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汤浅邦弘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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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中国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473-1066-3
Ⅰ．①竹… Ⅱ．①汤…②白… Ⅲ．①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Ⅳ．①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4472号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6-779TIKUKANGAKU: TYUGOKU KODAI SISOU NO TANKYU by YUASA KunihiroCopyright © 2014 YUASA KunihiroAll rights reserved.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All rights reserved.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20×1020毫米 1/16字 数：241千字印 张：19.5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66-3定 价：55.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序文
随着竹简记载的古代文献相继被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正在迎来重大的转折期，古代思想史正在被大幅改写。
尤其是近年来被发现并逐步公开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上博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岳麓秦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大简）”等，成为研究先秦至汉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在此，本书将通过对以上资料的解读，来阐明中国古代思想中迄今未知的形态。
全书整体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为题，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史以及尧、舜、禹及周文王等古圣王的传说加以考察。
第二部分，以“王者的记录与教诫——楚王故事研究”为题，以上博楚简中富有特色的6篇楚王故事为主，对其特色与文献性质加以分析。
第三部分，以“新出秦简、汉简中体现的思想史”为题，以岳麓秦简、银雀山汉简、北大简为主加以分析。其内容分别为占梦、军事、《老子》等。
虽然以上三部分的论述题目各有不同，但均围绕先秦至秦汉的重要思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既探讨了如楚王故事等，在迄今的思想史研究中几乎未有触及的题目，也探讨了尧、舜、禹的传承及梦、兵学、《老子》等问题，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
以下将对竹简的相关学术用语加以说明。这些用语，对于专门从事竹简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或许大多已是常识，但一部分还很难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一些是随新竹简的发现，近年来逐步引起瞩目的特殊用语。另外，这些用语中，还有一些在中日研究人员之间尚有若干分歧，需要加以注意。竹简学用语解说
笔者所属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会（原名战国楚简研究会），一直致力于竹简用语的整理及解说。其成果包括：《新出土資料と中国思想史》（《中国研究集刊》第33号，2003年）所载的战国楚简研究会《“书志情报”用語說》（福田哲之撰写）、《戦国楚簡研究二〇〇五》（《中国研究集刊》第38号，2005年）所载的战国楚简研究会《“书志情报”用語說（二）》、金城未来《中国新出土文献の研究》（2012年度所提交大阪大学博士学位申请论文）所载附录《新出土文献用語說》等。但受出土竹简情况的制约需增补之处颇多。以下解说，乃是结合近年新的状况大幅增补修订而成。
简牍——竹简与木简的总称。竹简主要用作文献、文书等，将其编缀后的形状便是汉字的“册”字。纸发明以后，其用途被纸取代，并逐渐受到驱逐。木简则主要用作文书、账簿、名片、货签等，用途较多，纸发明之后，暂与纸并用。
简帛——竹简与帛书的总称。近年发现的主要竹简参阅以下所列项目。著名帛书有1973年于湖南省长沙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
郭店楚简——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墓被盗掘后出土的竹简904枚（其中，有文字记载的730枚）。图版、释文的正式名称为《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其为打开20世纪90年代以降新出土文献研究之门的重要竹简群。
上博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入的战国时期的楚竹简。因以战国楚系文字书写，所以称“楚简”，后该名称逐渐固定下来。共1200余简，35000字。其与郭店楚简相同，为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时代。图版、释文的正式名称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分册至第九分册已经出版，另外，集合残简（后述）的别册及楚系文字字书《字析》也将出版。关于名称，也略称为“上博简”或“上海博楚简”。
岳麓秦简——2007年12月，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得到的秦代竹简。总数为2100枚。完整简（后述）为1300余枚。其后，于2008年8月，香港某收藏家将同样的秦代竹简共76枚（完整简30余枚）寄赠岳麓书院。因此，总数为2176枚。图版、释文，由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分册形式出版。
清华简——2008年，由清华大学得到的战国时期竹简。总数为2388枚（含残简）。受清华大学委托，于北京大学进行了碳14（C14）年代测定（后述），其结果表明，清华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即与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相同，为战国中期竹简）。图版、释文，由《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以分册形式出版。
