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敏珠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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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母之子：上林骨医蓝国生试读：
龙母之子——上林骨医蓝国生陆敏珠 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母之子：上林骨医蓝国生/陆敏珠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132-2466-6
Ⅰ.①龙… Ⅱ.①陆… Ⅲ.①蓝国生-传记 Ⅳ.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559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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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2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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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古代的瓯骆医药（壮医药）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成为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来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如今壮医药已拥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进入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序列，形成了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和产业一体化，在我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壮医药学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等壮医药教学和科研机构的相继成立，壮医药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方兴未艾，标志着壮医药事业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壮乡广大民间医生，是壮医药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力量。广西上林县塘红乡万福村民间壮医蓝国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秉承家传壮医药骨科治疗方法，2005年在家乡上林县创办了万福骨伤医院。他带领他的团队，以壮医理论为指导，采用壮医的方法和壮药救治了无数的外科和骨伤患者，声名远播。
2009年，万福骨伤医院被确定为新农合医保单位；2015年，医院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上林县医保机构确定为定点医保单位；蓝国生本人也于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授予“广西乡村名中医”荣誉称号。
著名传记作家陆敏珠女士，久闻蓝国生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以及万福骨伤医院的突出业绩，特别是她目睹了蓝国生对其亲友治病的确实疗效后，毅然奋笔疾书，撰成此书。书稿以传记形式介绍了蓝国生的成长经历和祈愿。我深信，该书不仅是蓝国生医生本人经历和业绩的真实记录，更是对壮医药事业发展的传承、支持和殷切的期待。“龙母文化”源远流长，将蓝国生视为“龙母之子”不仅意义高远，也应是众望所归。
欣闻书稿即将付梓，作为一个老民族医药工作者，我有感而聊赞衷言，谨此为序。黄汉儒2018年4月18日于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黄汉儒，主任医师，教授，桂派中医大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届、第八届区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原副会长，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名誉会长，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自 序
笔者陶醉于壮族文化和壮医药学已有些年头。究竟是何缘由连自己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笔者的脉搏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血液。
笔者从牙牙学语之时就深受这个民族的文化乃至“土医”（壮医）的影响。笔者的外祖母是当地稍有点名气的“土医”（壮医），外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医师。外祖母最擅长的是壮医的骨科和内科（终寿94岁）。换言之，笔者有着这个民族的生活底蕴和外祖母的言传身教。或许就是这种基因的遗传吧，使我对壮医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对壮医药有一种求知心兴的向往！
现实生活中，但凡有机会能接触这个领域，或有机会学习“土医”（壮医）的传统、典故等文化知识，笔者从不含糊，也不会轻易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求知欲望非但从未减弱，反而与日俱增，越来越强烈。笔者在壮族民间“土医”（壮医）的海洋里遨游，探索和挖掘这个民族的先贤们所开创的壮医药精髓。笔者认为，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总结、保护和弘扬这个民族有价值的东西，是何等自豪！用拙笔书写有利于社会的民族医药，无疑是笔者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年，这种理性思维似乎成了笔者的一种生活乐趣和不可或缺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一次偶然机会，笔者走进了久违的壮乡，邂逅了蓝国生这位被当地人称为“草根民间骨科高手”的草根院长。
蓝国生生活在上林县塘红乡万福村，他亲手组建的以“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骨伤医疗团队，将古老的壮乡草药释放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笔者有缘与这位草根院长邂逅是2017年7月中旬的一天。笔者年近鲐背之年的父亲，不幸遭遇右腿骨折。事发后两天，年近仗朝之年的老母也因跳广场舞不慎左腿骨折。笔者和姐姐一起将父母送到了蓝国生院长的医院——万福骨伤医院救治。“万福”这个词在壮族文化里是“造福”黎民百姓的意思。抬头望去，蓝国生院长所创建的骨伤医院就好像是一个“福”字的组合体，交相辉映。万福骨伤医院坐落在上林县大丰和塘红乡沿线公路中间，北部接桥贤镇、南邻三里镇。医院交通便利，方便省内外前来救治的患者。
上林县万福骨伤医院，经蓝国生院长创建，从无到有，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高素质的团队。蓝国生院长和他的团队运用壮医药治疗各种骨伤疾病效果明显，来自英国及港澳地区的患者纷纷前来治疗或通过航空邮寄药材或药剂的方式进行治疗。
