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经典作品：谈虎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作人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周作人经典作品：谈虎集试读：

祖先崇拜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八年三月）

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

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像遗老。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那边好呢？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八年三月）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那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罗素与国粹

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青年所欢迎的。

罗素这番话，或者是主客交际上必要的酬答，也未可知，但我却不能赞成。

中国古时如老庄等的思想，的确有很好的，但现在已经断绝。现在的共和国民已经不记得什么“长而不宰”，他们所怀抱的思想却是尊王攘夷了。

我想国粹实在只是一种社会的遗传性，须是好的，而且又还存在，这才值得保存，才能保存。譬如现在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我们可以据了善种学的方法，保存他特有的能力，使他传诸后世。倘若这人已死，子孙成了傻子，这统系便已中绝，留下一部著作，也不过指示先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思想，在他子孙的脑里却自有他的傻思想，不能相通了。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几部古书虽有好处，在不肖子孙的眼中，只是白纸上写的黑字，任他蛀烂了原是可惜，教他保存，也不过装潢了放在傻子的书架上，灌不进他的脑里去的了。还有一层，你教他保重老庄，他却将别的医卜星相的书也装潢起来了，老庄看不懂，医卜星相却看得滋滋有味，以为国粹都在这里了。

中国人何以喜欢印度泰戈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

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的要求。（一九二〇，十月十七日）

排日的恶化

中国近来有多数的人排日，这是的确的事实。中国人何以对于日本恶感最深？这原因自然很是复杂，但我想第一个重要的是因为日本是能了解中国人的坏性质，用了适当的方法来收拾他。

我们知道日本干这些事的是一部分军国主义的人，我们要反对他们，同反对本国的掠夺阶级的人们一样。但多数排日的人，却是概括的对于日本各种人们一味的排斥，专门培养国民间的憎恶，这是我所很不赞成的。

日前在上海报上看见关于留日学生黄裘自杀的通信，有几句话很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恶影响。黄君的自杀，有些报上说是因为和一个看护妇失恋而生的。一位留学生下判语道：“但日本看护妇即是娼妓淫卖之一种，中国留日的人个个都晓得的，有了钱就可以和他苟合，怎么还会失恋呢？”这种概括的断定，武断的证据，很有专制时代官吏舞文的笔法，实在不是我们受过一点新教育的青年所应该有的。

我们反抗的范围应该限于敌对的人。倘与他们的敌对行为没有关系，就是敌对者亲族近邻，我们也应区别，不能一概的加以反对。即使可以毁坏他们的名誉，间接的使敌对者受点损害，也是不正当的，得不偿失的事。对于别人的一方面，与人道合不合，不说也罢。对于自己的一方面，我们不值得为了快心的小利益去供献这样的大牺牲，——培养国民间的憎恶，养成专断笼统的思想，失坠了国民的品格。

亲日派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一样的为世诟病，却也一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所以那些日本的侵略主义的人也算不得真的亲日派，——因为他们所爱所亲的都只是一国的势或利，因此反将他原有的光荣缺损了。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他才是真的亲日派！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绍介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亲……派么？谁又是专心研究与中国文化最有关系的印度的亲印派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价值，真实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复古及自大的，真的爱国的国学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你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十月十九日）

译诗的困难

日本的太田君送我一本诗集。太田君是医学士，但他又善绘画，作有许多诗歌戏曲，他的别名木下杢太郎，在日本艺术界里也是很有名的。这诗集名“食后之歌”，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我翻了一遍，觉得有几首很有趣味，想将他译成中国语，但是忙了一晚，终于没有一点成绩。

我们自己做诗文，是自由的，遇着有不能完全表现的意思，每每将他全部或部分的改去了，所以不大觉得困难。到了翻译的时候，文中的意思是原来生就的，容不得我们改变，而现有的文句又总配合不好，不能传达原有的趣味，困难便发生了。原作倘是散文，还可勉强敷衍过去，倘是诗歌，他的价值不全在于思想，还与调子及气韵很有关系的，那便实在没有法子。要尊重原作的价值，只有不译这一法。