北大简——2009年由北京大学得到的秦简与汉简的总称。秦简也称为“北大秦简”，汉简也称为“北大汉简”。北大简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进行整理，其汉简部分的图版、释文，已由《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分册形式先行出版中。汉简总数为3346枚（其中，完整简为700枚以上，完简为1600余枚）。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数年来购入、收藏的259枚简牍。其中，战国简10枚、西汉《日书》简109枚、遣策11枚、东晋“松人”解除木牍1枚等。战国简均为残简，其中一部分被认为与上博楚简有关。图版、释文收录在2001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银雀山汉简——1972年于山东省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简群，总数约5000枚。于1985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公开了《孙子》、《孙膑兵法》等的图版、释文，其后出版一度中断，后在2010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公开了“论政论兵之类”等文献。
简长——竹简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来表示竹简上端至下端的长度。在新出土文献中，除郭店楚简《语丛二》、《语丛四》中可见15厘米的短简外，上博楚简大致上是以30厘米至50厘米的竹简居多。长简中，有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元光元年历谱》的69厘米长的竹简。
简端——竹简的首尾两端。现阶段，按照其形状分为以下三种：简端（右起，分别为平齐、梯形、圆端的例子）
①平齐：简两端切割平整，呈方状。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乙本、丙本和《太一生水》；上博楚简《缁衣》、《性情论》等多数竹简。上端平齐也称“平头”。
②梯形：简两端均切去小角，呈梯形状。见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六德》等。
③圆端：简两端经加工，呈圆状。见于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鲁邦大旱》等。
编线——编缀简的纽绳及其根数。也作编绳。现阶段，以以下二种类型为代表：两道编线（郭店楚简《老子》的复制品）
①两道：竹简上下两处各以一根纽绳编缀的类型。也作两道编线。郭店楚简中的文献几乎均为两道编线。
②三道：竹简上中下三处各以一根纽绳编缀的类型。也称三道编线。上博楚简中的竹简几乎均为三道编线。
但是，古代竹简在出土之际，编线原样残存的例子极为罕见。编线到底为何种状态，可从竹简的编线痕以及契口（后述）进行推定。而且，从编线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而言，虽然大多编线痕并不与文字重合，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编线痕与文字重合的例子。可以认为，前者是在编线编缀简后进行书写的，而后者则是在书写文字之后才进行编线编缀的。
编距——上下或上中下编缀纽绳之间的距离。例如，一般情况下三道编线时，从竹简上端至第一编线之间的距离较短，而第一编线至第二编线以及第二编线至第三编线之间则基本上等距，第三编线至竹简下端，则与从上端至第一编线相同，距离较短。试以三道编线（两端平齐），编距从上至下各为3厘米、20厘米、20厘米、3厘米的竹简为例，则如下图所示。
册书——以纽绳编缀竹简而成的文献形态。但是，竹简以册书形态出土的例子极为罕见，几乎都因岁月久远编缀竹简的纽绳大部分呈腐朽散乱状态，抑或被埋没在泥块中出土。另外，在重新编缀竹简之际，将本来的排序错排，称为“错简”。
契口——以编线编缀竹简成为册书时，为不使编线滑离距离，在竹简上刻出的楔形缺口，并将编线嵌入该切口内编缀竹简。在竹简右侧的契口称右契口，左侧的则称为左契口。如为两道编线时，上下的契口各称为上契口与下契口；三道编线时，从上至下称为第一契口、第二契口、第三契口。契口在显示原来的编线位置的同时，也成为在复原竹简的排序及接续之际有力的线索。此外，在同一竹简中，契口不会左右分开契刻。
完简——完整无缺的简。
残简——竹简只残余一部分的简。也作残缺简或断简。
整简——将两枚或三枚以上的残简接合后，基本可以复原为完整的简。在中国，有时也将其称为“完整简”。另外，在接合残简进行复原之际，有以下一些线索：
①书体：书体的同一性。同一文献内，罕有书手交替的情况（一个文献由数人书写），一般情况下，一个文献多由一人书写，书体的同一性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证据。
②形状：断裂的形状上下一致。恰好如拼板组合一样可以接合。
③内容：文意的连续性。即所谓从上下文进行的推定。
④契口：契口的位置。如为册书，则契口的位置一致。另外，具有右契口的竹简与具有左契口的竹简不作为同一简进行接合的看法也较为妥当。
⑤墨线及划痕（后述）：在竹简背面所引的墨线及划痕的位置。
满写简——从上端或者上端附近的部分，至下端或者靠近下端附近的部分写满文字的简。与文字间隔的宽窄无关。
留白简——上端与下端，或其一方无文字书写而留有一定空白的简。在篇章末尾处的简中的文章末尾附有墨钩、墨节（后述）等分断符号，其后多有留白。契口（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第六简。中央处可见右契口与编线痕）银雀山汉简《孙子》（残缺简较多）满写简与留白简（上博楚简《庄王既成 申公臣灵王》。右起第二枚为第一简的背面。篇题“庄王即成”的前后留白。最终简文末之后为留白）
白简——完全没有书写文字的竹简。写有文字的竹简通常称为“有字简”。
分段书写——在一枚竹简中分为上下两段或者分为三段以上进行书写的状况。例如，岳麓秦简中，《质日》为六段，《为吏治官黔首》为三段，《占梦书》为二段，分段书写。与通常的文献相异，将多个简短事项进行分条书写，可以认为是为了方便阅览的举措。分段书写的竹简应该按照何种顺序阅读，虽然尚无法断言，但就《占梦书》而言，则可以推测为首先从右至左阅读上段，其次移至第二段再从右至左阅读的横断式的阅读方式。
首简、末简——上博楚简《周易》的相关用语。在上博楚简《周易》中，一卦（卦画、卦名、首符、卦辞、爻题、尾符）使用二至三枚竹简，其中最初一简称为“首简”，最后一简称为“末简”。
标号——竹简上标记的记号。主要有以下一些：
①墨钉：小型方状的或近似方形（也有的看似为圆点）的墨点。附在文字的右下方，表句读点及章、篇的末尾。另外，墨钉中，有时将更小的（看似为点）表句读点的一类称为“句读符”。
②墨钩：如钓钩状的记号。附在文字的右下角，表句读点及章、篇的末尾。
③墨节：所引的横断竹简的墨线。表篇、章的末尾。与墨钉及墨钩相比，分断意识更强。
④短横、小点：短的横划及小墨点，表句读点及章的末尾。有时也被称为“句读符”。
⑤圆形墨点：表示章节的开头所附的圆形点“·”。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中，在各章的开头均附有圆形墨点，明确表示章的分断之处。另外，银雀山汉简的“论政论兵之类”的多篇为分条书写的文体，在各节的开头可见该符号。在中国，有时也将其称为“提示符”。也有“分章符”的称呼，但这是章的开头部分所附的圆形墨点与章末所附的墨钩等的并称，并不一定仅指开头部分的圆点。满写简与分段书写（岳麓秦简《占梦书》。第一简［右］为满写简，第九简［左］为分段书写。）上博楚简《周易》革卦的首简（从上至下依次为卦画、卦名“革”、首符、卦辞的开头部分）墨钉（上博楚简《昭王毁室》第五简）墨钉（上博楚简《陈公治兵》第十一简）墨钩（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文末的墨钩之后为留白）墨节（上博楚简《昭王毁室》第五简。以墨节为界，前为《昭王毁室》，后为《昭王与龚之》）