2017年6月中旬，壮医泰斗黄汉儒教授以及几位北京的专家到万福骨伤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医院赢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蓝国生从最初一间简陋的“草屋”家族门诊开始，以凤凰涅槃的跨越式发展，构建起骨伤医疗服务体系，担负着上林地区乃至周边广大百姓的医疗服务重任。今天万福骨伤医院不断发展壮大，已有职工约50人，其中大多为中、高级职称的中医师及民族医师。医院主要以壮医药为主，中医和西医为辅。医院设6个医疗科室，以及检验、放射、心电图、B超、CT等医技科室，有开放病床约200张。对在万福骨伤医院进行救治的患者，蓝国生和他的团队均采用的是传统“壮药”。
蓝国生和他的医疗团队，不但传承了传统的壮医骨伤技术，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蓝国生院长在管理理念上继承龙母（壮族祖母）医道思想，即“德医”“慈孝”的天人观，采用“壮医”草药进行治疗，并经过数十年对成百上千个病案进行分析、探讨，逐步形成了骨伤疾病“整体调控”体系。他们广泛搜集各种治疗骨伤疾病的药物，寻找蕴藏在神奇效果背后的医理和药理，建立起了被社会认可、在区内外享有赞誉的骨伤专科医院。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成绩斐然，2012年3月蓝国生荣获“广西乡村名中医”荣誉称号。
蓝国生这位土长土生的“草根”骨科医师，视草药为生命，在壮乡地区服务了数十年。这位“草根”骨科医师看似平凡，但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赋予了更精彩的生命价值！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蓝国生的医学人生与上林“龙母”精神所蕴含的医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蓝国生为壮族医药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是壮乡地区妇孺皆知的骨伤科民间“高手”！陆敏珠2019年1月第一章 龙母与壮医的嫡缘一、龙母与壮医药脉络
壮乡自古以来盛产草药，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有独特草药成长的特定环境。每一种草药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属于这个民族医术的旋律吧！
展开壮医文化的历史画卷，只有从“龙母文化”入手，方能梳理出壮医药的历史脉络，以及壮族龙母与壮医药的历史演绎。
壮族的龙母系母系氏族时期一位善良女子，壮乡的上林县是龙母诞生的源头。瓯骆族（壮族）经历了“乜弘”（壮语母系）制的母系氏族社会向“博弘”（壮语父系）制的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这一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博版”（壮语寨老）制。壮族在不断更替中进入了“厅弘”阶段。壮语老人厅是壮族历史生命潜能和更新的一种壮族社会体制。“龙母文化”在岭南是那个时代壮族地区龙的图腾文化的典型体现。壮族这位老祖母——龙母是率先掌握人工种植水稻的第一人。壮族的稻作农耕经济得到发展后，壮医药的雏形逐渐形成。换言之，“那”与“兰”是壮医药的前身。
龙母时期还没有医药学的文字，更没有明确的医药学概念，但水稻给了这个民族以极大的滋养，更好地满足了这个民族的各种生活所需，进而形成了壮族的龙母文化。“龙母文化”与医学相渗透，并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多层次、多方位的统一体。
壮族先民摸索出的这种成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自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和谐、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相适应、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如人们的装饰已相当丰富，有文身、文面、拔牙、凿齿、服饰、头饰、佩饰等；绘画艺术达到了承前启后和富有成就的地步，左江流域的崖壁画群就是最好的例证；雕塑艺术也得到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铸造模与范的雕塑制作方面，其又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繁荣与发展；民间的教育、舞蹈、民歌等文化和生活方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壮族先民盛行巫术，笃信鬼神。壮族医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针刺治病在这一时期产生（见《山海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对医药的认知水平。因此，龙母与壮医药的契缘更能展示本民族最初的医药学思想和医学底蕴。
在瓯骆族（壮族）人的眼中，壮族母（龙母）的形象几乎成为他们心中膜顶的崇拜。他们认为，龙母代表王权，代表衣食父母，代表医药学“圣人”。这种意识至今仍在壮乡人的基因深处延续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活动，医药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最基本的需要，即使是动物也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医药。在人类活动早期，壮汉之间还没有交流的时候，汉医是不可能传入壮族地区的，因而，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依靠的是本民族的医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环境相当恶劣的年代，壮医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充分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壮族先民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裸身生活以后，从以兽皮、树皮遮盖身体以御寒逐渐发展到用羽毛、树叶、茅草等编制成“衣服”以遮身抗寒，再到学会了织布缝衣。这可从壮族地区出土的纺织原始工具，如骨针、木棒、石纺车、木纺车等得到佐证。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大进步，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大大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变化的能力。火的应用使人们从生食过渡到熟食，并能改进药物的加工、服用，提高疗效，从而对增强体质有重大的作用。另外，壮族先民的服饰以青蓝色为主，是用蓝靛所染，有避邪、解毒的作用。花山崖壁画及铜鼓上的舞蹈造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族先民很早就知道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人类的卫生保健增添了新的更为积极的内容。诸如这些卫生保健意识的萌芽，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人类在与自然、疾病、创伤、饥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医药。骆越先民在野兽横行、瘴气弥漫、山重水复的艰苦环境中生活，疾病、创伤是难以避免的。