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没有文法的变化，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编制，缺少细致的文词，这都是极大的障碍。讲文学革命的人，如不去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便是自己的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现出来了。

至于中国话的能力到底如何，能否改造的渐臻完善？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回答。

我曾将这番话讲给我的朋友疑古君听，他说：“改造中国话原是要紧，至于翻译一层，却并无十分难解决的问题。翻译本来只是赈饥的办法，暂时给他充饥，他们如要尽量的果腹，还须自己去种了来吃才行。可译的译他出来，不可译的索性不译，请要读的人自己从原本去读。”我想这话倒也直捷了当，很可照办，所以我的《食后之歌》的翻译也就借此藏拙了。（十月二十日）

民众的诗歌

我在一张包洋布来的纸上，看见一首好诗，今抄录于下：“要把酒字免了去，若要请客不能把席成。要把色字免了去，男女不能把后留，逢年过节谁把坟来上。要把财字免了去，国家无钱买卖不周流。要把气字免了去，众位神仙成不能。吃酒不醉真君子，贪色不迷是英豪。”

这首诗当然是布店里的朋友所写，如不是他的著作，也必定是他所爱读的作品。我看了发生两种感想，第一是关于民众文学的形式的，第二是关于他的思想的。

我们看这一首，与许多的剧本山歌相同，都是以七言为基本，因此多成为拙笨单调的东西。他们仿佛从诗（而且是七言的）直接变化出来，不曾得到词曲的自由句调的好影响。但是有一种特色，便是不要叶韵，也不限定两句一联，可以随意少多。这虽然只是据了这一首而言，但在别种山歌等等中间一定也有同样的例可以寻到。

其次这诗里所说的话，实在足以代表中国极大多数的人的思想。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他辨护酒色财气的必要，只是从习惯上着眼，这是习惯以为必要，并不是他个人以为必要了。

我们或者可以替他分辩，说这是由于民众诗人的设想措词的不完密，但直捷了当的说“我是要吃酒……的”，实在要比委曲的疏解更要容易，不过中国的民众诗人没有这个胆力，——或者也没有这个欲得的决心。倘如有威权出来一喝，说“不行！”我恐怕他将酒色财气的需要也都放弃了，去与威权的意志妥协，因为中国的人看得生活太冷淡，又将生活与习惯并合了，所以无怪他们好像奉了极端的现世主义生活着，而实际上却不曾真挚热烈的生活过一天。

但是无论形式思想怎样的不能使我们满足，对于民众艺术内所表现的心情，我们不能不引起一种同情与体察。太田君在《食后之歌》的序里说，“尝异香之酒，一面耽想那种鄙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以为乐”，这实在是我们想了解民众文学的人所应取的态度。（九年十一月）

翻译与批评

近来翻译界可以说是很热闹了，但是没有批评，所以不免芜杂。我想现在从事于文学的人们，应该积极进行，互相批评，大家都有批评别人的勇气，与容受别人批评的度量。这第一要件，是批评只限于文字上的错误，切不可涉及被批评者的人格。中国的各种批评每易涉及人身攻击，这是极卑劣的事，应当改正的。譬如批评一篇译文里的错误，不说某句某节译错了，却说某人译错，又因此而推论到他的无学与不通，将他嘲骂一通，差不多因了一字的错误，便将他的人格侮辱尽了。其实文句的误解与忽略，是翻译上常有的事，正如作文里偶写别字一样，只要有人替他订正，使得原文的意义不被误会，那就好了。所以我想批评只要以文句上的纠正为限，虽然应该严密，但也不可过于吹求，至于译者（即被批评者）的名字，尽可不说，因为这原来不是人的问题，没有表明的必要。倘若议论公平，态度宽宏，那时便是匿名发表也无不可，但或恐因此不免会有流弊，还不如署一个名号以明责任。这是我对于文学界的一种期望。

