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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小竹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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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风景试读：

总序

苏轼说， 此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是喜悦的， 是恳切的， 但也仅仅是一种愿力。

我们捡拾的是内心。如何写？ 写什么？ 在此都顺应了内心， 那也是精神还乡唯一的去处。

还乡是一个梦， 是乡愁， 是永无止境的抵达。我们寄望于怀旧、后退， 甚至是保守的； 我们寄生于乡土、故里， 甚至是故步自封的。

不是我们流离失所， 而是我们还乡之乡已经沦陷。灵魂向何处安顿， 没有精神的还乡， 就永远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 “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 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还乡者

在路上

一方故土， 是源头， 是离散的地方……却又在等候着还乡者的归来。余丛2013 年10 月22 日在路上

美国作家凯鲁亚克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在路上》， 很早我就买了， 而且很早我就知道， 这部小说不仅是美国“垮掉一代” 的代表作，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的“圣经”。但我买了这部小说之后， 却没敢去阅读。或者说， 我读了第一页（“我同妻子离婚不久便第一次同狄安相遇……”） 就没敢继续读下去。不是不喜欢， 而是害怕。不是害怕凯鲁亚克， 而是害怕我自己。我怕自己失控， 去追随书中的人物， 走上一条不归路。

我向往“出走”， 向往那种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这从少年时代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讽刺的是， 我是同龄人中最早恋爱、最早结婚并生子的人。也就是说， 是最早过起稳定的家庭生活的人。然后， 又一部小说， 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 把我狠狠地搞了一下， 让我成天心上心下， 想入非非。让我对自己的现状有了动摇（希望像小说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 也就是他的原型高更那样， 抛妻别子， 去当一个流落异乡的艺术家）。但同样讽刺的是， 当我周围的朋友都纷纷把现妻搞成了前妻， 披头散发地开始浪迹天涯的时候， 我却一如既往地固守家中， 那些离经叛道的幻想并未在现实中如期而至。

我就这样表里不一地生活了几十年。我常常自我安慰说， 不走是最好的走。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 我在神游。我写诗， 写小说， 可以美其名曰在文字中“出走”。有次我对我老婆说， 你别看我人在这里， 其实我不在这里。我老婆笑了， 说， 我管你在不在这里， 你现在去把抽水马桶修好就行。当我自称是资深“住家男人” 的时候， 有朋友便调侃我是在撒娇。他们说， 看你2006 年的博客， 一会去凉山， 一会去重庆， 一会去南京， 一会又去杭州、黄山和北京， 就没消停过。更别说你以前大江南北的， 去过的地方不知有多少， 这也算住家男人？

是的，我不否认2006年乃至以前，我去过的地方不少。但都不是我想要的“在路上” 的那种感觉，而是出差加旅游。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在路上” 没有确切的目的地，只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哪里黑哪里歇。路上的条件也比较艰苦， 很多时候都要为路费、旅馆费乃至伙食费忧心发愁。说白了，就是流浪。而出差或旅游就不一样了，路费充足，吃住的开销也都在预算之中，且常常有富余， 顺便还可买点土特产、纪念品什么的。更重要的是，选择“在路上”，就等于是选择了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与舒适（也可能是不舒适）的家庭（主流）生活彻底决裂。而出差或者旅游，我们都知道，那种“在路上” 的状态是暂时的，你迟早都得回家。

前不久， 一位在企业做老总的朋友问我， 你觉得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 冷不丁听上去是个大问题， 且大得有些无当。但我跟这位朋友闲来没事常谈这类话题， 所以见怪不怪。我回答他说， 中国最缺少的是流浪汉。他笑了， 说， 成都街头到处都是， 还少？ 我说， 不是那样的流浪汉， 他们都是被迫的。我说的是， 比如像你这样的老总， 主动放弃现在的生活， 甘愿去流浪， 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放逐”。他“哈” 了一声， 问我， 你怎么不去呢？ 我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虽然我不如你有钱， 但就现在这点安稳的生活， 要我放弃， 也是缺少勇气的。他又问， 这样的流浪汉多了， 好处在哪里？ 我说， 具体有什么好处我也说不上来， 我只是觉得， （套用一句摇滚歌词） 像现在这样活着是不对的。

第一次看见大海

内陆的人对大海总有一种本能的向往和诗意的想象。1998 年去深圳， 本来准备去海边看一看的， 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而是到了相邻的珠海， 才实现了这个“第一次” 的愿望。

我和杨黎是被昔日的诗友宋词和朱凌波从深圳徐敬亚、王小妮夫妇的饭桌上拉去珠海的。宋词在珠海某报社供职， 而朱凌波那一年因股市失意与其夫人隐居在珠海， 夫妻双双正尝试着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看能不能靠写字养活自己。凌波的夫人说， 珠海这地方清静， 节奏慢， 很适合写作。

珠海的清静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体会到了，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车辆极少， 行人极少。我们坐在街边的小食店饮茶， 看着偶尔才有一辆汽车经过的街道， 杨黎感叹地说， 这是白天啊？ 我感觉像是梦境一样。的确， 即使是1998 年的成都， 这样“冷清” 的街景， 至少要在午夜以后才会出现。也难怪珠海的出租车司机要抱怨， 说在珠海挣不了钱， 而这么稀少的人流量， 都是因为珠海一开始就制定的环保建市的政策， 拒绝了那些有污染的制造企业。这样一来， 便让中山和东莞占据了“发展” 的先机， 财富都到那边去了， 当然污染也到那边去了。

当天， 在二位诗友的陪伴下， 我们游览了整个珠海市区， 感觉是， 整个城市的建设， 包括街道、海滨大道， 以及体育场馆、机场等公共设施， 都十分超前， 其容纳量超出现在城市的需求。我开玩笑地说， 这是一座虚位以待， 给未来准备的城市。当然， 我无法去说服出租车司机， 你现在苦一点， 但将来你和你的儿子会享受到这种环保理念带来的红利。因为， 对于一个要养家糊口的出租车司机来说， 羡慕相邻城市（如深圳、广州） 同行的收入， 是可以理解的。毕竟， 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