中医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壮医也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壮汉文化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壮医药受到汉文化尤其是中医学的影响，在实践的基础上汲取中医学中的阴阳、气血、脏腑等理论，丰富了壮医药理论，使壮医对人体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传变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医也从壮医中汲取了瘴气、痧证等病证的诊治方法，壮族地区的针刺等技法和药物，尤其是毒药和解毒药等知识以丰富中医学的内容。
壮族养生学中的“那”就是“五谷养生”。古代壮族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块根、块茎类，其次是水稻，最后是水稻、玉米、番薯、麦等作物的组合。稻、芋、黄豆、粟、山薯、木薯、饭豆、绿豆、豌豆、蚕豆、扁豆、刀豆等不仅是古代壮族人民的充饥之品，还是健脾养胃、补肾益气、延年益寿的壮医食疗药物，能够加工成药粥、药酒、药饭、药糕等药膳食用。如贺州的黑糯米酿酒“沽于市有名色”；桂平的黑糯米酿成的甜酒，具有“补中益气而及肾”之功效；刀豆腌酸，具有清暑热的作用。壮族的绿豆粽子、昭平豆豉、全州魔芋豆腐、甘薯粉条等，历来都是备受人们喜爱的药食两用之品。纵观壮族“兰”的养生，最早的干栏式民居建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或者会更早些。这种建筑是壮族先民在潮湿多雨、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的恶劣环境下寻求生存的重要卫生保健手段。至今，壮族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多雨潮湿的山村仍随处可见新建的干栏式民居建筑，这足以证实干栏式建筑的实用性和健康性。
关于“兰”卫生的架构，壮医泰斗黄汉儒是这样说的：“越人居住干栏，壮族地区至今仍保持这种居住习俗。《桂海虞衡志》载：‘民居苫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以上自处，下蓄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但有一牛皮为姻席。牛豕之秽，升闻栈罅，习惯之；亦以其地多虎狼，不尔则人畜俱不安。’这种干栏居住建筑的选择，是适应南方自然气候条件而形成的。除了避虎狼之外，当与气候炎热、潮湿有关。人居干栏之上，可以通风采光和防潮，从而起到保健卫生的作用。”
壮族的聚居地多潮湿，易患风湿之症；山林茂密，气温较高，易得痧瘴；野兽出没，易受袭击伤害。为了预防疾病，避免野兽伤害，原始社会晚期的壮民们便发明了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放农具等器物，或圈养牛、猪等，人住的地方距地面有若干米。这种建筑不仅通风、采光、照明度良好，而且可有效预防瘴气，抵御野兽蛇虫的袭击，减少风湿病的发生。这种建筑在岭南地区十分普遍，因为实用一直延续至今。这可以说是壮族先民预防疾病的一个创举。
在传统领域，壮医骨伤疗法同样别有特色。在原始社会，人兽杂处，相互搏斗在所难免。而且部落间的械斗也是经常发生。加上生产工具落后，劳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情况较多。因此，外伤非常常见，并且也是致死的重要原因。古代先民遇到外伤如何处理现已难以查证，但从近代一些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地区人们往往以泥土、香灰、树叶等敷裹伤口的做法来推断，古代先民对外伤也是用泥土、野草和树叶等敷裹伤口。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地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
瓯骆先民们（壮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中有时会被树枝、石块等硬物碰到、刮到，往往能够缓解碰到、刮到部位的病痛。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药锤疗、刮疗（如药物刮疗、骨弓刮疗等）等外治法由此产生。
今天的万福骨伤医院，可以说继承了前辈医者和先贤治疗的骨伤疾病的绝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是蓝国生对传统壮医骨伤绝技的坚守，使得新医草药的实效在患者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换言之，蓝国生院长在治疗骨伤疾病方面致力于“旧瓶装新酒”，即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而使传统的骨伤疗法有了新的内涵，用新的方法治疗各种骨伤疾病，无需手术。
壮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形成和发展除了与壮族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外，还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文化民俗等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巫文化与壮医药关系密切。
巫文化的核心是信奉鬼神。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巫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影响道教文化和文学艺术，而且还影响到民族、民俗、宗教、饮食、器用、经济、生活、天文历法、哲学、教育、法律、音乐、舞蹈、美术、民间艺术、功法、戏曲、文字以及物质生产等各个方面，尤其对医药学影响很大。
壮族是一个注重民俗的民族，自然它的医药学也与民俗关系密切。如前所述，“信鬼神，重淫祀”是壮医巫医合一或医巫并存的根源。此外，断发、文身、服色尚青、鼻饮、喜食生猛、居干栏、捡骨重葬等民俗亦与壮医药有关。
现代人理发洗头是一种卫生习惯，壮族先民断发可能与天气湿热有关。断发可以使体温易于散发，同时不易被钩住而致皮肤刮破或挫伤，因此断发习俗符合卫生要求。
壮族先民盛行文身，目的是求得图腾神的保佑，同时便于彼此间的交际和通婚中的认同或区别。文身对壮医浅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壮族先民的服饰特点是服色尚青、葛衣，这也跟岭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和卫生要求有关。青色、葛衣既能使人凉爽，又可防虫避蚊。青色为蓝靛所染，还具有解毒的作用。
壮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处处都有医学意识的民族，除了陈家白药、甘家白药、蛇药出名外，骨伤科医药也不逊色。这自然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张紫晨先生指出，我国最早的饮食和医药知识，从它产生时起就带有某些非科学性和神秘性，并举先秦古籍《山海经》关于草木鳞介和各种奇异动物的浓厚巫术色彩和禁忌意义为例，这种文化氛围对中医影响深远，历代中医文献不乏巫术和禁忌的描述。
壮医在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些，表现在医巫结合和服食药物的诸多禁忌上。世界瞩目的广西左江崖壁画所表现的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古籍不乏记载。直到近现代，壮族地区仍有巫风遗存。巫文化对壮族医药的影响先是巫医合一，后是巫医并存，最后是医盛于巫。古时的壮巫分巫婆和魔公。谁家有病痛或灾难，要先请巫婆与神对话，问明病灾的缘由后，再择吉日请魔公举行法事，杀畜禽敬祭，劝离神仙，解除危难，舞刀剑，烧油锅，镇妖赶鬼。壮族民间传说，三界公能驱邪除魔，保境安民，被奉为药医和神医。旧时壮族地区各大村寨都建有药王庙，每年定期祭祀。这都是巫文化的反映。
