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犁,游杰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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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聚落：北川古羌寨遗址建筑与环境空间研究试读：
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演变出了五十六个民族。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羌族，便是其中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民族。它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迁徙演变形成，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历史上的古羌族居住在我国三河地区，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羌人生产、生活的影响，加上后来汉人对羌人的打压，羌人便开始选择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因此，羌民们来到岷江和涪江的上游，慢慢开始转变为以耕种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居住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最初的居住在帐篷中转变为“垒石为室”的居住形式。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是一个转折点，羌民和汉民渐渐融合，羌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居住形式也随着改变，逐渐汉化。但是在一些高山地区，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羌族“垒石为室”的居住形式。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青片乡及片口乡等区域内的羌族便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的羌族居住形式。后来随着羌民汉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羌民放弃了“垒石为室”的居住形式，开始慢慢地建造吊脚楼等居住建筑。北川境内的羌族，主要分布在都坝河、白草河和青片河流域一带，居住在山高坡陡、河谷狭窄、水流湍急的地方。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北川羌族对战争防御的顾虑逐渐减少，因而建造传统的碉楼和石砌房也正在慢慢消失。
20世纪30年代，离北川青片乡很近的叠溪发生大地震，导致周边很多地区羌族聚落遭到破坏，很多羌族传统建筑也在这次大地震中损毁。据考察，位于小寨子沟地区的羌族传统聚落离叠溪距离很近，受到这次大地震的极大影响，导致大多数羌族传统建筑倒塌，羌民大部分迁出了以前居住的高山地区。
据考证，小寨子沟地区的古羌寨大约在明代由茂县等地迁徙至此。当时的首领率领一部分羌民到小寨子沟后发现这里土地肥沃、环境优美，便慢慢地迁徙到了这里，然后开始在此定居。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小寨子沟地区发展形成了三座大的古羌寨。那时的古寨，人丁兴旺、生活繁荣，规模十分庞大。三座寨子都建于高山之上，保留了羌族传统的居住习惯和生产、生活习性。
但在叠溪大地震之后，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古羌寨的衰落，最终灭亡。羌民们改变了高山居住模式，迁徙到了河谷地带，改变传统的“垒石为室”的建筑形式，开始建造干栏式“吊脚楼”建筑。近百年来，这些古羌寨只剩下苍凉的遗址，静静地躺在高山之上。
本书通过对小寨子沟深山峡谷中的三处古羌寨聚落遗址进行数次详细调查和实地测量，结合对川西北地区羌民族的迁徙和聚落发展演化过程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从古羌聚落遗址的历史空间演化、古聚落遗址的空间构成，以及聚落遗址的建筑环境特征和空间关系及其表现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同时针对古聚落的兴旺与衰落过程进行了分析，最终提出了对古羌寨生活环境空间的保护意义和开发建议。
本书正文共6部分：第1部分主要讲述羌族历史和北川地区羌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小寨子沟地区古羌建筑文化，由蒋婷婷、蒲上参与了资料的汇集和整理并协助编撰。第2部分主要描述了小寨子沟地区古羌寨遗址的发现过程以及多次对遗址进行的详尽考察和探索研究，并对古建筑进行测绘与统计分析，由罗吉祥参加初稿的协助编撰。第3部分主要分析与研究三座古羌寨聚落遗址空间的构成与演变，运用历史城镇逆向空间分析方法分别对古羌寨聚落遗址空间进行分类研究，并对空间的有效生长和消失进行了解析，黄晓兵、邱子君协助分析完成初稿。第4部分通过对现场数次的调查和测量，根据每一栋建筑的现场数据资料对建筑进行性质分类与想象复原等，并对重点的建筑区域和场所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最终展示出古羌寨昔日的样貌，对重点建筑及重点场景进行建筑复原和生产生活场景复原，并对建筑环境和建筑构件从建筑文化、建筑空间多角度地展开分析研究，由游杰、向晓琴参与分析和编撰；第5部分着重通过调查走访得到的资料以及从地质环境和地质条件着手，详尽地探索影响古羌寨兴衰的原因，对古羌寨传统聚落兴衰作出了总结，对城市规划现场选址提供了参考依据，让后人明白城镇与村落选址的重要性，由周天鹏协助整理。