的典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晚唐知识分子多无品格，他们各自投靠藩镇，图谋己身荣华富贵，如罗隐投靠钱镠、杜荀鹤投靠朱全忠等。《唐才子传》卷七称罗隐“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这种现象在晚唐知识分子群体中有普遍性。杜荀鹤《钱塘别罗隐》说：“吾道天宁丧，人情日可疑。”正是晚唐士风与社会风气的一种写照。杜荀鹤的言行何尝不是“天宁丧”的一个范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载杜荀鹤投靠朱全忠情景，云：梁祖之初兼四镇也，英威刚狠，视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杀之。梁之职吏，每日先与家人辞诀而入，归必相贺。宾客对之，不寒而栗。进士杜荀鹤，以所业投之，且乞一见。掌客以事闻于梁祖，梁祖默无所报。荀鹤住大梁数月。先是，凡有求谒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见者，虽踰年困踬于逆旅中，寒饿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尔，即公人辈及祸矣。荀鹤逐日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厅，谓左右曰：“杜荀鹤何在？”左右以见在客次为对。未几，忽有驰骑至者，梁祖见之，至巳午间方退。梁祖遽起归宅。荀鹤谓掌客者曰：“某饥甚，欲告归。”公人辈为设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见秀才，言已归馆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申未间，梁祖果出，复坐于便厅，令取骰子来。既至，梁祖掷，意似有所卜。掷且久，终不惬旨，怒甚，屡顾左右。左右怖惧，缩颈重足，若蹈汤火。须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声）曰：“杜荀鹤！”掷之，六只俱赤，乃连声命“邀秀才”。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荀鹤声喏，恐惧流汗。再拜，叙谢讫，命坐。荀鹤惨悴战栗，神不主体。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鹤欲降陛拜谢，梁祖曰：“不可。”于是再拜复坐。梁祖顾视陛下，谓左右曰：“似有雨点下。”令视之，实雨也。然仰首视之，天无片云。雨点甚大，沾陛檐有声。梁祖自起，熟视之，复坐，谓杜曰：“秀才曾见无云雨否？”荀鹤答言：“未曾见。”梁祖笑曰：“此所谓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将纸笔来，请杜秀才题一篇无云雨诗。杜不敢辞，即令坐上赋诗。杜立成一绝，献之。梁祖览之，大喜，立召宾席共饮，极欢而散。且曰：“来日特为杜秀才开一筵。”复拜谢而退。杜绝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获见知。杜既归，惊惧成疾，水泻数十度，气貌羸绝，几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汤药，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见秀才，请速上马。”杜不获已，巾栉上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辈，杜困顿无力，忧其趋进迟缓。梁祖自起，大声曰：“杜秀才，‘争表梁王造化功’！”杜顿忘其病，趋步如飞，连拜叙谢数四。自是梁祖特帐设宾馆，赐之衣服钱物，待之甚厚。

知识分子言行之猥琐、品格之卑下、道德之缺失，无以复加。这在晚唐五代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人们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由五代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冯道之所为，可见一斑。冯道在后唐明宗时拜相，以后无论是更换皇帝还是改朝换代，冯道都稳居宰相的位置。他一共“事四姓十君”，特别擅长看风转舵、改换门庭。甚至面对外族入侵者，他依然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丧失人格、国格。契丹灭后晋，冯道照样改投新主。契丹国君耶律德光呵斥冯道说：“何以来朝？”冯道答云：“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刺冯道说：“尔是何等老子？”冯道便自我作贱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毫无廉耻地奉承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终于奉承得耶律德光“龙颜大悦”。如此作为，冯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欧阳修评价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9〕也。”欧阳修对五代士风的堕落败坏有如下的概括分析：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10〕荣者，可胜数哉！二、晚唐五代世风