壮医药中巫医并存的情况长期存在。壮医对某些疾病确有较好的疗效，但却往往以巫医的形式出现。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壮族民间更是如此。
壮医药历经数千年的时间演绎了与“龙母文化”的融合，一代又一代沿袭下来，使壮族社会有了一份训导的坚持和方向。“那文化”经济的盛世，埋下了壮族文明的伏笔，随之派生出这个民族医药的崛起，并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一路前行。
有哲人说，每一个民族都会有智者和仁者。他们会站在人群面前，站在天地之间，站在最高处，把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和自己的领域告诉每一个族人。
圣贤们智之所在，慧之所含，他们躬身实践，训化野生水稻，开始栽培水稻。这些原本就很难用现代语言或思想加以概括和总结，犹如河水，取之可以养鱼，腾云则可化雨，进而可灌溉农田……这其中沉淀着几千年的层层文明。看着壮乡龙母的山脉，这并非是死了几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几千年的生命征象。几千年来它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何等壮阔的生命力！
民间壮医药的悠久历史和确切疗效，为壮医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客观对象和现实基础。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世界卫生保健事业的目标之一。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已将继承发展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传统医药，作为国家大法和法律条文规定。这为壮医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壮医药事业的逐步扩大提供了良好的、长期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新时代良好的大环境，医务人员爱岗敬业，为促进人类健康、解除病人痛苦而勤奋工作，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万福骨伤医院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医中含道，道在医中”。壮医、中医皆备且能臻于极致者寥若晨星，而万福骨伤医院在龙母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其医疗团队在诊疗生理疾病的同时注重心理服务的作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患者不仅需要温暖和爱心，更需要人文关怀。蓝国生和他的团队在提高诊疗技术的同时，更注重心理疗法。他们尊重患者，关心、体贴患者，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充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做好对患者的情感服务，而这是任何医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
蓝国生在传统壮医技艺的基础上，寻找到了一种既传统又融合了现代医疗手段综合治疗骨伤疾病的治疗体系。它为传统疗法与现代疗法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种治疗体系免除了患者的手术之苦与麻醉药的副作用，解除了患者痛苦。
龙母作为壮族文化、医学的源头活水，以其文化、伦理、道德为中心，派生出来的瓯骆医药，亦“医道”“仁治”，成为历代瓯骆族（壮族）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圭臬。二、壮医药基因承袭
壮医药基因的承袭“与古为新，如将不尽”。有人说，传统的壮医药学是一本无字的医书，所以它的传承也十分特殊。民间壮医的传承多为父传子、子传孙的家族传承，也有师徒相传、口口相传。经过代代相传，后世才有悬壶济世的传承故事。
中医学的前后辉映也迎合了传统壮医药“意会知识”，如口口相传、言传身教、山歌对唱相传等，这对壮族文化，尤其是壮医药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南国的壮医药学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意会知识的获取是一个领悟的过程，是一个将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整体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意会知识属性的壮医药学更适合言传身教、师徒相传。
中国传统华夏医学几千年来，无论是自学，还是父子相传、师徒授受，所有的言传身教都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先行中华文化教育，见自己，见经典，见天地。
传统壮医所要求的同样必须具备一定壮族文化基础。家传是壮医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方式。“医不三世，药不可食”。因为壮医是“个性知识、意会知识”，更适合手把手地教授和传承。
壮医药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屡遭社会动荡，但仍能衰而复起，避开了中原各王朝的“查缉”。虽然传统壮医药没有机会在不幸和有幸中问鼎中原，但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自己的本质。就像西医理论是建立在母体文化，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一样，无论中医还是壮医，其诞生与发展也是建立在母体文化基础之上的。任凭历史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动荡，只要壮医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体文化环境没有改变，壮医药就不会衰败，它就能按照自身规律和文化特征一直发展下去。
壮族母体源于么教（壮族远古的一种文化），壮医起源于越巫。越巫是壮族瓯骆族群中最原始的民间信仰形式。据《史记·孝武帝本纪》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明邝露《赤雅》也有相似记载：“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鸡卜。斯时方士如云，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龟，降用夷礼，廷臣莫敢致诤，意其术大有可观者矣。”
壮族地区后来出现的“布么”即由觋发展演变而来。“布么”除了从事占卜以外，还通过法事进行驱邪赶鬼、解厄禳灾活动。这个时期大约是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统一岭南，封建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封建统治，壮族地区开始接受中央统一集权管理，壮族的“布么”开始从松散式向自成体系的“么教”演变，并逐渐形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过渡形态的巫医，初步具备了壮族民间巫医捆绑宗教的基本特征。换个角度说，是壮族医药的母体。
古代越巫在壮族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氏族社会，一直到壮族社会进入文明门槛，亦春秋战国的“宁明花山岩画”时期，才越来越受人为的影响，并发生具有意义的裂变。
