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树榕,王敬超,刘燕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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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学概论试读：
总序
田川流在我国，艺术管理是一个新兴的专业，编撰艺术管理专业与学科的系列教材，是我国艺术管理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近期，由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七院校共同发起编撰艺术管理专业系列教材，这是全国艺术管理学专业建设进程中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十几年来，我国艺术管理专业从无到有，已经成为各类艺术院校或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的重要专业构成，具有了自身重要的特征。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我国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之中，艺术管理专业在许多院校业已显现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成为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该类专业建立具有体系化、系统性的专业规范，以及建设相关的系列性教材，是该专业发展的急需，也是高等艺术教育的需要。
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其一，学科归属的多样。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归属，有的置于艺术学，有的置于音乐学，有的放在美术学，或者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还有的置于公共管理，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下属专业。
其二，专业特色的多样。艺术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专业，有的院校侧重于专业性管理，有的院校侧重于综合性管理，有的偏于理论性，有的偏于实践性，有的重视城市艺术管理，有的重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艺术建设。
其三，教材使用的多样。大部分院校以国内相关教材与自编教材或讲义为主，同时有的院校开始借鉴国外的教材，或对国外教材编译出版后使用，体现了对于国外办学理念的吸取。
上述多样性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在该专业建设进程中的积极探索，同时也是其不够成熟的体现。适时推出内容丰富的体系化的教材，是一个专业或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持续地进行专业教材建设，是该专业强化课程建设、深化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不断推出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与学者的重要表征。
在国内已有的教材中，较多属于教师自行编写，也有编译国外的同类教材，为满足近年来艺术管理专业教学的急需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出艺术管理专业广大教师关于艺术管理科学理论的基本认知与研究状态，为全面进行艺术管理教材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例如缺乏体系性、缺乏普遍适应性、缺乏一定的实用性等。
教材建设，应当服从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作为一个新型的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新世纪艺术事业与艺术产业的发展，又对培养不同层次和类别的艺术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既需要较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也需要中层的和文化实体的管理人才；既需要研究性人才，也需要应用性人才。而在应用性人才需求中，又分别需要创意与策划人才、营销与市场运营人才、内部经营与财务管理人才、艺术活动组织与推广人才、艺术产品品鉴与推广人才、艺术传播与流通人才、艺术的国际贸易管理人才等等。艺术管理专业的教材建设，应当在符合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理念的基础上，兼顾人才需求不同层次和特点，尽力满足各种人才培养的需要。
艺术管理专业系列教材的建设，应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教学规范与学术探索的统一。亦即既要遵循基本的教学规范，同时又要倡导学术探索。作为基本教材，其基本理论与学术观点应当建立在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已经获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不宜将那些正在研究过程中的、尚存在较大争议的学术理论成果融入到教材中来。同时，我们又应倡导学者们在教材编撰中充分展现其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一方面在教材中体现出学术界以及个人最新的具有普遍共识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应及时地将更多成果推向社会，在进行了一定社会实践的检验之后，进入教材。
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统一。作为一个新型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专业，应当在教材建设中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大学教育不同于一般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就在于其并不是仅仅针对社会某些职业或某些行业的具体性要求，而是在于应当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以使学生形成基本理论与知识结构的完善，同时注重培养与开发其创造性能力。据此，艺术管理专业既应编撰较多与专业基本理论与素质培养课程相关的教材，同时也应设置一些应用性和实践性课程的教材。即使是应用性教材，也不应停留于一般技术层面的介绍与阐释，而应延展于技术理论与实践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方法的学习。
学理研究与地域特色的统一。突出其学理研究，即注重该学科与专业一般规律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例如，艺术管理在当代社会活动中的一般地位和作用、艺术管理与一般管理类专业不同的规律与特征、艺术管理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基本形式与特点、艺术管理在文化产业与市场运行中的机制、艺术管理主体的心理特征与思维方法、研究艺术管理科学独具的形式与方法等等。与此同时，又应注重对于具有地域性特色的院校与专业的适应。依据地域环境与社会活动方式的差异，对于艺术管理规律及其管理方法的研究也应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人们应在部分教材中增设一些针对性的内容，或者为该地域特别编撰具有直接适应性的教材。
据此，该系列教材可以包括专业理论性教材、专业应用性教材、专业基础课教材三部分。其中，专业理论性教材应涵盖该专业在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方面的主体建构，例如艺术管理学概论、艺术管理心理学、艺术营销学、艺术创意学、艺术政策学、艺术法学、艺术传播学等；专业应用性教材应包括艺术管理活动所需求的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相关方法的传授，可以突出创意与策划、营销运行、项目管理、市场调研等方面的教学，有的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可变性；专业基础课教材，有的可能会与其他相关专业类同，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在此类教材编撰中也应适应艺术管理专业的需要，适当体现该专业的特点。
在全国范围内编撰艺术管理系列教材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表现出该专业主体发展方向的相对统一与规范，成为该专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二，各院校艺术管理专业形成既具有密切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有机整体，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三，有利于各院校教师之间教学与科研的交流，以及学生之间学术与艺术活动的互通；第四，有助于培养与建设一支具有较强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的专业队伍，成为全国艺术管理专业共同发展的生力军。
正是基于此，经多方商议，该系列教材由全国七家综合类艺术院校同仁们联袂编撰，这样做一方面因为上述院校均为综合性艺术院校，具有类同的学科设置与办学特点，同时在艺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特色等方面也具有更多的共同性。系列教材的编撰，也正是各院校在教学建设诸多方面共同切磋、渴望发展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编委会热忱欢迎七院校以外更多省市和院校的教师与学者参与此项工作，提供优秀教材书稿，共同从事艺术管理专业的教材建设。
编撰系列教材，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专业在国内尚未出现成熟的教材体系，缺乏厚重的办学经验和学术积淀；其次，在借鉴国外教材时，由于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国外教材与国内需求的距离较大；再次，艺术管理属于新兴专业，各地发展不平衡，办学特点也有差异，教师与研究人才的培养远远不够。
但同时，我们也已经具备了编撰系列教材的较大优势和条件。其一，各地院校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专业建设经验；其二，人才建设有了较快的增长，科研有了较多的成果；其三，国内同类专业的交流日益深入，与国外相关专业的交流正在展开。
由于我国各地各类院校的差异，对于艺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急需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同时也应当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特色，从而具有更丰富的发展空间。因此，应当提倡其主体教材尽可能获得更多院校的采用。而对于另外一些富有特色的教材，则可以根据自身院校的条件与需要，酌情采用。
该系列教材是在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实施的，在此，我们对东南大学出版社表示真诚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
我们相信，经过全国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获得艺术管理教材建设的丰硕成果，实现以教材建设为基础，促进艺术管理专业科学性与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0 绪论
文化资源学，是研究文化资源的学科。文化资源学概论，是文化资源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为什么这样讲呢？
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或文化艺术产业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文化资源学的范畴非常广泛，起码应当包括文化资源学基础理论、文化资源学分科理论、文化资源学类型理论等等，它们的学理担当是有所不同的。（一）文化资源学基础理论，即“文化资源概论”，是通过研究文化资源是什么、文化资源在哪里、文化资源有什么用等问题建构起来的具有原理性和基础性的一门课程。因而，文化资源概论可以作为研究各种文化资源现象的理论基础，并且直接对文化产业的形成、发展、推进负责。（二）文化资源学分科理论。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和方法对文化资源进行研究，得出的理论就是文化资源分科理论。比如，从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研究文化资源，就会形成文化资源生态学、文化资源社会学、文化资源经济学等。（三）文化资源学类型理论。迄今为止，有多少成熟的文化产业领域，就会有多少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资源储备，由此便生成了研究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理论。如，旅游业文化资源概论、出版业文化资源概论、演艺业文化资源概论、动漫业文化资源概论、会展业文化资源概论等。
可见，“文化资源学概论”作为文化资源学的基础理论，是我们对文化资源学是什么、在哪里、有什么用等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最基本的原理，是建构科学而完整的“文化资源学”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概论”，就是原理，一般要解答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怎么样”、“有什么用”等主要问题。如前所述，文化资源学概论，是以文化资源是什么、文化资源有哪些特点、文化资源有哪些类型、文化资源有哪些用途、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如何、衡量文化资源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有效地挖掘利用文化资源、如何积极科学地保护文化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文化资源等问题，为其基本研究对象。
那么，文化资源学概论属于哪一类科学或哪一个学科呢？
迄今，“科学”大致分为三类：首先是自然科学，即以自然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物质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都属于此类。继而是社会科学，即以人类特有的各种行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再者是思维科学，即以人的思维活动、思维方法以及价值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迄今，哲学、心理学是其基本学科。而文化资源学，由于是以“留有人类痕迹”的一切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的，无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从高等院校的诸学科的知识结构来看，有普修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之分。而文化资源学（包括文化资源原理即文化资源概论、民族文化资源学、地域文化资源学、民俗文化资源学等等）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和艺术事业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就此而论，文化资源概论则属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和艺术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再者，就目前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文化产业管理”还是“艺术事业管理”，都属于公共事业管理学科的范围，而公共事业管理学科又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所以，从科学领域的分类来看，文化资源学概论作为文化资源学的基础理论，显然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这就是文化资源学概论的科学分属和学科定位。
那么，怎样学习文化资源学概论呢？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方法的智慧，往往是人类最高的智慧。
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认识文化资源，也要经由一个从认识现象到梳理归类、由梳理归类到分析判断、由分析判断到把握本质并认识规律的过程。因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资源是什么、有什么用、怎样运用，其理论范畴、框架范式、学说体系便都具有一定的原理性。如此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既是文化资源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化资源学概论”的基本学习方法。
要大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长足发展，就要充分珍视各类文化资源，包括通过物质实体获取的文化资源、通过行为传递获取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字记载获取的文化资源等，因为“资源”是各种产业的资料来源，是产业的基础。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产业是这样，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产业——文化产业也是这样。而“文化资源”尤其是地域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都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长足发展必须研究的课题。
当今世界，经历了前工业时代（主要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着力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工业时代（主要是人与科技的矛盾——着力解决的是积累的问题）、后工业时代（主要是人与人的矛盾——着力解决的是社会消费问题）之后，地球上的许多物质资源被挖掘殆尽，而这些物质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于是，物质产业的发展便渐渐让位于文化产业。因为，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大量存活于人类行为和精神世界的各种文化资源，这是具有无限使用的可能性、广泛阐释的伸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对物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往往会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然而，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却可以促进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进一步认识、进一步珍惜和进一步保护。由于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文化资源的灵魂，所以遴选文化资源时，既要对本土古代文明进行再发现，对本民族文化精髓给予传承和弘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就文化产业的成就来看，又无不得益于各地区、各民族以正确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正确的价值观，必然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所做出的合乎规律的判断和阐释。
因此，为了使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为了人与人的和平相处，为了满足人类越来越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在重视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便势在必行。而要认识文化资源，研究文化资源，挖掘文化资源，合理利用文化资源，合理配置文化资源，就需要建构科学的文化资源学科，以推进文化产业健康、有效的发展。
这就是学习文化资源学概论的意义。
1 文化资源的界定
文化资源在哪里？文化资源是什么？文化资源有哪些基本的特点？文化资源有什么用？这是“文化资源学概论”首先要认识清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而要解答以上诸多问题，对“文化”和“文化资源”的界定，就凸显必要，因为这是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文化
我们都知道，平日里，时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词汇，却往往是人们不能彻底说清楚的东西（狄德罗语），如“人”、“人类”、“感情”、“艺术”、“美”等等。“文化”也是如此，虽然常被人们言说，却是一个如同“空气”一般很难界定的范畴。可是，从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出发，“文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概念，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非常关键的学术范畴呢？
1 文化的界定
迄今为止，对于“文化”的界定已经有160多种。其中，既有将“文化”作为褒义词来界定的，也有将“文化”作为中性词来界定的。在众多的界定中，是选择一个大众化的具有普识性的界定作为文化资源学的理论基础，还是将几个界定进行比较，选择一个相对科学、较为客观的界定作为其理论基础？这里，在褒义词和中性词中，我们各选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并给予相应的论述。但是，在本学科的构建中，我们是以后者即中性词的界说为学理依据的，原因有三：首先，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即良莠混杂，中性词更符合客观事实。其次，既然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文化，就不是褒义词。再次，如果文化都是“正能量”，那就不必再主张“推进文化的发展”了。所以，在理论界定中，只有符合客观事实的，才是相对科学的。（一）作为褒义词的“文化”
从我国各种工具书对于“文化”的界定来看，影响最大的一种界说就是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财富，是具有价值的东西。物质财富是这样，精神财富也是这样。如，人类知识的总和，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是精神财富；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也是精神财富；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无论哲学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教育观念、法制观念、道德观念，还是宗教观念、艺术观念，等等，凡是对推进人类历史进步有价值的观念形态，同样是精神财富。因此，在这里，无论是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是仅仅指“精神财富”，“文化”都是作为褒义词而存在的。
胡适曾言：“文化，就是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为此，他在《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我想提出几个基本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在此，“总成绩”主要是指人类在接受自然环境、认识自然环境、适应自然环境甚至改造自然环境以求生存的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成果，继而，就是人类应付社会环境，即伦理等级、政治等级、经济等级、学术等级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沉淀而成的价值观，就会不断地左右人们的生活方式。胡适虽然没有特别指出这些成绩与文明的关系，但“文明”一定是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相对明确的价值观为灵魂的。
肯定了“文化”即“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就肯定了“文化”一定是以正确价值观为核心的事关人类行为的那些物质和精神对象，这就为目前那些把“文化”定位为褒义词的理论界定，夯实了具有权威性的学理基础。而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从地域、种族与历史进程交叉点的角度阐明人类创造过八种“高级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欧美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化。毫无疑问，斯宾格勒所言及的八种“高级文化”，也是以这样的理论倾向为前提的。
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不同品格的文化产品；不同品格的文化产品，必然承载并揭示着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源自民族或者地域文化的各种文化产品，“在生活中可能只属于一个小范围，只是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类的自我表现形式”。若将其置之于人类大文化的长河做动态考察，不仅可以看到各种“文化”自身继承发展的独特存在和演化态势，而且能够看出不同文化圈之间由于存在着差异，而产生的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所造成的文化演进或倒退。可见，自古以来，“文化”就具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而作为褒义词的“文化”界定，由此便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褒义词是不能用贬义词来修饰的，就像我们不能说“罪恶的善良”、“低劣的高雅”、“荒谬的正确”一样。
在文化的多种定义中，上述概念，只是一种观点而已，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如果说一夫多妻、陪葬习俗、三叩九拜都曾经是一种“文化”的话，文化即“财富”的褒义词性，显然在逻辑上是不够周延的。（二）作为中性词的“文化”
学者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他的这个观点，曾经以不同的结构方式在不同的场所有过多次表述，如“文化，是一个民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以后者为主”，“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等等。“精神价值”，是这一“文化”定义的灵魂，却也是一个费解的概念。如果说“价值”就是“有用”，那么“精神价值”就是指在精神领域即意识活动中对某一对象“有用”与否的判断。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地追问，在精神领域里对客观世界某一对象“有用与否”的判断，其依据是什么？答案是：关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道德观念，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的宗教观念，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政治观念，尊奉什么、不尊奉什么的法制观念，等等。一切关系到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原则，即观念形态，就是精神价值。换句话说，凡是在精神领域进行的是非判断、美丑判断、褒贬判断、取舍判断、爱恨判断以及所持的评判标准，就是“精神价值”。
当然，只有当“精神价值”融汇于人的生活之中，统领于人的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习惯”时，才形成了“文化”。例如，在天安门前无数次举行过的升国旗仪式，就见证了中国人对五星红旗（国旗）——祖国的象征——所怀有的敬仰心态、肃穆的状态和礼敬的仪态。久而久之，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行为习惯，其中蕴含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也蕴含着作为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的公民所特有的骄傲和自豪。国富民足，国强民安，这样的行为习惯就是精神价值的体现。与此同时，这样的精神价值又影响或决定着人的行为习惯。
在余秋雨对文化的界定中，“生态共同体”也是一个费解的概念。如果说“生态共同体”是指在精神价值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在大自然中的生存状态，那么，社会生态是否也应该包括在其中呢？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一旦感慨某一个人“文化素质太差”的时候，并非是指此人的识字能力差，或掌握现代科技的水平差，而是指“精神价值”出现偏颇之后，人们形成了没有道德底线的生活习惯，从而破坏了人们共同拥有的“生态环境”。显然，“生态共同体”是既包括自然生态——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生态——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内的。