当宋词听说我35 岁了还没看过大海， 便将晚饭安排在了海边的一个海鲜餐厅。下午五点半， 站在餐厅的阳台上， 我眺望着向往已久、想象已久的大海， 半天说不出话来。毕竟， “大海” 两个字此时终于变成了“实物”， 我的心情自然是万分复杂的（尤其考虑到还是在35 岁的高龄经历这样的人生第一次）。但宋词却以为我不说话， 是一种失望的表现。只见他走到旁边来， 搓了搓手，十分抱歉地说： “这个海的颜色黄了一点， 不太像海。” 我马上说，很好了， 大海就是大海， 长江根本没法比。这个事情后来我写了一首比较长的诗， 标题就是“看见大海”。为了让我对大海的认识更加充分， 或者说， 更加真实， 凌波的夫人还提议我们饭后去海滨浴场游一游。于是， 吃完了海鱼海虾之后， 我们真的去了海边，扑进了大海。小学课文上就说过， 海水是咸的或涩的。于是， 我偷偷地喝了一口海水， 以证实这个儿时获取的知识。教科书上还说， 海水的浮力超过淡水。于是， 我又仰躺在水面上， 果然， 无须多余的动手动脚， 身子都能自如地悬浮在水面， 轻易沉不下去。

十多年过去了， 我没再去过珠海， 也不知道珠海的出租车司机是否还在抱怨没生意可做， 只知道， 宋词还在那家报社， 生活富足而悠闲， 并写起了旧体诗。而朱凌波夫妇听说只在那里待了三个月， 便离开了， 原因是， 珠海虽然适合写作， 但写作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两人算了一下， 每月共同的稿费收入接近三千， 但一家人的开销（房租、水电、吃喝） 却远远超出三千元。也就是说， 他们在珠海过了三个月入不敷出的生活， 终于被迫放弃了写作为生的计划， 重返商海了。

附记： 在编这部稿子（2014 年） 的时候， 朱凌波已是北京著名地产金融专家、亚太商业不动产学院院长。宋词仍在珠海， 据说还在写旧体诗。

第二次看见大海

第一次看见大海是1998 年， 在珠海。看见之后我写了一首诗———《看见大海》。 1999 年， 在海南三亚， 我第二次看见大海，便又写了一首诗———《看见大海Ⅱ》。 这首诗写完有四十多行， 经过一次次修改， 最后剩下四行：

陈洁说， 吴梅你对着大海抽支烟吧

这就是我第二次看见大海的时候

旁边两个女人的对话

诗中的陈洁即洁尘， 吴梅即小你， 两个女作家， 也是我生活中的好友。我们是受《城市画报》的邀请到三亚参加一个笔会的。所谓“笔会” 其实一次“会” 都没开过， 纯粹是玩。住在海边的五星级酒店里， 从酒店到海滩只需几分钟， 睡觉都能闻到海水的气味。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这座海岛。名不虚传， 岛上主色就两种， 绿色的树， 红色的花。辅助这两种颜色的， 还有蓝色和白色， 即蓝色的海， 蓝色的天空； 以及白色的沙滩， 白色的云朵。

躺在三亚的海滩上， 跟后来躺在西藏的草地上感觉差不多，大脑停止工作， 整个人近乎白痴的状态。所有关于海的认知和感想， 其实都是离开海之后才有的。人在极致的美景面前， 确实会丧失掉所有的语言。我甚至还有一丝恐惧， 那是当我下海游泳，突然发现自己离海岸已经那么远的时候， 一下心慌起来， 害怕就这样被无边的大海吞没。后来的两天， 我基本上就没下海了， 只躺在沙滩上看别人玩。就这样躺着的时候， 忽然看见海平面上浮现出一个银白色的光点， 光点逐渐放大， 是一艘军舰。我便想起了我的一位中学同学， 他在海南岛当过兵， 经常在月光底下站岗。他回来跟我们讲， 海南岛的月光都是发烫的， 会灼伤人的皮肤。我当时信以为真， 而且还讲给身边的人听， 他们也相信。那时候，海南岛还只是一个传说， 去过的人不多。

1988 年海南建省， 兴起一股海南热， 身边不少朋友乘坐火车再转轮船， 跑上海岛企图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也很想去， 但当时女儿尚不满周岁， 只得固守家中。朋友们用书信从岛上传回一个个故事， 感觉他们在那里天天都在过狂欢节。但1989 年之后， 多数朋友铩羽而归， 狂欢的海岛归于沉寂。1992 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再次掀起一股下海南的热潮。那时我也“下海” 了， 但不是海南的“海”， 而是商海的“海”。我留了封辞职信给单位领导，便只身到了成都， 跟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 后来又做夜总会。这时候， 身边不断有去过海南的人回来， 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海南的故事， 那些故事听上去像极了曾经看过的那些带有喜剧色彩的黑帮片。一个个不可思议的一夜暴富的奇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但遗憾的是， 我还是没有机会去那传说中的岛上吃龙虾， 逛海滩。直到1999 年， 我终于以游客的身份飞到三亚， 一睹海岛风光。但这时的海南， 已经不那么疯狂了。

那次在三亚还有一个值得一写的插曲， 在我们住的酒店里， 同时还入住了一批准备参加国际模特大赛的个子高挑的女孩。她们每天穿着比基尼在酒店的园林中练习走路（所谓的猫步）， 拍摄写真。真是满园春色， 让人目不暇接。相比于面对大海的那种白痴状态， 看着这些比基尼女孩在眼前晃来晃去， 大脑和身体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坐一艘慢船去万县

小时候， 就经常听父亲讲起万县， 因为他曾在那里上过学。我因而得知， 那是比我家乡县城还大的一座城市， 流过城市的河流也比我们县城的这条河大， 那条河叫长江， 我们这条河叫乌江，是它的支流。父亲其实没怎么讲到这座城市的细节， 所以， 除了“万县” 和“长江” 这两个字眼， 我对这座城市毫无概念。但我向往一切比我们县城大的城市，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万县看看。

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我已十九岁， 是涪陵地区歌舞团的一名二胡演奏员， 一个冬天， 随剧团巡回演出到了万县。

由于要装运道具和布景， 我们上不了开往武汉和上海的大轮船， 只能坐那种沿途每个码头都要停靠一下的慢船。我们也没有坐四等以上的卧铺舱， 而是坐散席。好在一团数十人， 也不寂寞。我们是上午十点过在丰都上的船， 下午四五点的样子， 到了万县码头。由于父亲的关系， 我总觉得这座城市跟我也有着某种关系，因此表现得很激动。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县啊？ 在轮船逐渐靠岸的时候， 我站在甲板上， 一边吹着风， 一边眺望着岸边的码头和岸上层层叠叠的房屋， 有一种思绪万千的感觉。

我们在万县演出了五场， 也就是五个晚上。白天不演出的时候， 就与同事结伴逛街。那时候的万县也跟涪陵一样， 没开通公共汽车， 更没有出租车，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从上半城到下半城， 都靠步行。城市的格局跟重庆和涪陵很像， 都是江边山城。只是， 比重庆要小很多， 比涪陵则要大一点。街道有坡度， 有急弯， 越靠近江边， 小巷子越多， 烂房子也越多， 这点跟涪陵和重庆也十分相似。

