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作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邓文初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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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作坊试读：

岁入甲午，正是呵气结霜、滴水成冰之时，我背上行囊，独自踏上京北长城的徒步之旅。

此行不只是为了逃避沦陷雾霾中的首都，更是为了穿越一段历史，为了在星光熹微、在幽暗的滦东丛山、在荒无人烟的长城废墟中迎面撞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战魂。七十年前的长城抗战早成陈迹，但在时下的蒙太奇镜头中，那场熔炉一般的战争却被浪漫成玫瑰色的传奇。我只想知道，那些游荡在深山峻岭中的战死者的魂灵，对那场战争，是否有话要说？与他们的身躯一起毁灭的那场战争，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行也为了追索一个答案。2013年年底，笔者曾应邀参加一场抗战老兵见面会，见面会由一家公益社团举办，主题是“对话·感受——寻找身边的抗战老兵”。主席台上的“对话”场景经过精心安排：七个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七个二十来岁的学子，一对一交流。而我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得以面见这些幸存的战士，分享他们那来自血肉躯体中的深刻记忆，同时也聆听着这些拒绝忘记的老兵的慷慨陈词。见面会上，九十四岁高龄的钱青老人，谈及中日战后曾在杭州西湖刻石立碑“中日不再战”，但他说，他要疾呼，“日本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中日之间必有大战——“中日必再战！”——他以浙江人的浓重口音，在北中国的讲坛上，向这些从未经历过战争，也完全无法理解战争的孙辈，发出战争的呼喊。

见面会上死寂般沉默。无论是台上的演说者，还是台下三百多名学生，抑或是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与见面会的主办人，都被推入一个巨大而混乱的旋涡中：那场战争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真的能够理解那场过去了七十多年的战争吗？这些幸存的老兵，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所亲历的那场战争？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太不相信经过时间改造后留在我们身体中的记忆，更难以认同经过反复的历史陈述后堆积在我们时代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集体记忆。我更愿意相信与那些战死者的躯体一起深深埋藏在地下的记忆残片。我来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等地寻找那些被时间抹平了的旧战场，为的是逃离这样的记忆扭曲，试图以生命的形式，直面已经过去的历史。

两天的穿越，虽精疲力竭，但毕竟用自己的脚步走过了一段战争的历史，站在长城最高点上，看冬日光秃秃的燕山山脉蜿蜒在脚下，数百里一览无余，才真正明白长城抗战时的翁照垣部与宋哲元部为什么只能等着日军步兵接近时，进行最原始的肉搏战。大多数情形都是，中国士兵只能驻守在长城沿线毫无遮掩的山头，或山脚下完全无法掩饰的平地，一团一旅成建制挨着日军的炮兵轰炸，或被阵炮掀起的土石掩埋，连日军的人影都见不到，我们的士兵就伤亡殆尽。当我们以史诗般的镜头表现大刀阵的辉煌战绩时，谁会在乎那些完全没有接敌就牺牲的战士的感受？当我们为鼓舞士气而将所有目光锁定在战役整体失败的几场小胜战斗时，谁会在意那些溃退下来的士兵崩溃的战争意志以及崩溃之后掳掠百姓造成的战争创伤？

但我仍旧深深地怀疑自己：对于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这场战争，我们的知识足够穿透那宽阔的战场吗？我们的心智足够理解那战争的纷乱吗？我们的文字足以传达战争给历史带来的深切影响吗？经过一年多的史料阅读，在积满尘土的档案、报纸、旧书中穿梭，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回忆、笔记、论述中徜徉，那场战争的历史场景，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益发混乱与模糊。我知道，需要从文字的记载中走出，去现场看看；需要从抽象的史论中逃离，去以血肉之躯亲历战火，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历史认知绝非文字的堆积可以达到，历史本身是人类的血肉之争，历史探索也必然以这种生命的痛切感悟才能理解。

历史事实的梳理总是容易得多，而揭示隐藏在事实之后的背景却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心智的重建；给历史人物以历史审判能满足我们每个人妄下雌黄的道德优越感，然而，要发现历史人物自己的价值认知却需要强大的心智与宽厚的同情。每一次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其实都是一次灵魂的探索，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只需要现成的结论。我们的心智还不具备接纳历史真相的力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不就是这样的一堆废墟吗？二

历史学一直处在危机中，也一直处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

一方面是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兰克范式、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史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崩溃。人们发现，真相以国界划分，其客观性何在？如果只有国家的历史，则根本没有信史可言；历史学如果是民族主义的，那么，作为科学的历史在哪里？为此，历史学家甚至提出“历史学的祖国在哪里”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提出的历史是叙述甚至是虚构这一极端观察，对于传统历史书写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果历史不是权力与权力的附庸，那么，它的存在依据究竟何在？

历史学家究竟是如何书写、思考历史的？又该怎样思考与书写历史？历史学家们坐困愁城，且把自己封闭在这种艰深而抽象的问题之域，难以自拔。

这些问题，虽深深困惑着历史学界，但它毕竟局限于专业领域，对于那些浸泡在历史之中的民众来说，其实还陌生得很。民众对于历史学的专业工作隔膜乃是当然，但其实他们对历史本身更是隔膜：他们被掩埋在历史之中，却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给掩埋的；他们对历史充满好奇，却不知道这种好奇乃是某种现代性的谋划；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自豪满满，却不知这种自豪感乃是现代社会控制的高超技术培养出来的幻境。

这是一种可怕的双向隔膜，民众不知历史知识的真相，尽管他们就是历史的塑造品；历史学界对于民众心目中的历史更加无知，尽管他们一直以塑造民众的历史意识为己任。双方都严实地将自己包裹在幻觉的大氅中，有如天寒地冻时那些财尽粮绝、坐困围城的待死者。于是，灾难——误解及误解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且将持续升温，这个实用主义国度竟然落入了无视种种现实难题，而为历史冲锋陷阵，掉头不顾切身利益，却可悲地陷在话语的纷扰之中。

