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体制下农村老年人养老研究——以湖北仙桃范湾村和汉川洪北村的调查为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国珍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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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体制下农村老年人养老研究——以湖北仙桃范湾村和汉川洪北村的调查为例试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老年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2％，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占总人口的8.87％，该数据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世界人口大会规定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所有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那么该国就处于老龄化社会。由此可以得出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十年以后的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增加得非常迅猛，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

老龄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并持续增长的过程。老龄化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事实上，越是发达的社会，老龄化就严重。老龄化是由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低死亡率是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再加上人类科技的发展，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强，人类因为自然灾害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事件越来越少；而低出生率，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公民的文化素质紧密相关的，越是发达国家，出生率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生育，丁克（指夫妻双方有收入，且没有孩子抚养）家庭基本上都是高学历的家庭。然而我国的老龄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未富先老，我国的老龄化不是人口自然发展的结果，是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关的，加上我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等诸多因素导致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快。这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养老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这些问题中压力最大、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快速老龄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大批量到城市打工，广大农村地区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占总人口的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而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4223万人，因此我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事实上要比城市高。广大农村地区有众多的留守老人，而且人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还不是很完善，保障程度还不是很高，特别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老龄化日益增强，“4-2-1”的家庭结构，年轻夫妻既要抚养小孩，又要赡养4个老人，不久的将来或许是6个甚至8个老人的赡养任务。这些现实的状况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压力会越来越大，家庭养老已经承受不了，这个问题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养老的任务完全让年轻人承担，也是不现实的，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模式。

针对如此严峻的养老形势，2009年国务院发布第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七条规定：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领取年龄不足十五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十五年；距领取年龄超过十五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十五年。该养老保险条例已经实行了三年，符合条件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绝大多数是没有缴费的老人，他们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极其低，有限的养老金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养老，因此，事实上，农村老人的养老基本上还是由家庭来承担。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经的生命历程。每一个人都会老，年轻的时候我们抚养小孩，老了后自己的子女赡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尊老爱幼、赡养父母都是良好道德的表现，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很多养老的模式，总结起来老人养老照护的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四种模式。

第一种养老模式称为“家庭养老照护”，主要由子女对老人进行养老照护，这种养老照护的类型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广泛存在，也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第二种养老模式称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就是子女雇请专业医生、护士和保姆对老人进行养老照护。社会学界和老年学界一般认为老人在家里养老是最好的一种养老方式，因为在这种养老模式下，老年人不仅在物质上可以得到子女照顾和护养，而且在精神上得到子女的慰藉，儿孙满堂、子孙绕膝是每一个老年人都期望的天伦之乐的场景。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子女的精力有限，在城里的子女为了照护好自己的父母，他们一般请保姆来照料，这样可以让老人继续生活在家里，而子女又可以从繁重的照顾中抽出精力来做自己的事业，因此该养老模式在城市社区广泛存在。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有限，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无法承受聘请保姆照顾自己父母的高昂费用，因此，在农村这种养老模式很少存在。

第三种养老模式称为“社区照护”。所谓的社区照护就是动用社区的资源，给予老年人以必要的照护，让老人生活在社区里面，与家人继续住在一起，但老人能继续过独立的生活。社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包含有四个基本的要素：①社区是一个群体；②社区要有一定的地方或地理疆界；③生活在这个地域里必须要有社会互动；④群体对社区有认同感。在发达国家中，社区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养老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中每个社区都有社区老人医院、社区托老所、社区非营利性组织等，在这些社区组织和机构中，可以完成老年人养老。社区照顾一方面可以把子女从繁重的照顾父母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自己的父母可以居住在家庭里，可以享受子女在精神上给予他们的慰藉，因此这种养老方式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通。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各项制度和政策越来越向西方接轨，我国越来越重视社区，开始对社区进行改造，希望社区能够在我国发挥出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作用。因此城市社会里的社区建设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我国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全国发生多起空巢老人死亡直到尸体发臭才被发现的事件以后，社区养老已经被我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社区照护有明显的三个优点：①社区照顾所提供的服务可立刻生效，因为社区发展好的地方，都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他们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社区，建立了科学档案管理，能够定期访视空巢老人，因此他们能够知道空巢老人的实际需要和具体问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老人生活上的实际帮助。②社区照顾的老人其实都住在自己的家里，因此每个社区可容纳较多受助老人，通过定期访视、定期提供帮助可以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③社区养老其实是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种中间状态，在社区里养老的老年人可以减少养老的费用，而且还可以避免老年人在机构里养老而招致的虐待、照顾不周的问题等等，因此社区养老应该是我国未来的一个养老的发展方向。

社区在我国城市地区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社区里，随着人民大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社区基本上不存在了，更谈不上老年人能够在社区里养老，因此在农村这种养老照护的方式基本上不存在。

第四种就是“机构养老照护”。所谓的机构养老照护是指老人居住在机构中，由机构专业人员提供带有医疗、保健和相应护理照料以及日常生活起居的照顾方式。在这种照护模式下，老年人居住在养老机构中，他们的养老照护完全依赖机构，而脱离了家庭。

机构照护因为老年人在正式的机构里生活养老，而这些正式的机构里，有许多正式的医生、护士、专业心理咨询师、专业社会工作者。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照护；而且还能为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提供长期的积极的治疗性服务；在机构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给老年人洗衣做饭以及有限度的日常照顾和社交活动；最为关键的是机构照护可以降低家属在照顾老年父母上的压力。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照顾那些高龄的、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已经超过了子女能够承受的范围。因此，在城市，机构养老模式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青壮年农民外出到城市里打工，农村里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要严重，在农村出现了许多私营的养老院，机构养老的模式在农村也开始慢慢地发展起来。但是，在养老院里养老需要钱，而且费用不低，因此除非自己的父母患有严重的疾病，将不久于世，否则子女很少会选择这种方式对老人进行养老照护。

我国目前虽然有以上四种养老的模式，但是由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太贵，社区养老在农村没有基础，所以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养老照护为主。家庭养老作为我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养老方式，是与社会养老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但是至今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都以“养老的经济来源”作为划分养老模式的主要标准。如袁志刚认为，家庭养老是一种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养老职能的实施者均是家庭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的基本内容包括对老人的经济保障、生活照顾和精神抚慰。蔡明浩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行方式的总称”，从模式上来看，家庭养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养老文化，它包括养老理念、养老行为方式、养老职责与义务等等，而这种文化是可以继承的，因此作为一种模式它具有长期的稳定性。穆光宗提出了一种以“养老支持力”作划分的标准，认为在界定养老概念时，是否考虑两个原则：一是经济为主要原则，在分类时考虑经济变量为主，非经济变量为辅；二是问题感受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要显示出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具体到对农村家庭养老的理解，学术界也存在较多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但现实中，对农村养老“家庭成员”的理解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陈彩霞认为，家庭养老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子女向自己年老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的照顾以及精神上的慰藉。成海军认为，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方式。李静认为，在有传统孝文化的我国，家庭养老一直是主要方式。广义上的家庭养老包括子女供养和自我养老。

综合各位学者对家庭养老的定义，笔者把家庭养老做如下的定义：所谓家庭养老是指靠子女、配偶和其他直系亲属实现对老年人的供养。养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在这种养老方式里，子女是老人的照护主要实施者，其次还有亲戚、朋友、邻居等非正式的资源。家庭养老中，金钱和实物的提供是主要的，其次还包括情感支持等多反面的照护。这种养老照护的类型，老人可持续留在家里，享受家庭温暖和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是千百年来，所有的老年人都盼望着的一种理性的养老生活模式。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涌入城市打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里生活着众多的留守老人，由于年轻人不会耕作，不喜欢农村的生活，在每家承包的土地上，基本都是老年人在耕种。这些留守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不但要耕种土地，而且很多人要隔代抚养自己的孙子女。由于他们的子女在城里打工，每年也就春节的时候和老年人团聚，平时最多打打电话，寄钱回家，子女对他们的养老支持很少，精神上的慰藉就更少了，因此他们不但不能像城里老人那样安享自己的晚年，反而更加忙碌，家庭养老的生活质量不高。

在我国新的人口结构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群体的阶层分化和调整，导致了农村老年人的弱势地位不断增强，他们的利益受到忽视。加上我国“三座大山”，即上学难、买房难、就医难的存在，农民收入水平增长慢，子女养老的能力减低，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弱化，而社会养老机制的滞后、社会福利和政府救济的投入不足等等，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社会性问题。

首先，社会问题是社会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困扰问题，个人的困扰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而社会问题是一种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其次，社会问题是一种使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受到不良影响的社会性问题，如果只是个人或极个别人遇到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再次，社会问题妨碍社会秩序、社会进步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问题破坏社会秩序、导致社会失调；最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涉及农村地区的千家万户，农村的养老问题严重影响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这些问题仅仅靠老人和自己的子女解决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如何做好农村地区老人的养老以及生活照护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必须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家庭的和谐与和睦，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最终也阻碍了整个农村地区的健康和谐发展。

针对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子女已无法完全承担养老的责任，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了农村新型养老保障体制，目的在于加大社会养老的力度；减轻农村年轻人的赡养老人的压力；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颁布和实施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而事实上，现阶段能够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一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缴纳过社保金的老人，他们的养老金一般只有60—100元，这点钱在物价日益高涨的今天，对于老年人的养老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但是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中，笔者发现，钱虽然少，但是对他们的意义明显。首先，他们说有总比没有好；其次，老年人消费的钱不是很多，每月的养老金可以让他们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需要事事都向小孩伸手要钱；最后，社保金事实上也为农村老人增权赋能，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资源，可以在和自己子女的互动、交换过程中提高老年人的地位，不至于在养老中完全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因此在现阶段农村老年人领到一定额度的社保金，虽然相对于高昂和快速增长的物价微乎其微，但是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意义重大。农村新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已经实施了三年，该政策的实施在农村有什么社会意义；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家庭养老有些什么新的特征；家庭养老出现什么新问题；家庭养老的对策是什么；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在今后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正是本书主要研究的内容。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养老问题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的一个久远的问题，从有人类开始，养老问题就被人类所重视，在传统社会里关于养老问题很早就出现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里，而“家庭养老”在社会学上的定义可以追溯到D.P.Johnson在《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的总结：早期西方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是通过人们的相互活动而产生的，各种人际活动形式是构成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材料。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提出家庭养老模式是基于一种家庭文化产生的，并指出家庭养老模式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模式，顾名思义，是用模具或模型进行规范的一种模式，模具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本身就蕴含了文化的含义。

在传统社会里，老年人的养老一般都是在家庭里进行的，每一个人都有被父母抚养的权利，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在传统中国养儿防老，就是说人们生养子女，就是希望子女能够在自己老了后赡养自己，而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里，赡养父母是一个良好的美德，被统治阶级所提倡，在民间也自觉主动地遵守。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家庭养老的功能已经慢慢地外移，社会养老成为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模式。我国正在经历着现代化，但是由于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加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养老，特别是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承担养老责任，迫切要求家庭养老功能的外移。在老年人养老的过程中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社会学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农村家庭养老是当代社会研究的热点之一。

笔者根据我国颁布和实施《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2009年为界，分为两个部分来对家庭养老进行文献的综述。

2009年前关于家庭养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一）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变迁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分析研究主要是阐述了不同时代或时期的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养老是一种非常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产业革命使工厂代替了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具有了社会化的可能，家庭养老模式也从传统阶段过渡到了现代阶段，如于秋华的《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和《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模式探析》。还有的学者以改革开放为界，阐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的变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些构成了促使农村家庭养老转变的条件，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来取代前者，如安增龙、董银果的《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这种类型的研究从历史、政策、制度等演进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的家庭养老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综合性。家庭最早的功能之一就是对家庭成员中老人的赡养，从有人类以来直到西方现代社会前，家庭的养老功能一直是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的唯一依靠，而家庭养老的模式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主要依靠。但是家庭养老模式也是随着我国历史政策发生着变化，如人民公社时期，每个人都是属于集体的成员，当时也有旧型的养老保障体制，老年人的养老相应得到集体的帮助；而人民公社解体后，每个农村村民从以前属于集体的成员重新变为属于家庭的成员，而传统的老的养老保障体制事实上分崩离析，老年人的养老完全依靠家庭里的子女解决。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众多的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众多留守老人的出现，严重地冲击着本来就很脆弱的家庭养老模式，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越发错综复杂，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党和国家非常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于是于2009颁布和实施了新养老保障体制，社会的力量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我国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也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二）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分析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急速变革，家庭养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有的学者从制度性的内在原因寻求根源：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存在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投入差别过大，农民陷入了依靠单一的传统家庭保障的困境，如周莹、梁鸿的《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不可持续性研究》。有的学者从外在因素来阐述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产业革命使家庭不再具有生产功能，造成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紧密程度下降；农业技术现代化，父辈作为生产管理者和技能传授者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如张莉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转型》，姜木枝的《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的模式选择》，王亚柯等《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研究》。我国于1958年发布户籍管理制度以来，社会人为地分为拥有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和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人不能随意迁徙，事实上户籍制度对农民迁徙的限制更为严格。这种人为的二元体制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把有限的社会资源严重地向城市社区倾斜，城里的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养老有许多的替代选择，而农村老年人各种保险都没有，他们的养老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而农村年轻人大批外出打工，这些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他们的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及农村地区的稳定和谐。事实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现状就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继续从事着农业生产；有的人还要抚养孙子女；他们的子女一年回来一次或是多年未曾回家，精神上得不到子女的慰藉，物质上靠子女打工寄回来的有限的资金养老，而大部分的养老资金还是自己通过农业劳动获得的。总的来说，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不容乐观，他们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很低。（三）农村家庭养老的未来趋势

姚远从历史角度对政府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很富有见地的结论：要维系家庭养老，必须使家庭养老政府化。余知鹏在研究农村养老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双层养老的农村保障机制，双层养老是指在个人积累的基础上实行有效补偿的一种机制。个人积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是农村社会养老的主体。在社会补偿相配套的机制刺激下应强制性地按年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用于养老保险。王亚柯等提出了内敛型养老模式，是指以农民自我养老保障为起点，由下到上经由“个人—家庭（宗族）—集体—社会—政府”的路径，整合各层资源，内敛式地满足个人养老保障需求的一种保障模式。众多研究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研究者都看到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问题的严重性，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必须依赖家庭子女的养老；现代化发展，子女流动到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守农村，得不到子女养老的支持，这种二元的悖论，导致农村老年人养老不能完全寄托于家庭。因此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政府能够介入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中，希望以制定政策的方式，给予农村青年人在养老的问题上以支持。这些研究者提出了诸如双层养老模式，“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的养老发展路径等，这些研究的结果为2009年的新养老保障体制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基础。（四）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和原因