我们也不是漫无目的地闲逛， 有时候是为了去找吃饭的饭馆，有时候是去找书店， 有时候是去找商场和邮局。但我不记得， 万县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饭菜的口味倒是很适应， 咸淡都跟涪陵差不多， 毕竟一衣带水， 相距并不是那么遥远。书店倒是比涪陵的书店大， 文艺类的书也比涪陵书店要丰富一些。我记得我一共买了近五十块钱的书（那时候的工资每月四十多元， 而最贵的书也就一元多）， 收获颇丰。再就是邮局， 很奇怪的是， 它隐藏在下半城， 我是第二天才找到的， 那条街离江边码头已经很近了。

我与女友恋爱了三年多， 由于同在一个剧团， 一直没分开过，也就一直没有给她写一封信（通常称为情书） 的机会。这次到万县演出， 她因故没参加， 留在了涪陵。于是， 我到了万县， 就兴高采烈地给她写了一封信。找到邮局的时候， 邮局都快下班了， 我赶紧买了邮票贴上信封， 当我将这第一封“情书” 放进邮筒的时候， 激动得手都有些颤抖。但有点黑色幽默的是， 几天之后， 我们结束在万县的演出回到涪陵， 我问她， 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她很诧异， 反问我， 啥子信？ 这让我想到， 那封信必然是上了一艘慢船。第二天下午， 信终于到了， 还是我亲手从邮差的手上接过来的。我把这封信递到女友的手上时， 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女友当着我的面读那封信， 感觉特别怪异。

后来， 我又到过万县三次。一次是1985 年， 参加“白帝城诗会”， 目的地是奉节， 路过万县时上岸去玩了一个多小时。一次是1987 年， 坐船去武汉， 在万县停留了一夜， 住船上， 没上岸。最后一次， 是1989 年， 我已调黔江工作， 但妻子还在涪陵， 我利用去恩施出差的机会， 取道巴东， 坐船回涪陵， 经过万县时， 站在甲板上看了它一眼。这之后， 我就没再去过了。因此， 当三峡大坝修起来， 万县成为库区之后， 我想象不出它会是怎样一番模样？可以想象的是， 那个我曾经去寄过信的邮局， 如今已必然沉没于水下了。

重庆： 一个虚构的城市

很长一段时间， 重庆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小时候积攒香烟盒， 其中有一种香烟的品牌就叫“重庆”。红色封皮， 中间的图案是一座烫金的碑。听大人说， 这就是重庆的解放碑。还有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有一天拿出一盒彩色的积木让我们玩， 他说， 这是他爸刚从重庆给他买回来的。香烟盒上抽象的解放碑图案以及彩色积木， 就是我对重庆最初的印象。然后， 有一天， 全县城的人打着彩旗， 敲着锣鼓， 从码头上迎来一大队人马。听大人们说，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 到我们县来插入落户的重庆知青。这些重庆知青上岸之后， 带给这个县城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息。他们穿着裤腿瘦小的裤子， 臀部和整条腿的轮廓完全暴露。他们上衣的领口里露出两根白色的带子， 后来知道， 那带子系着一只白色的口罩。他们的口音中拖着一种与我们不一样的尾音。他们经常说出一些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词汇。诸如， 两路口， 观音桥，江北， 南岸， 石桥铺， 黄桷坪。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 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城市变得更加遥远而神秘。

后来， 我见到了这座城市。二十年中， 我无数次地穿越和停留过这座城市。我游览了散落或隐藏在这个城市中所有的公园和名胜古迹， 也认识了这个城市的一些朋友。甚至， 我人生中几件难以忘怀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座城市。但是， 这座城市却始终没有在我的意识中变得真实起来。即使我实实在在地坐在观音桥的街边吃着小面， 喝着啤酒， 也明显地感觉到我与这个城市的距离。而当我乘坐电车盘绕于市区的时候， 这个名叫重庆的城市， 对我来说， 仍然恍如梦境。曾经有几年， 我在黔江地区工作， 每个月都要到省城成都出差， 而重庆是必经之路。但我却故意与他“擦身” 而过。即： 船一到重庆朝天门码头， 我就上岸乘坐电车， 直奔菜园坝火车站。而从成都回来的时候， 一出火车站， 我又是直奔朝天门码头， 买票上船。总是这样， 我从这座城市的边沿匆匆绕过， 不进市区， 更不停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 当我来到成都， 一住就是十余年， 也有朋友问过我， 当初“下海” 的时候怎么不选择重庆？ 是啊， 为什么不选择地理位置更近的重庆？ 我还是找不出确切的答案。

我好像有意在保持着一种与这个城市的距离。就在我客居成都几年后， 成都至重庆开通了高速公路。无论我心理距离有多远，去重庆的路程事实上已经被大大缩短。但是， 我还是一两年到不了这个城市一次。我似乎更多的是在文字中触摸这个城市。这些年， 我阅读了一些关于重庆的书籍和资料。我对重庆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那些史实特别感兴趣。躲避空袭， 雾季到来之后的文化艺术活动（抗战中有名的“雾都艺术节”）， 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外国势力的明争暗斗。这些似乎都适合我对这个城市做虚构的想象。而重庆作为山城的特殊的建筑景观， 那些迷宫一样交织的街道， 也为这样的虚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背景。当我在一本书中读到， 抗战的时候， 海明威夫妇也在重庆居住过一段时间（地点好像就是上清寺） 的时候， 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虚构感。我企图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查找重庆的踪迹， 却一无所获。当时既是作家也是新闻记者的海明威， 是不是仅仅将重庆写进了他的战地报道， 而在其虚构作品中， 重庆这座城市却被彻底地湮没和虚置？

双城生活， 一种美好的想象

在成都居住了十五年， 重庆也就陌生了十五年。直辖之后的重庆大变样了， 我对它的记忆还保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老地名， 老街景， 在我的梦中出现过， 也曾在我的一部小说中出现。这种记忆中的重庆， 经过时间的过滤， 有的被遗漏了， 有的被更加强调， 还有的也难免被改装， 就好像一部被“主观意识”拍摄过的电影。直到真的回到这座城市， 才发现， 我在这部“电影” 里根本找不到路， 找不到方向。

当年我选择成都定居， 是有重庆作比照的。那时候， 重庆就已经是一座大城市， 而成都像一个小“村庄”。我对重庆的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畏惧， 而成都的小则让我感到踏实。除了城市格局的这种差异之外， 我对重庆人的火爆性格也有一点手足无措， 反而是重庆人最不喜欢的成都人的“温” 或所谓的“虚伪”， 让我有一种安全感。那时候我不满三十岁， 还没有受到太多的社会磨炼，有点书生气。成都这座城市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气息， 无疑满足了我作为一个“书生” 的内在需求。十多年过去了， 我在这座城市受到了磨炼， 同时也得到了休养。我打心里是喜欢和认同这座城市的。我甚至认为， 这将是我终老一生的地方。