⑥首符、尾符：上博楚简《周易》中所见的6种符号。首符，是位于卦名之后、卦辞之前的符号。尾符，是爻辞整体末尾的符号，被认为是在表示每一卦的结束。
⑦重文号：重复同一字的记号，迭字符号。多数场合，在该文字右下角以“”来表示。与以下的合文号相同，是为了书写省力的符=号。
⑧合文号：表示合文的记号。所谓合文，是书写法的一种形式，或为了减轻书写的劳力，将不同两个汉字（也有三字等的例外）合为一字进行书写。笔画较多的汉字在右下角附以“”的记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上博楚简的“孔”（孔子）、“夫”（大夫）、“先”（先===人）、“孙”（子孙）等。此外，重文与合文均以“”来表示，是合==文还是重文需要从上下文来判断。墨节（上博楚简《子羔》第十四简）圆形墨点（北大简《老子下经》第四十五章开头部分）重文“少少”（上博楚简《平王问郑寿》第四简）合文“孔子”（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第六简）
⑨编号：参阅后述的竹简号码以及编号条目。
篇题——标记在竹简上的该文献及篇的名称。多记在册书开头附近的竹简背面。之所以如此标记，是因为竹简在卷合保存之际，写有文本的一面是从末尾向内侧卷起。如此一来，则在卷合后的简册表面（竹简背面）可以确认到篇题。总之，篇题大多是为方便起见，取文章最初的数字或一字来命名，并非一定具体显示文本的内容。如此记载方法，可见于《论语》的《学而》、《为政》等篇，可以认为是古代文献的通例。此外，竹简在无法确认篇题之际，则由整理者根据内容附以拟称。
墨线——竹简背面所引的斜向墨线。可以认为其是在记录文字之前，或在书写之后，在竹简背面依斜向所画，以防止错简的发生。可依此墨线来推定竹简的连接顺序。上博楚简原则上并未公开其背面，但在《庄王既成》第一简背面、《命》第十一简背面、《王居》第一简背面等处，可以确认墨线的存在。此外，在上海博物馆，因为各竹简贴在衬纸上并覆盖玻璃，原则上无法阅览竹简背面。仅有背面附有篇题的竹简，因该处挖空衬纸可以进行确认。以下竹简可以确认墨线的存在，也是因为该处恰好有篇题的缘故。因此，该简前后或也引有墨线。《庄王既成》、《命》、《王居》以外的文献抑或也引有墨线，但现阶段未详。
划痕——竹简背面斜刻的划痕状的线。也称划线。与墨线同样，可以认为是为防止竹简误排序的一种举措，是重新排序竹简之际的有力线索。现阶段，可见于清华简、上博楚简、北大简等。特别是，在北大简《老子》中，划痕分布全简，在竹简排序的复原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竹简号码——有以下两个意义：
①在制作释文之际，为方便起见，所附的竹简的排序号码。在接合两个残简成为整简时，有时也表示为“3a+b”或“12A+2B”等。原释文的竹简号码基本上比较可信，但有时也会发生错误，此时则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另外，也有如岳麓秦简一样，具有在整理的初期阶段赋予的拟定号码，与制作原释文时修正竹简排序后赋予的号码等两种号码。
②为表示竹简的排序，原本在竹简上墨书的汉字数字，相当于现在的页码。在清华简中，几乎所有文献的竹简背面的中央部（竹节部）均有墨书的汉字数字。此外，在上博楚简中，《卜书》全10简中4枚竹简的文字面下端右侧，可见较小的“一”、“二”、“七”、“八”（其他竹简因残缺无法确认）等号码。在中国，这称为“编号”（参阅次项）。篇题与墨线（上博楚简《庄王既成》第一简。右为表面，左为背面。背面上部有墨线，中央部可见篇题“庄王既成”）篇题与墨线（上博楚简《命》第十一简。右为表面，左为背面。背面上部为墨线，中央部可见篇题“命”）划痕（图示北大简《老子》背面的划痕状况。引自《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
编号——竹简上所记的排序号码。现阶段，在清华简背面与上博楚简《卜书》的文字面可以确认。一般的出土竹简，因编线断裂发现时大都呈散乱状态，因此如何将竹简重新排序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竹简上附有该号码，则基本上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竹简的排序也会自动得以确定。在中国，上博楚简中的这种号码，称为“简序编号”，而在清华简中则称为“次序编号”。
纪年简——具体记录年号的简。例如，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数术类竹简中有记录“孝景元年”的竹简。孝景元年相当于公元前156年，因此可以推测，该竹简年代应为西汉中期，多为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书写。另外，岳麓秦简《质日》（历谱）中有“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等纪年，据此可推定成书年代的下限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如上所述，纪年简是推定竹简的形成、书写年代的重要线索。如不具备如此线索时，碳14年代测定法（后述）就成为有力的手段。
原释文——出土文献的最初整理者提出的释文。上博楚简、清华简等以分册方式公开其图版与释文，其中所登载的称为“原释文”。与此相对，各研究人员在各自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释文进行修正后所提示的，只称为“释文”。
隶定——将上博楚简、清华简等战国简中所记古文字以隶书字体置换并认定。通常，将其表示为楷书制定释文。战国时期的古文，特别是上博楚简所记的楚系文字，因为字体复杂，如不置换则大多无法认识及表记。因此，为方便起见，便用更为简洁的隶书字体来辨认。在原释文中，有时一面注意该字的形音义，一面将其以更为易懂的其他通用字来进行置换，并在其后的括号“（）”中予以明示。在其他研究人员的释文中，有时也考虑到这样的通用关系，将文字完全置换后，以“释读”方式予以表示。编号（上博楚简《卜书》第二简末尾的编号“二”）编号（清华简《尹至》第四简背面的编号“四”）编号（清华简《尹至》第五简背面的编号“五”）
碳14年代测定法——利用碳元素的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碳14（C14）的特性（半衰期）进行的年代测定法。测定结果，以1950年为定点的国际标准进行表示。对竹简而言，除其中含有“纪年简”以外，缺乏特定书写年代的线索。因此，在以文字的字体、出土竹简的墓葬的形态以及其他的随葬品等来进行年代推定的同时，有时还对竹简本身进行碳14测定。上博楚简便公开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对其的测定值为2257±65年以前。据以1950年为定点的国际基准，则为公元前308±65年，即公元前373年至前243年。据此，便可以推定上博楚简的大致书写时期，为距今约2300年前的战国中期左右。另外，清华简也公布了在北京大学进行C14测定的结果为公元前305±30年，可知基本上为相同时期的战国简。【附记】“竹简学用语解说”中登载的照片、图版，除笔者所有的复制品照片以外，均引用自以下诸文献（本书正文部分亦然）：《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院藏秦简》（上海辞书出版社）。《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部分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序章中国新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与发展莫高窟与敦煌学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在敦煌的莫高窟中，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5万余卷的文物。王圆箓本是湖北人，因饥荒于1897年流浪至莫高窟，便留在当地做了道士。