在晚唐五代这样的乱世，不寡廉鲜耻无以生存。推而广之，寡廉鲜耻已经成为晚唐五代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行为方式。在独裁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言行最具典范性，对士风和世风起到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晚唐诸帝耽于淫乐，荒诞无耻。如唐敬宗在位三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最后，因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饮酒，酒酣被弑。唐武宗则“幸教坊作乐，优倡杂进，酒酣作技，谐谑如民〔11〕间宴席。上甚悦”。唐宣宗也“妙于音律。每赐宴前，必制新〔12〕曲，俾宫婢习之”。生活更加骄奢无度的是唐懿宗，史言“李氏之亡，于兹决矣”。懿宗喜欢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13〕千缗”。懿宗少子继位，为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引诱下，于音律、赌博无所不精，又好蹴鞠、斗鸡、击球，他甚至对优伶石野猪〔14〕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

五代十国开国诸帝，大多出身市井，原先或为地痞流氓，毫无人文素养。这些乱世枭雄依仗凶猛好斗而逐渐出人头地，终至称霸一方。继位诸帝，胸无大志，贪图一时享乐，荒淫纵欲。总之，寡廉鲜耻是五代十国诸帝日常言行最为突出的特征。梁太祖朱温早年“壮而无赖，〔15〕县中皆厌苦之”，故投入黄巢军中。后叛离黄巢，归降唐朝，改名朱全忠。再兴兵吞并诸州郡，代唐为帝，改名朱晃。朱温的残暴无耻，登峰造极。开国为帝之后纵情声色，居然让诸位儿媳妇“入〔16〕侍”，供其淫乐，继子“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宠之”。朱温诸子亦以此争宠，争夺皇位继承权。前蜀高祖王建，亦夺宰相韦庄二美姬为己有。作为专制君主，难道还会缺少女色吗？却连儿媳妇、宰相姬妾都不放过，他们统治下的社会，实为人间地狱！继位诸帝更加堕落，前蜀后主王衍与后蜀后主孟昶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耻、昏庸无能的帝王。王衍有《醉妆词》，津津夸耀自己酒色无度的生活，说：“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另外一位在词的发展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南唐君主李煜，日夜沉醉于醇酒美女的温柔乡中，其《浣溪沙》说：“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玉楼春》说：“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这些醉生梦死的小帝王已经将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纵欲生活紧密地连为一体。

晚唐五代时期最为猖獗的武人集团，更是奉行“有奶便是娘”的行为准则，朝三暮四，唯利是图。诸位开国皇帝，多数是从割据一方的军阀发展而来。朱温两次改名，两次大叛逆，是非常典型的事例。这些割据军阀，鄙视教育和文化，甚至取消了科举取士制度，代之以恩荫制度，倒退到南朝门阀时代。范仲淹说：“钱氏为国百年，士用〔17〕补荫，不设贡举，吴越间儒风几息。”江浙地区，五代之时“儒风几息”，边远地区，可想而知。五代十国的军人们热衷于推翻在位帝王，以获得新即位者更多的金钱财帛赏赐。举一典型事例：后唐愍帝与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反目，派遣大军攻打凤翔，大军在凤翔城下投降李从珂，李从珂便搜刮城中所有财物赏赐降兵。愍帝再度派兵阻挡李从珂军，出库藏厚赏将士，且答应获胜后每人再赏二百缗。将士居然声称到凤翔后再领一份赏赐，他们果然在路上就投降了。李从珂入洛阳，即位为帝，亦答应厚赏将士。《文献通考·兵考四》载：潞王之初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至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用五十万缗。帝怒，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又据屋为率，无问白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曰：“臣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自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世风衰败，夫复何言！

厚颜无耻的帝王，唯利是图的将士，卑下猥琐的士人，各地文化教育的全面大滑坡，怎么能够维系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怎么可能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五代十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命，使更朝换代成为必然的社会现实。这一切正是摆在赵宋帝王和大臣面前亟待解决的最重大的政治命题。三、宋初之沿袭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18〕。宋太祖朝名宦陶穀，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19〕薄之。”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

