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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桂尧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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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山东人试读：

第一部分 山东人的基因

第一章 谁“规定”了山东人？

第一节 孔子在山东“横空出世”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东夷人的“仁”

1993年底，我突然陷入一种虚无状态。

那时候，我结束了在西藏长达10年的生活，回到山东工作，精神突然没有了方向。我像一团西藏的云，在山东大地上没有根基地飘浮着。西藏是一个佛教的世界，那里的人内心充实而饱满，从来不考虑灵魂的去向，因为他们早有自己的答案。我曾沉浸其中，被那种安详感迷醉了。到山东以后，周围的环境一下子改变，我才开始觉得恐慌了，也才意识到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居所。

我的灵魂要交给谁？我在痛苦中寻找着。

用了十几年时间，在山东，在孔老夫子的家乡，我像一个迷失的人突然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居所。

孔子的儒家学说不是宗教，它只是一种关于人间的道德思想，讲究伦理纲常秩序和谐等等。纵观目前流行的各种观点，儒家思想的核心无非就是“仁”、“礼”、“和”等等。其中又以“仁”最为重要，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本质。千百年来，我们被这种思想教化了，溶解了，这种思想成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在研究世俗生活的孔子，很多时候都被神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之“神”，神韵之神。

望着地球仪，我常常浮想联翩：原始社会中晚期以后的华夏大地，像一枚巨大无比的文明果实，曲阜就是它的“果仁”，是最中心的部分，也是能够繁衍文化生命的部分。孔子的第一个定位应该是思想家，他创建了伦理型的人学，参与了民族灵魂的铸造。

那么，孔子仁爱思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让我们溯历史之河而上。

记得第一次到曲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的曲阜还没有很多游客，到达那里也不是很方便。从济南坐火车，到兖州换乘汽车，沿着一条窄窄的柏油路，走半天才到曲阜。曲阜是安静的，神秘的，充满了文化的馨香。

我第一次站在“三孔”的土地上，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和压迫感。好像站立在一座高山下，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眼前的景象不断膨胀着，似乎在无限制地扩展，我一下子被淹没了，再也找不到自己。走进“三孔”，我像进入巨大的文化迷宫，看到的是一个个神圣的影子。参观完毕，我只记住了杏坛、大成殿前的龙柱、孔子墓地，还有一个子贡守墓的地方，其余一片模糊。我也记住了曲阜的颜色：土黄色。天地之间灰蒙蒙的，好像有雾一样的东西在飘动。在大片的枯黄中，有一点点绿在萌发。曲阜就是一幅古香古色的画卷。我就是这画卷里的一粒微尘了。为什么飘到这里？或者说，这里有什么吸引了我？

的确有一种牵引，我数次到曲阜，尽管每次都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外在的神奇与神圣已经被挪移到心与魂的深处，它同样在膨胀与放大。这是灵魂的熏烤，文化的浸泡。

最近一次去曲阜是在春天，陪着两个从西藏来的朋友，到曲阜参观。

从济南沿京福高速公路到曲阜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下高速不久，就见到一组巨大的雕塑，展现的是孔子和众多弟子周游列国的情景，动感十足，仿佛孔老夫子就在旅途中驾车前行。我们的汽车向右一拐，就进曲阜城了。现在的曲阜仍然古香古色，只是旅游的人太多了，满大街的游客。

我们一停车，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他们是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一个中年人说服了我们，跟着他的马车，先去孔子故里参观。中年人自我介绍说，他姓陈，不姓孔，在曲阜的六七十万人口中，孔姓有13万人，所以这里流传着一句话：无孔不成村，无孔不成宴。孔子其实是一个苦命的人，他天生有“七露”，眼露青筋，耳朵是反着长的，两颗门牙很大，包住了下嘴唇，鼻孔是朝天的。他的头顶四周高，中间低，下起雨来可能会存住水，很像一座小山丘，所以叫孔丘。老陈是一个老车把式，光这匹马就值1万多元。枣红色的马身上泛着亮光，拉着我们穿行在曲阜大街上，车猛地颠了一下。老陈说：这个车的减震不行了，但是比孔子周游列国时的车肯定好多了。

孔子已经仙逝2500多年了，但是我们感觉他仍然主宰着这个小城，是这个城市的魂。在曲阜，像老陈一样，靠旅游吃饭的人很多。

望着滔滔不绝的老陈，我脑子里跳出一个经常想到的问题：孔子的儒家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并成长于封建社会萌芽时期，它继承的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整个华夏大地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承前启后者，也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来源于之前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文明，其中，山东土著的东夷文化，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我们来追溯一下孔子之前的山东文明史。

山东人用三句话概括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一句是“黄河从这里入海”。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发源地。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全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加在一起也不及黄河流域的五分之一，黄河的文明信号密集而连贯，而黄河下游的核心地带是山东。

最早的两个山东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他们的生活中心是山东泰沂地区。约在距今8000年前，山东进入新石器时代，经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3个时期，共用了4000余年的时间。这是山东的“传说时代”，中国社会开始第一次大转型，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

东夷史前文化，就发生发展在这4000多年内。山东的土著人就是东夷人。东夷文化是我国东方的文化源头，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记载，东方的东夷部落比较温顺，民风淳朴善良，人民自觉遵守传统的礼仪习俗，崇尚自然有序，万物各得其所，所以又号称“君子之国”，“不死之国”。在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里，东方为生发之地，代表“仁”，“仁”就是生发出来的善念，可以影响人的很多东西。古代，“夷”与“仁”同音，说明这是一个崇尚“仁”的部落。

打开中国的文史地图，我看到：当时，在中国最早的文明区域内，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集团。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炎帝号神农氏，黄帝号轩辕氏，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沿着黄河这条大动脉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也在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向西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曲阜本身处于东夷的地域内，其部族很可能来自于山东沿海。至今仍是山东简称的“鲁”就来自于曲阜。解构这个“鲁”字，我们可以发现，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鲁从鱼从日，是一个会意字，是说曲阜环境好，水多，可以捕鱼；土地肥沃，宜于耕作；人们能安居乐业，生活嘉美。也有人认为，鲁表明这个部落来自于东方的鱼族，内迁到曲阜一带后，把此作为标志，鱼和鲁可能是一个字，下面的日是城廓的意思。还有人说，鱼可能是鸟的讹写，鸟是东夷少昊氏的图腾，日是鸟巢。曲阜的先民根在东夷毫无疑问。

然而，曲阜又有“三皇五帝”的众多传说。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帝王，关于他们的说法自古就不一样。中国古书上，习惯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也有人说，三皇是伏羲、炎帝和黄帝；五帝是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大多有在曲阜活动的遗迹。像炎帝始都于陈，后迁曲阜；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就是今曲阜；少昊葬于曲阜云阳山……

这说明，曲阜是一个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的最大交汇点。蚩尤和炎黄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冲撞。两种文明碰撞，会产生巨大的思想火花。而这种冲撞越激烈，越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先继续沿着东夷文化这条线走下去。

2006年10月，我的一个同事说：山东阳谷县要举行蚩尤文化研讨会。我极感兴趣，但是因工作原因，没能前往。同事说，蚩尤的头埋在阳谷，那里叫皇姑冢，距阳谷县城10余里，距武松打虎的景阳冈10多里，交通便利，绿树成荫。他还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是冬天拍的，在一大片麦田中间，有一个黄色大土堆，上面有几棵铁青的老树。

从小听传说故事，觉得蚩尤非常可怕，像一个鬼魂，凶狠残暴。然而，第一次看到蚩尤像的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熟悉，亲切，觉得他就是我们老家的某个熟人，他就是从我们老家人群里走出去的。这种感觉也许来自于血液，来自于生命与意识深处。蚩尤头上长着两个短短的角，怒目圆睁，操干戈而立，似乎浑身有一股用不完的巨大力量。他有着人类刚摆脱蛮荒时的纯真，是一个具有力量、高尚品质、牺牲精神和无畏勇气的人物，体现了东夷人善于射猎、勇于进取的精神。这样气质和感觉的人至今在山东半岛仍随处可见。

蚩尤的形象为什么丑恶？它是被谁丑化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胜者为王败成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蚩尤扭曲的形象首先是因为《尚书》《史记》等严肃史书的描写，他们认为蚩尤是暴君与乱贼。《山海经》《述异记》等一些野史和传说也记载，蚩尤“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据《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驾，威震天下。”

这种描写让人心里隐隐产生了一种恐惧，追溯历史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对先进文化的一种恐惧。蚩尤和炎黄当生活在距今6300—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年代。此时，山东的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人们喜欢养猪，大汶口坟墓里出土过猪头。猪没法逐草而居，说明他们不迁徙。他们的制铜技术已经成熟，铜器大量出现。蚩尤是中国第一个制造金属兵器的人，他以铜作为材料，创造了五种新式兵器：戈、矛、戟、酋矛、夷矛，增强了作战能力。这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此时的黄帝部落据《史记》所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典型的游牧部落，尚未进入农业文明。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东夷，他们自然有一种对强势文化的恐惧，甚至把蚩尤丑化为半人半兽的怪物。

蚩尤出生在山东青州弥河一带，活动范围在今天鲁西、豫东。当他自东而西开拓疆域时，侵害了炎帝部落的利益。强盛的时候，蚩尤在“涿鹿之阿”打败炎帝，吞并了炎帝的地盘，到了“九隅(九州)无遗”的地步。接着，他和炎黄部落在涿鹿地区遭遇了。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便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

最后，炎黄得胜，蚩尤大败而逃。《皇览·冢墓记》记载，蚩尤战败，被黄帝杀死并且肢解，“身首异处，故别葬之”。害怕蚩尤死后还作怪，把他的身和首埋在了两个地方。

这次大战黄帝战胜了蚩尤，奠定华夏国家的根基，成为五帝之首。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明基因，东夷人也没有消失，相反，它像一粒粒种子，撒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创造了很多文化奇迹。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东夷部落的一部分留在当地，仍充满活力，与黄帝族融合，成为今天汉族一部分邹、屠、蚩、黎、阚等姓人的祖先；更多的则向南向西发展，分散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成为苗族的先祖。东南亚甚至日本、韩国等，都有蚩尤的后裔。专家考证，举世瞩目的四川三星堆青铜文明，就是南迁的蚩尤部落所创造的。有人甚至拿墨西哥的八卦太阳历做证据，说东夷人穿过白令海峡，成为印第安人的始祖。

从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为蚩尤正了名，也解开了我心头的一些疑团。

首先，蚩尤首级冢应该在山东。目前已知的蚩尤坟墓至少有六处，其中山东两处，河北涿鹿三处，河南一处。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只有山东的两处。

阳谷“皇姑冢”就是埋葬蚩尤首级的地方，它占地约4000平方米，高4.5米，具有帝王陵墓的特征；最关键的一点是，经1973年和1995年的两次考古发掘，皇姑冢被确定为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一座邑城，这正是蚩尤所处的年代。

其次，蚩尤在东夷及后来的山东人心里形象非常高大。魏人王象等撰写的《皇览》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同。”天空巨大的紫霞赤气“蚩尤旗”，是人们神奇想像的产物，人们把战死的蚩尤神化了，这是一种对英雄的崇敬。

再次，炎黄部落是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在文化上则是被征服者，就如同以后中国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被汉化一样，炎黄部落被文化先进的东夷部落同化了。自炎黄与东夷融合后，整个黄河中下游进入农业文明，而孔子讲究伦理道德的思想，就产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那片黄色的冲积平原，是儒家思想最为肥沃的土壤。

在曲阜，参观孔子故里园是游览“三孔”的一个前奏。“三孔”是儒家文化的显性载体，蕴含了太多的信息与符号。而孔子故里园是新建的，是一个展示鲁国民俗文化的地方，有烧火做饭的，有制作豆腐的，有织布的，模仿了一个孔子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

我看到了少年的孔子越过历史的尘烟，向我走过来。

孔子出生于尼山的夫子洞里。尼山海拔340多米，在曲阜城东南30公里。他3岁丧父，17岁丧母，这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之一。

当时，鲁国的季孙氏等权力最大，控制了鲁国的实际权力。有一天，他大宴群士。丧母不久的孔子，尽管身穿孝服，仍想参与。但是，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把他训斥了一顿：“这里宴请的都是士，不是你！”这对于一个身心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孔子属于越挫越勇的类型，他更加虚心好学。《论语》记载：孔子进入太庙，对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说：“谁说邹人的儿子知道礼啊？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一问。”孔子听到后这样回答：这样做就是礼啊。终于，孔子20多岁时做了季孙氏家的小官，负责管理仓库和牛羊。就是这样的小官，他也做得十分出色。

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其实关于他30岁以前的情况，史料很少。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出生前就家道中衰，过着“贫且贱”的生活，但仍不甘于现状，奋力拼争；二是他的求知欲望大大超过常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到30岁就成为知识渊博的达士。当时就有很多人向孔子请教问题。齐国的齐景公向他询问过强国之道，侏国向他请教过礼仪知识。

在孔子广博的知识结构里，有很多关于东夷文化的学问。《左传》记载了一个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鲁昭公十七年秋天，郯子到鲁国访问，昭公设宴款待。席间，鲁国大臣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回答说：我们高祖少昊即位的时候，恰好飞来了凤鸟，“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一口气说出24种鸟，而且大多数是候鸟，可能象征着东夷有24个大的部落。东夷人崇祀的鸟有24种，以凤为首。孔子听说这件事以后，马上去见郯子，请教了很多问题，并告诉别人：“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认为东夷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郯国是春秋时的一个小国家，位于今山东省郯城县一带。郯子就是郯国的国君，他认为少昊是自己的祖先。少昊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

在蚩尤之后，东夷文化的“接力棒”经过太昊传到了少昊手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从少昊开始，东夷人明确把“凤”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相传少昊帝在位84年，活了100岁，葬于曲阜城东北的云阳山。现在曲阜还有一座少昊陵，呈方形，石砌，形状类似于金字塔。

至少到会见郯子为止，孔子了解了东夷人的“凤”鸟图腾崇拜，不知道这种崇拜是否会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凤是东夷人心理的一种象征：它是美丽的，温顺的，安静的，和谐安祥，是一种人与人心灵沟通的“通感力量”。这是“仁”的一部分。

孝子大舜是东夷最后一个部落领袖，更是一个仁德之君。我所生活的济南就是一座“舜城”，舜的气息到处飘荡。这里有传说中舜曾经耕作过的历山，现在称千佛山；有舜井和舜井街；还有舜耕路，路边有济南市政府的招待机构舜耕山庄。目前，济南在将“大舜的传说”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文献记载，舜耕于历山，陶于海滨，渔于雷泽。“历”，最初不是指济南的历山，而是经历的意思。这句话应该解释为：“舜历山而耕，靠河居住制陶，在湖湾大泽中渔捞。”《孟子·离娄篇》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下，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就是说舜生于诸冯，诸冯在今山东诸城和莒县之间。历山而耕，是说沿泰沂山脉东南侧向西迁徙，最后在河南鸣条一带定居，山东聊城景阳冈也发现过一个舜的都城，可见东夷人活动范围之大。

舜的时代，仍然有对“凤”的图腾崇拜。他即位后，乐工用五彩羽毛为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呈现出“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

在大舜本人身上，最好地体现了“仁”的特征。舜在各方面都表现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尧把自己的位置禅让给舜，舜率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秩序井然。舜把君位又禅让给了治水的大禹，成为后世儒家讴歌的上古圣君。孔子对于尧、舜、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他们的时代，一切都很完善，为君者生活简朴，孝敬鬼神，是执政者的榜样，对那时的禅让制孔子也非常认同。

东夷文化即使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始终没有被消灭，而是不断显示着自己的能量，它像一团烈火，始终在燃烧着。从夏商到西周，东夷都是一个让统治者头疼的地方。

距今4000多年前，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统治中心在今河南和山西，其活动却多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东夷人是夏王朝的一块“心病”。夏初，东夷人后羿夺取了第二代君主太康的权力后，立了太康的兄弟仲康当夏王，把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后来仲康一死，后羿干脆把仲康的儿子相赶走，夺了夏朝的王位。不久，另一个东夷人寒浞把后羿杀了，夺了王位。相的儿子少康又把王位夺了回来，史称“少康中兴”。为了对付东夷人的反抗，夏王朝不仅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齐鲁地区，而且一开始便在山东半岛一带由北至南，布下了数条防线。

夏朝存在了500多年，在距今3600年前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孔子的祖先商人。

夏末，商部落从黄河下游和山东半岛迅速发展起来。传说其始祖契是母亲简狄吞玄鸟卵而生，说明契是凤鸟图腾崇拜的东夷部族。从契至成汤，商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性，进行过8次迁徙，并在商故地(今曹县附近)建了毫邑。到汤时，商以山东西南部为中心，势力日渐强大。公元16世纪，汤起兵攻灭夏朝，建立了商朝。

源自于东夷的商朝，也把对付东夷人作为一件头等大事。商朝初期五世九王，社会比较稳定。仲丁之后，王室腐化，东夷人乘机反商，迫使商朝由毫迁都于嚣(今河南内黄东南)、庇(今山东鱼台)等地。南庚时又迁都于奄(今曲阜市内)，不久盘庚还是把商都迁到了河南安阳。纣王还对东夷人讨伐不已，势力滲透到青州一带，他对东夷用兵之际，被周人给灭亡了。

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山东既是商部落的起源地，又是商残余力量的聚集地，位置十分重要。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将大臣姜尚和胞弟周公旦分封在这里，建立了齐鲁两个大国。

齐国在周与东夷之间筑起一道坚强有力的屏障；而鲁则保存了西周文化的精髓。周公之长子伯禽将周朝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故有“周礼尽在鲁”之称。周公去世后，周王室允许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这为周礼在邹鲁之地的扎根打下了坚实基础。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王室衰微，只有鲁国完整保存了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和文物。鲁国传承34代，前后870年，客观上担负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重任。

尧舜禹之前，东夷人的活动中心在胶东；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就是夏商周时，他们开始出现在山东西南部；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东夷文化就延伸在齐文化里了。

楚国可是远离齐鲁大地的地方，但那里的人认为孔子是“凤”。《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到楚国，楚国有个狂者叫接舆，从孔子坐的车旁经过，冲着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接舆以凤喻孔子，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春秋时代，人们仍然能根据人的家族背景、思想行为以龙或凤喻人，并且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接舆以凤喻孔子再恰当不过了，一则孔子是儒者；二则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而宋国则是殷商后人建立的国家。宋人总体上是东方夷人的后代，是凤民族的传人。

孔子的潜意识里，一定有一只凤凰在翩翩飞舞。《论语·子罕篇》记载：孔子想要迁到九夷地方居住。有人说：“那里很落后，如何能居住呢？”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还有什么落后的呢。”追求周朝的“礼”是孔子显性的一面，而追求东夷的“仁”是孔子阴性的一面。

