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光寿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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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试读：

这本小书是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择优出版计划的项目成果。就学科属性而言，它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也不是一部内容完整的陈独秀人物传记。就时间界限而言，它并未覆盖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变迁，尤其基本未涉及其1927年后的思想变化，而主要以其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因此，本书无意写成、实际上也并不能算一部完整的陈独秀思想评传，只是一部关于陈独秀早期政治思想变迁的专题学术著作，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本书试图通过对陈独秀早期政治思想“三次跨越”的逻辑梳理，阐释“五四”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三个选择”，窥斑见豹，进而论证近代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以期对广大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有所启迪。

一、学术界关于陈独秀政治思想分期的几种观点

严格地说来，在1949年以前，国内没有专门研究陈独秀思想的学术著作，仅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印行的陈东晓所著《陈独秀评论》、北平杏严书屋1934年版的王森然所著《陈独秀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之一）、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版的郭湛波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和上海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尼司所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共4本书涉及陈独秀思想的研究。1949年以后，国内最早对陈独秀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并出版专著的是曾乐山，他的著作《“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专门论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反孔批儒、文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等，涵盖了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主要领域。而国内最早对陈独秀思想进行全面研究并出版专著的则是魏知信，他在《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全面地论述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著名史学家茅家琦为之作序，给予了高度评价。

既然定位于陈独秀早期政治思想研究，就要减少甚至避开虽然严谨却很繁琐的生平考证一类的工作，但有必要首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陈独秀政治思想演变历史分期的划分；二是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相互联系与区别的界限。关于陈独秀政治思想历史分期的划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分歧，堪称众说纷纭。

最早出现的是“两阶段”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任建树、唐宝林分撰的《陈独秀传（上）——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传（下）——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两部具有开创性研究的著作，上下两卷自然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明确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两阶段”说主要是从陈独秀的生平来划分的。在此前后，尤其在此之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就目前所见，学术界还出现了“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六阶段”甚至“八阶段”说。“三阶段”说。唐宝林按“上篇：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中篇：鹰击长空经受磨难”“下篇：大彻大悟到达彼岸”三个阶段划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时间界限是1879—1927年，1926—1932年，1932—1942年。这种划分的标准看似以政治实践而非政治思想为主，但政治思想蕴含在政治实践之中。把思想和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更加具体实在，而且丰满有趣。其问题在于，这种划分的时间界限有何依据，是否合理。唐先生研究陈独秀，其重点起初是在1927年后的陈独秀，故不难理解其将1927年以后陈独秀的经历分解为两段。但人们发现在唐先生自称“封笔之作”中，这三阶段内容的篇幅之间差距确实不小：第一阶段竟有400多页，第二阶段才200多页，第三阶段连200页都不到，明显有点失衡。“四阶段”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研究陈独秀思想的学者是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界的明星’”“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四阶段划分陈独秀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的，分别为1879—1919年、1919—1923年、1923—1929年、1929—1942年。这种划分的优点，一是突出了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主线，二是将陈独秀的一生划分为功过分明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如此划分，确属难能可贵。问题有二，一是过于强调政治实践的评价，二是一头一尾两个阶段过于笼统。

关于“四阶段”说，日本学者横山宏章在《“恢复名誉”的革命家的一生——现代中国对陈独秀的研究》一文中，也将陈独秀一生的政治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1915—1922年）“国民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1923—1929年）“托派时期的陈独秀”（1929—1937年）“晚年的陈独秀”（1937—1942年）。其他海外学者也基本上持此“四阶段”说。重视陈独秀个人思想的整体研究，是海外学者研究陈独秀的特点之一。海外学者把陈独秀作为中共创始人，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革命家加以研究，进而侧重于对陈独秀个人经历、思想变迁的深入研究。无论是郭成棠还是郑学稼，都对陈独秀一生做了全程梳理，并作了积极的评价。日本学者横山宏章和美国学者李芾甘长期从事陈独秀思想研究，两人多次到大陆向任建树、林茂生、唐宝林、沈寂等学者请教，并开展学术交流。“五阶段”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学者按“激进民主主义者（1897—1919年）”“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19—1921年）”“大革命时期（1922—1927年）”“托陈取消派（1928—1937年）”和“抗战时期（1937—1942年）”五个阶段划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这种划分的优点是突出了陈独秀一生五个主要历史阶段，且前后衔接、阶段分明，给人一目了然之感。早在1987年就能作出这样精细的划分，确属难能可贵，给后人启发良多。但问题有二，一是有的阶段界线不够准确，如“激进民主主义者（1897—1919年）”与“大革命时期（1922—1927年）”；二是划分的标准前后似乎并不统一，有的按政治思想，有的则按历史事件。“六阶段”说。有人按“封建士大夫”（1897年前）“资产阶级改良派”（1897—1903年）“革命民主主义者”（1903—1920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占主导”（1920—1929年）“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1937年）“不隶属于任何党派”（1937年后）划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这种划分的突出优点，不仅在于阶段划分的标准统一，而且界线清晰，基本厘清了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多变历程。其不足之处在于：有的阶段的内涵不够准确，如“封建士大夫”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个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1897年前的陈独秀尚不能算作“封建士大夫”，1903—1920年的陈独秀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所谓“八阶段”说，有人按“早期爱国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建党思想”“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托派活动时期的思想”“抗战时期的救国思想”和“晚年时期的思想”划分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这种划分的显著优点，不仅在于突出了政治思想这一主线，也厘清了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多变历程。但也存在有的阶段概念不清、内涵笼统的明显欠缺，如“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显然已经涵盖此后三个阶段的思想；而且所谓“晚年时期的思想”也不是十分清晰。