〔20〕寿”。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朱熹说：“如五代冯道者，此真乡原也。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21〕一死尔。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王夫之概括且叱责说：“冯道、赵凤、范质、陶穀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鹤立，而〔22〕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第二节　宋代士风和世风转变的背景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其做法与五代军阀所为同出一辙。获得政权后，赵匡胤深谋远虑，着手改变晚唐五代以来窳败已极的士风和世风。北宋帝王为此作出最关键的选择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即：依靠文官集团统治国家。读书明理，比较而言，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知识阶层视野相对开阔、志向相对远大、意志相对坚定，他们也具有相对良好的道德情操。逐步改变士风，以良好的士风引导世风转变，使北宋社会在一段时间内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王禹偁总结说：“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23〕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一、与士大夫治天下

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皇帝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个或某几个政治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24〕承顺而已”。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代〔25〕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依赖武人集团，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后妃或外戚、武人擅权的局面。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宋代之前，上述政治势力都曾经在政坛上独领风骚，并给中央政治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直接导致一个王朝的最终覆灭。汉代一开始就有吕后专权、吕氏外戚跋扈的动乱，绵延至东汉，宦官和外戚交替把持朝廷大政，外戚又依仗后妃的势力兴风作浪。西晋则亡于皇族宗室的“八王之乱”。被宋人视为最直接借鉴的唐王朝，上述政治势力都曾经作乱一时。论宗室之祸，兄弟、父子相残或反目成仇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兄弟、唐玄宗父子、唐顺宗父子等等；论后妃之祸，武后、韦后的专权几乎颠覆李唐王朝；论外戚之祸，杨国忠曾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论宦官之祸，唐后期帝王的拥立、生杀大权皆操纵在宦官手中，他们也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论武人之祸，唐中期以后的藩镇割据和相互战争，最终让唐朝崩溃。所以，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深具警惕之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〇载：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对此，皇帝与士大夫之间也是达成了共识的。元丰年间，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26〕等数事而已。”神宗深以为然。所以，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就造成了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

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作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27〕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宋徽宗诏曰：〔28〕“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29〕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30〕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御史彭汝砺对神宗说：“陛下〔31〕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32〕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

〔33〕臣”。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二、宋代科举演变与士风

宋代统治者作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可靠性，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士大夫主要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考试，从宋太宗朝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宋代取消了考生的门第限制。唐人出仕，有一定的门第职〔34〕业限制，规定“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即：出身卑贱的商人、百工、乐师之类子弟，不可以出仕为官。唐末大臣追溯唐太宗的言论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35〕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即：这些出身低贱的子弟，如果才能过人，为国家立了功劳，也只可以给他们财物赏赐，不能让他们做官。连出仕的资格也没有，当然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了。类似的规定，虽然不可能被严格执行，但是，对多数出身微贱的子弟还是形成了束缚。宋代取消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朝廷颁布诏令：“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形，卓然不群者，〔36〕亦许送解。”宋徽宗朝李邦彦，父亲是“银工”，属于低贱的“百工”之类，李邦彦却可以通过太学上舍考试及第，一直官至宰相。这在唐代是难以想象的。

北宋真宗朝以前，科举考试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弥封制度，帝王故意压制权门子弟，对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设置更多的障碍。例如，开宝元年（968）三月，翰林承旨陶穀之子陶邴参加进士考试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覆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37〕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试得进士179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38〕也！’皆罢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朝廷颁〔39〕布特别诏令：“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而后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门客，参加考试必须遵循回避制度。朝廷或地方另设考场，让他们参加“别试”。

太祖要求世家子弟覆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40〕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在帝王有意识的抑制之下，北宋初期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石林燕语》卷五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穀、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八又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幅度增加，保证了宋代官僚集团的主体部分都是出身于科举考试。《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多达123名，占92％。宋代非科举出身而进入仕途的，往往被人们看不起。赵孟说：“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41〕求合于有司而已。”