如果说华夏文明的象征物是龙，那么东夷文明的象征物就是凤。龙凤文化不断融合，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民族。

孔子见老子：他们聊了些什么？

34岁的时候，孔子去周朝国都洛阳拜见了老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会见。据《孔子圣迹图》描绘，鲁昭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18年，孔子和南宫敬叔驾一车二马到周地问“礼”于老子。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周礼。因为老子曾经做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这是一个负责藏书的官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长，熟知周朝礼仪。

河南洛阳东关，现在有条小街名叫“东通巷”。巷子北头，是洛阳市24中的一个家属院，传说中这是老子故宅。孔子和老子在这里见了面。年轻的孔子对老子十分崇敬，他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跑。跑者可用网对付，游者可以用钓钩对付，飞者可以用弓箭对付。至于龙我却无法了解，它乘风驾云直上青天。我今天见的这位老子，大约就是像龙一样的人物了。”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堂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孔子见老子”画像，记录了孔子向老子求教的故事，画像石长169厘米，高37厘米。画面上，孔子和老子都头戴斜顶高冠，略为躬身。老子在右，孔子在左。老子手中拄一根拐杖，年轻的孔子恭敬地站在那里，大袖筒中伸出两只雁头，这是他送给老子的见面礼。他们的身后都有马车和侍者，可惜因画面过于抽象，难以辨清人物形象。也有人说，孔子身后是颜回等二十人，四人手捧简册，而子路头有雄鸡，可能喻示子路生性喜辩爱斗吧。

孔子还游览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举行国家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祭天地的社坛等，从而对制定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更加崇拜。

这次会面之前，孔子已经熟知周礼，因为曲阜就是一座随时可以触摸到“礼”的城市。

建筑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今天，曲阜城以孔庙、孔府和孔林为重点进行结构，而在孔子时代，它是一个以“礼”建制的城市。

西周初年分封了那么多国家，武王把自己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大臣姜尚和周公全部分封到齐鲁大地了。姜尚是炎帝或者蚩尤的后裔，他姓姜，传说是山东日照一带人，后流浪到渭水河畔，遇到了周文王。用他来镇守不平静的东方，所谓“以夷治夷”。而鲁国地域不广，国力不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守文备礼，“周礼尽在鲁”。鲁国和列国不同，它拥有天子的礼乐。各国大夫学“礼”，如果不去洛邑，就要去曲阜。周公死后，周王室为了嘉奖他的美德，特别准许鲁国为周文王立庙，每年祭祀他，这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允许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颜征在带孔子从尼山移居曲阜城内的阙里，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阙里位于殷人聚居的曲阜城西南部，当时是一处普通的街巷。也许是因为理解母亲的苦心，也许是那些建筑的潜移默化，孔子幼年学习礼仪的欲望十分强烈，“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行走在曲阜那些古老的街巷中间，孔子感受到了“礼”的气息扑面而来。曲阜城中有一条弯曲隆起的地带，长七八里，所以叫“曲阜”。曲阜的外廓城是“方九里”、“旁三门”；内城公宫在南，宗庙在北，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都很符合周朝的礼仪规定。周朝的制度，每一位君主死后都要立一座宗庙，按时祭祀。周文王的庙称为周庙，周公旦的庙称为大庙。周公的儿子伯禽是实际上的始封国君，他的庙称为大室或世室。这座庙最为重要，为不毁之庙。鲁国经常在各宗庙中举行各种礼仪。

从曲阜来到朝思暮想的洛邑，孔子一定有着朝圣般的心情，想从老子那里学习到更多关于“礼”的学问。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他和姜尚辅佐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消灭了商朝。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儿子成王年少，由周公摄政，周公就成为西周初年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作为新的胜利者，周公是清醒而且理智的，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他不断警告自己，告诫子孙：要保持天命，就要保持民心，就要勤政爱民，修身敬德。他“制礼作乐”，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理论。当代思想家徐复观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尚道德、重人文精神的跃起，商朝与西周之间是一个划时代的关键。在周公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质变”。

孔子一定从老子那里详细知道了《周礼》。传说这部书是周公摄政时所作。《周礼》古时又名周官，它就是说官职如何设置及其职能的，我曾经看了一下，官员名目多得令人晕头转向。依官职分，有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等六篇，对职制、人数、职务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部书是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六代治国智慧的集成。建立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政策，书中几乎全部涉及到了。

孔子见老子回鲁国不久，鲁国发生内乱，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操控国家政治，鲁昭公想削平三家势力，恢复自己的尊严。公元前517年，季平子与另一家贵族郈孙氏因斗鸡产生矛盾，鲁昭公联合郈孙氏进攻季孙氏的据点费城，兵败后郈氏被杀，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不得已到了齐国，一住就是两三年。

就在去齐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了泰山，一座像他一样高大的泰山。《论语》上有8个字：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是喜欢山的，因为山是静止的、固定的，不是流动的。而孔子就是一座山，他的人生轨迹，就像受地壳运动挤压而不断崛起的山，表现的是一种坚定，一种执着。他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那山一样迸发的声音了吗？

孔子第一次一定是这样走进泰山的：他从曲阜出发，向北经宁阳到达泰安脚下。汉代以前，登泰山必须从东路上山，就是从今天的泰安市岱岳区大津口乡开始进山。

我有幸走过那条路。那是一条至今未被人迹污染的山路，充满古韵。车只能停在乡政府门口，人需要沿山谷向前爬行。没有路，也没有人影，只有山风扯着衣襟。一块块巨石肆意铺陈在山间，一些无名小花散漫地生长着，像未经教化的野孩子。中间过了一个玉泉寺，据说建于北魏时期，寺后有一棵古松，占地一亩多，所以又叫“一亩松”，好像是站立了千年的老者。再向前，看到了一面巨大的山坡如墙，高达几百米，上面是飞瀑的痕迹。大汗沁出来，叮叮咚咚地敲在山石上，心里便有了一种乐感，逐渐透明起来。只有身心透明的时候，你的身体里才会有古人的身影。

任何一条现代的路都没有那种气息，古代的气息，古人的气息，用多少钱也制造不出来的气息。我们重叠着夫子走过的路啊。孔子与泰山的渊源深厚，但是他经过泰山有据可查的，就是去齐国和返回鲁国的途中。

现在，泰山上有三四处和孔子有关的遗迹。红门附近，有一块“孔子登临处”的碑刻。孔子时代只能从东路登泰山，这块碑刻肯定是后来人立的，不代表孔子亲临此地。

孔子登上了泰山之巅是可以肯定的。在泰山极顶碧霞祠的东侧有一座泰山孔庙，台阶的下方有一石坊，有“望吴圣迹”的题刻，是4个鲜红的大字。根据王充《论衡》记载，孔子和学生颜回等一起登上泰山。孔子往东南方向一看，看到了苏州，看到了苏州城下的阊门，还看到了阊门下面有一匹白马。他就问颜回：“看到阊门了吗？”颜回说：“看到了。”孔子又问：“看到阊门下面有什么吗？”颜回看不清楚，觉得是一块洁白的丝绸，前边染有蓝色。孔子纠正他，说这是一匹叫芦刍的白马，身上反射的光影像长长的丝绸。

在岱顶的日观峰南，有一处舍身崖，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旧时常有人为祛父母病灾，祈求神灵，跳崖献身。崖上有一块100多平方米的巨石，3米多高，周围是一圈古朴的石头栏杆，石头上刻着3个大字“瞻鲁台”，传说孔子曾经在此遥望曲阜。

春秋时期，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大。孔子周游列国也不过在方圆数百里的鲁、豫、苏、皖、冀五省边界活动。这一带没有什么大山，泰山是他见过的最高山峰，所以对于他具有非凡的意义。与泰山相会以后，孔子就把自己的生命意义和泰山联系在了一起。晚年，孔子更把自己暗喻为人中之泰山，因为他的思想高度已经像泰山一样，别人难以企及了。这是他对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位。

孔子去齐国之所以登上泰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想了解帝王封禅泰山的礼仪。这一生，孔子的梦想就是以周公为榜样，恢复周朝的政治和礼乐制度。而当时统治者的最高礼仪就是封禅泰山的大典。

泰山成为五岳之尊，与历代帝王的封禅活动有关。封禅是古代帝王在东岳泰山上举行的祭祀天地神祗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唐代张守节的解释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司马迁说，从古代到西汉初年，祀泰山者已有72个帝王。

皇帝为什么要封禅泰山呢？因为它处在华夏的东方。在人们的视觉里，日出东方，光明来自太阳，东方是一天的开始，也是万物之始，太阳崇拜与东方崇拜同时诞生。中国阴阳学家的五行学说和方位有关，东方为木，草木旺盛，主生。泰山在东方，也主生。因为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是矛盾的统一体，主生则主死，招人魂魄，魂归泰山，因此它又成为生死轮回的神秘府第。泰山是人的源泉与归宿。东方蕴含着国家的生发之机，所以皇帝要去封禅。

祭泰山最早的资料保存在孔子整理过的《尚书》中。《尚书·舜典》记载，大舜曾经到泰山“巡狩”，舜到泰山后，燃起了一堆干柴，以红亮的火光表示对冥冥中神灵的崇敬，此后，禹、汤、周成王等都相继到过泰山巡狩、崇祀。自周代以来，最高统治者立下了祭泰山的规矩：只有天子能祭，诸侯不能祭。这是周礼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秦朝开始，汉唐宋都有帝王封禅泰山。明清两代，虽不叫封禅，帝王们也礼祀泰山，或派遣官员代祭，或亲自登山拜祭，给泰山带来轰动效应。

封禅的仪式如此重要，以至于超过历代帝王登基的仪式，封禅大典是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座山岳受历代最高统治者亲临封禅祭典祭祀，并延续几千年之久，贯彻封建社会始终，这是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泰山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条长长纽带了。孔子登泰山，也成为这纽带中的重要一环。对于随时准备“克己复礼”的孔子来说，还有什么比封禅大典这样的国礼重要呢？

每一次到泰山，即使时间再紧，我也会到瞻鲁台上站一会儿。站在这里，豪情顿生，东望一片云烟，苍松翠柏隐约其中。自古以来，伟人们站在这里是一种什么感觉？这里是天，可以向下俯视人间，群山与众生都拜倒在自己脚下，茫茫云海如波涛汹涌，不断翻滚碰撞着，好像胸中的万丈豪情。瞬间，人就成为一棵天地间最高的松树。乱云飞渡仍从容啊！周围小的不仅仅是山，还有天下。此刻，我读懂了孔子。

有泰山的地方才有孔子，有孔子的地方才反衬出泰山，孔子不就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吗？泰山和孔子就是中华民族遥遥相对的两座高峰。

泰山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过泰山后不久，孔子到达齐国的首都临淄，受到了礼遇。齐景公曾经两次见孔子。见面时，景公请孔子先行，孔子再三谦让，景公问他为什么不先行？孔子回答：“我怎么敢以平民与国君相比呢。如果先行，不符合礼仪吧。”景公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略，第一次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要严格遵守“礼”治，齐景公十分赞同。第二次孔子的回答是“政在节财”，可能是针对齐国奢侈之风有感而发，景公马上要把尼溪一带的土地封给孔子，遭到齐国宰相晏婴的坚决反对。

过了一段时间，景公对孔子说：我要让你达到鲁国的季氏那样的地位恐怕做不到，但是可以让你享有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名位。就在这时，有人传言：齐国的大夫想加害于孔子。齐景公很无奈，他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

大概在37岁的时候，孔子率弟子们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从表面现象看，是齐国部分高官不能容忍孔子，实际上这是两种治国理念的撞击。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是“因其俗，建其礼”，齐文化尚霸道，追求富国强兵。有一个事实为证，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发生过内部政变，而只有齐国的田氏成功取代了姜氏，其余没有一例成功，这就证明了齐文化崇尚变革，开放，包容，活跃，怎么有利于国家富强，就怎么改革。而孔子和所在的鲁国注重守旧，注重礼乐教化，重德保民。孔子齐国之行的失败就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

回到鲁国约10年时间，孔子没有参与大的政治活动，而是致力于授业传道，梦想着恢复“周礼”。

孔子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渴望实施周礼？

因为他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礼崩乐坏”。旧有的东西被激烈冲击，文化传统被阻隔，出现了断层。缺少文化的人群，总要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而这一切，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多么类似。

孔子一生都很重视“礼”，起初，他想通过参政实现“克己复礼”之梦。在50岁这年，孔子到今山东汶上县一带，担任中都宰，也就是汶上的县官。这是他为官的开始。他展现了自己通过“礼”治理地方的能力。接着，孔子出任鲁国的小司空，很快又被提拔为大司寇，掌管司法刑狱，属于“三卿”之列。

孔子是一个“礼”的实践者。《论语·乡党》主要记录孔子平常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生活习惯，一共有27条。在家乡，他表现得信实谦卑，温和恭顺，好像是不会讲话的人；但是在宗庙祭祀和朝廷会见君臣的场合，他善于言谈，辩论详明，只是比较谨慎罢了。在朝廷上，他和同级的下大夫说话，刚直和乐，从容不迫；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中正诚恳。君王临朝，他表现得恭敬而又不安，慢步行走而谨慎小心。国君下令让他接待外宾，他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加快起来。他向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时，向左向右拱手，衣服前后摆动很整齐；快步向前时，姿态像鸟儿展翅飞翔；宾客走了以后，一定向国君汇报：“宾客已经不回头看了。”

大到国家大事，小到衣食住行，孔子都恪守着“礼”。他“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寝不尸，居不客。”

孔子在任大司寇不久，便代理了鲁国的宰相，成为鲁国政治舞台上仅次于鲁定公和季桓子的第三号人物。他仍然没有忘记“克己复礼”的使命，开始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壮举——堕三都。他对鲁定公说：“臣不能藏有兵器，大夫不能有百雉的城墙。现在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的都城都已经超过了礼的规定，请拆除违制的部分。”定公很赞成，下令拆除费、郈、郕三座城池的违制城墙。这就触动了“三公”的根本利益，也使孔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日子。

但是，这改变不了孔子对礼的强烈追求。孔子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礼”字，他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信仰与思想是文化的核心。伟大的哲人，影响了这些核心的方向。

韶乐：不仅仅迷醉了圣人的心灵

在孔子身上，我发现了一根隐形的线，这就是“乐”，或者再缩小一点，就是音乐。他的一生好像是一首激越雄浑的交响乐，热烈，激昂，悲壮，恢弘。

除了任中都宰到代理宰相这段时间比较顺利，他一直都处于人生的磨难和不得志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父母早逝，没有爱情，虽然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甚至还被无知的小人讥笑。

音乐使孔子听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他的很多故事都与音乐有关。

孔子是一个大音乐家。《史记》称：孔子师襄子学琴，不仅要习其曲谱，还做到了历其境而得其志。孔子30岁就办学授徒，当时他所授课目称“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而且把乐作为六艺之首，可见乐的重要性。孔子不仅能教授《乐》，并且精通乐理，深谙音律。《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的305首诗孔子都能“弦歌之”。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礼和乐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不是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是中西文明的不同点。

孔子的“乐”始终是以“礼”和“仁”为中心的。一旦“乐”违背了“礼”和“仁”，再优美的音乐和舞蹈，在他眼中都会成为非常丑陋的东西。

当时，有一种“八佾舞”，就是舞蹈者列成八排，每排八人，共64人，边歌边舞。这是周天子祭祀时用的规格最高的舞蹈。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成王特许鲁国祭祀时可享受天子的待遇，使用八佾之舞。其他诸侯用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四八三十二人。超越了这一规定，便是僭礼。所以当孔子知道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时，怒不可遏，大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政治生涯，也因为音乐而结束。他以大司寇身份代理丞相，呈现出了极大的治国才能，鲁国蒸蒸日上，引起了齐国的恐慌。为了离间鲁君和孔子，齐国决定进行一次“文化输出”。《史记》记载：“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卒享女乐，三日不听政。”80名身穿艳丽服装的女子，在悠扬的歌声中翩翩起舞，竟然使鲁君三天不理朝政，忘记一切。

在山东省淄博市旅游，当地人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一看，这就是“孔子闻韶处”。

我们乘车约半个小时，赶到了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这里有一处规模不大的淡灰色仿古建筑。门内北墙正中，镶嵌着一方石碑，题着5个隶书大字“孔子闻韶处”。

走近石碑，只见它的两边还镶嵌着两方石刻，比碑略小。据说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人刻的。左边一块是“舞乐图”，两个人席地而坐，一人执管横吹，另一人在右边端坐正视，似乎全部心神沉入美妙的艺术境界中，这是孔子在欣赏音乐。下面刻着两个舞女，长袖飘带，翩翩起舞。右边的一块石刻上有韶乐及孔子闻韶简介。石刻文载：传说在中国远古虞舜时期，有一种叫做“韶”的乐舞，又称“箫韶”或“韶箫”。因韶乐有九章，故亦名“九韶”，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乐舞。到春秋时期，韶乐在齐国仍然盛行。《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一个老人告诉我们，韶院村曾经发现过一枚石磬，背部刻有两个篆体字，一个是“乐”字，另一个可能是“室”字。而且在他们村周围，零星磬片不断出土，还有编钟、铃和小钟等，达几十件。据此推测，这里可能就是齐国宫廷乐舞机构所在地。

也许就是在这里，孔子第一次听到了韶乐，从而“三月不知肉味”。

当年，孔子经过泰山到达齐国，虽然没有谋求到官位，但是却接受了齐文化的熏陶。当时齐国经济繁荣，政治昌明，军力强大。与此相应的是，齐国的乐舞也非常发达。

孔子仿佛进入一片音乐的海洋。齐国的高官管仲和晏婴都是大音乐家。管仲不仅能创作歌曲，还最早提出了科学的定律方法——“三分损益法”，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定律方法。而晏婴则精通音乐理论，他曾以一曲歌舞感动了齐景公，使其停止修建劳民伤财的“长莱台”。在民间，齐国也有一批著名的歌手。女歌唱家韩娥在洪水后投奔齐国，途中盘缠用尽，唯有卖唱为生。她一路走一路唱，歌声美妙动人。她人走了，大家还觉得她在自己身旁，歌声仍回旋在屋梁之间，久久不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成语就源于此。

而让孔子迷醉的韶乐，是齐国官方音乐的代表。那么，韶乐究竟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东夷，是一种东夷人的乐舞。东夷人以“凤”为图腾，崇拜太阳，是一个喜爱音乐、擅长歌舞的民族。这里有考古成果佐证：新石器时代陵河遗址出土的黑陶笛柄杯和陶号角，可吹奏出四个高低不同的乐符。到少昊时，东夷人制作了瑟、埙、鼓、磬等多种乐器，创作出了定型的优美乐舞曲。

