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精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鸣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历史的空白处【精装】试读：

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毛病是文革给闹的，刚刚学会读书，就赶上禁书，所有的书，都给打上封资修印记，一股脑烧光，害得我日日饥渴，有时比真的饿肚皮，还要难受。读书成瘾，跟吸毒近似，清代大儒颜元，说读书人是吞砒霜之人，即吸毒成瘾者，不假。我的邻居兼好友卢跃刚兄有名言，为书买房，为儿子挣钱。我同意而且拥护头半句，两次换房，都因为书装不下了，一个人倒是有个搁下身子的地方睡觉就行。

好读书，但是乱读书。我虽然学历上是个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间跟老师聊天，没有正经接受过科班历史教育，如果说还有点知识，不过自己乱看看来的。小时候看书，能逮到什么看什么，拿到手里的书，如果时间限制比较紧，就飞快地看，如果相对比较充裕，就整本的抄，记得我抄的第一本书，好像是本叫做《美国政府机构》的书，大概是本文革后期提供给新闻报道人员做参考用的，从那里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会，什么叫行政权，也知道了原来人家的国务院只是外交部，跟我们不一样，还知道了原来负责美国总统保护的，是财政部。上大学之后，虽然学的是工科，课程压力大得要命，但毕竟社会上的书多了，我也忙里偷闲，狠狠地啃了几本大部头，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没人解，有疑没有问，更没有人点拨你该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弃工从文，老师骂我弃明投暗，暗虽暗，毕竟比较充裕地满足了我乱看书的那口嗜好。从此信马由缰，兴之所至，读之所至，读研究生之后，挨老师骂，说我用心不专，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渊明主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常津津乐道，用我政治学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非学术性阅读。每每一本书读下来，问我书的学术理论，中心意思，核心问题，甚至于书的作者为谁，往往都不知道，但是书中我的“会意”点，却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忘不了，如果一本书这样的会意点多，那么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但一天忘了吃饭肯定有可能。

我是个野路子出来的所谓学者，使用的全是野狐禅的功夫，虽然没有本事，也没有兴趣关心大理论，大问题，但读的时候，总是爱想想，读到会意处，总喜欢掩卷而笑，笑毕遐思，每有所得，则欣然命笔，胡乱涂上一些文字，这就是我所有历史文化随笔的来由。所以说，虽说是什么随笔、散文，但实质上，不过是些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按理应该是给自己看的，印出来卖钱，好像有点对不起读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有人乐意看，出版商有乐意出，我想也没有关系，总之是周瑜黄盖，愿打愿挨，不喜欢的，离我的书远点就是，恨到买回去放在卫生间里当手纸，也无妨，只是纸质太差，又不卫生，还费钱，所以，建议这样的先生女士们，想出气，最好弄张我的照片，贴在镖靶上用镖扎，省钱，高效，还解气，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读书最喜读史，相比起来，在历史学的论著和所谓的历史素材之间，更喜欢后者，哪怕再乱，再没有头绪，也还是喜欢。读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写此文的前人，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又会怎样。如此这般之后，有时真的不知我之为谁，谁之为我，傻乐一通，起身到冰箱里，找一个个大的苹果，大嚼，然后爬上电脑，写几个字。张 鸣第一话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但是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第二话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

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不过，在鸦片战争当口，缠头巾的印度兵，命运并不好，中国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会优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说就是虐待，连打带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而英国人方面，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当众绞死，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印度巡捕，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但见了中国人，却是霸道的爷。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13%强。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第三话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将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酬金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算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锯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锯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

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第四话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的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第五话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功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萎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呆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骗人），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彪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彪悍也是彪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第六话官服的前襟与后襟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考中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

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考中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官员前肚和后背与宦海生涯的关系。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的毛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第七话官运挡不住的人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兼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兼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跟丘八混在一起，似乎连想都不用想。

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兼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兼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第八话“光绪”来了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2、30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4、50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的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有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功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两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借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起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第九话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造琴和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校长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理，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理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钟，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即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径，）。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诡异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味，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第十话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板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皇帝以及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的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