第6部分从现状问题出发，对古羌寨遗址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建议，最后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开发建议，为小寨子沟古羌寨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参考依据，以及对小寨子沟和尚武村地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资源的旅游开发提出了一些思路，由杨九玲协助完成。本著作综合了项目研究所有的分析与研究资料，主要由袁犁与游杰组织撰写思路和工作框架，分别负责前阶段和后阶段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后由袁犁负责对第3、5、6部分深入的技术分析与成稿；由游杰负责第1、4部分的技术分析；由姚萍负责第2部分的分析与成稿工作。
本书以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小寨子沟三个古羌寨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古羌寨传统的生活环境空间和传统古羌建筑形式。建议对古羌寨聚落遗址进行保护与开发，将古羌寨聚落遗址纳入整个小寨子沟景区的旅游范围之内，适当在古羌寨聚落遗址周边恢复重建一些典型的羌碉，供游人体验古羌寨的生产、生活。通过科学的手段划定保护范围，以及将古羌寨聚落遗址建设成为一个古羌寨遗址博物馆，供中外游客观赏考察；为青少年创造一个了解学习古羌寨的实习场所；也为中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古羌寨传统的生活环境空间和传统古羌建筑形式的研究基地。
本书对古羌寨传统的生活环境空间和传统古羌寨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以及对古羌寨的保护与开发，仅仅是在前人诸多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的一些新的思索与新的认识，所取得的成果也只是一个新的进步，有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还缺乏清晰的表达。由于时间匆忙和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仍需要不断地修正、完善和提高，期盼读者批评指正，以利共同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本书图片除注明资料来源外，均为作者研究项目中的拍摄与分析制作。规划设计均由西南科技大学“袁犁导师工作室”组织完成。作者于西南科技大学老校园清华楼2015年6月1北川地区古羌文化与资源1.1古羌历史概述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而且最古老的民族。早在古老的甲骨卜辞即甲骨文上就有了记载。很多古老的传说资料中都记录了有关“羌”“姜”的传说。
甲骨文上的羌方是指羌人的方国，也即羌人部落的代称。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武丁曾令人伐羌方，如卜辞：“王北羌伐”“王乎伐马羌”。武乙时曾命五族伐羌方，并祈祷多擒羌人：“王重次，令五族伐羌方”“王求其羌方禽（擒）”“贞吴弗其气羌龙”“征羌，七月”“亦征羌”。甲骨文上的羌作“”“”。《说文羊部》中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羌，本西戎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所以，羌族是以从事畜牧，并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阐明了羌族的族源和原居地，因此可以推论出“羌”是“三苗”的一支分支。“三苗”又叫“苗民”“有苗”，是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有学者认为，“三苗”原居长江流域，与南岳衡山为邻，是华夏同样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活动范围为长江流域，后经过北迁南进，逐步分化出许多分支，而在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民族，[1]羌族即为其中一支。由此推断，作为“三苗”的原聚居地的长江流域也应该是羌族部落的原居地。有关羌族的形成，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也有明确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正是在这次北迁南进的漫长过程中，古“三苗”学习并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在迁徙中，不断融合了当地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新的民族认同感。同样因为融合了当地的人居，使他们的人数得到了增加（图1.1）。经过这次迁徙，古羌民族完成了“以变西戎”的过程，分布遍及黄河中下游，最西至今陕西渭水和甘肃东南部一带。图1.1 “三苗迁徙图”资料来源：《东亚人的遗传系统初识》，李辉，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壹北）,2002.101.1.1 古羌人的迁徙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而又活跃的民族之一。汉代以前曾先后活动在长江中游、黄河流域、河西走廊、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陇南及川西北等地区。
