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奖获奖小说通览(1969—2016)(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传家 张广慧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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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获奖小说通览(1969—2016)试读：

◎ 原著共7章。以一种混乱的语言、散文化的文笔，讲述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英国无名小卒杰克·汤若（Jack Townrow）的故事：汤若受人之邀，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曾生活过的苏伊士运河北口，协助解决一件私人事务，却在那里迷失了自己。

珀西·纽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文坛上一位风趣而智慧的喜剧大师。

有评论认为，其作品大都是一些轻松和严肃的喜剧，善于巧妙利用故事情节，来架构作品，产生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从中探讨人的精神世界。英文原版封面《要为之负责的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出版之后，获得了广泛赞誉，获得了当年的《约克郡邮报》小说奖。因其结构辉煌，描写具体而翔实，尤其是视野不俗，富有高度智慧，颇具远见，问鼎了第1届英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布克奖，成了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得主。杰克·汤若思维陷入一片混乱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之珀西·纽比 （Percy Newby，1918—1997）前，他到塞得港（Port Said）来，是因为受到扈利夫人（Mrs. Khoury）的邀请。扈利夫人在信中说，他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朋友，要给他买一张机票，好让他亲眼见见埃里（Elie）给她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扈利夫人认为，丈夫埃里死于谋杀，汤若可以让警方去追踪那个谋杀犯，因为埃及尽管发生了革命，军队正在撤离运河区，但那些埃及人，仍然会理会一个英国人的诉求。如今的她，已经上了年纪，无计可施了——尽管她也是一个英国人，是汤若的女同胞，然而，目前，她持有的是黎巴嫩的护照；再说，她已没别人可求了。

读过扈利夫人的来信，汤若忍不住笑了。已不年轻的汤若，曾是一个不及格的神学院学生，一个失败的丈夫，一个没有什么根基的英国男人。他面部的表情，是一种类似于格林（Greene）小说中那种遭人摈弃的倒霉相。不过，尽管他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却依然算得上是个“狡黠的滑头”，在3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从一个为溺亡人而设立的慈善基金会那里骗取钱财。汤若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始终被不诚实、欺诈和不忠的冲动支配的男人。

汤若给扈利夫人回了一封信，说明了他的心意：因为货币管制，她不能寄钱给他；其次，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现今他前妻简（Jean）又结婚了，感谢上帝，他不必再付赡养费了，而且他与另一个女人莉滋（Liz）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义务瓜葛——他从未与莉滋正式结婚。可即便如此，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的。再者，时值盛夏，塞得港正受着炎热的煎熬，那可不是好受的。不过，对于最后一点，汤若没让自己把它写下来，因为那样，似乎显得很自私。另外，说日子艰难，他也是在说谎。他现在脸红了，因为他已经开始榨取那笔资金了。这只有他和他的影子知道。

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伯联合航空公司伦敦办事处的信，上面说，在开罗（Cairo），有人为他付费订购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询问他打算在什么时候使用？像通常一样，里面还附上了关于金字塔和名画《尼罗河上的船》的宣传品。太好了！然而，接着他又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一旦到了那里他就被困住了，就得任由那位老大姐摆布了。

不过，他还是被诱惑了。他找出了一些旧信。他想：扈利夫人比她的先生埃里年轻得多，即便如此，现在也足有60多岁了，在那种气候里生活了25年不会对她有多大好处。她不可能永远活着。她就是那种不立遗嘱的老傻瓜。他琢磨起来：埃里用各种方式肯定已经白捞了多少钱去，她真是可怜。他们现在住的那一排公寓房都是他的。他是腓尼基（Phoenician）轮船公司的主管，50年来一直从塞得港运出棉花和葱头，运入咖啡和威士忌。扈利夫人在信上说，埃里的事情杂乱无章，那意思大概只是说，发现了埃里在黎巴嫩、瑞士和美国的银行里有存款，地板下面还藏着20多根金条。她真天真。这些东西现在全都是她的了，就连那些黄金和白金的假牙也都是她的了。如果他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朋友，他就该劝她立遗嘱。事实上，他开始把自己当成唯一的受益者了。

他记得，他与埃里·扈利（Elie Khoury）是在塞得港相识的，当时他在英国陆军里服兵役。实际上，那副假牙，牙齿是黄金的，牙托是铂合金的，是贝鲁特（Beirut）的一位亚美尼亚籍又聋又哑的牙科技师做的，那位技师是在那不勒斯（Naples）学的这门手艺。他清楚地记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1946年他们在塞得港的海滩上初次见面的几分钟里，埃里告诉他的。那次，是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骑马经历，他在扈利的海滩小屋前从马上摔了下来，头先触地，埃里亲手为他掸去身上的沙尘，扶他在帆布椅上坐下，递给了他某种芒果味道的冰镇果汁饮料，还冲着那个租马给他的男子恫吓了一通。

埃里说他很高兴结识一位英国人，因为他妻子也是英国人，后来，还摘下了他那副假牙，出示给他，任由他观赏。埃里告诉他，这假牙是世界上最出众的牙齿，然而因为那场剧烈的社会动荡，制作假牙的那个人去了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法贝热（Fabergé）的作坊里工作。现在，那个人已经死了，而这些牙齿，却是他的杰作。

之后，埃里忽然高兴地指向那海滩上的小屋的后面，对他说：“我妻子。”他这才留意到，那边的那位正坐在轻便折叠躺椅上看书的灰白头发的女人——扈利夫人。扈利夫人身着的一身蓝白条纹长衣，遮住了她的双脚。她没有注意到丈夫埃里，也没有注意到他，那坐姿看起来就像是在度假中的惠斯勒（Whistler）的《母亲》。

扈利夫妇把他带回他们的公寓，去用晚餐，他至今都还记得扈利夫人的冷淡，直到他们在餐桌前落了座，她才开口说了话。扈利夫人用一种带鼻音的地道伦敦腔毫不隐讳地说她出生并成长在斯特普尼（Stepney）。作为回应，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英国皇家陆军服务团的一个军士（那是因为他是牛津大学派送的），是林肯郡（Lincolnshire）汤若家族中的一分子。之后，为了与扈利夫人建立起一种对等的社会关系，鉴于扈利夫人非常维护她的那个“斯特普尼”出身，他便把自己说成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家伙，谎称家里的老人们打从心底为他感到羞愧。