我以为，责任主要得由知识界来承负。

一般读者总是充满好奇，在读到一本好书之后，会忍不住追问书本后的人与事，但大多数作者都会墨守钱锺书式的应对之道，以“吃鸡蛋而不必关注母鸡”之类的妙喻将一个严肃问题化解于无形，这样的“机智”确乎充满文人式的调皮与老辣，往往也能赢得诸多掌声，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解释历史不仅是“态度”、是“义务”，而且是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中国知识界这样的命运一再重演，至少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就有这种象牙塔内的冷漠与傲慢，导致大众对其工作性质的“隔膜”——而隔膜乃是冲突和伤害的起点——此后种种浩劫之能得手、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莫不由此。

因为有着这样的危惧，所以在自己并非太专业的学思进程中，试图走出围城，打破隔膜，理解自己，沟通对方。三

这样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远超个人的学力。只是问题之急迫，令人寝食难安，不得不努力探寻。私以为，即使走了许多错路，但至少可以提供某种试错经验。如果能撕裂一道小小的口子，透出些许光亮，则就算这光亮仅是一点昏暗的烛光，在劲风苦雨中摇曳明灭，也足以慰藉那些孤独的前行者。

人文史观的探寻，便是自己进入史学以来的运思方向。

我的切入口，是试图将我们熟悉的历史“还原”为一堆废墟，在历史的废墟上，追溯历史知识及历史观的形成及其源流。尤其是，探寻民众心中的历史记忆、历史观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探寻人心中的历史。

普通人的历史想象、历史认知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表达的？它与正统、传统历史叙述有什么关系？历史学家的历史认知与普通人之历史感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历史编纂与个体的历史记忆有什么关系？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史编纂结构是什么？它与族群记忆有什么关系？何种历史才重要？……问题杂多且纠缠在一起，要一揽子解决，只能是骗人的口号。因此，只有回到原初，回到历史最初呈现出来的那种废墟状态，从某个起点（或者说零点）出发，才能摆脱这些枝蔓丛生的回路，厘清脉络与方向。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民众心中的历史是一个复杂混沌的混合体与流变不居的动态过程。它有自己的底蕴，基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的影响与自传记忆的强大生命力，尤其是民间文化、民俗传统的塑造力；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历史认知与思考的深层结构；它也来自大传统，来自国家与文人的塑造，故在史实层面具有时代性特征；国家与精英的改造力量尽管无处不在，且早已成为现代性社会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它的渗透力量却不能高估，因为社会并非白纸一张、并非中空地带，社会自有守住自己底色的能力，且能改造这些改造者。

只要历史资源不枯竭，历史的争夺就不会停歇；只要争夺不停歇，历史就是一个永恒战场。废墟之上固然可以建成宏伟的纪念塔，但纪念塔最后总会倒塌成废墟一片。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变动不居的心象。

历史真相的探寻，曾经是历史学人的理想，但现在他们多少明白了，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幻象。

人心中的历史，比之于所谓的客观历史，也许没那么“客观”，但却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因此，也许会更加重要。四

自由主义大师、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我们所见的世界，原来是透过人家的目光；我们所知的历史，更是借道历史编纂学家们的透镜。因此，要厘清人心中的历史，就首先必须找出历史背后的叙述者，找出那些隐藏的说话人与心灵的操纵者。如果我们注定只能是提线木偶，至少也得认识我们背后的提线人。如果木偶的出演是历史事实，则提线人的背后隐身更应是事实。

然而，处在雾霾时代的我们，真的难以直面身边的事实，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美学的氛围总是很能笼罩并掩盖现实的粗糙，叙事的渲染也往往会将丑陋的世界装扮成天上人间，在这种无处不在的话语世界中，无论是认识自身还是认识社会，都显得特别艰难，特别危险，如航行于大江迷雾之中，不仅目标难以锁定，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处也是一片混沌。

如果说思想的主题是面对问题，那么问题自身的真伪就成了关键性的因素。而对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及对思想者思考所依赖的先决预设的反思，就成了思想有效性的前提。潘光旦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过，“去蔽的重要，与如何去蔽，因此也就成了思想家、学问家与道德家的一个先决条件”。解蔽是一切思想、人生、事业的先决条件，没有对先入之见、对成见的祛除，就不会有思想的清明。

所谓解蔽，其实就是除障。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拨开迷雾，揭示假象；其二是展现事实，呈现真相，回到原初。使虚假的“常识”破灭，让我们直面日常生活与普通经验，直面人自身。“不自蔽”的功夫，不是解决外部压力与禁锢的问题，而是解除灵魂与头脑的自我封闭，它是一种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成智成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思考——认识方法问题，更多是反思、反省的思想清明功夫与勇气。不自蔽，不仅需要解决情感之障、好恶偏向等，更需解决“成见”“先入之见”等障碍。

把历史学界的工作程序展示出来，虽然有些枯燥，有些冒险，但无论对历史学界自身，还是对专业门外的大众，都是必要的。正如饮食业界的玻璃橱窗一样，透明地展示，不仅可以消除误解与冲突，还能招徕更多的客人。第一章　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导读

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文心雕龙》

尽管历史学家并不在乎民众如何获取其历史知识，庙堂之中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也不会刻意取悦普罗大众，但总有一些“名家”天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即使其居庙堂之高的地位决定他对众生的俯视与漠视，但其历史书写仍旧会深深吸引普通读者，影响一般民众、普通读者的认知、趣味与价值，并形成某种历史知识的特定需求。上述所引《文心雕龙》中的话，代表这些史家思考与撰写历史的社会心理动机，这一动机在根本上说，是人类好奇、追求戏剧效果的本性使然，而那些青史留名的历史学家，多多少少都会凭其直觉，把握着这种民众心理，并取悦他们——尽管这些高视阔步的历史学家，绝难垂顾天下的芸芸众生。