至此，余氏定义文化的三个关键词，便构成了“文化”的基本内涵。“精神价值”影响并引导生活习惯；“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则建构或破坏着人的生态环境；而人们“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甚至“吃到了什么、喝到了什么”的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又必然影响着人的精神价值的形成，由此便形成了一个个无数次循环的有机的逻辑关系链条，影响着人类的生命质量。
2 文化的特点
文化，作为人类“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所沉淀而成的精神价值，是渗透在人类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总体而言，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 文化具有以价值标准为核心的引导性
文化是一种引导。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会派生出价值倾向；价值倾向又会引导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人，是一个矛盾体：既有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包括与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有与自身的矛盾，包括欲望与良知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等。文化，恰恰是在人类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人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与己奋斗”的经验总结，所以，才具备了指导人类思想活动和行为实践的价值意义。
当我们承认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都是重要的文化现象时，一个时代特有的生活风尚和政治思潮、哲学思潮、艺术思潮等，便在决定着人们吃什么饭、穿什么衣、住什么房、开什么车、玩什么手机、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买什么报纸，甚至嫁什么人、干什么工作、以什么为追求或梦想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因而，学习文化，不仅是学习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学习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
2. 文化具有对人类欲望的约束性
纵观人的一生，是不断地在三个“形象”中转换身份的：在公共空间扮演的是社会形象，在家庭中扮演的是生活形象，在工作岗位上则扮演的是职场形象。而如何扮演这些形象，是有一定心理依据的。
当某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品德”建设的时候，人的行为则是在受“文化”的制约。而“文化”所制约的对象，主要是人的欲望，尤其是那些属于人的动物本能的各种贪欲——即总想获得不该获得的东西，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符合道德、不符合法规的各种行为。这样，就出现了以“法制观念”、“政治观念”、“哲学观念”、“教育观念”甚至“宗教观念”为主导的文化建设。这就是文化对人的言行举止的规约作用，也是人们建构外部世界——如孟母择邻，以及建构内部世界——如自我批评，所依据的各种“文化”参照系。可见，以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对于人类的欲望来说，其天职就是约束。正因为有了这种约束，人，才成为了人。
总之，“文化”可以引导人们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也可以规约人们不断思考在家庭里、在社会中、在单位里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不应该做，以此逐渐创建起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3. 文化具有不能遗传的习得性
社会现实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人的知识，还是人的思想观念，都是通过教育或者实践活动才能够获得的。即使衣、食、住、行或言、行、举、止这些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现象，也是需要通过学习，行为主体才能够掌握的。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曾经发现了一个“狼孩”。这个已经有11岁自然生命的孩子，在婴儿时期被一只母狼叼走并养大。由于他的成长完全与人类的文化无关：不会人类的语言，不会直立行走，不习惯吃熟食，不习惯穿衣服，表达感情只会“狼嚎”，等等，致使人们在这个人类后代的身上竟然看不到一点儿关乎人类的文化痕迹。可见，脱离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丧失人类文化的耳濡目染，没有接受人类的教育，“文化”是不可能随着父母亲的生物基因遗传给后代的。因而，文化，只能后天习得，不能先天遗传。
4. 文化具有类别的多样性
由于所有人类的活动——包括活动的过程、活动的规律、活动的对象、活动的结果——都与文化相关，所以，要为文化分类便成了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
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人的所思所想，制约着人的所作所为；人的所作所为，又成为了人的所见所闻；而人的所见所闻，又一定影响着人的所思所想。这种逻辑链条，便是将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的事实基础。然而，这些环节的循环往复，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区分开的“混响”现象存在的，所以，只有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设定不同的衡量标准，文化才可能相对地分为不同的类型。
以地域的区别来划分，文化有雪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以种族的区别来划分，文化有印第安文化、匈奴文化、契丹文化等等；以不同的宗教来划分，文化有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等；以民族风俗的内容来划分，文化又有礼仪文化、丧葬文化、梨园文化、陵园文化等等；以考古学标准来划分，文化还有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等；以历史演进的阶段来划分，文化又有青铜器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先秦文化、盛唐文化，等等，这可谓不胜枚举。
而以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划分文化的层级，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另一种则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实际上，二者都是以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的。
一个人从无意识状态来到世界上，到有意识地为了生存进行各种实践活动，便会经历从熟悉环境到认识环境，再到分析环境、最终适应环境或者改变环境的全部过程。于是，物质环境，造就了人的精神内容，精神内容必然通过人的言行举止来表达；而言行举止又必然对物质世界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由此，物质世界会再一次以新的状态决定人的精神活动。由此形成了人类在世界中“靠什么生存”即物质文化，“想什么”即精神文化，“说什么”即制度文化，“做什么”即行为文化的“文化链条”。这就是文化层次理论的基本依托。
5. 文化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发展性
文化的稳定性是通过传承得以实现的。
当人们感慨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的时候，前者是以耶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为依托的，后者则是以儒教、佛教、道教思想为依托的。
与此同时，当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化现状是在“感性自由”的层面上徘徊、西方文化是在“理性自由”的层面上延展的时候，两种文化相对稳定的特点是可以通过各自文化圈的人群其言行举止和生活态度来得到证实的。毋庸置疑，由于西方人主张“人性本恶”，所以，要用宗教和严格的法规制约人的私欲。久而久之，人的言行举止都要遵守法规，这便逐步构成了在理性层面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份自由。反之，中国文化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们对人性本善的极度信任，便形成了其靠他人的评价决定自身行为的心理惯性，这就出现了“众口铄金”、“人言可畏”、“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等古训。在乎别人的面色，在意别人的口舌，是“感性自由”文化的体现。
发展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文化亦然。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当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人们脑海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尚未褪尽的时候，昭君出塞、文姬续史、木兰充军、文成进藏、秋瑾革命，都因以自己的才能和精神、境界，完成了一种伟大的使命，并将其做到圆满，而被后人称之为巾帼英雄。所以才有了今天女博士频频建功立业、女专家屡屡报效祖国的社会现实。
特点，是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文化的特点，只有通过与客观存在的大自然相比较，才能够总结出来。这就为进一步研究相对于物质资源而存在的文化资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文化资源
犹如现实中的各种物质生产（物质产业）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一样，文化产业也需要资源，即“文化资源”。如果说，物质资源是具体的、可以量化的、难以再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那么，文化资源却拥有与之不尽相同的性质和特点。
1 文化资源的界定
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可资利用的材料。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所需要的原料。（一）与物质资源并存的文化资源
物质资源，是宇宙之中、地球之上、自然界里的一切可以成为物质生产资料来源的那些对象，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太阳能资源、森林资源、煤矿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等等。挖掘并利用这些资源所进行的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生产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
文化资源，则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生产“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产品”即文化产品所依赖的资料来源。这些资源是关乎“人”的，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载体，有物质对象，有精神对象，也有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对象，等等。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特有的生产生活规律、言语文字特点、衣食住行习惯、歌舞娱乐方式、宗教信仰禁忌、节庆习俗礼仪等等。（二）文化产业是界定文化资源的前提
没有物质生产，就无所谓物质资源；没有文化产业，也就无所谓文化资源。而文化产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资本加技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经济事实”（王列生）。目前，在我国，文化产业已经拥有了旅游业、网络业、广告业、影视业、出版业、新闻报刊业、动漫业、演艺业、收藏业、会展业、设计业等多种类型。但无论类型多么丰富，关键的一点，还是需要通过“审美”即满足人们各种情感体验的精神活动，才能最终实现或者盈利或者赔本的经济事实。而分析各种文化产品的“审美”价值，便可以了解文化产业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所需要的资源在哪里、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文化资源，等等。
从一个旅游景区与历史建筑的关系、一部电视剧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一部小说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一场晚会与民族民间歌舞的关系来分析，均可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源巨大的依赖性。没有文化资源，就没有文化产业；没有优质的文化资源，便很难产生优秀的文化产品。因为前者——旅游业、影视业、演艺业是文化产业，而后者——历史建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族民间歌舞就是文化资源。
可见，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要有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首先就要重视对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遴选、运用和保护。（三）文化资源的界定
印度学者谭中教授曾指出，中华文明是一盏从未熄灭并永远照亮人类的明灯。这就从侧面充分肯定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影响，即中华民族五千年没有间断过的文化足迹，使历史具有了充分积淀的连续性，进而遗留下来了极为丰富和厚重的“人”的活动遗存和精神印记。这种遗痕和印记落在了哪里，哪里就有文化资源，无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建筑与文物古迹、历史典籍与语言文字，还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节庆礼仪与民间艺术，文化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即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大自然的毁坏，或来自人类社会自身的破坏，人类的文化资源依然异常丰厚。
由此看来，宇宙苍穹给予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是物质生产的资源；人类创造的体现人类意志的各种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就是文化资源。换句话说，一切留有人类印记的，承载人类文明的，可资运用于文化产业的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就是文化资源，价值观是其灵魂。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就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文化产品一旦选择了对这一历史人物和相关历史事件的挖掘和运用，其文化资源的运用必然蕴含着引人注目的重要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和价值评断。
201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梦寻天问——高延青韵语全稿》里就有这样一首诗，是作者在梦中与毛泽东的对话：“……问君所爱兮慈颜依依，大好河山兮各族人民。问君所恨兮痛齿切切，口是心非兮阴谋诡计。问君所难兮心犹耿耿，中国之难兮教育农民。……问君所悔兮拊膺长叹，一纸炮打兮痛失交臂。十年文革兮君做何解？昂首叹息兮沉默无语……问君所恋兮泪雨倾盆，唯我骄杨兮遍寻天际……”全诗，只有一个问号，就是关乎到对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一问，代表历史的理性，也代表现实的理性；要解除自己心头的疑问，更是要廓清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因为，只有清楚“我从哪里来”，才能明确“我要到哪里去”。只有清楚昨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才能明确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怎样发展。这里，毛泽东的“沉默无语”让读者不禁沉思良久。但，继而一句“君所恋兮……唯我骄杨”便很巧妙地在否定江青即四人帮的寓意中，间接回答了诗人的问题。在此，文化资源是满足人类各种精神需要——包括思想的需要、知识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等的文化产品的基础，而价值观，则是文化资源的核心。
2 文化资源的特点
文化资源的特点，是相对于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而言的。物质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的遵循自然法则存在的各种资源，如江河湖海、森林山川、沙漠丘陵、肥沃良田、浩渺苍穹、日月光源等。相比较，留有人类印记的，承载人类文明的，可资运用于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又是如何存在的呢？
总括起来看，从历史性来说，文化资源包括典籍中记载或民间传说的属于“过去时”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建筑与文物古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节庆礼俗、民族语言与民族教育、民间艺术与竞技娱乐；从现实性来看，文化资源则包括存在于目前生活里的“现在进行时”的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特有的古代建筑与文物古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节庆礼俗、民族语言与民族教育、民间艺术与竞技娱乐，等等。“现在进行时”是活态的文化资源，“过去时”则是曾经“活态的”通过不同渠道留在人类记忆中的文化资源。
因而，与物质资源相比较，文化资源的特点十分鲜明，即一切留有人类痕迹的、可用于文化产业的资源，具有存在样态的丰富性、社会历史的记录性、精神价值的承载性，又具有地域或民族的独特性、可资利用的无限性。（一）存在样态的丰富性
文化资源样态的丰富性，是由“文化”辐射的广泛性和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更新、充实的不定性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一切留有人类印记的、承载人类文明的，可资运用于文化产业的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即文化资源，就形成了一个个范围极其广泛、样态极为多样的资源链、资源群、资源丛。
从已经被挖掘出来的或被运用于文化产业的资源来分析，有的是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有的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有的是动态的，抓不住就会消失，有的是静态的，需要开发和保护；有的是以文字记录的形态存在的，有的则以鲜活的形态存在于生活之中。认识研究并梳理文化资源的存在形态，既有益于挖掘和保护文化资源，又有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1. 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与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在文化资源领域亦如此。（1）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
物质，是独立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的看得见、摸得到的客观对象。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或者说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源，如万里长城、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兵马俑、十三陵等，在建设时期，有的是为了抵御外敌，有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有的是为了礼敬皇帝，总之，都是按照人的意志去修建完成的，一旦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历经千年风雨，就是名副其实的“留有人类印记的，承载人类文明”的极为可贵的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
一般地说，凡是与人的物质需要相关的人类文明的遗存物，即与衣着、饮食、住所、交通相关，或者与生产劳动实践相关、与节庆礼俗相关、与娱乐消遣相关、与战争相关的物质遗存，都属于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生活用具包括服饰、卧具、炊具、餐具、车御、建筑等，生产用具包括锄、镐、镰、犁、镂等工具，战争用具主要是花样繁多的兵器。至于各式各样的礼器都是为了祭祀所用，而古玩字画则是属于古人文化娱乐的物质结晶。这就是为什么一件古老的民族服装、一个上千年的“粗瓷大碗”、一顶上百年的毡包或帐篷、一个老旧的马车木轮、一个陪葬的玉琮、一副古人的墨迹，都能够进入收藏家慧眼的原因。
尽管我们承认，物质，只有承载了人类智慧和文明，才能够成为文化资源，可是，文化资源一旦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而存在，就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事实。因此，旅游业、会展业、出版业等作为日益繁盛的文化产业类型，正在大量深入挖掘、利用的，大多是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2）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
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对于世界的各种现象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观念、法制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哲学观念、经济观念，以及教育观念、艺术观念，等等。
文化产品要打动人心，是一定会承载不同的价值观的，而价值观的建立无不取决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以各类书籍为载体的观念形态，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尚书》、《礼》、《春秋》等经史，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以及西方大量的科学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弗罗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潜意识理论、性本能学说等等，广泛涉猎伦理学、政治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具体而言，仅我国儒家学说，就包括教育观念：有教无类；教不严，师之惰；因材施教；深入浅出与循循善诱；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精神；孟母择邻；笨鸟先飞，等等。道德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外无物；天道酬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表里如一；敏于行而讷于言；诚信至上，等等。文学艺术观念：诗言志；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外事造化、中得心源；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等等。还有法制观念、宗教观念、科技理念，由于这些学说曾有力地影响过人类文明的进程，便构成了具有产业价值的文化资源。
2. 动态文化资源与静态文化资源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在文化资源领域也是如此。（1）动态文化资源
动态的文化资源，是不容易被保护的，因为往往是易过性的，如民间祭祀仪式、民间节庆礼仪、民间歌曲、民间曲艺、民间舞蹈、民间体育赛事，等等。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活动的主体，在活动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自身的主观意识。因此，动态文化资源，凡是流传至今的，一般都会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多种版本。
仅以民间艺术为例。凡是迄今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歌、民间故事、民谣，都是经由不同的民间艺术家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所以，民间艺术才具有充分的鲜活性、不定性、即时性、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特点。但其一旦被当代的艺术家记录下来，变成了歌曲集上的“作品”，就失去了动态的灵性和可供恣意发挥的创意空间。
为此，凡是在一过性活动中可以感受到的文化资源，就是动态的文化资源。（2）静态文化资源
静态的文化资源，是大多作用于视觉的对象，如建筑、服饰、用于祭祀的礼器和用于生活的物具，等等。从陕西的兵马俑、山西的晋祠、河北的避暑山庄，到苏州的园林、湖北的黄鹤楼、云南的甲秀楼、湖南的岳阳楼，从蒙古族服饰、藏族服饰、维吾尔族服饰到朝鲜族服饰、纳西族服饰、白族服饰、黎族服饰、鄂温克族服饰、普米族服饰，从明朝的宫廷设施和民居家具到清朝普通百姓家里的用具都属于静态的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旅游业的基础，也可以成为出版业、会展业、影视业甚至演艺业的重要资源。（二）社会历史的记录性
有人说，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它之上的人民的历史。人民创造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承载文化的历史。所以，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当一个民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需要历经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够积淀而成的时候，回顾历史，就是在回顾文化；回顾文化，也就是在回顾历史。所以，凡是好看的舞台剧、故事片或者电视剧，都有扣人心弦的好故事，而动人的好故事大多来自于承载历史的文化资源。如反映鄂温克族（即索伦部）历史的民族歌舞剧《彩虹之路》，就是从乾隆年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中挖掘文化资源、运用文化资源的；由此，在呼伦贝尔市还建立了供旅游参观的“索伦部主题公园”。
而故事片《红色满洲里》，则是主创人员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党史资料中挖掘文化资源、运用文化资源的成功范例。至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张艺谋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的故事片《红高粱》、陈凯歌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的故事片《霸王别姬》（图1-1），以及新世纪以来冯小刚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故事片《唐山大地震》，等等，无不源自于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文化资源。
时间，是一次性的。已经过去了的时间，一旦成了历史就再不可能复现了。那么，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途径是多样的，可以通过记载历史的各种文本，也可以通过承载文化的各种实物，还可以通过现实中人们各种行为的传承性，如语言文字、道德规范等。而各种文本，只要作者是尽力按照客观事实“本来样子”进行的书写，便具备了鲜明的历史承载性。同时，各种具有历史价值的实物，各种反映历史的民族风俗、民间艺术等等，前者如历史建筑、民族服饰、古玩字画，后者如节庆礼俗、婚庆仪式、民间歌曲、民间故事，也可以帮助人们去认识一个民族曾经的发展脚步，从而体现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承载性。
1. “名人”的历史记录性
无论是出版业、影视业、动漫业，还是演艺业、会展业、收藏业，从承载历史的各种文本中挖掘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人物，就是推进文化产业最为有效的实践活动。
从目前的畅销书来看，有的是记述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千古一帝秦始皇》、《卑鄙的圣人曹操》、《成吉思汗评传》、《顺治皇帝》、《李鸿章发迹史》、《五部侍郎曾国藩》、《湖南骡子左宗棠》、《拿破仑》、《牛人袁世凯》、《张之洞》、《吉鸿昌》、《林彪的这一生》、图1-1 《霸王别姬》剧照《迟浩田传》、《杨成武上将》、《张骞》、《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有的是记述作为时代英模的人物，如《孔繁森》等；有的是记述因科技而致富或因政治地位而致富的林林总总的富翁，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产女王》、《比尔·盖茨全传》等；还有的是记述在文艺界或体育界因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格外著名的人物，如《冰心传》、《萨马兰奇传》、《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邓丽君》、《赵本山外传》、《姚明传》等；以及记述那些因身边非凡的“男性”而出名的人物，如《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宋美龄最后的日子》、《贺子珍传奇》等；再有就是记述与黑社会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教父杜月笙》，等等。