保存文物的第17窟“藏经洞”在第16窟的甬道内部（入口右侧[北侧]通路的壁中），为东西2.7米，南北2.8米，高2.5米的小窟。在此保存了从魏晋（4世纪）至宋代初期（11世纪）的5万卷文书。
关于大量文书被隐藏于此的原因，有数种说法。除了因西夏王朝入侵敦煌，敦煌的佛教徒为躲避袭击将重要的文书隐藏于小窟中的所谓“避难说”以外，还有“废弃说”、“书库改造说”等说法。真相尚是一个谜团，不过由于这些文物的发现，后来开辟出了“敦煌学”这个巨大的学问领域。
首先是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于1907年3月来到莫高窟，经过数度交涉，于同年5月，从王圆箓处购得数千件文书和绘画，并费时一年半进行搬运，于1909年1月到达伦敦，将文物入藏大不列颠博物馆。后来，斯坦因又于1914年再度来到敦煌，两次合计带回了15000件以上的资料。
其次是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他于1908年2月到达莫高窟，凭深厚的语学功底，在藏经洞滞留三周，阅览了所有的文书，并拍摄了照片，其后又购得了其中价值较高的近1万件文书，将这些收集品移送至巴黎，其中的写本类现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
另外，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罗斯的奥登堡探险队及美国的华尔纳探险队也带走了一些资料。大谷探险队中由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从敦煌获取了数百件的资料。奥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到达敦煌，获取了1万件左右的文书类资料。收藏品现在收藏于俄罗斯的科学院、艾尔米塔什美术馆。华尔纳探险队于1924年将从石窟剥取的20余件的壁画以及塑像328件带回本国。这些资料现在收藏于哈佛大学。
就这样，敦煌文书流散到了世界各地。据管理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统计，敦煌文书现在收藏于世界11个国家，计44个研究机构及博物馆等。造成文物如此流失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王圆箓将资料占为己有并大肆贩卖的结果，但从中国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贵重文物遭到了外国人的掠夺。
总之，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开拓了“敦煌学”。新发现的资料，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竹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发现的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带来巨大影响，是1970年以后的事情。例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便是其代表性的资料。
1972年，在山东省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简）中，包含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古代兵书。特别是两个《孙子》的发现，成了揭开现行本《孙子》成书状况之谜的一大要因。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马王堆帛书）中，除了西汉时期的两种《老子》写本以外，还含有多种古佚书。再加之被认为是《战国策》的基础资料的《战国纵横家书》、古代医书等，马王堆汉墓帛书共计28种、总字数达12万字。
另外，1975年，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出土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秦简）。其内容，正是恶名昭著但却实际情况不明的秦帝国的法律及其相关文书。该资料作为揭开秦的法治的实际状况及其法思想之谜的资料，备受瞩目。
就这样，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新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银雀山汉墓竹简，为以两个《孙子》为首的兵学思想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马王堆汉墓帛书，则推进了《老子》及道家思想的新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研究秦的法治及法律思想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为思想史研究带来翻天覆地变化，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现的竹简群。
首先，在1993年发现了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简）。其中含有大量的儒家古佚文献以及《老子》的三种写本等，竹简总数804枚，记有文字的竹简有730枚。墓葬年代，从墓葬形态及出土器物推测，应为“战国中期偏晩”，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年代下限，以当地（旧郢的楚国贵族的陵墓区内）为秦将白起攻取的公元前278年较为有力。从墓葬形态及随葬品来判断，墓主应为楚国的上士。特别是，从出土的漆耳杯上可见“东宫之杯”的字样，墓主被推定为楚王的太子横（后顷襄王）的老师。
其次，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购入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博楚简），也是含有迄今不为人知的近百种古代文献的竹简群。这是战国时期的楚的竹简，共1200余简，35000字。因为是盗掘品，所以出土地不明，不过后来公开了2257±65年前这个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碳14（C14）年代测定的测定值。根据以1950年为定点的国际基准，年代应为公元前308±65年，即公元前373至前243年，据此，可推定上博楚简的大致书写时期为，至今约2300年前的战国中期前后。其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中心，并包含道家、兵家、楚国故事等相关文献，现在其图版与释文，已经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2001年11月—2012年12月）的形式出版。
作为战国时期的竹简引人瞩目的，还有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群。清华简公开的时日尚不久，所以，以下将基于笔者的实地调查进行说明。清华简的发现