在中原，《黄帝内经》成书之前，中医经历了漫长的形成阶段。“神农尝百草”是中药实践象征的开始，伏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测是中医元理论建构的开始，只有阴阳五行理论被上古医家作为基本理论框架认识自然事物和人体疾病之后，中医才开始逐步发展成理论医学。中医实践与理论的完美结合是由《黄帝内经》完成的。中医自此以后摆脱了经验治疗阶段，进入理论指导治病阶段。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使得伤寒瘟疫频频发生，这为张仲景开创中医发展新阶段提供了社会基础。张仲景在治疗伤寒疾病的基础上，结合医经派的《黄帝内经》和经方派的《伊尹汤液经》撰就《伤寒杂病论》，创建了中医历史上第一个临床理论学派——伤寒学派，使中医学达到了第一次巅峰。历经魏晋和唐宋时期，虽然有蒙古族和满族的入侵，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逐渐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洗礼，成为中华民族的族员，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中医的命脉并没有被阻断，反而出现了大发展。比如“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兴起等。
在中国岭南地区的壮医领域，以骨伤为例，壮族先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掌握了一套人体接骨技术。到了宋朝，壮族的解剖术发展到鼎盛。有史料记载，北宋庆历年间，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曾发生过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用曼陀罗花酒诱捕欧希范等起义首领56人，并将其全部杀害。之后又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人对全部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张实绘人体解剖图，所绘内容主要为人体内脏图谱，其中，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描绘基本正确。如肺之下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再下有大肠，大肠之旁有膀胱……肾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等。从病理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记录，如“蒙干多病嗽，肺胆俱黑；欧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这次解剖事件，虽然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背景，事件也极端残忍，但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医学史，特别是解剖学史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解剖资料与宝贵的经验。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这也使中医和壮医在人体解剖，以及生理、病理等方面有了充分认识，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制《欧希范五脏图》，是壮医先哲们的一个智慧杰作。壮族民间的拾骨迁葬习俗也使壮医对人体解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概念更为明确，尤其是骨骼、气血、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名称（《中国壮医学》）。同时认识了这些脏腑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使壮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大约在唐宋时期，壮医引进中医的阴阳、脏腑等概念，并结合原有认知作为说理工具，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使壮医的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技能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毫无疑问，壮医在骨科领域的造诣无不与其先贤有关。壮医药作为一门医学理论体系、一门学问或知识，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分支学科，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现代壮医第一人黄汉儒和他的同仁们，从零星的治疗经验和医药知识中逐步摸索出规律性的东西，直到最后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他们设法寻找其中有共性的规律，通过抽象的思维、逻辑的分析归纳，最终形成完整的壮医药学说。以《黄帝内经》这部书为例，它作为中医理论体系完成的标志，何尝不是如此呢！也是从原始医疗经验的积累（旧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夏、商、周等奴隶社会，直到封建社会才完成了这一过程，经过了数千年时间。
现代壮医药领域的骨伤科何尝不是如此，至今仍然保存着完整的“草根治疗”骨伤疾病，在壮乡上林蓝国生的医院，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蓝国生继承了传统“土医”（壮医）的骨伤医术，从传统的壮医学领域中派生出一支分支治疗体系。
蓝国生的治疗体现了系统治疗的思想。他将草药配伍成不同的“草药包”，根据受伤部位、碎骨损伤程度、疼痛的轻重、受伤的深浅、面积的大小敷于患处，并用现代科学加以解释，这就是万福骨伤医院的治疗特色。“草药包”是治疗骨伤疾病的特色体现，无论患者老少，蓝国生院长都会取不同的“草药包”进行治疗。医院每年春季和秋季要采收上千种草药，药品仓库分类细致，公草和母草齐全，将公草与母草相配，传统壮药称为“公母草药配方剂”。不同的患者配以不同的药包，无论年龄大小、性别各异，轻者医务人员在门诊清创后便敷上药包，重者深度清理后住院治疗。
蓝国生不断把传统的壮医骨科内容进行整理和创新性转化，以适应不同的人体，无需手术就能医治不同年龄、不同损伤程度的骨科疾病。笔者因父母曾在该院治疗骨伤，才有幸目睹了骨伤诊治的整个过程。看似不起眼的“草药包”，在蓝国生和他的医疗团队手中被化为神奇，有序地用于临床实践。
来医院诊治的患者大多为本地人，但也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蓝国生的医疗团队就是化解了患者疼痛的“神枪手”。壮乡的草药就是成功救治骨伤患者的灵丹妙药和“天然医生”。蓝国生和他的团队不但继承了传统壮药，并以弘扬民族医药为己任，让壮乡的上林成为救治骨伤患者的健康家园。
红土地的上林自古以来就是盛产草药的“王国”。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木茂盛，四季常青，动植物繁多；这里山地广阔，岩溶广布，矿藏丰富，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天然宝库，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中国最早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就记载了瓯骆地区的许多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如祝余、白（壮语译为桂茶、紫苏）。《逸周书·王会解》有壮族地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等名贵药物作为贡品进贡朝廷的记载。