身处急剧变革中的近代中国，尤其经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多变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究竟划分几个阶段比较合理

上述六种划分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符合陈独秀的思想实际。政治思想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实践，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政治实践划分其政治思想。

我认为，就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属性而言，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或前马克思主义思想，1879—1920年）、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1929年）、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又称托陈取消派）思想（1929—1937年）、无党派爱国民主思想（1937—1942年）这四个阶段来划分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变迁，比较具体而且明确，即“四阶段”说较为合理。姑且称之为“新四阶段”说。

这种划分看似是由前述“两阶段”或“三阶段”说简单演变而来，即是将1927年以前分割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两个具体阶段，将其1927年以后分割为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思想、无党派爱国民主思想两个具体阶段。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新四阶段”说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清晰的内涵，思想性质明显不同。

第一阶段是其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或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从1897年至1920年，即从江南乡试落第到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亦可称“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陈独秀先后接受封建家庭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转向康梁思想，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直到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

第二阶段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从1920年至1929年，即从选择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到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是陈独秀一生事业的巅峰时期和思想的精华阶段，其政治思想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他正式选择并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推动国共党内合作，但又在革命路径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时而提出工农联盟和工人运动领导权思想，时而主张“二次革命论”。大革命失败时被取消党的领导职务，后拒绝共产国际要求其前往苏联的指令，并在情感和思想上初步接受托洛茨基观点，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直至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第三阶段是托陈取消派思想阶段，从1929年至1937年，即从被开除中共党籍，到抗战之初致信托派领导人，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在此阶段，陈独秀虽然倡导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倡导爱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他从情感、思想到组织都已接受了托洛茨基，并组建起全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虽然被捕入狱5年，但仍在狱中遥控中国托派，其行动没有离开托派，思想属于托派范畴。

第四阶段是无党派爱国民主思想阶段，从1937年至1942年，即从抗战爆发到病逝江津。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陈独秀虽然宣传抗战，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但又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中国共产党有过短暂接触，但毕竟没有回到党内；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最终又发表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内外政策的所谓“最后的政治见解”，显然又回到了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原点，应属于无党派爱国民主思想范畴。

其次，较之其他观点，主张“新四阶段”说需要厘清三个关键性问题。

其一，关于第一阶段内部的具体划分问题。由于四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思想跨度也最大，所谓“三次跨越”，两次就发生在这个阶段。1897年8月至1915年8月，陈独秀经历了由儒学秀才到康梁信徒，又由康梁信徒到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的两个转变；1915年9月至1920年4月，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并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具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1896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安庆院试，考中第一名秀才，从此跨入儒学秀才行列；从1897年8月参加江南乡试至1905年夏组织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秘密军事组织岳王会，他以对梁启超的热情追随而成为康梁信徒，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从1905年夏毅然投身反清革命至1915年9月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始，已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二，关于1920—1929年间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性质问题。几乎所有涉及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的成果都将1927年作为一个分界线。1920年5月至1929年10月，陈独秀的思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具体阶段：从1920年5月到1921年7月党的成立，陈独秀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学术思想等方面已基本上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建者和主要领袖，领导党的创建和中央日常工作，直至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1927年8月至1929年10月，陈独秀虽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但仍然关注、指导着党的事业，中共中央仍尊重他，仍是党内同志。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未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其领导职务的改变而马上发生质的变化，直至1929年被开除党籍，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见，从1920—1929年这个完整的阶段，陈独秀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陈独秀政治思想演变的整个第二阶段，其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

其三，关于如何认定1937年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性质问题。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之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陈独秀虽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但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表了自称经过“苦思冥想四五年”，甚至“深思熟虑六七年”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最后的政治见解”。如何看待这些见解？我不认可有些观点所评价的，什么陈独秀又回到了进化史观，回到了“五四”时期。比较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成果正确和错误两个方面，不难发现其瑕瑜互见之处。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更加深刻却又夹杂着谬见的反思”，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评价。其实，当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时，陈独秀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方式，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实行民主政治，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思想。

此外，陈独秀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知识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纵观近代中国，“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群体现象。所谓群体现象，就是指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五四”运动促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是一种群体升华现象，这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潮流，而不是某个人的个别现象，也不是某些人的少数现象。其主要成员和主导力量，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等有着民主革命阅历的知识分子为典型，他们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抛弃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转向接受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批知识分子代表的世界观群体性转变表明，近代中国在“五四”运动后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个别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客观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可见，根据“新四阶段”说，陈独秀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阶段界线清晰，内涵明确，特点显著。“新四阶段”说符合陈独秀政治思想演变的实际。这在近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关系

如同近代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兼具启蒙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双重身份，陈独秀也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著名学者，但首先是个政治活动家，主要的思想就是政治思想。然而他也是个文化领袖和著名学者，在小说、杂文、诗歌、戏曲、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在哲学、宗教、历史学、文字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曾发表过重要的评论和中肯的见解。他“既有政治思想家的风格，又有更多旧文人的气质”。“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一个学问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也应当有他一席之地”。有学者基于对陈独秀一生政治实践、思想变迁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全面梳理和整体把握认为，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其成就中就包括“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和“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等四个“杰出成就”。

