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试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
绪论
1947年9月22日是国际冷战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的目光都在这一天投向欧洲，为将世界分成两个相互对抗的集团，美苏之间的交锋在那里走向转折点。
这一天，有欧洲的英法等16个国家参加的欧洲经济会议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援助对欧洲战[1]后复兴特别重要，所以必须与美国建立各种紧密的关系。此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M.Molotov）曾在巴黎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上警告英法两国，不要接受美国不久前抛出的马歇尔计划，倘若在此[2]问题上一意孤行，就会“把欧洲分成两个集团”。事实表明，他的警告无济于事，不过苏联显然也做好了从另一边撕裂欧洲的准备。
也是在这一天，在波兰的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波伦巴的小温泉场召开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等参加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上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了世[3]界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后一个阵营要敢于起来斗争。
就这样，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就差将德国在地理上一分为二了；“两大阵营”也被宣布出现了，世界在政治上也被一分为二了。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将战后世界政治的这种发展名之为“冷战”，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是最准确地概括了战后一个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并因此很快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且沿用至今。冷战结束后，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还被称为处于“后冷战时代”，可见这个词影响之大之久远。
1947年9月14日，也就是“两个阵营”的出现被宣布一周之前，中国河北省武安市附近一个叫陶冶的小镇子上印发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当时还只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这天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人民解放军大反攻》。这篇社论宣布中共军队“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他们要“把解放的旗帜[4]插到全中国”。这时，世界上那些最睿智的政治家们都在绞尽脑汁，试图更深刻地诠释欧洲局势的影响和“两大阵营”还会在那里干些什么。还有不少人忧心忡忡，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将降临。总之，就是没有人意识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所阐述的事变意义有多重大。在东亚那片与欧洲规模几乎相当的中国大地上，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军队已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新的国家将在两年后诞生。如果论规模和尺度，这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小的地区在经历多年战乱和四分五裂之后实现了大一统。另外，中共夺取政权还导致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新国家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以往的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并给世界政治造成了剧烈的震动和相当长久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篇文章。
从微观层次上看，在东亚东北部地区的陶冶镇上发行的那张《人民日报》与在西欧的巴黎和东欧的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波伦巴小温泉场两地分别举行的国际会议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全球冷战的爆发与中国政局巨变在时间上如上述之的高度重合似乎只是个巧合。但是，从全球历史的长时段观察，这种偶遇很难说是没有关联性的，它相当直观地展示了美苏对抗将溢出欧洲，延展到东亚。冷战早晚会全球化，中国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同国际冷战的进程纠结在一起，未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必定要面对“冷战”这个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在同冷战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新的国家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诉求塑造冷战，至少最初在东亚地区是如此，随着时间的发展则逐步扩展到要塑造全球冷战格局。这本书论述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初阶段。
这本书将要叙述的“新中国外交”是1947年的世界与中国两方面形势发展的结果，在时间上主要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55年，差不多就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不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中，都是可以清楚识别出来的。这是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的巨变过程恰好重合在一起的时期。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1953年3月斯大林（J.V.Stalin）逝世，是冷战对抗最为极端的阶段。当时美苏两国处于极其紧张和近乎僵硬的对抗之中。在欧洲是1948年6月爆发柏林危机及随后的德国正式分裂，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及欧洲东西两边的所有联系中断。在亚洲则是爆发了朝鲜战争，结果不仅是朝鲜半岛分裂长期化，而且还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形成了两大阵营在欧洲之外的另一条激烈对峙的战线，在这里中美持续进行了3年的热战。极端对抗的局面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逐步缓解，美苏双方开始调整此前连通过谈判寻求妥协都不愿意的态度，这导致了局部和短暂的缓和，直到1956年在东欧和中东发生的危机打断这个进程；中国这时则迈开了改造冷战的步伐——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这本书要论述的时间范围。
就在美苏步入尖锐对抗并在斯大林去世后东西方关系一度趋向缓和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局正在经历极为剧烈的转型，即从中共取得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转向建国。这个转型的过程难以划出截然分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革命与建国是不可拆分的联合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也伴随着这场转型而诞生，并在与国际冷战的互动中塑造出自己的基本形态。
在国内外两个历史过程紧密交织的结构中，在中国对外关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相比，被命名为新中国的这个时期发生重大事件的密度和重要度都是最高的，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或不得不做出的重大决定之多令人目不暇给。它们包括中苏结盟、中美对抗、援越抗法、抗美援朝、印度支那地区停战谈判、处理东南沿海危机、参加万隆会议，等等。这些如此密集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不乏惊心动魄的，对后来中国、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巨大，有些决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如此丰富和壮观的历史场景的确是引人入胜的，为再现这幅画面付出努力确有其价值，这也是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变得如此引人瞩目的重要原因。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探讨新中国外交是如何发生的，给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给中国对外关系留下了什么遗产，等等，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会发掘出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在经历了60个春秋，尤其是经历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之后，当代中国更需要且比以往更有可能从更广阔和深远一些的视角来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更清晰地呈现其主要的特征和影响，从而帮助中国人更准确地界定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是谁，同“他们”到底曾经有过什么不同之处。