1978～1979年，广西全区开展了民族医药普查工作，出版了《广西民族药简编》一书，共收入民族药1021种，其中壮族民间常用药600多种。广西药用植物园编写的《药用植物名录》和广西中医药研究所编的《广西药用植物名录》，收录的药用植物达3623种，其中包括大量的壮药。广西中医药大学林吕何副教授编的《广西药用动物》，收载动物药125种。方鼎等编的《壮族民间用药选编》，收载壮族民间常用药500多种。据1987年的普查，仅广西境内的中草药就达4623种之多。
草木繁茂、四季常青的壮乡红土地，储备着丰富的天然药材。近水楼台先得月，使民间医生们习惯用新鲜药物配置药剂。在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土医”（壮医）师更喜欢用生药治病。实践证实，不少鲜药的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外敷用于骨折和毒蛇咬伤的草药，以鲜品为佳。
民间壮医从实践中摸索总结经验，从生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主治。他还将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以利于吟诵和传授。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祛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红色；根黄清热退黄用，节大跌打驳骨雄；苦能解毒兼清热，咸寒降下把坚攻；味淡多为利水药，酸涩收敛涤污脓……
壮乡的草药成为壮族祖先赖以生存的健康法宝，因此常常被医生们编成山歌或诗歌，一代代地传承。有人说，在龙母时代壮乡的草药就沿袭于世了。三、龙母之乡
壮乡的红土是柔软而慈祥的，这一方天地，甚至连飘动的云烟都带有一种精神。“悠悠清水河，浓浓骆越情”。广西上林以龙母的人文景观丰富、水乡风光秀丽而著称于世，以“龙母山水”而闻名。
如今这片土地沉淀的仍是千年壮族传统的精华，山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壮族是稳健中发展的仁者。山林间的生命代代更迭，但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这才是壮乡最大的智慧。康，寿哉；仁，德者！
广西上林塘红乡不乏这种基因遗传。“龙母乡”又称“慈孝乡”，是上林塘红乡的旧称，更是龙母思想的发祥地。
壮族，这个行走了几千年的民族，经历了历史演变、进化，为现代提供了稻作文化，孵化了壮医药文化、养生文化等壮文化精髓。
翻开壮族历史的画卷，重读历史，上林塘红乡的百姓，自古以来，可用“古、朴、慈、孝”四字概之。“古”是守旧的意思，故乡的社会很小，外来的东西不容易进去。“朴”上林塘红乡的百姓在个性、举止、风度和一切一切上都呈现了朴实真诚的宝贵品质。“慈”源于“龙母”主体文脉的世代更迭与传承。“孝”是故乡民性最突出的一点。上林塘红乡民风尚“孝”，尤其是住在乡间的人们，家家以行“孝”为荣。
外地人对上林塘红乡人的印象之一是“上善孝行”。论民风之淳、民俗之厚以塘红乡为最。
最可贵的是，这里的百姓无论贫富，都有节俭朴素的美德。上林这里不乏大富大贵之家，其在衣着上十分讲究。尤其是老一辈人，家有良田百顷，仍是一袭布衣袍。富裕人家与长工、佃户从外表看，并无明显分别。这种乡风民俗充满着感情、力量和精神，并折射到壮乡各层次的社会生活中。
龙母是古代壮族的一位著名传奇人物，一位仁慈的壮族母亲。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凭着勤劳、聪敏而“利泽天下”。
传说是这位壮族母亲救了一条濒临死亡的短尾蛇而成为龙母。她死后，龙蛇用狂风把她的遗体送到了干燥的岩洞中安葬，这天恰好是农历“三月三”。于是每年的这一天，短尾蛇都会来扫墓，它一来就会带来狂风。龙母的故事有四层含义：一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孝道，为父母养老送终；三是有爱心，救助弱者；四是民族的文化交流，使蛇升格为龙。因龙母豢养五龙，雨泽万方，故有秦始皇礼迎未果的传说，使其遗憾而终。由此，“龙母”备受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壮族后人把葬“特掘”（短尾蛇叫“特掘”。“特”在壮语里是男的意思，“掘”在壮语里是短尾巴的意思）母亲的那座山叫“岜仙”（壮语龙母山），把那个山洞叫“敢陷”。人们自发地集资从山脚修建了一条石阶直到山洞，并在洞里设了“特掘”和他母亲的神坛，每逢初一、十五人们都会这里祭拜，求雨祈福。因为“特掘”在人间的时候爱吃母亲为他做的糯米饭，为了纪念“特掘”，当地人就按照“特掘”身上的花纹做成五色饭。这就是壮族五色饭的来源。
龙母的思想理念是笃信“万事以向善为本”，这也一直是瓯骆人（壮族）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瓯骆人信仰的是宗教中最神圣的“么教”，它是一切有感应的、圣灵的、最高的精神寄托。
瓯骆医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它的母体文化。壮族祖先的居住环境极其艰难。岭北人对岭南之瘴可谓谈虎色变。曰：“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瘴分为冷瘴、热瘴和痖瘴，“冷瘴未必死，热瘴久必死，痖瘴治得其道，间亦可生”。为了生存，壮族祖先通过顽强的毅力适应环境，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与各种亚热带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壮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上，壮医形成了一整套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方法，总结出一系列壮药和单方。壮医以草药为主，主要是地缘成长的环境不同，其有别于中医。因此，“土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治体系，壮医们总结了诸多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如望诊、问诊、按诊、目诊、舌诊、脉诊、腹诊、甲诊、指诊、耳诊、野芋头试验法、石灰水试诊法、酸橙叶试诊法，皆独具特色。其他如针法、灸法、刮法、熏法、敷贴法、点穴法、按摩法、滚蛋法、药垫法、热熨法、食物疗法、外伤疗法、跌打损伤疗法、蛇毒疗法等等临床使用行之有效。陶针疗法是壮医独特疗法，有点刺、排刺、行刺、环刺、丛刺、散刺、轻刺、中刺、放血刺之分。岭北人谈虎色变的瘴，壮人早有根治之法：“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叶擦舌，又令病人并足而立，刺两足后腕横缝中青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
考古出土的长达9.3厘米的贵港汉代壮医九针，表明秦汉时期壮医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够强身健体，使族群绵延不息其功居伟的壮医，历朝历代均不认可，为官者均不屑一顾，连土官的“大夫第”也不闻不问。由于壮族文化出现了上下断裂，壮族上层及其知识分子也极少关注，使得壮医连个名称也没有，更别说著书立说传承了。壮医师大多汉文水平不高，难以著书立说。清代虽然有的壮医师也写一些医著，一些中医著作也零星记载有壮医壮药的成果，但都不能与壮民族挂钩，使得壮医仍默默无闻。壮医因之得不到规范和提高，民间壮医师信心受挫，自称“ywdoj”（土医），但百姓则称他们为“canghyw”，意思是“医匠”。匠表示的是有特殊的技艺，是很受人尊重的。
传统壮医的产生与形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文字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瓯骆人将“土医”（壮医）记载在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上。壮医学泰斗黄汉儒视它为早期壮族医药学“诊断图”。