关于陈独秀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见解，与陈独秀同为安庆籍的学者石钟扬先生在其著作《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中，从文化视角审视和研究陈独秀，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该书全面梳理了陈独秀在小说、杂文、诗歌、戏曲、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见解和突出贡献，系统、全面、深刻。其他学者也有相当的研究。有人将陈独秀的有关著作编成选集纳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丛书”，有人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的称号为陈独秀撰写传记。此外，更多的学者对陈独秀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就也有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其实，陈独秀首先是政治人物，其次才是文化领袖和别的角色。他晚年自称“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其思想的核心和主体当然是政治思想。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民主思想是贯穿陈独秀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虽然其思想内容“丰富多彩”，但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是，从总体上看，陈独秀在近代中国所担负的主要角色仍是政治家和革命家的领袖，“文化领袖是服务于这一主角的配角”。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已有许多部著作评论了他的功过是非，这些著作几乎都是从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角度出发的。

如何看待陈独秀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成果的关系？我以为，显然是他的政治思想支配了他的其他思想。陈独秀所研究的任何问题，既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基于学理的分析，研究政治思想如此，研究其他思想也不例外。他最初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宗教来研究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研究中，与当时党内党外的一些青年相比，陈独秀更体现了学者严谨、扎实的一面。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取道上海回长沙，在拜访陈独秀时，陈独秀不是立即安排他做实际工作，而是劝他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向他推荐了陈望道刚刚译成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青年毛泽东学习后效果显著，十几年后他说：这三部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青年毛泽东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青年毛泽东的前进步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自认为“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确立了《“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的选题，确定了陈独秀早期政治思想演变的历程，确定以1929年尤其是1920年前陈独秀从封建知识分子（“选学妖孽”，即儒学秀才），经资产阶级维新派（“康党”），再经资产阶级革命派（“乱党”），到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的演变为主要脉络，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历程就日益清晰了。有了这么“三个确定”，这本小书框架初定，就能正式开篇了。第一编“三次跨越”的历史进程

1879年至1919年的40年，从陈独秀出生伊始到抛弃法兰西文明选择马克思主义，亦可称“前马克思主义阶段”，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他完成了从儒学秀才（自称“选学妖孽”），经康梁信徒（自称“康党”）、资产阶级革命志士（自称“乱党”）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跨越”，亦即“维新—革命—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基本轨迹。直到1920年，最终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三个选择”。“三次跨越”的关键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跨越，“三个选择”的核心是选择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从“选学妖孽”到“康党”

从儒学秀才（“选学妖孽”）到康梁信徒（“康党”），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第一次跨越。它开始于1897年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前后，经1901年留学日本，到1902年春组织安庆藏书楼演说，为时不过5年。作为康梁信徒，其思想并不丰富，经历并不复杂，但却是陈独秀政治生涯的开端。此后，他与康梁保皇立宪思想渐行渐远，走向推翻清廷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一、书香门第（一）安庆出了个陈独秀

陈独秀出身、成长于文化之乡安庆的一个书香门第。安徽省安庆市，一向有“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的美誉，至今依然洋溢着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

1．据考证，陈独秀于1879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城

其时，江南分省已212年。1667年（清康熙六年），清政府以原江南省东部区域的江宁府、苏州府辖地为基础，组建江苏省；而以西部区域的安庆府、徽州府辖地为基础，组建安徽省，定省会于安庆。此后，安庆作为安徽省的省会，时间延续了282年，直至1949年。

安庆城原为安庆府、怀宁县治所在，随着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司正式迁驻安庆，安徽省、安庆府与怀宁县三级政府同治安庆城。

2．安庆历史悠久，有“千年古城”“百年省会”之誉

2000多年前，境内就有春秋古皖国，安徽省简称“皖”即源于此；安徽省的名称是由“安庆府”与“徽州府”各取一字而来。1260年建城至今，安庆已有近800年历史，自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至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安庆是安徽省承宣布政使司和安徽最早的省会所在之地。

3．安庆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均很重要

安庆物产富饶，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安庆一度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并称“长江五虎”。她西接荆楚，东连吴越，很早就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作为长江下游北岸为数不多的城市，安庆濒临长江，因军事而起，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其形势易守难攻。

4．安庆文化繁荣，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之誉

中原文化南移，吴楚文化交融，刺激着安庆地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陈家祖宅门前的振风塔有“万里长江第一塔”“过了安庆不说塔”和“宝塔王”的美誉；桐城文派发端于明，昌盛于清，兴盛200多年。安庆还是中国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的发源地和传承地。

5．安庆文风昌盛，终清一代都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由于文风昌盛、重视教育，明清之际尤其终清一代，作为安徽首府，安庆无论文化、知识、科技、艺术各界，均名人辈出。在陈独秀出生前，安庆府就出了“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文学家方苞、姚鼐、戴名世、刘大魁，哲学家方以智、方东美，教育家吴汝纶，“京剧鼻祖”程长庚，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等学术大家和文化名流。近百年来，安庆更是星汉灿烂：“两弹元勋”邓稼先（其父邓以蛰1907年留学日本时曾与陈独秀同赁一屋，曾于南京监狱探望陈独秀）、小说大师张恨水、美学大家朱光潜、佛教领袖赵朴初以及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的余英时等杰出英才。如今，安庆的民间楹联就有上联“文有独秀”，下联“武有稼先”，横批“人杰地灵”。