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对于历史学家取悦读者方面做过陈述，他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有“给读者带来愉快”之目的，为此，那些历史学家会强调异常的、有趣的事变，“他引用历史人物的机智言论，而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单调话语”，他常常使用含糊而富有色彩的语言，试图煽动读者的情绪，而不是仅仅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其取悦读者的另一方法则是向他们提供历史人物的许多生动的传记细节，以迎合读者的自大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把一种“戏剧性统一”赋予他们记录的事件，他通常围绕着某个引人入胜的主题编排其著作，其对相关事实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戏剧性的统一。但这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戏剧性统一还具有鼓舞读者的作用，由此，历史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道德说教与政治宣传。巴格比发现，历史学家在其追求四个主要目的（报告事实、解释事实、取悦读者、鼓舞读者）过程中，总是对事实进行选择，并展示他们假定的因果联系，但他们并没有超出常识领域，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游吟诗人”。

其实，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与民众的历史故事并没有太大差别。葛兆光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写法的时候，就发现：流传的思想史，其实并不完全是历史本身，而是自古以来一次又一次被书写的思想史“系谱”（或者称模型、隐喻），这些系谱如同家谱、族谱一样，“常常一方面追溯光荣的祖先，给自己建立一个值得自豪的源头，证明自己的哲学或思想来头不小，出身很正，一方面则精心选择出值得书写的光荣榜，证明自己这一家族的世代显赫，而且源远流长”。这种历史书写重在追认过去的历史，确立当下的合法性，并不在乎所谓的“历史”与历史真实，虽然它始终声称自己就是真的历史。葛兆光曾清理出三种这样的思想史书写模式，道统的、日本东洋学的和唯物唯心主义的。他还发现，1929年之后中国历史的书写，不管是考古学、历史档案学还是通史的书写，其背后都有一种“历史的想象”，民族主义的历史想象，历史学一定程度上只是民族动员和民族认同的工具。在看似纯粹的学术背后，其实是某种信仰在牵线。对此，至少从葛兆光看来，这是在建构道统而不是书写历史！

这并非中国特色，而是中西皆同。《西方现代史学趋势》一书写道：“历史使得故事增辉添彩，并且进行着道德教诲，依然受到广大民众的极大欢迎，特别是当某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民众愿意听取这种道德教诲的时候。引诱历史学家去迎合民众的这种要求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当他们这样做在学术上并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的时候。”

如此，则“历史学家真的值得信任吗”之类的问题就出来了。

在中文世界中，历史学家的地位一直颇高，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似乎也给予了历史学家以崇高地位，但哲人尼采的评价却要低得多，他甚至将某些历史学家称为“中性人”“阉割者”。

孰是孰非？

不过，与其纠缠在历史学家的评判上，不如切实认知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不仅因为评判问题取决于其工作方式，而且，即使是那些历史学家自己，其大多数人也并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工作的。而一个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其生产越多，或许其谬误越大——因为他只是某种模式、某种道统或主流话语的传声筒。

传统史家的身份是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所谓“史官”，这一点没有疑义。但“史官”究竟如何生产历史知识，却需要认真对待。从知识的社会生产看，我以为与其说他们是历史知识的生产者，不如说是历史知识的审查人更为恰当。

这一身份相当于传播学中的把关人。

传播学中的控制分析，强调信息把关人在信息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那些大众传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把关人），决定对巨量社会信息的筛选、确认与传递，决定其传播方式与方向、效率。受众从大众传播媒介所读到、听到或看到的信息，只占社会信息总量的百分之一二，媒介机构仅仅发布其中很少的部分，而且这种发布还可能是有意扭曲的。“在信息传播网上布满了把关人。”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写道。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信息，对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外界的形象实际上都被大众媒介的信息所遮蔽、掩盖和包围。正是这些把关人在他们身边制造一种人为的环境。媒介向人们传播数不胜数的信息，需要人们做出反应，在决定人们怎样思考和行动方面，媒介所造成的环境往往比实际环境更重要。

传统历史学家的角色，其实就是这种把关人的角色。现代社会，尤其是民族国家，对于历史的控制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历史学家的这种把关人角色多少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套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角色，这个把关人其实就是真理部的基本职能。

这种历史控制的手段，并非要铲除历史学的存在，而是对历史知识的生产进行选择，按传播学的说法则是，信息乃是对于选择自由度的度量，自由度越大，信息的传播及其效率越不受控制。为了有效控制信息传播，需要的不是根除信息，而是在这种选择中加以调试，控制干扰噪声，增加背景噪声，对于那些自由信息加以组织化，高度的组织化意味着对信息传播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选择性加以限制。同样，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时，就是这种处理自由信息的过程，是一个降噪或者说信息组织化的过程。

真实或者说客观问题，在历史知识的信息传播中其实并非最重要的问题，突出主旋律、降低干扰性噪声，配置强化的背景噪声，才是官史家们的心传秘籍。

这是历史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控制，官僚的理性对于社会自足的控制，符号世界对民俗社会的控制，知识与信息的被监控过程。历史写作，尤其是通史写作，往往就是这种将生活世界秩序化、理性化、权力化的过程。

然而，在读者看来，历史学乃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求真工作，其保障在于史料具有客观性，历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搜寻、整理、解读与编排，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探索，难道这样的知识探索不应该得到认可？

不过，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对历史学家“史料”工作的重视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西方认知，传统史家基本上不看重史料的地位，司马迁的豪言是“通古今之变，穷一家之言”，而大多数史家的雄心也不过是“资治”而已。史料工作的重视是西方现代客观史学的新提议，但这种史料的性质并不能保证史家的地位。