2008年夏，在即将召开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7月15日，清华大学毕业的某实业家从古董商手中购入大量的竹简，并将之寄赠给母校。这批简称“清华简”的竹简群，经过第一次调查结果判明，为战国时期竹简，共约2000余枚。上述的郭店楚简约700枚，上博楚简约1200枚，而清华简的数量更是远超其上。
因竹简的一部分发霉劣化，清华大学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进行了清洗与保护。当世人正为奥运会狂热的时候，研究人员们却夜以继日地投入整理工作中。
10月14日，整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清华大学便召集了中国国内的11名研究人员举行了一次竹简鉴定会。以古文字学研究的权威裘锡圭为首，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鉴定的结果认为，这批竹简毫无疑问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于是，清华大学立刻将清华简的概要在媒体公开，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其中包含有或为《尚书》的文献，以及与《竹书纪年》类似的编年体史书等文献。
其后，清华大学着手清华简的拍摄工作。在此过程中，确认了竹简的总数为2388枚（含残简）。
12月，受清华大学的委托，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碳14（C14）年代测定。其结果，判明了清华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也证实了先前的鉴定结果。清华简与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同为战国中期竹简的事实，终于得到了科学的证明。
以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书写在竹简上的这些出土文献，立刻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美国等地相继召开了国际会议，同时在互联网上也每天都在公开新的论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下略称中心），担任中心主任的李学勤教授对清华简的概况与意义进行了说明。当时，李学勤介绍了拟称为《保训》的由11枚竹简构成的文献。其中有一段“惟王五十年”起始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被证实为是迎来在位50年的周文王为其子太子发（武王）所立的遗训。
在如何对待清华简问题上，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因为中心在未公布清华简的照片的情况下，就零星地发表了一部分释文。结果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仅基于释文而做的研究，进而还出现了对那些研究进行的批判。释文的公布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
当然，中心可能是出于好意尽快介绍一部分内容，但这也使国内外无法见到实物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以中心介绍的释文为前提展开讨论。是否公开实物及照片，关系到清华大学对待学问的态度。但是，考虑到郭店楚简，从发现至正式公开用了5年时间，上博楚简也是在7年后才终于开始公开，清华简在得到的第二年便及早介绍其中一部分这件事还是应该予以积极评价。《保训》的照片（计11枚竹简）与中心的释文的正式公开，是在《文物》杂志2009年第6期上。但是，清华简的实物还未公开。
因此，笔者于2009年7月与中心取得联系，提出拜会李学勤，并阅览清华简实物的愿望。这也是因为，以笔者为代表的研究小组正好申请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共同研究项目“战国楚简与先秦思想史的综合研究”平成21年度至平成25年度（2009—2013）的科学研究、基盘研究（B）的研究基金。承蒙中心的好意，我们于8月30日来到北京。
我们首先就被领到了收藏清华简的房间。房间配有保安人员。或许是空调的缘故，略有些寒意。在中心的刘国忠、赵桂芳、沈建华三位研究员陪同下，我们阅览了除去盖子的4个托盘中的竹简。房间内共有70个托盘。允许我们阅览的是第66号至69号等4个托盘。托盘各覆以透明的玻璃板。竹简收藏的状况如下所示：
第66号托盘 竹简号码2272至2291 竹简枚数20
第67号托盘 竹简号码2292至2318 竹简枚数27
第68号托盘 竹简号码2319至2335 竹简枚数17
第69号托盘 竹简号码2336至2360 竹简枚数25（但第69号托盘，为展示保存状态，仅展示了竹简背面。因此其上未记录文字，即所谓白简的状态。）
各枚竹简均放在细长的玻璃板上，以白绳固定，整齐地排列在托盘当中。竹简整体颇黑，但文字鲜明。字体类似于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中所见的楚系文字。简长除较短的残简外，大致为30cm到40cm左右。竹简两端平齐，无圆形或梯形的情况。不知道是否因为专门挑选比较美观的竹简展出，不见有如张家山汉简一般弯曲的竹简，留给人的印象是整体的保存状态比较良好。
托盘内的竹简，并非同一种类的文献。例如，第66号托盘中，从“一”（阳）与“八”（阴）构成的卦画可见，其为与《周易》有关的文献。第68号托盘中，还收藏有与其他的竹简相异的宽幅的两枚竹简。其他竹简的宽度不满1cm，而这两枚则为1.5cm左右。其中，一枚竹简上记录着两行文字，并且，文字与文字间划有红色横线，明显为图表形式的竹简。另外，还有记录有年代及国名的像是史书的文献。
我们后来转移到其他房间，与李学勤举行了会谈。除了陪同阅览竹简的三位以外，李均明研究员也参加了会谈。会谈中的以下几点引人瞩目。首先，清华简未称为“楚简”，是因为整体的详细调查工作尚未结束，为了慎重起见使然。我们所阅览的竹简上的确是楚系文字，70个托盘中，是否还有无法断定之物？而且，虽然近年发现的竹简称为“楚简”，但尚未发现有其他地域，例如齐、鲁、三晋等地的战国竹简。如此一来，则判明出土地的郭店楚简姑且不论，可否将清华简称为“楚简”，的确现阶段尚无法判断，也许正是因为还有这方面的慎重考虑。
其次，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的书写时期的问题，中心依据科学方法测定（前述的碳14测定）、文字、内容三点，认为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如果是战国中期的书写，则文献的形成当然更早。因此有可能是战国前期或更早的春秋时期的文献。
此外，迄今的出土文献与墓主的关系问题引人瞩目。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与秦的法律相关的文书，所以墓主或为法吏；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兵书占有大半，因此墓主或为与军事有关人员。清华简又如何呢？虽然尚未公布全貌，但据中心公布的内容，其内容或为《尚书》组成部分的文献、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类似《国语》的楚的史书、与《周易》有关的文献、类似《仪礼》的文献、音乐方面的文献、关于阴阳月令方面的文献、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相类似的文献等。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墓主或为史官的可能性。竹简学的诞生