其次，如对于某种译文甚不满意，自己去重译一过，这种办法我也很是赞成。不过这是要有意的纠正的重译，才可以代批评的作用，如偶然的重出，那又是别一问题，虽然不必反对，也觉得不必提倡。譬如诺威人别伦孙（Bjornson）的小说《父亲》，据我所知道已经有五种译本，似乎都是各不相关的，偶然的先后译出，并不是对于前译有所纠正。这五种是：（1）八年正月十九日的《每周评论》第五号（2）九年月日未详的《燕京大学季报》某处（3）九年四月十日的《新的小说》第四号（4）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小说月报》十一卷五号（5）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民国日报》第四张

这里边除第二种外我都有原本，现在且抄出一节，互相比较，顺便批评一下：（1）我想叫我的儿子独自一人来受洗礼。

是不是要在平常的日子呢？（3）我极想使我的儿子，他自己就受了洗礼。

那是不是星期日的事情？（4）我很喜欢把他亲自受次洗礼。

这话是在一星期之后吗？（5）我极喜欢他自己行洗礼。

那就是说在一个作工日子么？

据我看来，第一种要算译的最好。因为那个乡人要显得他儿子的与众不同，所以想叫他单独的受洗，不要在星期日例期和别家受洗的小孩浑在一起，牧师问他的话便是追问他是否这样意思，是否要在星期日以外的六天中间受洗。Weekday这一个字，用汉文的确不容易译，但“平常的日子”也还译的明白。其他的几种都不能比他译的更为确实，所以我说大抵是无意的重出，不是我所赞成的那种有意的重译了。

末了的一层，是译本题目的商酌。最好是用原本的名目，倘是人地名的题目，有不大适当的地方，也可以改换，但是最要注意，这题目须与内容适切，不可随意乱题，失了作者的原意。我看见两篇莫泊三小说的译本，其一原名“脂团”，是女人的诨名，译本改作“娼妓与贞操”，其二原名“菲菲姑娘”，译本改作“军暴”。即使作者的意思本是如此，但他既然不愿说明，我们也不应冒昧的替他代说，倘若说了与作者的意思不合，那就更不适当了。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能说得怎样周密，写出来聊供大家的参考罢了。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批评的问题

近来有人因为一部诗集，又大打其笔墨官司。这部诗集和因此发生的论战，我都未十分留心，所以也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因此使我记起一件旧事来，所以写这几句做一个冒头罢了。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谈到批评家的职务，我说，批评家应该专绍介好著作，至于那些无价值的肉麻或恶心的作品，可以不去管他。这理由共有三层。其一，不应当败读者的兴。读者所要求的是好著作，现在却将无价值等等的书详细批评，将其无价值等等处所一一列举，岂不令看的人扫兴？譬如游山的向导，不指点好风景给游人看，却对他们说路上的污泥马粪怎样不洁，似乎不很适当罢。其二，现今的人还不很有承受批评的雅量。你如将他的著作，连声赞叹，临末结一句“洵不可不人手一编也”，这倒也罢了。倘若你指摘他几处缺点，便容易惹出是非，相骂相打，以至诉讼，械斗。这又何苦来？其三，古人有隐恶扬善之义。中国的事，照例是做得说不得，古训说的妙，“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做了三五部次书，究竟与店家售卖次货不同，（卖次货是故意的骗人，做次书只是为才力所限，）还未必能算什么过恶，自然更应该原谅了。

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批评家的职务，固然在绍介好著作，但倘使不幸而有不好著作出现，他也应该表明攻击。游山的向导能够将常人所不注意的好景致指点给人看，固然是他的职务，但他若专管这事，不看途中的坏处，使游客一不留神，跌倒烂泥马粪里去，岂不更令人败兴么？所以批评家一面还有一种不甚愉快的职务，便是做清道夫，将路上的烂泥马粪，一铲一铲的掘去。所以总括一句，批评家实在是文学界上的清道夫兼引路的向导。