随后，在扈利夫人的诉说中，他继续获悉：她之所以嫁给了一个外族的黎巴嫩人，那是因为——她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寡妇。她的父亲曾是一艘大货船的船长，定期往返于欧洲与远东，她很喜欢同父亲一道航海，以习惯她的新寡生活。每年有4次，他们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前两次航程之后，埃里开始有规律地在塞得港或苏伊士（Suez）等候她，并同他们一起度过之后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航程，从而趁机说服她嫁给了他。埃里是个鳏夫，与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大，疯狂地爱上了她，1922年，他们结了婚。在一旁的埃里，带着满脸笑容，听着扈利夫人所说的这一切。扈利夫人继续往下说着：即便如此，无论埃里赚到多少钱，假如他是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她也绝对不会嫁给他的。然而，黎巴嫩人就不同了，在某些方面，他们与欧洲差不多；而且埃里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尽管他信的是罗马天主教；埃里的英语也不比她差，至少是一样好。

他很清楚，扈利夫人其实是一个十分精明、讲究实际、难以对付的老东西。埃里被人发现死在了街上。埃里到底是怎么死的，谁都说不清楚，而扈利夫人坚持认为，埃里是被谋杀的。尤其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埃里的死，竟然使扈利夫人以这种小女孩的方式来向他寻求帮助。他确信，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的那些财产，足以使扈利夫人安享相当时新的生活，然而，却有了这一出令人惊叹不已的谋杀之说。要是真有什么不公道的行为的话，那么，在他和其他塞得港人的眼里，其实，扈利夫人的嫌疑最大。

经过一番思虑，刮脸时，汤若感觉到他的左眼角的肌肉在跳。他放下剃刀，眺望北边伦敦的那些屋顶，天色灰蒙蒙的。这时，他想，也许离开伦敦几个月，会是一件不错的事。随后，他确定了他飞往开罗的那张头等舱机票的日期。

飞机在罗马有60分钟的等候时间，汤若在机场的候机室和酒吧里打发了那段时间。一个戴着看起来挺昂贵的巴拿马帽子的大个子走到了他的跟前，问道：“你是英国人吗？”问话人是一个年轻的胖子，一个以色列人，新闻记者，词汇丰富，不过口音很重。同桌坐着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希腊人，为巴黎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一直在向汤若抱怨天气的炎热，还说在雅典（Athens），甚至会更糟。

他们三人之间的闲扯，气氛不大友好。那位以色列人不请自坐，由于体重过重，弄得椅子吱吱作响，而且显得非常生气，一张口就谴责起了英国政府：1942年3月，他同他父亲、叔父住在布达佩斯（Budapest），当时，他们每天听的都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为什么你们的政府不警告我们，不要上那些列车？”他凝视着汤若的眼睛，继续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一个英国人就要问他这个问题。从来没得到过一个恰当的答案。我已立誓，要向遇到的每一个英国人提这个问题——这是我欠那些死去的人的债。”

汤若颇不以为然，不由自主捍卫起了自己的国家。“你一定得讲清楚点。”以色列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每天晚上都冒着生命危险（如果收听时被当场抓住就会被处死）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坐在黑暗中，他同他父亲、叔叔一起坐在黑暗中收听，可是，英国广播公司从未就那些运送他们的火车的事警告过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出警告？他们这些犹太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被告知，是去德国工厂干活的。英国人为什么不警告他们“别上那些列车，它们是死亡列车，它们将把你们运往灭绝营。”要是英国人这么说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宁肯自杀也不会登上那趟列车，他们会越过河去南斯拉夫。“这么说，你就是这样逃过这一劫的，”那位希腊人插进来说，“通过南斯拉夫。”犹太人不愿同希腊人多说些什么，只说了说战争结束时，他就在南斯拉夫，战争结束后，他去了以色列。之后，立刻又转向了汤若，毫不掩饰他对英国政府当时动机的质疑，直截了当地指责英国政府是德国大屠杀的共谋犯：“这就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吗？英国政府默许的。对英国人来说，欧洲的犹太人算什么？英国人是纳粹分子的共谋，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汤若打断了那犹太人，“你所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犹太人脱口而出，“1942年3月，我父亲与我叔叔登上了一趟死亡列车。”汤若立即为他的政府辩解说，“也许当时英国政府并不知情。”

1942年3月，是汤若能回忆起的日子，因为就是那年的复活节，他被牛津神学院送去参军的时间，但是，他就是记不起来，那时大家对集中营都知道些什么。他继续为英国政府开脱说，“他们并不知情。或许，要么他们确实知情而且确实广播了那些警告，而你们没有听见呢？”以色列人用大笑表示了他对汤若的回答，然后说道，“我每遇到一个英国人，就会在他面前反复提及这一共谋的问题。你身居英国时，你打听一下：政府为什么不警告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我本人永远不会去英国访问的，因为你们的政府要对我父亲和我叔叔的死负一部分责任。”“我不想听这些。”汤若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他无法容忍英国政府也要多少为大屠杀一事负点责任的这一说法。以色列人不肯罢休，“我干吗要撒谎？”汤若极力为英国政府的行为辩解说：“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会做种事。你简直疯了。听着，我对你父亲和发生的一切深感遗憾，但是你不能这样说。你太疯狂了。”犹太人解释了一句，“我不是在说你和英国人民，我是在说英国政府。”他们的争论引起了邻桌人的注意。汤若不明白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要如此攻击他？或许是因为他身着的英国服装。让这个疯子这么羞辱一番，简直把人气死了。他无法就这么站起来一走了之。希腊人再次插了进来说，“英国人，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民族。尽管我是在服兵役，却受到了怀疑。你能想象这种事吗？我并不期望太多的勋章。”他不快地耸了耸肩膀。“我是一个希腊人，被派到了开罗。我被指控成了一个双重间谍。你能想象所有的这一切吗？”

汤若感到自己像是在两面受敌。他强调说，“战争正在进行时——”他的话音还没落地，就被那以色列人接了过去。“英国政府在1942年也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叫喊起来，“这正是我们消灭犹太人的好机会。”汤若全力反击，“你真是有病啦。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色列人似乎对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兴趣盎然了，打断并嘲笑汤若说，他根本不知道在危机时刻，英国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他是英国人，”希腊人在一旁帮腔说，“所以他以为他知道。”汤若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不了了之。他断定，他所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是由各种善于治理的、拥有良好的诚实和讲信誉的制度所构成，于是，他当即表明，“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会做出任何明显让人恶心的缺德事。制度不允许。”以色列人冷笑一声，“制度。”