韶乐是舜的乐舞，舜的形象在传说中就是鸟头人身。殷商是舜的后裔，他们视凤鸟为神鸟，把凤鸟作为氏族的图腾。《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葛氏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玄鸟》乐章，就是崇拜玄鸟图腾的东夷民族的乐舞。

沿着少昊、舜和殷商的传承关系，我们找到了韶乐根在东夷的历史依据。

在孔子诞生前，中国的乐舞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尤其是周代，集前代乐舞之精华，制有云门、大咸、大韶等六种乐舞。周朝立国，用《韶》作为祭庙乐，被视为宫廷大乐。姜太公把它带入齐国，韶乐又得到了接触其母体的机会。姜太公以“因俗简礼”为基本国策，开放务实，故而宫廷与民间，没有像周王朝那样森严的界限，韶乐里肯定也有俗乐的成份，所以能够雅俗共赏。

孔子喜欢韶乐有几个理由：第一，他是东夷人的后代，有着自己民族的图腾印象，血液里流淌着本民族的思想；第二，他向往尧舜禹的时代，“言舜能继绍尧之德”，被舜时代的古乐舞打动可以理解；第三，韶乐的确有大国之风，美仑美奂。《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扎到鲁国观乐，乐工们给他演唱了各诸侯国的民歌，他一一点评，认为齐国民歌“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这说明齐国的乐舞有一种沿海地区的豪迈，旋律优美，气魄宏大。

孔子闻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看到了什么画面？

淄博市外宣办阚主任介绍说，齐国历史博物馆里还有韶乐表演。它是根据在齐国故城遗址发现的简谱复原的。当年的孔老夫子，肯定被眼前的一幕感染了：在磬、琴、箫、瑟等十几种乐器的伴奏下，一群扮演成凤凰和各种鸟兽的演员上场了。这里面，凤凰是一个中心。他们头上戴着羽毛，身披装饰着翡翠羽毛的服装，五彩缤纷，踏歌而舞。歌声在周围响起，有领唱，还有合唱，随着歌乐声的反复变化，百鸟朝凤，演出达到了高潮。

孔子随着韶乐回到了舜的时代。音乐与歌舞弥漫在他生命的全部空间，暂时中断了他与现实的联系。

一篇科学报道说，水在不同的音乐中会变化成不同的结晶形状。美好的音乐里，它会成为多种不同的美丽六角形，而在噪音当中则变得杂乱无章。声音决定了人的精神结构。那些美丽如雪花的音乐，就那么轻柔地飘飞在孔子的世界里，像一只温暖的手，抚慰着他心灵最脆弱的部分。

音乐注定要陪伴孔子一生。它是孔子漫漫人生旅途中一帖最好的疗伤药剂，那些优美的韶乐，常常会从远处袅袅飘来，老人家侧耳驻足，音乐与心灵渐渐交融，以至于忍不住热泪纵流。“堕三都”失败和齐国送女子乐舞给鲁君后，孔子彻底失望了。鲁定公十三年，就是公元前497年春天，他离开自己热爱的故土，前往卫国，开始了自己长达14年的流浪生涯。

公元前489年，楚国国君请孔子去楚国，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怕楚国起用孔子对自己不利，就采用了一个古老的办法，把孔子一行围困在荒野之中，让他们无法成行。过了很长时间，已经断粮7天，许多人病得无法起身，孔子仍“弦歌不止”，神色自若。他还以此为契机，借题发挥，对弟子们因材施教。现在，河南淮阳有一座弦歌台，是为纪念孔子“厄于陈蔡”而建的一座文庙，其中的弦歌书院是我国知名的古书院之一。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一生，在返回鲁国后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要在《诗经》的歌声里，让灵魂复归宁静。“乐”注定成为孔子一生的伴随者。他能够完成从“礼”到“仁”的过渡，这中间有一叶扁舟，那就是“乐”。

6个小人物使他明白了人生大道理

一天晚上，我和一帮朋友谈起了孔子。一个朋友说：“在山东，为了一个孔子主张的仁字，多少人献出了生命。为了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山东人的行为准则。在山东，这种人还特别多。”另一个朋友说：“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个体灵魂的观念，没有一个抽象的人格。从仁字的结构上分析，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中国人个体的精神状态，必须在别人身上完成，所以不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在那天晚上，我仿佛看到了孔老夫子笑盈盈地向我走来。他身后有一个巨大的“仁”字，慢慢扩展，构成了覆盖我们的整个天空。我不明白，他老人家一生就像被装在一个黑色的容器里，密不透风，一般人也许早窒息而亡。他为什么能从容面对呢？也许，因为在他追求“礼”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内心寻找到一个“仁”字，它是可以从内心发光的，能照亮孔子的一生。

我想起《论语》里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需要刻意为之，所有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说，孔子在70岁左右才达到“仁”的境界。

在周游列国的14个年头里，孔子前6年基本上居住在卫国。这期间虽然有3次外出，到过曹、宋、郑、陈等国，但是最后又都回到了卫国。执政的卫灵公表面上摆出一副尊重人才的姿态，出城迎接孔子，还给孔子以“俸粟六万”的待遇，但在政治上却不重用孔子。因为已执政近40年，卫灵公年老体衰，国政实际操持在他的夫人南子手里。南子把太子逼到宋国，有恃无恐，她派使者请孔子去见面。据《史记》载：“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帏中再拜，环佩玉声镠然。”子路对此事十分不满。后来的8年时间，孔子在陈、蔡、楚等国寻找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同样失败了。离开卫国后，他连见各国国君的机会也很少，只和很多小人物打交道，备受凌辱，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也许就是从此时开始，孔子就不仅考虑国家大事，还开始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6个小人物给他以极大的刺激。这6个小人物除了在《论语》里被孔子的弟子们简单描述过，更多地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并且被描述得活灵活现。

第一个出场的是河南新郑一带的人——“郑人”。孔子率众弟子从宋国流亡到郑国，与弟子失散了，“郑人”对子贡形容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里有一个无名无姓的角色，他肩上扛着一个草筐，称之为“有荷蒉而过门者”。孔子在屋里敲打一种叫“磬”的乐器，这个“荷蒉而过门者”说：有心思啊，这个击磬之人，磬敲击得又响又急。既然人家不赏识你，那就算了吧！这个人似乎对音乐很懂，而且听出了孔子的全部心思。

孔子去楚国北面的地方拜访楚国大夫叶公，在返回蔡国的途中，接连遇到3个莫名其妙的怪人——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他们都对孔子大加讥笑。在一条河边，孔子让子路去问路，遇到长沮和桀溺。他们说：既然是周游列国的孔丘，就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啊？桀溺还多说了一句：就像淹大水一样，现在全天下都淹了水，谁能改变这种情形呢？我看你与其追随那些逃避坏人的人，何不跟从逃避世俗的人呢？关于“荷蓧丈人”，《论语》里说，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个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道：“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算是老师？”

还有楚国那位狂放不羁的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孔子下车想要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使得孔子没办法和他说话。

孔子一腔热血，主张积极入世，改变这个世界，而这几个人好像都是典型的道家人物，消极避世。此时的孔子，更加关心起政治事物和人类事物，更加关心人之成为人的理由，并由“天上”切实返回他真正生活着的人间。

庞朴说：儒家的思维模式里，对立统一和天人合一相结合。天有3个层次，一个是大自然，大自然和人类行为应该是合一的；第二个天应该是一种社会力；第三个天是一种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绝对的精神，儒家认为这种精神可以落实到人心里面，成为人的一种道德，人的道德就是从天的精神里面悟出来的东西。圣人代天地而立，圣人就是天地的心，天地就处在圣人的心当中。

把天地藏于胸中，那几个小人物又怎么能理解这种大境界？

周游列国看似处处碰壁，然而，却使孔子的思想走出了鲁国的国境，从“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

公元前484年，在弟子冉有的建议下，季康子派人携厚礼把孔子从卫国迎回鲁国。回到鲁国后，饱经风霜的他，认识到“克己复礼”已是梦想，一边整理古籍，一边大规模招收弟子，这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有效手段。他整理诗书礼乐，整理易，整理春秋，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诉诸笔端，并用之于教学。他的弟子最多时达3000余人，有72贤人熟知“六艺”。经孔子整理的六经，除了乐经被秦始皇焚毁失传外，其余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五经”，孔子成为中国经学的创始人，而经学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灵魂。

表面上，孔子过着优越的生活，鲁哀公和季康子经常向他询问政要大事。孔子仍然向他们讲述“礼”，然而这个“礼”已经有了一个主宰者——“仁”。

从“礼”到“仁”，孔子的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孔子步入社会之初，名声日隆，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一时期，他谈论最多的是周礼，想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在推行“礼”的政治主张时到处碰壁，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这个时期，他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之间的关系。进入“知命”之年后，孔子的人生境界逐渐提高，以至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年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关于“仁”的学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出现了75次，表明了孔子对仁的重视。当“仁”与“礼”发生冲突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

关于礼仁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实现途径。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实现了对周礼的一个重大突破。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孔子病重。子贡前去探望。孔子扶着拐杖，神情悲哀地倚在门旁。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长叹一声，低声吟唱：“太(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涕泪交加。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我无力挽救。昨晚梦到我坐在堂上两柱之间，这是殷人的葬礼啊。”7天之后，伟大的孔子去世了，一座文化“泰山”轰然坍塌！两千多年过去了，又有谁能超过这座“泰山”的高度？

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在孔子身上，我分明看到了两条明晰的线条：一条是从蚩尤、少昊、舜到殷商一脉相承的东夷“仁”文化，另一条是诞生于西周、被周公之子伯禽完整带到鲁地的“礼”文化。儒家的产生是商周东西两大文化汇合的成果。

第二节 道教在山东人留下显著足迹

仙境蓬莱，山东人的灵光一现

有一次在蓬莱开会，我慢慢走到海边。这是八仙渡到蓬莱阁之间的一个月牙形海湾，镶着金色的细沙滩，细小的浪花不时扑打到沙滩上，又神秘地消失。

天气酷热，我往碧蓝色的海面上看去，只觉得有一股股气流在上升着，像凡高的作品一样生动。那气流袅袅娜娜地抖动着，像透明的丝绸，被一股劲风吹向天际。透过气流，隐隐约约中，我看到有一串海岛在飘荡，这就是素有海上仙山之称的“长山列岛”了，她由大小32个岛屿组成，距蓬莱只有8海里。传说当年八仙过海时，观音菩萨为帮助他们渡海，在渤海最窄的地方撒下了一些晶莹剔透的钻石，作为他们的歇脚之处，这就是如今的长山岛。

我仿佛置身于仙境了。如果在中国找一个仙境，非蓬莱莫属。“蓬莱”二字就是仙境的代名词。在我们国家，凡是美如仙境的地方，大都用蓬莱来命名。诗文中所提到的“蓬莱”更是俯拾皆是。相传蓬莱阁白云宫门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在《天仙配》中，七仙女有一句唱词，“我家本住蓬莱村”。她从这里下凡，就奔山东博兴找她的董永去了。现在，你走在蓬莱大街上，看到的园林灌木，都被装饰成一团团云彩的形状，好像飘动在路边。

蓬莱最著名的景象就是海市蜃楼了。一个导游解释说：在春夏、夏秋之交，海面上空大气的密度容易出现层差。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时，发生折射和全反射，便在海面上形成各种奇异景象，或山岛变幻，或高楼突起；且时分时合，乍现乍隐，变幻莫测，的确是一种奇观。曾在蓬莱当过5天“市长”的苏轼在诗中写道：“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杨朔在散文《海市》里也对蓬莱的海市蜃楼进行过详细描写。

在我居住的酒店里，每个房间的桌子上都摆着一个光盘，上面写着《蓬莱海市蜃楼》几个字。每个光盘售价为25元，背面有这样的说明：“2005年5月23日14时50分，在山东省蓬莱市海滨，蓬莱阁和八仙渡以东海域上空出现了海市蜃楼奇观。这次海市蜃楼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清晰的一次。上万名市民、游客目睹了这一奇观……”

什么是仙境？我想，那其实就是人精神活动的一部分。那些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你说它是真实的存在吧，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你说它是不真实的东西，它又确确实实出现过，并为许多人亲眼目睹，介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这就像人的精神世界了。怪不得如此令人向往。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一种伦理道德，是主要负责世俗事物的，那么，道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空间，一种精神释放。老子不也曾被认为是一团紫气吗？他在90高龄的时候，西出函谷关。函谷关关令尹喜看到一团紫气滚滚而来，近看是一个老者，身板硬朗，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两道秀长的白眉弯弯地拖向鬓角，雪白的胡子飘荡在胸前。他骑一头青牛，穿一件蓝黑色破衣衫。他就是老子，在函谷关居住了10天，留下一部5000字的《道德经》。他从东方而来，又消失在西方紫气笼罩的崇山峻岭中。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而尊他为祖的道教则和蓬莱周围的山东半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东人最为外界看不起的就是两个字：土气。为什么？因为农业文明决定了山东人必须土气，一种来自黄土的气息。我们就是在这种气息中长大的啊。然而，胶东人似乎与山东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具有非凡的灵性，这种灵性来自大海。像一个犄角插入浩瀚的大海里，周围是呼啸的海风和神秘莫测的海浪，山东半岛就有了水灵之气，它继承了东夷和殷商的宗教文化传统，表现出自然神崇拜的特征，其指向是向外的。历代帝王寻求与天和海的沟通，到泰山封禅祈求“天”的认可，而到蓬莱一带追求的是“方外世界”。

我国有三个地方对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家和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个是青藏高原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环渤海湾燕齐文化，还有一个是西南地区的荆楚文化。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神秘意味和神仙传统。关于昆仑山的神话，主要存在于《山海经》中，表达了古人长生不老和成仙的愿望。荆楚文化是道家和道教理论的发祥地，产生了老子和庄子等重要人物。然而，道教产生的直接原因，却是秦汉之际燕齐一带方士的神仙活动，还有黄老道家的盛行。

有一个人把方士的寻仙活动推向高潮，他就是秦始皇。他一生都在想延长自己的生命，没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王朝都非常短命，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秦始皇活了50岁。《山海经》和《封禅书》中，都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描绘得活灵活现。战国时期，传说三座仙山上长满了长生不老的仙药和生活着仙人，山上的禽兽和一切东西都是白色的，仙人们居住的宫殿用黄金白银做成。遥望这三座仙山，好像在虚无缥缈的云雾中；等人靠近时，它们又藏到水下；如果驾船驶去，则风引船走，始终不能到达。这些传说有蓬莱海市蜃楼的影子，但是一经方士渲染就使人心驰神往。齐威王、燕昭王派出探险家到海中寻求神山，秦始皇东巡求药，汉武帝御驾访仙。

这其中，以秦始皇走得最远。现在，沿着胶东半岛各地形形色色的秦始皇塑像，你就能描绘出他当年的路线图。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公元前221年，秦军攻灭齐国，俘齐王田建，从此山东成为秦朝统治的地区。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36郡，其中在山东设置了临淄、琅琊、东海、薛、济北等郡。秦始皇还下令拆除齐长城，修筑国都咸阳直达山东的驿道。

秦始皇一生曾5次出巡，其中3次来到山东，可见山东在他心中的位置。

我在一张地图上看到了他所经过的路线：公元前219年，他第一次出巡就来到山东，先到峄山，刻石颂扬秦德，然后北上，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并令刻石歌颂秦朝功德。继而东行，经过淄博，直达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后乘船到芝罘岛。接着，南行到琅琊(胶南西南)，停留3个月，筑琅琊台。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第二次来到山东。公元前210年，他最后一次出巡，从南方北上，经琅琊到成山头，登芝罘而返。归途中，在德州附近染病，后死于河北沙丘。

贾平凹感慨说：孔老夫子曾去周地拜访过老子，他为什么不去秦地呢？道理应该非常简单，春秋战国时，山东是中国的文明中心，思想与文化的巨星闪耀。秦地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即使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在文化上他也有一种自卑感，所以，他不断来到天下文化的中心——山东，吸收营养，朝拜诸神。也就是说，在文化上他和炎黄前辈一样，被山东征服了，同化了。

借着讲新闻课的机会，我又一次来到了成山头。这里三面是大海，一面是陆地，是我国陆地上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的好望角。

因为是冬季，海风呼呼地吹着。我穿着一件皮夹克，冻得直哆嗦。除了我们，没有一个游客，天地之间一下子开阔起来，安静得出奇，好像回到了洪荒时代。往海面上看去，海水呈微绿色，一望无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礁石，呈泥土的红褐色，像一双双老人的巨手，伸入海水里，饱满，浑厚，虬劲，充满了张力，似乎有一种内在力量要爆发出来。

秦始皇到成山是来拜祭日主的，盖因成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艺文类聚》引《三齐略记》记载：秦始皇东巡至成山，嫌观日出仍然太远，想搭一座桥过海。有一个神人欲把石头赶下海去，为他造桥，石头走得太慢，神人就鞭石出血，变成七色。还有一个传说，秦始皇要造一座大桥去寻找神仙，派人运来石头日夜架桥，感动了东海龙王。龙王派海神一夜之间帮他造桥80里。秦始皇感激不尽，要和海神见面，海神说，我长得太丑，只要别把我画下来就和你见面。结果秦始皇不守信用，让画师把海神画了下来。海神察觉后，十分生气，就把桥拆了，只剩下4个桥墩。这就是著名的“秦桥遗迹”。

在一块平台上，有两组高大的铜雕，是黑色的，足有两三人高。一组是秦始皇和李斯、徐福三人，一组为汉武帝刘彻和跟随的官员。秦始皇头戴冕流，身着龙袍，踌躇满志，左手执剑，评点江山。他们都曾巡游到过这里，而今凝固成了雕像，沉沉地凝望着远方的大海。沿着他们的视线向远方望去，能看到海与天相接处，一团团迷雾一样的东西在飘升，模糊了天地的界限。大海的那边是什么？秦始皇在感叹这里是“天尽头”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再把脚向前迈几步，走向海洋文明？

透过秦始皇的身影，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他当皇帝时做了几件大事，一是重农抑商，二是焚书坑儒，三是抗击匈奴，这些举措都与齐地的方士有关。重农抑商是秦的一项基本国策，首倡于战国时期的商鞅，作为秦国的左庶长，商鞅在位执政19年，秦国大治。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一出台，就为秦提供了充足的粮饷，为其统一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始皇更把这一政策推向极致，他甚至想把商业完全废除。

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自然应该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然而，秦始皇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焚书坑儒的举动，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百官聚会，无不歌功颂德，只有齐人淳于越抨击了郡县制，秦始皇大为震怒。他根据丞相李斯的建议，开始“焚书坑儒”，引起天下人的愤怒，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反应更为强烈。