这朋友的话虽然只驳倒了我所说的第一层，我的主张却也因此不甚稳固了。但我总还是不肯就服，仍旧以我自己的主张为然。现在一想，又觉得朋友所说的也不错，批评家的确也是清道夫，——一种很不愉快的职业。我于是对于清道夫的批评家不能不表同情，因为佩服他有自愿去担任这不愉快的职务的勇气。我先前也曾有一种愿望，想做批评家，只是终于没有文章发表，现在却决心不做了。因为我的胆未免太怯，怕得向人谢罪和人涉讼的。

十年五月十日，在医院。

新诗

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几个老诗人不知怎的都像晚秋的蝉一样，不大作声，而且叫时声音也很微弱，仿佛在表明盛时过去，艺术生活的弹丸，已经向着老衰之坂了。新进诗人，也不见得有人出来。做诗的呢，却也不少，不过如圣书里所说，被召的多而被选的少罢了。所以大家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却半途而废的荒芜了，让一班闲人拿去放牛。你不见中国的诗坛上，差不多全是那改“相思苦”的和那“诗的什么主义”的先生们在那里执牛耳么？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那些老诗人们以为大功告成，便即退隐，正如革命的时候，大家以为改革已成，过于乐观，略一疏忽，便有予自束发受书即倾心于民生主义的人出来，将大权拿去，造成一个君师主义的民国。现今的诗坛，岂不便是一个小中国么？本来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为甜美，所以革新的人非有十分坚持的力，不能到底取胜。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我恐怕他又要蹈前人的覆辙了。昔日手创诗国的先生们，你们的“孙文小史”出现的日子大约不远了。

十年五月。

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新青年》上库普林作的《晚间的来客》，可为一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十年五月。

新文学的非难

留学生以为中国读者的程度，译者的人数，出版界的力量，都同法国一样，所以怪“谈新文学者”为什么不译“荷马当德之作”。其实岂知连“少许莫泊桑之短篇小说”还难得赏识者，译者也只是精力有限的这一打的非“天才”；篇幅稍多的书如《战争与和平》，有人愿译而没有书店肯担任出版呢？

梅德林之象征剧，总算有人译过一点了。至于“郝卜特曼”的新浪漫主义的小说，却的确是“多数国人之谈文学者，尚不能举其名也”！我想何妨便请留学生君略举其名，以扩我们的眼界呢？

一切责备，未必全无理由，“谈新文学者”应该虚心容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在批评者一方面，也应该有一种觉悟，便是预备自己出手来干。譬如坐洋车，嫌车夫走的慢，最好是自己跳下来走；因为车夫走的慢，也自有其走不快的缘因，应该加以体谅。我以前在南京，看见一个西洋人因为车走的慢，便跳下来，叫车夫坐在车上，自己给他拉了飞跑的走。这真是一个好榜样！

十年六月。

碰伤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画，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利害的是见毒，看见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更利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够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古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十年六月，在西山）

附　编余闲话

读完了《雉鸡的烧烤》一篇小说，我不禁为一般从事

宣传

恰恰一个月以前（六月十日），我们杂感栏里登载一篇子严先生所作《碰伤》的小文。凡是留心本报杂感的人，别篇文章或者容易忘记，这一篇想来万万不会忘记的，所以他的内容我此刻恕不再叙了。这篇文章的用意本不如何奥妙，文字更不如何艰深，说来又是精密，周到，而且明畅，我们总以为无论那一方面均不予误解者以可乘之隙，想来万不会有误解的了。

但是“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情真是随处皆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第二天有位L先生也做了一篇杂感送来，这就是记者抱歉得不知所措的第一天了。

我现在且把他的文章录几段下来介绍给读者：“他说‘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受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他比方政府是穿着有刺钢甲，请愿的人是毒蛇剑仙；他们多半是荏弱书生，没有利害的枪炮，那还有毒蛇剑仙的残暴？……怎么能把他们比为爬虫类呢？……难道他们都到四五十岁，血气还没有衰，学生又手无兵器，能与他们赳赳桓桓的丘八先生相冲突吗？……