这时，希腊人用手指捻出一个响声，召唤侍者过来给大家上饮料。汤若和以色列人都谢绝了，希腊人为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然后点燃了一支雪茄，开口说了起来：“我在英国上过两年学。我熟悉英国人。至于先生你和我，”他转向以色列人说，“知道所有的政府都不是好东西。在希腊，我们有个腐败的政府。在罗马这里，我公开这样说；在雅典，我也会这样说。任何法国人，都会跟你说，法国人有个腐败的政府。美国人、俄国人、委内瑞拉人——我到过委内瑞拉——都会跟你说他们有个欺诈的政府。英国人却不是这样。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善良诚实的人，并认为他们有一个善良诚实的政府……”“我不了解希腊，”汤若说，“也许你们那里的是欺诈的政府，法国人那里的也是，所有其他地方的都是。再说，我也没认为在威斯敏斯特的人全都是诚实的人。”希腊人不依不饶，“在我们的朋友指责英国政府对他父亲的死负有一部分责任时，你否决了那种可能性。一个美国人，就会考虑那种可能性。我作为一个希腊人，也会考虑那种可能性。这就是英国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迥然不同之处。你们就是这样生活在这种自鸣得意的欺诈当中的。”

他们的争论愈发激烈起来。以色列人再一次在他面前指责起英国政府与德国纳粹的历史罪行有牵连：“我告诉你，英国政府对我父亲的死负有责任。”汤若感觉到以色列人像是想要给他一拳，于是他站了起来，意在开打之前躲开。“你有病，”他继续说着，“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病。你要牢记这一点。我们不都像你。”

汤若的这一回答，像是要表明他自己向来都是一个身心正常的正派男人。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他常常严厉苛责自己品行不端，不是一个诚实有德之人。不过后来，他便习惯了自己的那些圆滑低下、少良缺德的想法，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直都在从慈善基金会那里揩油，一直都在骗取他代表的在一次事故中幸存下来的受益人托管的那笔资金。他已经顺应了自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骗子的事实，已经成功度过了良心不安的阶段，不再意图使自己有所改变，变成一个品行端正的诚实之人了。如今，他非但不再进行自我谴责，不再苛求自己，还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大有好转，不但大有了滋味，还尽情享受了其中之乐。

汤若与以色列人互相对视着，站在那里，已经有一会儿了。不过，结局还算友好，以色列人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将一只手放到了汤若的肩头上，并且说，“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拥有一个好政府。”以色列人的脸上甚至挂上了微笑。

飞机终于抵达了开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汤若在等候换乘火车期间，因为与一个移民官员开了一句玩笑，为自己惹出了大麻烦。那个移民官员询问汤若，他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目的是什么，计划待多久？汤若开玩笑说：他的朋友死了，他来到此地是为了和他那位朋友富有的遗孀结婚的。结果，汤若立即被两个士兵带走了，被关押到了一间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简易床的小屋里。半小时之后，那两个士兵当中的一个士兵给他送来咖啡，不过，拒绝同他谈话。

小屋的房门再次被打开之后，他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两个文官坐在桌后面，在他们面前摆放着打开的他的护照。他受到了其中一位上校的审问，赶紧解释说自己刚才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那位富有的遗孀至少有60岁了。那位上校继续审问：要是她非常有钱呢？他立即反问那上校一句：“一个30多岁的男人，会娶一个60多岁的女人吗？”另外那位查看他护照的官员开了口，问道：“基金分配人是干什么的？”他赶紧解释说，“我负责分配给受益人为慈善目的募集而不能花掉的资金。”随后，是一个又一个要他回答的问题，他不得不一一给予解释：基金分配人是一种职业，那些资金是为那些溺亡的人领取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难题……对他的审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押回监室之后，又过了一个小时，那位上校拿着他的护照走了进来，告诉他：他可以走了。

走？去哪儿？现在，已经误了他的那趟火车——汤若气不打一处来。上校告诉他：明早有一趟火车。罗马这里有很多旅馆。汤若更加气恼了，“我没有钱支付旅馆的账单。”上校耸了耸他的肩膀。汤若随着上校离开了移民管理处，去海关官员那里领取行李。一路上，上校都在调侃汤若的职业，在上校看来，那不像是一个诚实的职业，汤若肯定有机会将这笔资金里的一部分放进自己的口袋。汤若受到了刺激，“你在指责我什么？”上校再次耸耸肩膀，“如果我是一个基金分配人，我会极易被诱惑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在大家都忘了这笔资金时，谁还会察觉缺失的那1000镑、2000镑？不过我希望你是个正派的人。”汤若反问了一句，“我非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吗？”巧妙地将这一问题避开了。汤若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也不是一个值得他人信赖的忠诚的男人，自己既不善良，也不诚实。

到了塞得港，汤若唯一的目的，应当是直接去扈利夫人那里，但他一走出车站，过午的炎热和气味，就让他感到不舒服。一阵热风，从西面的阿拉伯城区，直吹了过来，他戴上他的墨镜，赶走了两个向他找活的搬运夫，上了一辆1930年代初的福特牌小汽车。那车上，座位皮面开裂，散发出干草、山羊、汽油和茉莉花的混杂气味。他断然决定：先不直接去那老大姐家了，她很可能正熟睡着。他要去一个他以前在这座城市曾经住过的那个禁止其他等级的人入内的地方。他准备在“东方交易所”登记入住，以表明他是不依靠别人的，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要让扈利夫人明白：他是独立的，不愿受人摆布。

入住之后，汤若独自一人在旅馆房间里待了一阵子，想了一些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他的事儿。之后，他去了一家他当年在塞得港当军士时常去的一家酒吧。那位酒吧的主人克里斯托（Christous）认出了他后，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理由，请走了酒吧里的其他顾客。

汤若向克里斯托打听有关埃里·扈利死亡的事。克里斯托告诉他：因为财产面临被埃及政府没收的危险，扈利夫人对当局表示不服，经过一番努力，带着她丈夫埃里的尸体乘船驶出了运河区，打算运往埃里的故国黎巴嫩去埋葬。她的这一行动，触怒了埃及执政当局，陆军上校纳赛尔（Colonel Nasser）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

汤若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相信克里斯托所说的这一切。在酒吧里，他喝了个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汤若的不幸从此开始了。他醒过来时，衣服被扒掉了，赤身裸体，孤孤单单，被丢弃在野地里，遭遇到一个路过的赶骆驼的人的野蛮攻击后，头部受了重伤。