这件事就发生在秦始皇东巡山东期间。他东巡山东仅仅是为了求长生不老药吗？不是。他也许想在商鞅的法家思想之外，寻找一种治理国家的新思想。

这时候，徐福等人进入了秦始皇的视线。

徐福，也叫徐市，是齐地的一个方士。他是山东人里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探险者，一个真正的航海家。他的身上充满了道家的浪漫和幻想，代表了山东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的确，今天的山东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山东人饱含了中国人性格的全部。这一状况从古代就开始了。以徐福为首的方士代表了山东人浪漫主义的一面。

孔子的儒家太现实主义了，他老人家对灵魂生死和宇宙结构问题没有兴趣，甚至对人自身的生理结构也不感兴趣，使人没有多少遐想的余地，而中国人又是那样富有孩子般的想像力。除了理学家，即使最现实的中国人，都在内心渴望能长生不老。孔子学说里没有仙女和妖精，道教则有，道教为人们提供了儒家所未能提供的孩童世界，虚幻美妙。特别是现实世界比较动荡残酷之时，道家和道教就更有吸引力。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里说：“一个国家，正如一个人，有一种自发的浪漫主义和一种自发的经典主义。道家是中国人的浪漫派，儒家是经典派。实际上，道家自始至终是浪漫主义的。首先它宣传返归自然，烂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孔教文化中的做作与责任感。其次，他代表着人生、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代表着对原始质朴的崇尚。第三，他代表着奇幻的世界，其中点缀着稚气的创世神话。”

山东半岛充满着道家的灵性。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而只有山东的齐地是黄河与大海的交汇处，有产生海洋文明和宗教文化的条件。徐福等人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尝试。然而，背后的黄河农业文化如此沉重，有一种内聚倾向，幻想的“纤绳”怎能拉动它？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来山东，遍拜齐地八神，最后来到四时主所在的胶南琅琊台。琅琊台传说最早为越王勾践所建。据记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统领被吴战败的齐地，遂从会稽迁都琅琊，并在城东南5公里的琅琊山上筑台。秦始皇3次登琅琊，一住数月，还从内地迁来3万户百姓，重修琅琊台，它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台高3层，每层高3丈，总高约30米。夯土每层约6—8厘米，至今断层纹络边缘仍然十分清晰。这是秦王朝在函谷关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宫殿群。

那时候，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怪病，所有人除腹泻外，皮肤上出现许多斑点，难以治愈，连秦始皇和御医也得上了。徐福于此时出现，他说这是水土不服，并献上一个奇怪的药方：从咸阳鸣月山的鹿溪泉运来一筐石头，浸泡在琅琊山下的泉水里，喝下去三天见效。果然如此。最后病人不用浸水，在石头上踩一下就管用。秦始皇下令赏徐福黄金百两。

徐福向秦始皇进言，说海中的三座神山上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派他去寻找。他自然是空手而归。

沿着386个台阶拾级而上琅琊台，会看到一组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的群雕。共有石像14尊，依此为秦始皇、徐福、胡亥等。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徐福因第一次入海求仙不成，害怕秦始皇迁怒于自己，就再次上书。他说：蓬莱仙山上的长生不老之药求不到，是因为被海中的大鲛鱼阻拦而致，请求配备善射的武士一同前往。华盖下的秦始皇眉头微蹙，面含愠色，手握酒杯，遥指东海，似乎在询问什么。

这应该是公元前210年的事。秦始皇又一次相信了徐福，不仅派人在山东沿海射杀鲛鱼，还给了徐福三千童男童女，让他继续出海求仙。这次出海，徐福再也没有回来。

徐福究竟从什么地方东渡？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被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当时，只有琅琊有作为出海口的经济条件。琅琊也是战国及后来秦国著名的海港之一。位于琅琊台下石河入海河段，附近属花岗岩侵蚀性海岸地貌，水深港阔，起航条件好。另外，附近山上有大量的优质木材，具备打造楼船的充足资源。

至于徐福去了何方，大家一直认为去了日本。据台湾学者彭双松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徐福使日本很快由新石器时代跃入铜铁器时代，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技术得到了推广。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便是明证。

徐福如一个谜消失在中国人视野之外，但是他的道教精神却继续影响着山东人。

东汉末年产生的道教，重要源头之一就是以山东为中心的燕齐文化。战国时期，齐国网罗各地文化精英，稷下学宫成为天下的文化中心。几千名稷下先生在交流中思想具有了同一性，逐渐形成了黄老道家学派，它与齐地原有的神仙方术、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形成三种文化形态，成为道教产生的理论前提。第一部道教经典《太平道》的作者于吉和宫崇都是山东人。从组织形态上看，最早的道教组织太平道和天师道与燕齐文化关系紧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组成了太平道，其创始人张角是河北人，活动中心却是山东的青州和兖州等地，尤以青州的黄巾军最具战斗力。“五斗米道”也叫天师道，是张道陵在四川创立的，似乎与山东没有什么关联，然而据陈寅恪考证，张道陵是沛国丰人，就是今江苏丰县人，与山东相距不远，其“道术渊源来自于东，而不是西”。可见，山东是道教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秦始皇让徐福找的“长生不老药”是野生猕猴桃，徐福活了70岁，他去以后，日本北九州地区的人平均身高一下子增加了5厘米。那个晚上，我梦到了徐福，他是一个胡须花白的道长。

道教成了山东人的“毛细血管”

还是在蓬莱，我从一条小路往海边走去，看到东边有一个仿古建筑，据海边钓鱼的人说，那是八仙渡海处，整个造型像一个铁拐李背着的宝葫芦，里面展示的是道家文化。我慢慢走过去，只见入口的石牌坊上刻着几个字：“八仙过海口。”游人如织，我穿过人流，来到一个书摊前，想买一本关于八仙的书，但是没有找到。

连与八仙神遇的机会都没有吗？我觉得颇为遗憾。可能因为家住海边，又距离蓬莱很近，我很羡慕八仙的生活，更羡慕他们的本领，小的时候总幻想能像他们一样在海上飘飞。每当夏日的夜晚，一个老人总是在夜色里给我们讲故事，水浒，西游记，八仙，他完成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讲起八仙白胡子都翘得老高。我们最喜欢的是铁拐李，他最爱和别人抬杠，长得也最丑，更神奇的是他的宝葫芦，里面装的灵丹妙药，能包治百病，比现在的神医还神。有一个小伙伴总是一瘸一拐地装扮成铁拐李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八仙中年纪最大的是张果老，他的宝器是渔鼓和纸驴。他平常骑着一个白色的驴，日行数万里。休息的时候就把驴叠起来，放在一个箱子里。骑的时候就拿水浸泡一下，又成了活生生的驴。张果老喜欢倒骑驴，有这样四句话：“访过多少人，不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

这一天，八位仙人在蓬莱阁上喝醉了酒，一起来到海边，只见潮头汹涌，巨浪惊人。吕洞宾建议以各自的“神通”飘过大海。

何仙姑是惟一的女仙，她随手抛出荷花，好像一个大磨盘，红光耀眼，清香四溢，仙姑站在花上亭亭玉立，随波飘荡。汉钟离的宝器是手中的扇子，他把扇子一抛，扇子刹那便大于蒲席，浮于海面。曹国舅的宝器是云板。年纪最小的蓝彩和的宝器是花篮。八仙之首是中间端坐的吕洞宾，他的宝器是宝剑……

我们听得入迷，好像能听到十里以外大海的波浪声，看到了飘飘然的“八仙”。然后，在大人们的呼叫声中，很不情愿地回家睡觉了。在梦里，我总能梦到八仙行侠仗义、惩恶扬善的镜头，那种能够自由飘飞的感觉，曾经是我儿时的一个理想。他们傲立潮头的样子和孙悟空、武松、李逵、杨子荣、李玉和一起熏染着我们的性格。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村边的小桥上，等待老人像八仙一样飘来。直到有一天，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老人再也来不了啦。我们好奇地想，他是不是和八仙一样飘过大海去了？

老人给我们讲的铁拐李成仙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铁拐李名叫李玄，是八仙中年代资历最深的。原来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传说他得道后的一天，心情特别高兴，就让灵魂出窍，找太上老君下棋去了，把肉体放在一个山洞里，不想来了一只饿虎，把他的肉体吃掉了。等他的灵魂回来后，再也找不到肉体了，只好在空中飘游，飘着飘着，忽然发现在山脚下躺着一个瘸乞丐的尸体，就扑到瘸乞丐的尸体上，便成了这副丑模样。

得“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让一个神仙高兴成这样？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问号，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问号被不断地放大。我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找答案，朦朦胧胧中似乎理出了脉络。

道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流派，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人物，以“道”为核心思想。而道教是以长生不老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土宗教，它继承改造了道家思想，产生于东汉末年，魏晋以后，道家逐渐被道教所取代了。

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是“道”。“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人都可以在道路上行走，就引申出“法则”“规律”一类的含意。道路可以通达天下，又可以引申为天下万物的统一性，它是宇宙万物惟一的本源。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主宰万物，又是自然无为的，是一切事物的总规律。这是一种宇宙观，表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运动发展规律。有人说，英国宇宙物理学家霍金的理论就是从老子那里来的，《时间简史》和《老子》简直就是一部书的两个版本。

道教是一个复杂的宗教，它“汇百川于一海”，把原始的鬼神崇拜、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和老庄哲学融汇在一起，经过较长时间的发育，就慢慢形成了道教的思想。它像毛细血管一样，包含了人民向往幸福的意愿、古老记忆和由此产生的自然科学成分，涉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学说长期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它对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大作用，但老庄的道家学说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它和儒家一起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灵中，构成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心理特征。

如果中国人心里有一间精神小屋，一定住着两位老人：孔子和老子。同时墙上挂着一幅神圣的佛像。

神仙说是道教的基本观念，“道”是一种“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就是神灵。道教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一旦得道，便可以长生不老。

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道教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神。据有关专家统计，著名的道教神仙就在1000位以上，它们来自于中华民族庞大的历史体系。

八仙是老百姓想像出来的人物，他们不甘愿接受玉皇大帝的管束，也不听从道家之祖太上老君的调遣，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天上仙人中的一个小小流派，即所谓的“散仙”，也更像世间的普通老百姓。关于他们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的诗词、杂记中，到元明时期的杂剧才认定了今天所说的“过海八仙”。

2006年6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民间文学达31项。令人遗憾的是，蓬莱“八仙过海”的传说没有申报。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申遗的遗憾》，曾被许多网络转贴。烟台市文化局的一位女同志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对概念理解得不是很清楚，前期准备也很不充分，所以未能申报成功。”

我常常觉得慈祥的母亲就是一个神仙，一个神秘的巫师。

直到去世前，母亲都经常做两件事，一是帮助别人“叫魂”，二是给病人“摇怨”。这些事进行得很神秘，我也曾偷偷看过。所谓“叫魂”和“摇怨”，就是有人病了，浑身不舒服，找医生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有两种解释，一是魂丢了，一是去世的亲人缺少东西来找你了。这需要母亲出面解决，“叫魂”简单一些，在一些发黄的纸上写几句话，什么“荡荡游魂，何处留存，或在荒野，或在街邻……”，然后声声呼唤着患者的乳名，把纸点燃，就算大功告成。“摇怨”的程序稍复杂，要找一个镜子放平，再找一枚硬币，母亲的嘴里念念有词，后来才知道她嘟囔的是病人死去亲属的名字，如果硬币突然在镜面上“站”直了，就说明是这个亲人来索要东西了。要的东西千奇百怪，一件衣裳，一双袜子，一只大虾，一个香蕉……除了吃的就是用的。病人会赶紧去烧纸，告诉亲人他需要的东西已经送往阴间。许多人不相信，硬币怎么会在镜面上站稳？但是确实会。

大概因为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母亲的这两招屡试不爽。

那时候，父亲整天在外面忙，家里的一切事都交给了母亲。我们特别希望过年过节，因为到时候，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穿新衣裳，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一种神秘的氛围。神，好像总是在节日才来到人间。

最神秘的是腊月二十三和大年三十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震耳的鞭炮声就从这一天响起来，预示着我们盼望了一年的春节总算到了。传说里，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督善恶的神，一旦发现令他不满的行为，就会暗地里记上一笔，等到腊月二十四向玉皇大帝汇报，然后降灾给有罪的人。为此，腊月二十三晚上要进行“辞灶”仪式。山东人做饭用的是烧柴的大铁锅，大家把灶神画像贴在正屋东面的锅灶墙上，两旁贴上一副对联，上面写着“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批是“一家之主”。锅台上，摆着糖、瓜、果品和一碗面汤，然后烧香叩头，把旧灶神揭下来烧掉，这就是送灶王爷上天了。烧时要加一些谷草和杂粮，好给灶王喂马。辞灶多用甜和黏的食品，像糖、瓜、枣等，意思是粘住灶王的嘴，不让他上天说坏话，或者是让灶王的嘴甜，光说好话。

我的朋友唐世岳老家是山东莱阳，他说：每到大年三十，他们老家要在院子里摆一个桌子，上面供着“天地之神”；屋里正中，供着家族的老祖宗们，东边供的是财神。大年初一早晨，家里所有人要在长辈带领下，给天地之神磕三个头，给财神磕三个头，给老祖宗磕四个头。

每个节日的早晨或者夜晚，我母亲都会在院子里点上几张纸，洒一碗热汤或者酒水，红彤彤的火苗在黑暗里跳动，白雾升腾，构筑了一个奇妙的世界。那一刻，我们和神相通。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一个民间传统节日都和道教有关。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元宵节是天官大帝的生日，二月二是土地神的生日，清明节要祭祖，端午节要祭祀龙神或水神，七月十五是地官大帝的生日和“赦罪之辰”，八月十五要祭拜月神，十月十五是水官大帝生日，冬至是原始天尊的生日……至于春节，更是道教习俗的大展示，放鞭炮是一种驱鬼辟邪术，炼丹的道士发明了火药，并制作出鞭炮。还有贴门神和春联，都是道教避灾祛邪思想的体现。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儒家所缺乏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它普遍而又巧妙地关注到人的敬惧、神秘和惊异等感觉，关注了人的情感、情绪和情趣。

道教已经渗透到山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深厚的仙道文化传统在山东传承下来，影响了一代代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每一个山东家庭里的母亲，就是这个家庭的“守护神”了。我觉得母亲特别强大，每次遇到害怕的事都想想母亲，觉得身后有无数神灵跟随着，像有千军万马在保护一样。

因为山东民间有着浓厚的道教信仰，所以才会产生全真教，使道教登上了大雅之堂。

本来，道教来源于民间的巫术，起源于农民起义，所以容易被统治者看轻，令道教自生自灭。在两晋更迭之际，山东地区的道教信徒，或是南迁江南，或是因参与北方割据集团的混战而被打击，遭遇了极大的摧残，元气大伤。此后的五代十国及隋唐时期，山东地区佛教大兴，道教的发展又遭到了佛教的压制。至五代十国时期，整个北方地区的道教都很不景气，山东地区更是“奉道者，千万人中一二矣”。金末元初，山东胶东昆嵛山一带兴起了全真道，成为中国北方声势显赫的最大道派，成就了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至今仍对中国的道教和哲学界产生着重要影响。

有一年夏天，威海国家税务局办公室的臧军带我去了位于文登市的圣经山。他说，圣经山是昆嵛山的一部分，那里有大量的道教和道家遗迹。

圣经？一个多么西化的名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历史文化著作是西方的《圣经》和东方的《道德经》。威海圣经山有中国惟一的巨型天然老子石像，有840年历史的《道德经》摩崖刻石，还有古风遗存的书法石刻300余处，因此得名。

我们坐索道上山。眼下是一道绿色的峡谷，我们的缆车像绿浪中的小船。这里树木茂盛，人影稀少，只有布谷鸟清脆地啼叫着。

在385米高的山顶，我想到一个词：仙风道骨。这里的石头好像是有生命的。有一块月牙石，长约15米、高约6米，阳面上阴刻着一行行拳头大小的字，颜体楷书，隽永流畅，古朴典雅，这就是《太上老子道德经》的上下两卷经文，全文5722字。

站在山顶向北望去，峡谷里有一弘池泉，和山色融在一起，据说是王母娘娘的洗脚盆。

往南看去，西南山头整个就是一尊天然的老子像。那石像呈乳白色，惟妙惟肖，老子的眼睛似睁似闭，神情似静思似微睡，感觉已经在这里沉醉几千年了。特别是他那大脑门，究竟储藏了多少智慧啊。据说，这个自然天成的老子像是几个天津游客无意之中发现的。

背后，昆嵛山脉清晰可见，它横亘牟平、文登、乳山三地，高达923米，绵延150多公里，是山东东部最高的山了，像胶东一个厚实的脊梁。北魏大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里称昆嵛山为“海上诸山之祖”，历代便有“海上仙山属蓬莱，蓬莱之祖是昆嵛”之说。臧军说，当年，王重阳就在昆嵛山和圣经山一带收邱处机等7个人为徒弟，这里就是全真派发祥地。仅圣经山就有王重阳修行布道的聚仙台等49处景点。

提起王重阳几乎无人不知。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把他描绘成天下武功第一人，在华山论剑中技压群雄，夺取《九阴真经》。王重阳死后，各大高手对《九阴真经》的争夺，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历史上确有王重阳其人，他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本名王喆，因为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他浓眉大眼，长须飘飘。金大定元年(1161年)，王重阳抛妻弃子，开始出家修道，当地人叫他“王害风”。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到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传统道教进行改造，创立了全真教。王重阳在关中传道的七八年里，只收了两三个弟子，但来到山东不到3年时间，就发展了“三州五会”，道众达几万人，还培养了7位弟子，即“全真七子”，使全真道在全国得以振兴。

一个陕西人为什么跑到千里之外的山东来传教？

因为陕西关中一带比较封闭，对新道教难以接受。金元以前的道士，都不出家。全真教创立后，制定了出家制度，道教有了自己的道观。王重阳所传的道教是新兴教义，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宣传“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他和弟子行儒家礼，持释家戒，修道家功，争取了大部分有知识的人加入，并且全力著书立说，实力大增，再加上统治者的推崇，道教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山东沿海一带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一地区不但具有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而且儒家和佛教思想也一度流行，多种文化并存并荣，给了王重阳以极大的吸引力。第一，昆嵛山为道教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在宋徽宗崇道的热潮当中，胶东滨海地区在继崂山之后，又崛起了以昆嵛山为中心的新道教繁荣区。在王重阳来到之前，还有李无梦、唐四仙姑等在这里修道。第二，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前，有过一段较长时间浪迹天涯的经历，有许多道教人物对落魄中的他施以援手。当时，山东道教界中也有援助过他的人物。道教后来能作为宋朝的国教，与赵匡胤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第三，王重阳在陕西推广道教遇到阻力，山东淳朴的民风，山东人善良、质朴、孝谨、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使全真教在山东发扬光大。