但是最近两年， 我分别去了一次重庆， 虽然时间短暂， 却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震撼。面对这座陌生而又充满生机的城市， 我开始感觉到， 我的生活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 内心深处越来越缺乏激情。我不能说这直接就是成都这座城市造成的， 但至少与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有点关系。从重庆回到成都，我就对朋友说， 我开始喜欢上重庆了， 我这些年于无形中滋生出来的厌倦感， 到了重庆就荡然无存了。重庆陡峭的山城风貌， 突兀而起的建筑和乱哄哄的街市， 都让我耳目一新， 血流加快。我觉得， 到了这座城市， 我就有一种冲动， 想写点什么， 做点什么。我甚至开始幻想， 将来要是有钱了， 就应该到重庆来买一间房子，然后， 在成都与重庆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居住， 过一种有变化的“双城生活”。

重庆也有我的许多老朋友。由于长期生活在成都， 我与他们在交往上日渐疏远， 有的甚至失去了联系。但最近一两年， 也许是年岁的增长， 怀旧的情绪越来越浓， 见到老朋友分外的激动。相隔了十五年， 有的甚至是二十年， 老朋友们显得既熟悉又陌生。但坐在一起， 过去， 现在， 未来， 均有谈不完的话题。人是抒情的动物， 而抒情无疑是抵消厌倦的最好“药物”。老朋友们对我到重庆买房， 以及过一种“双城生活” 的想法都十分的赞同。我自己也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不已， 似乎一种新的生活就要到来。

但我也很清楚， 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它离自己的心灵很近， 离现实却很远。要真正实现这样的想法， 我还得努力， 努力，再努力。

贵阳， 花溪与山花

我有二十多年没去过贵阳了。而且， 迄今为止， 也只去过一次。那是1985 年夏天， 我与妻子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再坐火车到成都， 再到西昌、昆明和贵阳， 然后经贵阳回重庆、涪陵。一次新婚蜜月自助游， 总共花费不到三百元。

之前对贵阳毫无了解， 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下了火车， 就在火车站旁边找了家旅馆， 先住下来， 再研究地图， 确定游览的路线及景点。虽说是新婚， 但我们并不住在一个房间， 而是分别与其他人合住在多人间里。我记不清是因为图省钱， 还是这种旅馆压根儿就没有单间和双人间， 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比如忘了带结婚证， 或没有开具单位的介绍信？ 反正整个旅途期间， 我们只能在所住旅馆的楼道上匆忙而紧张地搂抱着亲吻一下。

与重庆相比， 贵阳要小很多。但空气却比重庆凉爽。我们先坐公车， 从火车站出发， 将整个城市游览了一圈。中途在大十字下过一次车， 逛了百货公司， 买了一条裙子。然后站在街边的小摊前， 品尝了“丝袜子” （或“私娃子”？） 和“恋爱豆腐” 等贵阳名小吃。在回火车站旅馆的时候， 公共汽车经过一条狭窄的爬坡街道， 我坐在车上， 亲眼看见街上一个男青年用一把折刀捅了一个人， 然后若无其事地将折刀收进上衣口袋， 扬长而去， 其间没受到任何人的阻拦。那个被捅的人捂着受伤的肚子， 满手是血地顺着墙根往前走， 也无人理睬。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让我对这座城市突然有了一些提防，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更加坚持出门在外不与陌生人说话的自我保护原则。后来在回重庆的火车上， 看见一帮一直沉默着的重庆社会青年， 当火车驶出贵州省界之后， 突然欢呼雀跃， 张狂起来。他们说， 出贵州了， 这下老子们不怕了。可见在那时候， 连一向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重庆崽儿都是对贵阳人很畏惧的， 何况柔弱如我这样的人， 更是胆战心惊了。

后来， 我在贵阳的朋友越来越多， 虽没有再去过那座城市， 但这二十多年中， 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时时都与这座城市发生着文字上的友情。先是跟住在贵阳的苗族作家伍略有书信往来， 并在贵州的其他地方， 如威宁、凯里、松桃， 认识了居住在贵阳的龙建刚、龙潜等苗族诗人和作家。然后，我的大部分小说和诗歌都刊发在何锐主编的《山花》杂志上。《山花》是贵州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 立足贵州， 面向全国作家， 尤其是新生代作家， 发表了许多富于探索性的作品。我1986年开始写小说， 第一个短篇《明清茶楼》就发表在《山花》上。我与何锐是1987 年在扬州认识的。1996 年， 他收到我从成都寄去的稿子， 便马上给我打了电话， 说小说不错， 决定刊发。这个鼓励，对我非同小可。到何锐退休， 李寂荡接任主编， 我继续在《山花》杂志上发表小说和诗歌。说实话， 我多么想旧地重游， 但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我想去那里见见何锐等老朋友， 也看看这座西南高地小城， 在全国的城市大改造潮流中， 变成了什么模样， 扩大到了何等规模？ 作为城市中心， 我当年在那里品尝过“恋爱豆腐” 的大十字街口， 是否已高楼林立， 面目全非， 就像今天的重庆解放碑一样？

那次在贵阳， 我们根据地图的提示， 去了市郊的一个景点———花溪。在没去过九寨沟之前， 花溪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美的溪流， 那种有如梦幻般的水的颜色， 称它为花溪， 真是恰如其分。我与妻子在花溪公园里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看着透过树木而洒在草坪上的阳光， 以及掉进溪水中随波漂流的金色的落叶。这时候， 如果有人走来告诉我， 这就是天堂， 我也愿意毫无疑问地相信。

“鬼城” 丰都

丰都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县城， 原属四川， 重庆直辖后隶属重庆市。三峡建大坝的时候， 全城搬迁到对岸， 建了一座新县城。原来的老县城没入水底， 只留一座山， 以及山上著名的“鬼城”。那座山叫“名山”， 而所谓“鬼城”， 即是古人凭想象建造的一座阴曹地府， 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很小的时候， 就听大人们说， 人死了灵魂就飘去丰都。所以， 印象中， 丰都即鬼城， 是一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