随后，汤若的头部和一只眼睛被包扎上了绷带，高烧不已，乱梦纷纭，不断说着一些胡话或滥醉的梦话，思维陷入了一片混乱。在一连串的梦境中，他夜夜漂浮在夕阳普照的海上城市里；他能够闻到空气中的那咸咸的气味和茉莉花的味道。他梦见了扈利夫人、扈利先生还有他自己同在一只小船里，向港湾外驶去；小船慢慢充满了水。他记得又不记得，埃里的尸体被葬在大海里了——那棺材真的被抬过一个空荡的海洋到黎巴嫩举行了葬礼吗？

糊里糊涂的汤若心神错乱，完全忘记了自己先前的生活背景，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怪异的失忆，令他被剥去了全部的面具。他到处游荡，对一切事情都提出质疑：自己是谁？民族是什么？国籍是什么？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周围的人都是谁？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在他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时，眼前的现实，有时变成一个战场，有时成为一个过去与未来的拉锯战所形成的荒无人迹的地方。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道德上，他都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经历了许多痛苦和难以理解的遭遇，还有噩梦和疾病。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汤若始终噩梦不断，行动处于一种梦幻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不清楚自己是谁，甚至连他母亲是否活着都不记得了。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他断言自己是爱尔兰人，脑子里一再重现过去的习惯。他记得他结过婚，而且仍然尽力去帮助扈利夫人，尽管他怀疑埃里是否真的死了，还为此常常出去搜寻。扈利夫人不停地发泄对警方的不满。而汤若对自己要做的事非常明确，他无法发现他的朋友埃里是怎么死的——甚至连尸体在哪儿也无从得知。

在汤若心神迷乱的同时，在他身上，还总要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在一片混乱当中，在谣言四起与暴力的旋涡当中，他遇见了生活在当地的犹太妇女丽娅·施特劳斯（Leah Strauss）。谜一样的丽娅，终于成为一种诱惑，成了吞噬一切的激情——他爱恋上了丽娅。已婚的丽娅拒绝了他的殷勤，然而之后，又变成了他的情人，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们开始做爱，可汤若弄不清，他们做爱之事，是他在做梦，还是在昏迷状态中的臆想？他觉得自己显然与丽娅有着暧昧关系，然而有时，他又纳闷自己将来会不会成为丽娅的美国丈夫。如果他是丽娅的美国丈夫，为什么在记忆当中自己又好像是爱尔兰人？然而，他又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在爱尔兰，他极力想记起来自己为什么不是在爱尔兰。

由于英法两国决心对埃及政府的决定进行军事干涉，想要用武力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那天，英法空军对塞得港进行了突然袭击，轮番轰炸，还轰炸了埃及多处军事基地。战争爆发了。汤若的思虑，依然在迷糊不清中，思维与现实断裂，整天懵懵懂懂的，只对身陷其中的这一场苏伊士运河战争和自己眼下所身处的塞得港这两个现实是清晰的，对其他的一切事物，他都感到困惑迷惘。

他无法把自己的生活现实与从书中看到的事情区分开来，对一切事情都提出质疑，对一切都充满了猜疑与不满。他生气自己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却不得不替英国人的行为辩护，而且投身于对英国人的捍卫当中。忽然又觉得自己冲过了旧沙发、垃圾箱和旧式马车等种种路障，变成了一个在都柏林街道上抓捕英国人的起义者。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已经那么老了，这场战斗发生在1916年，他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他知道，它们不可能是那么老的人的皮肤。那场战斗肯定是发生在他出生之前。

他想象他的老朋友埃里仍然活着，随后，又想象他挖开了老朋友埃里在修道院的坟墓，以确定埃里是否真的是死了；他想象了一次图谋的行刺行动；他甚至还受到了双重视觉的影响——当他和扈利夫人散步时，他同时看到两个互相重叠又非常难看像鬼一样的女人。他将那两个女人的长外衣拉到胸前，结果现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后来那两个女人又戴上白色的手套，捡起了两把雨伞，转身向门口走去了。

英法空军对塞得港的轰炸在持续进行中。汤若和丽娅遭到埃及当局的逮捕。他梦见他在一间又热又昏暗的房间里，与许多吵嚷争辩的人在一起。那肯定是在航海俱乐部里，因为当房门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些船桨和漂亮的小船。对面，在西蒙·阿尔兹商场的上方，在运河的那边，约翰·沃克（John Walker）拿着手杖，戴着大礼帽，正要出发前往苏伊士，或地中海？他被审问之后，被塞进一辆开往开罗的火车，由于这趟列车遭到了英国空军的轰击，负责看押审讯他的人被炸死了，他逃脱了出来，回到塞得港，找到了丽娅和她垂死的父亲。这时，他头脑有些清楚了，他绝不会再向任何政府、组织部门或者运动提供任何主意了。

塞得港的战火越发升级了。汤若想努力拯救老朋友埃利的财产，同时也想欺诈扈利夫人，奉劝扈利夫人离开埃及，他对扈利夫人说，“你当然不是在抛弃你的家，我在替你照料着它，难道不是吗？我现在心里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会侵占它，就像他们侵占了运河一样。”然而，事情却并不简单，扈利夫人不是一个能轻易改变自己主意的女人。

那天，英法军队用猛烈的炮火袭击了塞得港防御阵地，然后，他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了。埃及军队、游击队和英法军队展开了巷战。在塞得港自身做着生死挣扎的当口儿，汤若步行经过骚乱地区，与一帮反对英国的暴徒发生了冲突。有人向他开枪，他被一帮暴徒指控，被埃及当局当作潜伏的英国间谍抓了起来，被殴打，精神上遭受了许多折磨，昏昏沉沉地目睹了埃及军队与英国军队之间一场血腥的枪战，导致他那颗捍卫英国的红心破碎了。

现在，盘踞在汤若脑海里的那些大英帝国子民的精神资源，操控他的过去的那些习惯，被战争带来的毁灭和死亡清除了。他前来塞得港在罗马机场候机室与那个希腊人激烈争论英国政府是不是“欺诈政府”时，他是那么地确信，那么地不由自主，为英国政府全力开脱、辩解，而今，他却对英国政府陷入了绝望，感觉他们的制度出了问题，自己对国家权力中心的那种无条件的捍卫其实同样是一种欺诈。他对欺诈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他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从它的内里了解它。然而，面对当今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这种战争欺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了。“这是不一样的。这种规模的欺诈使我想放弃。这是国际骗局，是政治。”他感到自己对发生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这些国际冲突、利益掠夺绝对不应予以支持，而且，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都负有其责。

