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向彼岸：安迪·格鲁夫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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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向彼岸：安迪·格鲁夫自传试读：

书名：游向彼岸：安迪·格鲁夫自传

作者：(美)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

译者：张春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01

ISBN：9787508634982

本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献给我的母亲，是她给了我生命的礼物，而且不止一次。

致谢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领导者，多年来我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一直认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带来了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而我也一直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游离。对我来说，前者是公平的游戏，后者则不是。

这个观点第一次出现动摇是我和乔希·拉莫会面带来的——最后证明这一动摇是写这本传记的第一步。1997年，我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该刊派乔希写一篇我的传略。他对我的青年时代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确信那个时期对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起着关键的作用。起初，我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就像以往拒绝这方面的尝试一样。然而，乔希说服了我。可以看出他真的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通过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几个小时，他赢得了我的信任，令我向其敞开心扉。我欣然向他讲述我的青年时期，而这让他写出了一篇极好的传略，通过这篇传略，我向外界抛出了第一根橄榄枝。所以，我应该感谢乔希，是他让我开启了这个过程。

在《时代》杂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更详细地讲述我人生经历并汇集成书的想法反复出现。我妻子埃娃也鼓励我写，我们相识于我21岁那年，这些年里她听我讲述过我在那之前的经历。她提醒我，等我们的孙子辈长到能够理解我的故事时，他们可能就没机会听我亲口讲述这些故事了。她鼓励着我，成为我的意见反馈者，积极帮助我回忆过往的经历，整理写作素材，在故事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还担当了吹毛求疵的编辑这一角色，为我把关。

我的草稿一完成，诺姆·珀尔斯泰恩便起了关键性作用。因职业关系，诺姆和我已经认识了20年左右，但是当他同意编辑我的书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他沉浸在我的故事里，并且指出我不愿企及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有些沉痛的记忆仍然令人不适，不愿忍受那种痛楚。诺姆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地方，令我比最初的设想走得更远——说得更多。他的努力令我的故事更完整、更真实。

最后但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十分感谢凯瑟琳·弗雷德曼，她在帮助我完成那本商业战略方面的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之后，迅速转变文风，以迎合我讲述孩提时代的故事的需要。她保持着敏锐的编辑直觉，还就一些关于背景、地点和情绪方面的细节问题向我发问，进行深入的挖掘。正是凯瑟琳对细节的这种追求，令我的记忆更加鲜活，也令我的故事远比我想象中的丰满。

我很幸运，因为像上述四人那样对我前20年的生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有很多。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序言

1936年，我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20岁之前，我相继经历了匈牙利政府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军占领匈牙利、纳粹的“最终解

[1]决”、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民主混乱时期、匈牙利共产党执政，以及被镇压在枪口下的民众起义等时期和事件。

本书讲述的就是那些时期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故事。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这对读者或许有所帮助。我出生时，匈牙利由海军上将米克洛什·霍尔蒂领导的右翼独裁政府统治。霍尔蒂政府与纳粹德国结盟，不过却比纳粹德国的其他盟友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也许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匈牙利位于受德国和苏联影响的国家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时，匈牙利采取的是武装中立政策。然而，到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匈牙利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向同盟国宣战。这就意味着它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向苏联宣战。

到1943年，苏联军队击退了德匈盟军，战争前线开始从匈牙利的东部边境向首都布达佩斯逼近。德国人担心霍尔蒂可能会与步步紧逼的苏联人单独进行停战谈判，于是为了抢占先机，德国于1944年3月占领了匈牙利，并在10月份时扶植了由亲纳粹的箭十字党控制的极端法西斯政府。

霍尔蒂政府本来就歧视国内的犹太人，而这种歧视和迫害的严重程度更是随着德国人的到来而进一步加剧。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事务的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曾在欧洲其他地区监督纳粹“最终解决”计划的实施，这次则亲自负责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和灭绝。这一灭绝进程从乡村和布达佩斯以外的城市展开，短短4个月时间，布达佩斯之外的匈牙利犹太人就几乎全部遭到流放，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惨遭杀害于集中营。

在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扩展到布达佩斯之前，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迅速恶化，苏联军队正向布达佩斯逼近，而西方盟军则成功地在诺曼底和意大利登陆，这一局面阻止了灭绝行动向布达佩斯推进。结果，布达佩斯的大部分犹太人得以存活。尽管如此，战前生活在匈牙利的65万犹太人，在战后也只剩下了15万。

1945年1月，经过激烈的巷战和逐家逐户的搜查后，苏联军队把德国人赶出了布达佩斯；到4月份，匈牙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也被赶了出去，苏军取代德军占领了匈牙利。“二战”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但是匈牙利却享有了一段时间的多党民主。然而，匈牙利共产党一点点地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并在1948年最终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自此，匈牙利毫无疑问地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匈牙利共产党分为两大派别：本土的匈牙利共产党派别和莫斯科人派别。即使在霍尔蒂政权宣布其非法性之后，前者仍然存在；而后者的成员则逃至苏联，后来随苏联军队返回匈牙利。马加什·拉科西是莫斯科人派别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二者都来自同一个政党，但他们在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彼此却心生嫌隙。

到1949年，随着莫斯科人派别逮捕并公开审判本土匈牙利共产党员，这种党内派系的权力之争，变得公开化。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政治清洗加剧，并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起义。

这种反抗持续了13天，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下来。当时，约有20万匈牙利人逃到西方——我便是他们中的一个。注释[1]最终解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计划。——译者注

第一章 我的三岁生日

探照灯的光就像从乌云密布的夜空里抽出的一根根白线，四处移动着，交叉，分开，循环往复。路人们都仰望着天空，眼睛跟着这些白线转动着，眼神里充满焦虑。母亲说他们在练习搜索飞机。

而我对这些白线无动于衷，因为我忙着“开”我的新汽车，这是我第一次驾驶它。

我的汽车是一款真实跑车的缩小版。我坐在车里，脚踩踏板开动它，手握方向盘操纵它。这车看起来与舅舅约西的跑车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是白色的，而我的是红色的——不过红色更有趣。

约西舅舅和我曾开着我们的跑车在多瑙河边兜风。我开着车在人们的腿间穿梭行进，当时外出散步的人好像比往常要多，街上显得很拥挤。约西不断鼓励我开得更快些，而他就在后面跟着，以免我撞到人，却不是总能避免，不过人们看起来并不介意，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因为他们正被空中的一道道白光所吸引。

我父母有时也一起出来。夏天的夜晚我们经常出去漫步，这是布达佩斯人的一个习惯。虽然夏天已经结束，但是那天晚上仍然不冷，所以对于在多瑙河边庆祝我的生日，我并不感到奇怪。那天是1939年9月2日，我已满3周岁。

我们家于前一年搬到布达佩斯。我父亲叫乔治·格罗夫，人们都以昵称久尔坎称呼他，他是一家中型乳品厂的合伙人之一，其他几个共同经营的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从当地的奶农那里收购鲜奶，然后把鲜奶加工成松软干酪、酸奶酪和黄油等乳制品（他们尤其对自产的黄油质量感到自豪），然后把它们卖给布达佩斯的各家商店。父亲是一个务实的商人，他精力充沛，办事高效，懂得生活。

我父亲11岁辍学，而我母亲玛丽亚则念完了高级中学，也就是匈牙利的大学预科学校。在那个年代，这一成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已非比寻常，更不用说犹太女人了。母亲曾经下决心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但因为是犹太人，她进不了音乐学院。取而代之的是，她去我外祖父开的小杂货店帮忙，而她就是在那里遇到我父亲的。

父亲的乳品厂开在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的一个小镇——巴乔尔马什，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100英里。他经常去布达佩斯访问客户，也就是黄油、牛奶和松软干酪等乳制品的批发商。

一天，父亲拜访了我外祖父的商店，销售他的乳制品。他向我母亲作了自我介绍，等谈完生意，他们就站在门口聊天，一直聊到母亲关了店。然后，他们步行走过布达佩斯的一条条街，不停地谈啊谈啊，聊了很多事情。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互补。母亲有文化，但从不自命不凡。父亲则十分睿智、精力充沛、幽默感十足。母亲偏于腼腆，在陌生人面前比较矜持，但是不知何故，她在父亲面前却从未感到不自然。父亲的活力和好奇心激发母亲展现出她最好的一面。他们都深深地迷恋上对方。

我父亲也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使我父母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对很多问题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都不信教，也不参加犹太人集会，而且尽管他们的朋友多为犹太人，他们也从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族群的一员。除了官方文件中对他们宗教背景的记录，他们与其他的匈牙利人没什么两样。

他们初次见面时，母亲25岁，父亲27岁——这个年龄的男人照理应该可以体面地养家糊口了。一年以后，也就是1932年，他们结了婚，搬到了巴乔尔马什。

母亲不喜欢巴乔尔马什。她在大城市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梦想着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过去经常去听音乐会和歌剧。然而突然间，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偏远的小镇，不仅住在室内是泥地面、厕所在室外的房子里，还要与父亲的亲戚和合伙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作为新来的局外人，孤独笼罩着母亲，她对这种公共生活感到极不适应，迫不及待地想搬出去，但是短时间内却没有机会这样做。

就在我出生之前不久，父母将家临时搬到了布达佩斯，这样母亲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分娩。母亲当时肯定想留在布达佩斯，不过她仍然和父亲带着我一起回到了巴乔尔马什。

终于，她在1938年我两岁时实现了这一愿望。父亲决定在布达佩斯建一个乳品分厂，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搬到了位于基拉伊大街的一处公寓，那里距乳品厂只有几个街区远。

布达佩斯被多瑙河一分为二。布达这一边属丘陵地区，老式教堂、城堡、富人住宅散布其中，还设有壁垒。佩斯一边是个商业区，从城市中心向外到处是公寓楼。这里有山有水，一片大好风光；现代风格的公寓大楼和宽敞的林荫大道令人赏心悦目。

基拉伊是条繁忙的大街，它连接着佩斯一侧的中央环形大路和远处的大型城市公园。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从街中穿过，令这条本已车水马龙的街道更加繁忙。不过，这条街并不是很吵闹，而且有趣的事随时都在发生。

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一英里左右，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居住区，那是一个奇怪、自成一格的区域，那里的男人头戴黑色帽子，身着深色外套，留着长长的卷发，身上有股独特的味道。虽然同为犹太人，但是我们却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街道美观，但是没那么奇特。我们住的公寓大楼与其他的没什么不同：一楼是朝街的店铺，上面两层是住家。楼中间有一个庭院，院里有座不大的平房，是家照相馆。院子后面的一套公寓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为住户提供基本的看管服务。那位老先生既是鞋匠，又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身兼二职；而他的妻子——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为房客接收包裹，看管生意人的进出，以及做一些其他的日常杂事。

在我们的公寓大楼里，大部分房间面朝里，门和窗向庭院开着。庭院的四周，被一圈约三四英尺宽、带有熟铁栏杆的窄阳台环绕着，这圈阳台把各家连接起来。每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厕所，供公寓内没有独立卫生间的住户使用。阳台的每一头都有楼梯把每层楼连接起来，前面的楼梯宽敞体面，后面的楼梯则狭窄阴暗。

朝街的公寓房间条件好些，更宽敞，并且带有浴室。我们住的公寓在二楼，大小两个房间都朝街，进深也一样，但是大房间开间宽，有两扇窗户，小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很高、很窄，从中间打开，窗台到腰那里，所以你不会掉下去。在夏天，房间的窗户总是开着，你可以透过窗户看街对面的公寓楼，观察基拉伊大街的交通情况，看看来来往往的电车和行人。房间通风，采光也很好，即使窗户在冬天时关上，房间里仍然明亮。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小房间，父母和我住大房间。大房间既是父母和我的卧室，又充当着起居室。房间的一角摆着我父母的沙发床，旁边是我的小床。房间里还有一张表面打磨光滑的木质饭桌和几把餐椅，以及其他一些家具。硬木地板上铺着一些波斯地毯和小地毯。

大房间面向走廊开着一扇门，走廊是一个通向楼梯的又黑又长的过道。从这条走廊和小房间都能进我家的浴室。浴室里有一个水槽、一个浴缸——浴缸连着一个加热洗澡水的烧木头的火炉，还有一个马桶。在走廊快到楼梯的地方，一侧通向厨房，另一侧通向一间小屋。我们那体格魁伟的女佣吉兹住在这间小屋里。她负责做饭、打扫房间、买东西和照看我，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我只知道姓欣科的男人。他们俩结婚以后，欣科也挤进了那间小屋。欣科在别的地方工作，只要他在家，他就会为我雕刻木棍，并带我去公园玩。而吉兹有空时，会坐下来给我讲报纸上的犯罪故事，对此我十分着迷。

我们家经常有访客到来。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所以人们通常是顺便拜访，而不是靠电话预约。客人们常常是突然登门，而且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即使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他们站在门口时也好像要再谈几个小时。我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约西常来我家，他身体强健，肌肉发达，但头发稀少。我不知道舅舅是干什么的，尽管家里的其他人有时会提到他，但是那些只言片语的评论对我毫无帮助。不过这对我关系不大，约西舅舅人很有趣，我总是感觉到他的热情和快乐。

母亲的另一个弟弟米克洛什就不是这样。虽然米克洛什和约西是双胞胎，但他们的相貌和性格迥异。约西待人友好、幽默有趣，米克洛什却总是板着面孔，好像头顶一片乌云似的。大家不喜欢米克洛什，一谈到他，声调都变了。米克洛什和家里人都合不来，就连他自己的母亲，即我外祖母，也和他颇有嫌隙。曾经有一次他和我外祖母闹得很不愉快，我父亲出面干预，却和他吵了起来，我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父亲那么生气。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看到米克洛什了。

我父亲好交际，家里来的很多访客都是他的朋友和商业合作伙伴。亚尼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乳品厂的合伙人。他来自巴乔尔马什，他父母还住在那儿。他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公寓，但他总是借宿我家。

亚尼曾是一名军官，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个头很高，腰板笔直，衣着考究，但是有点花花公子的感觉，这一点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话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洪亮，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活力。此外，亚尼的不同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是犹太人。

父亲和亚尼的另一个非犹太人朋友我只记得姓罗马茨。罗马茨瘦得像根棍儿，满脸皱纹，就像颗葡萄干。和他谈话很舒服，他的口气让人感觉我们是平等的，我很喜欢他。他也来自巴乔尔马什，同样是乳品厂的一员，管理布达佩斯分厂。

父亲的朋友从我父母住在巴乔尔马什的时候就认识母亲。如果父亲不在家，他们就在附近徘徊。如果到家里，母亲会给他们弄点喝的，并和他们一起抽烟、聊天。他们都没有结婚，所以总会讲些新近发生的浪漫故事，他们信任我母亲，向她征求建议。我母亲就像他们的大姐姐，而他们就像我的舅舅一样。

当时宗教身份在我们这里无关紧要。我们的客人不全是犹太人，而那些非犹太客人与我们没什么不同。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有德语名字，像弗莱舍尔、施瓦茨、克莱因等，我们与非犹太人在名字上也没什么区别。“格罗夫”（grof）一词在匈牙利语里的意思是“伯爵”。根据家族传说，我的一个祖先是一个匈牙利伯爵的不动产管理者，后来人们不知何故将他同“伯爵”联系起来。在更近一些的时代，一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姓改成了匈牙利语发音的姓，我家也一样。