历史学家以史料为出发点，基本上算是一种行内规则，极端者甚至到了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地步。一般认为，历史学家一旦掌握了充足的史料，就能从中整理出完整的历史事实，从而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这些常识性说法显然是未经严格反思的。其实，史料本身具有自己的偏向，不仅档案、回忆与个人手稿等文献如此，甚至考古材料也是。何况，史料收集过程充满主观性与偶然性，去找寻何种性质的史料，能否找到某份史料，某种史料是否留存了下来，存留的这些史料以何种方式面世，等等，几乎每一项都充满不可知因素，取决于机会、运气。历史资料如编年、年鉴、回忆录和书信等等，本来已是人类的有意识记录，也就是经过慎重取舍，这些记录往往把正常当作自然，视为早已认识的东西而无须解释，由此，极为重要的人类日常生活反而被遗忘。相反，那些感动作者的非常时间和非凡人物，那些被认为更有趣的事件和人物，被认为更值得记载，所以得到了集中记述，历史学家往往便被史料引向了史料创造者与保存者的方向。传统史学之所以关注主要人物，忽视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也因为普通人的史料难以寻觅，而精英人物们的史料保存比较丰富、完整。这样的史料“引导”着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与方向，注定了它不仅会被偶然性控制，而且会部分地被史料控制。其研究选题表面上看似乎依据史料，但其实却是依据史料背后的某种力量。从严格意义的知识生产程序看，这样的历史研究其实并未超出常识性的史料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相去甚远。

将史学定义为史料学，以为充分的史料即史学的说法，早在年鉴学派出现时即受到严厉批判。他们提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试图通过努力重组残篇断简，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常规的历史学就是在这种幻想中失足的。年鉴学派大师、历史学家布洛赫甚至毫不妥协地提出，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和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杂乱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利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之地。

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种什么角色？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历史学家的角色，取决于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尽管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仍旧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把关人角色，但大多数历史学者其实是以“翻译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的。史料的整理分析，观点的提出商榷，论著的编写营销，绝非一个孤独者在荒野中或象牙塔中的面壁思考与对空呼唤，而是必然面向读者，面向阅读者——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或未意识到。在这种直面阅听人或与潜在的读者对话中，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其说是展示历史真相，不如说是向读者解释自己对于历史领域的探寻过程以及自己的理解与心得更为恰当。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说到底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其中并没有谁占据绝对的优势，至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历史学家由于其专业素养而能承担传译之责，因此，他的角色相当于不同文化与语言之间的译者。其实，将他们比作译者还是过于相信他们的中立性了，因为依据现代解释学的说法，“翻译的同时也是译者解释”，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某种透明的转译，有的只是译者的理解、个人化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必然遵循某种职业约束，但它仍然是个人化的理解。它不可避免地加入翻译者的主观判断，个人的偏见、价值、兴趣、倾向性，也包括知识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在两个话语体系或两个对话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无法消除的巨大空间。因此，解释学认为，一种文本的翻译不可能完全再现原作者头脑中发生的事，而是按照翻译者的主观理解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文本。

但历史学家的“翻译”要比语言翻译复杂得多。其复杂性在于，将已经消失了的事实转换为历史，相当于将一个并不存在的真实世界转译为一套由文字符号生成的文本。而我们知道，将日常的现实生活转换为某种语言文本——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就算专业转译者（比如作家）也必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作家老是不客气地承认自己是在“创作”，而不是“反映”。但历史学家却要“狂妄”得多，或者说自信得多，他们中的一些（那些客观主义者）竟然敢向读者保证自己是在“如实地”书写历史！难道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有能力将一个消失了的真实世界转换为一套符号化的话语，而保持一一对应的“无歪曲”跨越？

仅从语言转化的文字层面看，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比翻译远为复杂——文字是静态的，而现实是动态的；文字是有限的，而现实是无穷的；文字是抽象的，而现实是具体的……由此，这种将现实转译为文字的工作就必然损失诸多因子，一些无法文字化的内容，必然被遗漏，而能转化的也必然只是某种能被模式化识别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与他的读者相比，并没有多少高明之处，其历史思考与写作一样是模式化的——社会语言学已经指出这中间会产生四种最常见的问题，包括死线上的抽绎（出自温德尔·约翰逊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捆死在一条抽绎水平线上）、误认为同一、估计极端化和不自觉的倾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见《灰箱》一书对此的描述。

历史学家横亘在历史与读者中间，他可以是桥梁，也可以是围墙，甚至还可能是陷阱与诱饵。不管哪种角色，历史学家自己需要清醒认知其社会职能，认真对待这种角色定位，读者尤其需要对这个“第三者”保持高度警惕。这应是一个成熟社会中的公民常识，尽管这样的常识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学家值得信任吗？

1843年，库克·泰勒夫人准备到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兰开夏访问。动身之前，她参加伦敦的一场晚会，宴席上很多绅士劝阻她，说那里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到处是工厂，那里的人们由于饥饿、受压迫和超时工作，几乎完全失去人样，而工厂主则是肠肥脑满、大腹便便，对民众敲骨吸髓。当她问这些是否是他们亲眼所见时，一位绅士说，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工业区，但听人都这么说，所以永远也不想去、不敢去，也劝她不要去。但泰勒女士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坚持亲自走访，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她不顾劝阻终于成行，而此行并未辜负她的冒险，甚至令她深感惊奇：兰开夏郡完全不是伦敦绅士们传闻的那样可怕，那里工人们的处境反倒是令人满意，出乎意料。她在信中详细描述那里的情形，在结束时写道：“现在，我终于在工厂、在他们的住所、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行为也更端正。”