他又说‘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从此不再请愿了。’俄国的历史，我固然不熟习，照某某先生说，俄国以后就不再请愿，那么以现在看来，不独为国内革命，并且欲为全世界人种革命，受了一次惩创之后，就不敢再起风潮，何以他现在有这样大的思想呢？……同胞呀！努力吧！所以我说某某先生，不要替别人做走狗，以骂完好的人格，那就好了！”

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从他的语气里，并不表示一点恶的动机，他只是将子严先生那篇文章，完全误解了。到现在整一个月，我还想不出怎样对付这篇文章的方法，今天看见日本佐藤春夫先生也早已见到了这一层，因此写出此篇，悬为一个宣传事业中的疑问。（十年七月十日《晨报》）宣传

日前见了记者先生的编余闲谈，才知道关于我的《碰伤》一篇小文，有那一番小事件。我现在并不敢关于自己有所辩护，只想就记者先生热心的忧虑略有解释罢了。

记者先生替宣传事业担忧，这虽然是好意，但莫怪我说，却实在是“杞忧”。因为宣传本来免不了误解，宣传的人也拼着被误解，或者竟可以说误解是宣传正当的报酬。罗素在《社会结构学》第五讲内说，凡是改进的意见，没有不是为大众所指斥的（原文记不清了）。所以离开了旧威权旧迷信而说话，便是被骂被打的机会，没有什么奇怪。譬如近来谈新文学，人家便想叫“荆生”去打他；谈新道德，人家便说他是提倡“百善淫为先”，都是实例。倘若不止宣传，还要去运动，甚而至于实行，于是他们的报酬也自然更大了。《新青年》上曾载过《药》的一篇小说，《晨报》载过的屠尔该涅夫散文诗内有一篇《工人与白手的人》可为榜样。日本的社会党，苦心孤诣，想替一般穷朋友设法，而穷朋友们又结了什么国粹党，皇国青年会之流，每当他们开会演说，逢场必到，将几个社会党首领打的鼻塌嘴歪。耶稣给犹太人讲得救之道，犹太人却说他自称犹太人的王，大逆不道，硬叫罗马总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后世或局外的人看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是——实在是无可免避的事呵。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人们只要能够晓得，那就好了。不过怎样能够使他们晓得，却是一个重大的难问，是我与记者先生所深以为忧的。法国吕滂说，大众的心理极不容易变换，即使纯学术的真理，如哈威的血液循环说，与他们的旧宗教伦理的思想没有交涉的，也须得经五十年，才能被大家所承认。五十年！这也不可谓不久了。但在我们中原，那“功同良将”的专门国粹医，却还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哩，又如细菌，吃了下去，便可以死给你看，真是功效卓著。我们中原的学者，却正竭力替他辨正。一个说，我们吃了虾子还不死，何况他呢。一个说，人生了病，他（即细菌）也正受着苦呢，你们何苦还要去害他。……这大约是因为五十年的期限还没有到罢？记者先生，你知道有短期速成，——“

三天

十年七月。

附　工人与白手的人

俄国屠尔该涅夫作（一段谈话）

工人——你爬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呢？你要什么东西吗？你不是我们一伙的。……走罢！

白手的人——就是你们一伙的，朋友！

工人——我们一伙的，真的！那只是一个幻想！看我的手呵。你看这是何等污秽呵？他是有粪臭的，而且有桦油臭的——而你的呢，看呵，这么白。还不知有甚么臭味呢？

白手的人——（伸出手来）你嗅嗅罢。

工人——（嗅他的手）这真奇怪了。好像有铁气味呢。

白手的人——是的；确是铁气。我的手上整整带了六年的手铐了。

工人——那是为什么呢，请问？

白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作事只为你们的幸福；因为我想逃出被压迫与无知识；因为我鼓吹人们反抗压迫者；因为我反抗当局者，……所以把我锁起来了。