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一个简单明了的现象就是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同冷战的起伏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决定了研究新中国外交缘起的外部环境。因此，要叙述它与世界政治之间的互动，首先要界定清楚它与冷战的关系。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5]“解放军口号”，公开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其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为标志，国共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可能性。中共中央有关对外政策的阐述则初步昭示了它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对外政策倾向。在中共中央同时公布的八项政策中，第八条阐述了对外政策，大致反映了在后来的逐步发展中变得更为丰富的主要原则，即“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以及“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6]之民族”。从那时起，有关国家们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及其对外政策。
虽然冷战后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表明，美国、苏联和其他主要国家此时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共中央对中国时局的上述阐述，甚至这些国家很可能还都不知道中共中央的这条宣言，遑论去解读其含义和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理由相信，中共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取全国政权，并在一大片被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国家；尤其是难以相信这个新国家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能力，摧毁近代以来就是由列强建构的东亚秩序的基本框架。
就在1947年3月间，胡宗南的军队还喊着“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的口号占领了延安。谁能想到没过多久，中共军队就喊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跨过长江，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延安易手后不久，当时同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的苏共中央还电询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是否有必要到莫斯科去政治避难。莫斯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苏联驻华官方机构的分析。那些机构的代表们都认为，中共领导人的战斗言论包含宣传的成分，他们没能准确估计国共国内的力量对比。11月15日，在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A.A.Petrov）对前来话别的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并不总是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周恩来告诉他应当把国民政府在纸上存[7]在的力量与它的实际力量区分开来。
毛泽东当时的确表示过愿意去莫斯科，中共中央还计划过在坐落于华北吕梁山北端的山西岚县修建一个机场，以方便双方人员往来，包括在必要的时刻方便毛泽东去莫斯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希望去莫斯科绝不是为了政治避难，因为他这时已经足够英明地洞悉国共战局在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共军队正在取得战略主动权。后来斯大林了解了中国形势后，却没有接受毛泽东访苏的请求，他可能是[8]担心毛泽东这时会给莫斯科带去尚难预料的麻烦。他可以接受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政治难民去莫斯科避难，后来却对接待一个胜利者那么勉强——这多少反映了斯大林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历史学家们相当详细地挖掘了美苏的历史档案并尽可能地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以便讲出一个个逻辑清晰的故事。但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已经可以大致确定，所有那些被历史学家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叙述的美苏对华政策等，都应该被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即美苏正在欧洲进行尖锐的对抗，加之处理对华关系的历史惯性，它们的领导人在应对急剧变化的中国政局时，基本上都是既缺乏热情又措手不及的；它们的政策至少不能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源于它们各自对华政策的历史和它们分别同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历史，在现象上则表现为两个国家的政策调整有早晚之分。必须说明这一点，是因为后来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演变同这样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即在新中国外交同全球冷战体系（或者说全球冷战体系与新中国外交）的互动中，存在着大量因决策者无经验、不重视、认知准备不充分甚至是盲目等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对于卷入其中的决策者来说，在认知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毫无经验的尝试和探索。
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又何尝不是处于类似的仓促之中？毕竟内战的胜利和建国的重任到来之快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是始料不及的，遑论由此引起的外交问题，相对而言这是一个他们最不熟悉的领域。他们为应对国际冷战体系的各种考虑和政策包含着为达到既定目的仔细算计，但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快速且有时是剧烈的相互冲击中，他们的确也是在不断摸索、试探和观望。导致新中国外交后来的发展状态的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卷入新中国外交建构过程的历史人物之间独特的互动。这构成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宣布要“建立新中国”后两年，国民政府便迅速土崩瓦解，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这时起，中国政局开始了一个由革命向建国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一个建设时[9]代的开始。毛泽东本人也一度断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尽管“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10]束”。当然后来他又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新见解。在从革命向建国过渡的时期中，蕴涵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奠基的一些关键的内容，它们必定要给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基本而又独特的影响，同时为后续的历史留下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磨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中国外交”就是革命和建国相互重叠时期的外交，它面对的外部世界是冷战，需要回应美苏全球战略博弈造成的有时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在内部面对的不仅是革命运动的诉求，还有从革命向建国过渡时期的各种基本诉求。这些内部的基本诉求也决定着中国人对外部形势将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从革命—建国的角度来定义这个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迄自辛亥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核心本质。新中国外交就是这个特殊阶段开始时期的外交，不论它面对何种外部环境，这个基本性质都是确定无疑的。