如上所述，作为继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之后的第三个战国竹简群，清华简作为研究对象浮出了水面。新出土竹简一跃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角。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到了无视这些新资料就无法成立的地步。接踵而来的竹简的发现与公开，创出了新的研究状况。这正可以称为“竹简学”的诞生。
因此，首先在第一部分中，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主，就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分为四章加以考察。【附记】
本序章旨在导入本书，因此尽可能平易行文。“莫高窟与敦煌学”一项，参考文献众多，笔者主要参考了近年出版的以下文献：
刘进宝：《敦煌文物流散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罗华庆：《发现藏经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秦川编著：《敦煌书法》（凤凰出版社，2010年）。
赫春文：《よみがえる古文書——敦煌遺書》，[日]高田時雄监译，[日]山口正晃译（东方书店，2013年）。第一章战国楚简与儒家思想——“君子”的含义序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论语·学而》开头一章中所表述，“君子”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词语之一。本章将以近年不断被公开的战国楚简为线索，对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加以考察。一、战国楚简中的“君子”《季康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均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一书中所收的儒家文献。《季康子问于孔子》是以鲁国的季康子和孔子的问答形式，讲述了关于“君子大务”的文献。《君子为礼》篇的篇名《君子为礼》是基于首简中的“君子为礼”四字而拟的假称，全篇以君子的言行作为一个主题。另外，《弟子问》也是由孔子和弟子的对话构成的，其中含有关于“君子”的问答。这三个文献均把“君子”作为重要话题，在这一点上具有很大的共同之处。(1)
首先，《季康子问于孔子》是从以下的问答开始的：季康子问于孔子曰：“……请问，君子之从事者于民之【1】
[上，君子之大务何？”孔子曰：“仁之]德，此君子之大务也。”
康子曰：“请问何谓仁之以德？”孔子曰：“君子在民【2】之
上，执民之中，施教于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耻也。”【3】
此处季康子问道：“从事政治的君子在面对民众时，他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对此，孔子答道：“以道德来慈爱民众，是君子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季康子心头所念的是为政者的君子，孔子也说以德来慈爱民众，教化民众是君子的任务。而且，孔子还说如果得不到民众的信赖则是君子的耻辱。
以下一节也显示了作为君子的条件：孔子曰：“言则美矣。然【15A】异于丘之所闻。丘闻之，
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9】道，卤（？）则失
众，猛则无亲，好刑则【10A】不祥，好杀则作乱。’是故贤人
之居邦家也，夙兴夜寐，【10B】降（？）端以比，民之劝（？）美，
弃恶毋归。”【19】
此处孔子以引用臧文仲的话的形式，叙述了“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道”。即认为不实行强权政治是君子的重要条件。接下来，强烈否定了“卤”、“猛”、“好刑”、“好杀”等丧失民众信赖，招致国家混乱等要素。反之，作为被赞美的要素，列举了“夙兴夜寐”等勤勉的姿态。
这种作为具有高尚道德性的为政者“君子”形象，在《季康子问于孔子》中是一以贯之的。孔子【11B】辞曰：“子之言也已重。丘也闻，君子【18A】
面（？）事皆得。其劝而强之，则邦有干。”【5】然则邦平而民随矣。此君子从事者之所啇趋（？）也。【23】
在前一段中，孔子说，“君子”勤勉于政治，则“邦”就有了主干。在后一段中，由于竹简的编联未详，不能确定是谁的发言，但其内容还是在讲述“君子”的存在，可以带来国家的平稳和民众的和睦。(2)
接下来，看一下《君子为礼》的开头部分：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颜
渊作而答曰：“回不敏，弗能少居。”夫子曰：“坐，吾语汝。言
之而不义，【1】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
义，耳勿听也。动而不义，身毋动焉。”颜渊退，数日不出。【2】
首先，在这一部分设定了这样一个场面，面对颜回，孔子从“君子为礼，以依于仁”开始说起，对不明真意的颜回，孔子说明真意。孔子的解说是，关于“不义”之物，不说，不看，不听，不动。但颜回未能理解，在退出孔子处后，“数日不出”。
其后，尽管存在断简和编联未详的部分。但可以推测出大致内容是孔子在向颜回说明关于“君子”的情况。[颜]渊起逾席曰：“敢问何谓也？”夫子[曰]：“知而[能]信，
斯人欲其【4】也。贵而能让，[则]斯人欲长贵也。”【9B】
此处孔子对于颜回的疑问，回答道：“有智慧也不炫耀而能示以诚意，人们就会愿其……有尊贵的身份也不炫耀而能示以谦逊的态度，人们就会愿其长为贵人。”这部分也可以推测为是解说君子的要件的部分。“知”和“贵”（尊贵的身份）被作为君子的基本要件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后的续简内容如下：凡色毋忧，毋佻，毋作，毋揺，毋……【5】凡目毋游，定见是求。毋钦毋去，听之晋俆，称其众寡。【6】[其在]廷则欲齐齐，其在堂则……【8】
第五简是关于人的容色的叙述。不可以显示出忧郁、轻率、羞耻、动摇等表情。第六简中“凡目毋游，定见是求”也在叙述要警戒目光的游移不定。第八简叙述在朝廷中的态度应该有条不紊。
此处没有直接出现“君子”这个词语。但是，如果注重前后文关系，从《君子为礼》的开头部分的文意来推测，这些都是关于作为为政者的理想的君子进行论述的内容。
接下来，《弟子问》又如何？《弟子问》中残简很多。竹简的编联几乎都未确定。不过，个别竹简中，有时可以见到比较有条理的句子。(3)宰我问君子。子曰：“予，汝能慎始与终，斯善矣。为君(4)
子乎？【11】汝焉能也。”【24】
以上第十一简和第二十四简中，宰我对孔子提出了何为“君子”的问题。孔子答道：“能够慎始与终，就是善，就可以称为君子。不是你可以做到的。”宰我（名予，字子我）是孔门十哲之一，长于言语、辩论，仕于齐，为都大夫。在以《论语》为首的传世文献中，没有关于宰我向孔子问“君子”的记载，但在此文献中，孔子和宰我之间有如上的问答。
另外，关于“慎始与终”的句子，在《左传》、《礼记》等其他的传世文献中也有几乎相同意思的句子。大叔文子闻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