郭昕的《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以城市化为背景探索家庭养老遇到的挑战，认为在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总体功能趋于弱化。所述的原因较为宽泛，过于细致，仅考虑了城市化方面给养老造成的影响。石宏伟和朱研从《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指出经济方面农村养老存在保险制度覆盖率低、土地养老保障功能下降的情况。此文紧扣农村养老问题产生原因中比较核心的经济问题，从物质供给上论述家庭养老产生的原因，显得较为单一。兰州大学的马雪彬和李丽就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方面的内容给出了三维性的研究。她们的这些研究比较全面，不过缺乏宏观理论的支持，仅仅是从微观的角度去提出原因，没有整体整合的特征。肖倩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

农村新养老保障体制实施前，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在实际生活的运行中，产生了诸多的问题。首先，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得不到国家政府的帮助，他们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只能依靠家庭来完成。其次，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而物价飞涨，子女的经济状况不好，那么花在养老上的金钱就会很少。再次，老年人在社会上本就属于弱势群体，农村老年人的弱势地位更是明显，他们在与自己子女的互动和交换行为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处于一种无钱养老，他们中很多很大年龄的人还要从事农业劳动，为自己挣取养老资金。最后，由于我国存在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的新“三座大山”，农村地区的压力更大，他们的医疗基本上被子女漠视，很多老年人有病都是拖着，实在不能拖了大多都是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五）城市化导致的农民工迁移流动对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养老方面的研究

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对农村家庭所产生的影响，2004年9月，《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人口与发展论坛”专题讨论，关注“386199”现象，集中就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的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进行了探讨，引导社会各界较多地关注这些家庭的生存现状、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讨应对之策。杜鹏、丁志宏等人的《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通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于2004年7月在安徽省寿县、河北省承德县和河南省浚县三地调查的数据，对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对留守老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而且在生活和经济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虽然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孤独感加重。张旭升、吴中宇通过对安徽省桐城市双港镇进行调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老人经济支持的影响为：方式上倾向于货币化，数量上相对较高；儿子全外出家庭老人的精神慰藉呈现出了双重性，既感到孤独而满意度又相对较高；在生活照顾方面，由传统的子女照顾转为需求市场化、社会化的照顾方式，说明老年人的养老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随着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里需要众多的劳动力，而城市的生活方式、高收入和生活条件吸引众多的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众多的推拉因素，让农村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严峻。（六）传统文化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许多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研究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如张云英、黄金华、王禹等人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出发来研究孝文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王翠绒、邹会聪等人从文化模式出发来研究农村的家庭养老。自从有人类以来，小孩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就如影随形，我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文明对养老问题非常关注，“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古代的《孝经》，就是号召年轻人要孝敬老人；“三纲五常”中，“父为子纲”就是对子女提出的孝敬父母的要求；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里面有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卖身葬父、刻木事亲、行佣供母、怀橘遗亲、埋儿奉母、扇枕温衾、拾葚异器、涌泉跃鲤、闻雷泣墓、乳姑不怠、卧冰求鲤、恣蚊饱血、扼虎救父、哭竹生笋、尝粪忧心、弃官寻母、涤亲溺器二十四个关于孝顺父母的故事，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为传统社会里子女家庭养老提供了许多样板；而“百善孝为先”、“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等谚语也为传统社会里子女养老提出了许多道德规范。这些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传统中国的家庭养老提供理论和道德上的依据，传统中国的家庭养老也是非常完善的。然而我国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其出发点是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事实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单方面的批评，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是空前的。传统文化中许多关于家庭养老的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里基本上失范了，加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道德文化的建设，导致居民一切向钱看，抛弃了传统社会中诸多的优秀文化，也让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出现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社会养老机制还不够完善、养老保险资金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还是主要依赖家庭养老，因此中国关于养老的传统文化还是应该提倡的。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应该好好提倡和自觉主动地遵守，让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通过对2009年以前关于农村家庭养老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老龄化不断严重的今天，农村家庭养老如何进行，是一个不能规避的社会问题，因此关于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这些研究为我国2009年颁布农村新社会保障体制的实施提供了经验和理论的参考。

2009年以后，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实施，以前关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研究开始告一段落。通过对2009年后有关近700篇的文献进行阅读，发现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的研究上，他们不再探讨如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转向研究和讨论农村新社会保险体制，如何把农村新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得更好。这些社会保险体制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一些方面。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特点

这部分的文章大多属于学者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内容的解读，包括这一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如：高鉴国指出我国目前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着积极的包容性特征：新农保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包容一个重要的社会核心群体——农民；启动了以公民权利和“去商品化”为有机内涵的福利体系建构进程；对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具有更明显的保障与补偿功能；呈现从群体包容到体制包容的趋向。他从农民参与率、财政转支率、收入替代率、城乡级差率四个维度衡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包容程度，并指出目前新农保仍属于初级包容，包容的程度与水平仍有待提高；而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树立和明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包容理念、改革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刘振杰指出我国积极推行的新农保政策是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替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以“个人发展账户”来充分放大个人账户功能，既能为参保个人带来诸多便利，也能够为经济建设注入资金，具有明显的制度创新。还有一部分文章论述新农保政策的一些缺陷，如李伟指出现行的新农保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如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值得商榷、新农保缴费方式具有强制性、新农保缴费的起始时间值得推敲、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低等问题。同时制度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法制建设滞后、舆论宣传不到位、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经办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需要在新农保的实施中不断加以完善。丁煜认为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其实施方案也存在政策的缺陷：中央财政按东部和中西部划分的财政补助方式虽有一定依据，但并不合理，尤其是对东部地区部分省份不公平。新农保制度的账户设计，在缴费环节、基金管理以及待遇给付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进行相应的政策改进。2．从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的角度提出新农保资金筹措与保值增值的问题（1）关于新农保的替代率问题的研究，如，阿里木江·阿不来提、李全胜利用社会保险精算学相关知识，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的精算模型，结合新疆农村具体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完善新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崔玉姝、牛晓叶依据河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部分试点县的数据，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构建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并依据该精算模型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计息利率固定时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受缴费档次、参保年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及缴费增长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并提出了实行比例费率制，鼓励农民尽早开始参保并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等完善“新农保”制度的对策建议。邓大松、薛惠元认为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现行制度设计下，新农保替代率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较低。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的方法有三种，即提高个人的缴费档次、提高政府的缴费补贴和提高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因此，新农保基金应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运营，同时，应继续强化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作用。王翠琴、薛惠元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构建出新农保替代率精算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新农保替代率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提出以下建议：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实行比例费率制；鼓励农民尽早开始参保并保持长期缴费；鼓励参保农民选择较高的档次标准缴费；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应当适时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继续强化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作用。（2）关于新农保资金的筹集研究。主要包括财政的补贴，如刘昌平、谢婷指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思路之一就是要明确政府责任、落实财政补贴机制。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采取“最低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制度模式，并通过整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机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造性地建立最低养老金制度。吴航、窦尔翔指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以账户体系作为载体，以融资机制作为核心，以政府兜底筹资机制设计建立制度；利用柔性资金配套机制激发潜在投保人尽力参保的积极性；养老制度转换中的利益补偿应具有年龄上的对称性特征。（3）关于新农保资金如何实施，如何保证利益的均衡研究。如薛惠元运用ARMA模型，通过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只要农民的收入能实现持续增长，未来农民完全有能力承担新农保缴费。为实现新农保个人筹资的可持续性，建议明确界定“缴费困难群体”的范围，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赵燕妮以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展以来的真实的参保率数据为基础，应用生命表、保险精算等技术对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总结和说明。王辛梓对新农保资金的监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3．新农保政策在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

桂世勋正对新农保执行几年后的情况调查，提出对于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如何“给予适当鼓励”，建议由现在许多试点地区规定的绝对金额改为相当于当地最低缴费补贴标准的一定百分比；对于累计缴费超过十五年的如何“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建议以后每满一年可在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及当地政府提高基础养老金部分的基础上加发2％；对于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如何保值增值，建议最好将其委托给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投资运营；对于60岁时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的平均计发月数是否应与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年龄的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平均计发月数相同，建议适当下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的平均计发月数，并可考虑形成今后每十年按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调整的新机制。刘峰认为在农村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农村的和谐与稳定，但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基金筹集难度大、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参保范围有盲区、尚无与其他保障制度对接措施；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偏低、政策吸引力不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立法滞后；个人缴费额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政府财政责任的缺失；政策宣传解读不够透彻等问题。并指出导致这些问题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落后，农民收入普遍偏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我国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土地保障功能逐步弱化。薛惠元新农保操作风险范围大且性质复杂，通过风险评估发现，新农保操作风险主要包括人员因素、内部流程、系统缺陷以及外部事件引发的操作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为此，尚进云、薛兴利针对这些风险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提高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层次；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严惩挤占挪用新农保基金的行为；调整或新增县级新农保经办机构的人员编制，提高经办机构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实行“问责制”等等。4．农民参与新社会保险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吴玉峰从社会信任的视角来分析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他通过2010年对陕西、山东两省三个区县1595个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发现，农民的信任可以分为村域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类型。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正效应，村域信任水平越高，农民越可能缴费参保。而特殊信任对农民参保没有显著性影响。村域信任有助于农民通过网络传播和政府宣传来了解新农保信息，从而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村域信任还增进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期望值进而激励其参保。李兵水、祝明银通过实证调查指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决策行为受环境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体因素三方面的影响，引导农民积极参加新农保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宣传教育，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破除环境与个体因素中的不利影响。王敏刚、易继芬通过对调研数据模型化分析，分别从参保意愿和缴费能力两方面描述农村居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状况，并探索影响缴费意愿和缴费能力的因素，从而全面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5．如何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黄晶指出要完善新农保政策，必须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制建设；政府要加大补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动作力度；农村养老保险要实现保值增值；尽快解决社会统筹养老金的转续问题等诸多问题。刘军民指出要贯彻保基本、广覆盖、保急需、促公平等基本要领，也要注重强化政府主导、完善体制、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加强政策配套、妥善解决新农保与其他社保政策的接续转移问题等战略重点。王翠琴、薛惠元指出要完善新农保制度，必须要建立一个预警指标体系，他们依据新农保制度建立和运行的程序，从制度设计风险、筹资风险、基金保值增值风险、给付风险、管理风险和制度环境风险六大方面建立起新农保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对指标体系的实际运用做了介绍。周莹指出在完善新农保上要根据制度身份和职业特征匹配相应的制度；农村与城市逐渐统筹具有可衔接性；传统家庭养老逐步弱化，新型社会养老同时强化；聚类分析法划分区域四个策略来推进，并且给出，即：划分“基础养老金为主，设立个人账户养老金账户，附加商业养老保险金”三个层次；低水平、强制性缴纳、政府兜底、受益确定性的基础养老金；自愿性与补充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金”三条推进的路径。

第三节 资料收集方法

2009年我国颁布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颁布之初选择了一些省市作为试点，以考察该制度的可行性，而湖北省被选为试点之一，笔者从2010年到2011年曾两次到湖北省汉川市和仙桃市的两个村庄调查，每次历时两周的时间，在那里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研究两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由于每年调查的重点不同，问卷设计也不同，因此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每章都有具体的介绍，而实地研究的资料是分两次补充完善的。

汉川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孝感市南隅，汉水下游，因汉水横穿市境而得名，其东与武汉市东西湖区、蔡甸区毗邻，西连天门市，南挨仙桃市，北与应城市、云梦县、孝感市接壤（有一块飞地在云梦县下辛店镇境内）。汉江横穿汉川全境，107、318国道、宜黄高速公路及汉丹铁路也穿境而过，境内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素有“江汉明珠”和江汉平原“鱼米之乡”之美誉。

仙桃市位于湖北省中部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有“鄂中宝地、江汉明珠”之称。是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开放城市，位于鄂中南、江汉平原腹地，是湖北省交通现代化建设试点城市，也是湖北省水陆空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全市面积2538平方公里，人口148万，仙桃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代不乏贤，素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汉川市和仙桃市紧靠我国中部的中心城市武汉市，是武汉城市圈里两个重要的城市，并且是武汉城市圈西翼的中心城市，具有贯通南北、承东启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境内河渠网络相通，公路四通八达。

本书调查的地点位于汉川市的洪北村和仙桃市的范湾村两个村庄，这两个村离武汉很近，而且经济发达，外出打工的农民很多，留守老人也很多，而且两个市都开始实施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选择这两个村庄进行调查，能够保证材料具有代表性。因此选择了这个农村作为本次调查的地点。

由于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本书采用结构式的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抽样的方式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每次调查都是发放300份问卷，其中洪北村和范湾村各150份问卷，2010年的第一次共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回收率为87％，这次调查的内容涉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特征（表1-1）以及子女从经济、居住、健康照顾、精神慰藉照顾以及老年人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状况。同时采取了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在仙桃范湾村历时一周时间共访谈了10名农村留守老人，其中5男5女；在汉川市洪北村历时一周时间共访谈了10名留守老人，其中5男5女，两个村庄一共访谈了20名老年人。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外打工，他们有的是和老伴一起生活，有的则是独自一人生活。2011年的第二次共收回有效问卷236份，有效回收率为78.7％，内容涉及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和代际之间日益疏离的现状等问题。同时在仙桃范湾村历时一周时间共访谈了12名农村留守老人，其中6男6女；在汉川洪北村历时一周时间共访谈了12名留守老人，其中6男6女，两个村庄一共访谈了24名老年人。通过与农村留守老人面对面的交流，能够彻底地打开他们的心扉，让他们畅所欲言，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关怀，这样能够使得整个调查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为考虑到大多数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所以采取入户实地访谈、问卷代填的方法，对问卷的结果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表1-1 访谈老人的基本情况表（编号说明：XTM=仙桃男、XTF=仙桃女；HCM=汉川男、HCF=汉川女）

第二章 新农保体制下，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现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基本上还是家庭养老，虽然中途有过一段时间实施过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旧的养老保险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老年人的养老重新完全依赖家庭来实现。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破坏，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诸多挑战。例如，婆媳地位翻转，导致婆媳冲突中老年人处于绝对的弱势；现代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地位不断弱势化，导致他们权力失守，在同子女交换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依赖地位；计划生育的执行，导致老年人的子女减少，加大了子女赡养老年人的负担；我国新“三座大山”让年轻人养老的成本倍增；子女大量外出就业，老年人留守，导致事实上的无人照护等问题，这些问题让几千年来的家庭养老模式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老年人养老的责任，而不应该把养老的任务全部甩给老年人的子女。出于减轻农村年轻人的养老压力，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2009年我国颁布和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城乡统筹的模式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始执行。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一年多以后，笔者于2010年7月到仙桃市范湾村和汉川市洪北村做了问卷调查，重点了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状况。由于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本书采用结构式的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抽样的方式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一共调查了300份问卷，其中洪北村和范湾村各150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回收率为87％，这次调查的内容涉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特征，从子女在经济、居住、健康照顾、精神慰藉照顾以及老年人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状况。同时采取了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在两个村庄各访谈了10名农村留守老人，共20名留守老人，其中10男10女，每个村庄的调查历时一周时间。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外打工，他们有的是和老伴一起生活，有的则是独自一人生活。通过与农村留守老人面对面的交流，能够彻底地打开他们的心扉，让他们畅所欲言，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关怀，这样能够使得整个调查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为考虑到大多数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所以采取入户实地访谈，问卷代填的方法，对问卷的结果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表2-1 访谈老人的基本情况表（编号说明：XTM=仙桃男、XTF=仙桃女；HCM=汉川男、HCF=汉川女）