道教就这样在山东拐了一个弯，成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之一。

在青岛崂山：我发现了道教和山东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去往青岛崂山的路上，我拿着一张山东地图，在上面把和道教有关的地方用红线连起来，还真吃了一惊。从泰山往东，崂山，乳山，荣成，文登，牟平，栖霞，蓬莱，莱州……这条线形成一个弧线，几乎囊括了青岛、烟台、威海等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一个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简图。甚至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这些地区的经济都很发达。难道道教和山东经济之间有什么神秘联系？

汽车驶向崂山，它是中国沿海最高的一座山峰，上山的道路是从山和水的中间开辟出来的。背后是巍巍高山，前面是滔滔大海，使这里成为一个独立空间，与世隔绝似的，好像到处弥漫着一个字：清。道家很喜欢这个“清”字，在中国大地上，有太多的道殿叫“太清宫”和“上清宫”。它像天上阴柔的月亮，用自己的清辉照亮大地，不像太阳般过于热烈。

导游是一个黑脸小伙，说一口带青岛海蜊子味的普通话，嗓门很大。他说，这里的导游都不用喇叭，因为道教圣地需要清静。我们只好紧跟他的脚步，他说，到青岛不到崂山是一种遗憾，我们崂山有24景，主要分布在以太清宫、上清宫、龙潭瀑布为中心的前崂山和以太清宫、白云洞等为中心的后崂山。我们要参观的太清宫位于崂山东南麓。太清宫的“太清”，依据道家的解释，为太上清净之界，神仙“行则逍遥”的天堂。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次在崂山只去了太清宫一个景点，仍然感觉收获颇丰。

三清殿里祭祀着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天尊，我凑上前去看，也就是几尊泥塑，在昏暗的光影里，听任人们的叩拜。《道德经》认为“三生万物”，道教把它演变为“洪元、浑元、太初”三个不同的世纪，三个世纪又进一步衍化为“三清尊神”。元始天尊手拿红珠，象征洪元时代；灵宝道君手拿太极图，象征浑元时代；太上老君手拿扇子，象征太初时代。他们是“道”在人间的具体体现，是“道”的三个具体化身，又有“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的说法。

站在三清殿前，我才感觉到这里是远离儒家思想核心区的山东沿海。虽然齐鲁文化的大融合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但是东夷人的后代与正宗儒家思想总是若即若离。道教在山东半岛的兴盛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只适宜在宽松舒适的环境下成长。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一棵棵青绿的树，好像是一个个道长站立千年，有着独特气质。因为太清宫周围环列着7座山峰，一面是海，所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小气候环境，近似亚热带，南北方的各种植物在这里生长。

一进太清宫院门，我就看见3棵树呈“品”字形分布，导游说，道家最喜欢的数字是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树也在无言地宣讲着道教思想。

三官殿前，有两棵山茶树，右边的已经枯死，左边的开得非常繁茂。山茶又叫耐冬，现在是青岛的市花之一，一般在冬季生长，迎风怒放。右边的耐冬高达七八米，树龄有600多年，是国内最大的山茶树之一。导游说，它开的是单瓣红花，每朵花在盛开时都贴在叶面上，好像在树上落下一层“红雪”。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一位黄生与牡丹花仙香玉和耐冬花仙绛雪相爱的故事，写的就是这棵树。绛雪就是“红色的雪”。凡游崂山来此者，都争相在这棵枯树下拍照留念。这棵山茶使我想到了崂山道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张三丰。大家都知道张三丰和武当山关系密切，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数次到过崂山。张三丰先是在崂山居住了很多年，后来在终南山遇到火龙真人，传以大道。元泰定元年(1324年)春，他到武当山面壁九载，道成后再来崂山，就住在太清宫南山前的驱虎庵。据汪锡令《张三丰传》记载：“三丰特精技击，武当传其法，后世论拳术者，以武当为内家，少林为外家。”永乐初年，张三丰由青州第三次来到崂山，崂山道士的武当拳艺就是他所传。据《太清宫志》载，崂山原无耐冬，张三丰乘船到千里岩岛上移来一株植于太清宫三清殿前。张三丰活了319岁，估计是以讹传讹。

有一种极其清爽的感觉轻拂我的心灵。环顾周围，只见奇花异草，水木清华，环境清幽。汉柏、唐榆、宋银杏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仍然郁郁葱葱。道家非常具有艺术精神与气质，就是建筑和树木的布局，也让我的想像奔腾驰骋，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这些树木散发着的难道不是一种文化气息？道教的气息在这里飘荡，它不像儒家，道德至上，以道德为生活中心，道教以生存和生命为中心。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生活在这个世界自然有我的价值。这使山东沿海的人们没有了尘世的庸俗，没有了沉重思想的束缚，一个族群充满了孩童般的想像力，其创造力可以想见，这是山东沿海地带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

崂山虽然远离儒家文化核心区域，却也有人表现出儒家的入世思想，道士中就有这样的杰出人物，比如邱处机。

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作为主要统治思想，而他们自己却在到处寻找精神寄托。道教成为他们的“星期日宗教”，是一种开心的个人空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同崂山道教有着不解之缘。从可查的史料中看，崂山道士中受到过皇帝敕封的就多达13人次。

崂山有道庙“九宫八观七十二庵”，最早的三官殿始建于西汉，是士大夫张廉夫于公元前140年所建，崂山从此成为中国道教三大发源地之一。晋代以前，因崂山地处偏僻，尽管道教兴旺，却鲜为人知；唐宋以后，崂山道教发展迅猛，尤其宋末元初时期，王重阳率邱处机等7位弟子来到崂山，崂山所有道观都归依了全真派。

我们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一下王重阳和邱处机。宋代尊崇道教，使山东道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形成了崂山、沂山、泰山和昆嵛山等道教中心，而且涌现出刘若拙、甄栖真等一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是当时中国北方道教最为繁荣的地区。王重阳在山东昆嵛山一带的宁海创立了全真教，其门徒“全真七子”全部是山东人，其中刘处玄是山东莱州人，邱处机是栖霞人，谭处瑞、马钰、郝太古、王处一、孙不二是宁海人，也就是牟平人。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宁海、福山、蓬莱、莱州一带，之后把目光盯在了道教发达的崂山。公元1195年，他们来到崂山太清宫讲道。邱处机这次来崂山，留诗21首，并改“劳山”为“鳌山”。后来他随王重阳西行陕西传教，13年间只穿一件蓑衣，戴一个斗笠，每天只吃一顿饭，被人称为“蓑衣先生”。王重阳驾鹤西去后，他的7个弟子都创立了自己的教派，其中刘长生在太清宫创立了“随山派”，太清宫便是道教北七真随山派的发源地；邱处机则创立了北七真龙门派，后来更是掌管了整个全真教。

在三皇殿前，我被两块碑刻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东边一块是成吉思汗给邱处机的护教文，西边一块是金虎符文，它们大意是说，让邱处机总领天下道教，皇帝所有的领地，邱处机都可以居住，天下的官府都要给他保护和方便，他所主持的宫观都不纳税，不派差。金虎符文中更有一句话，“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也就是说，邱处机几乎有皇帝一样的地位。

作为全真教主的邱处机，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

南宋和金多次派人来到崂山请邱处机，然而，直到他73岁高龄时，才带着18个弟子，从山东莱州昊天宫出发，赶到一个叫昆都斯的地方，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邱处机为什么去见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他出发前送给朋友一首诗，以言明自己的志向：“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本来一个快乐逍遥当神仙的人，不愿让中原老百姓遭受成吉思汗的屠戳。成吉思汗向邱处机询问长生之道，邱处机坦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没有责怪邱处机，反而对他极为敬重，称他为“神仙”，给他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年之后，邱处机自北印度回到中原，成吉思汗派五千骑兵护送。

蒙古兵入主中原之后，邱处机到今天故宫中的长春宫修道，现在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道观之一——白云观，就是他亲手创立的。晚年他居住在白云观，享年79岁。凭着虎符玺书，邱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

就是这么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生到过崂山7次。太清宫里有一个邱祖殿，供奉着他。崂山上清宫前，埋着他的衣冠冢。

我遥望茫茫群山，不知道哪里是邱处机最终的归宿。邱处机是典型的山东人，受师傅王重阳关中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异族和异域文化的影响，眼界开阔。他是一个真正的道士，追求出世的生活，幻想着得道成仙。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又像一个儒者，抛弃一己私利，充满了道德感和正义感。把“入世”和“出世”融通得如此之好，说明道教给山东半岛一带的人带来了新鲜灵动的文化，不僵硬，不死板，不保守。王重阳在陕西悟出了儒道兼修的新道教，不重视炼丹和养生等“小法术”，而强调反省内心，这种新教只在山东沿海推广开来，说明这里有一片适宜新文化种子发育的土壤。

在崂山，我的确感受到山东文化的包容性。崂山被称为“神窟仙宅”，那么多来自道教和其他教派的神灵们，像天上的星星撒落在这里，构成一道绚烂的文化景观。

太清宫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共有殿宇房屋155间。它从初创到现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进行过修葺，但一直保留着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它的主体建筑是三座大殿、四座陪殿、长老院和客房等。三清殿供的是道教最尊贵的“三清”尊神，即玉清、上清和太清；三皇殿供的是伏羲、神农、轩辕三位传说中的皇帝；三官殿供的是天地水。在4个陪殿里，东华殿供的是东华帝君，西王母殿供的自然是西王母；而救苦殿和关帝祠供的分别是吕洞宾和关公。

在刚进山门的地方，我看到路边有一个新建成的建筑，导游说那是元君阁，里面供奉的是碧霞元君，就是山东人所说的“泰山老奶奶”。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泰山之神，也是中国古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碧霞元君为中国的百姓所敬仰，供奉她的泰山碧霞祠终日香火不断。每年农历的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游览泰山叩拜她的人络绎不绝，从红门入口至南天门、玉皇顶，都被神秘的香火笼罩着。我第一次游泰山时，一个政府部门的朋友还警告说，咱们是文化人，千万不要对泰山老奶奶乱说什么，她是很灵验的。想不到，泰山老奶奶在崂山还有自己的神位。

太清宫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关帝祠，又叫忠义殿。忠义殿右边祭祀的是关羽，左边是岳飞，他们分别是中国“义”和“忠”的化身。多神论的道教真是无所不包啊，连人间豪杰也尽数囊括其中。

忠义殿西侧，有一堵白色的墙，不高，约有两米高，三四米长，但是它的名气极大，蒲松龄写的崂山道士就是穿过这堵墙的。清康熙年间，文学家蒲松龄两次来崂山访友旅居。平时，他除创作外，还和道士共同研究琴法经曲。他精晓“俚曲”和鲁南弦子戏，把其中一些精华片断传给了太清宫道士。

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纷纷在此做穿墙状，摄影留念。我听导游讲了一个故事：你看墙南边的这个小亭子，它是当年蒲松龄写作的地方。当年，他写东西累了，神思恍忽，正闭目养神呢，有一个道士给他送来茶，他睁眼一看，以为道士是穿墙而来的，于是灵感大发，写了《崂山道士》。据说，在太清宫，蒲松龄写下了《崂山道士》、《香玉》和《崂山观海市歌》三篇不朽的名篇。我对着小亭子深深鞠了一躬。

蒲松龄笔下的“崂山道士”不过是上至帝王下到百姓的一个幻想，有谁能穿越那道世俗的“墙”？但是谁又不想穿过那道“墙”？

李白、苏东坡、王渔洋等大文学艺术家也来过崂山。据太清宫历代道士传述，李白与浙江道士吴筠同到崂山旅居时，在蟠桃峰下一块巨石上饮酒唱和，为峰顶的“王母瑶池”抒怀，创作了一支名为《清平调·咏王母蟠桃峰》的曲子，一直沿用至今。同时，李白与吴筠又把江南道家用的十方大型经韵曲牌《三涂五苦颂》传给崂山各庙道士。崂山道家为纪念李白，在当年的石崮上镌刻“太白石”3个大字，至今犹存于蟠桃峰下那块巨石上。苏东坡则留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的诗句，赞美太清宫夏日的优美风光。

多种文化交融，自然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成长性，这是山东沿海独特的文化基因。

从崂山下来，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崂山区的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得知崂山区的海岸线100多公里，人口近20万，每年接待旅游者500万人次。他们给自己提了一个口号：山海情怀，魅力崂山。

这个文化节分8个板块，26项活动。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发布者走上台，他们好像都是乡镇长，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我却觉得他们和崂山道士之间一定有渊源关系，或者他们就是穿上西装的崂山道士。道教在修道寻仙炼丹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天文学、养生学等，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不像儒家所持的反自然科学主义立场。道教既讲究天文命寅，又讲究气象万千，还讲究农耕机械化。道场就是命场，所以缜密的思维是不可或缺的。这使得山东人在高大的形象中又多了一种智慧，这对于一个地区的长期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多事之秋，这里有和谐的音符

“东方佛都”青州，有一尊神秘的大佛

大概是10年之前，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非常喜欢去山东青州。那时，青州不断有轰动性新闻发生，先是发现了一尊由数座山头构成的天然佛像；接着，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佛像，震惊世界。龙兴寺的遗址在青州博物馆南边，原来是一块平地。住在附近的朋友邢华双说，怪不得大家都要在这里盖房子，我感觉有一股股神气往外冒啊。

青州是山东的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号称“东方佛都”。佛教进入山东，这里就是一个切入点。所以这个小城灵气荡漾，一切都是那么与众不同。比如它的城市结构，就突出了一种宗教特色。城南是云门山、驼山，还有天然大佛，一组青山组成佛教密宗的“坛城”，就是曼陀罗，它是佛教宇宙观和世界观的最直观体现。城市中心有龙兴寺。站在山上向北望去，丘陵如波浪一样律动，再远处就是平原了。那么大一片天地，一下子装入心中，人就脱离世俗，往天上生长了。看来在青州成佛很容易。走在市内古老的石板路上，我常常这么想。

在青州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酒后登山。豪饮一把，头疼欲裂的事经常发生。于是朋友隋国庆和张景光就会带我爬山，云门山和驼山去的最多。说起来也奇怪，山上空气清新，大口呼吸，一会儿整个身心就透亮了。那些蜿蜒的山路就像是一条通天的长梯。下山喝一碗羊汤，或是吃一顿本地的炖土鸡，简直是飘飘欲仙了。

我是一个对石头有特别感情的人，青州的山都是石灰岩质的大青石，古朴厚重，原始气息浓郁，也很适合雕刻佛像，所以似乎漫山遍野都是佛像。驼山和云门山上有两处石窟造像，大概有1000尊佛像。驼山共有5个石头洞窟，一处摩崖造像，造像有638尊，时代从北齐到隋唐，而以隋唐为主；云门山有5个洞窟，造像272尊，时代从北齐至隋唐，也主要为隋唐时期的作品。云门山上有天下最大的石刻“寿”字，还有一个深邃的云窟，似乎总有袅袅烟雾升腾而起，把周围的佛像笼罩起来，别有一种神秘滋味。还有一个陈抟老祖，应该是个道教人物，他在半山腰一个山洞的石床上酣睡，据说隔800年才醒一次。

驼山的5个石窟中，应该以第二窟里的释加牟尼像最为重要，相当于寺庙里的“大雄宝殿”，它手掌宽厚，脚背高满，两腿强悍有力，身躯挺拔豪放，颇具英武之气。

爬驼山除了看石窟，最绝妙的是遥望天然大佛了。从驼山的半山腰向南望去，会见到那尊天然卧佛，仅仅是一个头部形象，就长达2500多米。

眼下是绿色掩映的庄稼地，还有一条公路，这是前景；接着突然陡立的山头就像一位精神矍铄的汉族老人，平躺在无垠的天地间。陪同我的隋国庆说，这是一尊仰面朝天的佛头像，头像有高髻、鼻、嘴、眉、眼、下颌、颧骨，喉结也是清晰可辨。它是北齐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一直默默地存在了1400多年。那个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地的佛像也具有鲜卑人的特征，草原部落以肉食为主，咬肌发达，两腮下部微微隆起，佛像也不例外，只有青州的天然卧佛，体现的完全是汉民族的审美情趣。人如眼前的庄稼一样枯荣交替，只有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什么也不说。它为什么会选择青州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从济南到青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过济青高速公路，一条要经过牛头岭盘山公路。有一次晚上走盘山路，灯光映红了山路，像一条彩虹。我感觉像慢慢飘离人世，走向了仙境。

青州就是一个仙境。佛教的气息在这个小城弥漫着，神灵好像街头的行人一样随时可以遇到。

当年，佛教为什么在进入山东时首选了青州呢？

大部分专家认为，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据传说，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行。第二天聚会问群臣：这是什么神？有人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到的就是佛。于是汉帝谴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教42章，佛教传入汉地。汉地的第一个佛教寺庙是河南洛阳的白马寺。

在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必须通过道路，所以交通要道是外来文化最先到达的地方。青州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要道和经济中心。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春秋战国时归齐国管辖。从秦汉到明清，青州最小时也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还作过一个国家的首都，这就是南燕国的首都。东汉末年，特别是西晋以后，因为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齐地开始衰败，临淄的地位被青州取代，从济南通往胶东的交通大道绕开临淄，经青州东去。

而随着这些重要道路一起到来的，是丝绸和佛经。

佛教传入，与西汉中期开通的丝绸之路有关，丝绸之路本身是传佛之路。当时的长安是一个丝绸的集散地，全国的丝绸都流向这里，而青州的丝绸业在全国都很有名气。青州的古墓中曾出土了一组石刻壁画，描绘了一位南北朝时青州商人的生活，其中就有他牵着骆驼和欧洲商人洽谈业务的场面。他的身旁，堆着成卷的丝绸。另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有广州和连云港两个源头。连云港是古青州的近邻，青州丝绸也通过这里外运。正因为如此，佛教很自然地进入了青州。

佛教进入青州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和灾难。

从东汉末年一直到唐朝初年，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分裂，是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山东先后处于魏、西晋、后赵、前秦、南燕等10多个政权的统治之下，战乱迭起，所受到的危害最大，并从这一时期开始走下坡路。青州是当时山东的重点城市之一，历次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都以青州为争夺重点。公元8年，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吕母在山东日照一带起义，公元18年，琅邪人樊崇在莒县成立赤眉军，转战青州一带，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王莽派十万大军前去镇压，官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规模很大，有十几万人，他们在青州垦荒屯田，准备打持久战。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军阀割据，山东成为各军事力量激烈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曹操占据兖州，陶谦和吕布占据徐州，在河北冀州的袁绍势力达到青州一带。曹操迅速崛起，消灭了袁绍之子袁谭，夺取青州，继而控制了整个山东。192年，曹操在济北(今长清南)诱降了30多万黄巾军，将其精锐改为“青州兵”，成为他以后南征北战的主力部队。200年，曹操与袁绍进行了官渡之战，获胜后于205年挥师东进，夺得青州。