彰显于花山岩画上的图画是壮医药开始的象征，亦可说是壮医药元理论建构的开始。自此以后，壮医药逐渐摆脱了口口相传的经验治疗阶段，进入理论指导阶段。
瓯骆之地广西上林是“离壮族古都最近的地方”，是古代壮族政治、文化、经济、医药的集散中心，也是“龙母”文化医学活动的源头。其流向珠江流域，汇入长江支系。
岭南地区上林县塘红乡属喀斯特地貌，宜于药物种植，不但水质清澈，四周树林葱郁，而且草木茂盛，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东面有狮子岭山脉，西部属峰林区，景色美不胜收。由于喀斯特地貌的缘故，上林县下敢庄的百年山洞老屋是广西洞居奇观之一，“龙母山”庙更是人们朝圣之地。
有史料记载，明朝时期，这里是“八寨起义”的发祥地。之后这里是解放战争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追溯瓯骆族的历史，布洛陀是远古时期骆越民族（壮族先民百越的主体民族）的始祖，后进入方国时代。比较著名的有骆越和西瓯方国。当时它们是雄踞岭南地区的“土著”，可谓壮族人的祖先。
骆越和西瓯这两个主要的支系，已经走过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诸如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壮族的上林地区亦有“稻米之乡”的美称，其通过多种方式传播文化。壮族也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壮族地区的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药物资源等极为丰富，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壮族的蚕丝文化古今闻名遐迩。上林的蚕丝文化包括桑植文化、养蚕文化、纺织文化、信仰文化、生产文化和礼仪习俗等，沿袭布洛陀时代农耕文化的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薪火相传。
人杰地灵的上林，最有影响的还是塘红乡。塘红乡位于上林县北部，东接乔贤镇，南邻三里镇，北接忻城县古蓬镇，西与中可乡、西燕镇交界，距上林县城43公里，距南宁市154公里。塘红乡人朴实憨厚，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潮湿的红泥土又能有什么要求呢？
然而，生活在塘红乡的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待人热情，民间文化艺术十分丰富。全乡总面积185.1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2万亩，林地面积3.77万亩，森林覆盖率25.4%，南岩、良王中各有小型水库一个。三里镇至中可乡的县级公路将塘红乡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以丘陵为主，西部以石山为主，主要的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甘蔗、桑、花生、木薯、黄豆等；矿产资源丰富，有煤、方解石、石灰石、铅锌矿、红铁矿、铝土矿等。
上林县塘红乡地处回归线以南，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曾多次造访此地。
上林县塘红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对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影响明显。长期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就会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龙母文化”的影响非同一般。反过来，文化心理结构对自然、人文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将固有的价值观念投射于特定地区，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就会引起当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壮族先进的稻作文化，已成为今天岭南地区的一大主导力量。
广西上林县的塘红乡面积不大，却承载了远古瓯骆稻作和龙母精神南来北往的稻作经济血脉，迈进了新时代。
走进上林壮乡的这片土地，走进龙母的情怀，会释放出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龙母精神形成了精神传递的大流畅，影响着壮族的世世代代。
坐落在龙母山北面的万福骨伤医院，它的成长壮大，有人说得益于壮族祖母龙母的抬爱，也有人说是靠先祖的庇护，或是祖辈的馈赠。在笔者看来，几者兼有。但不能忽视的是，这是医院的领头羊蓝国生院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努力奋斗的结果。蓝国生的努力在于坚持，“滴水穿石，铁杵磨针”，只有具备这一精神者，才能见功勋。
但凡成就一件事，无不经过超越环境和世俗的搏斗，经过拼搏，方才一步步走向成功，实现自己的初心和梦想。
早在20世纪初，蓝国生就潜心壮医理论研究，并开始用壮医药对各类骨伤疾病的防治与康复进行临床研究，提出了壮医治疗骨折的综合疗法。该疗法适用不同年龄段的骨伤疾病。
蓝国生遵循壮医“三气同步”“三道”“两路”理论，注重“毒药”“解毒药”“鲜药”和“食补”的临床应用，特色明显，疗效甚佳。在蓝国生看来，壮医药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壮医药理论、挖掘传统技艺和总结传统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他注重发挥壮药的作用机理，创造性地总结出预防和治疗骨伤疾病的现代疗法。后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古医籍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万福骨伤医院在蓝国生的带领下，全体人员本着以“道”行医、以“仁”待患的胸怀，用壮医药和最纯熟的医术和匠心服务患者。然而，“仁”和“道”的形成要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良知，要靠团队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拼搏，蓝国生和他的医疗团队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古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又云：“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粗守仁义，绝驰骛利名之心，专博施救援之志。”再云：“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需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易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苟能如此，于道几希，是以医者所为遵循者也。”
常言道：思想一变天地宽。有人说地理环境既指人居住的大环境，也指人工作、学习和家庭的小环境，小环境包括在地域的大环境中，虽然有时两者间并不完全重合，但上林县塘红乡万福村的“慈孝”乃百行之本，从善之初也。就像隐潜在瓯骆族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厚德载医”是蓝国生团队的立院之本。蓝国生创立万福骨伤医院是他传承、坚持、博爱、仁者医人结果的体现，亦皈依了龙母的医者精神。