第一节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现状

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的发展，整个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快速的城市化对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影响最为深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出现了众多的“留守老人”。笔者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现状描述，主要通过调查数据来进行，260个老年人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2-2。在表2-2中笔者可以得出一些这样的结论，老年女性要比老年男性人口多，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都很低，绝大多数的老人是低龄老人（60—69岁），高龄老人很少（80岁以上）。表2-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状况的描述性研究

一、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状况

家庭养老是指老人居住在家里，在照护老人的过程中，家庭成员是老人的主要照护者，老人的照护以非正式的资源为主，资源包括家人、亲戚、朋友、邻居。根据表2-3的数据可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照护主要是以子女为主，占了总人数的41.9％，如果加上老伴、亲朋好友和邻里的比例，那么按照家庭养老的定义，可以认为在农村有73.8％的老年人养老是通过家庭养老方式进行的。调查数据还表明有约18.1％的老人，没有人来养老照护，这里面有一些人有子女，但是子女外出打工，他们年老体弱，找不到人照顾；还有一部分是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调查数据表明留守老人对其子女是较为依赖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是靠自理、子女及配偶来完成的，靠社会和政府的可能性很小，还存在着许多无人可依，或缺乏依靠的老年人。通过表2-4的数据表明，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质量不容乐观，只有不到30％的老年人，对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感觉比较好，约有20％的老人年，对自己的养老状况评价为“比较差”或“很差”。通过访谈这些感觉很好的老年人一般都是子女条件好些的老年人，而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老人，大多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并不是很好。表2-3 农村留守老人的照料情况（多选，N=260）表2-4 农村留守老人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评价

我国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颁布实施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上全部落在老年人的子女身上，国家和社会除了对五保老人有一些福利之外，没有投入任何的社会资源，因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他们子女经济的好坏以及子女是否孝顺，能否自觉主动承担其赡养老人的义务。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家庭里的经济条件大多不是很好，年轻人基本上都到城市里打工去了，剩下的老人基本上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他们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物质帮助，需要自己干农活自己养活自己，而且有些老人还要倒贴金钱给子女，就更别说精神上的慰藉。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实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但是社保金太低，老人无法依靠其养老，他们仍然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子女，家庭养老的模式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而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基本上没有多少年轻人会或愿意做农活的，老年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本来应该安享晚年生活的老人，不得不继续在农田里耕作。农村里发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农村的家庭养老状况不容乐观，农村留守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怀与帮助。

二、子女的状况对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里“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格言，千百年来，被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中国人大多相信子女越多，老的时候养老问题越有保障。表2-5的数据证实了子女越多，家庭养老中老年人越满意命题的正确性，而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52，并且通过了p=0.10的假设检验，说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子女越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越幸福。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继续推进，农村地区的一胎化或两胎化的家庭越来越多，将来农村地区也会面临着“4-2-1”或“4-2-2”的家庭结构，加上农村地区农户收入增加缓慢，物价增长快速，未来年轻人的养老会更加艰巨。很明显，子女越多，每个人分摊的养老压力要比只有两个子女分摊的压力要小得多，而且子女越少，失独的可能性越大，老的时候越可能无依无靠，因此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的养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难以完全依靠家庭养老来完成。表2-5 子女数与老年人家庭养老满意度的交互分类表（N=260）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青年基本上大都到城市里打工，他们不会农业生产，也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农村，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广大的农村留守老人很多，他们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护，反而要做繁重的农活，照顾自己的孙辈，还有的子女不但不从物质上帮助老人，甚至还有人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因此年轻人到城市里打工这个事实，对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对于农村的老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长期在他们的身边照顾他们、关心他们，也就是子女与老人互动的越频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高。然而事实上，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都很少回家，有的一年回去几次，一年一次，有的干脆几年都不回家，这些稀疏的互动，不管农村老年人愿意与否，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存在于广大的中国农村。按照常识来说，子女看望老年人的频率越高，老年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越幸福，然而从表2-6的数据中可以发现，打工子女回家看望老人的频率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通过假设检验。为什么会得出与常识相反的结论呢？如果思考其深层次的原因，会发现其实农村老年人希望子女能够长期生活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是一年几次回家来看望自己，但是为了子女能够生活得好些，毕竟在城市里谋生的收入高些，也可以提高整个家庭的收入，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表2-7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到城市里打工挣钱，以提高家里的经济收入。这种两难的处境，加上子女低频率地对老年人的探望，无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子女在城市打工的现实，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生活质量。（G=0.152 sig=0.067）表2-6 子女看望频率与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交互分类表（N=248）（G=-0.03 sig=0.718）表2-7 是否希望子女外出与老人家庭养老满意度的交叉表（λ=-0.011 sig=0.491）“衣食足而礼义兴”，家庭养老质量的高低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好坏，如果子女也入不敷出，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也不会高，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子女收入的高低决定了老年人家庭养老质量的高低。表2-8的数据证实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质量的高低与子女收入高低正相关的假设是正确的，它们的相关系数达到0.255，并且通过了假设检验。由此说明子女挣钱越多，老年人觉得家庭养老质量就越高，因此要破解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除了加大养老保险体制的建设外，还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因为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的金额太少，如果农村家庭收入增加太慢，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质量就不会太高。表2-8 子女收入与老人家庭养老满意度的交叉表（N=248）（G=0.255 sig=0.002）

三、农村家庭养老中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通过表2-9的数据，可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来源首先是自己或老伴的劳动所得，这与农村年轻人到城市打工，责任地只能留给自己的父母耕种离不开的。农村里那些有劳动能力的老人的生活自给自足能力较强，调查、观察和访谈中发现，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条件允许，就算年龄再大也会下地干活，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尽量减少依赖子女的时间。在被调查的260名留守老人中有206人仍坚持下地参加农业生产，占总调查人数的79.2％，只有54人由于年龄太大，或因为没有劳动能力，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子女。这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村留守老人还要进行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较为辛苦。农村留守老人的第二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在外打工子女提供的，而只有24个老年人的收入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决定了他们收入的多少，第一个收入来源的前提条件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能力下地干活挣钱，但是这个途径的收入不是很高，因为虽然现在国家不收农业税，但是农资的涨价非常厉害，农产品的价格不高；第二个收入来源前提是在外打工的孩子能够挣到钱而且有孝心，这个途径的收入不能有保障，如果孩子在外打工挣不到钱，孩子给父母的钱也会很少，加上现在物价飞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过慢，有的子女还被无良奸商拖欠工资，因此他们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收入没有保障；第三个收入来源是国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国家付给老年人的养老金，这个收入来源有保障，但是金额太少。正是这些限制条件的制约，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表2-10的数据表明，84.7％的农村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在300元以下，这点钱，只够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勉强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而表2-11的数据表明，老年人的月收入与他的生活满意度呈高度的正相关，而且通过了假设检验。这说明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表2-9 家庭养老中，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来源（多选，N=260）表2-10 老年人收入频数分布表表2-11 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表（G=0.422 p=0.000）2．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用途

表2-12的数据表明，所有的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用来日常生活开支，其次是看病，占39.2％，用于其他开支的很少。这表明了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较低，一般只可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消费，用在精神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十分低。看病医疗支出是农村老年人收入中的主要支出之一，但是他们的医疗支持一般针对急性的可以治疗的疾病，在当今看病贵的情况下，收入本来就很少的老年人基本上没有多少钱用来支付医疗费用，他们一般采取“大病拖，小病扛”的策略，这可能存在着民间幽默夸张的色彩，但却真实地刻画出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特点。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农村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内，但是这必须要住院，而且要先垫出钱后，再报销医疗费，许多老年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住院费用，因此农村老年人基本上采取“拖”的策略，实在无法拖的时候，才会去看病拿药。表2-12 家庭养老中，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的消费（多选，N=260）3．农村老年人的住房

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安土重迁，安居乐业，希望居者有其屋，因此农村居民大都省吃俭用，希望能够盖起自己的房子，所以大多数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建起较好的房子。但是农村老年人住房条件并不好，原因是多数老人有几个子女，当子女成家立业后就会分家出去另住，因此有几个儿子就必须为儿子们准备几套住房，这些住房往往花费了老年人毕生的积蓄。如果子女不孝顺，那么他们就会和子女分开另过，而他们此时已经没有能力重新建房子了，就只有蜗居在简陋的房子里面，形成农村特有的老人住“茅房”、儿子住“豪房”的现象。在被调查者中，有199人住的是砖房，占76.5％，但仍有58人住的是土房，还有1人住的是草房，农村留守老人的住房条件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仍有少部分人的住房条件急需得以改善；有72.7％的老人在自己住房中的居住时间超过了十年；被调查者的平均住房面积为68.11平方米，住房面积较小。4．对经济生活状况的满意度

如前所述，客观上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很低，仅够他们维持日常开支的需要，表2-13的数据表明，农村老年人中主观上对自身经济生活状况满意的人数很少，所占比例不到25％，接近35％的人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大多数的老人希望经济生活状况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表2-13 农村留守老人对经济生活的满意度（N=260）（四）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1．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大部分由自己和老伴种地得来的，因此身体是否健康是他们家庭养老质量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身体条件不好，那么无法在农田里耕种，无法获得收入，而子女提供养老收入有限，那么他们既要看病，又要生活，养老的经费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子女，那么他们的养老生活质量不会很高。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被调查的260名的农村老年人中，除90人暂时未发现自己有疾病，其余人均身患各种疾病，占总人数的65％。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较差，再加上其子女外出打工，缺乏关心照顾，社会及政府应积极给予关注，提高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保证其及时就医，有钱可医。2．农村老年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

表2-14的数据表明，在260名被调查者中大约有43％的老年人觉得自身的身体状况还可以，接近40％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差或者非常差。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医疗卫生知识缺乏等原因，导致疾病预防意识缺乏。通过询问得知有如下几个原因：①在身体健康体检方面，大多老人由于经济不允许、体检过程麻烦等原因，基本上没有老人定期到医院进行身体健康体检；②食品卫生方面，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意识淡薄，调查中发现很多老人根本没有食品安全的概念，认为只要是无毒食品就可以放心吃，对于吃隔夜饭或是病死的鸡鸭肉等到更是毫无顾忌；③在日常穿着卫生方面，很多老人认为自己天天与泥土打交道，衣服怎么都是脏的，洗了也白洗，故而常穿着很久未洗的衣服。表2-14 农村留守老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五）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1．日常生活中的休闲

农村老年人由于孩子不在自己身边，孤独寂寞感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在劳作之余免不了要寻找一些精神生活寄托，但由于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相当单调。表2-15的数据表明，此次调查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精神生活十分单调，大部分老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串门聊天、看电视、听收音机和打牌之类。这表明了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单调。表2-15 农村留守老人的休闲状况（多选，N=260）2．对子女问候的期望

调查数据表明，80.4％的农村老年人希望自己的子女经常来看望自己或者能够问候自己，不希望的人有14人，占总体百分数的5.4％，还有26人觉得无所谓，占总体百分数的10.0％。表2-16的数据表明，84.2％的农村老年人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电话或回家的方式和自己保持联系，还有8.5％的老年人和自己的子女没有任何联系。农村人希望交流的对象和实际交流的对象大多是家庭成员，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人际关系中的亲密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亲缘关系，即古人常说的“亲疏有别”。老人在选择情感交流对象时，首先区分出家庭的内外关系，即老人倾向于家庭内部成员。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可解释，所谓的“差序格局”就是说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有亲疏之别，这就仿佛一块石子投入水中，形成不同的涟漪，这些涟漪是一种同心圆式的分布，自己是圆心，不同的涟漪层代表不同的关系层，和自己这个圆心越近往来越密切，道德感和责任感也就越强。因此，老人的情感交流对象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亲缘关系越近选择帮助和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理论上说，农村留守老人在选择情感交流的对象明显比非留守老人少。那么看看实际的调查情况，从表2-16反映出，农村留守老人与子女沟通交流主要通过电话联系，这也意味着农村老人日常与子妇的情感交流方式很单调，也表明了电话在农村留守老人与子女的联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表2-16 农村留守老人希望用什么方式和子女联系3．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感

一般来说，在没有子女在身边的情况下，多数老人表示感到寂寞是很正常的现象。表2-17的数据表明，接近50％的农村老年人会感到孤独，由此可见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体制下，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村留守老人需要有更多的关怀。表2-17 农村留守老人是否孤独的分布表（多选，N=260）4．对精神生活状况的满意度

表2-18的数据表明，对自己精神生活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接近25％。事实上调查的时候，笔者发现农村老年人大多对“精神生活”这一概念十分陌生，大多认为生活就是吃饭穿衣，对这一方面要求甚少甚至是没有的，因此这个比例事实上可能更高。但也有不少老人对天伦之乐还是很向往的，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多多陪伴与照料自己。表2-18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分布表

第三节 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养老模式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模式，本书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论述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现状，其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一、各变量的情况

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满意度，其有满意和不满意两个取值。

自变量为：①子女状况，包括子女的数目、子女的职业、子女文化程度、子女的收入、子女探望的次数以及是否希望子女打工等变量。②经济状况，包括老人的收入来源、老人月收入的多少、老人收入的用途、住房状况、在自己房子里住的时间、是否参加农业劳动、农业劳动需要帮忙时谁帮助自己等变量。③健康状况，包括目前身体有哪些疾病、自我感觉身体如何两个变量。④精神慰藉状况，包括生活中有哪些休闲娱乐方式、是否希望外出子女问候自己、如何和外出子女联系、是否感到孤独、对自己精神生活的评价等变量。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表2-19的结果表明，当只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背景，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时候，老年人的婚姻状况（通过p=0.10的假设检验）会影响自己的养老生活的满意度（具体数据见模型1），因为有配偶可以互相帮扶，老年期的生活质量肯定要比独身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高。表2-19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状况的logistic回归（N=260）（*代表p=0.10；**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0）

当把老年人自己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子女回家探望父母的次数，与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城市里打工等子女情况的变量后（具体数据见模型2），可发觉老年人的性别（通过p=0.05的假设检验）、子女在家务农（通过p=0.05的假设检验）、子女收入（通过p=0.10的假设检验）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生活质量。根据人口学统计的资料来看，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的平均寿命要长，更少患病，而且女性老人更受子女的欢迎，因为她们能够为子女做家务、带小孩等，因此女性老人从子女身上得到的帮助也多些。另外子女在家务农，老年人就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待在一起，有什么需要可以从子女的那里得到帮助。同时，子女收入越高，就有能力赡养老年人，因此子女的收入越高，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质量越高。