战争把平静的生活彻底打碎了，人们对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心里充满了迷惘，精神陷入眩晕状态。汉族人以儒家思想为宗教，只要世俗的生活能过得去，就会非常满足，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的精神被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他们需要新的精神寄托。佛教恰好在这时传入中国。不需要向别处寻找，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通过修炼自己就可以成佛，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啊。

此时，恰有几位重要的佛教人物先后来到青州，为佛教的传播推波助澜。“妙通玄术”的西域高僧佛图澄，后赵时来到青州，用自己的法术征服了嗜杀成性的后赵皇帝石虎；之后他的高徒郎公来了，帮助鲜卑人慕容德在当时叫广固城的青州建立南燕国，皇帝送他两个县做礼物。东晋人法显更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399年，他以64岁高龄西出阳关，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北印度，10年求得10部重要佛教经典和许多佛像，于411年回国。在海上，法显一行遇到风暴，商船漂流过许多地方，最终在青州长广郡上岸。长广郡就是今即墨和崂山一带。青州刺使刘兖把法显请到青州城居住了一年。作为回国后的第一站，法显肯定向青州人讲了很多见闻。这就像一颗思想的种子，悄悄地在萌动着。

我喜欢看佛像时的那种感受。无论是遥望巨大的卧佛，还是漫步在青州博物馆触摸龙兴寺的佛像，我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那些石头是有灵魂的。

专家推断，首先传入我国的是佛像而不是佛经，即所谓“金人”。当时传入的是大乘佛教，它允许和鼓励民众礼拜佛像。称只要供奉佛像，就能赎免前生的罪过，获得无量功德，连贫穷的下层人民也联合集资造像。

有研究者称，青州卧佛是一个毗卢遮那佛的形象，又称大日如来，是释加牟尼的一个化身。他像太阳一样，可以照到任何地方。北齐时期，一些神秘的佛教界人士秘密建造了他。他虽然躺在那里，嘴里却在喃喃自语。

说是巨佛，其实是一个头像，2500米的头像顶髻近700米，超过总长度三分之一。高高的顶髻，挽出宝瓶式的发型，使佛像的造型起伏多变，充满韵律感，表达了巨佛的庄严和崇高，给人以超凡脱俗的心理，也表达了佛的最高智慧。山坡上是佛的眼睛，被称为“佛眼”。充满了智慧和慈悲，能够看清天地间一切事物。它利用山石纹路的走向，符合自然形态，掩饰了人工雕琢的痕迹。佛像眼窝深陷，两颊下凹，表现了勤苦精进的佛教精神。巨佛的鼻子和嘴唇把南北朝时期“直鼻薄唇”的造像特点表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佛开口时，能看到整齐的牙齿，惟妙惟肖；佛仰面而卧，双唇或开或合，这是在表现密宗的“口密”。密宗认为，修行者颂念咒语，可以提高生命潜能，进入般若境界。巨佛还有一个特点，有胡子和喉结，这是男性特征。造像者还在山坡上种上草木，远远望去，就像佛的胡须。

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深感把崇拜对象用绘画和雕塑加以固定化的重要性。“它世代相传成为一种保守和统一的力量。甚至一块石头也可以有某种相同的效果，因为这块石头把这个神祗和某一地方的事件、仪式和观念联系在一起。”(《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查尔斯·埃利奥特)这些慈祥的佛像，不就是佛教无声的宣言吗？

在青州博物馆，我流连忘返，那些朦胧的灯光中，大批龙兴寺出土的佛像矗立着，营造了一种神奇，一种古代才有的氛围。

1996年10月7日，在博物馆南面的工地上，民工们偶然发现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石刻造像。这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佛教考古发现之一，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说，当时的挖掘现场窖藏的遗像整齐地分上下三层，较完整的身躯摆在中间，头像则沿壁边缘排放。

是谁忍心对这些佛像下手呢？这要从佛教和儒道的冲突和融合中去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被史学家称为“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青州博物馆展出的佛像主要属于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时期，从石刻题记和佛的造型衣饰看，他们成像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又在北周武帝灭掉北齐下令禁断佛道时首次遭遇劫难的。这样的灾难后来又反复发生了几次。

在青州博物馆的一个展厅里，有80多件佛雕艺术珍品，其中有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铁木陶和泥塑等不同的质地。造像中最大的高达320米左右，分为造像碑、佛像、菩萨像、罗汉像、供养人像等。出土的部分遗像带有纪年，在公元529年到公元1026年之间，距今大都在千年以上。从保存下来的造像看，雕刻技术高超，集圆雕、浮雕、高肉雕、透雕于一身，大部分造像还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特别是佛陀立像，静静站立，金面朱衣，右手曲臂上举呈“施无畏印”，左手下垂作“与愿印”，呈现了北朝佛教石刻艺术特色。传说，释加牟尼得道成佛时有金光出现，所以佛教特别喜欢金色。这些佛像闪耀着神秘的灵光，他们的表情为什么如此丰富和亲切？而那些菩萨则丰满俊秀、雍容典雅，面部隐约流露出愉悦的微笑，体现了中华民族崇美、向善的价值取向，人们把宗教热情倾注在偶像中，使之直达参观者的感官和心灵。那仿佛来自天国的微笑，抚慰着山东人被战争揉碎的心。面对苦难，山东人开始变得能够忍耐和承受。毕竟在动荡的现实之外，他们有了一方心灵的净土。

在北齐之前，山东的造像多以线条为主，而青州佛像开始了“以体造型”。一位专家认为是心灵、是意境改造着形体，设计文化的依附性在这里凸现出来，它离不开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

北齐之前，青州的佛教造像中心在龙兴寺一带。到隋唐时期，佛教石刻中心就转移到驼山与云门山一带了。

透过这些佛像，我们回望过去的时代。好在青州至今佛教文化遗迹保存完好，可以让我们经常去体味一把。我想，山东人性格里有特别能忍耐的一面，是不是和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呢？

曹植在山东东阿鱼山创造了中国佛教音乐

当一尊尊大佛的身影出现在位于山东中部的青州之前，山东西部的东阿鱼山则接纳了一位被千古传诵的文人——曹植。在中国佛教史上，山东不占重要位置，没有多少名山名寺名僧。然而，曹植却在这里创造了中国佛教音乐。

有一年“五一”，我在聊城参加江北水城旅游文化节，当地的朋友建议我到东阿鱼山看一看，说那里有一个曹植墓，就在那里曹植发明了梵呗，就是中国化的佛乐。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顿时响起了一阵阵佛乐声，我在很多寺庙里都听过，那种声音柔和，悠长，洁净，清凉，仿佛是一种来自天外的声音。要到这声音的源头去，我欣然前往。

东阿以生产阿胶闻名，乘车从东阿县城往西南走几十分钟，就能到达鱼山。

有人说，鱼山是镶嵌在母亲河胸口上一枚龟形的翠玉。这座小山海拔仅80米，是泰山最西边的一个小丘。它座北朝南，好像一只甲鱼，把头伸入了东流的九曲黄河，好像要从母亲河里吸取无限的乳汁。泰山山脉绵亘于山东省中部，从东平湖东岸向东北延伸至淄博市南，长约200公里，像鱼山这样的山，不知有多少。但是独有鱼山因为曹植的缘故成为一座历史名山。

麦田已经是青绿色了，远远望去，80米高的鱼山显得卓尔不群，孤独中透着一股“仰之弥高”的气息，好像曹植还站立在这里一样，他应该就是这么一种气势。我想像历史上的曹植，他是曹操25个儿子中最有才气的一个，也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生命的全部热情和能量都喷发到了文学创作上。他和曹操、曹丕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他留下的诗有80多首，辞赋、散文40余篇。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十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源于此。然而，多舛的命运却使曹植一辈子都处于抑郁状态，他的悲愤至今我们仍能在鱼山上感受得到。

虽然逢“五一”黄金周，这里又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参观的人不多，稀稀拉拉。进入曹植墓要经过一个主体为红色的大门，据说是汉代风格。因为人少，整个公园的建筑很简陋，呈现出一种悲凉之气，这很适合我的心情。新建的曹子建纪念祠只有一间屋，内有曹植半身石刻像。墙上悬挂的喷画说明，记录着曹植的生平成就。

我们沿北边的石头台阶攀登鱼山，过“洗砚池”不久，导游把我带到一石壁前，但见上面刻有“闻梵”两个朱红色的大字，据记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这里就是曹植当年闻听梵乐的地方啊！在闻梵处的下方，鱼山西麓半山腰处，还有一个足有两间房屋大小的石洞，洞口镌刻着“梵音洞”三个字。梵呗起源于释迦牟尼时代，“呗”是古梵文的音译，意为赞叹，赞颂，是佛教举行宗教仪式时，教徒唱给佛和菩萨的颂歌。据记载，魏明帝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曹植游览鱼山听到有梵音歌唱，便模拟那种音调并以《太子瑞应本起经》内容编撰唱词填入曲调，称为“鱼山梵呗”。曹植在山顶上听到的梵乐就是从这个洞中传出。他在这里成为中华佛乐的创始人。

导游说，现在夜深人静了，有缘之人在洞中仍然可以隐隐约约听到梵乐之音。曹植闻听的梵乐后来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此曹植又被誉为日本佛乐的鼻祖。每年，日本宗教界都有大批人士前往鱼山参拜，并在墓前演奏曹植当年创作的梵乐。在曹植的墓南竖立着几十块石碑，大多是日本人参拜后竖立的。

此刻，佛乐如涨潮的海水淹没了我的心，在一种轻微的风声之中，我听见佛乐之水在整个世界荡漾泛滥，闪着一种看不见的光芒。

为什么曹植能在这里听到梵音呢？

也许是因为苦难！只有在苦难时，人的心灵才能变成耳朵，才能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们到山顶后从南边的石阶下山，不久便到了一条弯曲的青石板路上，数一数正好七步，所以它又被称为“七步路”。它位于浓荫深处，那么短，短得如一句诗。我走在上面感觉它在铮铮作响，那是一个诗人愤怒的呐喊啊。

历史的画卷，把我席卷而去。

曹植的一生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这就是曹丕称帝。曹植是一个大才子，其才华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曹丕称帝前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宠爱，差点被立为太子，可谓少年得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太子的一段经历，对他横加压抑与迫害，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中死去。

也许就在鱼山上，他听到了佛的召唤。佛乐不同于世间音乐。世间音乐多有声嘶力竭的发泄，佛乐却让灵魂干净。

曹操活着的时候，曹植曾任平原侯和临淄侯。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他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为由从临湽招回曹植，命他在七步之内吟诗一首，否则就要杀头。此刻，曹植心如刀绞，巨大的绝望与愤怒如天空般笼罩着他，面对杀气腾腾的亲兄弟，他一字一血地吟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惊心动魄的七步该是何等的漫长啊，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就在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曹植被封为鄄城侯。这一年，他乘坐一辆马车，离开洛阳城，在回首洛阳的一瞬间，两行清泪潸然而下。眼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再一次使他感到心寒，也使他感悟着人生的无常。后来他又被封到雍丘和浚仪，接着来到东阿的县治——阿城。

曹植在东阿生活4年，曾数次请求任用。曹睿看到曹植为政之心不死，就于太和六年把他改封到河南，而且命令他游猎不能超出领地30里外，更不准与邻近的家族成员会面。曹植彻底绝望了，到陈11个月后，就郁郁而死。曹睿依然没有放过他，赐他为“陈思王”，到另一个世界还要反思。

曹植需要反思什么呢？我想：他也许应该反思自己对于儒家文化的无知与轻视。曹魏时期，孔孟之道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的架构中，曹植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时，曹操需要稳定社会的管理人才，而在曹植兄弟之中，具备这样才华的非曹丕莫属。曹丕长期跟随曹操征战，增长了才干，其政治军事才能远非曹植这个文人所能够企及。况且，长子继承制已经深入人心，废长立幼不合规矩。曹植要想从政，必须遵守规矩，接受社会的约束。然而，他却在身上纹上老虎，干预朝政，在曹操面前指东划西，甚至还“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另外他还纠集一伙文人，借用文学的形式，评点时政，指桑骂槐，这就犯了大忌。

既然在儒家思想这里找不到精神寄托，那么，曹植转向刚刚进入中国的佛家思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登上了鱼山山顶，胸襟一下子开阔起来。东南方向，黄河像一条飘带飘摇而来，并绕着鱼山拐了一个弯，好像母亲的臂膀呵护着曹植沉睡的地方。西边是土黄色的鱼山村，红砖灰瓦的农舍整齐地排列着。

一位当地的老人讲，鱼山其实就是观看鱼的地方。鱼山曾经有一个学名“吾山”。在当地口音中，吾山就是鱼山。曹魏时期，流经鱼山脚下的不是黄河，而是大清河，也就是古济水。河里有一种刀鱼，在入海口成长，其故乡却是东平湖。每年它们都要从入海口回游到东平湖产卵。黄河改道夺大清河河道，把大清河湮没后，这种刀鱼也成为黄河的一员。这种刀鱼还被人们呼为“倒鱼”，即倒流回游的鱼。鱼山所处的位置，正是大清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也是黄河刀鱼溯流拐弯的地方。据说，鱼山是河北岸惟一的制高点，而成为人们观鱼的好地方。

老人说，即使现在，清明也会有大片的柳叶鱼不期而至，村民们到河边空手就会抓到许多，提回家中。老人们说这是洛神宓妃为祭奠曹植，清明时节给他送来的贡品。曹植31岁写下《洛神赋》，以900字的篇幅，把一位诗人和洛水女神恋爱的悲剧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它通过梦幻境界，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最后，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而去。

坐在鱼山之上，曹植一定看到了那些鱼。它们眨着神秘的眼睛，像精灵般漫游而来。在佛教里，鱼是一种灵异之物。很多表示吉祥的图案里都有鱼的形状。在佛教圣地西藏，鱼是一般人不能吃的圣物。那些鱼簇拥着，跳跃着，解开了曹植心头的坚冰，那颗孤独、沉闷、压抑的心慢慢舒展开来。一种强烈的声音在他的心头响起。

这是佛的呼唤！

年少的时候，曹植非常喜欢读书，包括佛经。魏明帝曹睿也很喜欢建造佛塔。曹魏的首都洛阳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我国的佛经大多是从这里翻译出来的。佛教的学问分为“五明”，其中就有“声明”，也就是关于声音的学问。赞颂、供养、修行、唱导、仪轨，无不以“音声”为佛事。佛教的博大精深、佛教的崇高追求、佛教的慈悲与智能，大多可以通过佛教音乐表现出来。佛教教义讲究“苦集灭道”等“四谛”，还有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都甚合曹植的心。这些思想在他多难的人生里交汇着，发酵着，等待着喷涌而出的机会。

终于，他在鱼山上找到了这个喷发口。被安静生活抚慰了的心，一下子被佛乐俘虏了。他听到自己心里的音符如鱼儿在河水里跳荡。他不仅在这里创作出佛乐，还把这里作为自己灵魂的安息之地。

一位朋友告诉我，梵文是世界上非常优美的文字；梵乐则是世界上非常和谐的音乐，而它却来自一颗最不平静的心灵。

从鱼山山顶下来，向南走不远就到了曹植墓前。和他的名气比起来，曹植的墓显得相当简陋，就是一个黄色的大土堆。即使是春天，也让人感到一阵阵寒意。

曹植一生颠沛流离，到过许多地方，为什么选择鱼山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也许因为这200多公里的泰山山脉一头连着封地临淄、一头连着封地东阿。曹植决定依鱼山为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设计为座东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样座北朝南，死后他也要遥望洛阳故城，面向令他魂牵梦绕的洛神之洲。

曹植的墓究竟在哪里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解放初期，东阿一带有许多有关曹植的说法，像“破开曹子建，富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传言就很盛行。

1951年春，原平原省的一位领导路过鱼山，发现一个男孩正在玩一把剑，上面刻有“曹子建”铭文，考虑到这是文物，当即花钱买下了。在发现“曹子建”铭文佩剑后不久，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便派了两名工作人员来鱼山，对曹植墓进行清理发掘，共出土随葬品132件。1977年3月，在曹植墓中又发现一块阴刻铭文砖，砖上有这样的内容：“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可能刻砖的人并不知道皇帝已经改了年号，将青龙元年(公元233年)误为“太和七年”。曹植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墓葬在4个月后完成，负责此项工程的200人同时得到了休假200天的奖励。这块墓砖的发现，为曹植墓的属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曹植墓充分体现了曹魏陵的特点：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一个失宠王子的墓地又会有多豪华！墓室呈前堂后室型，前堂方正，主要放置随葬品，象征着墓主人在地下世界里的饮食起居；后室长方形，放置棺木，是墓主人安居休息的地方。棺木两侧摆着一些随葬品，比较简朴。

在曹植墓前右侧有一个亭子，名“隋碑亭”，内有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所立的一块石碑，这块隋碑已经发黑，许多字已模糊不清。碑文在历数曹植的人品、才气和功绩的同时，也发了一番牢骚，称曹植“以谗言数构，奸臣内兴，十一年里频频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时年四十有一。”另外，碑文也明确指出，曹植死后，“即营墓鱼山，傍羊茂台，平生游陟有终焉陟之所。”这也和历史记载相符：太和七年(233年)3月，曹植之子曹志遵遗嘱，将其遗体迁葬鱼山。这块隋碑的碑文篆隶采用正书，结构严谨，字体奇异，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离开曹植墓的路上，一位当地人说，唐朝时在鱼山建了一座梵呗寺，明朝隆庆年间盛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中国佛教圣地。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山东省佛教协会要以鱼山为中轴线，修复鱼山梵呗寺，预计总投资1亿多元，正在向社会各界募集善款。在这次修复工程中，还将修建一座高20多米的铜铸观音像。另外，东阿县还将在每年的九月八日举办梵呗文化节。

我仿佛听到了那悲凉的佛乐正从曹植手下流淌而出。鱼山，是佛教雄浑交响中的一个最美音符。

济南为什么成为山东佛教的另一个中心？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从山东莱州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充满了对一个陌生城市的好奇，那时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爬千佛山。

我们从西路上山的时候居多，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要过一个叫“齐烟九点”的牌坊，在那里可以见到济南的9个著名景点，可见这里是一个可以俯瞰人间的地方，类似仙境。再往上爬，就到了兴国禅寺。寺庙大门两侧，有这样一副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我曾经把它抄在本子上，背了下来。