龙母的“仁德、慈医”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无论医学领域还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壮族儿女。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这与“土医”（壮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壮医药带着它的民族文化共同走进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时代。“医德载人”“点石成金”，上林万福骨伤医院的这些理念可谓得民心，顺民意。若将这精神进行“移植”，其他一切事情便可顺水推舟了。
凡是来上林万福骨伤医院的患者，皆对医院的特色医疗和高超医术赞不绝口。上林万福骨伤医院不但治愈了患者身上的病痛，也治愈了患者心理上的疾患，是广大患者及家属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蓝国生和他的医疗团队的长期坚守和对患者的情怀。患者到这里就诊，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与从容。其中，蓝国生的母亲蓝佩全的心力可谓万福骨伤医院成长的引擎。“龙母”时期骆越族古龙母古都（国家博物馆藏）第二章 龙母圣泽下的赤子一、自强不息
要想腾云驾雾，就得先从爬云学起。任何一项事业的开始总是艰难的。人们可以从蓝国生的身上看到成功人士所具有的性格，那就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人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善于做出常人不敢做的选择，善于把握常人难以把握的机遇。一个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接受知识的能力。蓝国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得益于自幼养成不甘平淡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超常的接受知识的能力。
1996年9月，蓝国生的医药事业步入正轨，在壮乡上林的骨伤疾病治疗技术使他小有名气，但他还是去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接受了培训，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短短时间的学习使他不仅获得了书本知识，而且领悟了一个普通人怎样才能成功的道理，也有了他一生学习和追寻的目标。
蓝国生继承了壮医技术，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他除了传承千般磨砺、锤炼的壮医理论和理法方药，更多是总结先贤医者的经验。本着对医道无比坚定的恒心与热爱，以及对高水平医术的执着追求，他对自己永不满足，医术上精益求精，始终不停步前进着。
相比之下，蓝国生对民族医药的热爱与执着并没有因先辈的光辉而遮住自己的眼睛，或因家族、母亲留下来的一点点成果而停滞不前。他追求的更多的是不断突破自我，是对高水平医术的追求。站在母辈和恩师的肩膀上，他的前面是大好前景。
蓝国生苦心钻研壮医骨科数十年，那种勤求医道、勇于突破的精神，精勤不倦、永不言败的执着，永远不让自己停步，努力让自己具备合乎天地之道的思维，让自己掌握经典中的理法，让自己以更高的眼光看待世界，跳出医学局限，突破诊疗瓶颈，从而展示超凡脱俗的疗效。
有人说，行医其实就是一场修行，类似于苦行僧的“苦行”。“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
蓝国生幼年时期对草药充满好奇，少年时期他聪明好学，青年时期便立志创建“草药门诊”，壮年则拓荒上林万福骨伤医院。一路坎坷曲折，意志坚定。蓝国生生于上林，长于上林，生活在上林。他的祖祖辈辈也生活在上林。
蓝国生身为壮族农家子弟，个子不高，但浓黑的眉毛下面，两只大眼睛闪闪发亮，透露出朴实。蓝国生博学于草药，与家族“土医”（壮医）思想和传统壮医药一脉相承。
蓝国生在继承家族医技的基础上融合中医药精髓。低下头来埋头苦干，扎根传统壮医土壤，用实际行动演绎了现代骨伤治疗的特色疗效，开辟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骨伤疾病治疗之路。
蓝国生的青少年不堪回首，正值20世纪60年代中期，狂热的运动、嗜血的饥饿，谁也难以逃脱时代的漩涡。“文革”期间的蓝国生，经历了亲人离去的悲痛和辍学在家的痛苦。蓝国生的二哥因突发事件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使蓝家陷入了危机，不到20岁的蓝国生不得不挑起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
蓝国生开始和本村的小伙伴经营起了卖木炭和鸡蛋的小本生意。每天早上起床后，母亲会给儿子蓝国生备足一天出门在外做工的饭和水。蓝国生和小伙伴们行走在山谷间，把砍下的柴火烧成炭后再挑到乡镇市场去卖。他们的衣衫全都变得褴褛不堪，为了劳动方便，便找来一条草绳系于腰间。他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着，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这是他们最难熬的日子。蓝国生从小就养成了劳动习惯，在自家的田埂里耕地犁田，这样的生活维系了好几年。
从上林红土地的“龙母慈祥”之地走出来的蓝国生，自从父亲去世后他便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文革”时期社会动荡，人们还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历史变更的苦涩，便匆匆忙忙地赶路去了。父亲过早地离世，无情地将这个家庭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对蓝母的打击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这是她永远的痛！泪水变成了蓝母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土医”（壮医）了，别无选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蓝国生父亲的是是非非难以分辨。他一直被推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有人称赞他是大家风范，也有人说他唾沫横飞；有人将他笔下所描写的奉为人生哲理，也有人说他漏洞百出。这也是蓝国生母亲最疼痛的伤口所在。
父亲是宾阳的高才生，后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母亲是当地没落家族的大小姐，抗日时期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蓝家曾一度成为中国地下党的抗日联络点。每当有人来，蓝母都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同时为联络点站岗放哨，蓝家成了抗日大家庭。
言及至此，不管这里发生过什么，蓝国生终于来了；不管来干什么，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生命重新萌动起来，这生命来自遥远的历史，来自深厚的故土。唤醒他，只需要一个闪电般掠过的轻微信息。
韶华的蓝国生，面对着家乡那难以忘怀的山山水水，满脸惶恐，满眼水色，满身洁净。
常言道：“穷人孩子早当家”。艰辛的生活促成精神的成长，有助于灵魂的丰满。初冬的万福村就像一首读不完的诗，远山、寒水、村庄、暮云全都溶成瓦蓝色，潺潺山泉、蔚蓝的天空与无数出没其间的鸟翅一同摇曳，一阵阵凉风习来，把埋藏心底的所有“草药”诗一起卷出。
蓝国生开始着手家族的“土医技”，因得益于“神医乞丐”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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