读者对名人成功的诀窍以及生活方式往往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这就使得从古至今的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以及他们身边的各色人物，成了抢手的文化资源。
但是，阅读名人传记或根据名人传记衍生出来的小说，人们的收获主要还是在于对“名人之所以为名人”的深刻思考；进而，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产生这样的“名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因为，只有明白了自己是“从哪里来”，才能够明确自己应该到“哪里去”。
除此之外，目前在我国影响非常广泛的文化产业之一，就是电视业，尤其是电视连续剧。而好评如潮的剧目，其创作资源不仅大多来自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因通过反映著名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展示历史演进的脚步而令人难忘。从古代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历史人物剧目，如《孔子》、《汉武大帝》、《武则天》、《唐明皇》、《包公》、《李清照》、《成吉思汗》、《大脚马皇后》、《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末代皇帝》，到近现代在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历程中写下了厚重一笔的历史人物剧目，如《霍元甲》、《鲁迅》、《李大钊》、《秋白之死》、《赵尚志》、《诺尔曼·白求恩》、《周恩来在重庆》、《少年英雄王二小》、《彭雪枫》，再到当代在政治、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剧目，如《华罗庚》、《周总理的一天》、《赵树理》、《朱德元帅》、《严凤英》、《陈赓大将》、《李小龙传奇》、《刘伯承》等等，这些以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文化产品——电视剧，所引发的是人们对艺术背后的真实历史的兴趣——即对文化资源本身深入认识的兴趣。
孔子是怎样创建儒家学说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能够产生几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包拯为什么是一个黑脸的形象，他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法制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康熙和雍正，究竟谁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更大，为什么？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思想之开放，政绩之辉煌，可感可叹，但她的墓前何以立的是一块“无字碑”？鲁迅作为中国人“最硬的脊梁”，是怎样被造就的？赵树理的成绩，是来源于政治机遇，还是来源于文学才华，抑或是脚踏实地的“草根情结”？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境界极为崇高的人，他的政治智慧、宽阔胸怀、敬业精神、牺牲精神均无与伦比，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吗？至于末代皇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其罪过，可谓罄竹难书，仅仅监守自盗故宫成千上万绝世珍宝这一项，就罪在不赦！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文化资源中“名人”所承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历史的深入思考，那么，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服饰装束、饮食习惯、居住环境、交通条件，还可以看出其关乎道德、政治、法制、宗教等范畴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倾向，这些亦体现出了文化资源对社会历史的记录性。
2. 静态文化资源的历史记录性
历史建筑、古玩字画是静态的文化资源。旅游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主要就是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物。
一个旅游场域的吸引力，可以由其自然景观的稀缺性、离奇性、挑战性而产生，也可以因其人文景观与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事件相关而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后者，吸引力有时会胜于前者。仅以旅游业所依赖的静态文化资源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一座历史建筑经历过什么，见证过什么，记载着什么，诉说着什么，不仅可以激发观光者无限遐想，而且通过那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多种建筑元素，还可以将旅游者带回到过去了的那些岁月。从体现当时科技水平的建筑材料，标志着当时审美倾向的造型和色彩，到反映当时社会等级差异的规制和格局，均程度不同地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生活格调、价值标准记录了下来。由此，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物进行对比，便可以领略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活风采和精神价值。
在我国的古代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宫殿——紫禁城，即故宫。自1406年肇建至今，已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
按照使用功能，故宫分为“前朝”和“内廷”。前朝，以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显要位置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宫殿气势宏阔，庄严雄伟。就在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内，有一组六根蟠龙的金柱，蟠龙的造型，均由“薄如蝉翼，轻如鸿毛，柔似绸缎”的金箔打造而成。西侧的龙头向东眺望，东侧的龙头向西眺望，与藻井中的金色飞龙相互呼应，不仅围绕出一个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置位的金碧辉煌的神圣空间，而且见证了宫内宫外的时势更替和文化变迁：自顺治皇帝登极，太和殿就历经了清朝9位皇帝的登极大典，至于皇帝大婚、册封皇后、命将出征等国家大事，以及万寿节（皇帝寿诞日）、元旦、冬至三大节日，皇帝都要在这里接受朝贺。同时，这六根金柱上的贴金工艺也记录了500多年前我国的金箔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凭借手工，能够把纯度99.99％的一克黄金，夹在煤油熏炼成的乌金纸里，经过6到8小时的捶打，变成厚度为万分之一点五毫米的金箔，约有0.5平方米大。迄今，南京的一家金箔厂还保留着这项工艺。因而，就在《清史稿》里记录的发生在太和殿的重大事件，不断成为影片《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电视剧《雍正王朝》、《甄嬛传》、《康熙大帝》等文化产品的重要资源时，“六龙御天”造就的视觉神话，也是我国工艺史闪光的一页，是推进我国金箔工艺长足发展应当借鉴的文化资源。
故宫建筑群里，在太和殿与武英殿之间，有一座单孔汉白玉石拱桥（图1-2），护栏的石雕活泼可爱、清新淳朴。34只狮子居于石柱顶上，而穿行于牡丹、荷花、菊花、蜀葵之间的游龙，却出现在位于其下的桥梁护栏上。“龙在下，狮在上”的造型结构，在整个故宫建筑群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这座名为“断虹桥”的建筑，究竟记录了什么呢？据学者们考证，这是元朝蒙古人修建的早于故宫建筑群的一座石桥。草原民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这就使之摆脱了中原农耕文化造就的“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教条与严苛，因而，这里的“龙”才有了脱离权威的自在，有了不必装腔作势的轻松，有了“毫无心机的自由”。可见，断虹桥的记录功能，不仅告诉人们是谁修建了它，为什么修建，而且还记录下建筑者的审美倾向和文化诉求。
至于会展业、设计业、收藏业甚至广告业，文物古迹、古玩字画都是最基本、最丰富、也是最能够诉说历史的文化资源。
上个世纪我国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凤纹钟钮模”是一件稀世图1-2 故宫内“单孔汉白玉拱桥”珍宝。既反映了春秋时期经济实力强大的晋国铸铜业的辉煌，反映了当时我国铜铸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同时还揭示了今天“模范”一词构成的事实根据。两千多年前，一个国家的“大事”，无非是祭祀和战争。这就既需要礼器，又需要兵器。二者均离不开铸铜工艺。通过这个“凤纹钟钮模”，我们可以看到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晋国，是如何使陶范的外范、内范、合范技艺达到炉火纯青水平的。第一步是用陶土制模，第二步是在模上刻范，第三步是将其阴干，第四部烘焙模范，第五步是翻范。之后再铸铜。这是活版印刷术的前身——块范法的具体体现。
静态文化资源，作为实体性存在，是可以通过观察、解构、化验和分析，发现其承载的多种历史文化元素的。这种无言的诉说，较之于语言记述中的历史，具有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
3. 动态文化资源的历史记录性
如果说古代建筑、历史文物，包括历史典籍，都是静态的文化资源，那么，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节庆礼俗、民族语言与民族教育、民间艺术与竞技娱乐等等，就是动态的文化资源了。
就其旅游业而言，上述文化现象都是其基本的文化资源，无论是体验式的农村度假游、牧区度假游还是观光式的异地游，从采摘、收割的生产劳动到同吃同住的生活经历，都离不开对于其民族习俗的体验，对其民间艺术的欣赏，以及对其民族语言（包括地域方言）的感知。对于出版业、影视业、动漫业甚至演艺业而论，作为产业的重要基础，上述动态文化资源同样具有记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录性。这里，仅以民歌为例。
爬山调，顾名思义，是与“山”相关的歌唱，不论是阴山西麓的狼山、东麓的大青山，还是接近于“山”的陕北、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的“黄土高坡”，歌唱主体主要是生存于这种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的晋、陕、蒙交界地区的劳动人民：昔日的长工、佃户，今日的农民、牧民，等等。其中内蒙古西部的农民大多是因生存所迫走西口的“贫困移民”。有歌词为证：“河曲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跑口外，女人掏苦菜。”生存环境的恶劣、经济权力的微弱、所处时代的局限，都是原生态爬山调生成的历史背景。
而“原生态”爬山调，特指前工业社会时期生成的、散落在民间且口口相传的爬山调作品。这是由语言形态的原生性、生活追求的原生性、价值尺度的原生性等几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反映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一是具有对生存的大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三是具有极大的可持续发展性。
客观地说，从浩如烟海的爬山调民歌来分析，可以看到，爬山调表达的主要是与生存底线即“食、色”相关的内容：从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甚至铺什么，盖什么，到自己爱的是谁，为什么爱，怎样爱，能否得其所爱，是否娶得起妻子，娶了什么样的妻子，日子过得怎么样，等等，朴素、实在、率真且痛快淋漓地记录着草根民众的生活与感情。当我们承认，身体的变化会发生知觉，随之产生的感受就是情绪时，爬山调的情感，均源自于歌唱主体生存状况的切实感受，没有空话，没有大话，没有假话，只有在认同“求生存”的真实中，倾诉着喜怒哀乐，真实而质朴。不论宣泄还是诅咒，不论忧伤还是喜悦，不论歌颂还是批判，不论愤怒还是抑郁，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能否满足老百姓“生存”的要求。就是这个标准，使得普通百姓在歌唱中不断显现出记录社会问题和评说社会时弊的思想倾向：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社会风潮以及国计民生，只需用民众“衣、食、住、行”的切身感受作为标准，就可知其兴衰。
有学者认为，爬山调是在清王朝就出现了的，但作为文化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20世纪初期以来搜集到的作品。从目前掌握的有限的歌词来看，大致记录的是三个历史时期的民生状况，一是1949年之前，二是1949年到1979年之间，三是1979年之后。
1949年以前，劳动人民生活得怎么样？“炉子不吸灶火烟，掏回苦菜没咸盐。财主吃肉红烧上，咱吃粗粮菜拌上。”那么，造成百姓生活艰难的根源是什么？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压迫；一是经济剥削。“白马青鬃大路上站，要一回壮丁众人难。”“听见保长进了院，好比阎王露了面。”“一脚踢开两扇门，五花大绑捆了个紧。”“没头鬼甲长不算人，半夜三更来抓兵。大风刮起油油沙，也不知道把个人流落在哪？”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其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可以说是最为残酷的。“数九寒天没衣衫，日寇侵占大青山。三光政策真凶恶，又烧又杀又抢掠。”而地主老财的剥削，在1949年之前，则是更为普遍和广泛的。“算盘一响卷铺盖，工钱不给赶出来。……一年四季没挣下个钱，地冻三尺谁可怜？财主就像狼一般，吃肉又把血吸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劳动人民站起来了，生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白面馍馍糜米饭，一年四季肚皮展。”“上街买了两把羊刀刀，回家咱们就包饺饺。”“草原时兴个手把羊，牧民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强。”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包产到户，普通百姓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涤纶裤裤涤确良衫，灯芯绒鞋钵钵外铲铲。拉毛围巾脖颈上围，时兴衣裳换不拌。”“高腰腰皮靴踩住镫，得劲得劲赶生灵。”“红绸褥子绿缎被，写字台茶几高低柜。”“一年卖给国家万斤粮，惬惬儿买回一辆新凤凰（自行车牌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价值观会不断受到挑战。只有那些发自人性本然并被广大民众“坚守”不变的，才可能与新的价值倾向兼容并存，才可能使这种文化价值观依然显现出特有的风采。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尤其是尊重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集中体现在对每个人“一餐、一饭、一件衣裳”的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具体尊重，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也是爬山调所反映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色性“文化资源”是一个历史范畴，因其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特殊品质。就像我国历史上只有一个秦始皇、只有一个孔子、一个孙膑、一个毛泽东、一个袁隆平一样，所有影响过历史进程的人物，无论是在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还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尽管他们之间也许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因此，谁占有了民族特色鲜明或地域特色浓郁的不可再生的独特的文化资源，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便会拥有一个非常乐观而饱满的市场预期。这在分别获得国际大奖的莫言、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的作品中已经得到了印证。从小说《蛙》、《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到影片《英雄》、《霸王别姬》、《三峡好人》，无不得益于对稀缺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创意性运用。秦王嬴政之于故事片《英雄》、梅兰芳之于故事片《霸王别姬》，是对“稀缺”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挖掘和运用，三峡居民迁徙之于故事片《三峡好人》、出台计划生育国策之于小说《蛙》，又是对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挖掘和运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1. 文化资源的民族特色“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在民族历史发展中稳定形成的、承载民族集体智慧的文化资源，就是民族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产品必然会在该民族群体中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对此，作为民族文化资源运用最为成功的范例，“赵本山现象”是最有说服力的。
自从1990年在小品《相亲》里初次露脸，迄今，赵本山在“央视春晚”已连续演出了20个小品，这不仅使他本人成为观众最喜欢、最欣赏、谈论最多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推出了高秀敏、小沈阳、毛毛为代表的东北艺术团队，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同时还带动了电视剧《刘老根》、《乡村爱情故事》的热播，以及遍及全国的演艺界神话“刘老根大舞台”，可谓是我国文化产业最为成功的范例。
那么，赵本山究竟有什么秘诀造就了这一系列文化产业的传奇呢？答案很清楚，那就是他的创作团队非常善于挖掘、研究、运用本民族独一无二、不可再生、能够引发中国观众极大审美兴趣的文化资源，例如孙子的“三十六计”。孙子兵法是文化资源，本山小品是文化产品，了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悟出，赵本山重视文化资源的智慧所在。
三十六计包括六套计谋。第一套是胜战计：第一计瞒天过海，第二计围魏救赵，第三计借刀杀人，第四计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第六计声东击西。第二套敌战计：第七计无中生有，第八计暗度陈仓，第九计隔岸观火，第十计笑里藏刀，第十一计李代桃僵，第十二计顺手牵羊。第三套攻战计：第十三计打草惊蛇，第十四计借尸还魂，第十五计调虎离山，第十六计欲擒故纵，第十七计抛砖引玉，第十八计擒贼擒王。第四套混战计：第十九计釜底抽薪，第二十计浑水摸鱼，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第二十二计关门捉贼，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第五套并战计：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第三十计反客为主。第六套败战计：第三十一计美人计，第三十二计空城计，第三十三计反间计，第三十四计苦肉计，第三十五计连环计，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众所周知，商场如战场。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拜金主义”而变得复杂起来，缺乏“诚信”，显然是最突出、最普遍，也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假药、假账、假货、假广告到各种营销骗术和学术舞弊、考试舞弊，既得利益的巨大诱惑，使得一些人放弃了道德、放弃了良心、放弃了“敬”和“诚”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因而，以三十六计的智慧为创作资源的《卖拐》、《卖车》、《功夫》、《策划》便面世了，这是将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与丰厚的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揭露和讽刺为了捞钱动足了脑筋、做足了文章、不讲诚信的卑劣之人，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让人意外的是，就在“大忽悠”初次《卖拐》时，观众的笑声和掌声竟几乎是一边倒地表达了对忽悠之“奇效”的惊叹。毕竟，“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小两口过得挺好，能给他忽悠分别了”；一双好腿竟然“能给忽悠瘸了”，是需要超常的反应和过人的“智慧”的。果然，当“大忽悠”凭着机敏的心态、灵敏的嗅觉和“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的生活经验，准确判断出那个陌生人“范师傅”的单位以及职业时，对方在惊叹之余，是一定会生出些许敬佩和信任的。再加上故弄玄虚，以身“说病”，无意中就拉近了与受骗者的距离。于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互藏，循序渐进，直到对手就范，就成了“大忽悠”骗术得逞的原因。
客观地讲，主创人员真是聪明，短短十几分钟的一个作品，竟能将三十六计中的“兵不厌诈”、“无中生有”、“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等等，浑然天成地贯穿到每一个情节中来。显然，没有一定的文化主动性是做不到的。可是，就在艺术家通过揭露行骗者的卑劣行径要达到“警世”的目的时，以范师傅为代表的受骗方，难道不应该也反省反省自己吗？受骗，是由于盲目轻信；上当，是由于丧失理智。
从根源上来分析，不难发现，骗人者，是出于贪；受骗者，有时又何尝不是出于“贪”呢？这，就是规律，就是教训。在此，不禁让我们想到莱辛的一段话：“喜剧是要用笑而不是嘲笑来改善一切。”因为“认清可能和自己发生冲突的人是有好处的；警惕坏事物对自己的一切影响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只有跳出“忽悠”的情境，冷静地分析“忽悠者”和“被忽悠者”深层的复杂心理，才可能使我们更睿智，不给骗子行骗的机会和空间（图1-3）。
说到这儿，必须承认，就如何“提升”我们的智慧而言，《卖车》比《卖拐》更有嚼头。试想一下，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情节，同样的结局，如果没有深层的文化寓意，是很难出彩的。因为在生活里，一个人从来不受骗是不可图1-3 本山小品《卖拐》剧照能的，但是被同一个骗子欺骗两次，却并不多见。同样，一个骗子坑害一个人能得手，并不罕见；能够对同一个对象用同样的手段行骗两次并得手，也是不多见的。所以，“本山小品”的创作团队敢于再次把“大忽悠”推上台来，还是以文化资源和历史的经验作为心理支撑的。
当“大忽悠”又一次偶遇范师傅，正是“丢了工作，跑了对象”的老范格外恼怒、警惕十足、时刻准备别人“忽悠”的时候。狭路相逢，“大忽悠”却并不躲避，而是胸有成竹地“真诚”主动地迎上前去，表现出对范师傅健康状况的更大关注，顺手就把“兵不厌诈”和“笑里藏刀”之计“打包”甩了出去。继而，他要将对手的“铠甲”卸掉，便又信手拈来地运用了“无中生有”之计。当老范在“大忽悠”的诱导下用长时间声嘶力竭地喊叫来证明自己的脑袋没病时，生理反映出的头晕眼花，却让老范又一次失去了理智。紧接着，狡猾的“大忽悠”充分利用东北方言里“一音多字”和“一字多意”的特点，使用“偷梁换柱”的方法，先是把“骑”和“七”混搭在一起，令人难辨“骑个猴”还是“七个猴”；接下来又用两头堵的低劣把戏，在“生”字上大做文章。“问：你家小狗为啥不生跳蚤？”注意，“生”是既可以理解为“生产”又可以理解为“生长”的，所以无论对方怎样回答，都是错误的，从而难逃“脑袋有问题”的定论。放松了警惕的老范慢慢钻进了“圈套”，“大忽悠”越战越勇，先以飞快的语速把“树上骑个猴”偷换成“树上骑七个猴”，之后又以含混的语气将“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更换为“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将对方打蒙，于是一场“浑水摸鱼”的游戏结束。至此，不要说战斗力，老范连起码的防备能力和识别能力都没有了。眼看目的就要达到了，“大忽悠”开始乘胜追击，一边大度地把卖车的价格从四百元降到三百元，一边还要“顺手牵羊”。妻子一句“给三百不少了”，他立刻演绎为“谁说手表了？啊？谁说手表了？”直到把老范的钱和物都诳到了手，再度把受骗者从义愤填膺的“斗士”转变成了上当受骗的“冤大头”（图1-4）。
可能有人不免质疑，作为文化资源的“敌战术”、“胜战术”、“攻战术”等三十六计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一旦用于文化产品，究竟是把观众变傻了呢，还是把观众教坏了？这就要平衡好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与大众审美趣味的关系了。因为孔夫子倡导的：“修身以敬，修身以安人，修身以安百姓”，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儒家思想，是更为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当儒家学说与兵家学说在市场经济中遭遇的时候，我们应当用怎样的价值判断去传播“传统文化”才既不让“老百姓变傻”又不让“老百姓学坏”呢？关注社会问题的“本山小品”恰恰就是反其道而用之的一种积极尝试。
2. 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色文化，是一切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地域文化的基础，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地域文化的灵魂，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人们共有的以价值取向为核心的生活态度；地域文化的特图1-4 本山小品《卖车》剧照色，则是某一地区民众在生活习惯中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的特殊性。而地域文化所具备的“人无我有”或“人有我优”的多元统一的特殊品质，就是地域文化特质。地域文化特色是表现，地域文化特质是灵魂。
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城，拥有“扼三北”、“通五江”的地理优势；也有从公元10世纪始便与“京都”结缘的人文优势：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朝和清朝都曾在这里建都。双重优势，夯实了北京文化特质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
回顾以近百年北京人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无论是《四世同堂》、《小井胡同》、《大宅门》、《茶馆》、《五月槐花香》，还是近来播出的《全家福》、《有你才幸福》、《正阳门下》等等，都因其自觉地表现了北京地区特有的人文历史或当今百姓特色鲜明的生活态度，反映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而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其中，既揭示出了由四合院的居住条件所决定的北京人特别“重视德行”的生活态度，又表现出了由社会政治地位悬殊极大造就的北京人特别“客气好礼”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由六百年京都文化造成的北京人“笃诚爱国”的精神以及北京人“敢为世人先”的创新精神，都是植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的。
3. 文化资源的时代特色
文化资源的灵魂是文化，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文化资源的时代性，就是文化资源的发展性。
时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是在纵向的历时态中截取的一个现时态概念。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是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多重要素共同促成的，同时，会以“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时代精神为核心，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采。
不同时代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文化资源，不同时代的艺术遗产也是文化资源。因而，当古人论及音乐这种文化资源时，就曾指出：“盛世之音歌以颂，败世之音歌以糜，乱世之音歌以怨”，就是作为动态的文化资源的时代特色。而静态的文化资源中，既有“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董其昌）的时代特色，又有绘画艺术中“北宋画深沉，南宋画水墨苍劲，元代绘画潇洒抒情”的时代性。再如人物画像审美倾向，在魏、晋、宋、齐时代，以“秀骨清样”为美；在梁、陈、隋代以“面短而艳”为美；到了唐代则以“肥胖健硕”为美，等等，也是静态文化资源的时代特色。