当年那个周围9里13步的安庆城，却是陈独秀“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2005年4月14日，国务院专门发布国函〔2005〕28号文，正式批复增补安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中特别提出：“安庆市城市发展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历史遗迹保存较好。安庆市城市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代城市发展历史，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虽然走出安庆后，他一直谦称自己的出身是“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但当时几乎无人相信这句话。

1．时人胡适、章士钊、王森然都没相信

1932年10月29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揭秘“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怀宁世家子，自幼读书有声”。王森然所言更为明白，说“先生本世家，其祖（即叔父——引者注）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资丰厚，为安徽怀宁之大地主……”甚至说他青少年时期是个“华胄公子”。据考，“世家”一词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原指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一般是指世世代代相袭的大姓氏、大家族。胡适、章士钊、王森然等文化人众口一词，均指陈家乃科第世家、读书世家。

2．从实际情况看，陈独秀出生时陈家已经不算“小户人家”（1）从宗族看，陈家宗族属于承载着厚重封建礼教文化的家族。据深谙安庆地域文化和陈氏宗族文化的石钟扬教授在其大作《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中解读，“义门”是历代王朝为维护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秩序而刻意树立的社会典范，即累世同居、尊孝重道、家风醇厚的大户人家。据怀宁《义门陈氏宗谱》记载，陈独秀是陈氏宗族第19代后人。这种尊孝重道、重义贱利的宗族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和情感，影响了他毕生的政治实践。（2）从家学看，小而言之，陈家诗书传世，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陈独秀的祖辈虽未取得过显赫功名，但已历经了“十二代业儒”。截至陈独秀一辈，陈家已是一门1个举人和3个秀才的家族，而且集中于陈独秀父子、叔侄4人，即父亲陈衍中、叔父陈衍庶、胞兄陈庆元和陈独秀（谱名陈庆同）。父子、叔侄三代四个功名，这在当时当地不可谓不显赫，以致亲友邻舍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是我们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大而言之，桐城派名家辈出、辉煌百年，是陈独秀更大的家学渊源。由康熙年间至清朝末年，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在国内外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陈独秀早年华丽奔放、简明达意的各类诗文中，清晰地透射出桐城派讲求“义法”的豪华文风。胡适称他“有充分的文字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功底”。但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却贬桐城派为“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将一代宗师方苞、刘大櫆、姚鼐和明代归有光，加上明代前后七子，斥为“十八妖魔”，赞同钱玄同所骂曰“玄学妖孽”“桐城谬种”。显然，这是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纠枉过正。其实，桐城派才是包括陈独秀在内、从安庆地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大家们值得自豪的更大的家学渊源。

嗣父陈衍庶及其对陈独秀成长的影响。叔父是家族唯一的举人，也是官衔最高的长辈，但一生无子，经家族安排，将幼年的陈独秀过继给他。叔父即嗣父，亲上加亲。陈独秀的童年和少年虽然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其教育也主要由祖父和胞兄承担，但嗣父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嗣父给了他重要的文化教育。陈衍庶文化修养高深，擅长书画，尤擅山水、花卉，曾受国画大师黄宾虹好评。《怀宁县志》说他“工书画，以邓石如、刘实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门额曰‘四石师斋’”。嗣父在东北为官，从知县、知州、知府，到道员，平步青云，一度将陈独秀带在身边，教他练字赏画，提升书画艺术素质。受家学影响，终其一生，陈独秀“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对教育、史地、文学、文字学等方面均有造诣”。第二，嗣父是陈家经济支柱，陈独秀实际上为嗣父所养育。嗣父亦儒亦官亦商，深谙封建社会财富积累扩张之道，通过购置土地、房产和古玩，积累了丰厚的家产。嗣父“宦囊丰厚”，在奉天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场兵荒马乱，且一时处于权力真空，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陈昔凡为官一方，坐地征收牲口税，无须上缴国税，大多落入自家腰包，故而迅速积累起丰厚财富。尽管陈独秀一向不认自家祖业、不吃嗟来之食，但他游历东北、游学杭州，尤其数度自费赴日留学或访游，没有嗣父积累的家产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即便1913年后嗣父病逝、陈独秀因遭通缉亡命在外，据陈松年回忆，家庭财产仍“可以负担全家生活”。（3）从家产看，陈家传到陈独秀父辈，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厚的家产。因为家产关乎陈独秀的家庭成分和阶级属性的认定，关乎陈独秀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动机，有必要细加梳理罗列。

先看土地。众所周知，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财富的主要形式。封建社会一向重农抑商，价值取向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因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成为普遍尊崇的社会法则，陈家自然也不例外，将经商所得，广置土地。据考证，陈家在奉天彰武县有土地200亩，在安徽贵池县竟置地800余亩。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看来，王森然说他家是“怀宁之大地主”，并不为过。

再看房产。据统计，陈家在安庆有房产两处：一是闹市区四牌楼附近的10家铺面房，每月租金200元左右；一是南水关（今革新街）的花园式自住用房19间，堪称巨宅，外加出租平房8间，俨然一派绅商地主气势。此外，据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回忆，“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避居南京，“在南京东长街盖了二座草房，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