塞得港遭到了严重损毁，已面目全非。汤若先前对英国政府的那种无限的信任，被血淋淋的现实彻底击毁了，荡然无存。他对扈利夫人说：在联合国，你信任人们，你想当然地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你对地铁里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做了一种设想，然而，你并不确定，因为你只是假定。假如你不做那种假定，你怎么会相信政府呢？他想告诉扈利夫人，他们民族的错误和民族的疾病，他们的那个一手持《圣经》、一手握刀枪建立起来的帝国，道德上出了问题。

深夜，英法登陆部队准备沿苏伊士运河南下，企图一举占领运河区，遭到了埃及军队的抵抗。为了阻挡英法联军南下，埃及军民奋起保卫塞得港，沉船40条堵塞了苏伊士运河的口岸，从此运河交通中断。当时，汤若一行人正漂荡在小船上。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人不顾全体殖民者驾驶员的辞职，依然允许一队护航船通过运河。汤若他们这时才借机上了岸，从与世隔绝的水上返回陆地生活。然而，就在大家为此狂喜的时候，汤若却又病倒了。

塞得港的战火终于要偃旗息鼓了。英法军队以及参与进来的以色列军队决定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的警察部队，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即将到达苏伊士运河。这时，汤若从所有的困惑和疾病中活了过来。一种来自骨髓深处的道德焦虑的负罪感，使他幡然改途。他想：自己这样一个邋遢鬼，在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不道德的环境里居然活到了35岁；尽管一个公民无须为他的政府的那些道德败坏负责，然而，至少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他说服了扈利夫人，从修道院的坟墓里挖出了老朋友埃里的尸体一起离开了塞得港。他们一行人乘坐着一艘小船，来到停在港湾里的那一艘英国战舰前，大家陆续登上了战舰，就在这时，他出人意料地拒绝上舰随同大家一起离开。

他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可以通往某个靠近良心的航道”，他一定要对一些事情负起道义的责任，因为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和他的国家，都有“要为之负责的事”，而他自己也有“需要负责的事”。之后，他像一个朝圣者一样，乘坐一艘小船横渡了塞得港，把装有尸体的棺材放到船上，同它一起驶进惊心动魄的大海。这时，他身边只有一罐牛肉，而且没有开牛肉罐头的工具。海浪击打着他的小船，很可能将他吞没，但他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兴高采烈面对着死亡。作者生平与创作生涯

珀西·纽比于1918年1月25 日出生在英国萨塞克斯郡（Sussex）克罗伯勒（Crowborough）地区，父亲是一位商人。他在英国中部和南威尔士（South Wales）等地长大成人，在沃塞斯特（Worcester）的翰利文法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1936年就读于切尔滕纳姆市（Cheltenham）的圣保罗教育学院。

1939年（21岁），他应征入伍，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随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服役。1942年（24岁），在阿莱曼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他结束了军旅生涯，前往埃及开罗（Cairo），到福阿德一世大学任教，教授英国文学。1945年（27岁），他与琼·汤普森（Joan Thompson）结了婚，婚后，他们生育了两个女儿。同年，他以“珀西·纽比”为笔名，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去往内地的旅程》（A Journey To The Interior），这部富有鲜明的异国色彩、迷幻性和神秘感的作品，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是他以埃及生活为背景的一种想象力的产物，颇受好评，获得了1946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颁发的《大西洋月刊》奖和1948年的萨默塞特·毛姆文学奖。

1946年，他返回英国，定居英格兰南部的历史名郡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以一名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投入文学创作当中。1947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代理人和证人》（Agents and Witnesses），1948年，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水手舞》（Mariner Dances）；到了1949年末，他已经确立了自己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成了一位不容置疑的出色小说家。

这时，为了更新扩大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范围和充实生活经历，也为了学习一些技巧，1949年，他进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以“霍华德·纽比”为笔名，制作谈话节目，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事业，在这一领域里，他一直工作了30年。期间，1958年至1969年间，他负责并策划“第三台”的播音节目。1970年，成为“第三台”的负责人。1971年，他开始出任BBC节目部主任，1975年，升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一职，直到1978年退休。退休之后，1978年夏，他开始出任英国舞台公司（English Stage Company）主席一职，后来，在这一职务上，他又干了有10年。

与此同时，他始终笔耕不辍，勤奋不休，创作丰富。1950年（32岁），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五月的新月》（The Young May Moon）和散文随笔集《玛利亚·埃芝沃斯》（Maria Edgeworth）。1951年（33岁），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英格兰的一季》（A Season in England）。1952年，他前往美国访问；同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迈向沉默的一步》（A Step to Silence）。

之后，他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撤退》（The Retreat，1953）、《在撒卡拉野餐》（The Picnic at Sakkara，1955）、《革命与玫瑰》（Revolution and Roses，1957）、《一位客人和他的离去》（A Guest and His Going，1959）、《巴贝利的灯光》（The Barbary Light，1964）、《创始人之一》（One of the Founders，1965）、《杰姆的精神》（Spirit of Jem，1967）、《要为之负责的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1968）。《要为之负责的事》是对当时英国殖民者在埃及经历的一种隐喻，一部自始至终都颇具挑战性的长篇小说。以一种叙述的混乱，来表达伦理道德的混乱，以苏伊士运河危机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为人不算太坏、极端无能、没有根基、被人轻视，不过颇具同情心的英国人杰克·汤若（Jack Townrow），断定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像他一样道德败坏的权力社会中心。当他被剥去了全部的面具，被毁掉，复活了之后，他终于清醒了过来，对生活基本规则重新进行了审视，对有关民族与个人的责任有了全新的理解，最后，决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起自我谴责的道义责任。

小说出版之后，获得了广泛赞誉，获得了当年的《约克郡邮报》小说奖。因其结构辉煌，描写具体而翔实，尤其是视野不俗，富有高度智慧，颇具远见，问鼎了第1届英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布克奖，成了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得主。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珀西·纽比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要问的问题很多》（Lot to Ask，1973）、《战斗士法老们》（Warrior Pharaohs，1980）、《感觉变了》（Feelings Have Changed，1981）、《撒拉丁与他的那个时代》（Saladin in His Time，1983）、《随风倾斜》（Leaning in the Wind，1986）；剧本：《基司》（Kith，1977）；散文随笔：《广播的功用》（The Uses of Broadcasting，1978）、《埃及故事》（Egypt Story，1979）等。《撒拉丁与他的那个时代》（Saladin in His Time）是一部内容翔实、透彻、充满智慧的传记小说，在这部长篇传记小说当中，他对穆斯林世界的伟大苏丹撒拉丁（Sultan salah-al-Din，1137或1138—1193）这位崇高的征服者充满浪漫色彩的西方传奇故事进行了过滤，立体地塑造出了12世纪一位具有军事的机诈、宗教偏见和超凡荣誉的穆斯林英雄的鲜明个体形象。《基司》是一部短篇喜剧，以第一人称戴维·柯森斯（David Cozens）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有关道德的故事，用一种出色的散文语言，述说了年长的老者柯森斯的故事，让柯森斯回顾了自己过去时代的年轻经历，回顾了在战时他驻扎在埃及医疗队时的经历，从中表现了他小说作品当中一贯体现的基本主题——不同文化之间的误会和缺乏信任，对无知和经验的困惑，以及对外在幻象和真实存在的困惑。