依照爱默生的观点，越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也就越能为后代接受者显示出一种庄严伟大的境界，显示出一种必然伟大的道理和神圣的品质。今天，当文化产业的组织者或文化产品的主创人员在寻找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时，“买故事就是买特色”，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事实。其中，既包括垂青于那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青睐于那些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也包括格外重视那些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无论明朝之于张居正的故事、元朝之于忽必烈的故事、晚清之于秋瑾的故事，作为文化产业——影视业、出版业、旅游业等文化产业的创意前奏，一旦与市场挂钩，与经济相连，其“买故事”即“买资源”、“买创意”，就会像争夺物质资源一样，陷入激烈的竞争。（四）精神价值的承载性
精神价值，是人们在意识活动中，判断爱恨、是非、美丑、褒贬、取舍、对错的基本价值标准。当各种文化现象一旦作为资源被文化产品选择并运用时，其重要的文化附加值就是精神价值。所以说，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最大的区别，就是拥有精神的承载性、引导性，换句话说，文化资源的意义就在于因其精神价值的承载性而受到文化产业的垂青。
所谓“精神价值的承载性”，一是指文化资源自身蕴含着某种精神价值，二是指文化资源可以产生某种精神价值，三是指文化资源可以强化某种精神价值。无论民族文化资源还是地域文化资源，亦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资源，都具有这样的特性。
1. 居住环境造就的精神价值
从庄严的明清故宫到古香古色的四合院，从高大的正阳门到清新优雅的皇家园林，从巍峨的天坛到造型精美的北海白塔，标志性建筑、纪念性建筑、观赏性建筑和实用性建筑，共同构成了北京特有的文化资源。其中，四合院就颇具精神价值——“重视德行”的承载性。
无论正房、西房、东房甚至南房，面面相对的结构格局，使四合院里各家各户的门一敞开，几乎无秘密可言。彼此之间不想关注的关注，不是监督的监督，没有故事的故事，便油然而生。为此，家族成员或不同利益相关人群之间便建构起了互相关注、互相影响、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当然也难免互相猜忌、互相攀比、互相拆台。孰是孰非，孰对孰错，在“众口铄金的现实”中便生成并强化了北京人特别重视德行的生活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维护社会公德的“小脚侦缉队”会出现在北京，大多数以北京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化产品为什么都以道德为主题的原因。
2. 语言特色承载的精神价值
作为北京文化资源的听觉元素，且不说需要解释的北京方言，如，讽刺人，叫“挤兑人”；胡说，叫“胡吣”；出馊点子，叫“出幺蛾子”，等等。即使从人对人的称谓上看，也无不体现着具有文化厚度的地域特色。
历史上，北京城曾上有天子，下有乞丐；今天的北京市，从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直到普通百姓，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便形成了人的尊卑心理，而这种心理必然表现在称谓上。
解放前，尊称男性必带个“爷”字，如“查六爷”、“秦二爷”、“常四爷”等。解放后，尊称男性很少再称“爷”了，但鄙称男性却依然会用绰号或冠以“小”缀以“子”字，显见，还是秉承了解放前的口语习惯的，如“结巴”、“虾米”、“小李子”、“小梁子”、“小祺子”等。习惯性称谓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写照，同时也反映出北京方言“客气好礼”深层的心理原因——礼即“禮”，事神致福也，即用贡品敬奉神灵的一种行为，表达的是人们对保障自己生存的“神”由衷的感恩与敬畏。以此推导，凡是与生存相关的感恩、敬畏心理，表现在语言上，必以“礼”为核心。
无疑，客气是因为好礼，好礼是因为要生存。而生存，既与社会地位相关，也与家庭地位相关；而地位，则由政治和经济共同形成的社会等级所决定。即使今天，对领导和长辈要“敬”，对下级和晚辈要“慈”，对同级和同辈要“友”，也是与生存相关的带有差异性的“客气好礼”。
3. 娱乐方式承载的精神价值
在北京的地域文化中，京剧或京韵大鼓，既是地域文化的听觉“符号”，也是精神价值的载体。你听，时常挂在白景琦嘴上的京剧念白：“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带着岳家军第一号猛将高宠特有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定在剧情发展图1-5 《大宅门》海报到最关键的地方才出现的（见电视剧《大宅门》）（图1-5）；令人又喜欢又同情的白新生，无论喜怒哀乐还是爱恨情仇，都能随大鼓书娓娓道来，透着阅尽京城沧桑而“处变不惊”的一种心理承受能力（见电视剧《全家福》）；而祺瑞年的晚年生活，需要精神寄托，也需要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他之所以沉醉于京戏，既是为了消遣，也是因为喜欢“有板有眼”的唱腔中蕴含着北京人做人做事的“精、气、神”（见电视剧《有你才幸福》）。（五）可资利用的无限性
相对而言，物质资源，无论是煤矿资源、石油资源，还是土地资源、森林资源，都是越用越少的。而文化资源，大多属于精神对象，是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的，即使被运用，也没有实体性消耗，因而，就具有了可资无限利用的特殊性。一位传奇人物、一个民间故事、一首民歌，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中源远流长地得以传播，就是这个道理。
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作为实体具有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其精神内涵的附加值，却是可以被无限运用的。因为只要与人相关，就有故事发生，而故事的内容是可以随着不同时代的演绎者们价值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至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其可资无限利用的特殊性就更加明显了。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不仅在我国被改编为故事片《夜宴》，还被美国改编为动画片《狮子王》（图1-6）。由此就可以看出，凡是具有超越国度、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审美共识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前景多么广阔，可资利用的无限性便不言而喻。
那么，文化资源为什么会被无限地使用呢？原因有三：一是个人判断存在着差异，即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文化资源会有不尽相同的价值评断，这样，同一个文化资源就会被多次解读、多次阐释、多次使用。二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需，即不同的时代会根据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同一个文化资源作出特有的价值判断，由此所产生的文化产品，就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此循环往复，同一个文化资源就会产生许多不同的阐释和运用。三是地域或民族存有差异，即对于某些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接受者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
1. 价值评断的歧义性——文化资源无限使用性的个人原因
在现实中，面对同一个文化资源，不同的接受者或传播者，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价值判断，这就使得文化资源价值判断的歧义性在所难免。继而，在文化产品中，就会出现对某一文化资源中某一元素价值评断的不同意见，各种图1-6 动画片《狮子王》剧照文化产品版本并存流传的现象便构成了文化资源可资运用的多样性。
作家二月河认为：对历史人物是肯定还是批判，有三个重要尺度，就是要看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否做出过贡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在科学教育、发明创造上作出过历史贡献”。这些尺度为我们评价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来看，观众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其精神价值的认可。如，雍正的暴君形象被淡化，因为他即位之后，改革吏治、严明法制、促进经济，使得国库存银从他登极时的700多万两上升到他故去时的6000多万两。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似乎在属于雍正历史的文化资源中也得到了印证。
但是，任何有影响的政治人物，都是被敌人或反对派所造就的。所以，也有人认为，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严苛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诋毁他的言辞在民间亦曾广为流传，认为他夺位前善于韬晦、老谋深算，即位后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在清末民初的小说里，以雍正为题材的就有胡蕴玉的《胤禛外传》、燕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紫萼的《梵天庐丛录》等。其中，尤以关乎吕四娘的传说为最甚。
尽管这些内容属于民间传说或稗官野史，但还是印证了一个道理，立场不同，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地之别。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的历史评价，均有极为鲜明而巨大的歧义性，也就是这个道理。
西施是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如果站在越王勾践的角度来评价，她不仅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风华绝代、光彩照人之神，而且还有忍辱负重、善于韬晦、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如果站在吴国广大百姓的价值立场来评价，她就是一个用妖媚艳丽俘获了吴王夫差的“女特务”而已。因为她的存在，使吴国惨败之时，百姓死伤无数。
相比较而言，夫差的相国伍子胥不仅对吴国忠心耿耿，而且经常秉公直言、大义进谏、批评国君，当他看穿了越国的“美人计”并一再提醒这位昏君之时，孰料却落得个被夫差赐死的结局。如若站在吴国百姓的价值立场，他是一位忠勇的国相，如若站在勾践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自己复国雪耻最大的克星。
那么，怎样在文化产品中对西施、伍子胥这些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评价呢？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便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的。这是由地域之别造成的，也是由立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2. 时代精神的附加值——文化资源无限使用的时代原因
不同时代对文化产品有不同的价值需求，于是，就会将一些影响极为广泛的文化资源赋予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原生态性文化资源由于不同时代精神的附加值便具有了无限阐释性和可资利用性。经历的时代越久远，一个文化资源被运用的无限性就越明显。
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在衍生出不同样式的文化产品时，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和制作者会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进行多种阐释或解读，而“自己的理解”是一定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甚至制约的。
王嫱，即王昭君，本来是西汉王朝汉元帝时期一位选秀进宫的“掖庭待诏”，却因为挺身而出，自愿请行与匈奴的可汗呼韩邪单于和亲，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进而名垂史册。从公元前33年至今，两千多年来，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文化产品，浩如烟海。有诗、词、散曲、小说、散文、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歌曲、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视剧，等等，故而被学者认为“其数量之大、体裁之多、门类之众、作者之广、绵延时间之长都是少见的”。
但是，翻阅这些承载文化资源的作品，仅以文学作品为例，以《昭君怨》或《昭君恨》为题的诗词曲赋就多达近百首。从南北朝时陈叔宝的“图形汉宫里，遥聘单于庭。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笳吟度陇咽，笛转出关鸣。啼妆寒叶下，愁眉塞月生。只余马上曲，犹做别时声”，到清朝时葛宜的“匹马辞金阙，衡寒拂玉鞭。蛾眉边月苦，翠袖朔风单。书断还窥雁，愁深罢拨弦，谁言明镜里，犹是汉宫年”，突出的就是别离故乡、孤苦伶仃的思乡之愁和欲言又止的别君之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6个民族的团结是建立在和谐的民族关系基础上的，怎样评价王昭君自愿和亲之举，就有了时代精神的新阐释。于是，出现了《昭君不怨》、《咏王昭君》等作品。
从20世纪60年代老舍的一段文字：“1961年9月，瞻访汉明妃墓……以往文人，咏诵青冢，每多悲怨，或未尽解和亲之意。墓前数碑则一致歌颂昭君，较为得体。友人曹禺拟草《王昭君》剧本，亦以明和亲睦邻，导致和平之义，因成小诗二韵寄赠，希剧作早日脱稿也”，董必武的一首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及至后来端木蕻良、谢觉哉、翦伯赞、吴祖光、流沙河、贺敬之、唐弢、启功等大学者纷纷颂咏王昭君作为民族友好使者的高风亮节：“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牺牲一己济苍生，巾帼贤于十万兵，青冢至今同敬仰，千秋不朽是英名。”“大漠何来车马喧，香水昭君请赴边，永结同心为黎庶，边塞从此息硝烟。”（图1-7）
时代精神不同，对同一个文化资源的认识和评价，以及挖掘和利用，就会出现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态度。
3. 民族精神的附加值——文化资源无限使用的民族原因
文化产品的创作主体不同，对某一民族文化资源的认识和理解也就会有所不同，于是，在文化产品的创作和制作中，就会出现接受主体对文化资源进行“再造”的现象。这也使得文化资源在传图1-7 电视剧《王昭君》剧照播中，具有了无限使用的可能性。
黑格尔曾经将悲剧誉为“艺术的王冠”，而中国人却特别钟情于大团圆的故事结局。于是，面对同一个文化资源，西方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蕴含着矛盾绝对性和斗争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特别感兴趣的却是主张和睦、和平、和谐的那些历史事件。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特别强调：“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这种将斗争看作是绝对的，把和谐看作是相对的思想，就成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所选文化资源的价值立场。反之，秦王嬴政的统一六合，是在斗智斗勇中完成的。但是，张艺谋为了拍摄故事片《英雄》而选择那一段历史的文化资源时，更多的是着力于挖掘斗争之后的和谐，而不是止步于斗争，听任于矛盾，戛然于冲突。
如果说《影响人类历史的100场战争》也是文化资源，那么从公元前1472年至今的3000多年，由中国发起的只有“蒙古对欧亚大陆的征战”。就我国在世界范围的人口比例和版图比例来看，不言而喻，中华民族决不是好战的民族。所以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人从古代就会依据文化而不是战争准则来生活，并以此治理自己的国家。”这也印证了纳西族题材的古代历史剧《木府风云》何以出现“征兵收税，百姓就会苦不堪言”，“战争一起，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我反对战争，我要阻止战争”，“和平才是百姓的希望”，“木府绝不会拿丽江冒险”，“为丽江的安宁，我决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等等出自不同人物之口极力主张和平的台词。这不仅是属于大明朝的丽江当时北邻吐蕃、南邻大理国的地理位置使然，更重要的是崇拜“天地君亲师”的中华文化使之同样具有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从中亦不难看出不狂暴、不玄想，以保持现有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的儒家文化倾向。
同理，《汉武大帝》、《大明宫词》、《努尔哈赤》、《康熙王朝》等电视剧，在遴选文化资源时，之所以将刘彻、武则天、康熙等作为主人公，就是他们在暮年时具有反省一生的文化自觉——这是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才会有的一种境界——进而揭示出以“和”为宗旨，以“仁道”、“恕道”为思想基础，以广大民众共享太平为追求，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思想主题。
近年，有一本被敬一丹视为“提供了一种可能”，被纪连海誉为“还真是一本好书”的题为《为女人翻案》的出版物，作者是一位男性，目的就要为以妹喜、妲己、褒姒为首的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若干位古代女性鸣冤叫屈，原因是她们都遭遇了“比窦娥还要冤”的不幸。
红颜祸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传统偏见，是中华民族不能抹去的胎记。然而作者却认为，妲己是以色相“献身救国”的女豪杰，殷纣王与妲己“十分恩爱”；而由于妲己喜听男性惨叫之声，殷纣王才发明了炮烙之刑，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就“如同现代用枪决的方式处决死刑犯的原因，是因为行刑队长的老婆爱听枪声一样可笑”。说到褒姒，他的批评矛头是直指太史公司马迁的。他不仅大段地引用了《史记》的内容，而且对褒姒还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说。该书是“跳出民族文化传统的偏见，批评民族文化偏见的”。所以，对同一个文化资源的价值判断，可以因为民族不同而不同，也可以因为民族相同而不同。
有理论家认为，倾心于“清新淡雅的色调”，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色”，对白色与黑色往往拥有较为复杂的“心理效应”，是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色彩审美特点，由此，便决定了其对视觉文化资源的价值判断。
从张艺谋的那些或挣或赔的文化产品——故事片——来图1-8 故事片《红高粱》海报看，他对文化资源色彩的穿透力和扩张感的敏锐感受，决定着他在追求生命的辩证、文化的辩证、人性的辩证和生活的辩证时，是一定会通过“明晰化、具象化、情趣化”基调中“红色”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颤”来完成的。比如，《红高粱》里那火红火红的高粱地、高粱酒（图1-8），《菊豆》里的火红火红的大染池、大红布，《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火红火红的红灯笼，以及《秋菊打官司》里一车一车火红火红的红辣椒，都是在对“红色”作出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开发和价值确认。
在东方，红色，即是喜庆、热烈气氛（婚礼最典型）的象征；在西方，红色则是危险、紧张气氛（消防车最典型）的象征。前者使与“红色”维系在一起的文化资源成了耐人寻味的色彩；后者，又使“红色”成了最具刺激性的颜色。这是与不同民族“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又与特定时代不同民族特定的审美情趣不可分割。当我们发现，张艺谋的成功，是方法的成功、色彩的成功时，就是在肯定他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运用的成功，因为通过民族文化的厚重，他可以不断清晰地刻画出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命运。
毋庸讳言，面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同一个历史事件，如秦始皇以及他的焚书坑儒，往往会引发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其功过是非见仁见智的判断分歧。但这在对物质资源的基本功用和开发价值进行判断时，一般是不会出现的。正因为文化资源具有无限阐释的多义性，才具有了可资运用的无限性，以及文化产品“审美”内涵的多样性、情韵的丰富性、接受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这恰恰是挖掘文化资源不会破坏自然生态的优势所在。本章思考题
文化资源概论的学科属性是什么？
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文化”的界定有几种？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
文化资源的界定是什么？
文化资源的基本特点有哪些？这些特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
静态文化资源和独特文化资源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如何理解文化资源具有“精神价值的承载性”？
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的关系如何？
在文化资源的五个基本特点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重要？为什么？
2 文化资源的类别
文化资源，是一切留有人类印记、承载人类文明、蕴含着价值倾向并可运用于文化产业的那些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因而，其类别的丰富性便难以估量——除了大自然原生的各类实物、各种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如阳光、月光、星光、原始森林、原生草原、沙漠、自然生成的江河湖海、高山平原等等，凡是承载人类实践过程的物质和精神对象，便具备了“文化”的特性，就都可能成为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在学理上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的艰难性。
纵观已有的文化资源分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分类的标准不够科学，致使类别之间的区分不够准确、不够细致，甚至不够明确；二是各类别之间存有局部重叠和属种之差相互混淆的问题，如把“历史资源”与“红色资源”、“民族资源”等而论之，或将“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与“特色资源”、“人力资源”等而论之；三是文化资源诸类别，尚不能涵盖所有的文化资源现象，即在逻辑上不够周延。其根源，就是为文化资源分类的基本前提即逻辑起点不够明确，继而缺乏相对科学的分类标准。
那么，究竟该如何确立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与分类标准呢？
第一节 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与标准
事物的分类需要标准，标准的前提是逻辑起点。
逻辑，是对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性总结；逻辑起点，则是推论或探究某一事物性质的基点，换句话说，就是展开对某一事物研究的基本前提。
那么，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
1 以文化产业的需要为逻辑起点
文化资源是为文化产业服务的。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文化资源就应该提供什么；反过来讲，文化资源拥有什么，文化产业才可能需要什么、运用什么、表达什么。因此，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就是文化产业的基本需要。
就目前已有的文化产业类型来看，大致有十多个种类，包括旅游业、影视业、出版业、新闻业、广告业、网络业、演艺业、收藏业、动漫业、会展业、设计业，等等。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究竟需要哪些文化资源呢？换句话说，究竟哪些文化资源是具有产业价值的呢？这里，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领域，对其需要的动态或静态的文化资源作一简要分析。（一）旅游业的需要
在旅行中游览观光，是旅游的主要目的。不论是随团游、自驾游，还是徒步游，“观光”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一系列“看”的问题，即“看什么、怎样看、为什么看、最终看到了什么”等等。
一般地说，旅游观光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大自然景观，如黄山雾凇、钱塘江潮等；二是留有人类活动遗迹的人文景观，如河南洛阳的关林、山东曲阜的孔庙等；三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融合，如位于庐山的美庐、位于渤海湾的山海关等。无论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还是南岳衡山和北岳恒山，当人们到此观光旅游的时候，既要体验山势峻峭、飞云流霞、古树参天、朝阳初生等大自然的景致，又会对东岳泰山的秦代石刻，中岳嵩山始建于北魏时期、在康熙年间又重建的“嵩阳书院”等古代遗迹产生浓厚的兴趣。
旅游观光“看什么”？无疑，大自然景观是非常重要的看点。但最重要的，人们还是要看与“人”相关的“实物”，包括历史建筑、历史文物（如家具、工具、服饰、头饰、古董、字画）、岩画石刻等等。例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被古人以石刻的形式保留在泰山上，就成了五岳之首的东岳最重要的人文景观。
因而，一个与著名历史人物的出生、生活、事业、成就相关的建筑、器物、字画，都会成为印证、承载、提示历史发展遗迹的最为吸引人的“看点”。因为旅游中人们最大的好奇心，就是希望通过一座座实实在在的建筑或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物件，透视到特定历史时期古人的生存状况——包括生产行为、生活行为、学习行为、娱乐行为、礼俗行为等等。
由此可见，各种以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为主的人文景观就成了旅游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二）影视业的需要
无论是电影故事片（包括微电影），还是电视剧，都以叙事为主。而叙事的启、承、转、合，又与“人”的命运的跌宕起伏相辅相成。所以，当人们的文化消费选择了影视产品的时候，人们究竟会被什么所吸引呢？
看故事、看演员，往往是观众最普遍的心理期待。于是，一切与人的性格和命运相关的“好故事”、“有意思的故事”、“有悬念的故事”，甚至“有思想的故事”、“有深度的故事”，无论是历史上的故事，还是现实中的故事，都是影视产业特别关注的文化资源。
同时，影片或电视剧中的主角、配角由谁来扮演？是实力派演员，还是青春偶像派演员？是“老戏骨”，还是艺坛新秀？男主角、女主角是一线明星吗？他们演得如何？这既是消费者非常在意的元素，也是事关艺术人才资源的问题。
由此，不难看出，与旅游业的基本需要为历史建筑、历史文物有所区别，影视业最需要的、最基本的文化资源是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故事”，是性格鲜明且能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走西口，是自清朝始就出现了的山西人“去草地讨生计”的移民现象。从中选择能够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的“好故事”，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就是电视剧《走西口》主创人员对于文化资源的选择。剧中由富大龙扮演的陈世美式的人物叫梁满囤，是个配角。这个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的苦孩子，在吃尽苦头之后，竟成了包头最大皮作坊掌柜的乘龙快婿。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在“走西口”的历史上是颇具典型性的。“一步登天”，构成了以梁满囤为代表的这类人物特有的性格变化——之前，胆小怕事、自私懦弱，却不乏真诚。每当一个诱人的利益摆在面前令其不敢相信的时候，他都会用一字一顿、放慢语速、重复一遍的语言，将其真诚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棺材铺的田老板把10块银元送给他时，他感激涕零：“你咋这——好的个人呢！”当田老板要认他作干儿子时，他就更加感动起来，一边下跪一边又重复着：“你咋这——好的个人呢！”加重语气、拉长声调，简短的几个字，就把一个屡遭磨难却心地单纯的人物“立”在了观众面前。“一步登天”之后，他抛弃了恩重如山的结发妻子，背离了“一诺千金”的做人信义，放弃了做男人的尊严，堵死了再回故乡的道路……可同时，他又将承受怎样的良心拷问和他人的白眼呢？
富大龙是个优秀的演员。他将小人得志的心理分层设色：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也有“善与恶”之间的一面。他借助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台词、一种语气，将这个背信弃义却在潜意识中没有完全丧失良知的人物演绎得准确而深刻。从而尽显出“演什么就是什么”的实力派，让观众领悟了什么是“配角，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主角”的艺术功力。
故事、人物——既包括故事里角色的各种行为，也包括演员进入角色后的艺术行为，便构成了影视业最需要的文化资源。（三）广告业的需要
广告，包括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