我出生时叫安德拉什·格罗夫，但是每个人都叫我安德里什。

第二章 猩红热

我不记得生了病，也不记得被送进过医院，对于我生病的事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仰卧在床上，透过一个陌生房间的窗户向外看，看到的是灰色的天空。当时我4岁，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一定死了，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所见的灰色东西是还活着的人为我的墓填上的土。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但让我有点伤感的是，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上面的人了。然后我转移视线，才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并发现自己还活着。

但我的头和手臂都动不了了，我的前额和耳朵周围缠着大大的绷带，包住了我的头顶，就像缠着穆斯林男子用的包头巾一样；这“包头巾”挺沉的，它让我的头难以转动。我的手臂放在身体两边，几根管子从我肘部的内侧伸出来，连到挂在木制衣架上的一个精巧装置上。这个木衣架是这个房间里我唯一熟悉的东西——我家也有个一样的。但是这儿肯定不是我家，因为其他东西都是陌生的。

过了一会儿，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和女人进了房间。除了我的主治医生罗特巴特，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很高兴看到他，因为我喜欢他。你也无法不喜欢他，他的圆脸透着友善。他的前额中间有个凹痕，他说那是他小时候抓伤留下的。一想到罗特巴特医生曾经也是个孩子，我就觉得很有趣。

罗特巴特医生说我得了猩红热，但是已经好了。我听不清他说的话，并将此归咎于耳朵上的“包头巾”。他在我床上坐下，握着我的手腕数脉搏。我看着他在数脉搏时双唇在轻轻颤动着，觉得很好笑。

此后的数周里，我总能见到罗特巴特医生。过了一段时间，他扶我从床上坐起，这样我从窗户看到的就不只是天空了。我看到了窗外的院子和院子里的灌木丛与大树。他摘掉了我手臂上的管子，这样做时很疼，不过没有更换我头上的绷带时那么疼。每次换绷带我都求他不要弄疼我，他满口答应，却总是做不到。

在一个美好的夏日，护士把我抱到一辆轮椅上，推我到院子里。我坐在那儿晒太阳，这才意识到已经好久没有出来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人们来往于树丛间的小道上，这时，在院子的一簇树丛下，我注意到两只穿着蓝白相间的女人鞋的脚，我确定那是母亲的，于是立刻大声叫道：“妈妈，妈妈！”但是那双脚却走开了。我又大声叫了起来，却只唤来了护士们。她们告诉我要平静，太激动不利于我的病情，然后她们推我回了房间。但我无法平静下来，我不停地扭着头，大声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第二天，母亲来病房看我。我向她伸出手，但是头上的“包头巾”让我无法把脸转向她，于是她就握住我的手，轻叩我的手背。她告诉我，她就是站在树丛背后的那个人，但是护士们认为见到她会让我太兴奋，从而不利于心脏，所以护士告诉母亲一定不要让我看到她。

那之后母亲就天天来看我了。她坐在床边给我讲她带来的那本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她一个接一个地讲着故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听的，直到我几乎可以跟着她背下来为止。她还教我如何看时间，并用一个挂钟给我讲解。一天，她给我带来一块小手表，一块真正的手表！手表是“马文”牌的，于是“马文”便成了它的名字。我不断地练习看表，并且向医生和护士炫耀我新学到的知识。

有个金发碧眼的护士我特别喜欢，她眼睛大大的，很可爱，而且对我照顾有加。她每次进我房间，我都感到很温暖，舅舅约西也很喜欢她。自从在我房间里见到她，他就经常来看我，不过与她相处的时间好像远多于我。

一天，我的两位护士很兴奋地来到我房间，其中一位说：“安德里什，你今天可以回家了。”我欣喜若狂。然后她们接着说：“但是，在你走之前，我们必须把你洗干净。”这就不那么有趣了。首先，她们把我放进一个浴缸，然后用蜇皮肤的肥皂和一把硬刷子从头到脚地给我刷洗了一遍，除了我头上的“包头巾”。接着，她们把我抱出浴缸，为我擦干身体，把我带到另一间浴室，让我真正地洗了个澡，并且不停地提醒我别把绷带弄湿。最后，她们给我穿上我自己的睡衣，把我带到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我的父母面前。

他们非常激动地向我打着招呼。但我注意到他们两手空空时不禁问道：“难道你们不应该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送些鲜花吗？”父亲转身跑了出去，几分钟后手里拿着一束闻起来很香的白百合回来了。我接过花，父亲抱起我向门口走去，一群护士跟在后面。

我们叫了一辆四四方方的出租车回家，车里散发着一股皮革味儿，司机和乘客被一扇玻璃窗隔开。我喜欢出租车，然而乘车的路程太短了，还没坐够，我们就到家了。

回到家时，有件礼物正在等我，那是一个带轨道的玩具车。把车放到轨道的顶部，它就会急速下行，盘旋几圈之后，在轨道另一头停下来。父亲为我讲解了它的工作原理，同时一直在玩着，直到我开始抱怨：“久尔坎，这难道不是我的玩具吗？”（自从我学会如何发音，我一直用昵称叫我父亲。没有人纠正我，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成了久尔坎，而我就一直这样叫着。）

之后，母亲把我抱到床上，向我解释说我的心脏在生病期间受损，需要康复。我还发现，猩红热令我的耳朵受到感染，导致我的双耳不得不动了手术，耳后的骨头已被凿掉。我对这一描述感到恐惧，更可怕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有一个血凝块儿流向我的心脏，幸好外科医生及时发现，中断手术，采取了措施。他们切断我脖子上的一根血管，在这个凝块儿没有产生危害之前把它取了出来。听人说，我已经在医院住了6个星期，而我还要在床上待9个月。当时我还不知道9个月有多么漫长，但是，终于可以回家，在熟悉的环境里与家人待在一起，令我非常高兴——尽管我之前并不在意这些。

回家后不久，我那张较大的儿童床上就加了块木板，从床的一边横到另一边。如果我坐起来，这块板子可以当桌子用，把食物放在上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玩具也可以放在上面。

因为我非常喜欢《丛林故事》，父母给我买了些小型的动物塑像，有老虎、狼、长颈鹿，还有一只被我称为“bacsi”的漂亮狮子。在匈牙利语里，孩子们称叔叔或舅舅“bacsi”，称姑姑或姨“neni”，以示尊敬。显然，“我很尊敬狮子叔叔”。我经常跟这些动物塑像们玩，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还有一套非常真实、现代的玩具士兵，我也和他们一起玩，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我的动物塑像。虽然我必须一次次地忍受更换绷带的折磨，但是在其他时候我还很惬意，而且逐渐活泼起来。

在长期困在床上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种让时间过得更快的途径——自慰。我发现自慰的感觉很好，而且在这么做时，我总会浮想联翩。我会幻想出一些场景，而在这些场景里总是有那位金发碧眼的护士。

一天，我正在这么做时被母亲逮了个正着，她极为严厉地问我在干什么。我吓呆了，但还是告诉她：“我在给自己讲故事。”

母亲抓住我的双手，放到我身旁的被子上，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否定口吻让我停下来，我吃惊不已。从那以后，我只在深夜里给自己“讲故事”。

不过这样有时也会被抓到，因为我一动，床就跟着动，发出一种泄露秘密的嘎吱嘎吱声。母亲会冷不丁地突然出现，嘴里大叫着：“安德里什，停下来！”所以我认识到我只能非常小声地给自己“讲故事”。

幸运的是，为了不扰乱母亲内心的宁静，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玩伴，他就是外祖父。外祖母在我生病之前就去世了，而外祖父却活得很好。他非常有耐心，这令他成为一个完美的玩伴。我们不停地玩同一个游戏，但是每一次他都像我们第一次玩时那样兴奋。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假扮有轨电车的售票员，而他则充当乘客。他会递给我一张车票，而我则用玩具打孔机细心地给车票打孔。我们还玩理发的游戏，而且有一次他还真让我给他理了发。

几个月过去了，我可以一次下床几小时了，但是，我还不能出去，只能在家或附近走动。终于有一天，这种日子要终结了，罗特巴特医生来到我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将最后一次把“包头布”从我头上解下来，我再也不用缠着它了。但是，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摘下“包头布”之后，他又用黏性绷带将我耳后的伤口包扎上，而为清理伤口更换这种绷带时一样很疼。不过后来这种绷带也被拿掉了。

然而，尽管最终我的“包头布”和绷带都被拿了下来，但我的听力仍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别人只有直接对着我讲话，我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我周围的人都学会大声对我说话，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听力不如以前了。与男人的声音相比，我能更好地接收女人的声音。

双耳出现的问题干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熊的手偶，你可以把它套在手上，通过运动手指来控制它。她经常用手偶表演来逗我开心。我把小熊戴在手上时，故意在它耳朵后面接近我患处的地方剪了一个小洞，然后用绷带给它的耳朵包上，让它看起来和我一样。* * *

1942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征入伍。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士兵，他和其他被征召到劳工营的犹太男人，在那里做些清理道路、修建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作。以前他也被短期地征召过，但每次就是几天或者最多几星期就回来了。

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当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到家时，他试图表现得轻松一点，但笑得却有些不对劲儿。他的劳工营将奔赴苏联前线，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回来。

母亲和我赶往大克勒什，父亲的劳工营将从那里出发。大克勒什距布达佩斯约60英里，因此我们得乘火车过去，等我们到达时，父亲的火车正要开动。

父亲的劳工营乘坐的车厢多是敞开式的货运车厢，没有顶，而且车厢两侧只有普通车厢的一半高。一个车厢里堆着水壶和炉子，还有做饭的装备，这里便是厨房。父亲的一个表兄是厨师，他也叫米克洛什，父亲给他打下手。父亲已经认识了劳工营的很多人，表面上这次出行看起来很有趣，就像一群朋友去野营。

这列火车旁围了很多送行的人。父亲和其他劳工都一身平常装束，和母亲一样来送行的女人们也穿得普普通通。他们就像夏日里出行的一群普通人，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然而车上还有士兵，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拿着步枪。这些士兵是看管劳工的，他们和劳工随意地混在一起。他们甚至扶我爬上厨房车厢，让我在那里吊着玩。感觉上这些劳工不像囚犯，而士兵们看起来更像一群大大咧咧的工人，然而，身上的军服和手中的步枪又时刻提醒人们他们是不同的。

到了出发的时间，所有的男人都上了车。我握住母亲的手，而她还与父亲和他的朋友交谈着，我们已准备好说“再见”了。汽笛声响起，火车慢慢地驶出了车站。母亲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没有看她的表情，因为我的眼睛无法从父亲身上移开。他面带微笑地挥手与我们再见，看上去甚至还有点兴奋。当他们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时，父亲向母亲做着手势，还用手指扒开他的嘴做出大笑的鬼脸，逗母亲高兴。然后，火车就彻底不见了。

我们坐火车回布达佩斯，路上的几个小时，母亲一直特别安静。

回到家时，更坏的消息迎面而来——我外祖父住院了。我们立刻动身去看他。他躺在一间有几张床的病房里，前额上放着一个冰袋，嘴里时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外祖父中风了。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

第三章 战争来了

父亲走后，亚尼和罗马茨还是顺道来家里拜访，与母亲聊天，而且，我们现在多了一群访客——劳工营里其他男人的妻子。丈夫的离开让这些女人频频聚会，互相拜访，当然也常来我家。

女人们常常无所事事地待在公寓的大房间里，聊着天儿，喝着白兰地，抽着烟。一般在见面时打完招呼后，我便成了隐形人，被撂在一边。我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待上一会儿便溜回小房间的角落里自己玩。外祖父去世之后小房间空了下来，它便成了客厅。而且总有人在那里过夜，通常是我父亲在乳制品或小地毯业务上的朋友。之前常来的舅舅约西，现在却不再露头。他也像父亲一样，被征募到一个劳工营，送到苏联前线去了。

女人们通常待到傍晚才走，她们不停地聊天、喝酒、抽烟，把大房间弄得乌烟瘴气的。以前来家里拜访的人也抽烟，但我不记得谁曾喝过酒。氛围也大为不同，曾经我习以为常的欢声笑语不再有，每个人看上去都心事重重。

我注意到母亲尤其能喝。这些女人离开之后，她还常常待在灯光昏暗的大房间里，一个人抽着烟、喝着酒，看上去思绪已经飘远，我知道她在思念我父亲。

父亲走后不久，便断了通信。后来母亲在1943年春天收到一份官方的正式通知，说父亲已经在前线“失踪”了。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人怎么会消失不见。我想问母亲，“失踪难道不比被发现死了好吗”，但没敢问。在此后那些漫长的下午，她常常待在大房间里抽烟喝酒，我则待在小房间里自己玩。

抽烟在我家是司空见惯的事，烟味儿弥漫在家中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卫生间里，因为人们为了掩盖别的气味儿，总是在那里点上一根。我讨厌烟味儿，但是我对吸烟的状态很着迷。一天，看着母亲和亚尼一起抽烟闲聊，我溜过去，请求他们让我也抽一根。他们嘲笑我，但这更让我跃跃欲试，并坚定地表达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俩交换了下意见，然后母亲说：“好吧，安德里什，你试试吧，看看你到底喜不喜欢。”

我胜利地拿到她的香烟抽上一口，却立刻感到一阵作呕，随后扔下烟，冲向卫生间，对着马桶一阵狂吐。等我从卫生间走出来，母亲和亚尼面无表情地让我再吸一口。我摇摇头，甚至不愿直视他们。

家里没有客人时，大房间就成了我的游乐场。由于《丛林故事》激发了我对丛林的兴趣，我将每块小地毯设想为一个异国岛屿。我们公寓楼里有个比我大些的男孩经常来找我一起玩。借助一张他学过的东南亚地图，我们俩玩起了“跳岛游”。我们把“狮子叔叔”放到假定为苏门答腊岛的地毯上，然后从当作婆罗洲的那块地毯出发，跳过假定为南海的光滑硬木地板，从婆罗洲来到苏门答腊岛，对着“狮子叔叔”叩头，请求与他建立友谊。然后，我们跳到爪哇和我朋友从他的地图上挑选出的其他远方岛屿。我们会花一整个下午玩这种游戏，直到吉兹开始做饭，而我的朋友也该回家为止。

每天上午，我会去小区的幼儿园。我们班上大概有10到15个孩子，都是犹太人，老师也是。我们常玩可以拼装在一起的积木，但是我却很少拼出它们设计成的样子。相反，我更喜欢自己创新。

我还自己设计游戏。一次，当母亲与其他战时留守的妻子谈话时，我无意中听到一句话激起了我的兴趣——“他们要把犹太人安置到犹太人居住区。”我不知道犹太人居住区是什么意思，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记住了这个词。