如同20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洲新兴民族国家一样，这个阶段上的中国国家建设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民众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的和强烈的诉求，它们的影响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诉求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它们不能受到侵犯和损害，或者不能让它们受到的威胁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全，或者感到没有基本的发展前途。如果说国家安全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之一，那么主权与领土完整则是新中国安全观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基础，也是国家不能受到威胁的首要内容。革命—建国时期的大量案例都证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主权和基本安全的关注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地缘安全的理解相当深刻而且自然，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有足够的敏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些决策的主观要素同外部变动的安全形势结合在一起，导致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决心必要的时候在周边地区实施强有力的干预，包括军事干预。新中国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决心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变得非常明确和坚决，因为这种对抗能够从国内获得广泛的支持。
其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保持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特别强大的动力，除了个人发财致富这一基于人的本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要为它服务，或者至少不能长时间与之背道而驰，这是新中国外交变动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中共领导人从革命运动后期开始为中国未来发展选择的道路——以俄为师，在历史进程的这个重大时刻导致新中国在冷战中做出了“一边倒”的选择。其认知体系和到此时为止的政治经验等使他们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除了“一边倒”没有其他的选择。
追求现代化是一个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它们包括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所有制改造、制定和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将这些时间连接起来就是新中国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转变，这在最深层次上决定着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本书的叙述范围决定它不可能在分析这个阶段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时都去触及这个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此做一个宏观的勾画。
再次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二战后亚洲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长期存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艰巨使命，对于中国则尤为突出。中国革命运动集政治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于一身，后期名之为“解放”的战争在本质上也是一场统一战争。追求国家的完全统一无疑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推动力和目标，有时则是严重的制约因素。实现国家统一对于经历了近代外部力量巨大冲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否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甚至是中国人判断任何外部力量的首要标准之一。
最后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必定要经历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并在已建立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相对牢固的国家认同，包括对国家特性和基本形象的认知、认可甚至欣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新中国同样立即面临社会核心价值建构问题，包括塑造基本的价值观、中国公众普遍认同的国家形象，并通过对外政策行为界定和建立与之相符合的对外关系，包括世界观、基本伦理和行为方式，等等。这方面的诉求在深层次上决定着新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反之，新中国外交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正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建构了新中国的三个持续到今天的基本身份和认同：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新兴民族国家（现在称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当时和后来中国很多外交行为的依据和很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则成为对其合法性的挑战之一。在中国也一样，任何执政集团的权力是否拥有合法性，都同解决那些基本问题、回应人民的基本诉求有关；执政集团提出和推行的各种思想、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也必须能够解决或有利于解决那些问题，才具有持久的指导意义。同样，在解决那些基本问题和回应人民的基本诉求的过程中，执政集团也必然要将它的意识形态包含的理念、价值等转化为公众普遍认同的社会主流思想，从而确定其政策的正当性标准。合法性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应对挑战的成功与否部分地取决于能否制定和有效地贯彻合理的对外政策，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包括解决上述几个基本问题创造比较有利甚至是越来越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衡量执政集团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们的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从夺取全国政权到开始建国起，就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性问题，而且事实证明解决起来尤为艰巨，因为中共是按照列宁的革命组织理念建立的革命精英组织，肩负着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完成政治、社会和经济革命的重任。它在应对上述各方面挑战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改造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共领导人对完成这个使命的认识深度也同他们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有直接的联系，并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形成、界定和演变是中国最独特的文化现象，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是中西方关系的深层主题，这个中西关系从其开始和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深层使命是文化重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对于新国家的兴亡是决定性的。中共领导人并不可能在此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文化前途之争的场景之外来从事革命运动和完成国家建设，他们实际上也是将中西文化的冲突视为中外关系的内核，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复兴中国文化的强烈倾向，并且在成熟期越来越多地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部分的认可和发扬，例如对传统文化中反抗民族压迫思想的肯定与认同构成了中共的中国史观和革命史观的重要内容，也被论述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合法性的来源。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已经在检讨和重构中国民族文化，并名之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必将酝酿出越来越强烈的内在冲动。伴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愈加丰富和激昂，中国人必定要因对自我形象变化的体认，而重新定义中国在冷战体系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在做出最初的选择之后，必定要致力于重塑冷战体系，而且首先就是从重构与盟友苏联的关系开始。这已超出了本书论述的范围，但其开端已经存在于本书叙述的历史过程之中。当时毛泽东对“建什么国”这个问题的思考，从根本上决定了新中国在国际冷战中建立什么样的对外关系格局，并在塑造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安全观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建国问题的思考的演变，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其中的历史逻辑是一以贯之的。