学者史文认为：古羌人在陇右地区生活了若干年后，逐渐向东、西、南三面迁徙，开始了历史上的大分化过程，同时也开始了同其他部族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过程。这是古羌民族第一次举族迁徙。其中，古羌人向西南迁徙的为数最多，且种类繁杂。《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有越崔羌、广汉羌、武都羌等。这些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南下后，在南中地区繁衍成了各种支系。《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部分古羌人一直保持其生活习俗，发[2]展成为今天的羌族。
传说夏朝的建立者禹也是羌人后裔。《史记·六国表》曰：“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禹“家于西羌，地石纽”。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伯禹夏后氏，夕以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石纽之所在，《括地志》中说：“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羌人对此地甚是崇敬。《水经·沫水注》广柔县说：“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牧居，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其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图1.2）。图1.2 位于北川县治城（今禹里）山石上的“石纽”
公元前659年，面对秦国向西不断扩张的威胁，活动在渭水流域的羌人首先感受到了威胁。大批羌人从此迁徙到了黄河、湟水、隆务河等大小河流及河谷地带，即青海的“河曲之地”。这里有适宜灌溉耕种的农田，还有湖泊和大片草原适宜放牧，正好符合羌人耕牧并举、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加上这里的地理条件相对封闭，使他们能够暂避秦扩张的锋芒，使三河地区一时成为羌人活动的舞台。
古羌民族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再次开拓疆土到三河地区。部分羌族部落为了自保，不得不离开居住了百余年的三河地区。此次他们向西、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迁徙，路途遥远，迁[1]徙时间长。
今天岷江和涪江上游的羌族即是这次迁徙的结果。当时，羌人的一部分从河湟地区向横断山脉方向的河谷地区迁徙，到达了今陇南和川西北一带，形成了广汉羌、武都羌等羌族部落（图1.3）。由于岷江上游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因而相对于迁徙到其他地区的羌族部落而言，只有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特色较完整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图1.3 古羌民族川西北迁徙示意图
纵观羌族的迁徙之路，从长江中游发展到黄河流域，又从黄河中下游进入河湟地区，然后再次由此迁出，分散至青藏高原、西域诸地及陇南和川西北等地。1.1.2 岷江与涪江上游古羌民族的发展（1）羌戈大战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在秦兵兵临渭首之时，羌人首领忍的叔父卬，惧怕秦国的威势，率其族人向南迁徙直至远离河曲地区数千里之外，后分为三支，逐渐与其他羌人断绝往来，而剩下羌人则继续留居湟中，繁衍壮大。南迁的羌人，除越巂羌外，武都羌和广汉羌皆在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一带。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是一部具有英雄史诗性质的颂歌，它讲述了远古时候，羌民的祖先由西北辗转迁徙并定居岷江上游的历程。其时，羌人与“身强力壮、凶悍威猛”的戈基人频频争战，后在天神的帮助下，战胜了敌人，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羌戈大战》反映了历史上羌族经历过民族大迁徙的史实。羌人与戈基人在相遇的初期，在生活技能方面曾有过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如犁田耕种、治火、种麻、取水等。然而羌戈间的交流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的，其间冲突不断，继而引起了激烈的争斗。羌人与之几起交锋，屡战皆败，已经到了准备弃地而逃的地步。幸运神灵在梦中启示，乃于颈上帖羊毛作标记，以尖硬锋利的白石英石为武器，再与戈基人沙场决斗，终于战而胜之。从此羌人得以在岷江和湔江上游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成为“有语言、有耕牧、知合群的民族”。为了报答神恩，羌民族世世代代都以白石象征最高的天神，供祭于庙宇、山坡以及每家每户的屋顶白塔之中，朝夕膜拜，虔诚之至。这一习俗一直沿袭至今。（2）明代土司制度