通过科举考试，宋代统治者选拔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出身贫寒的有志之士。如，宋太宗朝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真宗、宋仁宗朝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欧阳修“家贫，至以〔42〕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这些人都依靠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青年才俊，升迁相当迅捷，很快就成为赵宋王朝的栋梁之才。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及第，时37岁,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便出任参知政事，中间相隔不到七年时间;晏殊15岁进入仕途，35岁便官至枢密副使。此类事例，在宋代屡见不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社会现实。

其次，确立殿试制度。殿试是考生通过礼部考试后的最后一次定夺取舍和名次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武后载初元年（690）二月，武则天在洛城殿主持殿试，考试持续了数天时间，这是最早的殿试。唐代殿试不是常设制度，或因考生上诉，或因帝王要特别笼络人心，偶尔举行。唐代举子的录取与否、名次排列大致是由主考官决定。因此，通过科举考试，唐代形成座主与门生、同年等相互关系，逐渐演变为政治势力集团，加剧了唐代后期的党派之争。宋代帝王以史为鉴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对唐代的“党争”深恶痛绝，科举考试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形成座主与门生政治上相互依赖的问题。宋太祖开宝六年三月，新及第进士在讲武殿面见皇帝，宋太祖发现进士武济川等人平庸鄙陋，便将他们罢黜。武济川是当年主考官李昉的同乡，宋太祖怀疑其中有私情。正好又碰上落第举人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上诉，投诉李昉。宋太祖于是召见落第考生360人，从中选择出195人，让他们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阅卷，总共录取了26名进士，徐士廉也在其中。其他又录取了诸科101名。李昉和其他阅〔43〕卷官都受到贬谪处分。“自兹殿试遂为常式。”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举子，都是“天子门生”，革除了唐代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

再次，建立了弥封、誊录、锁院等保密制度。对试卷进行密封，也是从唐代开始。但是，这同样不是一项经常性的制度，而且，仅仅在选人注官的吏部试中实施过，科举考试时并未采用。宋代将密封科举考试试卷确立为必须执行的常规制度，称之为“弥封”，又称为“封弥”或“糊名”。“弥封”制往往与“誊录”法相结合，朝廷为科举考试专设编排官、封弥官、考官、详定官。具体做法分为五个步骤：第一，考生交纳试卷后，先由编排官处理考卷，即：将试卷开篇考生所填写的家乡、籍贯等信息去掉，重新编排为字号顺序，如第一、第二……之类；第二，由封弥官誊写试卷，校勘核对；第三，将试卷交给考官批阅，定夺等级；第四，将确定好录取等级的试卷送给详定官拆封，审阅检查，最后定夺；第五，把选择出来并且定出等级的试卷重新交给编排官，将编排的字号与原来的家乡、籍贯等信息相对照，排列出考生的姓名，上报朝廷。这个过程分工操作比较合理，编排、誊录、校勘、批阅、定等、拆封、检查、复合、上报，诸多步骤有条不紊。

与保密相关的还有“锁院”制。即：考官们出完试卷，立即将自己锁在贡院里面，与外界彻底隔绝，一直等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锁院”制度的最初实施，是因出题考官的要求而进行的。宋太宗淳化三年，朝廷任命翰林学士苏易简等为考官，苏易简等接到诏令之后，直接到贡院里面居住，请求与外界隔绝，得到朝廷同意。“锁院”制度因此确立。

宋代在科举制度形式方面的系列改革，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44〕的公平竞争原则得以彻底贯彻实施，保障科举渠道的畅通。朝廷从而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选拔优秀人才，落实“以文治国”的方针政策。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宋代社会风尚的转移。它将广泛阶层的注意力吸引到“寒窗苦读”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学好学的社会风气，形成对科举高中者尊尚的风气，形成对文坛成名人物崇拜的风气。如，宋人对状元有着狂热崇拜。高中状元，荣耀无比，出将入相，荣华富贵，指日可待。“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欢动都邑。……（尹洙云：）‘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45〕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太宗时，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赐诗二首；宋真宗时，蔡齐状元及第，诏赐金吾卫士七人清道。后来都成为惯例。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46〕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