国际冷战的演变与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建立在中国国内议程之上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动力。冷战的爆发以及在美苏对抗的基础上形成的冷战国际体系不过是决定了当时的人们需要进行的诸多选择，以及决定了必定要发生的历史过程具有某种形态。换句话说，有没有冷战，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会出现，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要服从于那几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冷战国际体系只是导致了人们需要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在持续不断的选择中塑造了现代民族建设过程的特殊的外交形态。进一步说，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冷战与新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需要叙述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新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另一个则是与苏联等盟友的关系形成与发展。在“外交”这个范畴所界定的范围里，后一种关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复杂。历史本身决定了历史叙述的内容、结构和过程。无视或忽视，甚至试图掩盖新中国与盟友之间关系的历史内容、其复杂性及巨大的影响，便无法完整呈现新中国外交的一些本质特征。
冷战最初紧张对抗的时期恰恰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特殊阶段的初期重合，国际冷战体系的形成和向全球蔓延与中国新国家的构建及其影响的外溢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等，成为新中国外交在其中发生发展的主要结构和基本背景。在这种内外交织的复杂网络中，那些制定政策的中共领袖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对外政策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外有关对外政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大量的案例证明，在外交领域，由于专门知识准备不充分，经验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紧迫等等因素，领导人往往会更多的依赖已有的思想和国内政治经验等，在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制定政策。在革命后期和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时，基本上处于专门知识准备不足、相关信息不充分并经常面临决策时间相对紧迫的状态，尽管他们对对外政策问题高度关注，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是事必躬亲的。他们的世界观和主要经历、政治经验等在制定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定要搜索出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共领导人的世界观和主要政治经验的话，这个词就是“革命”。
决定新中国外交的形态和演变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政治舞台的。王奇生对从那时开始的中国政治生态作了这样的描述：“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了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并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11]这一描述既准确又传神。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痛苦和破坏。特别是从清王朝崩溃到辛亥革命失败，无论中国的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试图或已经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等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外部威胁，都未能阻止中国的各种权益不断地丧失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另外，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促成了此起彼伏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和上层各种形式的改革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君主立宪到自立军起义，从辛亥革命到“再造共和”，从为“公理战胜强权”激动不已到为“庶民的胜利”欢呼，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呈加速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思潮也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飞速变化，并最终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一种甚至可以说是非革命不可的政治形势，社会气氛之紧张激烈犹如一堆遇火即燃的干柴。正如闻一多当时所言：“20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便成了现代文明的特[12]色。”
那个革命已经“成为常态”的时代酝酿出了大批革命者，他们有着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的激情。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们越来越相信和追求激进的变革，并充满了对革命将会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的憧憬。在当时那些共产党人的政治生涯里，列宁主义被他们当做信仰是缘起于他们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奋斗和追求。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最终信奉列宁主义的心路历程。促成他们转变的关键事态就是革命。革命是他们救国的最终选择，也是将他们的事业同信仰列宁主义联系起来的核心环节。正是有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加于中国人的耻辱，使那些共产党人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那种任人宰割欺凌的屈辱地位，以及摧毁造成中国这种地位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这个国际体系的本质就是压迫和不平等，恃强凌弱、弱肉强食是它的基本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经验也在激励着他们，使他们普遍相信，中国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激进的政治、社会的革命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必定同时兼具政治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它的目标就包括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种以独立、平等和尊严为其核心诉求的全新的对外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中国在其中拥有特别重要和受到尊重的地位。
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典型和代表。在20世纪初中国从改良到革命的政治光谱中，他最初并没有站在激进革命的一端，但后来的政治经历和思想发展导致革命成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的核心。
毛泽东从小性格倔犟，不愿屈服于压迫。在成为一位革命者之前，他先是崇尚过自由主义，追求个性的解放，强调人的精神和意志的伟大作用，认为“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起动力，奋发踔力，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13]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可能阻回之者，亦绝不可有阻回者”。毛泽东相信人的精神和意志的能动性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同他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运动和变化，人类历史则是治乱、成毁的无穷循环。历史上的“乱”“毁”是变动，是新历史的再造，是历史之常态，“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14]已”。在他看来，“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15]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正是历史发展的质变、飞跃等，给人的精神与意志提供了提升和创造的舞台和条件。故“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16]