当引入老年人收入相关的变量后（具体数据见模型3），发觉农村老年人健康，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质量要高，通过了p=0.05的假设检验，而且对自己经济状况越满意的老年人，对自己的家庭养老的状况就越满意，通过了p=0.000的假设检验。由数据说明，农村老年人能够自己劳动的时候，一般都愿意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因为他们这样可以少给子女添麻烦，他们自己也很有成就感，从笔者的访谈中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当引入老年人的健康状态等变量后（具体数据见模型4），发觉没有任何变量通过假设检验，这说明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不影响他们的家庭养老的满意度。通过在农村里的观察和访谈，笔者知道，农村老年人对自己的疾病一般采取“大病拖，小病扛，严重疾病就自杀”的对策，因此在农村很少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的经济，一般有严重疾病的老人都会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有一些常见慢性疾病的老人，他们都自己拖着，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去医院拿点药吃。

当把精神慰藉的变量（具体数据见模型5）引入模型的时候，性别（通过p=0.05的假设检验）、子女职业为服务业（通过p=0.05的假设检验）、经济状况（通过p=0.000的假设检验）、子女的问候（通过了p=0.10的假设检验）以及精神生活满意度（通过p=0.000的假设检验）等变量影响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满意度。子女的问候和关怀，是农村老年人感觉家庭养老生活质量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曾有人建议立法，要求子女经常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虽然不可行，但是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老年人觉得和子女住在一起，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但是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几千年来的传统，如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等，面对年轻人大量到城市里去打工的现实，老年人无法要求子女和自己长期居住在一起，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经常来看望自己，让自己的精神生活能够得到满足。

总之通过表2-19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①老年人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影响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生活满意度。②子女在家务农和子女的收入影响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生活满意度。③自己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和自己经济状况好的老人的家庭养老的生活质量偏高。④子女越频繁看望老年人，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生活满意度偏高。

当今中国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不太乐观，他们的养老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介入到他们的家庭养老中，我国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设立，虽然对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的解决还很不到位，但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标志着国家和社会开始介入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这对农村地区的青年人来说，可以分担一部分养老的压力；而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来说，不管钱多钱少，只要是有一部分固定的稳定的收入，对于提高他们的地位，提高家庭养老的生活质量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三章 村庄家庭养老秩序的变迁——李氏家族盛衰变迁为例

第一节 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中，交换主义的解释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Homans）和布劳（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它源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交换”的概念，并以“给予获得”、“成本报酬”及“奖赏惩罚”等对立性的概念为理论基础。霍曼斯等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其假设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所有社会化的人都受到成功的希望所驱使；②人类过去的经验减少了为现在行动做选择的不确定性；③人喜欢维持一种对他有回报（奖赏）的关系。而与霍曼斯将交换行为限于两个人之间的双向交换关系不同，布劳把经济交换概念引入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他认为，互惠和有限交换是交换理论的两个本质特征，布劳给“社会交换”下的定义是：“交换是指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依赖他人回报的自愿的社会行动，一旦回报中断，这种（交换）活动就停止。”

交换主义解释论认为代际支持都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从交换主义的角度来看，子女对父母的“照顾”这一行为是子女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或精神上安慰的形式回报给他们，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一种债务上的“偿还”。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或者服务（照顾子孙女）则是为了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有的学者则认为父母和子女代际支持的动机并不是纯粹的交换主义动机。

与国外的理论研究相似，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证实我国的家庭代际支持同样存在交换主义动机。诸如，王树新认为，父母抚养下一代是对未来进行投资，而赡养老年人实际上是偿还上一代在其未成年时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成年人的投资，也就自然产生了其成人后对老年人投资的回报问题。王跃生则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换关系只是发生在一定的生命时期，当子女长大且已婚配，父母尚未年老但摆脱了抚养之劳，他们可以自食其力，用不着子女赡养时，代际之间的交换关系将会体现出来。这种交换关系实际是两代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彼此都感到对方对自己有“用”。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由于家庭代际支持的交换主义解释偏重于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功利化色彩浓重，一开始并不被学者们认可，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变化。由此可见，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交换主义解释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抚育—赡养”理论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他认为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属于“抚育—赡养型”，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简单概括为“反馈模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接力模式”，流行于西方社会，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缺少赡养这一环节。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就是西方社会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抚育—赡养”理论体现了家庭中“育儿”与“养老”之间代价关系的一致性和平衡性，这种“双向支持模式”构成了我国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思想基础。从理论阐述来看，“抚育—赡养”理论是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清晰地展现了千百年来我国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的普遍性，成为大多数学者分析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出发点；从社会现实来看，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社会和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家庭代际关系从父子关系轴向夫妻关系轴转变，代际关系呈现不平衡的状态，“抚育—赡养”理论所依赖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抚育—赡养”理论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还能够继续解释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现实则应该重新审视。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抚育—赡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够圆满地解释我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问题。因此，众多学者试图引入新的解释因子对“抚育—赡养”理论体系做出修正和完善。郭于华认为，中国家庭是以“哺育”和“反哺”为表现形式的反馈型代际关系，“反馈”也好，“回报”也罢，都表明代际之间一种交换逻辑的存在。这一交换关系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套在民间社会运行的规则。它既包含物质、经济的有形交换，也有情感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针对家庭代际关系中交换关系的讨论，陈皆明则认为，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持久的服务和物质性资源的交换。但是这种代际之间的资源流动不应该为父母和子女间的等价交换，因为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即时交换，而代际交流的资源也往往不是等价的，这样的代际资源流动仅仅是一种彼此互助、互惠的过程。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代际关系的调查分析后认为，代与代之间的互相报答与其他形式的报答一样，必须不断地有来有往才能维持。可见，阎云翔的相互报答体现的也是代际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

那么，我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究竟是否存在交换关系呢？“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基于上述问题，王跃生认为，我国代际之间的“抚育—赡养”关系的确有交换关系的表现，但这一交换关系并不存在于“抚育”和“赡养”这两种相隔较长时日的行为上，而是在子女长大、具有行为能力之后，特别是子女结婚之后，代际之间才会发生交换关系。他认为，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交换关系。但“抚养一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一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由此，他首次提出“抚育—交换—赡养”理论模式来解释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对家庭代际关系代际支持的分析隐含着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社会思想基础。然而，针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老年父母补贴子女等一系列“啃老族”现象，可以发现，“养儿”能够“防老”的观点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在20世纪90年代，车茂娟通过对城市家庭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的调查分析后认为，在城市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经济补贴远远大于子女对父母的补贴，由此她提出了“逆反哺模式”。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父母定期补贴成年子女的生活费用；父母替子女抚养下一代，即隔代抚育；成年子女住父母家里，不交或少交生活费；父母资助子女购置高档消费品；最突出的现象是父母为子女筹备日益膨胀的结婚用品和费用。从目前的家庭代际关系来看，“逆反哺模式”不仅仅存在于城市家庭中，而且也成为了农村家庭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上两种理论，基本上都是从交换的视角来论述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很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然而我国2009年颁布新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会有什么变化呢？本书通过对湖北省仙桃市某村李氏家族访谈，来揭示农村地区几十年来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嬗变。

第二节 资料收集方法

而本书主要数据来自于2010和2011两个年度，在仙桃市范湾村对XTM03的深度访谈，在了解他家族几十年历史的基础上，论述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模式的变迁。

第三节 结果分析

湖北省仙桃市范湾村，处于仙桃和武汉交界的地区，属于江汉平原的一部分，整个村庄一马平川，河流沟渠密布，属于典型江南平原村，村前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注入汉江的支流——东荆河，整个村庄沿河两岸分布。据村里老人讲，二十年前这条河非常的清澈，整个村庄的村民都是喝这条河的水长大的，那时候整个村庄人口众多，出去打工的人不多。春天梨花遍布，杨柳依依，沿河两岸野草茵茵，蛙声与鸟声交相呼应，全村充满了生机；夏天果树上硕果累累，劳作的人们挥汗如雨在梨树田里辛苦耕作，希望着好的收成，蝉声和小孩游泳嬉笑声共鸣，聚精会神垂钓的小孩和满眼绿色以及沿河的房屋形成一幅优美的江南小村图；秋天村民收获着农产品，他们的脸上带着收获后幸福的微笑，他们的微笑随着暮霭沉沉夕阳，袅袅的炊烟一直延续到梦乡；冬天白雪皑皑覆盖整个村庄，村前的河流被封冻，冬闲的村民聚集在温暖的阳光下聊天，聊着瑞雪兆丰年，期待着明年的好收成。这个“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红米粥”的村庄，年年上演着丰收和喜悦的风景。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实施以来，村庄发生了巨变，以前整个闹闹哄哄的村庄安静了下来；昔日众多的、成群结队的小孩游戏玩耍的场景不见了；以前众多的青年被老弱妇孺所取代；清澈的绿水已不见踪迹，门前河里没有人洗衣挑水，污浊发臭的河水让人敬而远之。现代化这把双刃剑在这个村庄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它给村庄带来了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再也没有人饿肚子；每家都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各种家用电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这个村庄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人口的锐减，让喧嚣的村庄变得安静；青年人外出打工，导致田地的荒芜，村庄治安恶化；乡镇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急剧恶化，鱼儿不再出现在门前的河里；稀疏蛙鸣取代以前的蛙声一片；各种恶性疾病出现在以前长寿的村庄中。现代化让村庄所有的秩序都在魔幻般的变化，年轻人蜂拥到城市打工，流动成为他们接受的文化，而那些传统的固守在村庄里的青年人被他们视为没有能力的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已经被青年人丢到了故纸堆里不见踪迹。农村老年人一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他们故步自封，无法适应急剧、复杂变迁的社会环境，但是面临生活压力，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巨变的现实。

范湾村李某（XTM03），今年85岁，育有一子二女，老伴十五年前去世。李某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人，他把他一辈子的经历都告诉了笔者。李某祖辈几代都生活在这里，他的爷爷是农民，农闲之余喜欢做一些小生意，经常挑着货篮走家串户推销自己的商品，由于他人很随和，注重商品质量，生意很好，通过他三十年的努力，从一个走贩，慢慢发家起来，在乡里的集市租了一间店面做起老板，民国初年李某父亲继承他爷爷财产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几间店面的大型连锁店。随着生意的扩大，农民“有奶便是娘，有田就是爷”的劣根性表现出来了，李某的父亲不断地用生意中的盈利来购买土地。李某告诉我，他爸爸最风光的一件事，也是他家能够迅速膨胀起来的事件，就是民国末年，盛传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会倒闭，人们疯狂地抛出货币，货币也不停地贬值，而李某的父亲利用自己手里的钱，大肆收购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大宗的商品囤积在店里，然后高价卖给村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低买高卖的过程，那几年狂挣了一笔钱，李某父亲用这笔钱全部买了土地，在解放前，李某一家成为了全乡村最大的地主。李某有三个兄弟，李某是老大，不爱做生意，酷爱读书，他的父亲毫不吝啬给他请最好的私塾先生，李某也很争气，20岁的时候成为乡村地区有名的秀才，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全村的春联都是他现场吟作和书写的。李某的二弟不爱读书，但是酷爱做生意，小小年纪就跟着自己的父亲在店面里做生意，而且有很多生意上的得意之作，被自己的父亲作为生意的接班人，重点加以培养。李某的三弟被自己的父亲送到西式学堂接受现代的教育，成绩非常的优秀。李氏三兄弟的优秀成为他父亲的一辈子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李某不喜经营，李某的父亲选择他的二弟作为家族生意的继承人，自己退居二线，由于李某的父亲不愿子女分散，所以李某一家一直没有分家，过着三世同堂的生活，由于家里有钱，李某父亲的养老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每天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享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养老生活，他的三个儿子都很孝顺，从来不做什么为富不仁的事情，因此也没有给他的养老生活带来任何的烦恼。随着新中国成立，李氏家族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李氏家族的绝大部分田地被瓜分，连锁经营的商店被收购整合进农村信用合作社，李某的父亲在这个运动中而亡，他的三个儿子把父亲风光下葬。

这个李氏家族的能人在浩瀚的社会运动面前倒下了，他的倒下也启动了李氏家族衰败。很明显，李某父亲的养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中国的“抚养—赡养”模型的养老秩序，当时中国的农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村民的影响很深，尊老爱幼，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在父母老后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个村民心中，因此村庄里的每个老人不管子女家庭富裕与否，都能够得到子女质量高低不同的赡养。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李氏家族虽然开始衰败，但是村里的祖屋仍在，李某三兄弟依然住在祖屋里，靠以前积蓄政府的购买分红还能过着优于一般人的生活。历史进入了1958年的反右运动，在社会运动面前，人是渺小的，一个家族也是渺小的，李氏家族即使充公了所有土地、连锁经营的铺面，也逃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此时的李氏家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中国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里，全国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李氏家族被划分为地主富农，剩下的田地被充公，奢华的祖屋被贫民瓜分，由于没有了住房，三兄弟被迫分家。李某夫妇带着一子两女和有限的日常用具，在村尾盖了一间茅草房住下。李某的二弟带着妻子和三子一女回到妻子娘家所在的村庄，他的二弟一直是家族生意和家族钱财的管理者，在老房子被瓜分之前，转移了一部分财产，再加上他妻子家的兄弟姐妹多，能够住上砖瓦房，因此生活条件要优于李某。他的三弟因为学习成绩好，被父亲送到武汉求学，在长江游泳的时候，由于体力不支，被长江里的漩涡吞噬，留下怀孕的妻子，由于祖屋被贫民瓜分，没有着落的妻子带着遗腹子改嫁邻村，后来又生下三子一女，加上前夫的孩子，共四子一女。

自此以后，李氏家族彻底破败，特别是李某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李某出生在地主之家，从小过着阔少爷的日子，每天吟诗作画，突然的家变，令他手足无措。首先他不会农活，从小娇生惯养，突然要养活一家老小五口人，着实让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儿子读完小学，12岁左右就开始下地做事，在农业集体里挣取工分和父母一起养家。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李某充分体验到“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生活又一次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由于他喜欢吟诗写春联，有一年为一户贫民写了一幅春联“山中芦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被那家贫民所记恨，在批斗地主、资本家和武斗成风的历史时代里，李某受到了非人道的虐待，幸好他咬紧牙关度过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时期，没有走上别的地主、右派因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的道路。他的二弟由于善于做生意，头脑灵活，加上妻子的兄弟姐妹多，没有受到大的打击；他的三弟媳由于改嫁到一个贫民家里也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推进的，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上台执政，他改变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纲，开始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平反。由于李氏家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加入农村供销合作社，“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李某的二弟作为第一批平反的人员，转为商品粮户口，成为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一员。李某由于一直没有在早期供销合作社里工作过，经过一番努力，相关熟人的证明，两年后他也转为商品粮户口，成为早期供销社里的一员。而他的三弟去世的早，他的妻子改嫁邻村，没有得到转正的机会。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是公平的，然而当公正的机会姗姗到来的时候，当他们被全村村民羡慕成为商品粮户口，吃国家皇粮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垂垂老矣。