丰都人过去是比较忌讳将他们的城市与“鬼城” 联系在一起的。但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旅游业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 丰都人自然而然地也开始大打“鬼城” 牌， 打造“鬼文化”， 以吸引游客， 甚至成为招商引资的“卖点”， 过去的那种忌讳也就没有了， 说到“鬼城”， 反而成了丰都人的一种骄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涪陵歌舞团工作的时候， 常去丰都。因为它离涪陵近， 只要我们上了新的剧目， 涪陵演过之后， 就会去丰都演一下。我第一次去丰都， 是1980 年， 就是随剧团演出而去的。轮船抵达丰都码头的时候， 看见岸上的一片房屋， 觉得这座县城比我老家的县城大多了， 漂亮多了， 至少它是平坦而开阔的。进入城内， 发现街道也很整洁、敞亮， 完全没有想象中“鬼城” 的那种阴森之气。丰都人也很热情开朗， 原以为的那种“鬼头鬼脑” 的神色并不存在。

演出间歇， 大家便结伴而行， 去登了名山， 并参观了山上的“鬼城”。但那时“鬼城” 的建筑及其里面的雕塑、壁画都在“文革” 中被破坏， 剩下一些断垣残壁， 和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神像，倒也真有几分“鬼城” 的凄凉。后来我写组诗《鬼城》， 与这次参观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剧团的人来自涪陵所管辖的十个县， 其中丰都人最多，大家常常模仿他们说话的口音， 因为很特别， 音调、音韵近似唱歌， 尤其没有安（ɑn） 韵， 比如： 边（biān）， 读成宾（bīn）； 钱（qián）， 读成琴（qín）； 线（xiàn）， 读成信（xìn）， 等等。丰都人对自己的口音被模仿， 还是不怎么高兴， 有的丰都人便在说话时尽量“去” 掉自己的口音， 尤其对有安韵的字眼特别注意。但有时矫枉过正， 把本没有安韵的字， 加了安韵来读。比如有一天，我的一个邻居， 歌唱演员， 丰都人， 跟我说他要到点楼上去。我一下反应不过来， 点楼是哪里？ 后来我才弄明白， 他把顶楼的“顶”， 加了安韵， 于是， “顶（dǐng） 楼” 就读成了“点（diǎn）楼”。搞笑的是， 把“有情人” 说成“有钱人”， 都是因为害怕自己没有安韵。

老城被淹没， 搬到对岸新城之后， 我就没去过丰都了。偶尔在其他地方， 会遇上“丰都” 两个字， 比如在重庆或成都， 街头的一些小面馆， 就有打着“丰都老麻抄手” 招牌的。那抄手确实“麻”得很厉害， 很过瘾。但我其实最怀念的， 还是丰都的麻辣鸡块， 估计除了在丰都， 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 至少我没有遇见过。

回忆1988年的三峡

我有过一次穿越三峡的经历， 那是1987 年， 去江苏淮阴参加一个诗会， 要从涪陵坐船到武汉， 然后从武汉坐火车去淮阴。那时候已经有了葛洲坝， 但三峡大坝还没开工， 因此古诗中写到的那个三峡还在， 也基本上是古诗中写到的那个样子。

但说实话， 当船过三峡的时候， 我并没怎么激动。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乌江边长大， 看多了乌江的奇峰异石和险滩激流吧， 三峡对我而言便失去了新鲜感。比如， 那个神女峰出现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涌到了甲板上， 去眺望那个貌似女人身形的山峰。而在我看来，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山峰， 像这样的山峰， 在乌江里面，可以说比比皆是。还有那三个峡， 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险、恐怖， 它们相比于乌江里的那些峡谷和险滩， 要宽阔得多， 平缓得多。峡谷里那些被文人骚客们命名的诸如“兵书宝剑”、“牛肝马肺” 之类的怪石， 在乌江里也是司空见惯， 要按这样去取名字， 恐怕几十个诗人累死了都取不完。但我当时很内疚， 觉得自己没跟同船的人一起兴奋和激动， 那么冷静和漠然， 有点不厚道。

后来， 当轮船驶出西陵峡， 尤其是经过了葛洲坝之后， 江面豁然开阔， 开阔到两岸根本看不到一点山影， 而是水跟天相接， 我忽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三峡的名气那么大， 从古至今的文人骚客们为什么要写下那么多赞叹三峡的诗文？ 因为， 他们都是从长江下游进入三峡的， 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天甚至数月的“两岸一片空茫” 的航行之后， 突然间眼前山峰耸立， 别有洞天， 那种震惊与喜悦， 是很可理解的。

那次之后， 我又去过一次三峡， 但没有穿越整个峡谷， 也不是从水路去的， 而是乘坐汽车， 从重庆的黔江去到湖北的恩施， 再由恩施到达位于三峡之中的巴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努力回忆， 当时我去那里做什么， 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既不是出差开会， 也不是拜访私人朋友。一个人专程去旅游？ 也不太可能。那仍然是1988 年， 我在机关工作， 不可能有这样的闲心和时间。一次无目的的到访， 在若干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 就像是一次梦游。

而巴东这座县城， 也的确像一座梦中的城市。由于地处三峡之中， 整座城市就像悬挂在岩壁上的一样， 屋顶依次往下降落，街道均为石梯， 基本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我在路过一个机关（估计不是学校就是县政府） 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里面有一块篮球场， 我便担心， 在这样的地方打球， 会不会经常把球抛到下面的江里去？ 我大概是在巴东的某个客栈里住了一夜的。我也依稀记得， 吃过晚饭之后， 我特意顺着石梯往下走， 一直走到了江边的码头， 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了一会停靠在这里过夜的一艘轮船。轮船上的客舱里透出灯光， 灯光倒映在水中， 形成一缕缕摇曳的光带。后来的若干年里， 每当我情绪低落， 十分厌世， 想找一个地方隐居的时候， 首选之地就是巴东， 这座悬挂在三峡峭壁上的小县城。

我不知道现在的巴东是个什么样子了。甚至， 它还在不在？ 或者， 被搬迁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自从三峡大坝建起来， 三峡成为一片湖区之后， 我就再没去过那里。其实， 真要了解那里的情况也很简单， 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却不愿去查。我想尽可能让1988 年的三峡和巴东在记忆里多保留一段时间， 就算那是一个梦境也好。

横穿黄果树瀑布

穿过黄果树瀑布， 我浑身湿透， 异常兴奋。这是1985 年夏天，我与安柯旅行结婚， 行至贵阳， 查阅地图， 找到了去黄果树瀑布的路线， 坐着客车慕名前往。

黄果树瀑布， 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白水河上， 属于世界最大的瀑布群———黄果树瀑布群。 落差最大的一个瀑布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我们在景点的大门外刚下车， 还没看见瀑布， 就听见了瀑布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 以及迎面而来的凉爽的水汽。我们离瀑布越近，水汽便越浓， 到最后完全变成了“雨水”。我们没带雨伞， 就这样被瀑布飞溅起来的“雨水” 打湿了全身的衣服。