还有名画、古玩。嗣父堪称全才型人物。在升官发财后，就开始收藏古画、古董，投资古玩业，曾在沈阳、天津和北京都开有古玩店，兼事收藏，仅在北京古玩街琉璃厂的崇古斋古玩店就投资1万两白银。1919年，陈独秀在致吕澄的信中就提到，他家仅收藏与见过的王石谷的画就有200多件。前述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曾提到陈家在北京的古玩店，说“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家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可见他的精神”。这般清风傲骨，也令胡适钦佩不已。

同时，经营着土地、房产和古玩，看来陈家还不是一般的土财主，而是有着比较先进财富观念和经营理念的新式财主。论家庭成分和阶级成分，既是大地主，又是资本家，陈独秀本可过上富足、优越、安逸的家庭生活，因为他是全部家产的唯一继承人。但是，陈完全放弃了这些，传播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创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化富有为赤贫，变有产为无产，需要何等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勇气啊！（三）陈家书香门第传承到子孙后代，成为家风

陈独秀一向重视自身的读书学习和家庭教育。他一生酷爱学习，虽然幼年、少年时期的“四书”“五经”和家庭教育是被迫接受的，但对《昭明文选》《康熙词典》和《时务报》的学习则是兴趣所致。通晓日语、英语、法学，都为自学而成。五次自费赴日留学，更是探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主动求学。即便被关入监狱，他也视监狱为研究室，开展学习研究，很多新知识都是在监狱中获得的，很多学问也是在监狱中做成的。1919年6月至9月，被关押在北京军阀监狱中的98天，他潜心研读《圣经》（也只有《圣经》可读），并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狱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论著。1932年至1937年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潜心研究文字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列举了一大批需要阅读的书籍请朋友提供。即便是晚年为了躲避战乱，蛰居四川江津、穷困潦倒之际，仍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写出《小学识字教本》等著作。

书香门第不仅注重自身的学习，还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陈独秀格外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思想教育和人格养成。陈独秀与高氏姊妹育有四子二女，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陈独秀因常年奔走革命，聚少离多，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很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在孩子们幼年时他“设出种种的法子，一面和他做游戏，一面就是教他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青少年时坚持让他们独立自主，“自创前途”。延年、乔年曾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底，同船赴法勤工俭学，迅即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参加革命。1927年中共“五大”上，陈独秀一家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一时传为佳话，为党的历史所绝无仅有。松年从安徽大学肄业后任教中、小学。鹤年就读于扬州高中和北平格致中学，半工半读，后入北平法商学院，是当时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曾加入中共地下党，没能去成延安，在党组织安排下辗转桂林、香港等地《光明日报》《星岛日报》等报刊任编辑等职，也继承其父事业办过《新少年》杂志。尤值一提的是陈独秀对延年、乔年等兄弟的理想信念和人格养成教育。兄弟们自立自强，投身革命，有的成了党的杰出领导人，甚至最终成为革命烈士，都离不开他独树一帜的教育。延年不幸牺牲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为“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称赞“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则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延年未婚，乔年一子早逝、一女不详，松年一子三女，鹤年也有一子三女留在大陆。松年夫妇虽互相尽力支撑家庭，也有因毛泽东亲自关照而给予的经济补助（地方政府每月资助30元，对于六口之家而言，显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价值），但家境仍很贫困。面对困难，松年夫妇坚持让长女长玮、次女长玙、儿子长琦读完高中后继续升学，完成大学学业，以维系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毕业后他们长期工作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幼女长璞虽因“文化大革命”未能上大学，但长期就职于安庆市文化部门，做着图书、文物工作，直至退休，也传承着书香门第的陈氏家风。鹤年之女祯祥、祯荣、祯庆及儿子祯祺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方面的关键要素，说陈家是“世代书香之家”该不为过吧！二、儒学秀才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成年后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可以拒绝其家庭出身，但幼年的陈仲甫（陈独秀）却摆脱不了传统的家庭教育。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的家庭教育自然是传统的——走一条集人格养成、知识传授和人才选拔“三位一体”的科举取士之路。（一）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因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故称科举。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曾是封建社会人才选拔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它始于隋，兴于唐，备于宋，僵于明，废于清，经历6个朝代，绵延1300年。其积极影响在于：有利于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封建统治基础；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消极影响则在于：使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笼络士子的手段、奴化臣民的工具，而使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明朝伊始，为加强思想禁锢，防范异端邪说，对科举考试作了更加刻板僵化的规定：科学试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答题解释需严格按照朱熹等注释为标准，不容考生自由杜撰、发挥，必须代圣人立言；答题形式必须统一采用刻板教条的八股文体，即全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这样，科举考试从科目、内容、标准、形式，都日渐变得单一化，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思考，束缚其心性，从而逐渐走入死胡同。曾经创造出盛唐的科举制度日益僵化了。

清承明制，在科目、内容、形式、层级上不仅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更加苛刻，甚至规定了严格的篇幅字数。科举弊病愈加显露。有清一代，不仅实行层层选拔的科举制度，而且实行考生资格的严格审查。学子为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县试，县试通过者参加府试，府试通过者方可参加院试。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为童试。参加院试者称为儒生或童生，通过者称秀才，一般是八股秀才，1902年后改为策论秀才。秀才是“功名”的起点，具备秀才资格方可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步是参加乡试，乡试及第称为举人。此外，对考生尤其秀才资格的审查也极其严格，比如必须身家清白，不能在服丧期间参加考试，不能冒充户籍等，还要请保人作保；如果发现有一条违反规定，不仅本人要受罚，连同保人也要受罚。因为一旦考中举人，便可能获得官职。一旦升官，不但封妻荫子，还能褒封祖宗三代，若祖上三代是娼、优等，将有辱名誉。