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蔡仲之命）。’诗曰：‘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烝民》）。’”（《左传·襄公二十五
年》）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礼记·表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例子，是大叔文子批判宁喜轻易答应卫献公归国的言语。此处以“慎始而敬终”为“君子”的行为。另外，在《礼记》中，“慎始而敬终”作为孔子的言语，被当作“事君”时的要义。无论在哪个句子中，都可以认为与《弟子问》有类似性。
上博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中的“君子”，大致可以理解为为政者（居上位者），但《弟子问》的这一条，如参考《礼记》的例子的话，可理解为“事君”者（侍奉君主的臣下）。也就是说，虽然一概称“君子”，但对于设想为什么程度的为政者，君主是否包括于“君子”之中等问题，还有必要进行慎重的分析。
关于这一点，《从政》（《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所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政》是基于内容的假称。在此文献中，“从政”者“君子”的姿态被作为主题。在《从政》中，把能够参与国政的优秀的重臣定义为“君子”。而且，“君子”的言行，并非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被记录下来，而是作为儒家集团自身所必要的“从(5)政”时的具体心得被讲述下来。以下一段中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君子”的立场言行：[先]人则启道之，后人则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难得而易使也，
其使人器之。小人先之，则绊敔之。[后人]【17】则暴毁之，是
以曰小人易得而难使也，其使人必求备焉。【18】
一看就明白，以“是以曰”提及的内容，与《论语·子路》中“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的内容几乎相同。
但是，如《论语》中“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的说法，“君子”（或“小人”）与用其者形成对照。从部下的角度来看，“君子”之所以被当作容易服侍的上司，是因为君子“器之”。也就是说，决不强行给部下出难题，而是根据部下的能力安排相应的工作。而之所以很难让君子喜悦，是因为“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就是说，对于君子甜言蜜语和贿赂是行不通的。
相对于此，小人之所以很难侍奉，是因为小人把自己的问题搁置一旁不管，却一味地给部下强出难题，要求部下具备各种能力来应对工作，不能出错。而且，之所以说容易让小人喜悦，是因为使用不正当手段让其喜悦是很容易的事情。
如上所述，在《论语·子路》中，身居上位者和其部下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事（侍奉）”、“说（让其喜悦）”等部下的观点来对照说明其难易的。
在《从政》中，同样具有将“君子”和“小人”相对比的结构。但是，君子被高度评价的理由却是如下所示：首先，当君子自身能力和业绩优于他人时，不会蔑视或不顾他人，而是对能力较弱的人给予指导，帮其开拓快捷方式以奋发进取。相反，当自身不及他人时，不会去拉后腿，嫉妒他人，而是尽量去尊重和支持他人。正因为君子在人际关系上有这些优点，因此（孔子也）说，君子并非到处都有，而是很难得、很宝贵的存在。一旦发现君子的才能而加以录用，那么作为上司来说，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如果让其带领部下，也不会给部下强出难题，而是能做到人尽其才。
而小人之所以被批判，其理由如下：如果小人得知自己超过他人时，为了确保自身的有利地位，会把他人留在现有的位子上，不让其进一步接近自己。反之，在落后于他人时，为排挤他人不惜造谣中伤。小人是在人际关系上容易导致很多问题的人，因此（孔子也）说，小人易得，但实际用起来就会发现异常难用。小人在役使部下时，也会只对他人求全责备。《从政》首先分别假设了“君子”和“小人”优于他人和劣于他人两种情况，然后论述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君子总是能够构筑良好人际关系，并保持人格高尚，而小人却总是不适应社会。而且，在《从政》中，还分别假设了起用“君子”和“小人”时的情况，就起用者上司和被起用者（君子）的关系，及被起用者（君子）和服侍君子的部下之间的关系，引用与《论语·子路》中类似的言语进行说明。即，此处可以说是就发现“君子”的人物（君主）和应该被起用的“君子（从政者）”以及侍奉君子的部下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参考《从政》的例子，便知可以把“君子”作为“从政”者来理解。此处的从政者，具体是指可以左右国政的重臣。即，并非君主其人，而是统治阶层的贵族。而且，对君子的这种认识，可以说对前面所提到的《季康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和《弟子问》几乎完全适用。可以认为，季康子所问的，并非君主的姿态，而是君子（从政者）的任务，在《君子为礼》和《弟子问》中孔子教给弟子们的，也是就作为从政者的君子而言的。二、传世文献中的“君子”
那么，这种对“君子”的认识，在其他的传世文献中是否也可以通用呢？首先在《尚书》中，可以见到以下的“君子”和“小人”的对比。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虞书·大禹谟》）
这是就有苗的无道进行论述的一段，意思为本来应该是在位者的“君子”却在“野”，相反，本来应该是在“野”人物的“小人”却就了上“位”。因此，此处的“君子”能理解为居上位者的意思。可以说这是一个把“君子”的本来意思很直接地表达出来的例子。
像这样的表达了“君子”本来含义的例子，在《墨子》中也可以见到。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
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
之本也。”（《尚同中》）
此处“王公大人士君子”，也是表示为政者的身份。根据以上这段记载，具体相当于“君子”的并非王和君主，而是卿大夫和士。
在“君子”表示居上位者这一点上，以下《孝经》的例子也是同样的。子曰：“……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
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
忒。’”（《圣治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
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
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
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广至德章》）
前者叙述了君子的言行带给民众的巨大影响。用适当的言行“临其民”，民众就会敬爱为政者，政令就会得到实行。后者论说了君子教给民众孝悌的重要性，以引用诗歌的形式，把“恺悌君子”表达为“民之父母”。两者都是作为统治民众的居上位者（为政者）的君子的例子。