但我们很兴奋。我们终于看见了以前只在香烟盒上看见的黄果树瀑布， 太壮观了， 除了“壮观” 二字， 我当时找不出别的字眼去形容。瀑布的中间修筑了一条人工栈道， 可以让游人横穿过瀑布。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钻到瀑布的肚子里去。于是， 我和妻子毫不犹豫地就钻了进去。尽管栈道是凹进去的， 但走完全程， 其情景还是跟下过水的一样， 衣服、头发都水淋淋的紧贴在身上，样子十分狼狈。随身没带替换的衣服， 只有靠自身的体温以及太阳光将打湿的衣服和头发烘干。在靠近瀑布的地方我们相互拍了一些照片， 也把相机递给旁人， 帮我们拍了合影。但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全都模糊不清， 因为相机的镜头已经被飞溅而起的“雨水” 雾化了。

那次， 我们好像是回到安顺市住了一晚的， 时隔太久， 记忆也很模糊了。但黄果树瀑布， 以及当时横穿瀑布的情景， 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心底。以至于后来只要一看到“瀑布” 二字， 我马上就会联想到黄果树瀑布。事实上， 除了它， 我这辈子还没亲眼见过更大的瀑布。

黄果树瀑布因当地多黄果树而得名。黄果树瀑布景区内以黄果树大瀑布（高77.8 米， 宽101.0 米） 为中心， 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八个瀑布， 形成一个庞大的瀑布群。黄果树大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最为壮观的瀑布， 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赏的瀑布。早在明代的时候， 此瀑布就被旅行家徐霞客所发现， 他在游记中对瀑布的形貌有如下形容： “捣珠崩玉， 飞沫反涌， 如烟雾腾空， 势甚雄伟； 所谓‘珠帘钩不卷， 匹练挂遥峰’， 俱不足以拟其壮也， 高峻数倍者有之， 而从无此阔而大者。”

我看见黄果树瀑布的季节是夏天。但据说冬天和秋天也是适合看瀑布的季节。这里地处中亚热带， 海拔为600～1+200 米， 年平均气温14℃～16℃。像我在贡嘎山下见过的那种结冰的瀑布，在这里是永远见不到的。当然， 由于夏天和秋天， 这里的雨量都格外充沛， 所见到的瀑布也就更壮观。尤其秋天， 周围的树木该黄的黄了， 不该黄的依然绿， 层层叠叠， 景色较之其他季节更加迷人。

现在， 黄果树瀑布景区应该开发得很充分， 去的游客更多， 在一些游览设施上也更加现代了。比如， 有了索道， 有了自动扶梯，周边可能还有了星级宾馆和购物中心， 为游客的吃住行提供了方便。但我又在想， 如果我现在再去， 会不会有所失落？ 至少那种被瀑布飞溅起的“雨水” 淋得像只落汤鸡的情景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即使你自己没带雨伞， 也会有雨伞出租。但这样一来， 人与大自然之间就有了一层隔膜， 当年的那种“横穿” 感就彻底没了。就像后来我去过的九寨沟， 感觉那里就像一个漂亮的人工建造的公园一样。

火车向着秀山跑

到了重庆， 如果你还想去旅游， 又正好与我一样， 是个火车爱好者， 那我建议你， 买一张目的地为“秀山” 的火车票， 七八个小时的旅途， 绝不会让你失望。

秀山是重庆市最边远的县份之一， 地处东南角上， 与湖南和贵州相邻， 算是内陆的一座“边城”。过去曾有句老话， 叫“养儿不用教， 酉秀黔彭走一遭”。说的是串联在这条线上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这几个县地处山区， 交通闭塞， 生活艰苦， 是天然的“青少年教育基地”。但现在， 通了火车， 有了高速公路之后，仅仅是“走一遭”， 已然十分轻松， “休闲” 功效大于“教育” 功效， 除非你带着儿子脱离交通主干道， 往更偏僻的山沟里去。

火车离开重庆龙头寺车站（重庆北站）， 与长江若即若离地相伴行驶， 一个多小时之后， 到涪陵站， 就离开长江， 改以乌江为伴了。单从景色来说， 乌江远胜于长江， 有“画廊” 之称， 尤其受国画家们的青睐。因为乌江山水陡峭、奇诡的自然形态， 与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十分贴近。所以， 坐在火车上， 这一段的风光不可错过， 带有相机的人， 不妨靠在窗边， 多多“咔嚓” 一下。

乌江边上， 除了位于乌江与长江交汇口的涪陵区之外， 还有四座县城， 它们分别是属重庆管辖的武隆、彭水， 属贵州管辖的沿河、思南。但火车只经过武隆和彭水两县， 过了彭水， 便离开乌江， 向黔江、酉阳、秀山而去。

武隆县过去很穷， 县城挂在江岸上， 可用“弹丸之地” 形容。但自从芙蓉江、芙蓉洞、仙女山、天坑等旅游景区相继开发， 尤其是张艺谋《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将外景地选在这里后， 武隆的名气便越来越大， 游客也越来越多， 县城因此向着两岸的山坡上扩张， 桥梁架了一座又一座， 不再是过去的“弹丸之地” 了。一到晚上， 整座县城也是灯红酒绿， 歌舞升平的， 都市味十足。如果你觉得仅仅是坐火车经过还不过瘾， 可以带上行李下车， 住上一两天， 去我前面说的那几个景点看看。顺便说一句， “芙蓉洞” 这名字是我取的， 这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 哈哈。

过了武隆， 便进入彭水地界。彭水我要多说几句， 因为它是我的家乡， 我就出生并生长在彭水县城。其实真要说自己的家乡，似乎又没什么可说的， 或者不知从何说起。就旅游来说， 它肯定有不亚于武隆的好山好水， 因为都是差不多的山区， 地质地貌很相似， 什么洞什么坑都是有的。但也可以肯定地说， 目前在旅游的开发和宣传上， 它还远不如武隆。唯一有些名气的， 就是阿依河， 一条从深山里流向乌江的小河， 水流湍急， 卖点就是漂流。据说旺季的时候， 漂一次要排两小时的队。另外我听说， 还有几个景区正在打造中， 比如云顶山背后， 我上中学时“学工学农” 去种过茶的地方， 已建起了一个度假别墅群， 由于海拔高（八百多米）， 夏天避暑是个好地方， 只是外面的人可能还不大知道。至于彭水县城， 我不太推荐你停留， 因为除了房子便没什么看的。但如果你真带着行李下了车， 住上一晚， 多少也会有点收获。比如，去品尝一下彭水的大脚菌炖鸡， 荞面豆花， 都卷子和心肺米粉（其品尝的顺序是， 早上都卷子或心肺米粉， 中午荞面豆花， 晚上大脚菌炖鸡）， 保你终生难忘， 不枉这“一夜情”。