宋代这些经科举严格选拔出来的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世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这与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的作为大相径庭。东晋时，王、谢诸世家的势力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即使家族中屡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灭，也不影响家族势力的延续。

宋代宰相时而自称“措大”，即一介穷书生，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体认。宰相所体现出来的权威和权势，就是皇帝的权威和权势的反映。赵普三度入相，且独相近十年，不可谓不显赫，然他深自警惕，告诫其子弟说：“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47〕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在朝廷中甚至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影响。如英宗即位初，因病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48〕肯听从？”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49〕文彦博被起用为平章军国重事后，“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50〕。仁宗时宰相杜衍将他们的进退出处讲得更为清楚，他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51〕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

宋代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52〕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就是“百年无心腹患”，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纵贯两宋三百多年时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三、宋代士大夫境遇的改变

宋代士大夫的成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帝又因此将他们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政治集团托以重任，他们的处境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观。具体地说，落实为一系列的重文轻武的措施。

第一，以文抑武。宋初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这些武人往往没有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53〕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代开国帝王既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便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甚至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

仁宗时，曾用武将王德用为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苏仪甫密疏以为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舆论又认为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台谏议论纷纷。宝元二年（1039）五月，王德用终于因此被罢职。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狄青因赫赫战功，皇祐四年（1052）六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台谏即纷纷表示反对，言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认为这样的任命“不守祖宗之〔54〕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仁宗仍执意用之。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仁宗欲用其为枢密使，遭到了以宰相庞籍为首的大臣们更激烈的反对。仁宗的意志虽然得以贯彻，反对的意见却一直〔55〕未断绝，以至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又说狄青“家犬生角”；狄青得京城百姓爱戴，“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狄青避水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56〕；等等。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终于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枢密院。

第二，尊崇文人士大夫。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

首先，宋代大量扩充科举录取名额。唐代通过进士考试被录取的人员很少。一次通过进士考试被录取者，多则数十名，少则不满十名。宋太祖在位17年，共举行了15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进士188名，平均每榜录取约13名。其录取人数与唐代大致相同。进士考试录取名额的大幅度增长是从宋太宗朝开始的。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数激增到500人；太平兴国八年三月，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数增加到691人。宋太宗在位21年，共举行了8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进士1487名，平均每榜录取〔57〕约186名。宋太宗朝进士录取的名额，比宋太祖朝平均增长近13倍。宋太宗朝以后，宋代皇帝对科举考试录取名额都有一定调整。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三月，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数，第一次达到1803名之多。宋真宗连续三天翻阅试卷，没有倦怠之色。宋仁宗年间，朝廷规定：“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各〔58〕以四百为限。”这样的界限，还是时时被突破。如，宋仁宗皇祐元年三月，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489名，诸科550名；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388名，诸科389名，又额外录取特奏名进士、诸科214名。

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依然极少。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59〕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点校雠，得之为荣”。

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及爵勋供给）、职田等。所以，清人赵翼因此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所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这一切，为宋代士大夫带来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宋代士风和世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朝廷同时通过学校教育推广儒家思想，建立新一代的士风。《长编》卷三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统治阶层和士阶层的共同努力，使北宋初年士风有了较大的转变，王禹偁总结说：“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60〕之儒兴矣。”第三节　范仲淹的成长及其环境

清楚晚唐五代士风堕落之现实和宋代士风转变之背景后，再回到范仲淹的话题上来。宋代士风转变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叙述话题，转变过程由无数的人物、事件构成，其中范仲淹的贡献是非凡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他人不可比拟的。