无论平面广告、立体广告、动态广告、静态广告，还是报刊广告、网络广告、电视广告，都是一种宣传方式，而且还是文化产业中适应性很强、传播性很强、大众性很强的一种宣传方式。然而，对于广告来说，“宣传什么”是重要的，“怎样宣传”却更为重要。宣传什么是目的，怎样宣传是方法。而消费者对什么样的广告感兴趣，对什么样的广告过目难忘，什么样的广告可以震撼人心，均取决于广告的宣传方法，而“方法”是由文化资源的性质和特色所决定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的广告，连续几年都是以两个卡通形象出现的，随着服饰的变化，卡通人物的舞姿也在变：穿着非洲土著服饰，就跳草裙舞；穿着西洋古典服饰，就跳宫廷舞；穿着欧式的晚礼服，就跳拉丁舞。各种动漫的造型、活泼而滑稽的动作，以及通俗歌手的音色，共同构成了这一广告特有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既有不同风格的舞蹈（如民间舞、宫廷舞、现代舞），不同风格的服装，又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共同体现着文化资源的特定性质，进而决定了广告特有的宣传方法。
因此，有的歌手是带着他（她）的成名之作进入广告的，有的舞者是用他（她）最具代表性的舞姿进入广告的，有的戏曲演员是以最具穿透力的唱腔或手、眼、身、法、步的“绝活儿”进入广告的。当然，也有的广告是以现实中动人的故事打动人心的。例如，公益广告中那位“什么都忘了，就是没有忘记爱你”的患有阿尔海默病症的老父亲——当他以木讷的话语和痴呆的眼神，将两个水饺直接装进上衣口袋时，一句“这是留给我儿子的，他最爱吃饺子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这就是中华民族血缘亲情最有效的传递。“把孩子爱吃的留给孩子”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父母们极为普遍的行为，这样的文化资源显然适合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表现”的写实方法，所以这则广告才深入人心。
由此可见，事关伦理道德的行为，与歌唱行为、舞蹈行为、戏剧一样，都是通过动态形式、通过人的行为得以展现的电视广告、网络广告所需要的文化资源。
既然文化产业的需要是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那么，文化资源应当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划分类别呢？
2 以“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为分类标准
分类，既是为了系统、深入地认识事物，也是为了在对比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所以，分类的标准就显得至关重要。
确立文化资源分类的标准，除了以文化产业的基本需要为逻辑起点之外，也需要尽量解决文化产品题材的雷同化、文化资源运用的重复化问题。（一）几种文化资源分类的标准
迄今为止，大部分文化资源的分类是以“文化”的分类为前提的，即：有多少种文化类型，就有多少种文化资源的类别。
例如，有的学者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于是，在为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时，就有了以“文化层次理论”为准绳的分类结果：将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行为文化资源、制度文化资源。
又如，有的学者将文化资源分为社会文化资源、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所依据的标准是“文化”的存在空间。有存在于物质当中的“文化”，就有了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有存在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就有了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源；有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就有了社会文化资源。
当然，也有的学者是依据所谓“文化资源不同的主题”来分类的，于是就有了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等。但是，“主题”作为学术范畴，是特指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谈话内容、文件内容中中心思想的，故而，以“主题”为文化资源的分类标准，显然是不够严谨的。毕竟，离开了特定民族的文化资源是无所谓“历史文化资源”的，同理，“民俗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又都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机构成要素。
那么，我们的分类标准将依据什么来确立呢？（二）以“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为分类标准
既然我们把“文化产业的需要”确立为文化资源分类的逻辑起点，那么，划分文化资源种类的标准就应该以此为前提。即，无论文化产业需要的资源是什么、文化产业需要的资源在哪里，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对于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以文化产业的需要为前提，怎样获取文化资源——即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我们划分文化资源类别所确立的标准。
从文化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不难发现，以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为标准，文化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类型：一是通过物质实体获取的文化资源，即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二是通过文字或影像记载获取的文化资源，即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三是通过人的行为获取的文化资源，即行为传递性文化资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心理，所以，文化资源首先要从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实体中去获取，这就是“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其次，那些已经消失了的物质实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建筑、历史文物等等，之所以相信他（她、它）的曾经存在，是因为有各种流传渠道为根据的，因而，通过文字或影像记载获取文化资源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这就是“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而活性文化资源，是通过当前现实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包括生活行为、生产行为、学习行为、娱乐行为、节庆行为等等，文化产业的主创人员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才能拥有丰厚的活性文化资源，这就是通过人的行为获取的文化资源，即“行为传递性文化资源”。“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与“行为传递性文化资源”，显然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资源链条，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只是获取的途径有别。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这样的标准划分文化资源，既是为了有效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向文化产业的行为主体提供获取资源的方法，也是为了避免文化资源类别在划分中的重复性和重叠性。
第二节 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
考察现有文化产品大量运用的文化资源，不难发现，通过看得见、摸得到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物获取文化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普遍的现象。
那么，作为物质实证性的文化资源，究竟包括哪些要素呢？大而言之，有雄伟的万里长城、气派的北京故宫、优雅的苏州园林、肃穆的山东孔林、朴质的乔家大院等等；小而言之，有精巧别致的古玩、意境空灵的书画、质地醇厚的礼器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凡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对象可以掌握的文化资源，就是“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
总体来说，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是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现代建筑和现代造型艺术品也是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如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场所“鸟巢”和“水立方”。
这里，我们仅选出存在量较大、影响面较广、运用率较高的三种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即历史建筑、历史文物和现代造型艺术品，进行学理分析。
1 历史建筑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理论家曾指出，人类的“建筑”应具备三个品质：实用性、坚固性、美观性。因为房屋是人类室内活动的场所，是遮风挡雨、避寒避暑的空间，所以给人舒适感的实用性是第一位的。为此可以说，建筑是建筑物以其不同的质料、结构、造型、色彩共同形成的具有特定文化附加值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一种物质产业。（一）历史建筑的界定与特点
经验告诉我们，建筑融汇多种造型元素，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恒长的心灵感染力以及文化内涵的承载力。不同时期的建筑，既诉说着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生产力的水平，又体现着不同时代特定道德伦理与社会制度等精神个性。这就使得各国、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物作为文化资源拥有了实用性和审美性兼备的长久的产业价值。
1. 历史建筑的界定
历史建筑，是以时间的长短为定义标准的。一般地说，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建筑物，无论具有怎样的功能，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建筑”。但是，作为文化资源进入人们视野的物质实体性“历史建筑”，一般是指一个世纪之前建造的（对于某些特殊建筑，若拥有半个世纪以上历史的就是文化资源，如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氏家族老屋），与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相关的，或与某一重要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民族习俗等密切相关的，甚至被写入历史的那些建筑物。例如，北京的天安门是历史建筑，明清皇帝的十三陵是历史建筑，福建客家的围屋、苏州的网师园，等等，也是具有文化产业价值的历史建筑。
2. 历史建筑的特点（1）时间越久、保存越完整的建筑，其文化产业价值就越高。作为现实中存在的半个世纪以上的物质实体性建筑，在经历了多次战争动乱和社会变革之后，依然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不容易的。因其历史可考性即可信性，便产生了历史见证的力量。一般地说，文化资源的价值，是因其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具有了现实可借鉴性的。时代越是久远、保存越是完好的建筑，其沧海桑田的见证性和颇具历史感的视觉特性，就越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即社会规律，因而，这类“历史建筑”就越具有历史力量。
例如，古代咸阳通往塞北的“大秦直道”，就是对秦始皇政治统治的见证。至于其修建目的——是为了蒙恬大将戍边、制衡匈奴，还是为始皇帝顺利巡游和畅通长城内外的商贾贸易，均有助于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作为具有造型意义的静态的视觉对象，历史建筑主要对于旅游业、会展业、图书业、影视业等等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资源价值。所以，衡量历史建筑的价值标准，就是以其文化产业的需求——主要是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为前提的。因而，对年代越久远、保存越完整的历史建筑，人们亲眼得见的心理期待就越是强烈。同时，对于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久远的建筑，消费者还会产生礼敬之感。（2）就建筑美学的意义而论，其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越鲜明，就越有价值。黑格尔曾称赞说，在中国古代建筑面前，欧洲的建筑很像“玩具”，由此不难想象，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巍峨高大的紫禁城、灵秀清雅的苏州园林，曾以独特的东方气派和中国的古典风格——无论通过怎样的途径，深深打动甚至是震撼过这位世界级的美学大师。可以说，建筑风格无论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品质，还是具有超乎想象的高拔气派，或是具有某一艺术流派的典型特性，它都因其独特的审美力量而标志着历史建筑的文化资源价值。而这种审美力量来源于它体现了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
建筑学家梁思成根据中国传统建筑亭、台、楼、榭、阁、舫、桥等造型经验，为建筑艺术概括出八个视觉要素：轮廓、比例、尺度、均衡、节奏、质感、色彩和装饰。使建筑依靠营造“一定的气氛”来引起人们的情感反应：或是庄严雄伟，或是明朗质朴，或是高贵典雅，等等，就是衡量建筑物上述三个方面美学价值的基本标准。
凡是在某一个方面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如赵州桥、卢沟桥、南京长江大桥等等，不仅彰显出了不同国家建筑发展史的足迹，而且还彰显出了不同时代独特的造型美学倾向。仅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校园里不同时代的建筑，以及美国的白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等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就可以看到这一点。（3）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的知名度越高，该建筑物就越有价值。无论是旅游业，还是会展业（包括摄影、绘画、雕塑等展卖性产业），其格外关注的往往是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具有知名度的那些建筑物。所谓知名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介提及率高；一是公众提及率高。前者是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经常提及；后者是指广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例如，北京的天安门城楼，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此举行，所以，其不仅在中国具有振聋发聩的知名度，而且在全世界也有极高的知名度，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旅游者都慕名而来。因此，其便实现了物质实体性文化资源特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如果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离开了某一座建筑物，其历史的进程就会断裂，那么，这座历史建筑就是具有影响力的。例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被公认为是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象征。这是一座庞大的红砖建筑物，右侧有高105米、出现3个皇冠的尖塔式建筑，分别代表瑞典、丹麦、挪威三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共存关系，其中的“兰厅”（Bia Hallen），还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之后举行晚宴的地方。忽略了这座建筑，就可能影响人们认识和判断瑞典在北欧的国际地位，影响人们理解瑞典与挪威、丹麦的双边关系，所以这座独具风采的“市政厅”就是具有文化标志性和影响力的。
例如，在浙江绍兴，有关我国现代文学家鲁迅的一切建筑物，不论是“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还是拥有“百草园”的周家老屋，均令旅客兴致盎然。在鲁迅故居的街道上，观光者蜂拥而至，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构成了绍兴旅游业的一种常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将对鲁迅这一历史人物的关注，转化成了对其家族、家庭、家人、家事相关的一切建筑物的关注。而天安门因为见证过某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资源。1949年10月1日下午15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从而使之成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物。（4）与其相关的民族生活习俗或宗教信仰越稀缺，该建筑物就越有价值。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可复制、影响力巨大，且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建筑，都是具有稀缺性的。建筑物所具备的稀缺品格，一般都是由建筑者独特的生活习俗或独特的宗教信仰使然。稀缺，是因为独特；独特，是因为历史；历史，一定记录着某些事件；事件，一定具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力量。因此，稀缺，并非因为稀缺而宝贵，而是因为多了一种为文化消费者拓展认识世界或认识人类的空间而宝贵。
围屋，是由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本姓本家人”聚居在一起的生活习俗决定的；而便携式的毡包又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的产物。西藏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内蒙古的五当召，则都属于佛教的历史建筑；宁夏的同心清真寺、新疆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甘肃的大拱北清真寺等等，又属于伊斯兰教的历史建筑。（5）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室内外装潢、壁画和雕塑越是珍贵，该建筑物就越有价值。例如，应县木塔，就因为它是在公元6世纪用纯质的木料建成，才显出其珍贵性的。北京故宫的武英殿，因其没用一颗铁钉，完全用木头榫卯建成，则尽显出建筑技术的珍贵性。而布达拉宫，之所以闻名天下，不仅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宗教意义，还因为其建筑装潢也弥足珍贵。近些年，西藏旅游的吸引力之一，便是来自这座兼具历史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美学特色、哲学特色为一身的文化资源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二）历史建筑的分类
以建筑物的实际功用为标准，历史建筑可以根据初建时的“用途”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七类，即皇家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公共建筑、国防建筑、行政建筑、丧葬建筑。
1. 皇家建筑
一般地说，凡是现存的与皇帝、皇权相关的建筑物，即为了皇帝行使权力及日常生活而修造的一切建筑，都属于“皇家建筑”，如现存周长2774米宫墙墙基的秦代咸阳宫。皇家建筑包括皇帝宫殿、皇家园林、皇上行宫、皇帝祭拜神灵的场所等等，而现存于各地的“公主府”之类，则是皇家建筑的延展性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紫禁城），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和皇室成员兼工作、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建筑群；而天坛则是皇帝祭拜苍天、向天祈福的处所；颐和园又是慈禧太后集娱乐、修养、问政、听政为一身的皇家园林，这些建筑无不与政治相关。
若以满足皇帝各种需要的用途为标准，皇家建筑可以分为以下七类：（1）处理政务的场所，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2）祭拜神灵的场所，如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3）日常生活的场所，如现存的北京故宫内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4）学习阅读的场所，如北京故宫的上书房、文华殿。（5）娱乐消遣的场所，如北京故宫的御花园。（6）皇室成员活动的场所，如散见于各地的公主府。（7）皇帝的行宫，这是融处理政务、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各种需要为一体的皇室建筑，如河北承德地区包括木兰围场在内的清朝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北京的颐和园、只余下残壁颓苑的圆明园，等等。
现存的最具代表性的实证性皇家建筑，就是位于北京中心、南北中轴线上的故宫，这是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到十八年（1406—1420）的形制完备、规模巨大的一座紫禁城。它由数十个院落组成，房屋9000多间，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周围有10多米高的城墙，50多米宽的护城河；四隅有角楼，南面正中间为午门。主要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以太和、宝和、中和三大殿为主体，均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上，是封建帝王行使权力、举行盛大典礼的地方。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是帝王办事和居住的地方。其两侧东、西六宫为嫔妃居住的处所。此外，尚有文华殿、武英殿、御花园等处所，是皇家娱乐和休闲的地方。
2. 民居建筑
一切现存的为满足老百姓居住的需要而修建的百年以上的建筑物，就是文化资源意义上的民居建筑。其建筑风格是由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所决定的，因而材质、结构、规模、技术等一切建筑元素便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若以风格为分类标准，我国目前尚存的民居建筑大致可分为八大类：（1）客家的“围屋”。围屋，亦称福建圆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精妙。（2）北京的“四合院”。四面是房子，中间是院子的住房建筑，就叫四合院。（3）陕西的“窑洞”。这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土山的山崖挖成的供人居住的山洞。（4）广西的“吊脚楼”，即“杆栏式”（也写作“干栏式”）建筑。（5）云南的“一颗印”，是一种四四方方的二层建筑，有天井。（6）苏州的私家园林，与皇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不同，私家园林主要用以普通人修身养性、闲适自娱的住所。（7）山西的城堡式建筑。（8）草原民族的毡包和毡房。无论是蒙古包还是塔吉克族的帐房，大多用毛毡为围墙，故而均属于这一类。
下面，仅分别对围屋、吊脚楼和城堡式建筑做一简介。
客家“围屋”的建造特色与客家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客家人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都会居住在一起。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偏僻的山区甚至深山老林之中，这样的地理环境既缺少建筑材料，又会遭到豺狼虎豹和强盗毛贼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起“抵御性”的城堡式住宅，这就形成了客家民居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省的龙岩、漳州等地区。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时期，经过明代早、中期的发展，明末、清代、民国时期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吊脚楼”即“杆栏式”，则是山区的一种木板房或竹房子，下面用木桩做支柱。中国古籍亦称为干栏、高栏、阁栏、葛栏，现代日本语则称为高床，或认为考古学和民族志中所见的水上居址或栅栏居，均属干栏式房子。干栏式房子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子。其具体构筑办法是用竖立的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竹、木质大小龙骨作为承托地板悬空的基座，基座上再立木柱和架横梁，构筑成框架状的墙围和屋盖，柱、梁之间或用树皮茅草，或用竹条板块，或用草泥填实。据民族学材料看，其具有有效地利用空间、一房多用的效能，上层住人，下层养殖家禽家畜，既可防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文献传说的巢居，则被认为是干栏房子的最早前身。从考古发现看，迄今所知最早的干栏式房子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干栏式房子。至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采用着这种古老建筑形式。现在主要流行于壮族居住的比较偏远的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包括广西中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建筑风格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汉式建筑和佛教建筑的影响。
王家大院，因其城堡式建筑风格成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由历史上山西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太原王氏后裔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建成。建筑规模在我国民居中较为罕见，有“五堡”、“五巷”、“五祠堂”。其中，“五堡”即五座院落，它们分别被誉为五种瑞兽名，即“龙”、“凤”、“龟”、“麟”、“虎”，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共有大小院落231座，房屋2078间，面积8万平方米。
这些知名度很高的民居建筑，因其颇具旅游产业、会展产业、影视产业的文化价值，作为物质实证性的文化资源存在便很珍贵。
3. 宗教建筑
所谓宗教建筑，主要是指为宗教信徒的各类与教义相关的活动而修建的场所。在许多旅游景点，宗教建筑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无一例外地记载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因对某种教义极为崇信而产生的“造型”遗迹。（1）佛教建筑。与佛教相关的建筑包括寺庙、尼姑庵、石窟、藏经塔。例如，柬埔寨的“吴哥古迹”，我国陕西的法门寺、浙江的灵隐寺、北京的雍和宫、河南的少林寺，以及位于河南省的龙门石窟、山西省的云冈石窟、甘肃省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等等。至于在四大佛教名山上的建筑，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江西九华山、浙江普陀山的佛教建筑，更是驰名天下。
而于公元975年建造的雷峰塔（1924年倒塌，2002年又被重新修建起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公元10世纪，杭州城是吴越国国都。在五代十国时期，它是个小国，统治的疆域为以现浙江省为主的东南沿海一带。吴越国的创立者是来自浙江的钱镠，据说他非常尊重佛教，其原因是他早年身份微贱时曾受到浙江天目山昭明禅寺法济湮禅大师的器重。当他发迹建立了吴越国后，便大力提倡佛教，建造供塔——雷峰塔就是这样建造的——从而全社会学习佛法便蔚然成风，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钱俶。（2）道教建筑。与道教相关的建筑主要是道观，散见于我国各个地区。有位于四川省青城山的上清宫、位于陕西榆林白云山的白云观、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太清宫，还有亚洲最大的道观即位于北京的白云观。其中，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公里处贵溪市境内的龙虎山，则是道教正一派的发源地。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陵曾在此炼丹。据道教典籍记载，张陵第四代孙张盛在三国或西晋时已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龙虎山，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因而，龙虎山天师府的天师殿就是非常重要的道教建筑。（3）基督教、天主教建筑。与基督教、天主教相关的建筑，主要是风格各异的大教堂，如巴黎圣母院（法国巴黎）、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美国纽约）、乌普萨拉教堂（瑞典斯德哥尔摩）。这些大教堂，有的属于罗马式建筑风格，有的属于拜占庭式建筑风格，有的属于哥特式建筑风格。（4）伊斯兰教建筑。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建筑主要是散见于各地的清真寺，如印度的泰姬陵等。而麦加的清真大寺，则是伊斯兰教的圣寺，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朝圣之处。这座清真大寺的建筑很有特色，其周围有七座高塔。传说，在修建到屋顶时，因为太高，人已力所不及，安拉就从天上扔下了一块大石头，为其垫脚，这块黑色的石头后来被镶嵌到了墙角上。后来据科学家分析，这块黑色的石头真的是一块陨石，所以这座清真大寺便驰名于世界。