好， 过了彭水， 就是黔江。关于黔江， 我也要多说两句， 因为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我的户口、社保、医保都还寄放在那里。黔江曾经是酉、秀、黔、彭、石五县的政治中心， 即曾经的黔江地区的首府， 重庆直辖之后， 改为黔江区， 其行政级别为正厅（地市） 级。也就是说， 我黔江的朋友在那里当个局长， 相当于贵州的朋友在贵州当个县长。现在， 黔江的交通也是里面几个县最发达的， 除了铁路、高速公路， 还有飞机。我当年进黔江的时候，只有一条老三级公路， 从彭水到黔江， 正常情况下也要五个多小时， 现在只需四十多分钟。黔江的旅游开发， 也还在起步阶段。老景区有小南海， 一个几百年前地震形成的湖泊， 由于开发得早，景区建设已很成熟。新的景点， 诸如阿蓬江、官渡峡、濯水古镇等， 虽还没完全成型， 但已在开门迎客， 有了一定的口碑。

其实说到黔江， 我觉得它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不是什么景点，而是人。那里的朋友是天底下最好的朋友。他们朴素而真诚， 好客而又有分寸， 不给你负担。我在黔江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年多， 但与那里众多朋友的友谊， 延续至今。

那么， 现在离目的地秀山已经不远了。在抵达秀山之前， 还要经过一个县城， 即酉阳。酉阳是个老县城， 民国时候以及解放初期的行署所在地， 也是酉秀黔彭几个县当中号称文化最深厚的县，这可能得力于抗战时期， 作为从长沙撤退的后方， 很多文化人随着学校等机构内迁到此， 留下了那么一点“文脉”。像龙潭古镇，由于在酉水边， 是通往洞庭湖的货物集散地， 商人多， 大户人家多， 办学也早， 尤其新学， 如讲武堂和小学、中学、师范等， 也是这几个县当中最早有的。沈从文、丁玲等文化人在此逗留过。沈从文从军时的上司， “湘西王” 陈渠珍（《艽野尘梦》一书的作者）， 既是军人又是文人， 也曾在这里领兵驻防过。

酉阳县城过去老房子多的时候很有味道， 中学时我曾到这里参加过全地区（涪陵地区） 中学生文艺调演， 对穿城而过的那条小河有很深的印象。经过旧城改造之后， 建筑千篇一律， 失去了特色。不过， 县城外数公里的“桃花源” 还是值得一看的。这个景是否真的是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 好像还有争论， 但那种进入洞口之后溯溪而上， 突然眼前开阔， 一片田园人家的情景，的确跟陶渊明的描述十分相似。

从酉阳到秀山的一个多小时， 沿途景色虽说不及乌江那么多姿多彩， 但由于逐渐进入了丘陵地带， 山川风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也绝对值得你坐在窗边“咔嚓” 一下。只是， 时间上已是下午临近黄昏， 光线瞬息变化， 对摄影技术难免有些高要求。

秀山很早就有“小成都” 之称， 这一是表明它很平坦， 二是当地的口音， 带点成都话那种软软的味道。但外地人千万不要以这种“软语” 去想象秀山人也必定“柔软”。事实是， 在里面几个县当中， 大家最畏惧的就是秀山人。虽说“性子野， 火气大”， 过去书上说的那种“民风彪悍”， 是几个县的共同特征， 但秀山人的脾性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从文化传统上， 由于秀山靠近湘西以及贵州铜仁， 在过去属于“苗疆”， 有那么一种“非主流” 的性格传承。但近来有人从自然物质影响上， 给出了一个虽没被确认， 但也有点道理的说法，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里产锰矿， 锰元素融入水土， 这里的人体内的含锰量自然要多一些， 因而没法不“猛”。当然， 说秀山人一味地猛也不正确， 比如， 秀山花灯， 就于“猛” 的形式中（在方桌上搭起板凳又唱又跳） 透露出如其地名的秀气与飘逸。

到了秀山， 具体怎么玩， 该去哪些地方， 限于篇幅， 就不多说了。总之， 这里既是你一天旅途的终点， 但也可以是你明天旅途的起点。身处边城， 距离诸如“边外” 的凤凰古城、张家界、梵净山等著名景点， 就真的不远了。

边城茶峒

在前往松桃之前， 我绕道去了洪安和茶峒。洪安是秀山县的一个镇， 茶峒是花垣县的一个镇。花垣属于湖南省管辖， 两镇之间隔一条河。而两镇的旁边， 还有一块地属于贵州。因此， 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作家沈从文著名的小说《边城》， 写的就是这里。小说中写到的那个拉拉渡现在还在。只是物是人非， “翠翠”和“翠翠的爷爷” 已经不见踪影。准确地说， 洪安和茶峒两镇的房屋及其两岸的风景也变了很大的模样， 早不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样子了。甚至， 也不是1982 年我看见的那个样子了。

1982 年， 我就到过这里。那次是先到的秀山的石堤， 然后由石堤到的洪安和茶峒， 落脚在茶峒街上的一家客栈里。这家客栈是一栋两层高的木楼。楼上是客房， 楼下是饭馆。街上一例是这样的木板楼房， 木板有些年头了， 呈棕黑色。那时候， 这里还没成为像今天这样的旅游胜地， 整条街道显得十分的清静。只有逢场的时候， 赶场的人们汇集于此， 才熙熙攘攘的热闹一下。

我在茶峒住了两个晚上。白天在客栈楼下的饭馆吃饭， 常常听见邻桌的本地食客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 那语调就跟唱歌一样。我问客栈老板， 他们说的什么话？ 老板说， 是苗话。我又问老板， 你听得懂吗？ 老板说， 听得懂一些， 虽说自己并不是苗族， 但几代人住在这里， 又是开客栈和饭馆的， 常跟乡下来的苗族人接触， 所以， 即使说不来苗话， 但也能听出个大概。后来， 一个男子在饭馆里唱起了歌， 唱的也是苗歌。男子唱歌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对着邻桌的一个少妇唱的。那个少妇穿的衣裳上绣着花边，头上和颈上也佩戴了簪子、耳环和项圈等银饰。她在男子的歌声中埋着头一声不响地吃饭， 脸却是红的， 知道这男子是对着自己在唱。吃完饭， 她丢下饭碗， 站起来将自己的背篓背上肩， 走出饭馆的时候， 也唱起了一首歌。跟那男子唱的调子十分接近， 也是我听不懂歌词的苗歌。我便问客栈老板， 他们唱的什么？ 老板告诉我， 男的在唱妹子生得白， 奶子大又翘， 既有爱慕， 也有调戏的意思。女的唱的是， 你家也有妹子， 想怎么样回自己家去， 你那副样子老娘还瞧不上。