对于李某来说，黑暗是漫长的，幸福是短暂的。因为他转为商品粮户口不久，又面临退休的挑战，正是这个退休手续的办理，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媳妇起了冲突，对他的养老生活埋下了不幸福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政策是商品粮退休的，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子女顶替父母的职务，继续吃商品粮，称为“接班制”。李某的二弟退休时，让他的小儿子接了班。可是李某在办接班手续的时候，在他儿子已经填写完表格的情况下，他说了一声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由于他的儿子年龄超过了限制，工作人员马上收回李某儿子的表格，而让李某的女儿填表上交了，如果李某不说他还有一个女儿，也许他的儿子就顶班成功了。正是这个插曲，加上他没有积蓄来安抚自己的儿子媳妇，他的儿子和媳妇对李某的做法极度不能理解，为了这件事父子、公媳之间经常吵架，有时候甚至拳脚相向，致使他的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李某的二弟却不同，他采取利益均沾的方式进行，他让他的小儿子接了自己的班，而把自己积攒的钱分给了自己另外的两个儿子，女儿由于已经外嫁而没有给钱，但是经常予以日常生活的接济。他的策略很成功，他的三个儿子没有像李某那样因为接班的事情和父亲吵架。而他三弟的媳妇，由于自己没有退休金，也没有资源留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她的地位最低，虽然儿子们还是养她，但是毕竟完全要她的儿子媳妇养活，经常要受媳妇的白眼。

李某退休后，因为每月有几百元钱的退休金，所以他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在家也不做家务，所有的家务活都由他的老伴承担，每天在家里摇头晃脑朗诵诗词歌赋，他的儿媳妇对他的行为横挑鼻子竖挑眼，希望他能够把每月的退休金拿出一部分贴补家用，然而李某认为他的退休金是政府给的，只愿拿出一小部分，他想把钱攒着以防不时之需。他的儿媳却不干，希望他能多拿出一点，为了这个事情经常吵架。他的儿媳说：“他把班给他的小女儿接，那应该由小女儿养老。现在不但小女儿不管他，还要在我家吃住，他对儿子太不公平，自己的亲小姑接了班，已成事实，无法改变，但他应该把自己的退休金多拿出来一些，帮助一下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毕竟我们对两个老人管吃管住。”这样的冲突时常发生，严重地影响了李某及老伴的养老生活。

李某儿子的盖房子事件是他和儿子媳妇冲突最为厉害的一次。农村人一辈子都在为房子奋斗，能够建起一栋新的砖瓦房是所有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李某从祖屋赶出来的时候，一家5口人最初住在茅草房里，耗费了他和他儿子媳妇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几年后才变为瓦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他儿子和媳妇非常勤劳，而且田地种得很好，经过几年的积蓄，他的儿子想把自己破旧漏水的瓦房重新盖为楼房。由于钱不够，他的儿子媳妇也想通过这个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从自己的父亲手中挤点钱出来，能够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楼房。然而李某不愿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只愿给一部分，而他的儿子媳妇不干，希望他能像李某的二弟那样多拿出点钱，帮助他们一把。为了修建房子，李某和他的儿子媳妇不停地吵架，甚至双方动手打架。

建房风波迅速在村庄传开，吵架的双方各自找人诉苦、投诉，希望村民能够给对方压力，达到各自的目的。他的媳妇逢人就说李某在接班这件事上做得不公平，现在也不在金钱上贴补自己，因为李某的大姑娘家的家境不好，她怀疑自己的公公把钱贴补给了大女儿，因此他的儿媳妇强烈要求在建房上多给自己一点，因为他对所有的人说，养老送终的还是儿子，他这样偏心，那就要他的两个女儿养老送终啊，可是他的两个女儿什么都不做，好处却照拿，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李某碰到人就向他们诉苦，说自己的儿子媳妇不孝，对自己非打即骂，他不敢把钱都给儿子媳妇，他说如果我把钱给他们了，他们不养我，我怎么办。村庄里的村民有的为李某的儿子鸣不平，有人说他太偏向小女儿了，他们对李某说，你儿子要盖房子，你就多给点钱儿子吧，毕竟你还要住在里面，要靠儿子养老送终。有的村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李某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人的养老送终还是主要靠儿子，还是要多补贴一下儿子。也有少部分的村民，批评他的儿子媳妇，说老人做得再不公平，做儿子媳妇的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母。

最后李某出了一部分钱，还是没有达到儿子媳妇希望的数额，房子也只建了一层，建房风波在村庄建构的养老秩序下对李某极其不利，李某在家里的生活更加难过，他的媳妇经常拿接班和建房的事件来挑起事端，她经常对李某说，我们不要你每月给的生活补贴，只是希望你到小女儿家里去养老，毕竟你给小女儿的最多。但是小女儿家里也有老人要养，女儿和女婿也没有明确要李某到他们家去养老，加上女儿毕竟是外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李某也不愿到小女儿家去养老。男得家当女得漆，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就要负责赡养老人，这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秩序，老人到女儿家里养老是不合乎农村的养老秩序的。由于李某挑战了农村的养老秩序，没有把好处留给儿子，又要儿子养老，因此得不到村民的舆论支持。李某由于经常和儿子媳妇吵架，根本无法立足，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得搬出去另过，由于他的退休金无法承担自己和老伴的养老，所以他的老伴留在儿子家，帮儿子媳妇做一些日常家务。李某搬离儿子家后，由于他是男性老人，日常生活无法自理，儿子媳妇拒绝到他住的地方看他，只有老伴时不时过去帮他洗洗衣服，晒晒被子，但是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劳作必须要他自己做，因此李某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李某的二弟退休后，他退而不休，由于他的业务好，被农村信用合作社返聘，每月的工资和退休金加起来还是很优厚的，在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建房的时候，他每家分别给了一定的钱，资助他们盖起了楼房，这也成为李某儿媳和李某吵架的一个口实。李某二弟的行为受到村庄村民的一致好评，村民们都认为他在处理和儿子媳妇的关系上，做得非常公平，三房儿媳之间基本上不吵架，他们也不和李某的二弟吵架。

李某三弟改嫁的媳妇，不到60岁的时候，她的第二任老公也去世了。老人在60岁后，实在无法耕种土地，加上很多的孙子孙女需要照顾，老人基本上通过在子女家做家务，顺便照看孙子女，当免费的保姆来完成自己的养老生活。她完全依赖自己的子女养老，由于儿子众多，谁都不愿单独承当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于是四个儿子通过开家庭会议的形式达成赡养协议，赡养平分为五等份，由于老人还很年轻，可以帮家里做家务，因此规定老人在哪家，哪家出两份的钱，另外三家各承担一份。那时四个儿子都抢着老人跟自己过，因为她身体好，不但可以下地帮忙干活，而且洗衣做饭带孩子，她都能胜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基本上不能帮孩子做事了，反而要孩子照顾她，这时候承担养老的小儿媳妇不干了，觉得老人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要多出一份养老的费用，因此要求重开家庭会议，商讨养老协议；但是另外的三个儿子媳妇由于种地挣不到钱，纷纷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子女几年都没有回来，因为子女的缺席，家庭会议无法召开，小儿媳妇对老人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恶劣，打骂和虐待老人时常发生。由于她的四个儿子的环境都不是很好，为了赡养老人，四房儿子媳妇之间争吵时有发生，有的子女干脆到城市打工，回避赡养老人的事情，只是每年定期寄些钱给老人。老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老生活质量非常低下。村庄里的村民对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司空见惯，因为在农村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除了报以同情外，没有任何舆论，他们认为这是老人家里的事情，外人无法加以干涉。

李某两兄弟和他三弟媳妇的养老状况，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村庄秩序：养儿可以防老；女儿是外人，是泼出去的水，不能指望养老。李某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秩序，即使李某把很多好处给了小女儿，小女儿也不愿意养老，李某自己也不愿意到女儿家去养老；要想儿子能够养老，就必须要把财产和好处留给儿子，以换取儿子对自己的赡养，李某的二弟的行为符合村庄的养老秩序，他的晚年生活就要比挑战村庄秩序的李某幸福；儿子多是家庭养老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经济还是基础，子女条件越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越幸福，李某三弟媳妇的养老不幸的遭遇，就是她的四个儿子的生活状况都不是很好。“养儿防老”、“继承香火”、“多子多福”等等传统中国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种的繁衍是动物的本能，而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在养儿女的问题上除了动物的本能，希望种能够繁衍下去外，其实还是他们内心一种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希望年轻的时候抚养小孩，把这种付出积攒下来，希望换来晚年子女对他们的赡养。他们和子女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交换行为，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总是采取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某人行动的结果对他越有价值，则他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李某养老的例子中，由于李某后来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媳妇养老，而儿子媳妇认为他们赡养李某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把有价值的资源让渡给了他的小女儿；而在修房事件中，李某也没有拿出让儿子媳妇觉得值得他们赡养李某有价值的金钱，所以，李某在养老过程中经常受到儿子媳妇的白眼。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也是这样，当她还年轻能够帮子女做些事情的时候，儿子媳妇觉得养她的价值很高，当时都争着进行赡养，而一旦她老了，没有用的时候，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希望把她推出去，让别的兄弟来赡养。“对于人们所采取的所有行动，某人的特定行动越是经常受到奖励，则此人越可能采取该行动。”“假如过去某一特定的刺激的出现一起伴随着对某人行动的奖励，那么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此人现在越是可能采取该行动或相类似的行动”该命题在李某的二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由于李某二弟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些有用的资源，他的儿子们也愿意养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对自己的父亲好些，父亲会反馈一些比自己付出要多的资源给自己，所以他们争相抢着赡养李某的二弟。

该村庄的养老秩序说明，家庭养老基本上还是老人与子女的一种交换行为，儿子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老人必须要把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给儿子，让他们能在养老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回报，李某的儿子媳妇在养老过程中，没有从李某那里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资源，反而把稀缺的资源——接班的好处让给女儿，因此他们在交换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得不偿失，所以他们拒绝赡养自己的父亲。并且多子的家庭里，老年人给子女支付的资源，必须要平等，而不能有偏私，李某二弟把接班的好处让给小儿子，而在经济上补贴自己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女儿的处理上也是严格遵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原则，因此李某二弟得到三个儿子的真心善待。而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也许是大多数村庄老人共同遇到的，因为像李某和其二弟老了后还有资源的人毕竟很少，由于她不拥有任何对子女有用的社会资源，除了人力外，一旦连仅有的人力资源也丧失，她在自己子女的眼中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他们的子女觉得在赡养老人的行动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他们也就不愿意赡养老人了。

也许有人说，老人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付出很多，老的时候，他们需要子女能够回报自己的付出，因此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据李某讲改革开放前，那时候，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很少，这种无条件赡养老人的美德是村庄的一种既存秩序，如果哪家的子女不孝，拒绝赡养老人，那么村庄里的村民都会集体谴责子女，子女在村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赡养自己的老人。他说那时候他们三兄弟对父母的赡养尽心尽力，生怕父母受到了委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不要说无微不至关心老人，连给老人一口饭吃都要斤斤计较。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在村庄里建构出了另一种养老的秩序，以前传统的美德在该村已经不存在了，首先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成了村庄的留守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为了一种隐形问题，因为以前的养老冲突都会通过吵架明显地反映出来，而现在年轻的子女一年回来一次，他们的赡养问题基本上无法明确表现出来。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成功失败、好坏对错都是唯GDP指标来衡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村社区建构起了一种经济决定一切的新的村庄秩序。由于当时种地的农业税很高，农资又很贵，种田基本上无利可图，于是青年人大批到城市打工，因为在城里打工挣的钱要比种田多得多。于是人们把自己的老人都遗弃在农村里而成为留守老人，以前村庄里如果有人大半年不闻不问自己的老人，那么就会受到村庄道德的谴责，现在却不同了，年轻人大批外出，他们有的一年回家一次，有的几年也不回家，这些留守老人被他们的子女遗弃在农村里，他们不但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下地种地，更有老年人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物质支助，反而要向自己的子女贴钱。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会受到村庄秩序的谴责，然而此时的村庄里的青年人已经外出一空，以前村庄的养老秩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道德的缺失，文化的缺位，许多老年人在农村过着痛苦的晚年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某的孙子也到城市里打工去了，李某的儿子也成为了老年人，由于李某的儿子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资源，儿子们纷纷到城里打工，李某的儿子媳妇必须继续耕种自家的责任田，因为他的三个儿子对农业生产毫无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耕种土地，他们在外打工挣的钱很少，因此李某的儿子媳妇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李某的儿子在村庄新的养老秩序下，没有人指责他们的子女遗弃了他，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家的事情。

新的社会环境，形成了新的村庄养老秩序下。在这种养老秩序下，老年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由于他们的年龄太大，无法在城市里打工；农村老年人老的时候，各种慢性疾病缠身，没有钱看病，没有子女关心，众多的老年人在疾病面前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子女空间的拉大，使得他们与子女的感情疏离，老人得不到子女精神的慰藉；年老体衰，种地的收入不会很高，他们处于一种艰难的养活自己的状态之中。

李某由于有自己的退休金，虽然自己的老伴已经去世，但是由于自己已经习惯了独住的环境，他每天看看古诗词，即使得不到自己儿子的关心，日子过得也还是非常惬意的。反而是他的儿子媳妇生活得不是很好。他的三个孙子都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不多，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拿钱回家。李某能干的儿子和媳妇在帮最后一个儿子建完房和结过婚之后，他们的积蓄基本上没有了，剩下了一身的病痛，他们现在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顾，反而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女。而且像李某儿子媳妇一样的情况在村庄里到处都是，再也没有人会为年轻人的不孝而使用道德的约束，老年人即使再不能接受现代化的后果，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屈从现有的后果。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2006年左右的时候，农村新型医疗保障体制开始在村庄实施，李某也买了医保。2009年，我国颁布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李某可以领取养老津贴。同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民族地区统一享受国家发放的高龄津贴，李某符合政策规定，因此他每月都可以领取高龄津贴。同时我国政府几次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的额度，李某的每月收入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高的。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李某收入的不断提高，李某发觉自己的儿子媳妇的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对自己不闻不问，时常冷言冷语嘲讽自己的儿子媳妇，经常过来看他，特别是自己的媳妇，过来给他做饭洗衣。有一天他的儿子媳妇干脆过来对李某说：“您现在老了，生活不方便，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老在外面住着，显得我们都不孝顺。”虽然李某不是很情愿回到自己儿子家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日常生活确实很难完成，于是他同意到自己的儿子媳妇家里去养老。李某回到儿子媳妇家养老后，发觉儿子媳妇的生活非常的清苦，加上儿子媳妇对自己还是很孝顺，所以他经常贴一些钱给儿子媳妇用。