一天，我把幼儿园的一些桌椅拖到墙边圈出一块地方，然后宣布那里就是犹太人居住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安置进去。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唱道：“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我们还拽住其他一些孩子，连推带搡地把他们赶到那个封闭空间。很快我们就高声齐唱：“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幼儿园的老师听到我们这么唱之后，严厉地让我们停下来。然而当时班里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这句话，她越阻止，我们唱得越大声。她无助地看着我们，默默地耸耸肩，不再管我们。这个游戏我们一遍一遍地玩了好几周。* * *

母亲和亚尼偶尔会带我到布达的一个偏远地方野餐。他们专注于交谈，我则四处跑着玩。我有一个金属的小饮水杯，它由大小不一的金属环套叠而成，不用时可以落下去，压到只有一个金属环那么高。我很自豪能拥有这样一个杯子，喜欢用它装泉水。

有一次，我来到泉水边，打开杯子装满水。但当我返回去找母亲和亚尼时，却遍寻不到他们。我无助地不停乱跑，直到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我吓坏了。突然间，周围的树丛变得冷漠险恶起来，让我觉得自己无法见到母亲了。我越跑越快，四处找寻她，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才停下来开始哭。一些陌生人蹲下来试图安慰我，但是他们说什么也没用，直到也在找我的母亲和亚尼从树丛中走出来，我才停止了哭泣。我跑向母亲，抱着她的腿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 * *

我们公寓大楼的对面有一家蛋糕店，那里夏天卖冰激凌。我听话的时候，母亲会带我过去买上一勺。冬天，奖励就从冰激凌变成了用[1]栗子面做成的普里面包，里面和表面加了打发的奶油。

我喜欢冰激凌，但在1943年夏天，我的这一喜好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罗特巴特医生建议我摘除扁桃体，于是母亲带我去医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她答应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可以吃很多冰激凌。进了检查室，我被放到一张大皮椅里，我的脖子到膝盖，被一张很沉的橡胶床单盖着。我按照一位医生所说的那样把嘴张大——他眼睛上戴着一个中间有孔的圆镜子，然后一位护士用一个金属托架把我的嘴撑开。我的下巴立刻被抻紧了，我想发发牢骚，但是从我嘴里说出的却只是“啊，啊，啊”。医生点点头以示回应，安慰了我几句。他拿出一个很长的金属仪器，并将它深深地探进我嘴里，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过了一会儿，鲜血从我嘴里喷了出来，我胸前和地上都是血迹，那场面十分吓人。

做完手术，我在医院住了几天。母亲紧挨着我的床睡在一个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她允诺我的冰激凌还真的兑现了，而且我想吃多少就给我买多少，不过这时它们却不那么好吃了。

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还不止这一次。尽管我耳朵后面的伤口已经痊愈，但我的中耳里面却出现了小洞，而且两个耳朵里还总有液体流出。我们转了两次电车，去看一位住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医生。诊所看起来与我见过的任何一家都不同，它并非像其他诊所那样开在医院或是公寓大楼里，而且它被一个很大的、奇特的花园围绕着，就像图画书中的城堡一样。

诊所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箱子，上面有旋钮和金属线。医生没对我耳朵做什么，而是让我听他通过旋转旋钮发出的各种声音，我听到后便作出反应。

刚开始时，我对这些奇妙的装置感到好奇，像做游戏一样接受这些测试。但过了一会儿，这种游戏就变得无趣了，不过我还是坚持做了下去，只要听到声音，就按下按钮。有时我会因为胡思乱想而错过按下按钮的时机，但随后我会赶紧按下，并希望能够算数。

测试后医生告诉母亲，我丧失了50%的听力，耳内渗出的液体也要留意。以前给我动手术的那个医生当时已经过世，所以母亲又在布达佩斯找到了一位备受推崇的专家代替他，这位专家就是格尔曼医生。

格尔曼医生的诊所装修得很别致，它处在一座位于多瑙河畔的极为华丽的大楼里，这座大楼所在的社区有很多同样华丽的建筑。那里要比我们所住的社区雅致得多。母亲每星期都带我去看格尔曼医生，大多时间我们都要等待。候诊室和检查室都粉刷成深绿色，我所见之物、所见之处，都是深绿色。有人告诉我那样做是为了安抚候诊患者的紧张神经，但听到这话，我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担忧起来——我可不愿被弄疼。

最终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格尔曼医生有一堆金属仪器，但是每次给我看病，他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用缠着药棉的仪器擦干耳内流出的液体。然后，他会拍拍我的头，告诉我们一周之后再来。离开时，母亲会对格尔曼医生的高收费抱怨一番，说它会把我们赶到救济院去。

格尔曼医生娶了一位著名的女演员，这是人们谈起格尔曼医生时首先会提到的，连他的高收费都排在其后。因为他妻子只在大人看的剧中出现，所以我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她。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知名度好像提高了格尔曼医生的名望。有一次格尔曼医生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像他一样。他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也想娶一位女演员。”* * *

从1943年开始，我们时不时地遭到空袭。空袭多发生在半夜，那时我已睡熟。母亲会跑到我床边，把我从半梦半醒中拉起，给我穿衣服。我醒过来时，常常会听到空袭警报器的鸣叫声。如果我站在床上向窗外望，会看到一盏路灯挂在横跨街道的电线上。当时我认为警报声是从那盏路灯发出来的。

母亲已飞速穿上她的衣服和外套，她带着我沿着又长又黑的走廊跑到楼梯口，然后下楼钻进防空掩体。防空掩体位于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其他人也从各自的房间里鱼贯而出，迅速下楼进入掩体。“二战”爆发之前，每家在地下室中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方，用来存放烧炉子用的煤或木头。防空掩体是一个用墙隔开的部分，被刷成单调的颜色，里面摆着一排排没有靠背的木制长椅，光秃秃的电灯泡吊在天花板上。

人们有序地进入防空掩体，然后在长椅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管冷热，人们总是裹着大衣。他们一个挨一个蜷缩着坐在长椅上，时而睡眼惺忪地盯着前方，时而抬头焦虑地看着天花板。空袭大多会持续半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大家都沉默不语。我靠着母亲重新睡上一小会儿，然后在坚硬的长椅上猛醒过来，之后再慢慢睡着。我们在等待——要么是有炸弹击中我们，要么是迎来有规则的警报声，那表示空袭已结束。

我们从未被炸弹击中过，但距我们五六个街区远的一栋公寓大楼却未能幸免。那座大楼就像被一把大刀从每层楼的正面劈掉了一半。你可以看到这栋四层公寓的各个房间里的所有情况，就像一个一面开放的玩具房子一样。每个房间里没被炸掉的部分还有家具立着，墙上还挂着画。公寓楼的前半部分已倒下，变成了一大堆砖头、石块和碎石。

各种传闻接踵而来。有人说造成破坏的是英国飞机，还有人告诉我母亲，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力把一个存储区的鹅绒炸飞，涌进附近的防空掩体里，使藏在里面的好多人窒息而死。

我和母亲每次去城市公园，都会经过那栋被炸毁的大楼。那一场景令我非常不舒服，但是一到公园，我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我最喜欢在乔治·华盛顿雕像附近玩。那里有一座大型雕像，它由青铜制成，上面是个士兵骑着一匹前蹄扬起的骏马。我曾经以为这座雕像是用铁做的，因为在匈牙利语里，“铁”拼成“vas”，读作“vash”，所以我以为那个士兵叫“Vashington”，是以制成雕像的材料命名的。

雕像附近有一块沙地。一天，我看见一个不曾谋面的小女孩在那里玩，当时我带了些沙滩玩具，而她带了一个洋娃娃，我们就一起玩了起来。我们用沙子堆城堡，然后把洋娃娃放在城堡旁边，正玩得不亦乐乎时她突然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该被扔进多瑙河。”

母亲当时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我跳起来跑向她，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我告诉她那个小女孩说了什么，她抱住我，说我们该回家了。随即我们便收起沙滩玩具回去了，战争结束前我再也没去这个公园玩。* * *

到秋天时我已满7岁，开始上小学。我的大多数同学只有6岁，但因为我的生日是9月份的，学校现在才收我入学。

我所在的小学隶属于一家犹太孤儿院，有些学生就来自这里，他们穿着制服。其他孩子和我一样是走读生，我们不穿统一的服装。这所学校里全是犹太人，自从在公园遇到那个小女孩之后，我发现身边都是犹太人让我感到安心。

我的老师玛格达阿姨，一头红发。因为听力不好，我被安排在第一排，这样才能听清她说的话。我喜欢坐在前面，那感觉就像她主要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而我喜欢被关注。不发言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坐直，两手交叉在背后。我们把背向后靠到椅子上，小手垫在坚硬的木椅背和后背之间。

玛格达老师提问时，我经常第一个举手，而她也总能叫到我。我总是能给出正确答案，因此而受到表扬，并进一步受到关注。老师还额外给了我一种特权，即可以免受那种不舒服坐姿的束缚。

班里的女孩子中我尤其喜欢那个叫埃尼克的，而另一个女孩埃娃则喜欢我。但是，我迷恋的是埃尼克，所以很少注意到埃娃。那时，我们总是抢着帮彼此穿外套，通常我都能第一个拿到埃尼克的外套，不过我的却总是埃娃第一个抢到。但是，我不会让埃娃帮我穿，而是等埃尼克从埃娃那里拿回外套由她帮我穿。

有一次，埃尼克病了，几天没来上学。母亲带我去她家看望她。当我走进她房间时，她跳下床拥抱我，还用她的腿和胳膊盘住我，就像个猴子，我十分兴奋。* * *

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匈牙利。没有宣战，也没有战斗，他们就这么进来了。我和母亲站在环形大路的人行道上，看着满载士兵的汽车和装甲车从身边开过。这些德国士兵与看管父亲所在的劳工营的士兵一点也不一样。那些士兵有些怠惰，身上的军服皱皱巴巴的。而德国士兵干净整洁，军靴锃亮，身上带着一股自信。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玩具士兵，他们戴着相同的头盔，穿着同样颜色的军服，连手里的冲锋枪都是一样的。对此我印象很深。

人行道上站着一排排路人，所有人都看着行进中的德军队伍，所有人，包括母亲，都面色凝重。我抬头看着她，她面无表情，但是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除了汽车、装甲车的发动机和轮胎发出的声音，周围寂静一片。队伍还在行进，母亲却拉着我走开了，但我不想走，我对眼前的一切着了迷。

自此，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德国士兵。他们胸前挎着冲锋枪，有排成大队的，步伐整齐地行进，也有分成小队的，以一列纵队前进。卡车和运兵的装甲车在全市逡巡，而环形大路上的军车最多。他们在距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建起了司令部，总有士兵和军官们在我们社区附近的街道上来往。和列队行进的士兵一样，他们也衣着整齐、军靴锃亮，带着自信。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基拉伊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德国军官。当时我正只身一人从学校回家，他与我反方向走着，步伐从容而稳重，身上有着一种势不可当的劲头，我把目光转向一边，紧靠墙站住，好让自己不被看见。

那个春天总是下暴雨。风暴来袭之前，你总会有所感觉，而在此时的匈牙利，你能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风停后，气温开始下降，空气更加潮湿。在那个春天的空气中有着某种感觉，那便是有什么事要爆发，即使天气晴朗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劲，但我知道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那年6月，我小学一年级的生涯结束了。玛格达老师把成绩单发下来后，我们便奔向楼下正在等候的母亲们。我的分数全班第一，这让我十分欣喜，向母亲展示成绩时，她也很高兴。注释[1]一种在印度酥油中炸过未经发酵的面包。——译者注

第四章 生活变得奇怪

1944年的夏天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展开了。念完一年级后不久，在没作什么准备的情况下，母亲就把我送到巴乔尔马什，她解释说那个夏天的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好地方。

除了是父亲乳品厂总厂的所在地，巴乔尔马什还是父亲的好友亚尼的故乡。我住在亚尼父母家的农舍里，屋子里是泥地面。农舍里没有自来水，你只能借助一台带长铁把儿的抽水机从井里抽水。虽然那里养了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些鸡，但亚尼的父母上了年纪，沉默寡言的，也没有其他小孩跟我玩，所以到那儿以后，生活单调乏味，日子过得很慢。我感到孤独，很想念母亲。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用受这份相思之苦了。到巴乔尔马什还不到一周，有天傍晚罗马茨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他也是巴乔尔马什人，和亚尼的父母相处甚好。我很高兴见到他，但是他把我支出去玩，然后和亚尼的父母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严肃讨论。之后，罗马茨让我上床睡觉，这时他告诉我晚上将带我回家看妈妈。我兴奋极了。

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时罗马茨叫醒了我，并帮我穿好衣服，然后我们登上了去布达佩斯的火车。他用毯子裹着我，行进中我睡着了，一路都没有醒，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在大房间里自己的床上醒来。我很高兴能回家和妈妈在一起。对于我来匆匆、去更匆匆的巴乔尔马什之行，母亲感到有些尴尬。她解释说，罗马茨听说巴乔尔马什的犹太人将被带走，于是他去那里把我接了回来。

那个夏天发生的奇怪事件接连不断，这只是其中的一件。

听收音机在那个夏天之前，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而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复杂的仪式。我家的收音机放在小房间里一个位置显眼的桌子上，是一个带有黑亮旋钮的大木头盒子。声音来自收音机正面绷紧的一块布上。转动旋钮，你便可收听到各种伴着神秘的吱吱声和类似口哨声的外语节目。我知道，这些奇怪的语言和杂音表明这些节目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所以，听到发自这个盒子的声音时，我总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

在那年夏天之前，人们不是很热衷于听收音机，只是偶尔听听，而现在，朋友们几乎每晚都聚在一起听。人们开始比以往更关注收音机里的消息，但与此同时，母亲却并不想让外面的人看到或听到我们在听收音机。她会拉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并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小。她和朋友们表情严肃地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现在回想，他们当时好像在收听从英国发送过来的匈牙利语节目。这些节目总是以四声有节奏的“嘀—嘀—嘀—嗒”开始。此外，我就再也听不到什么了，不过大人们肯定听到了他们想听的内容，因为他们偶尔会克制地欢呼。

我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也很烦恼，因为收音机曾经是我的玩具，而现在他们却总让我离它远一点。我以前随时都可以听它，而现在大人们把它拿走了，剥夺了我摆弄它的权利。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收音机消失了，因为德国人不再允许犹太人拥有收音机。当时，我很想念这标志每一天结束的收听仪式。

不过有些事情没有变，亚尼和罗马茨还是经常过来，吉兹仍然和我们住在一起，三餐规律如常，夜间空袭还是间歇性地发生，但是生活变得更紧张了，而且一刻也不让人喘息。

政府的海报出现在建筑物的外墙上，上面是针对犹太人的最新规定。犹太人被要求与其他人隔离，一些商店开始打出“我们不接待犹太人”的牌子。乘坐电车时，我们只能从后门上车，即使有空座，我们也只能站着。或许我们可以假装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是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不敢离家太远，就在附近活动。我还和学校的所有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好像所有人都不了解其他人的情况。

后来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有个人在我们公寓楼的一楼经营着一家店铺，我们和他也就是点头之交，然而在那个夏末，和以往不同，他对我们十分友好。他经常出现在我家门口，拿着束花送给母亲，对此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以为人们送花给漂亮女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母亲很漂亮，大大的蓝眼睛，柔顺的棕色头发。