工人——把你锁起来了，他们吗？用你的权利反抗呵！（两年以后）

那个工人对另一工人说——我说，彼得……你记得前年同你谈话的那个白手的人吗？

另一工人——记得的；……做什么？

第一个工人——今天他们去要把他绞了，我听见说；命令已经下来了。

第二个工人——他难道老是反抗当局者吗？

第一个工人——老是反抗。

第二个工人——那么，我说，朋友，我们能去偷一截绞死了他的绳头吗？听说拿到家里来是有大运气的呢！

第一个工人——你说得不错。我们去试一试罢，朋友。

——一八七八年四月作

九年《晨报》三天

在广告上见有一本学外国文的捷诀，说三天内可以成功。

我心里说道，这未免太少一点了。大抵要成就一件事，三天总还不够，除了行幻术，如指石成金，开顷刻花之类。这些奇迹据说可以在刹那中成就，但是要等候“回道人”下凡来的时候才行；这也不是三天之内可以等到的。

有一位民国的边疆大员，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节，竭力劝人学佛。他说，就是你们学什么德文法文，也都是白费工夫，只要学佛就好了，将来证果得了六神通，不论那一国文字，自然一看便懂。但是事隔十五六年之后，我于去年冬天看见他还在北京坐着马车跑，可见他也还未得到神通。（倘有了神通，他便可以用神足力，东涌西没，或南涌北没，当然不要马车了。）于是他的用神通力学外国文的捷诀，也就没有什么把握了。《觉悟》上面曾经登过戴季陶先生的关于学日本文的谈话（记得系引用在施存统先生的文中），他说用功三年，可以应用，要能自由读书，总非五年不可。这实在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我愿有志学外国文的人要相信他这话才好。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勤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至于三天四天这些话，只可以当作笑话说说罢了。

有人问我，你这样说，岂不太令人扫兴么？三天虽然不能速成，或者可以引起一点兴趣，使他们愿意继续学下去，也是好的。你如今说破，他们未免畏难，容易退缩，岂不反有害么？我当初听了也觉得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那决心用三五年工夫去学习的人，听了我的话当然不会灰心，或者反有点帮助。至于想在三天之内，学成一种外国文，这件事反正是不可能的，与其以后失望，还不如及早通知他，使他可以利用这三天去做别的事，倒还有一些着落。

十年七月。

麝香

我很爱看“社会咫闻”，因为时常能够于本文以外，无意的得到有趣味的材料。日前看见一则“一个由盗而丐的堕落青年”，记述西城堂子胡同某校学生作贼，以及流为乞丐的事。这事情都很平常，但我对于失主的某君，却引起了不少的兴味。原来这位盗而丐的青年偷了某君的一个皮包，其中装着友人的一张文凭，四副眼镜，和——“一瓶麝香”！

我不懂得医道，但我知道麝香不是平常的药。有许多讲究灸法的人，将麝香和在艾炷里，说能够使艾力更深的钻到穴道下去。这是我所晓得的一种外用法。据说麝香出于麝的脐内，在交尾时期，放出香气来，招引雌麝，所以他很有刺激性欲的效力，至于用法或薰或吃，我可不知道了。某君的一瓶不知作何用处？难道他镇日的大灸而且特灸么？（十年八月）

卖药

我平常看报，本文看完后，必定还要将广告检查一遍。新的固然可以留心，那长登的也有研究的价值，因为长期的广告都是做高利的生意的，他们的广告术也就很是巧妙。譬如“侬貌何以美”的肥皂，“你爱吃红蛋么？”的香烟，即其一例，这香烟广告的寓意，我至今还未明白，但一样的惹人注意。至于“宁可不买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这种著者头上插草标的广告，尤其可贵，只可惜不能常有罢了。

报纸上平均最多的还是卖药的广告。但是同平常广告中没有卖米卖布的一样，这卖药的广告上也并不布告苏打与金鸡纳霜多少钱一两，却尽是他们祖传秘方的万应药。略举一例，如治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的妙药，注云，“此三症之病根发于肝胆者居多，最难医治，”但是他有什么灵丹，“治此三症奇效且能去根！”又如治瘰疬的药，注云，“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愈割愈长，”我真不懂，西洋人为什么这样的笨，对于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三症不用一种药去医治，而且“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中原的鸿胪寺早已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是愈割愈长的去割之呢？——生计问题逼近前来，于是那背壶卢的螳螂们也不得不伸出臂膊去抵抗，这正同上海的黑幕文人现在起而为最后之斗一样，实在也是情有可原，然而那一班为社会所害，没有知识去寻求正当的药物和书物的可怜的人们，都被他们害的半死，或者全死了。