李某的儿子说：“以前因为自己的父亲把接班的好事，让给妹妹，加上建房事件，我确实对自己的父亲有意见，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好好照顾他，心里也很内疚。当我成为老人的时候，儿子整年不在自己的身边，没有人照顾，推己及人，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对，把父亲一个人推在外面独住，他肯定也很孤单寂寞，趁我们现在还能动，希望把他接回家，好好孝顺他，让他在我们的身边度过余年。”李某的儿子想到伤心事，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可是村庄的村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李某儿子的改变并不是良心的发现，而是看中了他父亲的钱，由于他父亲每月的收入在村庄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希望通过和自己父亲改善关系的方式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些资助。加上李某的儿子媳妇因为小孩到城里打工，不但很少寄钱回来，有时还要找他们要钱，他们两个人为了三个儿子操碎了心，身体也日渐恶化，他们也老了，透支着自己的体力种的地，每年的收入也很少，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的不好。

李某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儿子媳妇接自己回来住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一下。我回来后经常主动拿出钱来给自己的儿子媳妇，自己养的儿子自己疼，虽然前十多年，他们把我当仇人，但是我每天还是非常关心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好一些。现在他们说要接我回来住，我当然高兴啦，谁不愿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啊，我也老了，也没有几年能够活了，我希望在临死前，能够解开和儿子媳妇的矛盾，孩子们有再多的不对，毕竟父子没有隔夜仇，我都可以原谅他们。”他说：“其实以前的事情有很多的误会，自己的小女儿能够接自己的班，也不是自己有意为之的，只是当时办接班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随口说了声，你儿子的年龄大了一些，填的表不一定能批下来，他顺口问我还有没有年轻的子女，我随口说了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最后那个工作人员说为了万无一失，最好还是让自己的小女儿填表。接班风波其实就是这样的，但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几十年来总是怪我当时不应该让小女儿接班。至于建房风波，是因为他们之前为接班的事情，经常和我吵架，我也担心他们不养自己，只有把钱自己拿着，将来的养老才有保障啊，事实上我也给了一笔钱给他们。”李某说的时候，眼泪随着脸上的沟壑沾湿了衣服，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经常盯着自己的儿子看，满眼露出关爱的眼神，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文化如何变迁，父母对子女的爱溢满了他的眼神。

李某自从他的儿子媳妇把自己接回来后，心情好多了，脸上经常有幸福的微笑，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说，能和自己的子女解开误会，能够和儿子一起生活养老，能够颐养天年，就是一种幸福。李某的儿子媳妇也许是因为良心的发现，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有一笔不错的收入还能帮助自己，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李某的儿子媳妇对他养老生活的态度，在村庄村民的眼中还是很孝顺的。

布劳的《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说过，要拥有对别人的权力，必须自己手中拥有别人需要的资源，或者杜绝别人从别的地方获得资源，或者社会有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能为自己拥有权力服务。而一个人不依附某个权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必须首先杜绝需要，或者自己的需要有替代来源。李某儿子和媳妇年轻的时候，由于自己年轻力壮，吃苦耐劳，而且两个人的能力非常强，每年可以挣可观的收入，事实上他们也是村庄里的能人，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帮助每一个儿子建了房子，结了婚。因此在与李某交换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拥有权力的地位。首先，那时李某的退休费很少，他们看不上，加上他们认为李某不愿帮助自己，于是他们从别的地方寻找替代资源。其次，李某年老力衰，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而且他必须依赖他们养老，因此在李某的儿子媳妇成为老年人之前，一直拒绝照顾自己的父亲，采取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然而随着李某儿子媳妇的年龄进入老年人的时候，他们拥有的资源也越来越少，而李某的资源却越来越多，他们转而依赖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

李某的二弟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差。虽然他的退休金在不停地上涨，也交了医保，笔者访谈李某的时候，因为他的二弟年龄还没有80岁，没有享受高龄津贴。李某的二弟一年中生了两场大病，他的三子一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每月都有退休金以及有医保，因此他们积极把老人送到医院里进行治疗。李某的二弟在这两次住院治疗中花了很多的钱，虽然他的医药费可以报销，但是报销的比例不是很大，他们三子一女在为父亲看病的这件事情上，不但花掉了李某二弟所有的积蓄，而且三家还出了一部分钱。不过他们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了村庄中所有村民的肯定，而且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父亲能够活够两年，所有的支出都可以挣回来。可是天不从人愿，李某二弟在一年后又生病了，而且比上次还要严重，医生说治愈的希望有，但是花的钱会很多。这件事引起了三子一女内部的分歧，女儿坚决要求治疗父亲的疾病，而三个儿子坚决反对，因为在出医疗费上，她得到父亲的资助最少，所以她出医疗费的比例最少。三个儿子一致认为这次如果治疗，父亲要活好多年才能把付出的医药费挣回来，有点得不偿失，因此坚决反对治疗。最后他们达成一致，对父亲的疾病不予治疗，为了堵住村庄村民的口，他们把自己的父亲还是拉到了医院，打了几天点滴，就拉了回来，他们对外面的人说，他的病无法治疗了，他们已尽力，父亲快80岁了，他的大限要来了。就这样李某的二弟在床上受病痛折磨了几个月后，死去了。

李某二弟的三子一女，在决定是否给自己父亲治病的决策中，充分显示了人的理性化，他们在决策中对成本和收益做了充分的论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第一次的全力治疗，是因为他们觉得治疗的收益可以期待，并且收益要高于成本；而第二次的治疗，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即使花了很多的钱治疗，并不一定能够把他完全治好，而且即使治好了，收益的期待率太低，收益明显要小于成本，于是他们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李某二弟的一个儿子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取舍上，由于老年人是越来越老的，我们即使花很多钱去治疗他，他也会不久于人世，加上那时我有一个弟弟的孩子也生了很严重的病，需要钱给孩子治病，我的弟弟当时极力反对治疗自己的父亲，希望兄弟们能够借钱给他治疗自己的儿子。”他进一步说侄子是年轻人，他的一生还很长，治疗他得到的效益会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决定放弃父亲的治疗，而是集中金钱治疗侄子。他讲到自己父亲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了悲伤的情绪，也许是觉得对不起父亲一辈子对自己的付出，也许是为父亲的去世感到内疚。不管怎么说，李某的二弟的遭遇正是村庄里的一个养老的秩序，他的死可能有人会骂他的子女的不孝，但是他的死还不是村庄里最可怜的，他的四个子女还是尽心尽力地赡养着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尽力地为他治过病，最后他死的时候也是在子女的关怀中去世的，也可以算是一种寿终正寝。

村庄中发生最多的养老悲剧，还是以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为代表。由于她没有退休金，唯一的人力资源也因为年老而丧失，由于她的小儿子和媳妇一直想把她送到别的兄弟姐妹家里养老，因为他们几家举家到城里打工而无法实现，最后他们让老人另外住在她的一个儿子的空屋中，他们基本不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更别说把老人带到医院去治病，老人在一次生病中，由于没有儿子的照顾，她实在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而服农药自杀了。

李某在谈到自己的这个弟媳的时候，眼里充满的泪水，他说：“她真的是一个苦命的人，没有享过什么福，年轻的时候嫁给我的三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并且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改嫁到邻村，可是不到60岁，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她辛辛苦苦抚养大几个儿女，老年没有伴侣的相互扶持，子女对她也不孝顺。”

李氏家族两兄弟和弟媳的养老的经历，不仅是一个家庭内，而且是村庄，更是社会养老秩序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前村庄一般以文化、道德的手段控制老年人的养老，通过舆论督促年轻人养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文化和道德控制年轻人养老的秩序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地变成了理性人，而这种理性仅仅只是建立在金钱上的理性，年轻人是否对自己父母进行养老开始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而这种养老秩序的建构，与社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唯经济的标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现代化的发展，大批青壮年到城市打工，老年人沦为留守老人的状况也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是否有钱是社会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像传统社会，除了钱，人们还会从是否尊老爱老，是否为富不仁等角度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下，建构出了这种支配村庄的养老秩序——唯经济的理性养老秩序。

这种唯经济的理性养老秩序对村庄的养老状况是致命的，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的子女太不孝了，他们留下自己年老多病的父亲在村庄里劳作，一年到头不回家，老年人生老病死也没有子女的照顾，以前的“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文化再也见不到了，子女们每天想着的就是如何在城市里挣钱，把生他们养他们的父母忘到九霄云外。而在这种养老秩序下，老年人在年轻人眼中越来越没有用，越来越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效益，有的只是付出，因此越来越疏离自己的父母，留守老人中非正常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传统文化对村庄的养老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小，年轻人在养老上越来越理性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遗失的传统文化，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劝人养老的道德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非常难以复兴的。但是老年人作为一个人，他们有生存的权力，然而他们的养老过程在新的村庄养老秩序下举步维艰，因此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

李某三弟的媳妇之所以凄凉地在病痛中自杀，是与她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在与自己子女互动的过程中，她所有的子女都认为养她没有任何回报，有的只是付出。作为理性人，她的子女不养她，可是她作为人有活着的权力，因此需要有社会力量干涉村庄的养老秩序中。2009年新型家庭养老保险体制以及老人津贴的颁布和实施，这一国家政策的出台，对村庄的养老秩序的改变虽然很小，然而事实上正在以水滴石穿的方式，建构着一种新的家庭养老的秩序。李某的养老状况直接受惠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他之所以最终能和自己的子女改善关系，子女积极照顾他，与他的社会资源日益增多是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李某每月的收入在村庄里应该是非常高的，他的儿子媳妇在照顾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因此李某的养老生活在村庄来说，是一种高质量的，没有别的老年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新型家庭养老保险体制介入到村庄养老秩序后，或多或少对老年人起了增权赋能的效果，只有增加老年人的资源，那么老年人在与子女的互动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让子女心甘情愿去养老。对于这个新农保来说，由于老年人每月领的钱太少，对一些贫穷多病的老人来说，还远远不够改变他们子女养老的态度，因此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水平，在村庄这种新型的养老秩序下是至关重要的。李某二弟在病痛中折磨死去，也与国家和社会介入到村庄养老中的资源太少有关，如果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能够多报点医药费，能够多领点钱，也许李某的二弟不会那么快地死去。

第四节 结论与思考

从李氏家族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现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形势是越来越严重。首先，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不久的将来，老年人的赡养成本会越来越高，供养比不断增加，完全依赖家庭子女养老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其次，传统文化里的尊老爱幼，劝人养老的一些传统美德，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慢慢地消失殆尽，人们越来越理性，在家庭养老的问题上越来越从经济成本角度来选择自己行为。而养老，在没有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前提下，子女很难心甘情愿去赡养自己的父母。最后，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城市里需要众多的劳动力，而城市挣的钱比农村多，城市的生活比农村优越等众多推拉的因素，把年轻的子女推向城市，老年人成为没有子女照顾、没有收入来源的空巢老人，他们的生老病死需要国家和社会加大介入的力度。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的养老秩序从传统中国的“抚养—赡养”秩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养老秩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变成为一种公平交换模式，俗话说的“男得家当女得漆”，即老人财产由儿子继承，交换儿子对老人的赡养；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传统文化的破坏，进城打工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一种“唯经济的理性养老秩序”出现在中国的农村；2009年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在村庄的养老秩序的建构中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因为国家和社会投入的资源不多而效用不明显，但是这种新型的制度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原有的村庄养老秩序。随着国家和社会向农村地区投入资源的增加，一种更新的村庄养老秩序将会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建构出来，从而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老年期的生活质量。

第四章 新农保体制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研究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的二元体制下，广大的中国农村，由于国家和社会投入的社会资源很少，老年人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少，虽然在我国存在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但是由于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绝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家庭养老的方式进行养老的。家庭养老的关键是子女支持，而老人和子女的互动事实上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其中也有老年人对子女的支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在与子女社会支持的社会交换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不对等的社会交换过程中，老年人的代际支持是怎么样的？哪些因素影响了子女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力度？如何提高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的力度？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有利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质量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关于代际支持的理论研究

社会学中，交换主义的解释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它源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交换”的概念，并以“给予获得”、“成本报酬”及“奖赏惩罚”等对立性的概念为理论基础。霍曼斯（Homans）等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其假设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所有社会化的人都受到成功的希望所驱使；②人类过去的经验减少了为现在行动做选择的不确定性；③人喜欢维持一种对他有回报（奖赏）的关系。而与霍曼斯将交换行为限于两个人之间的双向交换关系不同，布劳（Blau）把经济交换概念引入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他认为，互惠和有限交换是交换理论的两个本质特征，布劳给“社会交换”下的定义是：“交换是指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依赖他人回报的自愿的社会行动，一旦回报中断，这种（交换）活动就停止。”

交换主义解释论认为代际支持都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从交换主义的角度来看，子女对父母的“照顾”这一行为是子女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或精神上安慰的形式回报给他们；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一种债务上的“偿还”。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或者服务（照顾子孙女）则是为了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有的学者则认为父母和子女代际支持的动机并不是纯粹的交换主义动机。

与国外的理论研究相似，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证实我国的家庭代际支持同样存在交换主义动机。诸如，王树新认为，父母抚养下一代是对未来进行投资，而赡养老年人实际上是偿还上一代在其未成年时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成年人的投资，也就自然产生了其成人后对老年人投资的回报问题。王跃生则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换关系只是发生在一定的生命时期，当子女长大且已婚配，父母尚未年老但摆脱了抚养之劳，他们可以自食其力，用不着子女赡养时，代际之间的交换关系将会体现出来。这种交换关系实际是两代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彼此都感到对方对自己有“用”。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由于家庭代际支持的交换主义解释偏重于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功利化色彩浓重，一开始并不被学者们认可，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变化。由此可见，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交换主义解释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2．利他主义解释论

利他主义解释更注重代际支持中的贡献和付出，而交换主义解释是指代际之间的支持彼此都带有功利性目的。美国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就认为利他主义是代际支持的基于动机，且支持接收者的收入水平与利他主义行为有关，收入越低，接受支持的越多。同样，Frank利用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数据及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英国家庭的代际支持，数据结果证明，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之所以会得到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是因为子女具有利他主义的动机。而Cheolsung 通过对韩国的子女与父母之间代际支持的调查发现，如果父母收入低的话，子女对父母的转移中利他主义是主要动机；反之，如果父母收入高的话，交换主义是主要动机。由此可见，单纯用利他主义动机或者是交换主义动机来解释家庭的代际支持都是不合适的，两种动机是在一定条件才成立的，事实上两种动机一般同时在起作用。