范仲淹一生有远大的理想追求，性格刚毅，不折不挠，最终在仕途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宋代士风转变标志性的人物。其性格、品格乃至人格的形成，与其早年生长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艰辛，成就了范仲淹坚毅的品格；家庭为其教育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使得范仲淹能够获得渊博的学识并形成开阔的胸襟，保证他的才华将来有用武之地；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赋予范仲淹以治理天下的远大理想。范仲淹的成长过程，在宋代士大夫中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一、家族出身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自称是武则天时宰相范履冰的后裔。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正月，范仲淹自作《续家谱序》言：吾祖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皇宋太平兴国三年，曾孙坚、垧、墉、埙、埴、昌言六人从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子孙流离，遗失前谱。至仲淹蒙窃国恩，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葺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61〕序之。

皇祐元年，范仲淹自邓州移知杭州，路过苏州，与族人相聚，收集整理家谱，商议创置义庄。两年后，为整理完毕的《续家谱》作序。范仲淹自庆历朝政变革失败，出任地方长官多年，直至皇祐四年去世。这篇序言作于去世前一年。此时，范仲淹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没有繁重的政务缠身，已经有了退休闲居之意，且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为族人做一些公益事业。整理家谱和创设义庄，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篇序言说明三点：第一，范氏乃北方家族，唐末动乱，渡江南迁，世居中吴（今江苏苏州市）；第二，范氏自四世祖隋以下谱系记载清晰，隋以上谱系则模糊不清，范履冰之说有待考证；第三，范仲淹父辈乃随吴越钱俶归宋。范仲淹《岁寒堂》诗亦云：“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范仲淹为其兄长范仲温所作《范府君墓志铭》追溯祖辈云：“四代祖讳某，幽州人也，唐末为处州丽水县丞。中原乱离，遂家于苏台。曾祖讳某，事钱氏为中吴军节度判官，赠太保。祖讳某，以神童补官，终于秘书监，赠太傅。考讳某，归皇朝，历真定府、武信军掌书记，赠太师兼中书令。”

范仲淹挚友富弼作《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叙述更加清楚：公之先，始居河内，后徙长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则天，以文章称，实公之远祖也。四代祖隋，唐末为幽州良乡县主簿。遭乱奔二浙，家于苏之吴县，自尔遂为吴人。时中原多故，王泽不能逮远，于是世食钱氏之禄。苏州粮料判官梦龄，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赞时，幼聪警，尝举神童，任秘书监。集《春秋》洎历朝史为《资谈录》六十卷，行于时。秘监生墉，博学，善属文，累佐诸王幕府。太平兴国初，随钱俶纳国，终武宁〔62〕军节度掌书记。公即掌记之第五子也。

富弼罗列出范仲淹四世祖仕宦履历，皆下层官员，无一显达者。这样的家庭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个有渊源的仕宦家族，家族培养下一代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学而优则仕”，而且，家族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保障下一代的文化教育培养；第二，这样的家族没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和经济能力帮助下一代必然走上仕宦之路，下一代如果希望将来人生有所作为，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努力，且肯定要备尝生活之艰辛。这两个方面构成范仲淹成长时期的生活大背景。

又，范仲淹兄弟五人，范仲淹居末。长兄早卒，失名无考；次兄范仲温，后与范仲淹交往密切；三兄范镃（或以为：当作范仲滋），进士及第，未及出仕，卒；四兄早亡，失名无考。范仲淹《范府君墓志铭》云：“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与我，为家栋梁。”二、早年生活