兰开夏郡，这个即使非英国民众也耳熟能详的地名，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想是留下刻印的。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在学生必考的历史教科书中，在面向大众的社会常识读本中，以及在一些专业性的历史著述中，我们都能发现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兰开夏郡”的名字。兰开夏郡，是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历史；是工人阶级丧失一切，除了锁链和镣铐的血泪史；是资本主义社会羊吃人的见证……当然，这些记忆，均来自历史学家们的著述，我们并没有亲历，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亲历，因为时间无法穿越。

但我们相信，因为它有活生生的史实和伟大理论的支持，因为它是历史，我们本能地将自己的信任交给历史学家们，那些人被誉为人类记忆的守护神。

但历史学家真的可信吗？

那位泰勒夫人所见的事实呢？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援引？它是孤例吗？有无别的史实支撑泰勒夫人的见证？

其实，对于历史学家们，甚至包括那些接受历史职业训练的学徒来说，类似泰勒夫人所见的“事实”可谓满山满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和调查委员会从18世纪起就开始撰写了系列报告，在19世纪30—50年代，这些报告尤其完备。如果仔细研究这些报告，人们会得出结论：那些不能容忍的东西，其实大多数是属于较早历史时期的、很快就要过时了的法律、风俗、习惯和组织形式，是“旧制度”导致的后果。如果历史学家们能真的理解这些材料，他们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意识到，在当时英格兰社会中，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不是工厂工人，而是家庭作坊工人；值得关注的贫困地区，不是制造业的城镇，而是偏僻的乡村。这些地方限制个人自由，仍旧实行物物交换……然而，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地爬梳这些浩繁的文档资料。它们的命运，如泰勒夫人所见的，同样是沉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被人遗忘。

那么，那些历史学家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从中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事实、一些“道德灾难”的见闻、催人泪下的证词，越是耸人听闻，越是被历史学家们发现，并引入历史。历史学家们如同新闻记者一样，需要阅读市场的关注，而“炮制一篇描写剥削的生动故事，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打动议员们坚硬的良心以促进经济体制变革的，不是经济正常发展的记录，而是专门分析不满的社会蓝皮书。于是，历史学家们在争夺阅听人的同时，也承担着“政治—道德”使命。这样的“越位”行为，不仅为读者所接受，而且还是他们所欢迎与鼓励的。因为在普通读者心中，历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得到精确的定位——我们究竟需要他们做什么？！是提供真实吗，还是提供教训？是“无用”之学术吗，还是以史为鉴知兴替？

对历史学的双重误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图景。

离开历史人类无法生存，并非历史提供多少智慧，而是它为我们提供自我认同的依据。读者、普通大众需要历史，正如每个个体需要记忆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读者、普通大众却轻易将自己“委托”给了历史学家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借道”他人的眼睛来建构自己的记忆，毫无反思地“相信”历史学家们的写作。接受的不仅是事实，更主要的是附加在事实背后的“教训”——那些历史学家的成功之道，往往正是通过鲜活而生动的事实以推销陈旧而僵化的理论。而读者，正如广告培养出来的现代顾客一样，总是甘之如饴。

历史作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或许比政治理论家更直接、更广泛。一些观念得以广泛传播，通常并非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事件和人物等“形象”。读者在接触事件与人物传记等软性材料时，如同那些就着软性饮料而将添加剂一股脑喝下去的消费者一样，在舒适而美妙的品尝中，早已是深中意识形态之蛊了。

但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是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注“添加”字眼的，现代史学的最大幻觉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们冒充科学家，他们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没有价值附加、没有理论偏见，而是纯粹“客观”的学者。

这真是一种“天真的信念”，是对历史学之天真的误解。

他们以为，不利用任何理论，也可以梳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可能觉得，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理论。这样的想法，当然纯属幻想。

社会事件不同于自然进程，且远比自然进程复杂。不借助某种系统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却能“赤裸裸”地“看见”事实，并“发现”事实背后的原因、规律，乃是一种现代知识神话。任何“看见”“发现”都是主观的认知，都带有个人知识的背景，以及某种价值诉求。因此，那些在历史写作中遮蔽其个人取向的所谓历史学家，要么是不诚实的，要么就是不清醒的。

对这两类历史学家，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那些明知自己犯下不诚实罪的伪史学家，往往用“选择性真实”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事实无法穷尽，因此，历史学家必然要“区分”和“选择”事实，他们只关注那些重要的“代表性”事实，那些“偶然”“琐碎”的事实可以弃如敝屣。但这种辩护是虚伪的。“选择性真实”不是真实，而是对真实的歪曲。

而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其危害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而这种“流行观念”，即普通所说的“常识”。而关于“常识”，在史学领域，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常识”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而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解释，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刘姥姥”戏说历史必然律“刘姥姥”自然是大观园里的人物，不过这里特指民国要人吴稚晖，他字“敬恒”，曾自称“大观园里的刘姥姥”，其言谈举止也确乎有姥姥的兴味，故民国政要多以“姥姥”称之，亲切而不失真趣。

1943年10月31日晚8时30分，中央广播电台请吴稚晖委员播讲《蒋主席五十七年前的生日》，妙语生花，难得一见，故摘抄如下：

今天是蒋主席诞生以后第五十七个生日。依中国六十花甲子来说，今年是叫作癸未年。这算到六十年前的癸未年，是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那时候，总理是十八岁。他在檀香山夏威夷学院读书。他哥哥德彰先生，恐怕他多沾了外国气，叫他回国，这年，总理十八岁从美国回国。他虽然革命的思想已经充满在肚子里，却还没有具体的条件可以说明出来。那时，蒋主席还用不着出世。故要等到那年的四年之后，才有不得不出世的理由。于是有五十七年前的生日。