毛泽东这种将反抗和追求精神飞跃视为高尚的思想特质导致他尤为痛恨当时中国面临的混乱与黑暗局面，痛恨任何强权施予中华民族的压迫和欺侮。在毛泽东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国家也[17]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以往的世界政治中充满了动荡与危机，而且这种状态是由国际体系的本质造[18]成的，“不自由、不平等、大战争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一度使国人欢欣鼓舞的英美法在一战中的胜利不过是“以社会的强权”和[19]“经济的强权”代替德国的“政治的强权”和“国际的强权”。在世界上造成不公平、非正义的根源是列强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它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压抑自国的弱小民族，宰制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的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服[20]屈己而已”。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受到过不同社会思潮的复杂影响，但他思想的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同情和赞赏几乎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发生于社会下层的草根革命，他并且相信只有联合起来的下层民众运动才能摧毁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列强的失望、愤懑和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及世界各地下层民众革命的欣赏，从两个方向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向往激进革命的倾向。他认为世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面是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蝇营狗苟，尔虞我诈，了无生气且充满血腥；另一面则是革命风起云涌，俄国“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在英美则有“罢工风潮”“炸弹爆举”、工人高呼“不许实业专制”；德匈奥民众在仿效俄国劳农的革命，在东方许多殖民地国家[21]“也起了若干的大革命”。总之是“风景这边独好”，下层民众革命正会聚成一股世界潮流，锐不可当，一派勃勃生机。在这个世界图景中发生的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运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位充满理想且个性浪漫张扬的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深受当时中国那些激进的思想家们的影响，他相信世界正进入一个“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生长的地方从事革命方便一些，其伟大意义却在于站在“‘中国’这个地[22]盘”为世界尽点力。中国的革命运动必然要“与全世界解放的民[23]族携手”。尽管毛泽东这时还没有付诸“行动的革命”，但他心中已经形成了革命的危机意识，其本质特征就是相信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对威胁与侵害特别敏感，以及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和跃进式的发展。
毛泽东对革命的欣赏最终是同他对中华民族之特性的认识和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而且处在特别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东海有岛夷，北边尽仇怨”，“满蒙去[24]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后来在延安面对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时，背诵了一本当年时政小册[25]子中的一句话：“呜呼，中国将亡矣！”以此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非要找到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可。另一方面，他越来越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并终将通过激进的反抗获得新生。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26]何民族为彻底”。
在延安可以静心思考并阐述他的历史观时，毛泽东将这些朦胧、粗糙和尚未固定的看法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激烈地批评过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他后来也不曾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偏爱古代中国，尽管他肯定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很多优秀传统，而且对中国历史典籍十分欣赏。他那时赞扬中华民族是同他的革命情怀一致的，在他眼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包括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27]段解除这种压迫”。对中华民族历史上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认定与高度肯定的评价，构成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核心，也是他的革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才如此断定：“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28]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
当毛泽东投身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后，他的思想越来越革命化。促使毛泽东转向革命的是1919年夏季开始在湖南参加和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和随后兴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后者是他第一次参加“建国”，即用被他称为“发声的革命”的改良方式，建立一个“自治的”湖南共和国，结果是失败了。毛泽东从这次失败的经历中得出结论：用最为激进手段进行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开始积极评价和研究俄国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的经验，并考虑把它作为效法的榜样。很显然，毛泽东是从革命这个视角认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只有革命之一途。他对蔡和森这样评价俄国革命：“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29]单要采这恐怖的方法。”他当时在推动湖南自治运动，还不认为中国一定要走革命的路，不过政治实践的失败导致他对仅仅“发声的革命”即渐进改良式的政治运动彻底失望。驱张运动的艰难和失败使毛泽东大为感慨，并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就心生艳羡。他认为“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依靠可靠党组织“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30]全在这些处所”。他说中国如有这样的“总革命”，他也赞成。毛泽东说这以后他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就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更确切地说，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信奉列宁学说的中国革命者。列宁、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促成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方面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列宁学说的另一个重要本质是强调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强调革命家、革命党、革命观念的突出作用。毕竟，在俄罗斯当时并不具备根据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史观应该具有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也没有出现列宁当时预言即将出现的世界革命高潮，但是，列宁仍然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正是这种被称为“倒过来的革命”，给人的精神和意志提供[31]了施展的巨大空间。