在明代，羌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为羌族地区与中央封建王朝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创造了条件。而明王朝在羌族地区广泛的推行土司制度，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土司制度兴起于元代。此前的世祖中统五年（1264年）曾设置安州，领县一。州治在今安县，所领县即石泉县（今北川县治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设威州（治今理县薛城），领通化县（今理县通化）；设茂州（治今茂县凤仪镇），领汶山县和汶川县。土司制度确立后，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明初在羌族地区设置茂州领汶川县，威州领保县（今理县），龙安府领平武、江油、石泉（今北川）三县。
土司不论大小，都建有衙门，其直接管辖的寨子置有庄房。土司行政机构其下有土舍，是土司的辅佐，多为兄弟或近亲充任。另设有头人，为土司管理数寨，各村寨有寨首，为统治羌民。土司在所统治地区，便为一个小国王，自订一套“土规”“土律”的法律。（3）明末清初“改土归流”
清初，对明代以来的羌族土司继续加以封任，前后共置有二十余处。由于在土司制度下，繁重的无偿劳役和高额的租税，以及种种其他的收刮，严重地阻碍了处于农奴地位的古羌人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土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农奴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大大震撼了封建土司及地方官府的统治。这些都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考虑在羌族地区改变统治方式。废除世袭的土司制，代以封建王朝的州县流官直接统治的改土归流这一政策的付诸实现，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进一步深入的结果。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在明朝后期即已有之，如石泉县（今北川羌族自治县），在清代中期即先于其他羌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大规模的实施，还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废除杂谷土司之后进行的。（4）近代羌民族
辛亥革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我国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加深。
民国初期，羌族地区沦陷到地方军阀的残酷统治下。1925年，川军的第二十八军利用地方哥老会势力，在川北组成“江防军第六混成旅”进军茂县等地区，驱赶了原驻的军阀部队，从此以后茂、汶、理、松一带的羌、藏地区便成为二十八军的割据“防区”，北川县为川军十师防区。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撤离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西征”战略大转移。3月29日，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成功，迅速攻占了北起青川平武、南至梓潼彰明等广大地区。4月11日，红军解放平武县城及平武地区周边的羌族聚居的部分地区。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开始进入北川县境，数十天迅速击溃敌军，解放了北川县境内的广大羌族聚居地区，包括邓家渡、插旗岭（今曲山镇东溪）、卢全树（今开坪小园）、马槽、墩上、蔡家嘴（今禹里）、干柴岭（今漩坪）、东岳庙（今晓坝）等地。红军在北川县羌族聚居地区大力宣传，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特别是羌族人民的全力支持，取得了千佛山战斗的胜利，保证了10万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北川峡谷西进茂县，进而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随后的数个月，红四方面军实施了著名的土门战役，取得了强占北川河谷、突破土门封锁线、激战千佛山、守备观音梁子一线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分割围剿”红军的阴谋，使红四方面军先期攻占了川西北，为赢得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必要条件。土门战役的组织和实施，均在羌族聚居的北川县和茂县东部及松潘县东南结合部地区进行。得到当地及邻近地区的羌族和其他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红军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重要条件。
1958年7月7日，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羌族自治区——茂汶羌族自治县，实现了羌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党中央的关怀，国务院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羌族和其他各族人民。1.2北川地区的羌民族与古羌寨聚落