由于考试科目单一、内容空洞、形式死板、层级繁多，加之报考条件苛刻、考试期间天气炎热、考场环境极其恶劣、录取名额极为稀少，故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者寥若晨星，但却是饱学之士进入仕途进而飞黄腾达的唯一选择，所以千军万马争先恐后争过独木桥，故有“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诨说。（二）为到达秀才这个科举起点，陈独秀必须在“四书”“五经”上下足功夫

迄今没有发现陈独秀接受县学、府学等学校教育的文字记载，其实，有清一代，作为安徽省首府，安庆府的官办的县学、府学等校教育都比较发达。在晚年的《实庵自传》中，他说自己自幼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陈独秀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嗣父常年在外为官难以兼顾，所以从6岁起，直接教育他的就是身边的三个亲人：祖父、母亲和大哥。

第一任老师是严厉可怕的祖父。这是位饱经风霜、官运不济的长者。《陈氏宗谱》称他“精明强干，迥不犹人。上恢先绪，下启后昆。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慷慨”。祖父俨然是陈家的家长，恪守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盼望着子孙们走出一条那个时代读书人“秀才—举人—进士”乃至状元的唯一“正道”。他注意到，这个小孙子颇有读书天分但却厌学八股且秉性贪玩，因望孙成龙心切就责之甚严，甚至体罚，乃至“毒打”，施以“凶狠的板子”。直到半个世纪后，陈独秀仍然没有忘记这位老祖父的严厉和凶狠。但是，根据逆反承受的教育法则，这样的教育反而使他比一般人掌握得更牢固，理解得更透彻。而且，严厉的毒打造就了陈独秀一生逆反而又刚强的性格。

第二任老师是“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去世后，家里曾给陈独秀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不久，忠厚老实的秀才大哥便奉母之命担负起教育淘气弟弟的苦差事。但大哥摸清了弟弟的脾气和爱好：天分超人，但不喜欢八股文；眷恋母亲，不忍伤寡母之心；手足情深，不忍让大哥为难；流血不流泪，是个硬汉子。大哥以柔克刚，因材施教：在温习经书外，有时投其所好，让弟弟偷看《昭明文选》这部以诗文、词赋和杂文为主的大型诗文总集等。虽然弟弟渐渐读出味道，更加看不起八股文，但当大哥以考期临近为由敦促弟弟抓紧用功八股时，弟弟也会碍于情面而临阵磨枪一番。虽然每次考试的名次并不理想，但总算通过了县考、府考，逼近院试大考。

母亲对他进行的是宝贵的家庭情感教育。在陈独秀眼里，母亲年轻守寡，能干而慈爱；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上是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在传统社会，历来都是母以子贵。母亲当然尊奉科举为神圣事业，她知道儿子的天赋，想要儿子考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但更熟知儿子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于是，她照顾着儿子生活，用流泪关爱常被毒打的儿子。“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以至于“母亲流泪我伤心”“母亲快乐我快乐”。母子亲情感召着儿子硬着头皮考科举。母亲的情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效果。

在这样的家庭中，陈独秀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情感教育。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走进了安庆院试的考棚，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所谓截答题就是指割截经文（一般取自“四书”，该题就取自《孟子·梁惠王上》）而成的八股文题目，是明清科举考试（包括乡试、会试）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文体。在正规考试中，截答题的题目必须在经文中相邻的句子或章节之间截取，往往意思不够完整，有时甚至前言不搭后语，题目乖张，作法新奇，故多受世人指责，但能减少抄袭，可体现考试的公正性。

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是用一种轻松愉快、自谦调侃的语言回顾了院试考场情况的。他说：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我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昭明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主考官是山东大个李宗师，他亲自过来收取我的答卷，还翻开卷子看了两三行后叫住了我，又看完了通篇答卷，还问了我两个问题，勉励了几句。陈继续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录取为第一名秀才。

就这样，陈独秀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秀才，获得了其人生的第一个功名，也是最后一个功名。既为家族争了光，替祖宗争了气，初步满足了母亲的心愿，他自己也觉得“很高兴”，但是，这轻而易举得到的功名却让年轻的陈独秀“更加一层鄙视科举”。以这样的态度准备来年更重要的也更难考取的江南乡试，着实是个危险的信号，毕竟，江南乡试集中了江苏和安徽两个省份的秀才，而这又是两个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人口大省。

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蒙了一个秀才”的说法很是普遍。很多著作都曾引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参加安庆院试时“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不通的题目，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被录为第一名秀才。对此也曾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陈独秀很大的误解”。唐宝林在其《陈独秀全传》中也有所辨析。究竟应当如何合理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

其一，应理解为陈独秀的谦虚。凭着家学渊源，凭着祖父的严命，凭着他对寡母之命的顺从和对忠厚大哥的感情，也凭着他的过人天分，凭着他对“四书”“五经”曾经下过的苦功，考个秀才并不算什么奇迹，何况陈独秀县试、府试均列前十，经解、史论、诗赋功底并不差。

其二，应理解为陈独秀晚年的调侃。“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陈的大半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自认为大部分“失败”的政治风浪和人生际遇，早已看淡了个人的荣辱得失，枉论早年那些曾经的荣耀。的确，陈独秀一向不愿多谈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风光的过去。