一天，这个人又按我家的门铃，是我开的门。他拿着一盒巧克力说是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而且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东西了。我接过巧克力，谢过他，兴高采烈地蹦跳着回到了大房间，我对母亲喊：“妈妈，妈妈，看我拿到了什么。”母亲看了我手里一眼，问我从哪儿弄的。当我告诉她时，她的眼睛闪烁了一下，随即便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巴掌。她从我手中夺过那盒巧克力，跟着那个男人跑到公寓外面。几分钟之后她回来时，我正在房间的角落里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打我，她俯下身对我说：“安德里什，你还不懂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她又向我解释，那个人提出以他妻子和孩子的名义，把母亲和我带回他的家乡。“但是他已经结婚了。”我说。这我知道，因为我见过他妻子。

母亲只是盯着我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他的东西，也不要再跟他说一句话。”

没多久，在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我们的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德国人要求犹太人必须在规定的日期之前搬出自己家，搬进那些专门为犹太人指定的特殊房子里。人们称这种房子为“星之屋”，因为那些房子的每一个出口都画着一个大大的黄色大卫之星。我们搬进去的那座“星之屋”离家只有一个半街区远，位于厄特沃什大街。

我们搬进一套非常小的公寓，里面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那里曾是亚尼的单身公寓，在亚尼搬到一套大公寓之前的好多年里，他就住在那儿。亚尼还是那套公寓的主人，当那座大楼被指定为“星之屋”后，我们住进了亚尼为我们提供的这套公寓。吉兹必须回她乡下的老家，因为德国人已不允许犹太人雇家佣。我们和另外两个女人合住这套公寓。其中一个是熟人，另一个则不认识。这个熟人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商业伙伴的妻子，她是犹太人，她丈夫则不是，所以她丈夫可以继续经营乳品厂并住在自己家里，而她则搬进了这栋“星之屋”。

房间里已有些家具，而且也没有空间给我们存放任何行李。不过也好，反正德国佬也不允许我们带东西。我们只带了几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衣服，另外带上了我的书包，里面装着一些书和几个填充的动物玩具。

亚尼的公寓在一楼，朝向一条狭窄的小巷。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小，也黑暗得多。我们睡在沙发床和简易床上，白天可以把它们折叠起来。因为空间狭小，做饭很不方便。而且厨房里没有炉灶，几个女人轮流使用两个轻便的电炉做饭。

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评论太多。我们只能将就着过，因为我们无力改变什么。打击接踵而来，我们刚刚接受了一件事，另一件又紧随其后。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德国人要求我们在上衣的胸口处戴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如果我们不戴，就不能迈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我记得当时母亲在我的一些衣服上缝上了布制的大卫之星。这还仅仅是众多需要我们麻木地、忍气吞声地接受的事情中的一件。

一天，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个犹太朋友来找我玩。他没有戴黄色大卫之星，这让我很是惊恐——我担心他，也担心我们自己。不过一开始玩起来，我就忘了这件事，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要回家了——他住在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栋指定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里。我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而我的朋友只是耸耸肩笑了笑，便跑到街上去了。我为他感到担心，但是我也为他的勇气折服。

不管什么时候出去，我们都要戴大卫之星，不过我们并不常出去，因为我们可去的地方不多，而且我们上街的时间也受限制。很多商店不接待身上戴着大卫之星的人，而对我们来说，戴着它在大街上走也十分别扭。人们尽量不看我们，即使是我们认识的人也不愿与我们有目光接触。在我们与其他人之间，正在竖起一道障碍。

除了德国士兵，我们在街上还看到过箭十字党的成员。除了他们那身黑色的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服装，我对箭十字党知之不多。他们戴着臂章，上面有箭十字党的徽章，那是两支交叉的箭，一支竖着，一支横着，两端都是尖头。我曾在大街上见过箭十字党的成员，但是我从来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可不想看他们，因为他们让我感到害怕。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德国人在匈牙利最亲密的支持者，而他们憎恨犹太人。

有段时间我腹泻得很严重，当时我很想喝一顿美味的鸡汤，吃上点土豆泥，但母亲既没有食材也没有厨具来为我烹制。幸运的是，她碰巧遇到了我们家所在的基拉伊大街那栋公寓的看门人妻子，她欣然提出为我做这些东西并送过来。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她行动自由。

我如愿以偿，享受到了鸡汤和土豆泥，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大餐，每一口都让我回味无穷。然而第二天灾难就降临了。有人大声地敲我家的门，母亲开了门，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那里，表情冷酷。他让母亲看了什么东西，两人说了几句，母亲就走过来跟我说她必须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家里等她。

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有坐等。我用玩具来打发时间，但玩得心不在焉，一直想着母亲去哪儿了。

几个小时之后母亲回来了，显然受到了震惊。她告诉我，来找她的那个人是警察，他以为犹太人提供食物及接受非犹太人提供的食物是犯法的为由，逮捕了看门人的妻子和母亲。

母亲说她能回来真是万分幸运。就在那个警察要收容她时，他考虑到母亲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我，允许她回来和我说声再见。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巧走过一家店面，那里曾经是我父亲乳品厂的店面，万幸的是，父亲以前的一个合伙人，也就是与我们共住一个公寓房间的那个女人的非犹太人丈夫，正坐在店里，恰好注意到我母亲与那个警察在一起，且认出了我母亲。虽然那个警察穿着便衣，但是店面离警察局不远，经过分析，父亲的那个朋友认为我母亲被捕了。他立即给在警察局的朋友打了电话，随后他朋友开始拉关系，在内部活动，没坐多久冷板凳，母亲和看门人的妻子就被释放出来，只是受到了严厉的警告。

从那以后，我的食物就主要是煮豆子了。10月的一个傍晚，母亲十分严肃地走过来对我说：“安德里什，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姑夫萨尼依几个小时之前来给我们送信，他不是犹太人，在城里行动不受限制，所以消息灵通。他听到传闻说箭十字党准备在第二天推翻匈牙利政府，于是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母亲告诉我，箭十字党认为政府太善待犹太人了。如果他们接管政府，时局将变得艰险起来。所以，我俩必须马上从犹太人的房子里人间蒸发，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母亲说我将被送到约瑟夫叔叔那里，他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是个基督徒。在母亲来接我走之前，我将和他以及他妻子住上一段时间。同时，她也为自己作好了打算，把我送走后，她也会立即消失。不过她向我保证，只要可能，她就会尽快去看我。

萨尼依走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动身了。我特意多穿了几件衣服，并挑了几本喜欢的书放进书包里。随后我们穿上没有黄色大卫之星的外衣，母亲拉着我的手，走了半个街区左右到了约瑟夫叔叔的店铺。天很黑，我十分局促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不戴大卫之星就出门，所以心里特别惶恐。母亲匆匆地说了声再见，约瑟夫叔叔就领着我去乘有轨电车。这一次我们从前门上车，这提醒我要掩盖真实身份。就这样忐忑地坐了几英里，我们到了他家。

约瑟夫叔叔的家在一栋公寓大楼的4层，和我们在基拉伊大街的家差不多，但要更大一些。在这套大房子里只住着我们三个人，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与先前的环境相比，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改变。但是，因为母亲不在身边，我无法真正享受其中，但我已经对孤独变得麻木。

临走前母亲帮我想好了应对外界的说辞，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来自乡下，因为苏联人要炮轰我们的城镇，所以我逃了出来。但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我们甚至没来得及想那个城镇的名字。当时只有几分钟时间，没法再完善细节。约瑟夫叔叔对我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以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天总是阴沉沉的，窗帘又经常拉着，房间里就更是阴暗。约瑟夫叔叔的妻子经常待在公寓里，虽然她并非不友好，但她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独自一人整天坐在不见光的大房间里，一遍遍地读我的故事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只在雪地里玩的小猫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的故事。这本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是每次读，我都为这只快要死去的小猫而心碎。尽管我知道故事的结局——它会好起来，但是我也必须读完整个故事才能走出恐惧。

日子过得很慢，偶尔会遭遇空袭，后来却越来越频繁，而且经常发生在白天。遇上空袭，我会带上书进防空掩体。我显得很专注地在看书，不是因为内容多么有趣——毕竟我已经读过无数遍了，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与可能在看我的任何人有眼神上的接触。

母亲真的来看我了，一个在乳品厂上班的工人带她来的，假装她是来自农村的难民。这个工人的妻子是一栋公寓大楼的看门人，母亲跟着她，干一些拖运垃圾、清扫楼梯的活儿。与以往不同，她头裹方巾，看起来很朴素，就像我们在基拉伊大街上的公寓大楼的看门人妻子那样，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我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她在这里。

但是她刚一到，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所以我们四个人都进了防空掩体。我装作不认识她，尽可能地避免跟她说话，甚至都不看她一眼。然而等空袭结束时，母亲也该走了。她快速地抱了我一下，又亲了亲我，说她还会再来，便离开了。

当我觉得无聊或寂寞难耐，我就会透过窗户向外看，俯瞰附近的一个广场。一天，孤单的我又这样做时，看到街对面一栋公寓大楼的入口处有些骚动。德国军队的卡车列队排在那里，卡车上面全都罩着深绿色的防水布。德国士兵分两排站在第一辆卡车和公寓大楼入口处，形成了一个通道，人们从楼里相继走出，纷纷上了卡车。

这是一栋指定为犹太人居住的房子，我看见入口处有黄色的大卫之星，列队走出来的所有人也都戴着它。这些人，甚至连被父母抱着的小孩都举着双手，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的人似乎没有止境，卡车装了一辆又一辆。因为我处的位置太高，窗户又是关着的，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我看到德国士兵没有喊叫，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

突然，有人进来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母亲。她穿着一件大衣，头上依然裹着方巾。我扑过去搂住她的腰，把头埋在她的大衣里。当我闻出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气味后，我把鼻子埋得更深了。母亲见状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抱得很紧、很紧。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声“再见”就又走了。当我再次向窗外望去时，德军的卡车已经开走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第三次来母亲就把我接走了。当时没有别人在，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她说她从官方弄到了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她叫玛丽亚·马莱舍维奇——保留了她的名，作为她的儿子，我叫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我得忘掉我的真名格罗夫，而且，我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个新名字——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以及与“他”相关的故事。

我们要假装来自巴乔尔马什镇，因为文件上是这样记载的，而且是从苏联人的眼皮子底下逃出来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父亲，我就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母亲身边总有男人，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我们要去——这次当然是一起去布达佩斯郊区一个叫科巴尼亚的地方，在那里，约瑟夫叔叔的父母将以来自乡下的难民亲戚的身份收留我们。

去哪儿我并不关心，我在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和母亲在一起，一是要牢记我的新名字。我知道我要达到自然而然的程度，就像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能出错。不过马莱舍维奇太难记了，它是一个斯拉夫人名，我从未听过，很怕会忘了。在乘有轨电车去科巴尼亚的漫长旅途里，透过寒冷的冬夜，我向车窗外望去，看着我在车窗上的倒影随着经过的每一个路灯时隐时现，我以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嘟囔着：“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

我们乘电车坐到了终点站，下车走了一段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到处都是那种很小的一层公寓，我们要入住的是一栋有12个单元、中间没有庭院的房子。与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相比，它们看起来十分破旧。约瑟夫叔叔的父母住在其中一个单元，里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厨房角落里收着一张折叠床，我和母亲便睡在那上面。

我们的到来受到了约瑟夫父母的热情款待。他母亲在煤气炉上的平底锅里烤了些面包，抹上猪油后递给我。我高兴地吃了起来，她和我母亲则着手支那张折叠床。

睡觉之前我要上厕所，但这套公寓里没有，你必须去外面的院子里上，那里有一个被隔成几个小间的公共厕所，男女共用。母亲警告我，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小便，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洗澡，因为匈牙利的犹太男孩一般都做过包皮手术，我自然也不例外，而基督男孩则不做这种手术。如果有人看到我的阴茎，我的身份就会即刻暴露。我把这些话牢记在心，并且严守这一秘密。

第二天上午，我用母亲烧的一锅水给自己洗了个澡。之后，我穿好衣服，冒险跑到院子里玩，那里正好有一个名叫约西的男孩和我年龄相仿，于是我们就在一起玩。还有几个楼里的孩子也在那儿玩，有的比我们小些，有的稍大些，但是只有我和约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过了几天，罗马茨来看我们。他从背包里拿出几条面包、一些猪油和其他食物给我们。母亲接过这些食物，感谢了罗马茨一番，然后把它们贡献出来，作为大家的食物。罗马茨逗我玩了一会儿，在这个沉寂而严肃的环境里，这一小小的变化让我们有了一丝欣慰。

约瑟夫的父母和我外祖父母的年纪相仿。他们从不叫我安德拉什之外的名字，就好像我就是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一样。我都怀疑他们是否知道我的真名，但是他们从来也没表现出知道我真名的样子。

正常的生活已离我们远去。这栋公寓楼就像一个村子，既有常住居民，又有从乡下来的躲避战乱的流动人口。在这里，女人比男人多，而且男人都年事已高，因为所有年轻男子都参军了。人们进进出出，通常是为了去面包店买些面包和寻找木柴等家务杂事。我们用来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对于这个临时的家，我们仍有种归属感。

母亲帮忙打扫房间和做饭。我虽没有挨过饿，但吃的总是一个样，干豆子或者小扁豆，偶尔会有面包。除了做饭用的煤气炉，还有一个用来取暖的烧木头的炉子，但是木柴不多，所以每天只能烧上一阵，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屋里也要穿上外套。

到了11月，天气变得阴冷，偶尔还会下雪，而时局也让人沮丧。然而有母亲在，即使在这种奇怪的生活中，我也能捕捉到一丝温暖和一点正常生活的影子，她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有心思和约西一起玩。我的一天就是和约西一起在外面玩，冷了进来取取暖，然后再出去。我们的友谊是这段凄凉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我不再上学，约西也一样。除了在院子里玩，我们无事可做。偶尔我们也会走出院子到大街上玩。大人们告诉我们不要走远，这话我是听得进去的，因为远离母亲会让我浑身不自在。

我看到墙上贴着大幅的海报。一幅彩色海报的背景是从头顶飞过的英国或美国飞机，前景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双手被她从地上捡起的一个内藏炸弹的洋娃娃炸掉了。小女孩望着飞机，她脸旁印着一句话：“为什么？”

但这不是这幅海报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巨大的黑体字，提醒着人们收留犹太人或共产党员将会落个什么下场。它警告说，如果有人那样做被发现了，那么他将被“folkoncoljak”——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词，但我觉得它读起来非常可怕。一天晚上，我轻声问母亲“folkoncoljak”是什么意思，她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示意我别再说下去。后来，在房间里没有别人时，她才告诉我那个词就是“屠杀”，我知道后觉得它更难听了。

我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些海报，约西也没有。有时我会在早上看到这些海报已被人用橡胶印戳盖满了共产党的红星。当然，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不过这些红星给了我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们表明我并不孤独。但是对这些海报我从来都是一扫而过，不敢多看一眼，因为我害怕看得太久会遭到朋友的怀疑。* * *