4. 公共建筑“公共建筑”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为民众的社会活动修造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公共建筑。目前以实物形态存留的路桥建筑、教育场所建筑、金融与贸易场所建筑、休闲和娱乐场所建筑、医疗场所建筑等等，都属于这个范围。（1）路桥建筑。路桥建筑是为满足人的出行和交通需要而出现的。因而，现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状况——包括大运河——也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作为“太行古径”之一的井陉驿道，据学者推算，就是迄今已经有2100多年的古代遗存，从时间上看，超越了著名的“罗马古道”。而大秦直道，是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一条古道，南起京都咸阳，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穿越14个县，全长700多千米；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修建的目的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直道可以为大将蒙恬保卫北疆、镇守边陲、随时出征匈奴提供方便；一是认为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要巡游天下，需要有便捷的交通条件。真实的情况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深厚的文化资源价值，因此才有了电视剧《大秦直道》。
桥，是路的延伸。始建于金朝大定29年（公元1189年），建成于明昌3年（公元1192年），元朝和明朝两代曾多次修缮，清康熙37年（1698年）重新修建的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全长212.2米，有11孔。桥面两侧的石栏柱高1.40米，每一个柱头上刻有姿态各异的石狮，有的蹲着，有的趴着，有的大，有的小，多达485头。石柱间嵌石栏板,高85厘米，桥的两端还有华表、御碑亭和碑刻等，桥畔两头各筑有一座正方形的汉白玉碑亭，亭柱上的盘龙纹饰雕刻得极为精美。《马可·波罗行纪》对此有详细记载。因“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我国抗战史上的重要性，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
再者，无论是始建于南宋高宗以前，至明万历二年（1574年）重修的浙江绍兴的广宁桥，还是始建于1912年，历时12年建成的广西北部的程阳桥即永济桥，亦或是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南京长江大桥，都因其在中国桥梁史上的重要意义而成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资源。（2）教育场所。教育场所是公共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自先秦时期，孔子有教无类的观念便奠定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基础。因而，教育场所就从贵族子弟的专属场所成为了大众读书的场所。
作为物质实证性的教育场所，迄今可以看到的有岳麓书院（湖南长沙）、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应天书院（河南商丘）等宋代就有的“四大书院”建筑，以及福建的紫阳书院、台湾的蓝田书院、山东的徂徕书院，等等。“杏坛”，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场所，坐落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的大成殿前。相传此处是孔子讲学之处。《庄子·渔父篇》载：“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宋代之前，此处是大成殿，1024年即天圣二年，孔子的45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的时候，在正殿的旧址上“环植以杏，名曰杏坛”。于是，“杏坛”，便成了教育圣地的代名词。
岳麓书院（图2-1），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时势变迁，迨及晚清（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图2-1 湖南岳麓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在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在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及至近代，无论是创建于1898年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还是创建于1893年的武汉大学（武昌语言专科学校），均因其拥有许多具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建筑物，也在逐步生成与旅游业、出版业、会展业、影视业、动漫业等文化产业相关的资源性价值。（3）金融与贸易场所。这是商家进行金融交易和货物交易即做买卖的地方。如修建于1900年的天津起士林旧址、于1893年开业的北京瑞蚨祥的旧址、分别创建于1864年和1669年的全聚德旧址与同仁堂旧址、创建于清朝中期的山西日升昌票号、肇始于康熙年间的呼和浩特大盛魁商号旧址等等。
凡是去过山西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对一座建筑印象深刻，这就是昔日的“日升昌票号”——“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中国第一家票号”。作为建筑实物的这座票号，建在“大清金融第一街”的平遥大街上。这是一座穿堂式楼院，既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取了晋商商铺的建筑风格。院屋的第一进为柜台和账房；第二进是票号职员的住所；第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上是花门，楼下是仓储和伙计们的住所；最后一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的住所。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之间试行汇兑方式，效果很好，于是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在日升昌票号的分红就高达200万银两以上。（4）休闲娱乐场所。人们的休闲娱乐与哪些建筑物相关，哪里就是休闲娱乐场所，包括规模不同的公园、广场、博物院（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演艺场所等在内的各类建筑。如我国的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俄罗斯的红场、米哈伊尔宫殿即俄罗斯博物馆、冬宫博物馆，等等。而演艺场所，如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意大利的米兰歌剧院、英国的皇家歌剧院等等，都是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公共建筑。体育运动场所，如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水立方、“鸟巢”等建筑设施，虽然目前尚不属于“历史建筑”，但以其独特的历史见证性和审美观赏性是一定会属于历史的。在我国，汇集亭、台、楼、阁、榭各种中式建筑样式为一体的，或者包括西式建筑在内的各种公园，都是非常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始建于714年的西安的兴庆宫即今天的兴庆公园、1906年修建于上海的顾家公园、修建于1917年的天津的中心公园，等等。（5）医疗场所。20世纪初，世界首富之一洛克菲勒父子筹划在中国北京建成远东地区最好的医学学府，“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学队伍，装备良好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洛氏父子出资建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先后购买了英国伦敦教会等六家教会医院在1906年共同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和豫王府的全部房产，开始筹建“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9月24日，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查尔斯·柯立芝先生设计的、中西合璧具有宫殿式外观的现代化医院在王府旧址上破土动工。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建成并收治第一位病人。医院建筑面积53006平方米，时设床位250张。同年，护士楼建成，建筑面积为7000平方米。再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建于1907年，原名广慈医院，是我国较早的教会医院，其中至今保存下来的两座法式建筑，就是历史的见证。
5. 国防建筑
所谓国防建筑，是指一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双边关系而修造的建筑。作为现存的历史建筑，与国防相关的不是很多，但名气却很大，如我国的万里长城。由此推导，凡是规制不同的各类城墙、烽火台、关隘（如山海关、玉门关）、炮台（如大沽口炮台、白龙炮台）等迄今尚存的重要的国防建筑实物，都是可以开发的文化资源。仅以各类关隘为例，我国就有甘肃的嘉峪关、玉门关，河北的山海关，等等。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是明代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建筑特色是以城为关，故而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城，周长约4公里，与长城相连，城高14米，厚7米，有四座城门，有多种防御建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景区，“老龙头”、“孟姜女庙”、“角山”、“天下第一关”等六大风景区已经充分显现出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被开发之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 行政建筑
中央集权统辖下的各级行政官署，是为官员们办公所需修建的，因而这一类建筑就是行政建筑。如各地现存的行政公署建筑，如河北正定县的“正定府衙门”、辽宁大连市的“复州知州衙门”、湖北仙桃市的“沔州府衙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清将军衙署”、江西赣州市的“赣州府衙”等官府衙门，有的建造于宋代，有的建造于元代或清代，都是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实物性文化资源。
在辽宁省大连市复州城镇衙门弄，有一座破败的院落空置在路北，黑漆大门已磨得全无棱角，漆皮斑驳，院内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如果没人介绍，很难想象这就是清朝的知州衙门。复州古城，相传始建于919年，从辽代的土城、明永乐年间修建的石城，直至清乾隆年间重修砖城，复州城历经千年，而复州城设立衙门却是276年前的事情。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置盖平县，隶奉天府。”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复州通判为知州。此后大兴土木，建起知州衙门。这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清代硬山式建筑，是三进院落，曾是复州城最高行政官员的官邸。进入州衙大门，走廊内有朱漆明柱，堂前铺有巨石台阶，复州知州衙门为清代硬山式的三进院落，正厅是大堂三间，后院正厅是二堂三间，三道院正厅是三堂三间。三进院落的两侧均是厢房，各三间。屋脊上的雕刻显出衙门的气派。整个建筑的屋脊均有特大黑砖雕刻的盘龙。州衙大门外两侧，筑有燕翅式墙壁，大门东西各有一块上下马石，燕翅式墙壁上写有“肃静回避”4个朱红大字。梁栋为土黄色，外有黑漆大门，内有假山池塘。一株苍天大树遮蔽着中堂的院子，肃穆之间透出一丝风雅的意境。只是保存不善，文化资源的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
当然，也有一种例外，这是将皇城与相府结合在一起的一座行政建筑，即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的故居。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明清城堡式官宅建筑群。“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皇城相府不仅是一幅古代“自然山水画”，更是一座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东方古城堡。
7. 丧葬建筑
凡是为埋葬逝者的处所而修造的建筑，就是丧葬建筑。在人类相信神、相信灵魂的漫长历史阶段，对于逝者的丧葬礼俗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因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逝世之后所受到的礼遇，即可通过其不同规格和形制的丧葬建筑来体现。埃及的金字塔，是只有法老才能够享有的丧葬规制，就是一个例证。在我国，目前作为物质实体性文化资源的丧葬建筑物有很多，其形制多样，称谓不同——分别称之为“陵”、“林”、“墓”和“浮屠”——也是这个原因。（1）陵。一般地说，凡是国家首脑的坟墓，都称之为“陵”。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英雄，其安葬处也称之为“陵”，如烈士陵园。迄今尚存的陵园有周武王陵、秦始皇陵、秦二世陵、隋文帝的泰陵、唐代的昭陵和乾陵、明孝陵、成吉思汗陵、明十三陵、清东陵和西陵、中山陵等等。（2）林。我国将安葬圣人的处所尊称为“林”，如山东曲阜的“孔林”与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孔林”是安葬文圣人孔丘即孔子的处所，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关林”是安葬武圣人关云长即关公的处所，目前也是一个旅游胜地。（3）浮屠。浮屠，也写作“浮图”，就是佛塔，除了藏经塔之外，大多数的浮屠都是“和尚坟”，如河南少林寺的塔林、北京潭柘寺的塔林，等等。（4）墓。凡是安葬除上述三者之外的人而修造的建筑，都称之为“墓”，如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河北平山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广州西汉的越王墓等等。其中，被誉为“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的王昭君即王嫱，传说是西汉时期自愿出塞与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和亲的大美女，去世后就埋葬在今内蒙古中西部沿大黑河一代，因而，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均有“昭君墓”。
什么样的历史建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那里的旅游业就会因此而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什么样的历史建筑令人过目难忘，会展业也会对此格外关注；什么样的历史建筑拥有与此相关的传奇性故事和历史人物，也会受到出版业和影视业的重视。总之，凡是涉及“造型”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如绘画、摄影、雕塑、室内外装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广告设计、装饰品设计，以及影视业的内景外景、远景近景等等，均离不开历史建筑，包括皇家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公共场所建筑、国防建筑、行政建筑、丧葬建筑等等。所以，可考性、稀缺性、知名度、影响力等等，就构成了历史建筑产业价值的基本条件。
2 历史文物
就广义的“文物”而论，凡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以说明人类发展足迹的东西都是文物，包括建筑在内。但由于历史建筑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我们已在前面对其做了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一）历史文物的界定与特点
无论是祖上留下的一件元代的青花瓷器，还是先人留下的一枚良渚文化的玉琮，都是人们身边的文物。但是，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文物，却是有特定标准的。
1. 历史文物的界定
历史文物的界定，也是用时间的长短为主要标准的。一般地说，拥有一个世纪以上，见证过某一阶段人类历史进程的各种器物，都可以称之为“文物”，如旧石器与新石器时期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武器、祭祀礼器等；大秦王朝的碑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艺术品，如古人的书画、雕塑、服饰等等。总之，凡是一个世纪以前制造或创造的，直接或间接印证某一段历史进程的器物和各类物质形态的艺术品，无论具有怎样的功能，都是文化资源意义上的历史文物。
2. 历史文物的特点
与现实的物件不同，历史文物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见证性，其特点如下：（1）时间越久、保存越完整，其文化产业价值就越高。如果说，历史建筑的完整性与时间性共同构成了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标准，那么，与建筑作为物质实体相一致的是，凡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种器物，虽然个体单位较小、更换率较高、耐损性的差异性较大，但衡量其产业价值还是以时间为标准。因为其质料、结构、形制等的完整性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真实性来说的，所以，历史文物保存得越是完好，就越具有文化价值和观赏价值。字画易燃烧，丝织品易腐朽，陶瓷制品易破碎，在经历了多次战乱和社会变革后，依然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因而，文物的体积越小，易损度越高，在同一年代的物件中其价值就越高。（2）文物的创造者、制造者、曾经的拥有者或与此相关者的知名度越高，经历的事件越是传奇，其文化价值就越高。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文物，一般都会与某一著名的历史人物或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有的则是对某一历史时期多种文化元素的传承，所以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
文物的知名度高，文化附加值就高；反之，即使保存完好，内涵丰富，却知之者甚少，也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迄今，“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并未给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旅游业带来太多的经济增长，原因之一，就是查遍史书，东汉时期担任过“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名册中，未能发现墓室主人。可见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而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越王勾践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卧薪尝胆”，却使“越王剑”的文化附加值因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而大大增长。
再如，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绘画即西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宋代摹本）；隋代展子虔的真迹《游春图》；我国最早的书法真迹西晋王羲之的《平复帖》、《兰亭集序》等等，这些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绘画和书法艺术发展的文物，无论在哪里展出，都会以其空前的影响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3）实证性越强，历史的认识意义越高，历史文物的文化产业价值就越高。以其实体性存在而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制度状况、文化发展状况，是文化资源的一种特殊的力量。例如，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以四十位梁山好汉为绘画题材的“叶子”，即明代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就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在4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消遣中就已经有了类似今天“扑克牌”性质的娱乐行为；二是以陈洪绶为代表的大画家当时已有从通俗文学——小说文本中寻求创作资源的现象；三是从一百单八将中遴选四十位梁山好汉的标准是什么？四十位人物形象是否与施耐庵的创作原意相一致？又体现出艺术二度创造的选择性和倾向性。除此之外，迄今出土的我国最早的瓦当、最早的印版，保存最为完好的最早的纸币、最早的股票，等等，都具有通过工艺的技术含量来揭示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艺术发展水平的实证性特点。（4）历史文物的艺术含量越高，审美特征越鲜明、越独特，其文化产业的价值就越高。所谓“艺术性”，就是历史文物以其特有的质料、造型、色彩、结构等具备的“好看”“耐看”的特性。而“审美”，如前所述，就是打动人心。一件历史文物如果对视觉有独特的吸引力，对心灵有独特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那么，它的产业价值就越高。同时，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历史文物，一般都具有艺术层面的稀缺性，而稀缺性，就是生成吸引力的前提和基础。
例如，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内，有一个被称为“金厅”（Gyllene Salen）的空间，纵深约25米，四周有用1800万块约为一厘米见方的黄金和各种彩色玻璃镶嵌而成的一幅幅壁画。左侧是从瑞典海盗时代直到近代工业化时代的顺叙性历史造型，右侧是瑞典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肖像，正中间是一位高大的女神。壁画，象征着北欧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的结合。这一大型壁画，因其独特的构思、独特的材质、独特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形成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特殊性，这就是文物的视觉审美所拥有的稀缺性。（5）时代的对应性越强，即社会问题的针对性越强，历史文物的产业价值就越高。哪些文化资源在哪一个时代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和推介，取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与某一文化资源的思想对应性。齐白石老人是用丹青通过自然情趣表达对人生思考的大师级画家，他笔下的游虾和菜蔬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这样一幅画作出现时，便格外引起了当下人们的审美关注：一位古代的老者盘腿席地而坐，沽酒的葫芦倾斜着，有些酒洒在地上，一副醉态。上面的题字与画面形成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空间颇耐人寻味：“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那么，是因为“为官皆贪，唯己独廉”而抱恨之醉？是“不贪白不贪”的抱憾之醉？还是清廉一生却未能改变社会风气的抱怨之醉？画面与题字的现实针对性便使得这一文化资源具有了社会对应的思想价值。（二）历史文物的分类
在学界，对历史文物进行分类的标准有很多，包括时代分类法，即以文物制作的时代为标准，如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质地分类法，即以文物的质地来分类，如石器、玉器、骨器（含骨器、牙器）、木器、竹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铅锌器、瓷器、漆器、玻璃器、珐琅器、纺织品、纸类文物等等。然而，作为物质实证性的各类文物，无论质料如何，在被创造或制造的那个历史时期，都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产物。这种目的，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了“用”，即使用；一是为了“看”，即观赏。为了“用”而产生的文物具有实用价值，如工具、文具、厨具、餐具、茶具、酒具、卧具、服装、兵器、乐器、礼器等等；为了“看”而产生的文物则具有审美价值，如书画作品、手工艺品等等。从品格来说，前者属于非艺术类文物，后者则属于艺术类文物。
1. 艺术类文物
如果把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作的“技巧、情感、创意三合一的结晶”称之为“艺术”的话，那么，历史文物当中既有纯粹的艺术作品，如绘画；也有具备一定艺术元素的实用性物品，如服饰。而艺术类文物，主要是指前者。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极为广泛的领域。
那么，如何为物质实证性艺术类文物分类呢？在此，我们主要以材质和制造手段为标准，将其分为书画、壁画、雕塑、纺织和印染等等。（1）书画
书画，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总称。在我国，由于书法和绘画是同宗同源，所以“书画”便成了一个专用术语。
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文字的艺术。如果是用其他笔（如钢笔、铅笔等）来书写，其往往称之为“硬笔书法”。书法有真、草、隶、篆、行之分。真，就是正，正就是楷，因而，真书就是楷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始于东汉，其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草书，是指笔画相连，书写速度较快的一种字体，分为大草、小草和狂草；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过来的，笔画较为简单，是汉朝通用的字体；篆书，是秦朝在文字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字体，也是其规定的文字书写方法，分大篆和小篆；行书，也是一种汉字字体，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即比楷书柔和，比草书规整的一种字体。
绘画，是用色彩、线条把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物体形象描绘在纸、布或其他底子上的造型艺术，属于二维空间创造。摄影产生之前，人类“存形莫善于画”。但是作为纯艺术的中国绘画却一直以“虚实相生，写意为重”作为上乘品的标志，如宋代梁楷的《布袋和尚图》、明代吴伟的《武陵春图卷》。神韵、境界是中国绘画经验的理论总结，强调形象要在似与不似之中，形象之外要有无穷之意，这在中国水墨写意画中尤为突出。例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苏轼的《古木怪石图》、元代高克恭的《雨竹图轴》、明代谢时臣的《武当南岭霁雪图轴》等等。
甲骨文，从1899年至1928年断断续续被发现的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龟甲来看，在4500多字中，已有1700多字被认出来。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记录了问卦的词语；二是记录了占卜结果的词语；三是验证占卜是否准确的词语。作为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这些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因其相对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统治者占卜凶吉的内容，其潜在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甲骨文不是书写在绢帛或纸张上，但是其文字造型无疑也是属于“书法”范围之内的。