因为总理从十八岁而十九岁而二十岁……总理二十岁在香港与四大寇倡言革命的一年，便是丁亥年。是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世界上于他的革命，还没有人显著的觉触，而空气中已惊动了中国的列祖列宗。知道这么一来，革命的开场楔子，一定在三四十年内会做成功了，而革命的三民主义全套完成需要的年数可绵亘至一百年，孔子就早早说过，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胜残去杀。若止生一个总理，恐限于年寿，不够让他唱完一曲独角戏。于是赶紧生一个人继承。蒋主席就是不得不于那丁亥的西历十月卅一日，就是今天便呱呱呱地出世了。以便总理赠他的对联曰：他日安危终须仗（他日即指今后胜利建国的数十年）。又可以呼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须努力的同志，蒋主席就是最要紧的一个。这都是无巧不成书，毫无半点迷信。“姥姥”强调这些话“毫无半点迷信”，但如果这不是迷信，又是什么呢？这里需要简单交代一下“姥姥”吴稚晖的思想背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吴稚晖的大名可能稀见——他曾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为五四前后科玄论战中的要角。当时的论战，张君劢持主观人生观，丁文江则为科学代言，双方一场混战，打出了此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地盘。在这混战中，吴稚晖站在卫护科学的一方，是唯一得到胡适嘉许的“先生”。在总结这场论战时，胡适说：“我总观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吴稚晖提出的科学人生观，被胡适总结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对于那些反对科学、倡导国学的玄学鬼，吴稚晖的痛批淋漓尽致，至今值得一读：

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由此可见吴稚晖的“主义”，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物质的，因此，其历史观可以用关键词“唯物”与“科学”来修饰，确非传统中国的“推背图”或“烧饼歌”之类的“迷信”。而其戏说之意义，在于将那些自以为真理的严肃命题，以戏谑方式推向逻辑的极致，从而照见其荒诞不经处。历史事件是一出傀儡戏？

当然将上述“谀辞”当作历史观来处理，免不了“过度诠释”之讥。不过没关系，至少，在上述谀辞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出某种“历史目的论”的意味，而“历史目的论”（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历史神正论，其背景为基督教）正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支，正如历史工具论。在这种史学话语体系中，历史仿佛具有意志，这意志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绝对的。即人类的历史进程，必然按照它的意志运行，人类历史只是这个绝对意志自我实现的具体体现；人类，尤其是那些英雄人物、政治领袖，表面看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质却无非是历史的工具。不是他们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们。

当然，在黑格尔体系中，历史是世界理念；在历史学家兰克体系中，是上帝；在黑格尔左派体系中，是经济；在所有的民族主义体系中，历史则是民族、社会、文化，或者“非个体力量”……概念尽可不同，但主体却总得有一个，就是那种绝对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它是唯一的主体，而人类，不管是风云英雄还是氓之蚩蚩，只不过是它的工具而已。傀儡，无数的傀儡，被那个绝对意志操纵，实施其理性的狡狯计划。

所以，“如果没有某某，历史还会创造出另一个某某”“某某只是某个阶级的代表，而不同阶级代表不同的经济利益，只要这种利益存在，它就会产生自己的代表”等历史叙述，就会在主流话语中一再出现，其影响所及，连那些本该严谨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免俗——虽然其论述会略微谨慎、细致。

英国历史学家、苏联史专家卡尔（名著《历史是什么？》作者）也曾有过这样的判断。在《苏俄史》中，他将斯大林看作20世纪20年代新苏维埃官僚体制的产物（这一观点也是斯大林政敌托洛茨基的，可见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时会深受其研究对象的影响）。在该书第五卷中，卡尔将20年代苏联党内权力斗争中的主要角色放置在政治结构中，认为权力冲突及个人命运都是制度的产物，他强调个体行动背后的“非个人力量”，由此，在书中，政治人物便成为某种历史力量的代表：斯大林代表的是党内那些封闭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恐惧症；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是其中西化、开放的取向。他们构成对立的两极，因此，斯大林的肃反、政治屠杀，只不过代表着苏联社会两种不同取向、利益的冲突、决战。斯大林乃是这种冲突的工具，“作为其所处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很少有哪一个大人物如斯大林这么显明”。其政治行为虽充满暴力，其个性虽冷酷残忍，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必需的，“形势比人强”，与个人无关。在此，区分个体与非个体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个体“既是非个体力量的产物，又是非个体力量的体现”。总之，个体无非是“非个体力量”的工具。

斯大林如此，希特勒亦然，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如此。历史人物无非傀儡，历史事件更是一出傀儡戏，而人们，乃是那些舞台之下骚动着的人头。

英国历史学家的这种历史观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不期然就使用了“傀儡戏”这种中国式表达。傀儡戏与历史观

一直有一个疑问：在没有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中国，科学何以会无根繁殖，且一纸风行？五四口号之一即科学，此后是科学历史观一观独大、他者披靡，再后则是将科学定为国策，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似乎国人真的接受了“科学”的熏陶，一洗经学时代的盲从与迷信。尽管其中涉及话语霸权问题——起先是西化的话语霸权，此后是笼罩一切的权力话语——但在这些台面话之下，在那些意底牢结编造者、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群体之外，“科学”真的只是“欧风美雨”湿地皮，没有深入骨髓的力量？

研究科玄论战的美国史家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中指出，此科学非彼科学，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科学，而是将科学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作“科学主义”、当作工具来使用。“科学技术是……”得到普遍认同，乃是将科学工具化的经典表达。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也说，起初中国人把科学当洪水猛兽，现在中国人则把科学当巫术，唯一没有的是把科学当科学。这些解释部分解决了我的疑惑，但就“科学主义”与玄学中国的接榫模式而言，并未提供确解。是什么因素让西方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主义”并泛滥中国？如果这就是科学的“中国化”，则这魔术般的“中国化”究竟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我更愿意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而非思想史的文本分析法。2018年6月中旬到黄土中国游历，看到中原农民沉浸在皮影、傀儡戏中那种如痴如醉、若疯似狂的着魔状态，也曾引发了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同情理解”——百姓在观看傀儡戏时的那般投入，那般沉醉而不能自拔，难道不是在面对自己的身历，对影自省、顾影自怜？那些终日劳碌的农人，平日难有机会面对自己、思考人生，只有在观看傀儡戏的“解放”中，才能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与心智自由，也才有了品味自己那被操纵命运的机会，看见人生那无可逆转的结局，看见那结局的凄凉与悲苦。在这样的命定中，人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助、那样无意义，除了一声浩叹的徒然，一掬泪花的潸然外，还能如何？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演戏人如此演绎，看戏人如此理解。傀儡戏展现的，想必是这种人生的认知：人只是某个意志的工具，人的命运早已注定。自然，这种“决定论”绝非戏语，戏外生活乃是创作源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乃是其古典表达，上述“姥姥”的祝寿词算是一种现代的戏谑版。