这栋公寓楼里的难民不只有我们，还有其他几个人（主要是妇女），他们和几个房客搭伙住。其中有个女人长着一头红发，这差点儿让她陷入麻烦。

一天，我和约西正在院子里玩，当时刚下过一场雪，人们用铁锹在院子中央把积雪堆成一堆。当我和约西正准备坐在一个旧雪橇上从雪堆上滑下时，那个红发女人进了公寓的大门，后面跟着一个德国士兵。进门后，红发女人径直走入自己的房间，德国士兵则站在院子里。很快，她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走了出来。那个德国士兵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把文件叠好还给了她，行了个礼就走了。

那个士兵走了之后，其他居民纷纷走出房间，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也在其中。红发女人告诉他们，正是那头红发让那个士兵以为她是犹太人，而且她随身携带的任何文件都难以证明她不是犹太人。我和约西继续在雪堆儿上玩，好像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但是我的心却狂跳不止，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

第五章 科巴尼亚的圣诞节

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科巴尼亚度过的。当时我对圣诞节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和礼物有关。约西家有一棵用松树枝充当的“圣诞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们邀请我去他家过圣诞节并交换礼物。他们把松树枝支在桌子上，但因为装饰物太多，小“圣诞树”有些不堪重负，其实那些装饰物更适合挂在一棵真正的圣诞树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在外面买不到礼物，因为人们都不再工作，即使你有钱，商店不开门也没用。约西送给我一些自制的小礼物，而在母亲的帮助下，我也为他动手做了些礼物，那是一套警察随身携带的用品：一个勉强能当作徽章的东西、一个警笛，还有其他几个小东西。我们在圣诞树旁玩了一会儿，然后带着我们的新礼物出去做游戏。圣诞节真是有趣。

几天之后，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这种声音就像有人把摞在一起的厚木板从空中抛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一阵巨大的重击声后，我们会拥有片刻的安宁，随后又是一阵撞击声。当“木板落下”时，我周围的大人们便停止了谈话。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屏住了呼吸。母亲告诉我这是苏联人发射大炮的声音。我很好奇，就和约西跑到外面，想更清楚地听到大炮的声音。

一天上午，我刚从厕所回来，院子里就发生了爆炸。那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厚木板的撞击声，而是和我想象中的爆炸声一样：声音巨大而响亮、持续时间长、有回声，然后是被炸成碎片的房顶瓦片、砖头和被炸飞的木片等发出的嘈杂的声音。人们吓得呆坐在那里，好像在等待新一轮的爆炸。过了一会儿，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走了出去，发现通往厕所的门被一颗炮弹的碎片炸碎了。我盯着那些碎片，想着仅仅几分钟之前我还从那扇门走过。

大人们决定搬进地下室，那里是躲避这种炮击的最安全的地方。与基拉伊大街的公寓大楼相似，这里也有一个中央地下室，而且每个公寓单元还另有供自己储存东西的地下室。人们从房间里把简易床和财物拖进地下室，在这里安顿下来。与我们同住的是那个曾被德国士兵认为是犹太人的红发妇女和另一个女人。

我们搬进地下室真是对了，因为后来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先是停电，一两天之后水也停了。后来水时断时续地给，一来水，人们就竭尽所能地在找得到的每一个锅和桶里都储满水。只有出去寻找食物时，人们才会离开这栋公寓楼，而这种尝试大都无功而返。但是，偶尔也会有女人发现开门营业的面包店卖新鲜出炉的面包，她会跑回来将这一消息通告大家，好赶在面包卖完之前去买些回来。

地下室很暗，边上堆满了木头和煤。煤灰落得到处都是，我们的衣服和行李自然难免粘上。每个地下室的天花板上都伸出一根电线，上面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但是因为没电，地下室点起了煤油灯照明，结果烟雾缭绕，地下室更显脏乱。大多数人都有用来煮豆子的小炉子，而豆子便是我们的一日三餐。但是，小炉子却不能抵抗严寒和潮湿，所以我们整天都穿着大衣，甚至睡觉时也是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麻木地适应。

在地下室里的时间很难熬，那里光线太暗，无法读书。一些男人在玩牌，女人们则负责寻找食物，补充补给和做饭，而几个孩子则在一旁碍事地晃荡。因为炮击，父母们不允许我们出去。大炮的响声成了连续不断的背景音。起初，这还让人害怕，但仅仅几天之后，我们就习惯了炮声，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一天，一个孩子的父亲想激发我们开展一项有益的活动。他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地下室的一角，因为生着炉子，那里让人感觉很舒服。他说，对我们来说，进行教理问答练习是一个不错的活动。所有孩子，包括我，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我却吓得惊慌失措，因为以我对教理问答仅有的认识，我知道它和天主教有关，那么这个活动就是关于天主教的，我确定，在这方面的无知将立刻泄露我的秘密。

那个人开始问其中的一个孩子。我避免看他，以免他注意到我。那个孩子的回答他比较满意，所以他接着问下一个孩子，与我只有一人之隔。再有一个问题就到我了。这时，我站起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要上厕所。”那人点了点头，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正在提问的孩子身上。

我跑向母亲，脸紧贴着她的脖子轻声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紧紧地抱着我说：“你不能再回去了。”然后，她大声地对我说该帮她一把了，接着就开始指使我干活儿。我再也没有回去作那要命的教理问答练习。

这一经历也让我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孩子，我可不想在另一个教育游戏中授人以柄，被当场识破。* * *

在地下室里安顿下来一两周后，一群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里。没有鸣枪，没有战斗，他们只是走进公寓，进入到地下室。虽然进来时很随意，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支冲锋枪。苏军冲锋枪与德军冲锋枪不一样，苏军冲锋枪更像步枪，只是子弹装在连接枪管的圆鼓形弹匣里。

苏联士兵胡子拉碴的，衣服皱皱巴巴，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们一共有10到15个人。那个带队的士兵看起来与其他士兵没什么区别。他说德语，这让楼里的几个住户可以与他们沟通。其他士兵中有几个也会说一点德语。公寓楼里有个老头来自匈牙利的某个地方，那里的人说某种俄语的方言，所以他就成了不会说德语的苏联士兵的翻译。

士兵们检查了地下室，之后在楼上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们虽不十分友好，也没有什么敌意。他们留给我们一些面包，这些面包与匈牙利的不一样，它们形状像砖头，颜色较深，而且还酸酸的，但是能得到这些面包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初次碰面后，他们几乎就不管我们了。他们每天一早就离开公寓楼，晚上很晚才回来，就好像去上班一样。

炮火持续不断，我们仍待在地下室里，但是有苏联士兵在那儿，我多了几分安全感。他们不是德国人，而且他们把德国人赶了出去。

那个带队的士兵——母亲说他是个中士——经常用德语与母亲闲谈，而且经常到地下室来看我们。以前，除了匈牙利语，我从未听母亲说过其他语言，所以看她那么流利地与那个士兵对话，我很吃惊，对此印象颇深。有一次，我和母亲还有那个士兵单独待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在与他交谈了几句之后，母亲转向我问道：“安德里什，你还记得‘Modim anachnu lach’吗？”我记得这是一年前我上一年级时学会的希伯来祈祷文的第一句，那时我在学校每天都背诵。我呆了一下，我是不应该记住这种东西的。母亲说：“现在说没关系。如果你记得这句话，就说给中士听。”我这么做了，中士的脸上随即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拍了拍我的头。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简易床上依偎在一起，她轻声对我说，那个中士是犹太人，他的家人全部被当时在苏联的德国人残忍地杀害了。母亲告诉我他叫艾。

另一天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我已经快睡着了，这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地下室。借着灯笼的光，睡眼蒙眬的我认出来人是偶尔充当翻译的那个老头儿。他对母亲和另外两个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发生了争执。我不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三个女人情绪很激动。

随后一个苏联士兵进来了，在挥手示意那个老头儿和另外两个女人离开后，他关上了门并从里面锁上，然后用他的冲锋枪顶住门。他坐在我们的床边，不怀好意地笑着。母亲先是用匈牙利语跟他说着什么，然后又换成德语，而他只是继续坏笑着。他用食指戳了戳母亲的胸口，又用手指向自己说“安德烈”，好像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母亲指着我也说“安德烈”，我猜想，匈牙利语的“安德里什”翻成俄语就是“安德烈”。

那个苏联士兵还是咧着嘴坏笑，而且再次用手指戳向母亲的胸部，母亲从床上起身抱起我。那个士兵挪走他的枪，打开门让母亲把我抱走。我被抱到另一间地下室，母亲把我交代给那儿的一个女人，然后又返回我们的地下室。那个女人把我放到床上，用胳膊搂着我，我躺在那里忐忑不安，如虎尾春冰一般。我不知道母亲在遭遇着什么，也不清楚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我感到胸口堵得慌，几乎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接我。她又气又紧张，再次抱起了我，这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我已经很沉，妈妈平时不怎么抱我了。她把我放回床上，我们就睡觉了。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又有几个苏联人闯进我们的地下室。母亲冲他们大喊，说什么三个女人今天都已经做过那事了。犹豫了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脸上带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坚定表情。她粗暴地让我快点穿上衣服，这个时候我自然会察言观色而不会去争辩什么。然后母亲抓着我的手，带我离开了地下室。走出公寓楼之后，她加快了脚步，在街上急速走起来，直到碰到苏联巡逻队。她直接走过去，向他们打起了手势，询问一个叫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在什么地方。苏联人给她指了一个方向，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GPU是做什么的或者谁是GPU。

在停下几次问路之后，我们在一栋住满了苏联士兵的公寓楼那里停了下来。母亲似乎在向他们打听着什么，接着，我被母亲牵着，随他们到了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位说德语的军官，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军官点了点头，说了些什么，而母亲好像在感谢他。然后，我们转身出来了。院子里的士兵盯着我们，什么也没说。

我们回到了所住的公寓楼。因为一路跟着母亲走得太快，我气喘吁吁的。回来时，艾正在院子里等我们。他的表情十分严肃，看到我们后他示意母亲跟他走，而我则被送回了地下室。

后来母亲回到了地下室，看上去很烦躁。那天晚上，艾来地下室找我们，我们跟着他来到楼上的一个房间。他那组士兵都在屋里，还有几个士兵之前没见过，而且白天早些时候和母亲说过话的那个军官也在。母亲面对着这些苏联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目视他们的眼睛，但都摇头示意不是要找的人。当她面对安德烈时，我屏住了呼吸。安德烈自己也红着脸，好像也憋着气儿。但母亲只是停顿了一下，就摇头示意不是他。我猛拉了一下她的手，她也同样拉了我一下，语气十分强硬地对我说“安静”，阻止我说出实情。排查继续进行，直到母亲对屋内的每个苏联士兵都摇头示意不是为止。讨论了一番之后，其他的苏联士兵都转身走了，我们也回到了地下室。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母亲向我解释了一切，艾告诉她，如果她把安德烈指认出来，安德烈就会被立即枪决。但是，他的同伴一定会向地下室扔手榴弹，把我们都杀死，所以她决定不指证他。* * *

过了一段时间，炮击渐渐减少了。苏联人从我们的公寓楼里撤出，继续前进，我们则搬回了楼上。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堆雪人，母亲走出房间招呼我过去，那样子看起来有点奇怪，把我拖进房间后，她关上门对我说，艾之前回来告诉她，截止到昨天，佩斯那边的德军已经全部撤离了。他们撤到了布达那边，并在撤离之后炸毁了多瑙河上的大桥，以阻止苏军的追击，但是，这也阻断了他们自己的退路。瞬间，一种强烈的解脱感袭过全身，我差点儿晕过去。就好像憋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儿，终于又可以呼吸了一样。

但是，母亲的表情告诉我还有别的事。她接着说：“我认为是时候让你做回安德里什·格罗夫了。”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了，所以有那么一刻我很困惑，然而只过了片刻，我就沉浸在自由使用真名的重大意义之中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约西叫我出去和他一起滑雪橇，我出去了。我想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却不知如何表达，也没找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我们只是在公寓楼周围的雪地里滑着雪橇，而我什么也没说。当我们玩够之后往回走时，我突然大声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没有告诉你实情。我不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我不叫安德拉什·马莱舍维奇，我叫安德里什·格罗夫。我之前必须改名，因为我是犹太人，如果我用真名，他们会把我带走的。”和他说这番话时，我都没有看他一眼。

他毫无反应，只是拖着雪橇向他住的房间走，和我挥手告别之后，就进了屋。

我继续在院子里堆我没堆完的雪人。大概过了半小时，约西的父亲出现在他家门口，并对我喊道：“安德里什，过来一下。”我走了过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以前对我并非不友好，但是，除了圣诞节之外，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去他们家。

我走进他家厨房，约西的父亲让我在餐桌旁边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他另给自己拉出一个凳子，还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然后问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能感觉到我的脸正在发热。安德里什·格罗夫，我告诉他。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他继续问：“你住在哪里？”我的脸更热了，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你父亲在哪里？他在战前做什么工作？”

就这样，他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着，并慢慢地仔细记下我的每个答复。然后他看着我，一言不发地折起那张纸，起身走到一个装满衬衣的橱柜旁，把那张叠起来的纸塞进那堆衬衣下面。他一脸严肃地感谢我的配合，而我也同样严肃地回答说不用客气。

我起身离开了他家。一到外面，因为恐惧以及从内心涌出的憎恶，我浑身发抖。

我发现母亲在公寓里，就把刚才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说给她听。但我喘得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说完后，我们静静地凝视了对方好长时间。我仍然觉得呼吸困难，而她则像是屏住了呼吸。然后她说：“这对他没什么好处，纳粹已经走了，走了。”我点头表示同意，却说不出话来，仇恨让我哽咽。* * *

在艾告诉我母亲德国人已被赶出佩斯几天之后，母亲认为是时候回基拉伊大街的家了。有轨电车当然还没有运行，所以回家就意味着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步行10英里。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仔细地作着准备。母亲借了一个背包，除了我们所有的衣物，还装了些食物。第二天一早，在和邻居道完别并和约瑟夫叔叔的父母拥抱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被白雪覆盖的街道空荡荡的。坦克和运兵的装甲车碾压着积雪，留下的车辙已冻冰变硬。起初，除了偶尔有苏联巡逻队经过之外，还看不到太多战争的迹象。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街景就开始变了。

我们看到大街上有被丢弃的有轨电车，上面的输电线已经断开，扭曲着落在电车旁边的地上。四周散布着被烧毁的军车残骸，既有德军的，也有苏军的。随着我们接近市中心，房子开始显示出经历过战争的迹象。一些大楼上有很大的圆洞，透过圆洞，我们能看见被炸毁的公寓房间里的景象。街上到处都是炸碎的砖头和迫击炮的碎片。走到哪儿，你都能在大楼外墙的灰泥上看到子弹的痕迹。窗户全被炸飞，脚下一片碎玻璃。

街上静得可怕，也没有行驶的车辆。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大家都偷偷摸摸地走着，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路上见到的主要是女人，她们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罩着方巾的头低垂着，所以你很难看清她们的脸。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一个男人脸朝下地趴在地上，四肢伸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走过去后还禁不住回头看他，母亲猛地拽了我的手一下，警告我注意脚下的路。