它证明了只要具备列宁所说的那种被统治者不愿被统治下去和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革命局面，由有革命理论的人组成一个坚强的党，把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给需要提高觉悟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是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此前的思想倾向无疑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列宁的学说，接受列宁的那套理论对他来说更近似于是一种新思想的催生。像其他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当时对列宁学说的诸多概念的理解是粗浅的，然而正是这些概念为他感受到的那个混沌且黑暗的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解释，使毛泽东得以将他的倾向和片段的观点逐步组合成一种基本固定的观念体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一套话语与毛泽东心中的那个世界图景是如此接近，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如此契合，以至于他很快就能接受并用这种新的话语阐述世界政治的本质，即一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总趋势仍然是紧张的冲突与对抗，对抗的双方是分别由共产国际和国际联盟代表的“被压迫阶级”与“反革命势力”。在这种两分的[32]世界中，两大势力正在做“最后斗争”。其中的“反革命势力”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差不多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危险”，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33]一等刽子手”，英国也没有“比日本好的地方”。在两大势力的斗争支配世界政治的格局中，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除了展开激进的革命和实行“联俄”政策，没有别的选择。在中国，“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34]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观察世界的角度还是多元和变动的，这时就只有一个角度了，那就是革命。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的认知反映的是中共的集体意识。对世界政治的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导致的与其说是外交政策，不如说是世界革命政策。但它的确构成了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把握世界政治的起点和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大革命运动后，崇尚激进革命的态度逐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共两党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国政治舞台呈现的是急风暴雨式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和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革命。这种激烈壮观的表征背后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激情和革命的社会心理。毛泽东成为这种状态出现的一个创造者、引领者、代表者和崇拜者。他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精髓的表述至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35]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用这样的话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他是试图用大众话语来动员人民投身革命。这种话语背后的逻辑的确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即这套理论的本质特征就是倡导反抗现存秩序和进行彻底的革命，人民将从革命中得到整个世界，代价只不过是“失去颈上的锁链”而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毅然选择了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带着为数不多的武装部队上了井冈山。在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他的一些战友已经因前途渺茫而悲观失望，他们怀疑井冈山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时毛泽东看到的却是革命高潮近在咫尺，而且景色壮美无比。他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心中的那幅革命画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36]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论证这个前景的那些根据如今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重要的是那些论证中展现出他对革命的信仰、坚持和憧憬。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结束，毛泽东有关革命的一套理论日臻成熟，策略思想也越来越完善，但他对革命和革命造成的人的精神状态的向往和赞美一如既往，而且从来都是溢于言表的。
从毛泽东在战争时期那些为数不多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运动在他心目中已经近乎神圣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是荡涤旧中国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是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空前壮举，它还是一首无比壮丽的史诗。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哲学论著中将革命提升到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即“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37]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在一切政治斗争中，革命是最激烈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行动方式，它就是[38]“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笃信只有革命才能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全新的中国外交，一举洗刷中国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并进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新型的国际秩序。
在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中共领导人已经显示出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这至少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39]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这种冲动和渴望是鼓励他们在中国境外采取重大行动的巨大力量，描述和分析这个时期的任何重大外交事务都需要认真考虑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即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对革命的长期崇拜，这对新中国外交有着巨大的影响，并长时间地延续着。
冷战、革命—建国、革命意识形态等三个历史因素构成了理解、分析和叙述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缘起这个历史过程的起点、基本线索和基本框架。新中国外交就是在外部世界的冷战与内部的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的互动中发生和演变的，并逐步建构出一套理念、话语和外交行为方式，以及形成了一些影响相当久远的重要特征。