范仲淹早年生活之艰难，又甚于一般下层官员家庭的子女。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谢氏因为“贫而无依”，携仲淹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镇）朱文翰。范仲淹改姓朱，名说。谢氏改嫁一事，可质疑者有二：其一，范仲淹生父范墉为一下层官员，应当薄有家产，何以范墉去世后谢氏竟因“贫而无依”被迫改嫁？范仲淹日后有诗《岁寒堂三题》，即为苏州“先人之故庐”而作，证实范家在苏州留有家产。其二，仲淹为范墉第五子，谢氏携其改嫁，流传资料中何以未见其他兄长随谢氏改嫁的记载？李丛昕先生的研究解答了上述疑问。李文考辨得出结论：范墉正室陈氏，谢氏为范墉之妾，谢氏改〔63〕嫁，“很可能就是被正室陈氏逐出家门”，苏州家产归正室陈氏及子女所有。李文由此合理解释了范仲淹“归宗复姓”时苏州族人阻挠的原因，以及最终将母亲谢氏安葬洛阳而不是归葬苏州的原因。这两点又可以成为谢氏为范墉妾的佐证，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关于范仲淹“归宗复姓”，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年谱》记载范仲淹乃真宗天禧元年（1017）复姓，这一年范仲淹29岁，进入仕途仅两年，是最基层的官员。族人拒绝范仲淹复姓的根本原因是与财产有关，只有等范仲淹明确表示“他无所觊”之后，才同意其复姓。李丛昕先生认为：“仲淹当初若为嫡生子，家产自当有份，根本不存在‘觊’的问题。”其次，关于谢氏归葬，范仲淹在写给他叔伯兄弟范仲仪信中有过解释：“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堂，乃改卜于洛。”范仲淹乃宽容厚道长者，不愿过多批评苏州族人。一句“风俗太薄”，足见范仲淹对其的态度和评价，这一切又都与谢氏的身份和改嫁有关联。

范仲淹继父朱文翰，曾知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终任淄州长山县令，其身份地位与范仲淹生父约略相当。朱文翰对范仲淹既有养育之恩，又有教导之德，以至于范仲淹仕途显达后念念不忘朱氏恩德，不仅对朱氏子弟爱护有加，且时时有所提携。庆历五年（1045）四月四日，范仲淹有《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云：“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既可见范仲淹之厚道，亦可见范仲淹从母来到朱家后的生活情形。据《长山县志》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

官宦子弟，以读书为业，以仕途为目标，来到朱家的范仲淹并没有改变生活轨道。朱文翰知安乡，当地有范仲淹读书台遗址，至今“书台夜雨”仍为“安乡八景”之一。朱文翰回到长山，县南有长白山，绵延百里，风景秀美，有“小泰山”之称。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入长白山澧泉寺苦读。如前所述，下层官员家境窘迫，范仲淹在长白山的生活非常艰难，宋人笔记中多处记载了范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墨客挥犀》卷三载：庆历中，范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这条记载有诸多以讹传讹的成分，应当是范仲淹成名后追慕者添油加醋的结果。史料中未见朱家刻薄对待范仲淹的记载，况且，数年后范仲淹还可以外出求学，朱家应该是尽量从经济上对范仲淹的早年学习教育提供支持。不过，宋代“低级官员，俸禄很低，连基本生活〔64〕都有一定困难”，范仲淹求学时或有三餐难以为继的事情发生，也在情理之中。三、外出求学

随着学业的精进和年龄的增长，青年范仲淹负笈出游，进入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应天书院学习。应天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人才荟萃，历年科第中举率很高。范仲淹这次毅然离家外出求学，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有关。欧阳修所作《范公神道碑铭》载：“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65〕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南宋楼钥所作《年谱》转引《家录》，于此条目下有更具体的记载：“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66〕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关于这一段经历，相关文献多有记载。宋治平二年（1065）韩泽作《淄州长山县建范文正公祠堂记》，云：“一日，超然遐举，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不数岁间，大通六籍，声名倾动当世。”〔67〕《宋史》本传云：“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这一时期范仲淹游历所及，尚有两则资料记载。范仲淹《鄠郊友人王君墓表》载：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尝戴小冠，衣白纻，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凡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〇载：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尫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唯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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