珀西·纽比是一位深受世人尊重且不同凡响的小说家，尽管在评论界并不被十分重视。他一生孜孜不倦，即便进入了1990年代，他人已步入古稀之年，仍未辍笔耕，1991年（73岁），出版了长篇小说《随潮流而入》（Coming in with the Tide），199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关于女人的事儿》（Something about Women）。1997年9月6日，他因病在牛津郡的嘉辛顿（Garsington，Oxfordshire）去世，享年79岁。主要参考资料：

Something to Answer For, by P.H. Newby, Publisher: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9.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British Novelists Since 1960, edited by Merritt Moseley, Publisher: Gale, 1983.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by Gale Reference Team, Publisher: Thomson Gale, 2005.1970年︱第2届002入选者 ［英］伯妮丝·鲁本斯The Elected Member by Bernice Rubens

◎ 原著共33节。以满怀同情心的笔触，描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生活悲剧，探讨了不适宜的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如何成为一个人健康的路障，诱发精神疾病，给人造成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的问题。

伯妮丝·鲁本斯是第二次世界大英文原版封面战后英国文坛上深受尊重的一位小说家。

有评论认为，其作品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主题严肃，写作风格却颇为轻快风趣，善于把活生生的现实与哥特式夸张糅合在一起，以令人难以忘怀的黑色幽默，将笔触探入人物灵魂深处，充满着丰富的直觉感受，坦率而无情地传达出对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的深层关怀。《入选者》（The Elected Member）出版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令她声名鹊起，因其以“日常精神的普遍性”来体现“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从中探讨了家庭在制造精神疾病方面的作用问题，以期唤起人们对人类生存本质的重视，问鼎了第2届英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布克奖。比兹维克（Rabbi Zweck）拉已是第五次走在去一所精神病疗养院的路上了。作为犹太人的伯妮丝·鲁本斯 （Bernice 拉比，从教士职位上告退之后，他

Rubens，1928—2004）与他的大女儿贝拉（Bella）一起经营着食品杂货店和综合商店，并继续研究着《犹太圣法经传》；不过，现在大部分时间，他都潜心于研究儿子诺曼·兹维克（Norman Zweck）的幽闭恐惧症。

拉比兹维克一家生活在伦敦东区，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犹太家庭，在当地犹太人中，算得上是一个地位尊崇的家庭。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紧密，家规十分严格。兹维克夫妇属于英国社会的第一代移民，由于对他们生存状况的担忧，加之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与异质社会的吸引之间找不到平衡点，他们身上总存有一种“既有归属又没有归属”的感觉。这种焦虑被扭曲变形，通过犹太家庭权威的力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泄到了下一代身上。兹维克夫妇，既希望子女改变家庭的处境，又不甘让他们脱离自己的控制，于是上一代人的失败与痛苦转化成对其后代肆虐的期许和强行的管制。

拉比兹维克如今已是一位日益衰弱的老人，健康也大不如前了，每日都生活在失去妻子萨拉（Sarah）和小女儿埃丝瑟（Esther）的悲痛当中。他的妻子萨拉去世已经有两年了，他的小女儿埃丝瑟并没有死，只是离家出走，弃他而去了。埃丝瑟以前是家庭中的宝贝女儿，专心致志地在犹太教会堂里学习圣经，在发现了埃丝瑟与一个非犹太人私奔并结了婚之后，拉比兹维克将她赶出了家门。平日里，在家里照顾拉比兹维克和诺曼生活起居的，是他的大女儿——未婚的贝拉。贝拉也有自己的问题，患有严重的机能不良，其貌不扬，人已到了中年，已是几十岁的人了，却仍然长得像个小学童。

诺曼·兹维克是家中的独生子，一个聪慧的男孩，一个神童，很有才气，在他父母兹维克夫妇眼中，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心肝宝贝。兹维克夫妇对诺曼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和严厉的要求，希望诺曼为家庭带走邪恶与不幸，带来丰收与好运。逐渐长大成人之后，诺曼成了一名前途灿烂的出色律师。然而，在他41岁，正当盛年时，却成了一名瘾君子，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

对周围的处境，诺曼总感到莫名的焦虑与恐惧，甚至对滴露都能生出恐惧感；他的内心痛苦极了，明知自己的恐惧与焦虑是过分的、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但他却无法控制自己，从而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害怕待在人群当中，并仇恨起家人。最后，他的病情由浅入深，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那天，被幽禁在卧室里的诺曼又偷偷吸食了安非他命，然后任由他的幻觉和偏执狂摆布着。以下是他犯病时的具体恐惧症状：他不敢睁开眼睛，翻身俯卧在床上，抬高一条腿的膝盖，将另一条腿绷紧伸直。他把脚的拇指伸到两张床垫的缝隙里，享受着床垫另一面的凉爽。这是他父母曾经睡过的一张床，作为遗产留给他的，是一张宽大的七英尺长的大床，为了好看，床的两头用桃花心木连在一起，但出于实用目的，床的中间是分开的。在他父母45年的婚姻生活里，他们就是这么睡的，既在一起又彼此分离。两年前，他母亲去世时，就睡在这张床上。现在，他父亲睡到一个单人房间去了，而他却被束缚在了母亲留下来的这一遗产——宽大的床——上。一个年轻的躯体——他这样幻觉着，因而没去触摸自己肚皮上的褶皱，或腹股沟的脉管，这些都是知识增长的结果，与他躯体的成长毫无关系。他用手摸了摸自己长满胡茬的面颊，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为自己年龄的不可逆转的增长而颇为伤感地微微一笑，像是要证实这一点，他用生了老茧的手抓住自己身上的肉褶，把肚皮上毫无肌肉的肉褶一条一条地捏在一起。随后，他又捏向自己的下巴、大腿，在那里拧啊，搓啊，为这些岁月痕迹的标记而颇感气恼，这肌肤上的每一道褶皱或皱纹，都是一种标记，代表了他41 岁年龄当中的一年。