我们读屈塞（Chaucer）的《坎忒伯利故事》，看见其中有一个“医学博士”（Doctor of Physic）在古拙的木板画上画作一个人手里擎着一个壶卢，再看后边的注疏，说他的医法是按了得病的日子查考什么星宿值日，断病定药。这种巫医合一的情形，觉得同中国很像，但那是英国五百年前的事了。中国在五百年后，或者也可以变好多少，但我们觉得这年限太长，心想把他缩短一点，所以在此着急。而且此刻到底不是十四世纪了；那时大家都弄玄虚，可以鬼混过去，现在一切已经科学实证了，却还闭着眼睛，讲什么金木水火土的医病，还成什么样子？医死了人的问题，姑且不说，便是这些连篇的鬼话，也尽够难看了。

我们攻击那些神农时代以前的知识的“国粹医”，为人们的生命安全起见，是很必要的。但是我的朋友某君说，“你们的攻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害。但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医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我想他的话虽然残忍一点，然而也有多少道理，好在他们医死医活，是双方的同意，怪不得我的朋友。这或者是那些卖药和行医的广告现在可以存在的理由。（十年八月）

天足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到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彩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十年八月。

胜业

偶看《菩萨戒本经》，见他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都犯染污起；只有几条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胜业，不欲暂废。我看了很有感触，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

或者有人问，“你？也有胜业么？”是的。各人各有胜业，彼此虽然不同，其为胜业则一。俗语云，“虾蟆垫床脚”。夫虾蟆虽丑，尚有蟾酥可取，若垫在床脚下，虾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预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但这不过在我是胜。至于别人，原是各有其胜，或是征蒙，或是买妾，或是尊孔，或是吸鼻烟，都无不可，在相配的人都是他的胜业。

十年八月，在西山。

小孩的委屈

译完了《凡该利斯和他的新年饼》之后，发生了一种感想。

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从上古直到现在，还没有补偿的机缘，但是多谢学术思想的进步，理论上总算已经明白了。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但是他们虽然白白的被牺牲了，却还一样的能报复，——加报于其父母！这正是自然的因果律。迂远一点说，如比比那的病废，即是宣告凡该利斯系统的凋落。切近一点说，如库多沙菲利斯（也是蔼氏所作的小说）打了小孩一个嘴巴，将他打成白痴，他自己也因此发疯。文中医生说，“这个疯狂却不是以父传子，乃是自子至父的！”著者又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你应该听听；这或者于你有益，因为你也是喜欢发怒的。”我们听了这些忠言，能不憬然悔悟？我们虽然不打小孩的嘴巴，但是日常无理的诃斥，无理的命令，以至无理的爱抚，不知无形中怎样的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在将来的性格上发生怎样的影响！

——然而这些都是空想的话。在事实上，中国没有为将小孩打成白痴而发疯的库多沙菲利斯，也没有想“为那可怜的比比那的缘故”而停止吵架的凡该利斯。我曾经亲见一个母亲将她的两三岁的儿子放在高椅子上，自己跪在地上膜拜，口里说道，“爹呵，你为什么还不死呢！”小孩在高座上，同临屠的猪一样的叫喊。这岂是讲小孩的委屈问题的时候？至于或者说，中国人现在还不将人当人看也不知道自己是人。那么，所有一切自然更是废话了。（十年九月）

感慨

我译了《清兵卫与壶卢》之后，又不禁发生感慨，但是好久没有将他写下来。因为在一篇小说后面，必要发一番感慨，在人家看来，不免有点像大文豪的序“哈氏丛书”，不是文学批评的正轨。但现在仔细一想，我既不是作那篇的序跋，而且所说又不涉文学，只是谈教育的，所以觉得不妨且写出来。