过去将近三十年了， 但这情景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感觉是， 真是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了。遗憾的是， 自己身为苗族后裔， 却听不懂苗话。

那时的茶峒， 晚上还有电影看。是在一个像礼堂一样的屋子里看的。银幕悬挂在墙上， 坐的是那种没有靠背的长条凳子。什么电影我不记得了， 但那天晚上， 坐我前排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我记得她， 是因为她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香皂的气味。她肯定是刚洗过澡就来看电影的， 湿漉漉的一头长发披挂在身后， 离我那么近， 害得我整个晚上都想入非非， 心神不定。电影散场后， 我还尾随着她在街上走了一会。但最终， 我没有勇气上前与她说话。

茶峒河边的吊脚楼， 现在大都成了配合旅游的家庭客栈。木楼之间也耸立起一些水泥楼房， 那种生硬的轮廓和白色的瓷砖， 显得有些扎眼。河水还是如沈从文笔下那般清澈， 走到河边， 蹲下来仔细看， 也还能看见穿梭在水中的游鱼。但对岸那个被称为“三不管” 的长满灌木和杂草的河滩却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带有石梯和广场的公园， 一尊汉白玉的少女雕像突兀地耸立在公园之中， 那少女据说就是“翠翠”。可能当地人觉得， 这样的改造是跟得上时代的一种行为吧？ 这种跟得上时代的行为， 还有一件就是， “茶峒” 这个地名也改了， 改成了“边城”。

朝佛的路

听闻梵净山的名字已不下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还在涪陵工作的时候， 就有身边的朋友前往梵净山， 徒步登上了金顶。他们回来说起那座山， 一副眉飞色舞的样子， 赞叹之词无以复加。这让我也很早就对这座神山产生了崇敬与向往之情， 只是苦于近三十年来没有那样的机会， 无缘一睹真容。这次算是缘分到了， 松桃的朋友， 画家刘华忠邀我去松桃， 那里离梵净山很近了， 登梵净山的愿望可实现了， 心情自然是激动万分。

据《名岳之宗梵净山》（吴恩泽著） 一书的介绍， 登梵净山的路线分四条， 即东线、北线、西线和南线。

东线： 从松桃境内的乌罗镇和寨英镇出发， 在冷家坝汇合， 然后直达金顶的路线。全程大概百里， 是梵净山开辟最早的一条朝佛之路。

北线： 北线有两条路可登金顶， 一条是从木黄镇经芙蓉坝， 一条从木黄镇经天庆寺， 后者为北线的古佛道。离开木黄镇， 沿着古道溯河而上， 行至十里外， 便是梵净山48 座觉寺中最为有名的尼姑庵： 太平寺。再行二十里， 就是四大皇庵之一的天庆寺。

西线： 此线以印江县永义乡张家坝为起点， 经护国寺、棉絮岭、黑巷子、舍身岩、剪刀峡， 然后直达金顶。

南线： 起点黑湾河， 沿溪水上行， 饱览二十余公里溪峡风光，然后上岸开始攀登万步云梯。

我大概便是从南线黑湾河进入梵净山的。只是， 一直在车上，并没有徒步在峡谷中行走， 所以难以细致入微地体会吴恩泽先生在书中描述的那种“山峡奇伟， 森林幽茂， 灵石千姿， 慧水百媚”的黑湾河风光。到开始登石梯的地方， 我又坐的是索道缆车， 亦没能体会那种“一步一台升， 一步一换景。虽说是汗流浃背， 却赢得满眼新奇” 的攀登喜悦。虽然我对佛是充满崇敬的， 但以这样轻飘的方式， 而不是一步一步地往上行走， 即使到达了金顶，客观上也显出了我的朝佛之心不够虔诚。

到了金顶， 我也没敢去朝拜孤悬在石笋样山峰顶上的那座庙宇。我给自己的借口是， 只要心中有佛， 便不必真的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烧香。如果说我的不去烧香， 还仅仅是对高处以及险道的畏惧， 那么， 更奇怪的是， 我坐在底下的广场上， 看着周围奇异的山峰， 感受着这山顶之上瞬息万变的气候与光影， 尽管抽了许多支烟， 却少有思索什么， 也缺乏可言说的感触， 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就像白痴一样。我责备自己， 真不像朝佛的人。难道是因为山顶海拔太高， 大脑缺氧所致？ 抑或是我确实在这样的环境里， 不自觉地就进入一种“空” 的境界？

那么， 此次梵净山之行， 我坐着缆车上去， 又坐着缆车下来，我得到了什么呢？ 我为此感到有些不安。好在， 后来突发的一个情况， 给这次平淡的行程增添了几分紧张， 倒也算是一点意外的收获。

当我们快要抵达索道尽头的时候， 缆车却突然在空中停止不动了。这种被封闭在缆车上悬空而立的状态， 不免让人产生出些许紧张。大约过了几分钟， 缆车开始启动， 继续往下滑行。但是，没过多久， 缆车又在空中停止不动了。这次停留的时间比上次更长。关键是， 不知道停止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还会这样停多久？这就是给人以恐惧的因素。大家开始还以玩笑话来冲淡内心那种紧张和恐惧的感觉。但当缆车一味地停止不动， 而天色又在人的感觉中有暗淡下去的趋势时， 大家就突然不说话了， 这氛围便更加显得紧张和恐怖起来。

当然， 最后是什么事都没有， 缆车再次启动， 到达了终点。询问景区工作人员， 刚才是怎么回事？ 回答说， 跳闸， 临时停电。真是虚惊一场。大家走出缆车， 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隐没在梵净山脚的寨英古镇

在贵州梵净山东麓， 有两座古镇， 一是乌罗， 一是寨英。在梵净山方圆六百里之内， 乃至整个贵州省， 寨英古镇的民风民俗，以及交融了苗汉文化典型的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 都堪称是保存得最完好的。

寨英镇始建于明洪武初年， 传说是朱元璋第六子朱桢镇守梵净山区的屯兵之地。明朝万历年间及清朝乾隆年间， 这里的商埠贸易都十分发达， 其鼎盛时期为“裕国通商” 的口岸， 历史上曾有过“小南京” 的称谓。

我于2010 年4 月和8 月， 两次前往寨英。这是一座尚未被“开发” 和“打造” 的古镇。建筑与街道均保持原样， 一些被烧毁和朽坏的房屋也还未被修复， 兀立着空空的房梁和柱头。游客不多， 除了我和朋友， 基本见不到别的游客， 显得有些冷清。原住民保持着自身的生活形态， 也没有其他旅游古镇那样的旅游商店、餐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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