傀儡戏传入西方，一定造成强烈的心理恐慌，连对中国文化不甚关心的尼采也噩梦连连，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专门提及。也正是从傀儡戏中，尼采看到了一种历史状态与历史观念——工具论的人生观及工具论的历史观——决定论的强大根基，才决意要彻底清除其思想毒素。

科学主义背后的工具论，与傀儡戏背后的工具论，两股浊水终于合流，“科学”的中国化算是找到了接榫之处。由此我们知道，中西汇通还有着另一种模式，一种臭味相投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强化中国固有国粹宝贝时，也让西方世界为我们的恶趣背书。

以最现代的话语，言说最古老的神话，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完成了“对接”与“转型”，这样的中国化魔术，与其用“创造性转化”这个不中不西的生造语词，不如用“借尸还魂”这种具有中国元素的纯正汉词来表述更恰当且更传神。有时，汉语世界发生的事还真的只能以汉语表达，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智还处在创造那个汉语词的中古世纪吧。伪史何以盛行？石达开的诗名如何得以广泛传播？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二十五则收有石达开逸诗。任公说：“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诗云：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攀桂蕊趁秋风。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声价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东。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不策天人在庙堂，生惭名位掩文章。清时将相无传例，末造乾坤有主张。况复仕途多幻境，几多苦海少欢场。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男儿欲画麒麟阁，早夜当娴虎豹韬。满眼河山增历数，到头功业属英豪。每看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大帝勋华多颂美，皇王家世尽鸿蒙。贾人居货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醴泉芝草无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梁启超对石达开诗有所品评，说前后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诮；独第三章，“不愧作者之林”，其后还加了一段：“又闻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骈俪，中四语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虽陈琳、骆宾王，亦无此佳语，岂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柴小焚在《梵天庐丛录》中说，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律，《大盗诗》一首，近人笔记往往录之，“予又得其六首，题则亡之矣”。所收之诗，五首与梁启超同，只多出一绝：

吴山立马十年豪，撑柱青天一杵高。今日雄心销欲尽，夕阳红上赫连刀。“丛录”并加评语云：“语气沉郁，音节苍凉，足以俯瞰燕雀矣。”

石达开诗名，由此得以广泛传播，“诗人石达开”加“英雄石达开”，一个反满革命领袖的形象由此高大丰满且栩栩如生了。

但抱歉得很，无论梁启超还是柴小焚所录的这些，其实都是伪诗。

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考证：这些伪诗最早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不久，南社诗人高旭又刊出《石达开遗诗》，称“残山剩水楼刊本”，其中除“答曾国藩五首”外，另有《途中感怀》等二十首，共二十五首。自此以后，《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诗抄》《太平天国诗文钞》等竞相转刊，石达开能诗之名于是远扬、“喧腾于世”。其中，高旭的伪造由同是南社诗人的柳亚子披露，应可证实。

话说回来，尽管坊间流传着这些伪诗，并不意味石达开就完全不能写诗。在罗尔纲编选的《太平天国诗文选》中，仍然选编了石达开两首遗诗，其一为出自口传的《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这一首，与天国人物水平相当，虽属口传，大约是真的吧。

另一首诗前有序，不录。其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这首勒刊在广西宜山白龙洞的洞壁上，其后还有当时天国将领的和诗留存，应该也是真迹。如是，则石达开真的能诗，并不需要他人“越俎代庖”。历史的合法性在于真实

在天国史上，这个叫“石达开伪诗案”，自然，此“案”早已结案。

其实，天国史上“石达开伪诗案”并非孤例，其余仅如《梵天庐丛录》就还收了忠王、侍王的就义诗。说金陵城破时，忠、侍两王就擒于赣，在囚车中一路慷慨赋诗。侍王有半律“一片雄心终不死，百年杀运未全消。仰天喷出腔中血，化出长虹亘碧霄”，忠王则有一联“自分豹皮同死节，敢将羝乳望生还”。两人还在监押途中互相对诗，仿佛赶考路上。忠王吟句有“报道哥哥行不得，前山现有鹧鸪啼”，侍王则和曰“杜宇不知天意思，不如归去唤声声”……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伪诗大多是那个以反满为宗旨的“南社”文人群体创作的，问题自然就不再是诗品高下，而是，这些民族主义者何以要制造这些伪诗？

有一个说法，叫作“可以无其事，但必有其文”，这是那些小说家生造“赛金花救国”等传奇时的自我辩护，已被历史学家张鸣痛斥为“妓女救国论”。不过痛斥是痛斥，但这样的故事仿佛大有市场，这就需要在痛斥之外，做民族心理的进一步探讨：这样的作伪，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从传播角度看，确实如小说家者流所说，虽事实并非如此，但故事却必须如此。那些盖世英雄、革命将领、民族救星等豪杰之士，怎能无诗如阿Q之临终只哼出半句大俗话“二十年后又是……”？此平民之所以为平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事实上，《焚天庐丛录》正是如是判分英雄与庸人，说石达开答曾文正公招降之书，“纯是英雄气概”，而程云得刘浔招降之书，“则不免书生气习”。而忠、侍王句亦可说明：“此忠、翼、侍王之所以为王，而程之所以为检点欤？”