从短暂的睡眠中醒过来之后，在黑暗中，他使劲瞪大眼睛看着，感觉有成群结队的银鱼正向他爬来，他惊恐万分。他起身摸索着去找灯，乜斜着眼睛，很快回到他那用毯子裹成的茧壳里。随后，他慢慢调整自己的眼睛，以适应光线，躺在那里，注视着。他觉得眼睛有些刺疼，这是要流泪的前奏，他有很多要流泪的事情，但是，他从不会向任何自怜的感觉屈服。他屡次想要结束这一切，但他必须说服家中的某一人，在他离去之前，至少得说服其中的一个人，否则的话，他们会认为他是因疯癫而死。然而，家里没人相信他，无论他说什么，都没人愿意听，没人愿意听他说那些话，没人愿意或是颇有耐心地同他坐上一小会儿，更不会在他需要时陪他坐上几小时，领悟一下他所感受的那种恐惧，分担他的恐惧。

他反复抚摸着自己身边那头没人睡过的床单。突然之间，他手掌的肌肤感到有一个弧线和一条直线在爬动，他感觉到了母亲的头、肩膀和匍匐在那里的躯体，他的手在母亲双腿原来栖息的地方瘫痪了，他吓坏了，向床单下面抓摸，显露出了母亲的整个轮廓。当他盯着母亲看时，他感觉到一股冰冷的眼泪流淌过他激动的面颊。他张大嘴，想喊叫母亲，却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喊叫出来。他不愿意确认母亲出现在了那里，他对自己说，这仅仅是一场噩梦而已。但是，也许其他那些事情也都是噩梦，也许屋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他自己起了褶皱的躯壳里面那饱受折磨的灵魂。也许这全是幻觉。“不，”他冲着床单尖叫。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个词儿——那个肮脏的腐烂透顶的家庭用语，那个他父亲和他的姊妹从精神病医生那儿捡来的词汇。他们全都瞎了眼，心照不宣地玩弄这一词语，“他出现了幻觉”——他们互相点头示意着。他们对他的那种不在乎劲儿，把他气坏了，他恨不得把他们都杀了。

他再一次盯向母亲显现的那个地方。她在那里，的确如此，而且，所有其他的东西也全都在那里。她看到过那些银鱼，对它们早已有定评，而且摆脱了它们。她把它们交给了他。“妈妈，”他低低喊了一声，但那弧线和线条却消失在了床单里，甚至连他也看不见了。这些年来，他已经成了一位能看得见物体出现和消失的专家。他知道母亲还会来的，他躺在那里等着她，他冰凉冰凉的手伸展在床单上。

随后，他从枕头上扬起了耳朵，他听到了它们的声响，听见它们爬行时磨牙的声音。还有某种新的东西。它们的气味。他屏住呼吸，用力闻了闻那环绕着他的气味，一种像露水一样的味道……这是它们就在那里的进一步的证据。它们制造着噪音，散发着气味。这令他恐惧，每一个证明它们存在的新证据都令他恐惧。那证据越是惊人，他的家庭就变得愈发地不可信。他把头扎在枕头里，双手抓住自己的身体，手指慢慢移动，抓挠着自己肩膀上的肉。随后，他一阵又一阵地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全身。接着，他高声唱起来，想让自己的手指和自己歌声同步行动。失败之后，他精神沮丧，把头扎进枕头里。他确信它们附在了他身上。它们在他背上爬行，吸干了从他脊梁上流下来、在尾骨上逗留、又流入腹股沟的汗水。

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抓起枕头，穿过黑暗，跑进浴室。他把枕头扔进浴缸，将它用滚开的水浸湿。他知道它们在枕头里，活蹦乱跳，所以它们是可以杀死的。他从碗橱里拿出一瓶滴露，将它涂抹在身上。他会接纳它们的，然而只准许它们待在地板和窗台上，绝不准许它们停留在他身上。他必须让它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那儿，对这一点，他必须加以控制。

他诧异自己为什么不能把它们从地板上擦干净，就像他想把身体擦干净一样。也许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哪儿都没有。他看见镜子里自己脸颊的影子，不认识那个和自己对视的形象，冲它挥舞着拳头，尖声喊叫着说“你疯了吗？”然后一边哭泣一边蹒跚着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等待它们映入眼帘。

他关上了灯，摸索着，小心翼翼以免碰到床，走到壁炉旁它们经常待的那地方。他拿起了壁炉上边的手电筒，向房间的一个角落照过去，同时，用他的那只空着的手抓挠着自己。他希望那些咬痕和伤疤是看得见的，这对他父亲来说，将是不可否认的证据。那浓烈的气味难以抗拒，他沉迷其中，这也是一种证据。他父亲在早晨叫醒他时会受到影响，会注意到这一点。直到后来，他坐下来观察它们，并尝试着尽力消除恐惧。

它们排成单行，朝着手电光束爬进了那个光圈里，它们停了下来聚在一起，并扭动着。这是一群扭动的银鱼，就像他记忆中每日每夜都看到的那样。有那么几天几夜，他忘却了被他的疯狂所抹掉的这些东西。他移动着手电的光束，它们一会儿出现在被电光照亮的黑暗中，一会儿又落在了光束之外。然后，它们突然全部消失了。他蜷缩在壁炉旁，瞪着眼睛看着、闻着和抓挠着，不肯放过它们的那种气味和它们的那种感觉，寻找着壁炉旁的旧地毯上它们的踪迹。他向来都惧怕白天的这个钟点，当光线将它们赶到看不见的地方，而留给他的只是，关于它们那种爬行的行列的记忆。

现在，那种恐惧一下子袭上身来，他凝视着逐渐成形并在他手臂和腿上爆裂的汗珠，沉溺在恐惧感当中。它们溶化在了他的肠胃里，徜徉在他的大腿上，并在他的膝盖窝里住了下来。他低声对自己说，“它们在这儿。我看见它们了，我闻到它们了，我抓伤了它们，就在我的肌肤上。”他用双臂攫住了他的身体，接受了他的绝望。之后，他用那种只有一个精神癫狂病患才能够达到的境界高声尖叫着说，“我知道它们在这儿。”他爬上床，在粗糙的毯子上磨蹭着他身上发痒的皮肉。