兴国禅寺是千佛山的主体建筑，由4个禅院组成，习惯上称“东庙”和“西寺”。东庙原是一个佛、道、儒各教混杂的院落，现为兴国禅寺的禅院，院内有大舜庙、文昌阁等，传统文化和佛教在这里相融共生。西寺是兴国禅寺的主要部分，进入寺内，南面陡立的悬崖叫千佛崖。这里有9个石窟，是隋开皇年间所造，还有部分是唐代贞观年间造像，据说有130余尊，镂刻技术精湛。山崖底部有一个石窟叫极乐洞，黑乎乎地，内有佛像20余尊，正面石壁上刻有“西方三圣”，中间是阿弥陀佛像，高约3米，神态安详自如，雕工精细，线条优美。

我站在海拔285米的千佛山顶上，劲风浩荡，整个济南一览无余，尽收眼底。那时候的济南，空气清新，不像现在，整个城市烟尘迷蒙，污浊的气息扑面而来。

遥想历史，如雾如烟。在一个粗糙而简单的画册上，我看到了千佛山的简介，大约是说，济南城南5里，有座名山叫历山，隋文帝时在山上建有千佛寺；唐太宗时改为兴国寺。隋朝时，在寺的南面石壁上开凿石窟9座，计有大小佛像百余尊。还有史书记载：千佛山石窟众多，佛造像数量数千尊，比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有名的云门山、驼山石窟造像还多，所以开始有了“千佛山”的名称。

济南是除了青州外山东的另一个佛教文化中心，而千佛山只是其中的一个“点”。

佛教造像是一部活的佛教发展史，清晰记录着佛教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从东汉末年，佛教进入济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地区的佛教已经很盛行，留下不少佛教艺术的遗迹。济南的石窟及摩崖造像，年代最早的在黄石崖，它位于千佛山南螺丝顶山，山高350多米，因为山上的岩石呈黄色，故名黄石崖。这里有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至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开凿的石窟一座，现存有大小佛龛十几个，造像85尊，有的和常人一样高，大部分是弥勒佛像。解放前这里的佛像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砸毁了。

隋唐时期，济南继承和推广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在济南南部山区雕凿的佛像达864座。千佛山上的佛像就是这时候开凿的。

而今，到千佛山烧香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香火缭绕，梵音袅袅，人们手里拿着一束束香火，拜倒在佛的脚下，嘴里念念有词。市场经济，动荡如大海，人们的精神开始迷失，因而转向宗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部分人向佛寻求的是现实物质利益，而不是精神寄托。

在我自己的感觉中，中国有两个城市很适合人类生存，南方有成都，北方有济南。只是风格各异，为外界所知道的程度也不一样。它们都是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不排斥外来者；生活悠闲舒适，没有很大压力。只是这种舒适在成都表现为精致细腻，在济南表现为粗糙狂放。济南的这种文化包容性和佛教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据初步考证，佛教是在东汉末年进入济南的。

在山东，佛教为什么首先进入济南？我找了几个方面的根据，一是因为济南从东汉时成为交通要道，东汉初年就设立了济南国，曹操曾担任过济南相；二是因为济南经济发达，盛产丝绸产品，前面我们说了，丝绸之路就是传佛之路，何况济南和洛阳、西安等相距不远；三是因为济南不是儒家文化的最核心区，道教的进入又比佛教晚100多年，为佛教的发展留下一个空间；四是因为战乱，济南与青州一样，饱受磨难，从三国直到隋统一中国，战乱不断；五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中原人纷纷南逃，并形成两次高潮，一次是西晋灭亡以后，一次是北宋灭亡以后。在南逃的人群中，山东人占了相当比例，山东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低谷，有利于外来文化的进入。

以泉闻名于天下的济南，南部是它的灵气所在。就像清清泉水是从南部山区流向北部市区一样，济南的佛教也是从南部发源的。

现在的济南人有一种休闲方式，就是节假日到南部山区去旅游。历城区柳埠镇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四门塔、野生动物世界、大小门牙景区等等，倾家出动的人们，在这里游玩、野炊、锻炼、钓鱼、打牌，其乐融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曾经是一个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古代遗留在这里的佛像有1082尊。直到今天，在那些灵山秀水之间，佛教的遗迹仍随处可见。

这里是山东佛教的发祥地。在柳埠镇东北部有一个通天峪，旧时称朗公谷，曾经建有山东最早的寺庙朗公寺。公元351年，这座佛寺由朗公和尚创建，人们尊称为朗公寺。

这个朗公，曾经在青州留下了自己的身影，现在又出现在济南。据《水经注》记载：“济水又东北右会玉水，水导源于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苻坚时沙门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即此谷也’。”这段文字既介绍了朗公个人的情况，也大概说明了朗公谷的位置，应当在今柳埠东侧的四门塔一带。

南朝有一本《高僧传》，除记载了以上内容，还说前秦苻坚对僧朗非常敬重，专门下别诏，不对金舆谷(朗公谷)进行搜查。而南燕皇帝慕容德则直接拨付两个县的租税给僧朗，这使得郎公寺在当时成为山东的佛教中心。

到隋唐时期，朗公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首先和隋文帝有关。隋文帝杨坚诞生在佛寺，由尼姑养大，对佛教感情特别深；他出仕北周时，对周武帝取缔宗教的行为很反感。其子隋炀帝杨广也是佛教徒，父子俩都曾命令全国计口出钱，营造佛经雕像。杨坚的母亲吕氏出生于济南，为纪念她，杨坚把朗公寺命名为神通寺，“以通征屡感”。从隋文帝开始，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都是尊道信佛的，所以神通寺一直到宋代都兴盛异常，大建佛塔，广造佛像，被誉为“三齐名刹”。

一个庞大的佛教建筑群开始出现在神通寺周围。

神通寺西边的白虎山腰，有一道千佛崖，长65米，上面有大小造像220尊。从佛像上的题记看，千佛崖造像约在唐初开凿，高宗时达到最盛期，至睿宗时接近尾声。这些佛像健康丰满，慈祥，有关怀人事的特点。其中有一尊李世民的造像，显得非常和蔼可亲，这是他的三女儿南平公主所造。

佛教传入中国，同中国文化结合以后，开出的最灿烂花朵就是千姿百态的佛塔。在千佛崖下，唐代建有龙虎塔、小龙虎塔、九顶塔等，形成一个壮观的佛塔建筑群。

在神通寺附近，有一个四门塔。我上大二的时候，学校组织大家去参观，乘坐汽车几乎走了半天才到了四门塔。它孤零零地耸立在一个破旧的院落里，周围是荒山野地，我感觉它敦厚，实在，简洁流畅。老师说这可是一个宝塔啊。它建于公元611年(隋大业七年)，全部用产于周围的大青石砌成，非常坚硬，1000多年了还没被风化侵蚀。绕四门塔转一圈用不了10分钟，它只有10多米高，呈平面四方形，每个面都有一个门，所以叫四门塔。老师还说，在我国现存的亭阁塔实物中，四门塔是最早的一个。

神通寺如今在哪里呢？

如果你去济南野生动物世界，过了四门塔会在路边见到一个仿唐建筑群，那就是神通寺遗址博物馆。神通寺建于前秦，在魏晋南北朝时一些建筑被毁，从隋到宋一直鼎盛，到元朝以后才衰败了。现佛塔、墓塔林、摩崖石窟和讲经堂的部分石柱、柱础犹存。1999年，历城区人民政府投资在神通寺遗址前建设了博物馆，它体现了盛唐的建筑特点，是山东第一家仿唐建筑群。

漫步在博物馆里，看着图片资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通寺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相当发达，可是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呢？这大概也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两次大规模灭佛有关。这两次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6年和公元574年，济南作为山东当时的佛教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到毁灭。

任何文化的进入，都会经过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作为一种来自印度的外来宗教，佛教没有和中国官方推崇的儒家思想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采取了迎合、靠拢的策略，主动去适应它；但却和道教展开了殊死搏斗，佛道之争最为激烈。儒道常常联合在一起，发起对佛教的攻击。从汉魏时期开始，儒道认为佛教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违背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佛教要剃头出家，抛弃妻子，不符合“忠孝仁义”思想；第二，佛教作为一种政治实力，对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有极大危害；第三个问题是“夷夏之辨”，认为学佛无异于“舍华夏，学夷狄”。

然而，与儒道相比，佛教教义丰富，而且吸引人。更何况佛教传教方式平和，态度宽大，容易与中国人传统性格契合。深入到文化体系的核心，佛教和儒家同是归本于人类自己的心、自己的自觉意志。所以，每当遇到战乱和变动年代，人们就会到佛教那里寻找精神寄托了。

佛教为了站稳脚跟，必须学习中国传统思想，被强大的儒家文化融合。

隋唐之后，中国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样注重抽象的主体，而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大讲人性、心性。像神通寺就是禅宗的寺庙，禅宗的一个最基本思想就是“心就是佛”，明心见性。正因为有了融合，佛教才在隋唐以后的济南地区进入鼎盛期。它不仅在南部山区兴旺起来，也进入了济南城市中心区，“飞入寻常百姓家”。

也就是从唐朝开始，济南市区里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开元寺。

我的大学同学崔大庸曾经主持过很多济南的重大考古活动。比如像洛庄汉墓，就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3年8月7日，他率领一个考古队在济南市区的县西巷发现了一个地宫，里面埋藏着大批石刻佛教造像。崔大庸介绍说，从造像风格及铭文观察，造像主要有北朝、北齐和唐代几个时期的作品，其中以唐代的弥勒佛数量最多。这批造像的发现证明，这里就是济南著名的唐宋开元寺遗址所在地。

2006年9月，济南的考古人员在县西巷南段一建筑工地发现了两个古井，有六七米深，他们从井里发掘出许多北宋古钱币，还有一个独特的唐代佛教造像，该造像高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由青石刻制。整个佛像的上端刻着飞天图案，中间刻有一尊佛像，两边是两位菩萨，在菩萨和佛像之间，还绘有两个弟子，应属于一铺五身造像。在工地东侧，还发现了几处唐代铸铜铸铁的古窑址和一处房基遗址，以及大量唐代瓦当。大量重要文物的出土，再一次证明了这里就是开元寺的遗址。

据历城县志记载，开元寺始建于唐代，在明朝初年济南成为山东省会，开元寺改建成济南府署，寺里的僧人无处可去，便迁到千佛山东南的佛慧山上，建成今日济南人所说的开元寺。至今在山北面的崖龛中，还有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凿雕的如来佛像一尊，造型典雅庄重。它高近8米，宽4米，耳朵就可以坐进4人。有信佛的群众说，别看这个山头小，但是这里的佛管着千佛山的所有佛。香火过于旺盛，以至于把大佛的脸都熏黑了。

继玄奘之后，济南城也出现了一个长途跋涉到印度学习佛经的人。他就是著名僧人义净，俗姓张，字文明，是历城人。他的故事像唐僧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公元671年—公元685年间，旅居印度14年，带回佛经400部，途中又滞留南洋10年。公元695年，义净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后来他在长安和洛阳主持译事，先后翻译出佛经61部，239卷。

济南城区佛教兴旺，而在南部山区，自宋代开始，另一处佛教寺院灵岩寺到了其最盛期，由此佛教中心从神通寺转移到灵岩寺，神通寺开始衰落了。

我第一次去灵岩寺也是在20多年前的夏天，那时的路还没修好，所以要走一段路。

抬眼望去，一片浓密的松树在山坡上起伏着，送来一阵阵凉意。灵岩寺位于济南市长清县万德镇境内，距104国道8公里，是佛教圣地，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以其悠久的宗教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驰名于世。导游指着东面山峰的一块巨石说，看，那块石头像什么？

在本来是一条直线般的山上，出现了一块突兀的怪石，好像是一个老和尚，身披袈裟，手拄禅杖，而他身后的柏树好像是他的两个弟子，这块怪石就叫朗公石。相传创建了神通寺的朗公，经常到方山讲经，南侧山峰有一块数丈高的怪石，像一位驼背老僧执仗而立，静听讲经，有一次正在听朗公讲经的信徒，看到这块怪石频频点头，便惊呼，快看呢，岩石都听出道理，点头了，朗公则说，这里的岩石都很有灵性，于是就在这里率众开山，兴建了灵岩寺。

朗公是建灵岩寺的先驱。而现在看到的灵岩寺是唐代高僧慧崇扩建的，唐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禅时，曾住蔽于此，宰相李吉甫把灵岩寺和天台国清寺、江陵玉泉寺、南京栖霞寺合称为域中四绝，并且置于四绝之首，足以说明灵岩寺在当时的声望。

从整个山东来说，灵岩寺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说唐朝武则天到泰山祭祀时，首先就来灵岩寺拜佛，唐宋时期灵岩寺的僧众最多时达到上千人。灵岩寺在唐宋之后，一直是禅宗五宗之一朝洞宗的重要寺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灵岩寺千佛殿里的40尊泥塑罗汉像。

千佛殿是灵岩寺中规模最宏大的主体建筑，唐宋时就是寺中主殿——大雄宝殿。走进门来，只见殿内供奉着三尊铜铸佛像，中间为吡户遮那佛，东为药师佛，西为阿弥陀佛。佛像周围有一圈罗汉像，是泥塑的，从宋代以后泥塑的佛教造像就多了起来。灵岩寺的这些泥塑罗汉像最有代表性。它充满人间气息，独树一帜。它让我觉得，这里不是佛教的寺庙，而是一个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图。

这些比真人稍大的罗汉，每个塑像都以现实人物为基础。罗汉身上用的是朱砂等矿物质颜料，虽然年代已久，但颜色还是那么逼真。据说，这些佛像大多是宋代主持灵岩寺的妙空禅师从苏州运来的，原有500尊，现在只剩下40尊了。也许是还未成佛，他们的眉宇间流露着人的真实感情，人物的神态、气质和性格，通过眉目传情，口鼻传神，塑造得如同真人一般。这些造像十分注意细部的刻画，不仅骨骼、肌肉符合人体解剖构造，连血管脉络，都清晰可见。一个老者手上的青筋暴露；一个愤怒者怒目圆睁，40个人神态各异。罗汉的衣着装饰，跟人物的生理和性格特征也十分贴切，显示了中国造型艺术在北宋时期倾向纪实的特点，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梁启超称其为“海内第一名塑”。

从这些罗汉像身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文化痕迹，就是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

唐宋之后，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儒家凭借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方面的优势，把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中，经过隋唐五代的孕育，至宋代基本上吞并掉释道，建立起一个冶三教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在山东，宋代道教异常繁荣，并呈现出儒道互融、儒道兼修的突出特征，对理学的产生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福建武夷山旅游时，我参观了朱熹的纪念馆，在这里朱熹完成了对儒学的综合创新：一是在克服、战胜佛道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释道的统一；二是朱熹把先秦儒家仁学与易道生生之理结合起来，以生释仁，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最高本体。朱熹提倡的是入世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间万物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他还认为“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仁义道德规范，体现在政治上就是礼乐刑政等规章制度，从而把“理”进一步伦理化、世俗化。朱熹的理学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转换的意识形态，一个文人用一首诗评价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同样在宋朝，山东佛教界也有一件大事。山东省汶上县迎请来中国惟一一颗佛牙舍利。据说佛祖涅槃以后留下了四颗牙齿，中国一颗，斯里兰卡一颗，天上、海里各一颗。5世纪中叶，南朝高僧法显西游于阗，把这颗佛牙舍利带回南齐首都建康。隋朝建立后，佛牙被送到长安。五代时期，佛牙舍利又辗转传到了北辽都城燕京。宋代赵匡胤的第五代玄孙赵世昌，得知嘉王宫中有一颗佛牙和几百颗舍利的消息，遂于1074年请佛牙至山东汶上宝相寺，佛牙上面有两个字“东府”。东府就是山东汶上，这是孔子最早出仕为官担任中都宰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迎请佛牙舍利，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汶上以此为题材，每年都要举办“太子灵踪节”。

站在灵岩寺的罗汉像前，我心游八荒，浮想联翩。在这些罗汉身上，我看到了儒家文化浓厚的世俗气息，也听到了佛教进入山东并被儒家文化融合的声声脚步。从此以后，佛教就成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之一。

第二章 传说山东

第一节 方言是山东人温暖的精神故乡

“俺”是山东人的代名词吗？

除了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语言文字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了。也许从外表上你看不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只要他张开嘴说的又是方言，那么，你马上就能断定他是哪里人，大概是什么性格。方言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名片”，它储存了你所有的信息和秘密。

喜欢说“俺”的山东人，是一个最为迷恋方言的群体。山东话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土，有人说是土腥味，有人说是大葱大蒜味，还有人说是海蛎子味，总之，都和农耕社会有关，和第一产业有关，山东就是一个农业大省嘛。山东话好像是一层黄土，覆盖着山东大地，并把这种土味渗透到山东人的每一个细胞里。

山东话不浪漫，不抒情，不忧郁，没情调，缺点很多。在这个普通话流行的时代，为什么山东人那么迷恋山东话呢？

这种迷恋表现在很多方面。走到山东的每一个地方，听到的都是山东话，即使是济南和青岛等大城市也不例外。我上大学时，老师们有一大半抄着形形色色的山东话，那可是山东最高学府的神圣讲坛啊。

方言在山东至今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即使离开山东，到外地工作，山东人也仍然说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从大规模的闯关东开始，山东人把家乡话带到了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话传遍全中国。解放后，一大批山东籍的南下干部乡音未改。直到改革开放了几十年的今天，山东输送到各地的人也还说着山东话。“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是山东人最真实的写照。

山东出的演艺界明星特别多，应该说他们的普通话都很好。然而，在他们意识深处，也有一种很深的“山东话情结”。遇到重要场合，一定要说几句山东话。或者扮演一个说山东话的角色。词坛泰斗乔羽更是一个“另类”，无论多么重要的场合，他都是一口浓郁的山东济宁话，而且说得大气磅礴，骄傲自豪。想想也应该自豪，2500多年前，孔子说得也是一模一样的话啊。还有一个秘密得告诉大家，乔羽长得非常像孔子。也许他为了形似兼神似，才坚持说山东话的。

每次出差去外地，只要一坐上回山东的飞机火车汽车，整个空间里就充斥着山东话，熟悉而又亲切。不管是否认识，大家都能聊得火热。方言，就是一片流动的山东土地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山东话伴随，我们就感觉脚踩山东的大地，心里就非常踏实，稳定，有一种依赖感。