继续走过了一条街，我看到前方有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匹死马四肢伸开地躺在街边。一位老人蹲在马的旁边，正在用一把菜刀割冻住的马腿，他割下一片一片的肉，放进身边的桶里。我们经过时，他都没有抬头看我们。

越接近市中心，战争造成的破坏越严重。我好奇地四处张望着，感觉好像在梦里。这里已经不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布达佩斯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如在梦中的感觉让我忘记了疲倦，但我不愿去想旅程的尽头是什么在等待我们。我只是麻木地、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一会儿，我对看到的任何景象都见怪不怪了。

我们想在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家里稍事休息，便停了下来。这个朋友是犹太人，他曾是匈牙利军队里一位授过勋的军官，因此他不用搬进为犹太人指定的房子或居住区，而他和他的家人也可以不受那些用来约束其他犹太人的规则的限制。母亲确信他一定在家，我们真的很想休息一会儿。

我们爬上他家所在公寓楼的三层，敲他家的门，但是没人应答。一些邻居听到我们的敲门声后，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家发生的惨剧。箭十字党把他们全家带到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枪杀了，他的勋章也没能救他和妻子以及那几个比我小的孩子的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母亲转身拉着我的手离开了。

我们前往离开前最后住过的地方——位于厄特沃什大街的犹太人住的房子里。战争并没有怎么损害到这座房子。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人在我们的房间里住下来。我们放下背包，就立即奔向我们位于基拉伊大街上的自己的家。所有窗户的玻璃都炸没了，但是公寓大楼还立在那儿。

我们敲了敲看门人的房门，他的妻子开了门。在短暂的震惊过后，她紧紧地抱住了我们。看到我们她真的很高兴。她说：“真的想不到你们会回来。”

母亲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我们回来了。”

看门人的妻子告诉我母亲，已经有人搬进了我们家，而且大部分家具都被搬走了。然后她让我们给她些时间把我们的家收拾一下，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那栋犹太人住的房子，与那些已搬进我们曾住过的房间的陌生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基拉伊大街的家。我们的家已被腾出，窗户已用厚厚的褐色包装纸糊上，挡住了寒冷的空气，但同时也挡住了光，所以屋里看起来如同黄昏时刻那么暗。一些家具已经不知去向，剩下的家具也没有摆在原来的地方，而是错乱地放着，所以我们的公寓看起来不像家。房间里很脏，到处是灰尘、泥土和沙粒。走廊里有一张床，床垫中间有一个大口子。母亲双唇紧闭，一言未发。

但是我们的东西一点点地找到了。虽然我没指望能找回全部的东西，但是布置一番后，这套公寓看起来又像以前的家了。

第六章 战后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布达佩斯还被占领着，只是这一次是被苏军占领。我们刚回到自己家住下，看门人就替苏联当局传话说他们想让我们所有人都上街扫雪。即便我只有8岁，也逃脱不了。因为没有足够小的铁锹供我使用，他们便给我找了把锋利的锄头，用它把人行道上的冰和冻住的雪一点点地铲下来。

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被叫出去扫雪，但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这么累地干过活儿。人们扫雪是被迫为之，而不是对此有多大热情。不过，这却是一个聊天和交流信息的好机会，我们也因此而了解到亚尼已被苏联人逮捕并送到了战俘集中营。

母亲拉着她碰到的每一个人打听我父亲的情况，但答案总是“不知道”，不过这却不能阻止她继续问下去。她每时每刻都在打探我父亲的消息，总是打断别人的谈话，甚至向前一天她刚问过的人询问情况。她没完没了地打听让我觉得很烦，像有只苍蝇在我头顶嗡嗡乱飞一样。然而，我们从未得到关于父亲的任何消息。

生活一步一步地回归了正轨。在我们回家后不久，吉兹和她丈夫欣科就回来了，还是住在那个挨着厨房的小房间。我有人照看让母亲很放心，于是她动身去乳品厂总厂所在地巴乔尔马什看一看。她在包里塞满了多余的衣物、银器和瓷器，用来交换食物。一两天之后，她就带着新鲜的奶酪、酸奶油、意大利香肠，以及我几个月都没见过的东西回来了。我看到这些东西后乐得上蹿下跳的。

母亲讲述了她这次出行中所受的折磨。铁路虽已开始通车，却不按时发车，而且车上的拥挤程度超乎想象。母亲来回都坐的火车，但却是和很多人一起坐在车顶上，他们紧紧抓着车顶板和旁边的人，以免从上面掉下去。

不久，欣科和母亲开始频繁出行。后来，母亲将以前作为乳制品批发商店的那个店面重新开张（同布达佩斯的其他商店一样，它也因战争而关闭。不过幸运的是，这个店面没有像其他商店一样被损坏）。母亲开始销售她和欣科从乡下带回的乳制品，勉强支撑着乳品店的生意。

当欣科不忙于乳品店的事或打理公寓时，他偶尔会带我去城市公园玩。他让我坐在他那辆破自行车的横梁上，然后沿着基拉伊大街飞快地骑。路上有很多战争留下的车辙和凹坑，每颠一下，我的屁股就被横梁硌一下。但我并不在意，这种外出总是非常特别。

城市公园里也没什么可玩的。我没有同龄的朋友，欣科又不是个称职的玩伴，所以，我们只是骑车随便转转，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一番。我很想学会骑车，有时欣科会让我坐在车座上，而他则推着车走，但是我的脚却够不着脚蹬子。

春天到来时，母亲非常忙，她要经常去巴乔尔马什料理生意。学校已经开学了，一些孩子回到学校上课，但母亲觉得我应该晚一年再上。

母亲和我决定把小房间作为我的房间，但是没过多久，拥有自己的房间就没什么新鲜感了。母亲顾不上管我，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四处闲逛，百无聊赖。但是，当我碰见加比之后，闲逛就变得兴味盎然了。

加比·弗莱纳与我没有亲戚关系，但我们如同亲人一样。他母亲是附近一家烟草店店主的女儿。那是一家老店，母亲经常去那儿买香烟、明信片和邮票，而我偶尔买些糖果。烟草店店主一家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我们两家还有一些共同点：加比的父亲也和我父亲一样，被带到劳工营去了，至今没有回来。战前我就和加比相识了，但那时我们私交一般，而现在我们变得形影不离。

加比和我年龄相仿，身高也差不多，只是我有点矮胖，而他却很瘦。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直发，而我则是黑色的卷发。加比比我有魄力，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了我俩冒险活动的指挥者。

我们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在社区里探险。街道就是一个大游乐场，那里到处是碎石和被炸毁的建筑物。我们在碎石堆边溜达着，呆呆地注视着那些被炸毁的建筑物，只有到了吃饭时才会回家。我们就像在度一个漫长的假期，而与此同时，所有的大人们都在忙于使生活重回正轨，所以不太管我们。

一天，加比带我去一个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小杂货店，它是在一家炸毁的店面上建起来的。那儿的窗玻璃都被炸飞了，还没有换上。所有商品都摆在敞开着的窗户上，外面有一扇网状的铁纱窗拦着。店里有土豆、卷心菜、洋葱和其他生活用品，而且，他们还卖糖。

加比和我透过铁纱窗向里面偷窥。在看到店主正忙着接待一位顾客时，加比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然后飞快地透过铁纱窗的空隙抓了把糖，我紧随其后也这么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但是我们却在街上一通猛跑，好像有人在后面追我们一样。当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便停下来吃些糖，剩下的糖被我们装进了口袋。这不是什么好糖，没有我记忆中的糖好吃，但偷来的东西吃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然后我们就逛回了家。

我们回去时母亲也在家。她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每次我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撒了谎，她都能明察秋毫，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她令人生畏地打量着我们，仅用几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就判断出我们做了什么。她很生气，在气头上她命令我们把剩下的糖送回去，并向店主道歉。她给了我们一些钱，以支付我们吃掉的那些糖。

我们磨磨蹭蹭地回到那家店，照之前去的速度慢多了。母亲走在后面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过不会太远，以保证我们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也不会太近，以让店主可以没有顾虑地向我们说出她的真实所想。店主不需要太多解释就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我们一张开脏兮兮的小手，把糖和钱交给她，她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接受了糖、钱还有我们的歉意，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这次不光彩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冒险行动还在继续。

因为不上学，缺乏有组织的活动，也没什么玩具，我们必须换着法的玩以娱乐自己，不过不用花什么钱。我们公寓楼的主楼梯从一层一路盘旋到顶层。一个雨天，加比和我从主楼梯爬到了顶层，从楼梯井往下撒尿，水流下落的样子以及水滴砸到两层楼之下的石头地板上的情形真是让人惊叹。

但等到那天晚上母亲回家时，我知道我有大麻烦了。一定是有人撞见我们干坏事并向母亲告了状。她把我叫进浴室，冲我大吼，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开始用木勺的柄打我的屁股。虽然我偶尔也会挨个耳光，但是从未挨过打。她打得真的很疼。我开始大叫，并紧紧抓住毛巾杆，往墙上贴，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一个尽量小的目标。但是，母亲仍然在喊叫，那个木勺柄也还在往我身上砸。

最后她停了下来，我们都不说话了。在我们俩一通大喊大叫之后，这种沉默就像我灼痛的屁股一样，让人难受。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试图找到一种让屁股不疼的姿势，但是失败了。为转移注意力我拿了本书看，却一遍遍地读着同一个段落，直到最后放弃。我头枕着枕头，心里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的大腿后面全是一条条青紫的伤痕，有些伤痕就暴露在短裤遮不到的地方。我去商店找母亲时，她的合伙人发现了这一情况，数落了母亲一通。这多少让我好过了一些，不过，我也长了记性，再也不从楼梯井往下撒尿了。

随着天气变暖，我和加比开始去城市公园玩。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了一个步枪的弹夹，里面有6颗锃亮的、没有用过的子弹。这可真是件宝贝。

我将弹夹带回家，开始有目的地研究我家的公寓。浴室和吉兹房间的窗户开向通风井，光线可以从通风井上方照进来。因为挨着我们的公寓大楼已被拆除，光线也可以从侧面照进来。通风井的底部与我家的地板在同一高度上，我可以从浴室窗户爬出去，把它假想成我的私人小院儿。不过，我得万分小心，以免掉下去。这块地方大约6英尺见方，下面是水泥，其他三面全是砖，是一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我从浴室的窗户爬了出去，手里抓着弹夹。我四下望了望，发现浴室窗户下面的灰泥有些松动，于是用手抠了抠，结果抠下了一大块，在窗户下面抠出一个洞，弹夹正好能放进去，我把它推进去藏起来，然后再把抠下的那块灰泥扣上。从那以后，我不时地从浴室窗户偷偷爬出去，看看我的宝藏。我总是非常小心，因为小孩经常会因玩未爆炸的弹药而被炸掉手指，我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1945年4月初，战争真正结束了。在4月中旬之前，最后一批德军和箭十字党被赶出了匈牙利。布达佩斯逐步走向正轨，城市的各种功能得以恢复，市貌也在逐步还原。渐渐地，窗户上的纸被真玻璃代替了，街上的碎石堆也被清扫干净。有些线路的有轨电车再次开通，商店因陋就简地开始营业。食物实行定量配给，不过因为有农民从乡下进城来卖农产品，食物的种类在逐渐增加。苏军还驻守在布达佩斯，巡逻、站岗，如同一年前的德军所做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生活中没有士兵的样子。

生活重新步入正轨的首要标志就是报纸又出现了。和我年龄相仿的报童，吆喝着报纸头条，沿街穿梭着推销报纸。8月的一天，报童们发疯地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喊道：“自动炸弹轰炸日本！自动炸弹轰炸日本！”我对自动炸弹一无所知。别人告诉我，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炸弹，威力大到可以结束战争。果然，几天之后，报童就喊叫着战争结束了。

母亲和我并没有专门为此庆祝，因为这已不是什么新闻。对我们来说，1月份的那天，当艾告诉我们最后一拨德军被赶出布达佩斯时，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 *

人们开始在他们消失的地方重新露面。亚尼在被苏联人带走后不久就被放了出来。他曾来看我们，从穿着上看他的情况不是太糟。

母亲依然执着地打探着父亲的消息，她像询问从其他地方来的人一样，也问了他同一个问题：是不是见到过我父亲，或者听到过关于我父亲的消息。答案总是“没有”。这种强迫性的询问让我极不耐烦。显然，那个让她满意的答案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我不太记得父亲，而且本来就已经模糊的记忆，被母亲的这种执着搅得更加模糊。这是另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每次她强迫别人说或询问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我就大为光火。

后来在8月的一天下午，曼奇姑姑来到我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大克勒什，当时父亲和姑父米克洛什要乘坐军用火车前往苏联前线。曼奇说她刚刚乘坐一列拥挤的火车从集中营回来，先过来看看我们，再回小克勒什的家。

她看起来很糟，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个头本来就小，现在又瘦骨嶙峋。她神色慌张，表情冷漠。她告诉我们，她和我奶奶以及住在小克勒什的我父亲的所有亲人都被抓走了，很多人都惨死在波兰一个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地方。

吉兹做了一大锅面条，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曼奇狼吞虎咽地吃得一点不剩。之后，她对我母亲讲述了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母亲又转述给我听。德国人拆散了她和她的家人，对此她提出了抗议，表示想和他们一起走，但是德国人没同意。战前她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女裁缝，所以德国人把她运到一个工厂为他们做衣服。而她的其他亲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只有她得以幸存。

曼奇和我们小住了一阵。火车几乎每天都来，通常是在下午的时候，把战俘从苏联前线运回来。母亲和曼奇形成了一种习惯，她们通常还带着我，一起在傍晚的时候去西站，盼着火车进站。去那里寻亲的有数百人。通常，那里会停着一列火车。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虚弱男人从车厢里涌出来，他们在等待的人群里寻找着熟悉的面孔，而我们也同样在他们中间寻找着。

我们希望能看到曼奇的丈夫米克洛什和我父亲，但是他们没有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曼奇回小克勒什的家了，米克洛什仍没有音讯，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母亲和我仍继续每天下午去火车站寻找父亲，但是，我们连认识的人都没发现一个。

9月初，母亲听说火车运的是苏联一个集中营的战俘，她不知怎么就认定父亲曾待在那儿，所以我们又一次前往火车站搜寻父亲。从家到火车站有一段距离，但来回却只能步行，对此我感到很烦。要走那么远的路，还得站在坚硬的水泥站台上，被拥挤的人群挤来挤去，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从车里涌出的男人，寻找着父亲的踪影，结果却总是无功而返，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我本不想去，因为我去也没有多大用，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是母亲还是坚持拉着我一起去，结果又一次失望而归。

到家时我们又渴又累，疲倦地坐在厨房里喝着东西。突然，母亲从椅子上挺直了身体，两眼发直地盯着墙，好像墙在跟她说话似的。我问她：“怎么啦？”