作为文化资源，特别具有产业价值的代表作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这幅二维空间的绘画，运用高科技手法创作成了三维空间与时间维度相统一的动态观赏对象。这一通过标题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均可展开想象的画面，酷似纪录片、又酷似现实生活。观赏者置身其中，犹如漫步于一千多年前汴梁城的闹市，与古人同步而行，好奇心、思古之幽情便油然而生。为此，人们无不流连忘返，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古代的绘画，有的是绘制在瓷器、陶器上的，这不仅使绘画拥有了长久保留的可能，也使瓷器或陶器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清代“康熙五彩兰亭会纹瓶”，既是300多年前我国瓷器发展水平的见证，也是我国历代文人雅士生活情趣的一种记载。上面的人物纹饰，反映出古人每逢三月（农历）上旬巳日集会于环曲的水渠旁饮酒作乐的情景。其规则是，在上流放置盛了酒水的羽觞，任其顺流漂浮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名谓“流觞”。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而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说花绘》中又有“明瓷所绘故事，若周茂叔爱莲、陶渊明赏菊、竹林七贤、流觞曲水之属，均即俊逸雅倩之至。”可见，明代就有以此为绘画题材的瓷器了。这样的双重文化价值，自然使其文化资源的价值倍增。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戏曲脸谱也是绘画的一种形式，由于还存在于当下艺术活动的现实中，属于行为传承的文化资源，故而这里不再论述。（2）壁画
刻在岩壁上或画在墙壁上的图画，就是壁画。迄今，作为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存在，且最具旅游业价值、出版业价值、影视业价值的壁画，如我国的“莫高窟壁画”、法国的拉斯科岩洞壁画、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以及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纪实性、顺叙性墓葬壁画“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壁画”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一位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一块古砖。出于好奇，他一层一层地取下去，竟发现了一个大洞穴。这就是1500年前的一座汉代大墓。墓主人是东汉王朝派往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离奇的是，墓室有3.8米高的前室、4米高的中室、3.6米高的后室和三个耳室，全长20米。就在墓室的墓壁上有100多平方米、46组、57幅壁画。从内容上看，既有墓室主人的为官经历和官宦生活的图景，又有当时社会的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还有用图画记录圣贤、忠臣、孝子、烈女行为的场景。更有意思的是墓室壁画中的那幅乐舞百戏图，堪称是迄今为止最具体、最形象、最生动地记载东汉时期的器乐演奏和杂技表演的图画。因此，其产业价值——无论对于旅游业、演艺业、影视业、出版业、会展业，都是不可低估的。（3）雕塑
一般来说，雕塑，包括“雕”和“塑”两个部分。前者是用利器在物体上凿刻，以“去掉些自身的物质”，用的是减法，即雕刻，包括木雕（根雕）、砖雕、石雕、玉雕、贝雕、骨雕、象牙雕等等；后者是以同一物质材料的累加为主要方式，一点点使对象成形，用的是加法，包括泥塑、蜡塑、面塑、陶塑、石膏塑等等。从立体化的程度出发，雕塑有浮雕、圆雕、透雕即“镂”；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雕塑的“塑”还应包括“铸”的成分在内，如铜铸、铁铸、钢铸等。例如，在陕西考古发现的秦咸阳城以及秦宫殿遗址中，有12个巨大的铜人，这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了防止贵族割据，将六国的兵器和民间的武器都缴获回来，熔铸销毁，以此铸成的，并将其伫立在了秦皇宫殿前。秦末项羽入关，烧毁了宫殿，却留下铸铜的塑像。
当然，对于秦王朝政治格局和嬴政本人的政治魄力最有见证力量的雕塑实物，还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秦始皇陵占地面积212.95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北部有建筑遗迹，应该是陵寝建筑。兵马俑坑是地下坑道建筑，据说，这里发掘出来的陶制兵马俑是替代活人陪葬的随葬品。1号坑有11个过洞，四边各5个门道，据推测，坑内的兵马俑大约有6000余件；以步兵为主，布成长方形军阵。2号坑是由弓弩兵、骑射兵、战车等混编的曲尺阵；一共四个部分，这是既独立又统一的大方阵。3号坑是整个军阵的统帅部。作为陶塑，兵马俑与现实中的真人真物大小相等。俑高1.8米左右，最高的1.96米。军阶分明，有将军俑、武官俑、御手俑、跪射武士俑、立射武士俑、骑士、鞍马俑等等。其规模之庞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们形象地展示出秦代军队的装束、服饰、武器设备、队伍编制等。后又发掘的陪葬坑内，还有反映宫廷百戏娱乐活动的雕塑实物。其中，铜马车的精湛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而无论是陶器上的陶绘，寺庙和墓室里的壁画，还是过年张贴的年画，都是通过实物可以获取的文化资源。（4）纺织与印染
①纺织。迄今为止，两千年前就打通东西方贸易道路的，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而“丝绸”就是出自东方的纺织物。从目前可见的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来看，纺织物中，有的称之为“织锦”，有的称之为“刺绣”。那么，织锦和刺绣是什么关系呢？一般地说，织锦是织有图案和花纹的缎子，同时也指那种或单色或彩色的像刺绣一样的丝织品。而刺绣，属于一种手工艺，是用丝线在纺织品上绣出花鸟、景物等图案。我国颇具代表性的刺绣有四川的蜀绣、江苏的苏绣、广东的粤绣、湖南的湘秀。
由于丝织品与铺盖或服饰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些是以实用性功能出现的文物。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即可看出这一点。然而，在墙壁上以饰物的形式出现的丝织品，如挂件，就是以观赏为主的对象了，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的文物也体现出了当时纺织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基本水平。
②印染。在纺织品上染上颜色或印上图案，就是印染。作为观赏性的对象，如蜡染就是非常重要的品种。在各种出土的纺织品中，除了编织出来的图案，大部分都属于印染。
艺术类文物的产业价值，主要体现在出版业和会展业两类产业中。
2. 非艺术类文物
如果说艺术类文物是以观赏为主的话，那么，非艺术类文物即使具有一定的艺术元素，也是以实用为主、观赏为辅的。例如，慈禧陪葬的夜明珠，尽管价值连城且无比美丽，也是因具有防腐作用而用于墓葬的。至于用捻金线织成的“陀罗尼经被”的宗教意义，赞美慈禧一生功绩的“香册”和刻有谥号的“香宝”的政治意义，都是通过具有一定的艺术造型体现出来的。而大量用于棺椁之间填缝的出自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珍珠，既是墓主人身份无比高贵的象征，也是具有防腐实用作用的文物。为此，类似上述以实用为主的文物就是“非艺术类文物”。（1）服饰
服饰，是人类服装与用于身体的饰物的总称。因而，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基本上就会有多少种服饰。
而饰物，又包括头饰（即狭义的首饰）、臂饰（镯子）、手饰（戒指、扳指、护指套）、腰饰（腰带）、足饰（脚链）等等。如华北地区一些博物院收藏的西晋鹿角金步摇冠（图2-2）、西晋嵌宝石桃形金冠饰、元代金钗、辽代的魔蝎形金耳坠和琥珀珍珠耳饰、清代的银錾花耳饰和翡翠耳饰，以及鄂尔多斯妇女头饰都属于首饰；而辽代的双龙纹金镯、清代的玉手镯、万寿纹银手镯都属于臂饰；北朝的立羊形金戒指，属于手饰，战国时期的虎咬牛纹金带饰、辽代的双鱼形佩件都属于腰饰，等等。这些饰物，包括钉缀到服装上的饰物，往往是由珍珠、玛瑙、珊瑚、绿松石、金银、象牙、翡翠、琥珀等等极为贵重的物品构成的，所以，其也是获取珠宝类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
服饰，是人体的“外包装”，可以保暖、遮体，也可以美化人的外观。因而，保存至今的各类服饰，无不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生产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审美倾向、精神向往和创造能力。
作为文化资源的历史服饰，就其民族属性而言，则体现了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反映了其不同时代衣着的审美风格以及特有的宗教信仰，展现了其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生活习俗，彰显了衣着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因而其产业意义就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拓宽人们的知识眼界，增加各类历史知识。图2-2 西晋鹿角金步摇冠
从实用性来看，服饰是兼顾质地、色彩、款式三个要素的设计性体现，其产业价值是不仅“可看”，而且“可用”——这是现代服装设计业、演艺业、影视业等不能或缺的创作基础，即实证性文化资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历史服装的文化承载性具有时代特点、由地理气候和生产行为所决定的民族特点、社会身份（职业）特点、性别和年龄特点，甚至已婚或未婚的特点，以及个人性格及审美倾向的特点，等等。从目前存在于博物馆的布里亚特服饰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目前，世界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约有60多万，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其女性服饰有着自身独特的款式。她们的长袍不仅采用肘、肩、腰围等关节部位分割缝制的工艺，而且还能够通过是平袖还是耸肩袖，是配以坎肩还是不配坎肩，分辨出女性婚否的社会身份。（2）器物
器物，作为文化资源，主要是指现存的百年以上的器具和物件，实用性是其主要的特性。
①工具。生存依赖于生产，见证不同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各种工具，就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包括农业生产的工具、林业生产的工具、牧业生产的工具、渔业生产的工具等等。
根据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这里出土的历史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生产工具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三”有关的造型物品非常多：在刮削器里，有三边刃刮削器件，有三边打磨成刃的龟背形刮削器2件；横断面呈三角形的石镞3件；横断面呈三角形、器身有三道脊棱的不规则形石核10件；横断面呈三角形的石叶9件等等。三角形，不仅仅是一种最为坚固的立体形式（古人打磨工具是艰难的，所以希望工具经久耐用），而三角形又有锋利的特点（刮削器等要求锋利，否则影响劳动功效）。与两面刃的物器相比，三面刃更坚牢；与四面刃的器具相比，三面刃更具穿透力或进攻力。既实用又结实就构成了原始工具普遍采用三角形的规律。当人的实践一旦进入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的时候，实证性的文物也会因其合乎规律——数字“三”的规律性揭示——而具有了潜在的产业价值。
②用具。人的日常生活，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凡是满足这两种需要而使用的器物，就是用具。
从衣、食、住、行等需要的器物来看，历史文物主要有与之相关联的一些类别：与“衣”相关的服装、头饰、首饰；与“食”相关的厨具、餐具、茶具、酒具等等；与“住”相关的卧具、灯具、摆件、挂件等等；与“行”相关的交通工具，如各类车、船、轿、滑竿等等。除此之外，在与休闲娱乐相关的各类活动中，还有花样繁多的各种乐器、玩具，与教育相关的各种文具，如纸、墨、笔、砚等等，与医疗相关的各种器具等等。因而，只要拥有了百年以上的这些文物，就都拥有了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在河南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春秋单匜”（图2-3），就是一个盥洗用的器物。匜，最早在西周中期就出现了，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现在可以见到的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用的材质也不同，先秦时期大多是以青铜制造，秦汉时期多以漆器制造。魏晋以后，匜的使用率显著减少。早期的匜很像一个大瓢，而且有兽形纹装饰的“流”，底部是四足或者是三足，与流对称的一侧是一个龙形的扳手。据史书记载，匜，往往是在某些礼仪场中使用。
③兵器。兵器即武器，是为了直接杀伤敌人而制造的器械或装置，如古代的刀、枪、剑、戟，近现代的枪炮和原子弹等等。作为历史遗存的兵器，往往与某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冶炼技术相关。
例如，上海崇明县博物馆现收藏一柄铸成于晚清时期的“青龙偃月刀”，就是镇馆之宝。这是在该县城桥镇山阳村杨家庙附近施姓老宅基下取土筑路时，在1.8米深处挖得的。刀长1.96米，重34公斤，铁柄有锈蚀，但基本完好。有关专家认定其是清朝雍正年间铸就的兵器，距今有150年历史。尽管青龙偃月刀图2-3 春秋单匜也称之为“关刀”，但实际上与关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种刀是自宋代才出现的。
④礼器。礼器是我国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玉琮的功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争论最为激烈的学术问题。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玉琮的功能归纳起来至少有20多种。如女阴象征说、图腾柱说、大地之表号说、祖先崇拜（男女密合器）说、天象观测器物说等。但归纳起来，其功能性质不外乎为实用器、陈设器、礼器和明器。
尽管玉琮的器型和或繁或简的兽面纹基本相同，然其高矮、方圆和大小各异，节数也有多寡，用途也不可一概而论。就现有资料来看，真正可称为玉琮的是器身较大而中孔较小（器身多低矮，有1节或2-3节）者和形制为内圆外方、器身较高（往往节数较多）、上大下小、略呈方柱形者两大类，特别是以方柱形的多节长玉琮最为典型，因而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认为玉琮是同原始宗教（巫术）有关的工具。它被葬入墓中，表明它既是良渚先民用以保护死者、镇墓压胜、辟凶祛邪的法器，同时又具有敛尸防腐的作用（先民认为）。为此，倘若随葬有大量玉琮，我们可以推测墓主人生前具有特权，既占有财富，拥有妻妾，又可杀殉奴隶，应是当时的显贵者，有的可能是军事首领，实际上，也是最早的奴隶主。
⑤法器。一般地说，宗教活动使用的器物就是法器，如佛教用的佛像、佛灯、佛珠、佛台、法轮，还有舍利子；基督教的十字架，等等。
⑥冥器。冥器又称“明器”或“盟器”，是古代为盛放死者骨质或随葬而制作的各种器物。冥器大多是模仿人活着时使用的各种工具、用具、武器、礼器等，也有人、家畜、禽兽的形象以及车船、家具、建筑物等模型。
例如，2002年在云南禄丰县出土的一大批元末至明朝中后期的青花盖罐和罐子，都属于火葬罐。这是彝族的丧葬习俗，他们自古对死者就施行火葬，焚尸场在离村不远的荒野或山坡上。火化后，或就地掩埋骨灰；或装入陶罐里，或撒在竹林里。彝族的火葬罐高约1米，材料为土陶，直径约30—50厘米，上下窄中间宽，罐子外面纹有象征宗教寓意的彝族文字。这一批发掘出来的火葬罐包括元代青釉模印贴花盖罐、元末明初青花凤穿牡丹纹盖罐、元末明初青花折枝花果纹罐、明初青花狮子滚绣球纹罐、明初青花人物琴棋书画纹罐、明中晚期青花水波纹盖罐等41件之多。以元代青釉模印贴花盖罐为例，造型规整，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色青灰，罐子底部没有涂釉。盖顶有宝珠钮，盖上附加两道堆纹，间以4朵模印莲花，莲花上印有“常乐我净”4个字。
⑦乐器。虽然有的文物分类法把乐器放在礼器一类，但是，由于乐器家族庞大，门类繁多，影响广泛，所以有必要格外加以认识。
乐器，作为文物，仅我国保留至今的就有弹拨乐器，如古琴、古筝、琵琶、冬不拉、特布秀尔、都塔尔、柳琴、大阮、小阮、中阮、三弦等等；弓弦乐器，有二胡、四胡、板胡、京胡、革胡、马头琴等等；吹奏乐器，有箫、笛子、唢呐、芦笙、胡笳等等；打击乐器，有锣、鼓、镲、扬琴等等。
3 现代造型艺术
现代造型艺术品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可以通过物质实证获取的属于文化资源的就有各种绘画、各种雕塑、各种建筑、各种造型设计等等。（一）绘画
现代造型艺术品是以绘画为主流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资源，关键就在于其绘画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例如，徐悲鸿的《奔马图》，人们通过它不仅可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中国文人“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而且还能够了解当时画家的绘画技法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图2-4），在其传达的文化信息中，既包含着“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不幸”的复杂情感，而且还揭示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二）雕塑
现当代以来，名人肖像雕塑，多以伟人为原型。而伟人，都有相对明确而统一的历史“公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老子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哲学家”等等。这是民族的共识和骄傲，是历史的记忆和评定。为此，名人肖像创作，需要尊重公论而又超越公论的艺术想象，尊重限定而又突破限定的“自由选择”。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名人肖像雕塑有着明显的“偶像化”、脸谱化倾向，让“神化”了的名人具有感人的力量，就成了雕塑家艺术见地、美学勇气和真情实感的体现。
伫立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铜像》，展现的是晚年邓小平慈爱、安详的“微笑”，平易而有亲和力。小平同志坐在藤椅上的体态，淡化了人物身材并不高大的弱点；随意的坐姿比严谨的站姿少了几分领袖的威严感，多了几分平常人的贴近感；而贴近感又从他慈爱、安详的“微笑”中传达出来。这是“小平精神”最准确最深刻的揭示——“总设计师”为亲眼见到了改革开放累累硕果而欣图2-4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慰。同时，这“微笑”又是面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必然反应：15岁离家，小平再没回过故乡，却以“中国人民的儿子”之大爱富强了整个祖国。这座塑像，显然见证并反映出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中国精神。（三）约定俗成的造型符号
松、竹、梅是岁寒三友，在现代造型艺术中依然频频出现，其“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气派和气节均不言而喻。
而戏剧脸谱，无论是京剧、川剧、越剧、豫剧、秦腔，还是晋剧、琼剧、吕剧，各种人物的脸谱，如红脸的关公、黑脸的李逵、白脸的曹操、蓝脸的窦尔敦等等，都是约定俗成的。
同时，一个国家在特有的动物基础上形成的图案，如澳大利亚的考拉和袋鼠、我国的熊猫和东北虎、肯尼亚的斑马和长颈鹿，等等，是以动物与人之间长期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因而，这些图案作为“人化的自然”，已成了广告产业、影视产业等广泛运用的文化资源。（四）图腾
当我们以文物的技法为标准分类时，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就是兼具绘画（图案）和雕塑两种品行的“图腾”。
图腾即Totem，是拉丁语，原指一个部族的崇拜和象征。其表现形态既有雕塑，也有平面图形。从20世纪收集到的大洋洲、非洲、北美洲的物质实证性图腾来看，大致有四种情况：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巫师与酋长崇拜、动物与植物崇拜。其中，生殖崇拜，有男女同体；动物崇拜，有龟鱼连体、狐羚连体，等等；巫师与酋长崇拜，则主要是将崇拜的对象绘制出来或雕刻出来；而祖先崇拜的形象塑造就是“复现”自己，使一次性、直接性的人的自然生命变为永恒和榜样。
例如，一幅艺术作品：一个母亲只有头部和两个硕大的乳部，其他均略去。传说，这个部落濒于灭绝，这位母亲生了17个儿子，都是刚健强壮的斗士，于是挽救了部落，重振部族，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即祖先崇拜。这就是20世纪末在北京圆明园的湖心岛上展出的“图腾木雕群”，据说，展出十年，经济收益不菲。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物质实证性文化资源中，这里列举的只是沧海一粟。但是，作为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均具有引导意义。毕竟，以创意为核心、以版权为保证、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文化产业，还是要以地域文化特色为灵魂的，而地域文化特色的主要载体，就是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节 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
从一个民族母语的口头语言到书面形式，从摄影术的发明到电影和电视的发明，其主要意义就在于尽量准确地不断真实地记载人类的发展历程，这恰恰是文化资源最有价值之处。
当人们要通过“文字记载”或“影像记录”获取文化资源的时候，书籍（包括刊物和报纸）——这种以文字符号为媒介的记录性载体，摄影（包括纸质和网络传递）——这种以静态照片为媒介的记载方式，以及“影视”——这种以动态影音为媒介的记录性载体，就是人们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定，去认识历史、认识世界的有效途径。
在浩如烟海的卷帙和影像资料中，以获取文化资源为目的，哪些是必读的书籍和必看的影像，哪些是精读的书籍和细看的影像，哪些是泛读的书籍或粗览的影像，显然是有区别的。
那么，以获取文化资源的基本途径为标准，文字和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都包括哪些类别呢？择其要，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历史要籍，三是文学经典，四是影像资料。
1 语言文字
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工具，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记载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语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语言是先于文字出现的。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是特定民族将口头语言转化为可视性符号的智慧性创造。
1. 界定
什么是语言？一般地说，人们借助于语音、词汇、语法、语句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交流方式就是语言，诉说和听取是其主要的行为方式。
2. 分类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按照谱系划分，语言有不同的语系、不同的语族、不同的语支。语系包括语族，语族包括语支。语系主要有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语、壮语、苗语、侗语、瑶语等语族；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满语、通古斯（鄂温克）语等语族；印欧语系，包括塔吉克语、俄罗斯语等语族。
另外，不同的民族大多有不同的语言，所以，语言又可以用民族属性来分类。在我国就有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汉语等丰富的口语现象。
而同一个民族因所处地域不同、历史里程不同，又有各种方言土语，所以，语言又可以用不同的方言区来分类，如我国的闽南语区、粤语区等等。而汉语的“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匈牙利民族音乐学家将汉语发音的四声比作是“唱歌”一样美妙。
同时，以语言的文化内涵为标准，又可以分为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格言、顺口溜等语言现象，这些均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特定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性格，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价值取向。
例如，在汉语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位卑未敢忘忧国”，表达的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社会责任感；“谨言慎行”、“含而不露”、“敏于行而讷于言”，又是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要形成审慎的做人风格；而“节衣缩食”、“粗茶淡饭”、“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反映的是崇尚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滴水穿石”、“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等成语和俗语，则是在鼓励人们的意志和毅力；至于“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等，则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而“高义薄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乘人之车，载人之忧；衣人之衣，怀人之仇”，则显现出了重视情义、道义、大义的文化传统。（二）文字
口语是先于文字出现的，却是一过性的，容易出现，也容易消失。怎样才能保留有价值的口语呢？于是，就有了文字。
1. 界定
文字，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2. 分类
以其构成为标准，文字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拼音）文字；一类是表意文字。前者，如英语、法语、德语、蒙古语等等，都是看见了由字母拼写在一起的单词，就可以直接读出其发音；后者，如汉语，则是看见了文字，可以揣测其内在的含义，但大多却不知该如何发音。因此，书画同源，是汉字的特点，也是广告业、设计业、会展业（尤其是书法业）、出版业，在文字的造型与内涵的关系中做足文章的原因。
这里，仅以汉字的构造规律为例，了解一下文字的分类。
通常，我们将汉字的造字方法称之为“六书”，即六种造字法，这就是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转注字和假借字。一个字是如何生成的，必然蕴含着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深意，由此便可以透析符码背后的文化意味。（1）象形字
追求字形与表现对象的相像性是象形字的主要特点。如“人”，颇似一个侧立的人的形状；“木”也是如此，中间是树干，上面是树冠和树枝，下面是树根和树须。“日”和“月”亦都是象形字。（2）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以上形体组成，将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让人们看了就可以领会其意的文字。在汉字中，会意字占的比重很大。例如，“莫”，当太阳即“日”落山的时候，被草丛掩盖住了，因而，就看不见了，就是没有了——迄今，“莫”即“没有”就是这个道理。而“休”，也是会意字，当一个人侧靠着“木”即树的时候，全身放松，不再劳作，就是歇息，这就是“休”的内涵。再如“德”，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写作“悳”，南唐的徐锴解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心”即为“德”，就是当别人的眼睛看着你的行为，认为你做得“可以”；扪心自问，也认为自己做得“可以”时，这个行为就达到了“德”的境界。在《说文解字》里，“美”被解释为“羊大，甘也”，即肥硕的绵羊是非常好吃的，继而引申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就是美。（3）指事字“指事”是特别要强调哪一个事物之意，因而，指事字就是在一个字的形状和结构中，着意突出某一个元素，以揭示该字内涵的造字方式。如“本”字，其母体是木，木就是树，当人们要强调树木的根部时，就会在下面加上这一横，这就是“本”，本就是根。同理，“示”也是指事字：一横代表苍天，中间的一竖代表日光，其他的撇和捺分别代表月光和星光。古人认为，有了日月星三光，人类才能生存，那么是什么赐予大地“三光”呢？答案是居住在苍天之上的“神”，也就是特别标指出来的一横之上的那一点。（4）形声字
据考古发现，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形声字。尽管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但是也可以通过已知偏旁部首的发音，来判断这个字的读音。一般地说，形声字都是由两个以上部分组成，一个部分为“形”，就是这个字的含义；一个部分为声，就是这个字的发音，如“神”字。左侧的“示”就是含义，右边的“申”则是这个字的发音。
由于假借字和转注字作为文化资源的意义不够明确，这里不再论述。因为，当演艺业将一些内涵深厚的文字改编为舞蹈的时候，当广告业将汉字的内涵深入挖掘并广泛运用的时候，凸显其文化产业价值的大多是象形字和会意字。
3. 特点
文字的特点，是在与口语比较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1）记录性强
在19世纪30年代摄影术发明之前，借助于绘画和雕塑虽然也可以留下一些关乎历史人物或历史场景的资料，但是记录事物和人物主要还是以文字为工具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这些记述事件——尤其是记述过去了的历史事件的任务，基本都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2）可信性强