英雄故事自有英雄故事的规矩，于是，忠王、翼王、侍王必得有诗，而庸常之人可以不计。如果诗品免不了土里土气，难以入流，则作文者自然有责任替这些豪杰拟就篇什，以增添英雄之光彩、塑造英雄之形象、继承英雄之遗志、传播英雄之事业。伪诗入史，乃是革命之必要，使命何其重大，何得称“伪造”？！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中，革命目标决定事实创造，审美的品位盖过事实的真伪，历史与小说在此终于合二为一了。历史的真实于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幻境，它让你相信（有时还不得不信）——虚构比历史更真实，虚构就是真实。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往往在大段极尽渲染之能事的铺叙之后，加上一句套语：口说无凭，有诗为证。可见，在汉语世界中，诗是真实的见证，甚至，诗就是真实。

历史与虚构，在汉语世界中，原来竟然是等同的。

这个事实，大约是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现代史学思想——历史合法性在真实——的人忽视了的传统吧？

然而，如果不把这种传统纳入考量之中，我们不仅无法读懂国史，更无法理解国人心中的历史。

历史的撰写总要加入这种审美的味素，这才是国史得以流传千古的秘籍。而读者在阅读这样行之有文的精彩汉语时，其历史体验也就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幻觉之旅。

较之历史真实的枯燥，幻觉总是更有魅力。相比于历史，我们更喜欢心中的幻觉，因为幻觉能激活我们疲软的神经，而历史，有时显得过于沉重、过于理性，对于理性被遏制生长的汉民族来说，有时还确实显得过于艰难。伪造历史与政治合法性

历史学的正统解释是：作为革命团体，南社伪造石达开诗乃是一种革命宣传，并非历史研究。此说事实俱在，不必否认。且政治行为中利用历史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尤其是在一个历史资源丰厚到令人窒息的文化中。不过，既然将话题转入政治与历史之关系，则无妨就此话题略作申述。

政治宣传的目的在动员，在此动员之中，历史人物或事件被当作政治动员的手段，这乃是常态。但动员要有效，不管是社会革命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动员对象的接受、理解、服从与配合。因此，动员过程必定要政治领导集团与普通群众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某种具有法律关系的认可、契约或协议。从此角度看，历史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知识、记忆媒介在起作用，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约定，是政治领导集团对于民众的某种赞画文本、某种口头许诺。民众正是基于对此文本的信任，才会响应领导集团的号召，投身其中，甚至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在政治动员中，历史类素材之所以常常被采用，就因为对于未来政治，我们很难有确切的认知，但对于历史，我们却始终抱着一种确信的态度，始终存有一种特殊的温情。以历史为动员，事实上就是对我们的集体记忆、对民族温情的征调。这种征调如同征税，既构成了政治动员中双方的法律关系，也构成了此后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革命与国家治理，确乎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利用历史的效果。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可以被滥用、被伪造，可以是虚构的神话——如果说，仅仅作为历史知识的伪造还能原谅的话，作为政治行为的历史一旦伪造，事实上就构成犯罪——伪证罪，至少也是对政治道德的玷污。政治行为人如果连历史都敢伪造，则何事不能伪造？这也意味着，这些政治人物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民族记忆、对于民众情感不负责任。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虽然，那些成功者因为控制着权力与历史书写而能逃避审判，但逃脱是一回事，逃脱并不能解除其犯罪嫌疑，反而将证实并加重其罪责。

政治行为中的作伪必然影响此后的政治行为，行为逻辑表现为谎言逻辑——谎言体系的自我生成——为维护一个初始谎言需要制造一系列的谎言；而谎言之间又总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于是，为了掩盖真相，需要建立一种谎言理论，这就是“意底牢结”产生的背景。但“意底牢结”并不能做到逻辑自洽，总需要镇制性力量来保护自己，谎言与威胁的孪生结对由此形成，这也是一切极权政治的运作逻辑。

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英国史学家艾文斯说：介入政治一直是许多历史作品的源泉，过去如此，未来依然。可历史对权力提供支持的前提是它的真实性，史学必须抛弃那些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理念，同时不得歪曲和操弄过去的事实，“若是刻意歪曲、操纵或混淆历史事实”，它就会作法自毙，自作自受。史学为此将丧失存在的依据，而政治也会因其合法性的丧失而分崩离析。起源神话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公敌”祖宗崇拜的深层心理

广西象州有一座甘王庙，周边百数十里的百姓，无论瑶、壮还是被称作“来人”的客家人都奉信不已，香火旺盛。庙内主神当地人称作甘王爷。

甘王爷是象州本地人，生前常有非常之举，曾有一个风水师帮他择了一块宝地，说是如果用血葬，则子孙后代大富大贵。这个甘王爷当即回到家中，杀死母亲，葬入那块坟地里。他曾逼迫胞妹与一同年浪子通奸，又喜欢听邪淫歌曲（话说，在深受儒教影响的汉族看来，蛮夷男女对歌多为淫秽词句，故朱子主政福建时，就以严刑酷法对待当地山歌对唱这样的民风）；死后，又常常显灵，危害一方；当地民人稍有不敬，则降祸殃民；作威作福，甚至欺压到官府头上。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县官下乡验尸回府，从庙前经过，一个小孩突然冲上去拦住官轿，说是奉甘王爷之命，要龙袍穿。那县官竟然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赶紧做了一件龙袍，给甘王爷披上。

甘王爷不仅在象州有他的本庙，在桂平的弩滩、紫荆马河等处还有分庙，可见当地民众信奉之众、敬拜之诚。可毕竟地处偏僻山区，这个小小神庙及当地民众那种近乎“邪淫”的信仰本应只为地方志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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