国内的学者很多人对代际支持的利他主义动机做过相关研究。有研究者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体现在，在子女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的资源会流向子女，反之亦然。此处的“需要”被作者定义为由于健康和经济状况不好而产生的需要；进一步认为，如果纯粹的利他主义存在的话，福利系统提供的支持会将子女提供的支持“挤出去”。另外，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只有在父慈子孝的传统道德约束下以及角色定位明确的情况下，父母与子女的利他主义动机才能体现出来的；该文的作者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养老所需要的法律约束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互惠的法律强制性的利他主义。

比较国内外学者对利他主义动机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更侧重于研究利他主义动机存在的主观条件和影响因素，而国内学者更侧重于研究利他主义动机存在的客观条件。而如果客观条件发生变化，那么利他主义动机将如何变化，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命题并未做出探讨。3．代际整合理论

美国学者Silverstein和Bengtson等人通过对多代扩大家庭的研究，发现存在多代人组成的亲属结构和复合性团结因素，这些亲属结构代表一种潜在的资源束，这些资源可以被用来满足成员的需求，由此维系了整体的家庭结构，促进代际整合，因此他们提出了代际整合理论。后来他们把代际整合模型划分为潜在整合和显在整合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后者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工具性支持和物质支持。同时潜在整合可以引发显在整合，但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持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者同样认为家庭中的代际整合和代际支持是以潜在整合向显在整合的转变为主要标志；家庭亲属网络中的家庭成员既可以成为一个潜在整合的提供者，也可以成为显在整合的提供者。Merrill 等人利用代际整合理论的假设，通过对潜在的子女责任是如何转化为对父母显在支持的行为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健康状况变量能够使家庭成员从一个潜在整合的提供者转化为显在整合的提供者。

从以上的表述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①代际整合理论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论色彩，过分地强调家庭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而忽略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协商和沟通；②代际整合理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角色理论，过于强调静态的角色结构和角色行为期望，而无法对家庭成员的角色转变的动态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4．合作群体理论

美国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家庭成员的行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由一位公正的家庭成员（通常为家庭中的年长者）控制并有效分配家庭资源，资源分配达到帕雷托最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合作群体理论。国内外学者大都认为中国代际支持行为最为符合合作群体理论模型，即家庭代际支持以老年人为中心，代际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父母；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依据互惠原则，根据他们所拥有资源的不同而给父母提供不同的支持。然而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合作群体理论并不适合分析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状况，原因在于合作群体理论所强调代际间家庭利益的一致性，是需要通过家庭责任与义务观念的建立为前提的，当赡养老人不再是明确规定的家庭义务时，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消失。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明淡化了老人在子女心目中的地位，传统权威的衰减导致父母失去资源分配者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子女仍然能够照顾父母，是由于传统的家庭观念、法律和道德舆论仍旧对子女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合作群体理论面临如此众多的争议，其实质是他们从微观层面解答“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基本命题的学术讨论，该尝试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中国家庭看作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网络，通过树立共同的利益目标将成员个体与家庭群体协调起来。但是，运用合作群体理论来阐述目前我国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确实值得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家庭中的年长者能否担当一个公正的资源控制和分配者的角色；将家庭成员看作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是以经济理性假设为前提的，家庭中理性的个体是否能够达成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能达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5．权力与协商理论

美国民俗学家古迪（Goody）认为，伴随着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年长父母对经济、训练与知识等资源的控制下降，丧失了从子女那里获取资源和孝顺的权力，他们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可获得的支持也因之减少，而拥有很多资源的父母则能够获得子女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权力与协商理论。Lee在权力和协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父母权力的失控导致了家庭中财富的流向从先前的向上流动转变为向下流动，父母因此会减少拥有孩子的数量，因为孩子已经不能为家庭带来益处，只有少数非常富有的父母会将遗产作为权力来换取子女的关心和支持。后来，他通过对台湾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Lee发现结婚夫妇对岳父母的转移受妻子收入的影响大于丈夫收入的影响，原因在于妻子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协商权力。

在国内，一些学者在文献综述中对该理论的观点进行过归纳总结和介绍，但并没有学者运用该理论来探讨和分析我国家庭中的代际转移或代际支持，因此对于权力和协商理论能否被用来分析我国的家庭代际支持还有待于学者们的后续努力。6．代际财富流理论

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Caldwell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在家庭生产方式的决定下，“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数量。代际财富流是指在一个家庭内部，长辈和幼辈之间财富流动的关系。传统社会中财富流动的方向是幼辈的财富流向长辈，是一种单向向上的状况，子女对家庭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贡献和价值，因此为社会高生育率提供了基础。在传统社会，孩子从幼年开始为家庭财富的创造做出贡献，成为家庭收入的一种重要来源，同时还为长辈晚年的生活提供保障。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方式，年幼子女不再具有经济生产功能，养育子女成为家庭的负担。另外家庭成员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长辈们无法控制家庭成员生产和消费，以及丧失对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控制，这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使得代际财富流的流向出现了向下的财富流向，生育子女成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这就降低了社会生育率。Caldwell进一步认为代际财富流发生变化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还在于家庭结构和家庭道德文化的变化，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得夫妻摆脱了传统大家庭的控制，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平等化，这些变化使得父母加大了对子女的物质和感情的投入。

在人口社会学领域，代际财富流理论为国内学者研究家庭代际支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依据。但是，代际财富流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西方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未必能够解释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问题。因此，要将西方理论移植到国内研究中来，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背景，以批判和继承的学术态度对待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和民族化，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研究和理论适用性的进一步拓展。7．“抚育—赡养”理论

抚育—赡养理论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他认为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属于“抚育—赡养型”，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简单概括为“反馈模式”。而在国外，“接力模式”却非常盛行，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缺少赡养这一环节。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就是西方社会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抚育—赡养”理论体现了家庭中“育儿”与“养老”之间代价关系的一致性和平衡性，这种“双向支持模式”构成了我国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思想基础。从理论阐述来看，“抚育—赡养”理论是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清晰地展现了千百年来我国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的普遍性，成为大多数学者分析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出发点；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想纵深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代际关系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家庭代际关系从父子关系轴向夫妻关系轴转变，“抚育—赡养”理论所依赖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想象“抚育—赡养”理论是否还能够继续解释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现实。“抚育—赡养”理论在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情景下，已经无法圆满地解释我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问题。为了修正和完善该理论，众多学者试图引入新的解释因子。郭于华认为，中国家庭是以“哺育”和“反哺”为表现形式的反馈型代际关系，“反馈”也好，“回报”也罢，都表明代际之间一种交换逻辑的存在。这一交换关系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套在民间社会运行的规则。它既包含物质、经济的有形交换，也有情感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针对家庭代际关系中交换关系的讨论，陈皆明则认为，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持久的服务和物质性资源的交换。但是这种代际之间的资源流动不应该为父母和子女间的等价交换，因为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即时交换，而代际交流的资源也往往不是等价的，这样的代际资源流动仅仅是一种彼此互助、互惠的过程。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代际关系的调查分析后认为，代与代之间的互相报答与其他形式的报答一样，必须不断的有来有往才能维持。可见，阎云翔的相互报答体现的也是代际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

那么，我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究竟是否存在交换关系呢？“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基于上述问题，王跃生认为，我国代际之间的抚育—赡养关系的确有交换关系的表现，但这一交换关系并不存在于抚育和赡养这两种相隔较长时日的行为上，而是在子女长大、具有行为能力之后，特别是子女结婚之后，代际之间才会发生交换关系。他认为，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就是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由此，他首次提出“抚育—交换—赡养”理论模式来解释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对家庭代际关系代际支持的分析隐含着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社会思想基础。然而，针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老年父母补贴子女等一系列“啃老族”现象，可以发现，“养儿”是否真正能够“防老”值得怀疑和商榷。在20世纪90年代，车茂娟通过对城市家庭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的调查分析后认为，在城市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经济补贴远远大于子女对父母的补贴，由此她提出了“逆反哺模式”。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父母定期补贴成年子女的生活费用；父母替子女抚养下一代，即隔代抚育；成年子女住父母家里，不交或少交生活费；父母资助子女购置高档消费品；最突出的现象是父母为子女筹备日益膨胀的结婚用品和费用。从目前的家庭代际关系来看，“逆反哺模式”不仅仅存在于城市家庭中，而且也成为了农村家庭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总言之，无论“抚育—交换—赡养”模式还是“逆反哺模式”，都是以“抚育—赡养”理论作为出发点来探讨我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三种模式都是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来分析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观察社会事实的基础之上反思性地进行理论总结。虽然上述模式互有优劣，但这些学术成果无疑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本书进一步探讨我国农村的家庭代际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经济供给“填补”理论

该理论认为：子女的净经济供给总金额，并不以子女的数量多少为转移，而是大体相当于“填补”年老父母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金额与其各种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之间的“缺口”。如果一个老人或老夫妻俩的这种“缺口”比较小，他们的子女在净经济供给上的总金额就少些；相反，如果一个老人或老夫妻俩的这种“缺口”比较大，他们的子女在净经济供给上的总金额就多些。至于老人子女数的多少，往往只是在这种需要“填补”“缺口”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对每个子女各自负担的经济供给金额的多少产生影响。这一理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子女要愿意并有可能为年老父母“填”满这个“缺口”。如果子女不愿意或不可能向父母提供经济帮助，那么老人在经济供给方面存在的“缺口”便难以“填”满，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这一理论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有子女的老人得到的每个子女净经济供给金额=（老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金额-老人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存活子女数经济供给“填补”理论是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资助并不随子女数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基础之上对我国家庭代际支持做出的进一步构建和验证，为本书研究家庭代际支持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框架和理论基础。但是，还需进一步审慎地看待经济供给“填补”理论。正如郭志刚和张恺悌所言，经济供给“填补”理论是与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险体制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的，也是与西方社会在家庭和代际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相辅相成的，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还需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①“老年人的正常需要”应该如何定义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因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老年人的需要是不能确定的。②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中的“孝”观念往往会突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中的供养数额的上限。③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家庭中的老年人还不能够完全经济自立，经济缺口还是很大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因此，子女的数量仍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仅仅讨论了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对代际之间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尚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从对代际支持的理论研究来看，关于代际支持的动机和行为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的学术理论成果为主，我国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则较少。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我国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于对代际支持行为的理论研究，对代际支持动机的理论探讨相对缺乏；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对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则较少涉及。

二、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中，由于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的差别，代际支持呈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居住方式、文化观念等因素来考察代际支持的差异性。（一）因性别产生的代际支持差异

性别是人口自然属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众多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向上转移还是父母对子女的向下转移均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别是影响代际支持的因素之一。1．国外研究状况

有研究者认为，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在西方国家中是一种平行的家庭关系，结婚后的子女与两个家庭父母的互动处于相似的水平，子女对两家父母的代际支持在规模、数量和水平等方面是相似的。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子女在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中的义务和责任存在不对称性，子女对两家父母的代际支持是不同的。在对子女的家庭义务和责任的考察中，Rossi 认为子女在姻亲关系中的义务责任并没有血亲关系中的义务责任水平高。女儿与自己母亲的联系要比她与婆婆（mothers-in-law）的联系更为强烈和持久，女儿往往被认为是“家庭关系的维持者”，是自家与亲家之间的关系纽带，因此，女儿比儿子往往会给父母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和帮助。有的研究者认为，子女更倾向于与妻子的父母发生来往。女儿对自己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要远远多于儿子对自己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而儿子对岳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要多于女儿对公公婆婆的联系与支持。女儿作为亲属关系的维持者，并没有表现出将帮助延伸至其丈夫的父母，而是局限于自己父母的家庭。由于妻子的影响，丈夫反而较为频繁地与岳父母联系。由于女儿与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要大于与公公婆婆相处的时间，女儿与其自己的父母的亲密性远远大于与公公婆婆的亲密性，所以她们对自己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也有许多研究者从一个家庭内部来分析女儿与儿子对父母代际支持的差异。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儿子相比，女儿对父母有更强的亲密性，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特别是在老年父母的最后十几年中，女儿成为了照顾高龄父母的主要承担者。在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普遍出现“女儿化趋势”。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Sun在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考察中发现，由于中国的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的影响，儿子比女儿更多地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且儿子更可能提供经济帮助，女儿则更可能提供非物质的精神和生活照料。I-fen 等人通过对台湾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儿子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去照顾年老的父母，当儿子靠不上的时候女儿才会成为代际支持的“替补者”角色。Edlund对韩国的研究也表明，由于父母具有传统的男孩偏好，儿子成为了父母老年保障的主要提供者。

从上述国外的研究来看，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中的性别差异。由于欧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子女在家庭代际支持中的角色承担呈现相反的研究结论。2．国内的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性别是影响子女代际支持的重要变量。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来看，在我国，传统农村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婚姻方式，形成了主要依靠儿子的代际支持模式，女儿只需要提供一些情感、日常照料等方面的补充性支持。所以，在家庭代际支持体系中往往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为父母提供根本性的代际支持。也有研究表明，随着劳动分工中社会性别差异的缩小和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的家庭决策权也得以加强，从而有利于增加女儿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缩小儿子和女儿在给父母经济支持方面的差异。然而，由于子女性别对提供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将变得显著，因为父系家族制度仍然在中国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儿子（媳妇）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交换大于女儿（女婿）。可见，由于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在我国家庭代际支持体系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对自己父母的支持中，还存在于对配偶父母的支持和帮助中。张烨霞等人在探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研究认为性别对子女提供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量有显著影响，但对给自己父母的实际经济支持量无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量更大。

从父母对子女的转移来看，有研究者认为，老人对子女在经济上支持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人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少于男性老人，而女性老人与子女的生活照料的交换则多于男性老人；老年男性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老年女性，而老年女性对子女生活的照料也显著多于男性老人。从上述研究来看，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包括配偶父母），还是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二）年龄因素