其三，应理解为陈独秀知识面广、思路开阔。科举考试的截答题，本意不仅是要考查对“四书”“五经”的熟悉情况，也要考查巧妙的构思能力和议论发挥的能力。陈运用了自己熟知的《昭明文选》《康熙字典》和曾经读过的路德的文章、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等内容答题，这些都是一般士子难以涉及的知识，知识面广，符合截答题的答题要求。

其四，应理解为陈独秀出奇制胜。截答题“在作法上与一般八股文相比，更需要出奇制胜”。因为关于鱼鳖、材木一类的素材，“四书”“五经”所言不多，倒是陈所偏爱并熟知的《昭明文选》《康熙字典》中不乏其例，于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40多年后，陈独秀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前景：宗师通篇看完后，“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显然，是篇难得一见的佳作，陈独秀被录为第一名秀才并不奇怪。

最后，应理解为宗师顺应时势。虽迄今未见有人考证过这位李宗师的真实姓名，更未见有研究其学术思想的成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封建科举制度延至清末之际，已成强弩之末，显露出衰废的迹象，早已出现了改革甚至废除的呼声。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就曾颁布上谕废止八股，虽被否定，但毕竟动摇了八股的根基。戊戌变法失败后，虽一度恢复八股取士，但毕竟大势已去，至1901年清末“新政”时便最终废除八股取士而代之以试策取士，1905年则干脆彻底地废除了持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

可见，面对院考，陈独秀并没有“开玩笑”，更没有“胡来”。至于他的那句“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的话，只能说明中规中矩、循规蹈矩而又不善言辞的大哥，实在不能理解知识面广、出奇制胜的弟弟的机灵和智慧。

总之，陈独秀被录为安庆院试的第一名秀才并非“蒙”的，个中因素可能很多，应结合实际多一些分析、深一步思考，不能简单搬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的那段回忆。总之，千万不要把陈晚年的自谦和调侃当真了。

陈独秀晚年自称，考中秀才后，他的人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或“举人—进士—状元郎”，或“康党—乱党—共产党”。这实际上是其家族利益与个人理想的抉择。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是一条充满凶险的政治革命道路，而且在这条不归路途中，他一直是以“终身反对派”和“终身批判派”的面目出现的。“终身反对派”：反清、反袁、反军阀；“终身批判派”：批孔、批党、批“国际”。这就是陈独秀的终身选择。三、乡试落第

一般而言，对于那些意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封建文人，考秀才、中举人、点状元，就是“正途”。对于科举，陈独秀原本只想考个举人，以了却母亲的心愿。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今后将“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在他看来，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均非“正经学问”。比起一般参加科举考试只为进入仕途，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并求光宗耀祖的学子来，他的愿望是朴素的，理想是纯洁的。这个理想若得以实现，近代中国可能就多了一个文化大师。然而，陈独秀这个心愿最终未能实现。

按清代科举制度，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4个年份举行。另有不定期特设的恩科。“考试的时间，一般是在仲秋8月，季秋9月发榜，所以称为秋闱。”除非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一般不会改变。与秀才不同，乡试考中后即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只有中举才有资格做官。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一般可做县官。故参加乡试者，不乏年过半百的老秀才，类似“范进中举”的闹剧举不胜举，《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从26岁考到42岁竟都没能考中。举人名额极少，虽分省派发名额不均、比例不等，但一般都是百里挑一，竞争极其激烈。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支配下，无数士子仍然趋之若鹜。

清代江南乡试的场所称江南贡院，位于今南京城东南夫子庙，历时近800年，至清代占地约30万平方米，共有20644间考棚，另设主考、监临、监试、巡察、同考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等用地。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为光绪年间全国23个行省的贡院之最。如今已被开辟为中国科举博物馆，并于2014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江南贡院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

有清一代，因江南省为全国人口大省，故江南乡试历来考生最多。虽举人名额相应较多，但录取比例仍然极低。据统计。共从这里走出16759名举人：1736年，分开录取前，共录取举人3330名；分开录取后，江苏录取举人8558名，安徽录取举人4871名。比起人口数量相对较少、教育水平较为接近的浙江、福建、江西等省，江苏、安徽两省的举人数量确实太少，限制了江苏、安徽两省尤其是安徽省的教育发展和人才选拔。据统计，终清一代，虽然安徽籍的举人数量相对较少，但进士数量却很可观，共录取进士1141人，其中，一甲录取20人，位列全国各省第三位。江南两省的进士参加会试，状元也最多，仅清朝一代的状元人数就达58名，占清代整个状元总数的51.78％。据江南贡院碑刻所载：“两省士子冠冕半天下，丞相御使翰林学士之属，更仆不能数，皆出于院中。”当时即有“江南乡试的举人相当于半个进士”的说法，足见江南乡试举人含金量之高。

从安庆院试揭榜到参加江南乡试的一年中，陈独秀“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1897年7月，18岁的陈独秀遵照科举习俗烧了高香，占卜算命，拜过考神，怀揣寡母的嘱托和个人的目标，由其大哥、大哥的同学、大哥的先生及先生的几个兄弟，按照当时参加乡试的通常做法，动用了陈家能够动用的智力资源，组成一支较为强大的送考后援团，从安庆乘坐轮船顺江而下来到南京。如此庞大的送考阵容，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显然是为他保驾护航。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庆，也是第一次远离母亲。他们一行之所以没有选择可以冠冕堂皇地夹带走私货物、发点意外之财的民船赶考，是因为将此次南京之行的心思完全放在了迎接考试上，足见其重视程度。