我是不懂教育哲学的，但我总觉得现在的儿童教育很有缺陷。别的我不懂得，就我所知的家庭及学校的儿童教育法上看来，他们未能理解所教育的东西——儿童——的性质，这件事似乎是真的。《清兵卫与壶卢》便能以最温和的笔写出这悲剧中最平静的一幕，——但悲剧总是悲剧，这所以引起我的感慨。他的表面虽然是温和而且平静，然而引起我同以前看见德国威兑庚特的剧本《春醒》时一样的感慨，而且更有不安的疑惑。《春醒》的悲剧虽然似乎更大而悲惨，但解决只在“性的教育”，或者不是十分的难事。对于儿童的理解，却很难了，因为理解是极难的难事，我们以前轻易的说理解，其实自己未曾能够理解过一个人。人类学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儿童研究的书世界上也已出了不少，研究的对象的儿童又随处都是，而且——各人都亲自经过了儿童时期，照理论上讲来，应该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却不如此，想起来真是奇怪，几乎近于神秘。难道理解竟是不可能的么？我突然的想到中国常见的一种木牌，上面刻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五者地位不同，其为权威则一，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也是专制政治的缩影；专制与理解，怎能并立呢！《大智度论》里有一节譬喻说，“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思惟，此事易离，儿大自休。”这话真说得畅快。十年前在《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各方面》（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斯丹来霍耳博士编）上，一篇论儿童的所有观念的论文里，记得他说儿童没有人我的观念的时候，见了人家的东西心里喜欢，便或夺或偷去得到手，到后来有了人我及所有的观念，自然也就改变。他后来又说有许多父母不任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要去干涉，反使他中途停顿，再也不会蜕化，以致造成畸形的性质。他诙谐的说，许多现在的悭吝刻薄的富翁，都是这样造成的。（以上不是原文，只就我所记得述其大意。）大抵教育儿童本来不是什么难事，只如种植一样，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性质，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加以培养，自然能够长发起来。（幼稚园创始者茀勒倍耳早已说过这话。）但是管花园的皇帝却不肯做这样事半功倍的事，偏要依了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狮子。鹿鹤或大狮子当然没有扎不成之理，虽然松柏的本性不是如此，而且反觉得痛苦。幸而自然给予生物有一种适于生活的健忘性，多大的痛苦到日后也都忘记了，只是他终身曲着背是一个鹿鹤了，——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后辈都扎的同他一样。这实在是一件可怜而且可惜的事。（十年九月）

资本主义的禁娼

日前看见“社会咫闻”里记上海租界禁娼的成绩，据说捕房对于私娼从严取缔，科罪较重，盖以此等无耻妇女，实为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原来娼妓制度之存在，完全由于这班“无耻妇女”的自己愿意去消遣的做这事情！我真觉得诧异，她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吃白米饭，却要去做这样无耻的行为，坏乱我们善良的风俗？真应该严办才好。古时有一个皇帝，问没有饭吃的灾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产阶级对于此等无耻妇女诘问一声。

但是我看了廿一日《觉悟》上引德国人柯祖基的话，却又与中产阶级的捕房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说：“资本家不但利用她们（女工）的无经验，给她们少得不够自己开销的工钱，而且对她们暗示，或者甚至明说，只有卖淫是补充收入的一个法子。

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子。”

那么，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当然不在那些无耻的妇女，而在于有耻的资本家们了；或者我们不归罪于个人，可以说在于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有什么成绩可说。即使苟安姑息的在现今社会之下要讲补救，也只能救济，不是可以一禁了之的。倘若那些无耻妇女的为娼，并非为生计所迫，的确由于闲着无事，借此消遣，好像抹牌吸烟一样，那么当然可以用法律的力去禁绝了。但是现在的情形并不如此；嗜好恶癖可以禁止，饥寒无可禁止：虽然是资本家，这些道理总应该知道罢？

话虽如此，上海的资本家主张禁娼，虽然是“掩耳盗铃”，但不好意思招承“公妻是资本主义的一特色”，公然宣布卖淫是必要的事，总算是还有一点良心的了。（十年十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