据史籍记载，北川是奴隶社会夏王朝的创立者、治水英雄大禹的降生之地。大禹是华夏民族国家文明的始祖。并且，大禹是中华大地洪水泛滥时代，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治水领袖。北川至今仍保存着大量有关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自古称为“神禹故里”。
1989年3月23日，北川县禹里羌族乡境内的大禹文化风景区被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风景名胜区，距绵阳市100 km，景区总面2积30 km。景区包括了周围的禹穴沟、石纽山、摩岩甘泉、三叉河、誓水柱、禹庙、金锣岩、刳几坪、禹州池、一线天、血石流光等。1991年建成的仿古建筑大禹纪念馆，同样也已成为人们凭吊大禹功绩、缅怀大禹精神的重要场所（图1.4）。
羌族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族。他们的舞蹈姿态摇曳，欢快热情，充满羌族人民对生活、对信仰的热爱。比如各种祭祀的舞蹈、礼仪性的舞蹈、聚会性的舞蹈、求偶舞，等等。其中流传最普遍的锅庄舞，便是大禹文化对羌族文化习俗影响的产物（图1.5）。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脚患风湿，走路时一瘸一拐，人们为纪念大禹常年致力于治水，将其姿态编成“禹步”，后来慢慢演化为现在的锅庄舞。而羌族人民的音乐就要数羊皮鼓和羌笛了。羌笛的演奏与制作技艺是国家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保护项目。“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的笛声苍凉忧郁，时常演奏悲壮的歌曲，从笛声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羌民们千年征战，万里迁徙的历史情怀。图1.4 震前大禹纪念馆原貌 周洪攀 摄图片来源：http://www. chinanews. com/图1.5 羌族的传统锅庄和羌绣
羌族，还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然而，现在北川小寨子沟地区的西窝羌中能说羌语的人不到10%，许多年纪上了七八十的老羌民都不会说羌语。因此，羌族的历史文化都是依靠彼此之间的口承相传，才得以传承下来。尤其是一些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1.2.1 北川的羌寨建筑
羌笛，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释比文化、羊皮鼓舞等也是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最能体现羌族悠久历史与文化的还要数其羌族的建筑。其以优美的外部形态，合理的空间分配，严谨的布局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羌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之一。
岷江上游的羌族自古以垒石为室的石碉建筑闻名。史书记载，羌民在岷江上游河谷地区建造石砌房屋，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而这种建筑形式在一些地方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冉駹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众皆依山而居，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隋书附国传》记载：“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邛笼即为羌语中所说的碉楼，由于战争的原因而修建”（图1.6）。图1.6 巍峨的“邛笼”——羌碉资料来源：http://cd. aiketour. com/raider/show_199. html
古代羌人本居住在西北河湟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加之当时汉人对羌民的打压驱逐，羌民们便寻求更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域。因此他们来到岷江和涪江上游，逐渐转变为以耕种农业和畜牧为主的生活，居住形式也随之转变，不再居住羊毛帐幕，而是“垒石为室”的石砌
[10]建筑。
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羌族与汉族的社会生活更加融合，汉化程度较高，居住方式也慢慢汉化。只是在一些深山地区，如北川青片乡、片口乡等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石砌建筑。发展到近代，木制吊脚楼才逐渐成为羌族村寨的主要形式。
北川境内的羌族，主要分布在都坝河、白草河和青片河流域的河岸，居住在山高坡陡、河谷狭窄、水流湍急的地方。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北川的羌族对战争防御的顾虑减少，因而建造传统碉楼和石砌房的缘由也就随之慢慢的消失。但由于地处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的气候，夏季多暴雨，部分建筑内部格局依然保留着传统羌碉的形式，通常仍在房屋周围和底层圈养牲畜的地方至今仍是利用片石垒起围墙。像这样石砌碉房与板屋吊脚楼相结合的形式，便成为了能够良好适应这种气候的建筑形式（图1.7）。图1.7 小寨子沟木结构与石砌房结合的建筑形式