直到清晨来临，诺曼才睡熟了。如果他的父亲知道他又是在幽闭恐惧症中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没有睡好，早晨就不会把他叫醒了。对于诺曼的幽闭恐惧症，那种间歇性的人格分裂，常年犯病，拉比兹维克苦涩而悲哀地认为：那是在为自己的罪孽和失败而受的罪。在儿子诺曼的病情反反复复不断发作期间，拉比兹维克时常觉得自己对儿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儿子的疯疯癫癫，完全是自己的罪孽。如今，在他们家庭当中，只有他的女儿贝拉可以越过他们父子之间的痛苦深渊，带给他们父子二人都强烈渴望得到的难得的一点平和。

到了早晨8点，像往常一样，拉比兹维克准时走进了他儿子的房间，准备叫醒诺曼，看到诺曼蜷缩在床头那里，他犹豫了一下，却并没有为眼前诺曼的那种样子灰心丧气——他觉得也许诺曼只是又做了一个噩梦，人们时常会有这种状况；即便闻到了房间里弥漫着的滴露的气味，他也不肯去想与那气味有关联的事。他轻轻地敲敲儿子的肩膀，说了一句，“诺曼，8点了。”诺曼当即醒了过来，抬起头，看到父亲正在朝四处嗅闻着。诺曼跳下床，极其兴奋地喊起来，“你能闻见它们吗？”

拉比兹维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在家人再次尽力使诺曼戒掉毒瘾之后，眼下，他又故态复萌了，又吸食了安非他命，产生了幻觉，看见了他人所看不见的事物，使自己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之中。一切又从头开始了，这已是不到一年中的第五次发作了。他愤怒地大喊，“我闻到了滴露的味道，就是滴露的味道。”拉比兹维克对疯子的忧虑随着怒气一起爆发了。“没什么可闻的。”他再次向诺曼叫喊，“只不过是滴露。起来，早饭已经准备好了。”他“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了。若是儿子诺曼再次精神崩溃，他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

诺曼等到父亲走远了，直到听不见脚步声了之后，跪了下去，揭起床底下一块松动的地板，掏他当天的用品。塞在那木版下的是一件用旧绒线衫包裹着的东西，他从中取出一个大瓶子，把瓶子举到眼前，看看里面还剩下多少药片。里面的安非他命药片已经不多了，他吃了一惊。这一瓶，他一周前才买来的，一想到要弄钱再买，他不禁感到心里发慌。他往掌心里倒了几片，想起了以前，好像是几年前，在他试着只吃一片时的情形。他匆匆将它们塞进嘴里，拧上了瓶盖。

诺曼把那块地板放回原处，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然后悄悄拧开房间的门锁，打开了门，听见了父亲和姐姐贝拉在厨房里小声说话的声音。他们认为他的病又犯了，他又疯了，又疯癫了，为了他，他们心都快操碎了。现在，痛苦的不是他，痛苦的是他们。他听见父亲说，“银鱼，又是他的银鱼。有谁听说过鱼在地毯上爬的？它们需要水……我儿子的鱼能在地毯上，在枕头里，在床单上生活，我有个这么聪明的儿子……”他父亲高门大嗓地说。“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把门关上……”他听见贝拉在小声说。

他认为他们又开始合谋反对他了，他要去打断他们的阴谋。他披上一件睡袍，踮着脚走向厨房，突然推开门。他姐姐的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开始在餐桌旁他的座位上胡乱地忙着，在他过去坐下时，嗅了嗅他。“你能嗅到什么？”他有些不高兴了。“她在嗅滴露。”他父亲连忙帮他姐姐说。“这里到处都有它们，”他威胁他们说。“我身上也有它们。你们要是看不见它们，你们就是一对瞎了眼的麻木不仁的混蛋。”

虽然每当产生幻觉时，诺曼总是这么粗野好斗，拉比兹维克还是不能习惯。在他儿子少有的清醒间隙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优雅而亲密。他隔着桌子喊着他儿子，迫使自己去想儿子温和的天性，胡说什么银鱼的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那是某个附在他身上的魔鬼，某个临时住在他身上的邪祟。拉比兹维克隔桌伸过手去放在他儿子的手上。诺曼抽开自己手，表示他立刻就去给卫生部门打电话。“又要打？”贝拉尽力做出耐心的样子，“他们来过了，拿走了你给他们的样品。他们在实验室里做了测试，发现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地毯上的绒毛和污垢。你看到他们的信了，一清二楚。你还想要做什么？”诺曼冲着贝拉大喊，“他们在这里只待了5分钟，在5分钟里，能指望他们找到什么？他们必须掀起地毯，彻底检查才行。你们根本不关心。”他对他们大叫道，“你们让它们到处爬满了吗？”拉比兹维克打断了诺曼，柔声说：“吃你的早饭吧。”诺曼拍了拍他父亲的胳膊，朝他父亲笑了笑，“我敢说你也让它们爬满全身了。”

诺曼那一脸咧嘴的笑容，令拉比兹维克彻底绝望了，不得不再一次呼叫了医生。他们焦急地等待精神病医生利维（Dr. Levy）来按他们家的门铃。利维医生终于来了，并使他们相信，诺曼的幽闭恐惧症又犯了，病情如此反复发作，要帮助他的唯一方法，就是送他进精神病疗养院，在那里，他有可能康复。

在利维医生和与其同来的安古斯先生（Mr. Angus）的挟持下，诺曼再一次被带出了他的房间。拉比兹维克跟在他们后面往楼下走时，他从背后看到，儿子忽然显得老了，稀疏的头发在两侧支棱着，睡袍被那两个人揪得耸了起来，睡裤的裤腿向上卷到了膝盖。这时他想，或许，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如今儿子已是一个成年人了，甚至是一个老年人了，已经足够老了，可以自然死亡了。楼下，是兹维克家的小食品杂货店和综合商店的后门，那里是通往大街的唯一出口。在那两个男人的挟持下，诺曼挣扎着，不过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对这一切的非正义性（不公正）感到恶心。他们走到那狭窄的后门那儿，诺曼睡袍的腰带耷拉在地上拖着，拉比兹维克俯下身去轻轻地把它拿了起来，就像是他在为新娘捧着婚纱的后摆。他把腰带的一头挽在胸前，跟着那一行人进了杂货店。

贝拉正在为一位顾客服务，柜台前还站着几个妇女在等候。贝拉注视着那一行人。现在，她必须把柜台的一块木板掀起来，以便让他们通过——然而她不想在诺曼离去时扮演任何角色，更不敢让诺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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