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人缘（唐德刚作品7）(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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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与人缘（唐德刚作品7）试读：

自序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地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欲”，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的编辑采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杆你会觉得这支笔其重无比；用这枝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地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历年治史心得，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版“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所召开的有关胡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类，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著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了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注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向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10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背回台北，原封未动地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著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50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儿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报月刊》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期）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彩了。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巨著细细地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吗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许有点儿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采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风头正健；到《明报月刊》刊载时，毛泽东已过世，“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1991年10月13日于台北南港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洞山和尚的批判态度

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盘肯定，也是病态，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记得胡适生前对我们教诲，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胡是禅宗史大师——他经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和尚这句话，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的治学方法与胡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所写的长序，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足见对“先师”学术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学生”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不是某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哗众取宠。记得元曲里有个白话曲牌叫《一半儿》——有一曲子，描写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一半儿”的牌子。她唱道：“碧纱窗外悄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一声可憎回转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这位女士为什么“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呢？因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也辜负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胡先生说他一生治学，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什么是“胡适时代”，这“时代”何以离去，又何以“卷土重来”。

什么是“胡适”？

所以“胡适”这个题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从外面看胡适，亦如从外面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庐山，说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两面不一样。看南岳衡山，也有人说“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个人前不久去了泰山，从泰安宾馆仰视南天门十八盘，才了解到什么叫作“泰山仰止”。苏东坡写他看庐山的经验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看中国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地不见此山真面目。

胡适便是这样的一座大山。一个学者，误入“胡山”，搞了一辈子，结果还是不见“胡山”真面目。如果来他个老办法，从山外看山，来个“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每位学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观，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讲的，也只是个胡适的笨学生讲他老师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盘检讨，则小子何敢，尚乞听众专家见谅。

在此我想附带插一句话。我每次飞过东京，总喜欢看富士山。有时飞机绕富士山达二十分钟之久，我始终就看不出两样的富士山来，真是太单调了。将山比山，将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们还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环境使然——日本没有像我们胡适那样的多彩多姿的大山。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历史上搞得多彩多姿，也应该冲出一个小岛的自然环境，然后才能心胸开朗！

什么是“胡适时代”？

以上说的是什么是“胡适”，但是什么又是“胡适时代”呢？

要了解胡适时代，我们得把整个近代中国这个时代分析一下。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外界文化影响最少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无求于人，亦无害于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这自给自足、十分自满自足的一家，向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好。只是近百余年来，尤其鸦片战争之后，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们挑战，我们不得已而应战。我们战得很艰苦，而这一应战也是层次分明的——吃一堑，长一智。

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我们应战的方法侧重科技性，也就是坚船利炮政策。这一时代的发言人魏源（1794—1857）把这一发展概念化一下，叫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套注重科技反应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1894—1895），大家才觉悟：中国问题不在科技落后，而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政治问题不解决，科技也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无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于政治改革，缓进派乃有康、梁维新的“戊戌变法”（1898）；激进的政治改革乃有孙中山先生的排满革命运动。康、梁的缓进派是失败了，中山的激进派是成功了，终于建立了民国（1912）。但是民国成立之后，袁氏窃国，军阀横行，事实上却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经过超过半世纪的改革而国运仍然如此，症结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绞尽脑汁之后，发现科技落后、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们民族的绝症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百病丛生的文化，非把这落伍的、野蛮的、吃人的旧文化彻底改造不可，否则，其他一切的革命、改良，都是治标之策。因而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呢？

胡适之说，大体上自他1917年返国便风靡一时，为青年学生所崇拜。这一崇拜热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盖达于巅峰，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始渐次减退，到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渐向“左转”（此是世界潮流，和1929—1936年美国经济大不景气使然），胡适思想才如他“左”派学生千家驹所说——“臭名昭彰”矣。

至于30年代中，胡适个人思想虽无变动，然已陷入低潮，影响力甚微了。而他自己却矢志不懈，坚持到底。

并不实用的实用主义——胡适思想的退潮期

胡适的思想在30年代已急速退潮，至40年代，除为少数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为借口而兴风作浪之外，胡适思想对青年、对政治、对社会，甚至对学术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连自称“民主人士”之人，也只搞他们自己的“民主”，而反对胡适的“民主”。这是什么道理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胡适是服膺实用主义之人，而实用主义最基本一条原理便是：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真理，不论如何动听，只是一些伟大的空话。“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在那个军阀横行、强寇压境、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官吏贪赃枉法、洋奴大班与富商地主骄奢淫逸的不平社会之下，“科学”、“民主”值几个钱一斤？“一点一滴的改革”从何改革起？我国古人讥笑宋明理学家，说他们“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明心见性”。胡适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在当时看来，是一场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伟大的空话”。