此处的君子，具体是指国家的重臣（卿大夫阶层的人物）。在并非指君主自身这一点上，《孝经》中以下的例子可作参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
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事君章》）
从章名就可推测到，此处的“君子”是指处于侍奉“上”的立场的人物。其中论述在侍奉君主之际，只有竭力尽忠或匡正谬误才是君子。这可以说正显示了作为从政者的君子。
那么，在记录孔子的言行最多的《论语》中，“君子”是如何理解的？关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桥本高胜在《从天罚到人怨》（《天罰から人怨へ》，启文社，1990年）中的如下见解。即，《论语》的“君子”言说，有必要分为向“君主”期求“君子”和向“在野人士”期求应该出来做官的“君子”两种情况，分别看待。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君子”的原义是君主，后来变成了指在野的具有高尚人格者这种见解。
那么，能否把《论语》中的君子，如此明快地分为两类呢？如果仔细分析《论语》就会发现，还是应该理解为“从政者”的例子居多。下面就列举这方面的例子。①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②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
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③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
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
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
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
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④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
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⑤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
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
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
曰》）
①是有关郑国的子产的评论。孔子列举了君子的四个主要条件，虽然是间接的，但内容是把子产作为君子来表彰的。②认为足以托付“六尺之孤”即幼小的君主的人物才是君子。这也是在预先假设了有能力实行摄政的重臣时的论述。③是说，和隐者相遇的子路对隐者评论道，这种隐居生活缺乏社会性，君子之所以出来做官，是欲行使社会的大义。该评论的背后，也存在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为君子这种意识。
作为从政者的君子形象更加明确的例子是④和⑤。在④中，首先论述了君子在得到民众的信任后役使民众的必要性。接着论述“信而后谏”。也就是说，君子在作为治理民众的为政者的同时，也是侍奉上司的臣下。可以说正是假定了作为从政者的君子。
在⑤中，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在回答中，列举了“尊五美，屏四恶”的要件。更具体地说，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一样，将这些要件作为君子的姿态加以说明。此处分明将君子理解为“从政”者。(6)
而明显将君子作为君主的例子却几乎未见。而且，《论语》中的君子是否单指在野的具有高尚人格者也很值得怀疑。看上去似乎可以如此理解的例子，其实还是理解为上述的“从政者”比较妥当。实际上，这个观点从其他学派对儒家的批判也可以得到证实。以下为《墨子》的例子。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
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
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
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
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
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
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
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
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
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非儒
下》）
墨家抓住儒家“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的言语，对儒家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本来服侍居上位者而尽忠，服侍双亲而尽孝，遇善则赞，遇过则谏才是人臣之道。而所谓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则是极端消极的态度，隐藏余力，不能说是在尽忠。
墨家是在“君子”为“人臣”的前提下，作出如此论述的。墨家并非就君主或在野的人格高尚者进行论述，而是设定为在朝廷中接受君主下问的臣下，对儒家进行批判。
从墨家的这一论述，也可以推测到儒家的君子是被理解为从政者的。儒家集团认为如果被起用为其他国家的重臣，参与国政，就可以实现儒家的理想。因而，儒家把“义”作为君子的要件，尤其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
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
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此处的“义”，已经不只是原有的正义的意思，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儒家所认定的理想。儒家在他国做官，在成为从政者之际，并非准备去为其国或其君殉死，他们在根本上还是尊重儒家的理想“义”。“义”之所以作为君子的要件受到尊重，正与儒家的这种姿态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可以推断在《论语》中，反映了儒者自身作为“君子”即“从政者”，参与国政这样一种意识。三、“君子”和孔子
那么，儒家究竟具体是如何认识“君子”的？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论语》中的“君子”。首先，在《论语》中，有时很明显地把“君子”想定为一个特定的人物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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