年龄也是人口自然属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子女和父母的年龄是认识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但是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健康项目，大约有1/2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正常的健康保险，这就使得父母必须经常性地依赖子女的家庭帮助和支持。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其身体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子女会不断地增加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年轻的子女在婚姻的早期阶段会公平地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由于自己家庭责任的增长，他们就会将对父母代际支持的一部分责任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减少。也有的研究者详细探讨了多个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认为，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age spacing）影响了父母对他们的家庭资源分配，导致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的话，年龄最大的子女获得的代际支持就会很少，父母对他的投资较少，因为他有更多的义务去照顾年龄较小的子女，由此导致年龄较小的子女所得到的家庭资源较多。与此相似，Suito 通过对不同年龄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研究发现，年龄最大的子女往往成为对父母物质和经济转移的主要承担者，年龄最小的子女往往则成为对父母情感支持和时间转移的承担者。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国外的学者对年龄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较为细致，在维度的设定和指标的操作化方面较为新颖，值得借鉴和学习。2．国内的研究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陈皆明认为，父母和子女间存在年龄差别的生物学事实，这就决定了子女在年幼时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回报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子女进入成年能够对父母提供帮助的时候，父母年龄越大，子女向父母提供实物的现金价值越高；同时，子女给钱的数量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高而减少。徐勤进一步研究指出，20—24岁是人的生命周期的一个转折点，就业、结婚、离开父母、经济独立都在这个时期，从这一时期起，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均开始尽养老的责任。到40岁以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支持均降低到很低的程度，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逐渐离开人世，对支持的需求量减少。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高，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增加直至父母去世。然而，这种判断或多或少隐藏了不同年龄段的同一群体的代际支持情况。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这两类群体所得到的代际支持是存在差异的。杜鹏通过对老年人的经济来源的调查研究认为，与高年龄老年人相比，低年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身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为经济来源，高龄老年人则越来越多地依靠子女和其他亲属。与杜鹏的研究结果相似，刘爱玉的研究也表明，相对低龄老人而言，高龄老人在家务料理、金钱支持及情感支持等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增加。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主要研究父母的年龄差异对代际支持的影响，较少地涉及子女的年龄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三）因教育水平因素

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社会属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多数研究表明，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代际支持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家庭中代际支持的考察发现，如果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家庭的代际支持就会流向子女，且父母的支持更加偏向于儿子（男孩偏好）。该研究进一步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代际支持有正相关的影响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子女的发展，给予子女更多的物质、金钱和精神支持。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对家庭代际支持也产生了额外的影响，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会更多地增加对父母的代际支持。Lee通过对台湾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可以用“投资—回报”来解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投资越大，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子女就会更多地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来作为“回报”。此外，也有研究者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认为，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较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则较少。

从上述研究来看，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资源分配策略相关。反过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又会影响其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往往作为一个中间变量，而不是作为最终的解释变量，这在研究方法上值得思考和论证。2．国内的研究

张烨霞等人在对外流劳动力人口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研究中发现，外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给父母提供的实际经济支持量呈正相关。徐勤的研究也认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对父母代际支持的因素之一。刘爱玉的研究进一步认为，文化水平低的父母获得的身体照料支持、金钱支持和情感支持要比其他文化水平的人高一倍；文化水平是文盲的父母，其日常家务料理的主要提供者主要是子女，配偶提供这方面支持的权重明显较低；然而，如果父母正在向子女提供家务与孩子照看，其获得代际支持的可能性反而小。陈皆明的研究则表明，在家庭代际支持中，子女教育水平的效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原因在于几十年以前，子女教育的完成并不需要父母大量的经济上的贡献。此外，那些父母在60岁以上的子女，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代教育体制的变动弱化了父母的努力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即使对于同年龄组的人，教育水平之高低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个人能力和家庭文化熏陶的影响，而并不体现父母的直接努力。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较少，子女相应地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减少。

上述研究都是对城市家庭的代际支持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的判断。那么，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与受教育程度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王跃生通过对北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一个儿子的家庭增多，儿子中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在上升，进城就业和定居的可能性提高，这就是的父母意识到单纯靠子女养老（生活费用提供、日常照料起居）已不现实，寻求替代方式的意识已经产生，并在行动上有所体现。为子女完婚之后，中年父母开始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养老进行必要的储蓄。这些研究带来的启示是，对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关系考察，不仅仅要探讨受教育程度与代际支持之间的静态关系，更要专注于在子女的受教育过程中家庭代际支持的动态变化，这样才可能获得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深层次逻辑关系。（四）收入水平因素

收入水平是人口社会属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家庭代际支持直接与子女和父母的收入相关，因此收入水平与代际支持的相关关系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国外的研究

在国外的研究中，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水平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高收入的子女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转移，而低收入的子女与父母的日常交往较为频繁，提供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从代际支持的具体内容来看，有研究者认为，经济转移和时间转移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可能以经济转移来替代时间转移，因为子女的收入水平高，他们亲自照顾父母的机会成本就很大，所以子女往往会更多地提供经济转移而不是时间转移。Li通过对中国松滋市农村的调查，也发现家庭收入较高的子女会提供给父母更多的金钱支持。由此可见，子女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那么，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Frank 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的父母会接受到更多的子女的经济转移，而高收入的父母所接受到的子女对他们的经济转移量较少；Sun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则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没有明显直接的相关关系，该研究进一步认为，与父母的收入水平相比较，子女的收入水平如果高于父母的收入水平，子女就会对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支持，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大大减少，反而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

从上述研究来看，子女和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然而，由于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文化道德观念，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家庭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收入水平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因此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与欧美学者的结果存在差异。2．国内的研究

从子女的收入水平来考察，子女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子女向父母代际支持的能力和范围。陈皆明、朱冬梅等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存在正向相关。王树新对北京市家庭代际养老的调查研究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经济不宽裕或有困难（收入水平低）的中青年夫妇来说，供养老人经济负担较重，精神压力也大；由于年轻人经济水平低，供养老人的质量下降，将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稳定。徐勤的研究认为，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比例随着与父母相对收入升高而上升。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儿子的支持量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女儿的支持量有上升趋势，但有较大起伏。由此可知，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并不是随着子女的收入水平无限增长，而是保持了一定“度”的范围。

从父母的收入水平来考察，父母的收入水平反映了父母的代际支持需求，从而影响了代际支持的方向和水平。陈皆明的研究表明，父母收入愈高，其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愈小。刘爱玉的调查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父母在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没有差异，都是儿子和女儿；但在家务料理与情感支持上，没有收入的老年父母近80％的家务料理和近40％的情感支持是由子女提供的；而收入水平高的老年父母，子女提供家务料理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分别为40.2％和13.2％。由此可见，收入较高的老年父母获得的代际支持均低于收入较低的父母。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收入水平对家庭代际支持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国内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家庭，对农村家庭研究较少；定量研究较多，定性研究较少。（五）健康状况因素

子女和父母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代际支持的可行性和可及性。父母和子女的健康状况均能体现出他们是否对家庭代际支持产生需求和是否有提供家庭代际支持的能力。1．国外的研究

父母的身体健康可以用身体功能削弱指标来衡量，进一步可以被操作化为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比如走路、爬楼梯、做饭、做家务等活动。有的研究者认为，与身体无碍的父母相比较，身体有碍的父母会获得子女更多的经济帮助和日常生活照料，特别是对于身体不便的母亲来说；当父母（包括配偶父母）身体健康欠佳且需要帮助时，女儿的父母比儿子的父母更容易获得代际支持和帮助，因此，在夫妻双方的父母中会产生对代际支持资源的相互竞争。有研究者认为，与父亲相比，大多数母亲更可能面临身体功能的下降，所以母亲获得的代际支持量要高于父亲获得的代际支持量；如果父母都面临身体健康欠佳的情况，由于子女对母亲的孝顺感比父亲强烈，所以子女同样会给母亲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且女儿比儿子更倾向于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面临父亲身体健康持续削弱的情况，子女也会提高对父亲的代际帮助水平。通过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Sun认为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父母是否需要子女提供一定类型的代际帮助依赖于一些特定的需求，比如父母的经济状况或者身体健康状况，对父母的帮助被看作是子女应尽的自然责任和义务；从子女的角度来看，虽然帮助父母是应该的责任，但是能否提供某种类型的帮助依赖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环境。研究进一步发现，年龄较大的父母的身体状况比年龄较小的父母的身体状况要差一些，他们获得的子女帮助更多一些；如果子女的经济能力或健康状况欠佳，他们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子女的健康状况也影响了他们提供代际支持的能力和需求。国外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与父母的健康状况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很少涉及子女的健康状况对代际支持的影响。2．国内的研究

徐勤的研究认为，当父母在病危、得重病、住院时，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儿子，而不是女儿。王跃生在探讨我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时，认为在多子女分家的情况下，父母虽然跟子女分开居住，但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真正建立，父母的养老仍然依赖于子女，特别是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则由儿子供养，有些地区流行轮流赡养。可见，在我国，如果父母的健康状况下降甚至出现大的事件时，子女是主要的代际支持者，儿子比女儿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熊跃根的调查研究则表明，父母对成年子女支持主要是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日常家务和照顾孙子女。对那些健康状况不太好的父母来说，子女（尤其是女儿）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照料者。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关于健康状况与代际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父母健康状况下降的时候，子女对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对于健康状况是如何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类型、水平和结构等内容则研究较少。（六）子女数量因素

子女数量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数量和规模，子女数越多，家庭代际支持的数量也就越多，规模越大，反之亦然。关于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中，子女数量是代际支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子女如果拥有一定数量的兄弟姐妹，就可以减轻这些子女对其父母的帮助压力。由此，子女在给父母提供代际帮助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其他兄弟姐妹所组成的亲属网络。子女数量越多，每一个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压力就会越少，且在通常的情况下，多个子女之间会互相协商达成一定的协议，根据协议来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对于结婚后的夫妻来说，夫妻各自的兄弟姐妹也只是针对自己的父母才会提供代际支持，并不会向姻亲的父母提供代际支持。有的研究者通过对台湾多子女家庭的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子女的数量规模会对家庭资源产生负效应；每一个子女的出生都会影响家庭既有的资源配置情况，子女的数量的增加由此影响父母对每一个子女的代际资源分配和转移；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台湾由于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父母往往会将资源更多的转移给儿子，通常会牺牲年龄最大的女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相应的家庭资源来使得年龄较小的儿子收益。如果家庭里边的儿子比女儿年龄大，父母一般不会牺牲女儿的资源来使儿子收益，只有女儿是第一胎出生的话才会牺牲女孩的受教育机会和家庭资源。Sun认为，在合作群体模型中，子女的数量与父母所获得的代际支持是呈正相关的。支持父母被看作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当父母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每个子女都是家庭中潜在的可用资源。从数据统计上看，每个子女所提供的转移量要远远小于每一个父母所获得的转移量是由于较多的子女数量，然而所能提供代际支持的子女的绝对数量要远远大于所获得代际支持的父母的数量。平均三个子女来帮助和抚养一个父母，这种现象表明在一些家庭中子女都在帮助父母，而在大多数其他家庭中有一些子女没有对父母提供任何帮助。由此可以看出，并不是子女数量越多就说明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数量越多，也就是说多子女的家庭里边，父母所能获得代际支持更可能取决于能够有限地提供代际支持的子女数，同时也取决于子女所能提供的转移的能力和父母所需要的帮助类型。2．国内的研究

夏传玲等认为，子女数只是影响到潜在照料者的数量，使子女从一个高度潜在的照料者转变为实际照料者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子女数对家庭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的影响甚微，“随着子女数的减少，家庭养老功能将会削弱”这一观点并不成立。桂世勋、倪波的研究也表明老年父母所得到的子女代际经济供给量在一般情况下与存活子女数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上述学者的研究无疑对家庭代际养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议题和分析视角，但同时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郭志刚、张恺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夏传玲等人所用的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研究认为子女数对于老年父母供养依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子女数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养老因素。徐勤进一步认为，随着子女同胞数量的增加，对父母的支持比例上升，在有五个子女同胞时达到高峰，然后对父母的支持比例随着子女数的增加而下降。徐勤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关于子女数与父母代际支持之间关系的曲线图，使人一目了然，然而此论证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社会现实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刘爱玉通过对我国家庭子女数与老年人支持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子女少的老年父母获得的非家庭支持高于子女多的老年父母，与通常人们认为的子女越多，获得各种支持可能性越大的观念相左，子女数量较少的老年人在感情支持上获得的可能性反而越大。

从上述研究来看，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的阐述，对农村家庭的现实状况分析的很少；且研究结论都是在某一时点对家庭代际支持的“点”效应的考察，对于回答“子女数与家庭代际支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类似的深层次问题则略有不足。（七）居住方式因素

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决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家庭代际互动的可能性和便捷性，同时也决定了家庭代际支持的有效率和成功率。多数研究表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国外的研究

日本的学者指出代际之间的共同居住往是一种传统文化规范下的家庭行为，强调亲属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代际共居使得父母能够更为方便地照顾子女的家庭生活，为他们做一些家务事情，而子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老年父母。有学者对欧洲多个国家的考察认为，出于经济的考虑和家庭的整合，共居在南部欧洲的家庭中是非常普遍的，北部欧洲的家中父母与子女往往分开居住，但他们居住的都非常近，往往在同一栋楼或者社区；子女与父母的共居并不存在明显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行为，更多地表现出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和帮助。Frank 的研究认为，富裕的子女很少会和父母一起居住，当父母或者子女有一方比较穷困的时候，共居才可能发生，大多数子女都会从共居中获益。经济收入较低的中年子女更可能与父母住的很近，这样能够更为方便地照顾父母和获得父母的帮助，而居住在养老院的父母则很少和子女联系，也较少获得子女的代际支持和帮助。也有学者对台湾家庭的研究认为，子女与父母共居在台湾是很普遍的（父母往往与儿子共居），共居促进了家庭经济的快速增长，体现出与市场提供服务相区别的对家庭自我互助的偏好；富裕的子女通常不会和父母共居，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以金钱给予为主要方式，较为贫穷的子女则选择与父母共居以能够共同享用家庭设施来达到资金积累，他们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主要以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为主要形式。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居住距离的远近以及父母是否居住养老院都会影响家庭的代际支持；在家庭代际居住方式中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子女的经济状况是决定是否共居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家庭代际支持的类型和数量。2．国内的研究

与儿子、儿媳一起住是城市和农村的老年父母的首选居住方式，农村老年父母与自己的儿子、儿媳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年父母，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有利于子女一代在父母需要时及时提供各种帮助。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比例要高于不同住子女的支持比例。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亲密度要远远高于子女与父母独立居住的亲密度，而亲密度进一步影响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和帮助。鄢盛明等认为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居住安排对代际支持影响显著，与其他子女相比，和父母同住的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最大，婚后经济和感情支持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张文娟、李树茁认为共同居住是一种主要由父母的需要决定的，为其提供代际支持的居住安排。经济资源的缺乏导致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增加，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成为与子女同住的主要原因。王跃生对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子女与父母分居虽然并不意味着彼此经济联系的减少，但在生活照料上肯定与同爨共居不可相比。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子女与父母的共同居住不仅是“孝”文化规范的作用，更是出于家庭养老的需求。（八）文化观念因素1．国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孝”文化，主旨思想是子女应该尊重和照顾自己的父母。在传统的家庭内部，父母在老年时候依赖于自己的子女提供代际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于儿子而非女儿，特别是女儿出嫁之后尤其如此。在传统的文化系统中，婚姻意味着女儿已经加入了她丈夫所在的家庭内部，相比年幼者和女性成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男性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力。儿子是与其父母保持联系的家庭成员，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往往被期望给予父母良好的经济支持。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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