胡适的“伟大的空话”解决不了问题，代之而起的，则是自命为特效药的“法西斯主义”了。纵是“法西斯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抵挡不了。胡适最好的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先生那时就主张，中国应有个个人独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这办法就是德、意两国能于短短数年之中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实用价值的证明。胡适和蒋氏笔战一通，并不能扭转当时青年对领袖效忠、抗日救国的强烈信心。胡适思想终于受到左右两翼的包抄，而一时灰暗无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这一低潮期一直延续到50年代，海峡两岸，一个尊而不亲，一个彻底批判、消灭，老胡适只好躲在美国当难民了。

胡适的“执拗”与坚持

但是，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如胡适之，他们和我们之别，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胡适对他的“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动摇过。

适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而以他四十八岁（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胡适是位启蒙大师、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岁以后，他则逐渐走向“民主大师”、“圣人偶像”，而终成为一座“自由神像”。虽然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别人来点燃，但没有神像高举的手臂，这火炬也只是一点海上渔火而已。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卷土重来的事实

上述胡适时代的四大内容，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以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

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美国模式”不用谈了，就是对美国的所谓“海外关系”亦足以杀身！

适之先生生前，常喜欢当笑话说，大陆上在“追赶胡适的幽灵，怕胡适僵尸复活”。我曾为他这句话，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如今“胡适的幽灵”果然复活了。胡适的时代，真的卷土重来了，我们可以拭目而待之。

何以会卷土重来？

胡适的时代何以会卷土重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胡适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统。正如佛教十大宗，禅宗便是个正宗，秘宗便是个邪门；秘宗中之黑派，更是个邪门之邪门，专搞画符念咒、打神驱鬼、呼风唤雨、看命论相，等等。然长期竞争，邪终不敌正。

再者，我们要接受西方正统文明，以增强和改造我们的正统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条件，条件不足，则为邪门开路。条件多端，最要者为经济和教育基础，还要加上个安定的社会。

试看以下的经济条件：美国平均国民所得15000美元，台湾4550美元，大陆仅300美元；美国的清寒线为12000美元，大陆所谓的“万元户”3000美元。美国和台湾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大陆尚未形成。经济、教育不进步，则影响社会安定。社会不安定，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Post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为时当不在远。在这方面，历史责任重大，应好自为之。

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三期

胡学前瞻

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孙中山实在是“圣之时者也”。他搞“民族主义”，也是在理论上不断进化，而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尔、俾斯麦一流“驱除鞑虏”的狭义民族主义。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对“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国式“大熔炉”（melting pot）的“中华民族”主义来。

这些都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未能举出实例，把问题搞清楚！

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生主义”，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问题是跟着“生产发展”而来的。中山则主张寓分配于生产，但是，他从未否定“生产”是永远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伟大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还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这条“总根”，在中世纪农业社会里，虽亦有其优劣互见的“两面性”，我们不可一竿打翻一条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个“君”——不管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改头换面的——都是绝对的毒瘤，必须彻底割除。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对“君主专政”，他在“镜子”里也发现，一个“机关专政”——如“总经理”（president）专政、“议会专政”、“司法专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权”，还要“五分其权”呢！

我中华民族里，爱国、爱族而有远见的人士——尤其是“镜不离面”的海外华侨，目睹今世我亿万同胞的苦难、祖国糟乱的情况，和政客们的愚昧、自私和颟顸的程度，面对中山遗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孙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适则又是另外一套了。

适之先生基本上是个学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贡献，可说是纯学术性的，那时他也偶尔清谈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业余工作，谈起来多半迂阔而不合时宜，影响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后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却正好相反，在后半生里，搞学问——如考校《水经注》——反而变成他的遣兴的工作，其影响亦微不足道，但是谈起政治来，他倒变成擎天一柱，所谈也切中时弊，而有极深极远的影响！

这个前半生学术、后半生政治的胡适，他和孙中山先生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恰好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互为表里，两相吻合。