本书将在上述结构中按照时间顺序展开1949—1955年中国外交的历史画卷。全书包括绪论、五章十四节和一个结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书的分析与论述框架，提出理解和论述这个时期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线索。第一章论述冷战与中国内战、中国革命运动出现历史性转折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论述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动与中共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这里需要说明，这一章的一些重要内容与笔者所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中相同时期的部分内容有重合，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使叙述的结构更完整一些，另外由于新档案的发现，对重合内容中的重要观点都做了修订或补充，在此不一一指出。第二章论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过程和与美国对抗的形成，阐述新中国建国时期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与美国对抗的历史原因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有关中苏结盟一节的部分内容同第一章有相近之处。第三章阐述新中国成立后决定援越抗美和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着重分析这两个决策与中苏结盟之间的互动，以及比较中国在参加冷战的背景下分别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异同及其原因。第四章阐述1953年到1955年围绕中国周边的三次重大外交行动，包括朝鲜半岛停战、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解决与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通过分析这三个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阐述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和基本特点。第五章的重点是探讨1954年7月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和在亚洲地区展开全面积极的外交活动。从这时起，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开始了重新新塑造东亚冷战的过程。
以上各章所涉很多事件对国人几乎是耳熟能详的，国际和国内学术界也做过很多探讨并且富有成果，在此不做详细介绍。本书要做的是将这些被分别研究的重要事件置于一个有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的历史结构中，揭示导致这些事件不断发生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从而界定清楚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对外政策行为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在一个历史结构中解释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必定要对那些相关的历史事件做尽可能详尽的考证，补充或修正以往研究的一些定论，也包括发掘新的历史档案和新的历史事实。
在此由衷地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乔治·华盛顿大学东欧、俄罗斯和亚欧研究所（Institute for European，Russia and Eruasian Studie，George WashingtonUniversity），它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有机会到这些机构访问、收集资料和从事学术交流。感谢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的无私帮助，他向我提供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对完成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编审的大力帮助，没有她的一再推动和鼓励，要完成这本书还会拖后很长时间。感谢陈少伟博士在这本书完成阶段提供的重要帮助，他校阅了全书的文字和注释，他的勤勉与严谨给我很大的帮助。感谢我的家人和所有提供了各种帮助的朋友和学生，我以这本书作为对他们的回报。感谢东方历史学会对本书的资助。最后希望读过这本书的同行、朋友和同学们会认为它属于开卷有益的一类。注解：[1] 参阅《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4页。[2]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49）》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页。[3]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8页。[4]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1947年9月14日，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下），人民大学1981年印，第23页。[5] 《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1947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6]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7] 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页。[8] 参阅《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8页；〔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部彦秀、张瑞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页。[9]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11]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12] 闻一多：《女神时代之精神》，《闻一多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0页。[13]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14]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84—185页。[15]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201页。[16]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86页。[1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28日，8月4日，引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时期）》，第124页。[18]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84页。[19] 毛泽东：《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322页。[20] 毛泽东：《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503页。[21]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炸弹爆举》，1919年7月14日；《不许实业专制》，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7月14日和8月4日号。[22] 毛泽东：《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74页。[23] 毛泽东：《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505页。[24]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致萧子升信》，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8、51页。[25]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页。[26]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号。[2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28]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1页。[29]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30]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507—508页。[31] 参阅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王缉思主编《北大国际论丛·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289页。[3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33]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2—33期合刊，第233—234页；毛泽东：《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宣传大纲》，《政治周报》1925年12月25日第1期。[34] 毛泽东：《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宣传大纲》。[35]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36]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6页。[37]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4页。[38]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39] 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7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5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