至今，北川小寨子沟地区的尚武村依然是羌民较聚集的地方，高山上还留有多处羌族碉楼建筑群落遗址。巍峨的羌碉在浓绿的背景下，映衬着蓝天白云，在山风中挺拔向上（图1.8）。图1.8 茂县中国古羌城——屹立的羌碉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http://travel. newssc. org/system1.2.2 北川的羌寨历史环境
位于北川小寨子沟地域的羌寨群，早在明朝后期便已存在，是保存较为完好的羌寨群落。在长达400年左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这里的羌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的物质文化遗产——高山羌寨石碉建筑。这不仅是小寨子沟地区羌族的建筑文化标志，更是整个羌族村寨历史空间的见证。图1.9 山坳中的西窝羌寨
北川地区的古羌寨文化保存较好的群落主要聚居在青片及小寨子沟毗邻地区。北川青片河流域的羌寨包括新建、修复和遗址近20个，五龙寨、西窝羌寨（图1.9）、神树林羌寨、大寨子、庄寨等。
在北川境内的现代羌寨，除小寨子沟地区的西窝羌寨外，其余羌寨都只是零星分布，最大的规模也不过三到五户人家。据当地老人讲，这种状况是解放后逐步形成的。社会的稳定，战乱平息，交通系统也逐渐发达，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羌寨普遍逐渐从高山、山腰迁往河谷一侧的小平坝，住户由集中转向分散，人口慢慢由山寨流向城镇[12]。
小寨子沟地区的传统羌寨因其自身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较其他地区的羌寨不同。在选址、总体布局和建筑手法上，民族风格和地域色调鲜明。值得庆幸的是小寨子沟地区现存的古羌族建筑群遗址，还没有完全被现代社会的进步所吞噬。1）历史上的羌寨聚落选址（1）战争因素影响——易守难攻之地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羌族从青海、甘肃南迁进入川西北，一路上作为外来者不断受到汉人、戈基等民族部落的排挤，战争也随时与之相伴，羌族人们颠沛流离，散落在川西北岷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为争夺水源、土地、粮食，战争时常发生。于是立足山川这样的险要之地呈现出明显的军事意义，选址地点则要求可洞察方圆百里的风吹草动，便于扼守交通要地，要有易守难攻的条件。（2）重视生命的繁衍——以箭射种，收种为址
羌人选择新址的原因可能在历史上更多的是随战争而迁徙，或灾害而避走他乡。但是更深层次的是以箭射种，收种定址，插占为业。“可以生长青稞吗？”“可以生长庄稼吗？”这是羌民选择寨址首先要对自己提出的问题。选址其最根本的就是生命的繁衍，是否有足够的土地，是否有足够的粮食。有，则居之。
据羌族的《勒撇尕基》中记载，这里的远古羌人在最高的神山上射下了一支带有青稞的箭。箭射落在现在的一片空地里，当时这里却是草荒树杂，并有野生牛羊出没。羌人第二年来看箭头所落的地方，长出了青稞，而且长势非常好。开寨立地时抓一把土放在怀里，立一颗白石在此处，说“尕基呢厄哇！”意思是这就是我的家园了。羌民们便依山垒石，每年垒一层，并逐渐扩大规模，慢慢地，羌寨便形成了。
这种传说，在小寨子沟地区的当地羌民也有流传，实际上是古羌人从茂县由东进入北川小寨子沟地区的深山峡谷地区，认为这里深林茂密，土地肥沃，山沟纵横，流水潺潺，其自然环境条件要比茂县地区优越很多。于是他们插占为业，开垦田地，将带来的青稞种子播撒在山坡地上，第二年便获得了好的收成，从此便开始在此安居乐业。
同样，水是生命之源，是否有安全可靠的水源，对于村寨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羌寨选址大多遵循“大水避、小水亲”的原则，避开大江、大河、大沟以防自然灾害，而选择水源、水质较好，流量稳定的中小溪流，以保证用水的充足。（3）劳作方式影响——由游牧到耕种
古代羌人原本在以西海，即现在的青海湖为中心的青藏高原辽阔的草原上生活，主要以游牧为生。然而由于青藏高原气候寒冷，生长环境恶劣，植物的生长期较短，并且由于原始的石器难以在冻土上开创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羌民都一直维持着“游牧无常处”的状态。后来的羌民们逐渐迁往川西北地区，他们便有意识地选择了靠近河湾滩地的山坡和坡脚，逐渐开始了耕种与放牧结合的生活形式。（4）选址价值取向——选址对羌民们意味着生命的延续
现如今，羌族作为一个山地民族，他们要生存在环境条件极差的岷江河谷大山峡谷里，必须要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自然抗衡，像青稞的种子一样，在任何自然环境下，都能生根，才能把大山峡谷建设成自己的家园。因此，生命对他们来说是尤其重要的，生命的种子要开花结果，必须要有能让自己生命繁衍的生存土壤。因此，选址也成为了他们生命循环中的重要环节。2）古羌寨聚落空间感受
羌民们过去居无定所的草原环境，让其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感受，长久以来的生活空间宽阔辽广，层叠的群山，千沟万壑，养成了羌民们的自由随性，追求远方，放逐自我的性格。但随着其向川西北山区的迁移，他们对空间的认知感受，随着新址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北川的羌寨普遍依山居住，居有定所，建筑密集，空间从开阔、一望无垠向有限的空间转变。