她让我别作声，然后继续听着什么，接着就非常激动地说：“我想我听到你父亲的口哨声了。”我父母私下里有一个暗号，他们会吹一首流行歌曲的前几个小节。

我被惹恼了，抗议地说她是在幻想。她不理我，随后从桌旁跳起来，穿过走廊跑向大房间。她将身体探向窗外，靠着栏杆在大街上来回搜寻着。我很不情愿地跟着她，从另一扇窗户向外看。然而，公寓楼前的那条街上黑乎乎的，也没有什么人。我站直身体，生气地说：“我告诉过你，你是在幻想。”

此时，门铃响了，母亲转过身跑向门厅，我跟在她身后。吉兹刚好打开门。一个身体憔悴、穿着一身破烂军装的邋遢男人站在门口。吉兹一旁盯着他，如失语一般。母亲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尊雕像，然后突然间缓过神来，跳到那个男人的身上，紧紧地抱着他。我则被撂在一边，独自站在那里。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我父亲。

他们俩就在我家门口忘情地拥抱在一起，门还开着，和我家同住一层的两个老姑娘正要出门，刚好经过我家门口。她们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就停在那里盯着看。当她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时，她们为自己的打扰说了声“对不起”后就走开了。不过，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注意到她们。

父亲终于走过来拍拍我的头。我有些不知所措。这个人毫无疑问正是我父亲，可我却觉得他很陌生。我应该爱他，但我却不敢确认自己的感觉。我只知道，就在我反复向母亲强调他不会回来、不会回来之后，他却回来了，而且现在就站在那里，对此，我感到很尴尬。

突然他转身进了大房间，直接走到衣柜旁，打开衣柜，好像在特意翻找着一件衣服。找到之后，他把那件衣服拿到灯光下细心地检查着，特别留意了衣服的扣子。在找到那颗有道裂纹的扣子后，他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放声大哭。后来他解释说，在战俘集中营时，他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后来得以康复，为了检验自己的神智是否正常，他开始想象自己之前衣服的画面。他特别想起了这件扣子上有裂纹的衣服，对这颗扣子的准确记忆，充分证明了他没有丧失记忆。

吉兹正在浴室的火炉里生火，好给我父亲放一盆洗澡水。很快他就泡上了澡，全身裹着肥皂泡。母亲在浴缸旁边坐下来看着他。我从浴室门口往里面看，不清楚自己是何感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胳膊和腿瘦得像棍子，关节因此显得十分突兀，他脸上胡子拉碴，看起来比乞丐还糟。

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微笑地问道：“安德里什，妈妈和我，你最喜欢谁？”

我使劲咽了口唾沫。我知道什么答案会取悦他，但是我不能那样说。我看向一边，然后说道：“我了解我妈妈，但不了解你。”看起来他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他招呼我过去，然后又拍了拍我的头。

起初，父亲在家里还像个陌生人，但这一局面没有持续多久。经过精心照顾，他一恢复体力，就马上回到了乳品厂。后来，他在政府经营的一家百货公司找了份固定工作，当上了经理。同时，母亲继续在乳品厂帮忙。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亚尼和罗马茨还是经常来我家，而父亲的其他朋友现在也经常顺便来访。我们家又像战前一样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并非一切都遂人心意。

关于失踪之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都不是官方的正式通知，而总是某个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带来了另外一个曾和他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的人的消息，那个人的亲戚因而了解到自己失踪亲人的情况。我们就这样得到我两个舅舅米克洛什和约西的消息——米克洛什活了下来，而约西则死了。

父亲回家几个月之后，母亲开始有点不对劲儿，好像是病了，尽管她看起来很正常。我父母进行了好多次深入的交流，但我没法理解他们谈论的内容。过了不久，母亲告诉我他们必须去看一位妇科医生。

他们去看医生的那天，电车不开，他们只得步行去了那个大夫的诊所，然后父亲搀扶着母亲又走回家。到家时母亲脸色苍白，父亲扶她在大房间的沙发上躺了下来，她闭上了眼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母亲之前是怀了孕，但是父母觉得把一个孩子带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混乱世界是不对的，所以他们选择堕胎。

我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堕胎，只是隐约觉得母亲应该是怀上了小宝宝。不过，我总是没来由地猜想那一定是个女孩——一个我将无法得到的妹妹。* * *

9月底，我已满9周岁，学校重新开学了。我直接注册上了三年级，那个学校附属于法索里犹太男孩孤儿院，就是我之前在那儿上过一年级的学校。因为跳了一级，所以每天下午我都要去补习我在二年级应该学的课程。我的辅导老师是玛吉特阿姨，也是我三年级的老师，所以，她知道我该补些什么。

二年级的补课内容令人厌烦。主要是提高阅读能力——我对此却已相当擅长，和熟记乘法表。幸运的是，我三年级的同学还没有学乘法表，所以我的许多同学会齐声背诵“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补习了一个月后，玛吉特阿姨认为我可以通过二年级的课程了。她告诉了校长，校长叫我过去，给了我一份考卷做，而我通过了考试。终于不用再上下午的补习课了，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三年级学生了。

全班有三十来人，班里的孩子已经不是我一年级时认识的那批了。不过和在一年级时一样，班级里有一部分学生来自孤儿院，另一部分则是走读生。孤儿院的孩子都穿着统一的服装，头发理得很短。他们总是饿，经常偷拿走读生的午饭。

班里有些我之前不认识的女孩子，我曾经暗恋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叫尤特卡，浅棕色的长发扎成了辫子。她很严肃，拒人于千里之外。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只是远远地瞥她几眼。我想她并不知道我曾经迷恋过她。

上学很有趣。校长偶尔来我们班给我们讲讲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良好行为的价值等内容。有一次校长讲不同的学习习性，我听得很专心。校长说，有些学生学东西快，而且学习效果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学生学东西慢，但也能将所学的东西记住很长时间，还有些学生学得快忘得也快。他劝导我们，如果不能成为第一种学生，就要做第二种学生。校长可能意识不到，他的话让我感到恐慌，因为我就是那种学得快忘得也快的学生。

上学和放学本身就是一种探险。去学校，我得向位于基拉伊大街的城市公园方向走。基拉伊大街过半的地方已改名为法索尔大街，法索尔的意思是“一行树”，我的学校就位于法索尔大街通往城市公园的路上。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法索尔大街两边有成排的树——七叶树。秋天，七叶树的果实成熟后从树上落到人行道上。第一批落下的七叶树果实对我们来说可是珍宝，我们所有人互相推搡着，抢着往包里捡。我很珍惜地把捡回来的宝贝整整齐齐地摆在我家的窗台上。看到阳光照在它们光亮的棕红色外壳上，我满心欢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果实熟透并落到地下，它们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不再受追捧，而我也把精心收藏的七叶树坚果扔进了垃圾箱。

有时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会走几个街区去城市公园玩。离城市公园越近，建筑就变得越宏伟。一些很棒的房子被苏联高层人物及其家属占着。尽管所有的政治党派在匈牙利都还在活动，但毫无疑问，匈牙利共产党有苏联这个靠山。苏联士兵还在街上巡逻，谁都知道是苏联人在掌控一切。

有一次我们经过那些房子时，一群苏联男孩从里面跑出来，把我们围住，鸡同鸭讲地用俄语奚落我们。我们自然是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盯着他们，害怕得不知所措。苏联孩子们逐渐逼近我们，把我们推来推去。他们虽不比我们高大，但因为是苏联人，我们谁也不敢还手，只是继续往前走，最后终于摆脱了他们。从那以后，每次去城市公园，我都担心会碰到他们。

那年冬天下了很多场雪，而燃料仍然稀缺，所以教室只是间歇性地供暖，有时根本就不供暖。我们总是裹着大衣，戴着帽子、围巾和手套，全副武装地坐在课桌旁，在寒冷的空气中我们呼出的白气清晰可见。在这种时候，我讨厌寒冷。不过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倒是可以在雪地里玩，我们经常打雪仗，这算是一大乐事。

有一次，一个雪球打偏了，它穿过一辆开过此处的有轨电车的车门，砸在了司机的脸上。令我们惊诧的是，随着刺耳的急刹车声，那位司机非常生气地跳下车，疯狂地追赶我们，结果我被抓住了。他一把夺走我的帽子并冲我喊叫了一番，然后就拿着我的帽子把车开走了。那是我唯一的一顶帽子，而且再弄一顶实属不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沮丧地回了家，心里忐忑不安。

回到家，我胆怯地向父母汇报了此事。我强调说，那个打到人的雪球不是我扔的。父亲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然后说：“让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帽子要回来。”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我们俩步履沉重地走到外面的雪地里，试着去找那位司机要回我的帽子。这趟电车不经过我家，所以我们只得步行到它的终点站。这是很长的一段路，而这时天已越来越黑，越来越冷。最后终于走到了终点站，我们问调度员是不是有人带回了我的帽子。结果在接受了一番教育后，我的帽子又奇迹般地物归原主，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和父亲就又长途跋涉地回家了。路上，我时而拉拉他的手，感觉和他在一起真好。

还有一次，我的一些朋友谈到了妓院。我不知道妓院是什么，所以决定问问母亲。她正对着浴室的镜子梳头，而我则蹲在扣着盖的马桶上。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她沉着地继续梳着头，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然后，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厉声答道，妓院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男人们付钱给女人，好让他们把阴茎放进女人的身体，然后他们就提上裤子回家。我坐在马桶上，听得目瞪口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有种挫败感，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继续发问。

几天后，我和几个朋友从学校回来后在我家门口闲聊。其中一个同学滔滔不绝地谈起婴儿是怎么来的问题。他好似很了解地说，当一个男人把“那话儿”放进女人身体里，并把他的一个睾丸射进女人身体，婴儿就形成了。我很认真地思考了他的话。一方面，这与母亲描述的关于男人在妓院里的行为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却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止有两个孩子，但是所有的男孩都只有两个睾丸。我问我朋友对这个矛盾如何解释，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被我问得张口结舌。这件事让我在那以后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

1946年春，父亲认为学习英语会对我很有好处。他引用了一句匈牙利的格言：“会说几种语言，你就具有几个人的价值。”他告诉我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孩提时代从未学习过其他语言。而他认为成人后学习语言的难度会很大。在战争期间，他试图学习德语和俄语，却学无所成。他尤其希望我学会英语，因为他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说英语，所以总有一天英语会成为全世界应用得最广泛的语言。

母亲找来一个中年未婚的女人教我，她是英语老师，英语说得很流利。她一个人住在位于环形大路上的一栋公寓大楼里，那里曾经很宏伟，现在却破旧不堪。母亲和她谈好一系列课程的价钱，为了支付这笔学费，母亲把一条金项链拆开，将其中几节作为报酬给了她。

学习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我不喜欢这位老师和她那破败的房子。我觉得她很古怪，而她的家则令人压抑。我总是渴望逃离那里，跑到大街上去玩。但是，父母已下定决心限制我这种愚蠢的行为，所以，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尽管我不喜欢上英语课，但是它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一直如此。

就好像英语课对我的折磨还不够，不久后，一架很大的黑色钢琴又出现在我家的客厅。为了给钢琴腾地方，父母的沙发床被挪到了窗户下面。母亲解释说是时候让我学钢琴了。起初，它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选了一些简单的曲子，没完没了地弹着。但是紧接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钢琴老师出现了，她拿的手提包很大，足以装下一长条面包。她坐在钢琴边，开始教我神秘的音阶，然后让我一遍遍地弹奏那些令人讨厌的音阶。而等她走了之后，母亲又接着让我一遍遍地练习。就这样练习了很多遍后，我终于能够弹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了，可我弹得总是不太好，因为我讨厌弹琴。当初学英语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抵触心理，但是钢琴真的让我无法忍受。

有时朋友们来家里玩，他们唱歌时，母亲会为他们伴奏。我惊叹于她那娴熟的演奏技巧，但她却没有遗传给我太多的灵感。不过她弹琴从不为消遣，更不和我一起弹。

在课余时间，既不上英语课也不上钢琴课时，我会读书，而且读了相当多的书。我最喜欢德国作家卡尔·麦的作品，他的书里充满了悬念。他曾经写过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以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脉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高贵的印第安酋长温尼托，还有那个同样好心肠的牛仔老沙特汉德。老沙特汉德和温尼托总是放走那些坏家伙，即使他们应该知道那些坏家伙在下一章里还会来来纠缠他们。不过我不在意这些。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卡尔·麦从来没去过美国——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德国，而且这些书都是他在监狱中写的，但我也不在乎这些。卡尔·麦书中的美国，是一个错误总能被纠正、正义永远被伸张的世界，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我的校内日程和校外课程正在常规化，与此同时，布达佩斯也步入了正轨。一些损坏的建筑得以修复，而另一些则被拆除，变成一片空地。横跨多瑙河的第一座桥已重建，只不过它是由木梁临时搭建而成的，但是，它却恢复了布达和佩斯的连接。两地还举行了游行，来庆祝大桥恢复运行。* * *

1946年夏天，我去父亲的家乡小克勒什与曼奇姑姑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曾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祖父是在我因猩红热而住院的那段时间前后去世的。当时我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而他却在死与生之间弥留。他坚守生命，直到我度过危险期，但最终他却去世了。战前，父亲的老母亲、两个兄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很多堂兄妹都在小克勒什。在被带到奥斯威辛后，曼奇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她有一个姐姐，叫伦克，伦克和她丈夫拉约什已于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美国。而父亲的另一个姐姐伊伦，和她非犹太人的丈夫萨尼依，住在布达佩斯，也幸存了下来。这就是父亲的家族中还健在的人。

1946年夏天，曼奇搬回了她在小克勒什的家。她的丈夫米克洛什据说还活着，但被关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里。这么看来，父亲能这么快从战俘集中营回来真是幸运。

曼奇靠做裁缝为生，她养了一只小狗。在布达佩斯，我没养过任何宠物，就是那只小狗促使我答应和曼奇同住一个夏天的。

小克勒什和巴乔尔马什一样，都在布达佩斯南边，但它离布达佩斯却没有那么远。那年我9岁，我为自己能够一个人坐火车出行而感到骄傲。父母在布达佩斯把我送上火车，曼奇在小克勒什车站接我。车到小克勒什时，天已经黑了，我没有找到曼奇。火车开走了，站台上只剩我一个人背着包站在那儿。我惊慌失措，放声大喊：“曼奇，你这头蠢驴，你在哪里？”曼奇听到了我的叫声，大笑起来。事实上，她一直在那里等着，只不过天太黑她没看见我。后来她多次讲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尴尬不已。

在小克勒什的生活与在家时迥然有别。和巴乔尔马什一样，小克勒什是一个很小的省级城市。与布达佩斯相比，又小又落后。那里的房子也小，都是平房，很多房子都是茅草屋顶，外墙上抹的是泥巴。有钱一点的人家，外墙刷上了白色的涂料，而在其他人家，墙面就保留着泥土的本色。那些房子挤在狭窄的土路上，一下雨，土就变成了黏泥。那里没有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马车和载着很多东西的自行车，人们在拥挤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费力穿行。城里有个小广场，那里有一家药店和一家电影院。这里每周还有个集市，农民们赶着他们的运货马车来到广场，车里装满了白菜、洋葱、土豆和其他农产品。