在我国的俗语中，“白纸黑字”、“立字为据”等等，就是对文字可信度的表达。因而，大部分关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文化资源，都是出自于文字记载，即使一些曾经有过的历史建筑、历史文物等实物性文化资源，如秦代长安的阿房宫、北魏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通过文字记载，我们才信其有的。（3）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文字以不同的语法记载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就使文字的组织结构形成了民族特色。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文字语言特点。在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中，有《留德十年》，也有《“牛棚”十年》。在近半个世纪前，“牛棚”这个词汇是双关语，没有经历那个历史时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这就是文字的时代特色。
仅以石刻的碑文为例，即可说明文字以上特点。碑文，就是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由于石头比绢帛和纸张都坚固，因而许多碑文就成为获取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那么，具体到一块一块的石碑，碑上刻的是什么文字？谁刻的？什么时间刻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对象。
2005年至2008年，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合考察团对漠北的三块石碑进行了历史考证，这是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突厥汗国遗留下来的墓碑，上面有奇形怪状的“鲁尼文”。经过专家对鲁尼文与粟特文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石碑另一侧汉文的研究，确认了这是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碑刻。一块石碑是为第二突厥汗国的大汗毗伽可汗树立的墓碑，第二块是为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树立的墓碑，还有一块是为毗伽可汗的岳父墩欲谷树立的墓碑。三块墓碑的文化资源价值是通过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内容以及与浮雕在上面的大唐宝像花石刻图案的物质实证反映出来的。从两种文字的记载可以看出：一是阙特勤对兄长取得政权曾立下过赫赫战功，一是墩欲谷曾立下了劝阻女婿不要攻打大唐的谏言之功，还有就是毗伽可汗与唐玄宗曾以“父子”相称的双边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上面的雕刻，这三款石碑便会失去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2 历史要籍
考察文化产业的实践，总结文化产业的经验，不难发现，许多文化资源都是通过文字记载——即书籍获取的。其中，历史书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包括记载古代历史的书籍、记载近代历史的书籍、记载现当代历史的书籍，这是与自然发展史、科学发展史等书籍有所区别的一大类文化资源。因而，只有以记载人类历史为目的的书籍，方可称之为“史书”。
那么，什么是历史要籍呢？（一）历史要籍的界定与特点
作为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会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我国亦如此。据专家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散佚的不算，保存至今的我国的古籍就有七八万种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历史典籍，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要籍”则是其中最为精华的那一部分。
1. 界定
重要的书籍，才可以称之为“要籍”。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各类书籍，如经、史、子、集等等。从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伦理学，到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学等等，凡是书籍，虽然都或多或少地与历史相关，但是，作为获取文化资源的途径，只有那些公众提及率和实践运用率最高的以记载人类历史为目的的书籍，才可以称之为“历史要籍”，换句话说，历史要籍就是以记载人类历史为目的，在史书中颇具代表性，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各种资源的书籍。
2. 特点
概括历史要籍的特点，由于其应该在研究和梳理全部人类书籍的基础上完成，所以很难。但是，从文化产业的需要以及文化资源的功能出发，历史要籍的基本特点还是比较清晰的。（1）具有可考性即可信性
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认为，历史在由各种人书写的史书文本之中，为此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学说，并认为：凡是人类的历史，尤其是人类有了文字之后的历史，几乎都是可以通过书籍或碑刻文字来查找的。而书籍，除了科学幻想类的图书，几乎都是对于人类“过去了的”所见、所闻、所做、所为、所思、所想的记载。因此，“文本的历史性”便会带有人的主观倾向的痕迹。然而，我国历来有崇尚史传的优良传统、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和治史经验，创造了大批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从而有力地揭示了华夏民族面对历史的那种求真求实的精神。
当人们通过阅读史书，进而理性地认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候，对本民族历史真实性、系统性、独特性、庄严性的礼敬是由“王者因事而言，有言必有事”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正因如此，那些历史正剧，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成吉思汗》等等，才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面对历史要籍——民族文化资源的科学态度，坚守“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的原则，具备了经受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经典性。（2）具有广涉性
按照时代划分，历史要籍既覆盖了古代历史部分，即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的所有历史书籍，又覆盖了近现代历史甚至当代历史部分。从涉猎到的文化领域分析，这些史书可以分为经、史、子、集，是囊括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间广涉人文的各种思想观念在内的图书大全；从记载的时间长度上分析，这些史书又可以分为通史类和断代史类；从文体上说，这些史书又包括了对话录、公文、笔记、小说、散文、剧本、诗词曲赋等各种文章体裁在内；仅从思想领域来分析，这些史书就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伦理学思想、教育学思想、科学思想、神学思想、美学思想等等各个领域。（3）具有丰富性
历史要籍承载的丰富性，主要是通过对人类五千年文明方方面面的记载来体现的。其中，既不能通过物质实证性途径获取，又不能通过行为传承性途径获取的大量的文化资源，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已消失的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都是通过历史要籍才能够获取的文化资源。
就历史人物而论，有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等等；就历史事件而论，既有不同性质的革命——如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又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既有历史的进步，又有社会的倒退；既有封建王朝的更替，又有政党的例行换届，可谓不一而足。（4）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与稗官野史不同，古代历史要籍大多是职业史官的业绩，他们“冷对千霜剑，能铸万古词”的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使得这些史书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为此，当消费者们看历史题材的书籍、电影、电视剧是怀着“在看历史”的心态时，这种具有权威性的文化资源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二）历史要籍的分类
以时间为标准，就我国历史的划分而言，1840年之前为古代，1840年到1919年为近代，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因而，历史要籍便可据此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
1. 记载我国古代历史的要籍主要是四库全书，以及清史稿。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史，不同社会领域的门类史等等。（1）经，也称“甲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第一大类，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孟子》等。（2）史，也称“乙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第二大类，即史传，包括《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世本》、《史记》等等，显然，二十四史是主要的构成部分。（3）子，即诸子，也称“丙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第三大类，包括管仲的《管子》、庄周的《庄子》、慎到的《慎子》、鬼谷子的《鬼谷子》、荀卿的《荀子》、韩非的《韩非子》，以及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孙武的《孙子》、墨翟的《墨子》、李耳的《老子》、列御寇的《列子》、孙膑的《齐孙子》、商鞅的《商君书》等27种。（4）集，也称“丁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第四大类，包括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集、骈文集、诗集、词集、散曲集等文学集子，以及文学评论集、戏曲集等等。清代的《四库全书》将其又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5）《清史稿》，是以记载清王朝各位皇帝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分为“关外本”和“关内本”，前者有《张勋传》和《康有为传》，后者没有。（6）各个少数民族史，如《蒙古秘史》、《黄金家族史纲》、《白色源流》（亦称《蒙古源流》）、《藏族历史》等等。（7）不同社会领域的门类史，如《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丝绸史》、《中国古代邮驿史》、《纹身的历史》、《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等等。
2. 记载近代历史的书籍
凡是记载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间、“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这两段历史的书籍，就属于“近现代史书”。
如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纲要》都是以记载和介绍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为主的。反抗侵略者以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反抗封建压迫以求民主和自由，是这些近代史文本的主要价值倾向，其中涉及的林则徐、邓世昌等历史人物是民族的脊梁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还有《中国近代史话》、《蔡元培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晚清七十年》等等。
3. 记载现代历史的书籍《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史稿》、《现代中国》是主要的书籍。其内容大多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前者主要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阶段，后者主要是巩固政权并探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一些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等都是了解这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4. 记载当代历史的书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经历了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众多国家建交的外交事件，也经历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神六至神九试验成功、航母试验成功等一系列军事科学事件，还经历了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世界性重大活动的文化事件，等等，凡是记载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书籍，都是当代历史书籍。《新中国三十年》、《当代中国政坛》、《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庐山会议实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属于记载当代历史的要籍。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文本。它详细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方面重大的事件以及重要的人物，如改革开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
迄今，凡是能够以文化产品打入世界市场的文化产业主体，大多具有通过历史要籍获取文化资源的自觉意识和相关能力。从近年收视率比较高的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雍正王朝》、《成吉思汗》、《康熙王朝》、《木府风云》来看，主创人员不仅努力研究了诸多的历史要籍，而且还阅读了一些“稗官野史”。因而，通过文字记载，尤其是历史性文字记载获取文化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三）历史要籍的资源价值
与获取各种物质实证性或行为传承性文化资源不同，历史要籍是人们通过阅读各种史书获取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已消失的那些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等的记载。
1. 记载重要的历史人物
纵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个对民族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衔接起来的历史。（1）历史人物的界定
广义的历史人物，就是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贫富、好坏、贵贱，已经逝去的即“成为了昨天”的人物；狭义的历史人物，则是指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即有可能成为文化资源的那些“过去了的人物”。（2）历史人物的特点
历史人物的特点，是在与现当代人物的比较中总结出来的。凡是可以作为文化产业有效资源的历史人物，一般都具备以下特点：
①具有可考性即可信性。不是杜撰的，而是在古籍中可以考证、可以考察、可以考信的。越是不可信而越能够得到史籍印证的，就越具有文化资源价值。譬如，我国继成吉思汗之后第二位统一蒙古高原的北元时期女政治家满都海那非凡、传奇、杰出的人生就是通过史书得以揭示的。
②具有传奇性与神秘性。传奇，就是在超越常规的事实中令人惊异和好奇。20年间，既有电视连续剧《燕子李三》，又有电视剧《新燕子李三》，就在于这位能够飞檐走壁、铲霸除恶，又能伸张民间正义的历史人物的传奇性，这是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为基础的。而神秘性则是形成传奇性的深层原因。
③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凡是历史作用仍存活于现实之中的历史人物，如李时珍的医学贡献、李白的文学贡献、李四光的石油与地震理论贡献、钱学森为两弹一星所作的贡献、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贡献，等等，都是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因为，当这个人物开启了一个时代或一个潮流或一种风气或一种风格的先河时，就具有开创性。例如，但丁是“旧时期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第一位诗人”，贝多芬是欧洲音乐古典主义最后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也是浪漫主义第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张居正与诸葛亮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的媒介提及率和大众提及率都远远超过前者，而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认识和认同。
④具有稀缺性与独特性。孔子也好，鲁迅也罢，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还是不可替代的。例如，明安图绘制了《天文图》，这是迄今世界上唯一运用古代蒙文所做出的对于天文学的贡献，对于中国来讲，他们都是唯一的，对于世界来讲，也是唯一的。
⑤具有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即时代对应性。每当文化产品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一定是从其生活经历中发现了回答当今某些社会问题的现实价值，或是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现实意义。《百家讲坛》中，于丹解读《论语》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呼唤“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价值观在当今市场经济异化道德情势下的重要性。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当红”的人物，就是这个道理。
⑥具有可资运用的无限性。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成为许多文化产品的资源，就是可资运用的无限性。例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科尔沁草原上的历史人物嘎达梅林，就被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文学（诗歌）《嘎达梅林》、连环画《嘎达梅林》、故事片《嘎达梅林》、电视剧《嘎达梅林》等不同文化产品所采用。（3）历史人物的分类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人物，还是世界性历史人物，都是因其在某一个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巨大的破坏，而被载入史册的。因而，历史人物，可因其在哪一个学科领域获得的成就来分类，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如医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等）、社会科学家（如法学家、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军事科学家、建筑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等等），也包括发明家、收藏家、艺术家、探险家、美食家、旅行家、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等。
翻阅历史要籍，可以看到，在《国语》里有《越王勾践灭吴》，《战国策》里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史记》里有《秦始皇本纪》、《李将军列传》，《汉书》里有《武帝纪》、《张骞传》，《后汉书》里有《华佗列传》，《三国志》里有《诸葛亮传》，《南齐书》里有《祖冲之传》，《宋史》里有《岳飞传》，《元史》里有《耶律楚材传》，《明史》里有《戚继光传》，等等。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的代表人物，是极具文化产业价值的。（4）历史人物的产业价值
在我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列举出了一些基本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包括“影视创作产业、出版发行产业、印刷复制产业、广告产业、演艺娱乐产业、文化会展产业、数字内容和动漫产业”等等。由此不难推出，历史人物与影视业、出版业、报刊业、演艺业、动漫业等等多个产业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影视业。人，总是对人的生存状况充满了兴趣。具体到现实中的文化消费者，一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感兴趣，二是对生存于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感兴趣。前者要超越的是时间界限，后者要超越的则是空间界限。因而，历史人物能够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武则天》、《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到电影《孟二冬》、《剃头匠》、《长调》，都是以历史人物为文化资源的。再者，从很少见的两部同样题材的电视剧同时公映的产业现象也不难看出，陈道明和陈宝国分别出演电视剧《卧薪尝胆》，无疑都是对越王勾践这个历史人物极为感兴趣所致，由此，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文化产业价值便凸显了出来。
②出版业。从各种人物传记到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各种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说唱脚本，都是以历史人物为文化资源的。仅以成吉思汗为文化资源的图书就有薄音湖的《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们》、马冀的《成吉思汗评传》、冉平的《蒙古往事》、小林高次郎的《成吉思汗》、孟松林的《成吉思汗与蒙古高原》、杨勇和苏力德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族》、郭武荣主编的《永远的成吉思汗》、朱耀庭的《蒙元帝国》和《正说元朝十五帝》、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梁越的《大汗的挽歌》等等。
③文化会展产业。以历史人物作为绘画表现的对象时，是一定伴随着特定事件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就曾以《史记·田澹列传》为文化资源，创作了震撼人心的《田横五百士》，呼唤“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继而又以《书经》为依据，创作了《徯我后》，表达水深火热之中广大民众求解放的期盼；后来，又以《列子·汤问》为题材，创作了著名的《愚公移山》，以赞颂知难而进的顽强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而长达216米、宽2.5米的《蒙古历史油画长卷》，就是以记载蒙古族历史的典籍《蒙古秘史》里的成吉思汗为核心创作完成的。因而，文化会展产业以各种文化产品为基础，而文化产品的表现对象是离不开历史人物的。
从演艺产业的剧目，如《霸王别姬》，到动漫产业的片目，如关乎唐僧的“西游记系列故事”，无论是史实中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都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2. 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1）历史事件的界定
如果说，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方能称之为“事件”的话，那么，凡是成为了“过去”的，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益或有害）的，且可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事件，就是文化资源意义上的历史事件。（2）历史事件的特点
历史的进程，是在无数事件中向前推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一个历史事件；蒸汽机的诞生，是一个历史事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价值呢？
①造就英雄的社会影响力。
②造就灾难的历史教训力。
③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
④能够启迪人深入思考人性的哲学性。
⑤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审美性。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具体来说，是一个个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且挑战人的牺牲精神的历史事件造就了无数英雄。
据史书记载，15到16世纪的蒙古高原，群雄争霸、风云变幻，颇具号召力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成吉思汗第12世孙有兄弟三人，长孙和次孙先后在部族争斗中成为牺牲品。幼孙满都鲁与夫人满都海又膝下无子。继而，1475年满都鲁以黄金家族继承人的身份登上汗位，1479年辞世，随之权力之争白热化。当满都海斯琴将满都鲁二哥的重孙即成吉思汗第15代嫡孙、7岁的巴图孟克收为养子，并立其为“达延汗”即“大元大可汗”时，她还牺牲个人幸福，以年长22岁的双重身份——养母和叔伯曾祖母的身份嫁给了达延汗。对于北方民族来说，这一桩“转房婚”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史实证明，满都海斯琴不仅聪慧果敢，高瞻远瞩，而且能征善战。1479年，达延汗继位的同年，满都海就亲自率大军南征北战，一举打败对黄金家族统治威胁最大的四卫喇特，为“小王子”铲除了一个隐患。之后，又率察哈尔部和土默特部大军征讨曾经迫害满都鲁汗的癿思兰太师，大获成功，进而再振黄金家族之雄威。1483年到1486年间，她又派遣以郭尔罗斯部托郭齐少师为首的20余名将军先后征讨实力强大的亦思马因太师，直到把这支劲敌和各种残余的对抗黄金家族、不利于草原再度统一的各种势力全部铲平。
至此，征服蒙古部落中与黄金家族敌对的政治势力，再度统一蒙古高原，结束了自妥欢帖木尔之后北元王朝与明王朝敌对的政治格局——“明代万里长城”就是为防范北元蒙古军队进击而修建的——并与其开市通商，是满都海斯琴的三大历史贡献。为此，有史学家称赞说：“满都海夫人在达延汗继位之初，辅佐他消灭政敌，稳定社会秩序，重新确立黄金家族的统治地位，功劳可谓大矣！”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满都海精神呢？黄金家族与西蒙古尖锐冲突的历史事件造就了出类拔萃的满都海，这是不容置疑的。而满都海超越家族谱系的辈分之差嫁于幼小巴图孟克这带有传奇色彩的婚姻，则既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又启迪人们深入思考人性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审美性。
可见，历史事件影响了特定民族的历史进程。这些举足轻重的事件之所以被写进历史，就是因其或加快了某一民族的历史进程，或滞缓了某一民族的历史进程而具有“史鉴”的意义。（3）历史事件的分类
历史事件分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历史事件和有碍于社会进步的历史事件，前者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者如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1928年“孙殿英盗劫慈禧陵”的震惊国人的历史事件，等等。
①政治事件，即与政治相关的事件，包括外交活动、政治斗争、战争中的事件。郑伯克段于鄢、淝水之战、张骞出使西域、王昭君北上和亲、安史之乱、“八一南昌起义”等等，我国自古代到现代，历史事件之多，不胜枚举；即使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对中国命运影响巨大的“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首战平型关等等，这些无一不属于政治事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拒绝为日寇演戏，蓄须明志，也是一个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②宗教事件，即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相关的事件，如十字军东征。这是发生在1096—1291年之间的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持续了近200年的宗教性战争。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就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③科技事件，即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事件，如1839年摄影被发明，1895年电影被发明，1925年电视机被发明，1946年电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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