江南乡试按例分成三场，第一场从9月3日至5日；第二场从9月6日至8日；第三场从9月9日至11日。每场3个昼夜，由于中间要两次换场，因此实际是9天7夜（一说6夜）。第一场考“四书”，即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的。第二场考“五经”，即官场应用文，分上下往来的公文和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两种。第三场考“策五道”，即策问，涉及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

考试期间，考生的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高6尺、深4尺、宽3尺的号舍里。每年的农历8月，南京正值“秋老虎”季节，蚊虫张狂肆虐，气候闷热异常，对考生无疑是一场身体极限的挑战。考生在考场的窘态，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中有“七似”的比喻：

初入考场，考生携带考篮，手执布袜，赤脚站立，等待搜检，好似乞丐；点名入场院时，官吏大声呵骂，考生好似囚犯；考生进入考场号舍，上面露头，下面露脚，好似秋末的冷蜂；考完离开考场时，个个神志模糊，看看天地好象都变了颜色，似出笼的病鸟；盼望捷报，但有风吹草动，都以为是报马到来，连做梦也出现幻觉。时而觉得自己高中，顷刻楼阁俱成；时面觉得考不中，瞬间骸肌已朽。此际坐立不安，好似被拘禁的猿猴；等到报马传送喜报给了别人而无自己的名字，神色骤变，好似吮了毒物的苍蝇；初落第的时候，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有眼无珠，骂自己文思失灵，将案头之物付之一炬。烧了不算，再用脚踏碎；踏碎不算，还要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如果有人再和自己谈论八股，一定操戈逐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又揣摩八股，跃跃欲试，准备下届应试好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重新孵卵。

类似的比喻还有很多，考生应考的艰苦和辛酸令人难以想象。在陈独秀看来，这大概就是那时尝过“矮屋”滋味、科举出身的“大佬们”引以自豪的资本。

据《实庵自传》记载，开考那天，18岁的陈独秀就“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背着沉重的考篮、书籍、文具、粮食、锅炉和油布等物品，随着考生大军涌入江南贡院进场考试，在大哥的帮助下领到试卷、抢到号舍。他回忆“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头场考试时，他就领教了一位徐州“大胖子”的考场丑态，让他“看呆了一两个钟头”，陷入“冥想”之中。“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徐州胖子的丑态和抡才大典的怪象，令他的思绪飞离了考场，心思偏离了考试。陈独秀在40年后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当时的场景。

现存历史文献大多提到陈独秀江南乡试落第的结局，但是除了他本人在“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的《实庵自传》中对考场的具体情况回忆较为翔实之外，有关全部三场九天考试的详细过程，大多语焉不详，给研究者平添了不少困难。据邓叔存1933年11月15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的《葵酉行笥杂记》记载，头场考试，他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结束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以至于在换场时陈独秀就不想参加第二、第三场考试了，一向温厚的大哥“又骂他，又哄他，一定要他进去。他是进去了，而抢着（他的土话）不做文章……叫他大哥莫奈何他”。结果，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他都交了白卷。陈独秀此次江南乡试的结局便可想而知了。

言归正传。如果说1896年陈独秀考取秀才是“无意插柳柳成荫”，那么这次报考举人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毕竟，陈虽非心甘情愿应考，但毕竟出于孝心硬着头皮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为何反倒名落孙山呢？现有可靠资料很少，《实庵自传》对此并未明言，有关著作对此也未作专门分析，这里只能就零星资料做点比较合理的推断。

其一，主观上，陈独秀的主观努力不够。一是考前意志不坚决，信念不坚定。参加乡试前的准备并不充分，意志不算坚决。如应考前对最重要的八股文只是“勉强研究了一番”，还拒绝学习“讨厌的馆阁字”。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江南乡试竟敢如此敷衍，考取的希望就更加微乎其微。这是根本原因。二是被考场中那位丑态毕现的徐州胖子扰乱了思绪，分散了注意力。当即令他心不在焉、浮想联翩，哪能考出优异的成绩？这是直接原因。三是落榜之后没再继续努力。其实，落榜之后按制还可参加“录遗”考试，优秀者也能取得乡试资格。这也是原因之一。有清一代经“录遗”乃至“大收”而考中举人者不乏其人。陈独秀向来一身傲骨，没有也不会去争取什么补考机会。主观努力不够，应该是他乡试“落海”的主要原因。

其二，客观上，举人比秀才更难考。乡试本来就是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中影响最大的一级考试，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各层级考试中竞争最激烈的一级考试，何况江南乡试，录取比例一向很低，竞争历来特别激烈。据统计，参加江南乡试者每年在2万人左右，录取者每年仅160人左右，竞争之残酷世所罕见。陈独秀以安庆院试第一名秀才，与苏州、常州、扬州、徽州等教育更加发达州府的秀才同场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加之，他本次应考一直做得中规中矩，没有再像安庆院试那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从而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法宝。认真准备者反难录取，这样的科举制度真该废除了。

此外，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偏离科举，转向康梁。从应考前对科举制度的厌恶和在安庆读《时务报》的文章，到乡试中对“所谓抡才大典”的鄙视，他的思想已经在那“一两个钟头”里发生“改宗”：徐州胖子的丑态—所有考生的怪现状—这班动物的展览会—抡才大典的意义—国家制度的问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其志已不在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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