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启蒙时代”里，搞白话文——注意：中山那时是不赞成以白话代文言的——新文学、新哲学、新的治学观点等等，都是解放思想、从而使思想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思想现代化则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在这方面，胡适前半生的贡献恰恰是补中山后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后，“民权主义”微言绝、大义乖的时候，胡适却一马当先，“为往圣继绝学”，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来，成为中山民权理论的接班人，蔚为亚东独一无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微适之，则中国早无自由种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学界极有造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方兴未艾，于今为烈。

他是肯定胡适后半生的影响了。其实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影响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前半生的影响反不如后半生吗？盱衡当世，鄙意不以为然也。

胡适说他治学四十年，“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所以从他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最后尚未完成的《水经注》一类的“手稿”，读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则没有哪一本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粗制滥造（如《白话文学史》）。

但是吾人如从“方法”入手去评量各书，则胡适遗著便没有一本不是“方法示范书”——相应各类书籍所采用同类方法的第一部书；而这一“方法”，则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把经、子合一的人，这方法到今天还不是个样板？他也是第一个以传统考据方法治俗文学的人，当今的红学家、小说史家们，哪一个曾经跳出胡适“方法”的窠臼？

搞禅宗史的人，现在都把《景德传灯录》一类的伪作给推翻了，但是大家翻来翻去，还不是传胡适的衣钵？

坦诚地说来，适之先生一辈子“治学”就始终没有冲出“尝试文学”和“整理国故”两大框框。至于“实验主义”，他在前半生“介绍”则有之，言“治”则尚不足也，“跟进”就更谈不到了。

不过，试问今日海峡两岸和重洋内外，学术界名流如云，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冲出这两大框框呢？冲不出去，则大家所搞的方法，还不是胡适之原先的加减乘除那一套？胡适的“方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另外一套“新方法”所代替啊！

笔者身居纽约，对近年来的学术界过往客商，也可算是阅人多矣。老实说，看那些还能守住胡适而躐等争先的，有时就难免是高低级的“野狐禅”了。

搞西式汉学，我们如只凭空树立一个西式“标杆”（yardstick），然后把原本不甚了了的土货一件件送到杆畔去比较测量，然后据此以定土货价值之高下——这种以西洋“心态”来整理华人“国故”的办法，新鲜则有之，完美就谈不到了。向西洋人介绍汉学，亦功莫大焉，然客观事实，则又是另一套了。

所以在海内外搞汉学，则“胡适时代”并未过去，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应该继续坚持！

不过，如上述树立西式标杆，做“超胡适”运动的，在台、港、新、马和欧美，都还有其两面性。这一现象继续在大陆流行，则危害就大了。

大陆上自“文革”以后，“胡适的幽灵”——这是胡氏生前最欢喜自我引用的口头禅——又开始出现了。谓余不信，读者试翻大陆上今日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凡属可圈可点者，则无一而非出自“胡学”的传人。

适之！适之！你在大陆受辱蒙羞三十余年，在政治上现在虽未“平反”，在学术界也已足够“昭雪”了。

至于大陆上原有的西杆东量的办法，在三四十年代虽也曾年轻貌美、惑众于一时，可惜时至今日视茫茫而发苍苍，不靠政权、“官轿”，就举步维艰了。

须知胡适前半生的工作，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只是自我解放，不是像孙行者要去大闹天宫，与任何神仙佛祖为敌。试看，我们那位“离了洪洞县”的苏三小姐，含冤受苦多年，后来终于在“八府巡按”的大堂上“劈锁开枷”了，劈锁开枷之后，她并无心向什么冤家仇人来雪耻报仇，劈锁开枷者，还我苏三自由之身罢了。

读历史的人，公平地说来，近七十年来唯一手挥大斧、要为我们劈锁开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黄季刚，当然更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有一个人，一个有其学、有其力、有其势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胡适之。

胡适前半生“劈”的是学术思想，后半生“劈”的是集权政治。

搞政治的人——尤其是反对胡适的“毒素思想”的人，都认为胡适是为“异端铺路”。这项罪名对胡适是绝不冤枉的，理由很简单：旧枷不去，何能再顶新枷呢？

不过“枷”总是“枷”，“劈”还是要“劈”，适之又何尝有厚于“新枷”呢？！这面“新枷”，我们一顶数十年，现在也已到了锁锈枷松的地步了。

从各方面来看——如出版品的雨后春笋，各著名大学内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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