曼奇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屋，外面有一个院子。小屋空空的，所以就成了我和刚结识的几个邻居小孩的游戏室，而院子则被当成了游乐场，我们用黑土堆成城堡，修建护城河。我们玩得满身是泥，令曼奇大为恼火，因为她很爱干净。

我和一个男孩决定在屋顶建一个阳台，要从房顶上揭下一些瓦。做这件事我们很在行，我们把浅红色的陶土瓦片弄松，然后把它们扔到地上。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每块上了釉的瓦片落到黑色地面上，摔成一块块边缘锋利的陶瓷碎片。曼奇不喜欢我们这么做，冲着我们大叫。

虽然我学习并通过了二三年级的课程，但我的乘法表学得并不扎实——至少在我父亲眼里是这样。年幼时，父亲就是个小数学天才，而他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的成绩对我来说自然是过于严苛。那年夏天，父亲找来一个住在小克勒什的朋友辅导我数学。我很喜欢那个人，他很友好，也很风趣，每周辅导我几次，和我一起做数学题。在炎热的夏天，他经常挽起袖子，露出强壮有力的前臂，其中一个手臂上刺着一个号码——那是他在奥斯威辛待过的印记。

我有很多机会加强我的数学。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很严重，匈牙利货币彭格每天都在贬值。在集市日里，我惊奇地注意到，蔬菜的价格在开市几小时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货膨胀令钞票的面额猛涨，数额大得令人难以置信——1 000彭格、10 000彭格、100 000彭格。价格变成了天文数字，人们用篮子装着成摞的钞票买东西。

城里的小电影院每周放一次电影，大部分影片是战前美国牛仔的故事。曼奇经常带我去看电影。和其他东西一样，电影票的价格也在那个夏季飞涨。那年夏末，人们开始用农产品换电影票。像小克勒什的大多数人一样，曼奇养了几只鸡。我们攒了一些鸡蛋用来换电影票。这样，即使电影票的价格每星期都在涨，用鸡蛋来支付，价格就相对稳定了下来。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小篮子里装上鸡蛋，然后把它们交给售票亭里的那个男人。坐在装潢破烂、座位不太结实的电影院里，看一场汤姆·米克斯主演的胶片划痕累累的电影，需花去我们一个鸡蛋。

曼奇还教我照相，她有一部战前由德国制造的做工精细的相机。你需要打开上面的盖儿，通过盖儿下面的屏幕看你要拍摄的景物。装胶卷是个技术活儿，曼奇从来不让我做这件事。

曼奇还有一部盒式的旧柯达相机，用这部相机照相很简单：你只需对准景物，按下一个按钮，伴着咔哒一声，照片就照好了。我们四处拍照，曼奇把柯达相机给我用，她则拿着德国制造的那部。我们拍下我在院子里搭建的城堡，还拍下了小狗和我们两个。然后我们把相片冲洗出来，由我把它们寄给家里的父母。

小克勒什是匈牙利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出生地。他出名不仅因为他的诗，还因为他很年轻时，就在1948年的那场匈牙利革命中牺牲了。他出生的那栋房子在一条小巷里。房子不大，地面很脏，窗户很小，屋顶上盖的是茅草。它和小城中的其他房子一样，只是更旧一些，不过却是小克勒什最著名的地方。

我们去参观过几次裴多菲的房子。我在学校时读过他的诗，而且很喜欢。我发现走进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诞生的那个房间时，你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一次，当我和曼奇参观裴多菲的房子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多次在报纸和贴在建筑物上的海报上看到的人，就站在房子前。他就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他正和夫人一起参观。拉科西很出名，他在战前因为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匈牙利政府关进监狱；后来苏联以交换囚犯的方式，以一些被其关押的匈牙利要人为筹码，令匈牙利政府将他释放。战争结束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后来和苏联军队一起回到了匈牙利。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袖，又受到占领匈牙利的苏军的支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家。

当我看到他时，我惊讶得差一点被自己的脚绊倒。我张着大嘴，呆呆地看着他，通过我那部盒式相机的取景器观察他，直到拉科西注意到我。他友好地说：“你愿意为我拍张照吗？”我说愿意，然后他和夫人就摆好姿势让我照。但是，尽管用这部相机拍照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仍然很紧张，手都在抖，结果只拍下他们头顶的天空。曼奇从旁边看着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给我父母写信告诉了他们。

那个夏末，我回到了布达佩斯，离开学上四年级还有几星期。曼奇让我保管那部柯达相机，靠它还有我新学会的摄影技术，我、加比和另一位朋友温加尔进入了照相业。温加尔知道如何冲洗黑白胶卷和制作接触印相照片。通过接触印相法制作的照片效果不太好，照片全都发灰，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它们弄平整，所以它们会卷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取名温弗莱格罗，它来自我们三个人的姓的缩写：温加尔、弗莱纳和格罗夫。我们去找各自的亲戚朋友，提出为他们照相，但只有几个人愿意配合。而且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作品实在拿不出手。

温加尔是一个手巧的男孩。他有一部电影放映机和几段35毫米的黑白电影胶片，不知是谁设法从一个电影剪辑室的地板上挽救回来的。我们三个把屋子弄黑，然后在墙上放这些电影看。这几段胶片很短，几秒钟就能看完，但是我们仍兴趣十足地一遍一遍地来回看。

四年级的学习生活与三年级没什么不同，而且更轻松了些。因为学校已步入正轨，我也没什么漏下的课需要补了。我还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学习，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可以交谈。因为我这个话匣子在课堂上经常和他们说话，我没少挨批评。我依然不用太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唯一得到低分的一项就是“行为举止”。在校期间老师在这方面给我的评语自始至终都是“安德里什太活跃”。

起初父母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也许还为这些评语沾沾自喜呢。但是，因为老师一直做出这种评语，高兴就变成了强烈的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严厉的训斥。每到母亲要去学校和老师谈话，我都感到恐惧。一次，在这种会面结束后，我在学校的走廊里正好撞见了她。我当时吃了一惊，然后笑得很灿烂地跟她打招呼。她瞪了我一眼，这让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放学之后是否回家。但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

一堂逃不过去的教育课开始了：她说我对待生活不认真，早晚有一天我会为我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付出代价……以前我多次接受过这种训导，接下来一段时间在课堂上会老实一点，不过随后便又回到了“活跃”状态。但是，即便我对母亲的这种管教方式已经具有免疫力，但那种不愉快的氛围仍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一般不和父母争辩什么，而一旦我行为不端，父母就会结成联盟：母亲对我说教，父亲冲我大喊。自那次楼梯井事件之后，母亲没再打过我。而父亲从来没打过我，他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守规矩。他的床边放着一双他很喜欢的皮拖鞋。即使那张沙发床在白天折回沙发时，他的皮拖鞋也放在那里。一旦我不听话，他就向我挥舞其中一只拖鞋，以示威胁。如果我还没有反应，他就把那只拖鞋朝我扔过来，但他从没打着我，我也从不知道他是故意打偏还是他瞄准的能力太差。

父母还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赞许。如果母亲认可我做的某件事，她会拥抱我，满含热情地看着我。父亲则走到我身后，轻轻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拍三下，然后说：“做得好，儿子。”

第七章 埃翁盖利库斯大学预科

四年级是小学的最后一年，现在我该决定何去何从了——如何以及在哪儿继续接受教育。那些想继续上大学的孩子一般都去大学预科学习8年文理课程，接受传统教育。法索里小学约一半的孩子上了大学预科；另一半则上了技术学校，接受相关的职业培训，以适应将来的特殊工作。

人们说那些隶属于宗教教派的大学预科学校更好一些，所以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埃翁盖利库斯大学预科学校，它是由匈牙利第二大新教教派开设的（在匈牙利，大多数人都信奉天主教，所以即使是一个大的新教教派，它能代表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埃翁盖利库斯大学预科学校在学术上颇有建树，而且它离法索里小学只有几个街区远，从我家走路过去很近。

这是我第一次去有非犹太孩子的学校上学，但是埃翁盖利库斯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特色是：为保持其宗教色彩，它开设了宗教课程，却不强行向学生灌输信仰——信奉新教的孩子上新教课程，而我和其他的犹太孩子们则一起上犹太教课程。除此之外，学校一视同仁，不会对任何学生区别对待。

从l947年9月，我开始就读于埃翁盖利库斯大学预科学校，那一年，我刚11岁。小学与大学预科有几点显著的不同。首先，大学预科的学生都是男生。因此，在这里，我与同龄的女孩完全失去了联系，不过我并不十分在意她们，所以很快就把她们忘了。其次，大学预科的老师也全是男性。此外，大学预科的课堂气氛也比小学的严肃。在埃翁盖利库斯，一切以学业为重。

在埃翁盖利库斯大学预科，每个学生都拥有一顶特殊的帽子，而每所大学预科学校的帽子款式都各有不同。埃翁盖利库斯的帽子呈深蓝色，前后翘起，像士兵的帽子一样，而且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校徽。我很庆幸自己能上这所学校，因而我也为自己的帽子感到骄傲，并乐于一直戴着它。

一天放学回家时，我和几个朋友正在我家附近的人行道上追逐打闹，一个比我们大一些的男孩恰巧路过，我猜他一定是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他戴着我们学校的帽子。他拦住我，严肃地对我说，作为埃翁盖利库斯学校的学生，我在校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如果我像个野人似的在大街上乱跑，会影响人们对我们学校的印象。他的批评让我感到很丢脸，所以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安分守己。

因为我的耳朵，我再次获得了优待，坐在了教室前面的座位上。我的耳朵一直在流脓，所以听力仍不太好，不过因为就坐在老师面前，而他为了让全班学生听清他讲话，说得很大声，所以他讲的内容我能听清。我的同学、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都知道我听力有问题，所以他们在跟我说话时总是很大声。根据亚尼提出的理论，我的听力障碍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亚尼说，就像盲人其他感官的加强弥补了视力上的缺陷，因为耳聋，我开发了其他感官，从而弱化了听力上的不足。因为听不清楚，我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对各种非言语的肢体动作作出反应，并留意各种信号。因为我经常只理解了句子中的只言片语，所以我必须不断地锻炼大脑，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我喜欢亚尼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听力不好让我变得更聪明了，这正合我意。

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爱我的老师、同学还有大部分课程。我们的课程包括匈牙利文学、地理、历史、数学和一门外语。我选择学英语，而英语老师恩德勒迪先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他风度翩翩、衣着考究、干净整齐。他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说话时充满自信，举止温文尔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尽管我已经利用课余时间学了好几年英语，但我对学习英语仍是兴趣不足。不过我还是在恩德勒迪的课上开了个好头，因为我喜欢他，想让他注意到我。这一想法激励我好好表现，我的英语成绩也随之提高。

恩德勒迪先生成了我的偶像。但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意识到我在外表、言谈和衣着方面永远都赶不上他。他在签名时，总是把首字母E写成花体字，于是我就模仿他，在签名时把首字母G也写成花体。

虽说恩德勒迪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老师，但别的老师也都不错。他们不刻板，但也希望学生在课堂上守纪律，而他们通常能维持好纪律——虽然偶尔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尽管我是一个好学生，我依然会令母亲感到很懊恼，因为老师们在家长会上还是会向其提及我“过度活跃”的问题。

但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批评。我只是偶尔和与我共用一条长凳、一张双人桌的男同桌，或者是与我后面的男孩们互相探讨点东西而已。但母亲可不这么想。她认为我应该让小学时代不守规矩的行为永远成为过去。家长会仍然像小学时那样会让我紧张。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所有文化课都是1级（按照1到5级的等级制，1级为最好，5级为不及格），而举止行为是2级，这是对我活泼性格一以贯之的评价。

唯一让我讨厌的是宗教课。我从来就不喜欢这门课。它对我来说就是一系列的童话故事，而我讨厌听这些故事，更别提还要相信它们。我开始抵制它们。有一次，老师正在给我们讲约书亚如何祷告让太阳停下来时，我举起了手。“什么事，格罗夫？”（老师总是叫我们的姓，我们也都以姓称呼彼此。）为了显得礼貌，我从桌子后面迈出来，站到过道上答话。“如果太阳本身是不动的，那么约书亚又怎能让它停下来呢？地球绕着太阳转是众所周知的，而太阳是静止的也是毋庸置疑的。”我答道。

老师瞪着我——如果太阳一直在动，他的表情也一定能让它停下来。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接着冲我喊道：“格罗夫，这是宗教！你可以不相信它！但你绝对不能否认它。”

其他学生都在窃笑，这让老师怒火中烧。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暗自高兴，想着自己的胜利：格罗夫1分，宗教0分。

回到家，我告诉了父亲在课堂上发生的事。他照例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对我投以赞许的目光。“干得好，孩子。”他说。

在我宗教课的成绩下来之前——这个成绩也许会为我的自满浇浇冷水，新政策下来了，宗教不再是必修课了，在允许不听这门课之后，我立刻就跑出了教室，丝毫没有耽搁。* * *

前面我已经说过，绝大多数孩子都用姓称呼对方。不幸的是，我却是属于少数人的例外。战后那几年里，我又矮又胖，而且体重呈现增长的趋势。学校的孩子们给我起了一堆外号，从“胖子”到Rof（猪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我讨厌这些绰号，但我越是抗议，那些孩子就会在校园里越大声地叫我。所以我只好勉强接受“胖子”或“Rofi”这样的叫法。在我脑子里，它们甚至已经成了我的名字。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运动天赋，随着我越来越胖，我在这方面就更不擅长了，这成了我最大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运动队来挑队员，我都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孩子。我们在锻炼时间和放学以后经常玩足球。我不太擅长踢球，而且速度缓慢。就此我想出的一个最顺嘴的理由是：虽然那场猩红热已经过去了7年，但我不知道我的心脏是否已经完全康复。我宣称，如果我让心脏负担过重，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我就避免了参加剧烈活动，而在足球比赛中长期担任守门员的角色，因为守门员不用怎么跑动。

我这个守门员资质平庸。整体上讲，我的表现之于球队无足轻重，既无益也无害，但是我的守门员生涯很快就因一次意外事件结束了。有一天，我们照例在操场上踢足球，我被当作门柱的铁棍子绊倒，左臂先着了地。当时并没感觉到疼，但是我站起来后却发现前臂弯了，呈V字形，这让我很吃惊。我盯着那只胳膊，其他的孩子也围上来看。很快，一直在指导另一支球队的老师过来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我的胳膊弯了。”

他把我从操场带到学校办公室，在那里他打电话给在乳品厂做事的母亲。幸好旁边就是医院，他把我带到了那里。等母亲的时候，护士让我喝了些水，还在旁边安慰我。我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胳膊，虽然丝毫感觉不到疼，手指活动也正常，但是它那弯曲的形状依然让我有些害怕。母亲到医院之后，与医生单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她告诉我：我的左臂骨折了。我以为他们会像拉直一根弯电线那样把我的胳臂拉直，然而，他们却说要让我先睡觉，等我睡着时医生才能把骨头弄直。

他们使我入睡的情景让我心生恐惧。母亲解释说把我的左臂弄直会很疼，而如果我睡着了，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我别无选择。在母亲向我解释这些时，护士已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她让我爬上了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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