同时，羌寨布局形式的发展也改变羌民们对空间在方向上的感受。从以往水平方向上延展的空间范围以及行为区域，转变为沿山体外部的垂直方向，羌民们在山坡上——山脚、山腰、山顶上进行生活、生产与日常交往。以及由过去水平方向且方向无定型的生活空间向以家庭为个体单位的，从游牧文化带来的无限的空间感受与集体记忆，逐渐向有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以及独立个体转变（图1.10）。
羌区的大部分羌寨，均依山而建，并且是沿等高线布局，大致有以碉楼为中心，以水渠为中心，以道路和过街楼为中心，以官寨为中[15]心等几种空间形式。图1.10 羌寨空间感受的转变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 qh. xinhuanet. com/klysj/柳长波 摄；东方古堡——羌族建筑[期刊论文]—中国西部，2011（13）3）古羌寨聚落环境具有极强的群体性和等级秩序特性
羌人历史上久经战乱，被迫迁移至岷江上游之后，羌族个别支族由于地理原因，分布各地，相距甚远，势单力薄。因此为防御外敌，每个羌寨内部都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其民居布局与其民族性格一致，强调整体，群体意识感强烈。
中国封建制的社会政治秩序，皇帝拥有绝对权威，等级森严，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划分出上下、尊卑、主从等关系。同样，在羌族，处处以等级化、秩序化的布局来表现统治者的权威。这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伦理思想在羌寨有明确表现。
再者，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整体性的缺乏经济资源，使得当地居民对资源的占有、竞争、分配、成为羌族组织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寨子沟地区的古羌大寨总体布局就具最明显的体现。从山脚至海拔2200米左右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建筑组团。由低海拔向高海拔，建筑的体量和规模也逐渐变大，建筑结构以及建筑类型级别也越高。同样，居住的人群等级依次升高，依次为普通寨民，寨王的亲属以及官宦，而寨王则居住在最高层的上寨房，一般称为“大王寨”。大王寨周围环境优美，视野开阔，青龙山、白虎山环抱，坐拥山色美景，[16]充分体现了当时繁荣时期寨王的权威（图1.11）。图1.11 大王寨眺望铧头咀雪山（海拔3955米）视野开阔，坐拥山色美景1.2.3 北川古羌石碉文化
碉楼是古代羌族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生活空间形式，是古羌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符号之一。据专家考证，现代羌民在北川大山定居虽[17]然仅有约400年，但却极大地丰富了砌石碉楼的建筑文化。并且各村寨聚落因其历史文化与地理位置的不同，赋予了自己聚落碉楼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现出了各具特色，变化无穷的羌族建筑和空间环境。
北川小寨子沟地域的羌寨早在明朝后期便已存在，是保存较为完好的羌寨群落。直到清代中期，北川羌人仍然普遍使用碉房，清代后期，小寨子沟地域一带的羌人才开始修建木结构房屋，并经百余年演[8]变，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房屋居住形式。1）建筑材料
古代羌族建筑一般分为羌碉和民居房屋，它们均由就地取材的石块成层建构而成，形成一种水平方向上的叠错韵律。由此可见，古羌人对于石头这类自然生态的材料的使用有着特殊的理解与情感。这种羌族石碉建筑主体大多采用片石建造，并配合以少许结构采用土以及木的建筑。这足以体现了羌族建筑材料的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信仰和文化的两个特点。首先体现了羌族注重建筑材料的自然性和生态性；其次在传统的羌族文化与认知中，石、土、木等万物皆有灵气。片石意味着彼此之间的锲合，像人类彼此之间的亲近。这种石头、泥土、树[1]木之间的灵性与亲和性，就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然而这样一座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建筑，承载着的不单单是对自然的崇敬，对环境的热爱，更多的是生活生产、种族信仰、社会政治、军事防御、艺术美学的羌族文化。2）古羌石碉的结构文化
羌族建筑文化是一种由多重结构的融合所承载的情感体现。
古羌建筑历经数千年演变，逐渐融合了我国三种传统建筑的主要形式，即游牧民族帐幕式、汉族窑洞式以及干栏式建筑的特征。明显表现出古羌人的迁徙，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建筑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同样具备羌族自身的特色（图1.12）。图1.12 羌族建筑多重结构形式的融合左上：传统帐幕式；右上：传统窑洞；左下：传统干栏式；右下：现代羌族木制与石砌结合3）古羌石碉建造技术
最能展现古代羌人的勤劳智慧，体现精湛独特的羌族建筑建造技术的还要数石砌的羌碉建筑（图1.13）。它们在布局和建筑手法上，民族风格和地域色调格外突出。古羌石碉集生活、防御、信仰崇拜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具有高超精湛的建筑技艺，又显示出极大的经济性与社会性。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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