最近，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方言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开始流行，报纸杂志上介绍地方话等民俗的文章也很受欢迎。山东的齐鲁电视台有一个方言类新闻栏目，名字叫《拉呱》，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播出。主持人叫“小么哥”，胖头胖脑，长得十分喜庆。他说一口济南话，每天拉的都是家长里短，社会百态，据说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山东电视台一个频道曾经播放过方言电视剧《外来媳妇济南郎》，媳妇们来自山东各地，说的都是家乡话，济南郎们自然说的是济南话。大概编导们想挖掘地方话中被老百姓认可的语言魅力，消除与观众的陌生感，赢得观众。

一位专家说，方言放大了节目的亲和力。观众对方言节目钟爱有加，语言的亲和力无疑是一大原因。主持人和演员用地道的山东话与观众交流，让人觉得像是隔壁邻居在和自己说故事，那种浓厚的本土气息，让人有参与其中的感觉。

其实不光在山东，在全国很多地方，方言节目都非常红火。我把山东话和各地的方言进行比对，还是发现了山东话的土气。特别是女主持人，如果用山东方言主持节目，更是让人难以接受。

我们不妨从幽默这个角度说起。其实各地的方言都有幽默的成份，像四川和重庆的幽默透着麻辣；北京人的幽默居高临下，即使出租车司机也能说点高级笑话，因为人家居住在皇城根下；东北人大多数是山东人的后代，他们把山东人农民式的幽默放大到了极致，说明山东人是有很深幽默基因的。但是为什么山东人的幽默反而没有特色了？

有人总结说：山东人像泥土一样的质朴，烈日一样暴躁，耕牛一样的朴实，但是也有趣，但这有趣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趣味，往往土得掉渣又傻得可爱。虽然其中也有幽默在，也有智慧在，但无论如何是和浪漫忧郁这种小情调牵扯不到一起的。

倒是东北人把农民的憨厚、狡黠、幽默演绎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也许因为东北人大部分是山东人的后裔，山东人的生存空间过于狭小，在空旷无比的大东北一下子得到释放，即使语言也变得粗犷、热烈、有趣味起来。那种来自生活的原汁原味如此美妙啊。

我想：山东方言节目一定还会继续红火，这和山东人的心理结构有很大关系。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很容易被这个环境中的人群接受并产生共鸣。乡音情感是最朴实最亲切的，同一地域的人们用方言交流是彼此在语言上的认可，这种语言上的认可和乡音情感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人们对方言的追捧，实质上是对家乡和自我的一种认同，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

让我们走进山东人的内心深处，看一看那奇特的心理世界。

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心理趋于超稳定状态，害怕变革与进步。作为其中一分子，自然会受思维惯性的影响，而山东人尤甚。因为齐鲁文化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山东人为此骄傲，并表现出一种“守成”心理。

山东是中国农业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至今山东仍然是农业大省，全国电视台设有农业频道的，只有山东等两三个省区。中国最好的农村电视节目主持人肖东坡也来自山东，他主持的《乡约》不仅农民爱看，城里人也爱看。即使是山东城市居民，也大多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夜晚，老百姓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视。济南是一座有名的泉城，它给人的印象却不是水性杨花，而是土气十足，憨态可掬。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孔老夫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山东人喜欢稳定，循序渐进。而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了剧烈的变化，社会进入一个变化期，用官方语言说，就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山东人一方面要去适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寻求精神的依靠与寄托，山东方言就成为山东人的精神寄托之一。它是山东人的心灵庇护所。

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恢复高考之后一大批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父母亲叮嘱的一件事就是千万别学坏，别和有些孩子似的，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拉腔撇调的，欠揍！如果谁回家说的是普通话，不光乡亲们看不起，就是中学教过你的老师也侧目相看。我的一个同学从北京回来，说了几句普通话，就被老父亲揍了一巴掌。大家视普通话为洪水猛兽了，因为外来的普通话具有冲击力，破坏了一个村庄古老、沉重的感觉，使人有不安全感。

只有呆在山东方言里，大家的心才是安稳的。

我上大学四年，一直说着莱州方言。大学毕业去了西藏，到人事局报到，说出第一句普通话时，我愣住了，那声音遥远而又陌生，仿佛不是从自己嗓子里发出的。那是谁的声音啊？我常常有这样的奇怪想法。适应了很长时间才改变过来。在西藏，想念家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想听山东话。一听到说山东话的人就感觉无比亲切，那时候才体会到一句话的含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方言自动为我画出一个朋友圈子。远隔千山万水，实在想家了，就让家里寄一盘录音带来。一个仲秋之夜，表示团圆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天上。自己一个人，关上门，静静地听着父母朴实的话语，一个活生生的山东小村出现了。清澈的小河，袅袅的炊烟，清香的饭菜，还有父母的眼神，白发……就那么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我沉浸在家乡的语言里，泪流不止。我感觉有一双温暖的手在抚摸着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就像病在床上母亲用手捂在我的额头。原来语言也带着一种母性。

从那以后我知道，可以带在身边的家乡就是方言。怪不得山东人像带着宝贝似的，从来不舍弃自己的家乡方言。

也有人从理论高度论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性。在自然界里，有一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条，每一个链条都不能缺少，否则会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灭顶之灾。这一链条在文化界同样存在。专家说：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普通话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方言，两者同属一脉，并不对立。方言的使用范围会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而逐渐缩小，保护方言是加强其内在价值的研究整理，与推广普通话并行不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底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母语来表达思想，创作并传播作品。

山东方言：四大板块 南腔北调

外地人听山东人说话是一个感觉：嗓门大，声音直楞楞的，吐字清晰，很少有抑扬顿挫，硬梆梆的。但是，同样是在山东省境内，各地的方言也大不相同。

我是胶东人，接触最早的自然是胶东话。胶东三面靠海，自古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既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又被内敛型的农业文明熏陶，所以胶东人说话特色鲜明，也最为难懂。可能海产品吃得多，又要在风浪中对话，胶东人说话底气十足，声音宏亮。

在我的记忆里，胶东人发“r”这个音时，均为“y”。像“人，日头，热，肉”发音为“银，易头，耶，油”，我的口音常受到一些同学的嘲笑。另外，胶东人无论男女，都喜欢说“伙计”这个词，以表达感情的深厚与亲密。有一个小品演员叫魏积安，他以一口标准的胶东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扮演其他影视角色，魏积安的普通话里也带着明显的胶东味。魏积安把“伙计”这个词运用得炉火纯青了。在威海一带，还有一个更为恶劣的词：B养的。在外地人听来，这个词显然是骂人的，但是威海人却用它表示关系的密切。老朋友见面，互相拍拍肩膀，一声“B养的”表达了无尽的思念、熟悉、亲切。如果没有说出口，这个词就会憋在心里，翻滚沸腾，很难受，就好像摆宴席没有酒喝一样，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意犹未尽。

胶东人中历史年龄最小的当属青岛人，他们只有上百年的历史，又属于海洋文化，是沿海开放城市，按理说应该流行普通话，没想到青岛人最爱说的是青岛话，就是走遍全世界，他们也认为青岛话最好听。如果和纯粹的青岛人在一起，他们说青岛话时的自豪感，会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特别是青岛女孩，高挑，挺拔，漂亮，一口海腥味的青岛话一出口，整个是破坏环境。

上大学以后，我才第一次接触济南话。因为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自然济南话就是山东话的代表，我的很多中学同学没有去学普通话，倒是学了一口济南腔，在语言上完成了从农村向省城的一次过渡。

我慢慢适应了济南的土气，并觉得这是一种让人极其舒服的感觉。济南地处华北平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它是一个交通咽喉，却又被群山环绕。雨水不多，却有数不清的泉眼在城区冒出来，因此这个城市是温润的、灵秀的。济南人的性格不温不火，安逸守旧，他们豪爽快直，没有所谓大城市人的张扬与跋扈，甚至略带一点羞涩而近乎自卑。日常语言交流坦诚相见，不用转弯抹角，毫无戒备之心；而且唯恐词不达意，所以每个音节都发成重音。

济南文化滋润了济南话生动多样的表现力。全国各地方言中，济南话是最为丰富多彩的语种之一，也是鲁中方言的代表。它厚实、简练、生动、形象。比如，说一个人得寸进尺，济南话是“蹬着鼻子上脸”；形容亲戚关系很远，济南话说“八杆子拨拉不着”。

济南话的特点是尾音重，特别是喜欢用一个“么”(mé)字：干么(做什么)？吃么(吃什么)？就连一般济南人说普通话，也带很大的尾音，被戏称为“济普话”。可以说，你只要会说这个“么”字，就学会了一半济南话。

在以济南为中心的鲁中地区，有一些地方话非常有特色。淄博博山，东营的广饶，潍坊的寿光、青州、临朐北部，济南的章丘，有一个最为奇特的口音，就是把“人”、“热”等发音为“len”、“le”。一般人说起来，感觉舌头像是盘山路上的汽车，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不用一会儿就僵硬起来。

鲁西南方言的代表，应该首选济宁。这里是山东东夷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交接的地方，又是孔孟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鲁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词汇十分精练、丰富，充分显示了乡风的纯朴和文化气息的浓郁。另外，济宁话通俗易懂，这里还是山东快书的发源地之一，全国人民都听得明白。

济宁方言最有特色的是“说”的发音，济宁人能够把普通话里的“说”念成“佛”(fó)。在整个鲁西南，“s”音都发为“f”，例如“水”“睡觉”“说话”“树”等，发音为“非”“费觉”“佛话”“富”等。

因为山东各地的话有差异，所以也闹出一些笑话。网上就流行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单位来了日本客人，到济南某著名酒店订餐。单位秘书是胶东人，他把日本人说成是“一波银”，酒店听成是100人来就餐，觉得这是大生意，就把电话打回这个单位，问每个人是什么标准，没想到是办公室主任接的电话，他是淄博人，一听就急了：不是“一北人”，是“二本人”。他把日本人说成是200人了。

在我的感觉中，山东各地市的话都不相同，甚至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说话也不一样。钱增怡、高文达等学者根据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把山东话分成两个大区：西区、东区；四个小区：西齐区、西鲁区、东潍区、东莱区。西区69个县市。其中西齐小区包括济南、历城、章丘等42个县市；西鲁小区包括临沂、济宁、菏泽、枣庄等27个县市。东区40个县市。其中东莱小区包括烟台、威海、莱西等15个县市，东潍小区包括莱州、平度、青岛、潍坊、日照等25个县市。

有人划了一条弧线，从莱州湾向南，经寿光、青州、临朐、沂源、蒙阴、沂南直至莒南，这些地区及以东属于东区，是胶东半岛；弧线以西属于西区，包括鲁西北、鲁西南、鲁中和鲁南。

我觉得惊奇的是，我们老家莱州的方言本来属于东潍小区，但是却又兼备东莱小区的特点，这在整个山东也是一个特例。

语言是一种粘合剂，能够神奇地把一群人，一个部落凝聚起来。那么，山东话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专家告诉我，是龙山文化时代，距今4000—4600年前。

口语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其使用范围远远超过文字符号的运用。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谋求生存，要依靠集体力量征服自然，个体之间需要沟通与协作。同时，当一个新生命来到世上，他必须学会长辈为他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生活技能：狩猎、采集、制陶；他可能特别被告诫，要学会识别氏族图腾、领地标界和报警信号。这就产生了语言。大约在200万年前，人类在获得制造劳动工具能力的同时，产生了最初的语言。口语一直是人际间交流的最重要手段。

而作为一种方言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定居。恩格斯说：“部落和方言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地区全体社会成员的交际工具，方言这种信息符号的体系是约定俗成的。山东地区进入定居时代当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文明的前夜，出现了城堡；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换和贸易已经具备了初步形态。同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山东龙山文化就是东夷人创造的，最早的山东话就是东夷话。

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是黑陶。要制作出精美的黑陶，没有语言的交流是难以想像的，没有语言就没有名称，也不能在制作中协调其操作过程，一步一步地完成其制作工序，达到其各种规格的要求等等。在山东各地的龙山文化遗存中，黑陶都是一个标志性器物。围绕着制作陶器，一个区域的方言逐步形成了。龙山文化区的语言就是龙山人的方言。

山东龙山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东到黄海之滨，南至安徽和江苏北部，西到河南，北到河北等地。根据李荣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介绍，山东100多个县市的方言均属于官话大区，也叫北方方言，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人说的话。参考古代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各地的分化规律，山东方言又分别划归3个不同的官话小区：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指通行于河北省、天津市以及山东省济南、聊城、德州、滨州、淄博、泰安等40余县市在内的方言。中原官话指分布在河南省、陕西省、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及山东省鲁南、鲁西南包括菏泽、济宁、枣庄、临沂等近30个县市在内的方言。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其中包括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40个县市，大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胶东方言”的范围。

其实不论是官话的3个小区，还是山东方言的4个小区，在考古学上都有对应的成果。龙山文化的类型跟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有着惊人的一致。

我们先来看济南地区所属的西齐片方言，它属于冀鲁官话。以济南为中心的方言是山东方言的代表，跟民族共同语最为接近。

这个方言区是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的分布地。城子崖类型主要分布济南、茌平、禹城、德州、邹平、滨州、聊城和淄博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比较发达，延续的时间也长，有许多重要的遗迹，如城子崖、丁公、尚庄、田旺等。有人估计，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区域人口达40万。而以城子崖为中心的龙山文化聚落群，是一个典型的东夷古国，有遗址40余处，占地1000平方公里，城子崖就是它的都城。

城子崖现在是一块台地，位于旧济青公路南边。经考古证实，这里的陶器以黑色为主，也有很少的红、黄、白色陶器。以黑陶为标志的城子崖龙山文化跟以灰陶为主的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说明汉语方言的冀鲁官话跟中原官话的不同是由来已久的。

西鲁片属于中原官话，这也是孔老夫子说过的话，它的声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势。

中原官话分布的地域很大，从东到西几乎横贯我国中部。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尹家城类型分布在这一方言区的东部。尹家城是泗水县金庄镇的一个小村，和曲阜市临界。这个遗址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高台地，高约10米，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东西两侧有小河流过。1973年到1976年，山东大学在当地进行了4次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房基5座，墓葬19处，还有各种器物千余件。出土器物以陶器最多，且样式复杂，以黑色为主，素面居多，通体磨光，具有黑、光、亮等特点。这一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汶水和泗水流域，即今天的曲阜、兖州、邹县、滕州等地。

在尹家城类型的分布地，微山湖以东的汶上、宁阳、泗水、曲阜、兖州、济宁、邹县、滕州、枣庄、微山，及以西的嘉祥、鱼台共12个县市，平翘舌不分，或者说没有卷舌声母，“知”读成“资”、“雌”读成“痴”、“思”读成“诗”。即使这一带的人现在说普通话，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听出其中的济宁味道来。

山东方言东潍片是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的分布地。

姚官庄遗址1960年在潍坊白浪河修水库时被发现，并于当年进行发掘。它以今天的潍坊、青州、寿光、昌乐、临朐、安丘、诸城为发展基地。这一类型迄今只发现了一座小城堡，墓葬有大、中、小之分，大型的墓葬不仅有木质的葬具，而且还有随葬的玉器。这里有一种薄如蛋壳的黑色陶器，质地细腻，而且只有01厘米到02厘米那么薄，用手指轻轻弹击，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其中的一只大型陶杯，是这种陶器的典型。它的形状像一朵盛开的花，底部有棱有边，上部透雕着五圈近似几何纹的图案，精美绝伦。

日照的两城镇遗址，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发现并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发掘的。这一类型主要包括了今天的临沂、日照，以及江苏省的东海(今连云港)、赣榆等县市。北面跟尹家城类型以及姚官庄类型相连接，在物质文化面貌上受到这两个类型文化的影响。这里以黑陶为代表的手工业非常发达，陶器中的鬶比较多见，基本上看不到鬲，也没有绳纹。

这一地区的方言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胶辽官话，虽然跟东莱片具有共同的特点，但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从方言特点说，姚官庄类型的分布区潍坊、安丘等地代表了典型的东潍方言的特点，如有齿间音、“登东”不分等等；而两城镇类型的分布地日照、临沂则有从胶辽官话向江苏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过渡的特点，其中日照方言跟诸城、五莲相近。

最后来看看胶东话，它处于龙山文化杨家圈类型的分布区。杨家圈是栖霞县的一个小村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发掘。这在胶莱河以东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分布于烟台的各个县市，也包括威海市。从陶器的特点看，一方面和辽东半岛以及长山列岛很接近，另一方面在陶器造型上则和两城镇遗址相似。有专家指出：胶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

东莱片方言区的人们偏居山东半岛东隅，与内陆交往相对较少，其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是汉语官话方言中胶辽官话的典型代表，在汉语方言中很受国内外方言学者的注意。胶东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人向东北移民的情况在历史上多有记载，胶东方言对辽东方言有重大影响，胶辽官话的形成就是胶东方言向辽东地区延伸的结果。

不同方言区人们之间要交往，也就避免不了方言间的相互渗透，也就是说，方言特点的过渡在地域上是渐变而不是突变的。山东方言在交界地区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特点，比较典型的地区有临沂和聊城等，还有西齐片的济南、淄博跟东潍片同处山东腹地，两片人民之间交往较多，方言也有某些共同之处。

语言因为有背后文化的支撑，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员的流动，语言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代表强势文化的语言，会逐步蚕食、同化其他地区的方言。

作为一个古文明中心，山东自古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给山东带来了新鲜的语言元素。从两汉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这一过程大概到宋朝完成，大量山东人南下，把北方话带到南方。而在元朝和明朝末年，由于战争山东人口大量减少，千里无人烟，政府大规模从山西、云南等地向山东移民，这些都使本地方言增加了外来词语，形成极强的语言包容性和融解力。

济南有一句土话，“杠赛唻”，就是极其好、很帅的意思。有人考证，这个“赛”字来源于内蒙古语。济南人还有句俗语叫“出洋咕儿咕儿”，也来源于蒙古族。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贵妇人时兴头戴一种镶着红青锦绣和珠金的冠饰，这种冠饰蒙语为“kükü”，汉语译音为：罟罟、姑姑、故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俚语”载：“元人呼命妇所戴笄曰罟罟，盖虏语也。”其他元明诗文中对此也多有记载。这句话在官话中已经消亡，却在济南土语中保留了下来，而且词义也有了延伸。异于常人的举止、想法或麻烦都称作“咕儿咕儿”。

自明朝倭寇骚扰以后，中国就有了海防，山东沿海就成了海防前线，胶东一带成了一个大兵营，驻军大部分是从西北和西南调征来的。胶东话和鲁西话差异很大，就因为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山东的。不同的口音，显示着人种族群来源的不同。有人说，因为是兵营，胶东个个人高马大，声音洪亮，脾气急躁。

一位研究蓬莱土话的当地人说，“拿着东西”蓬莱话叫“撼子东西”；形容十分满，液体外溢，固体物已超出一定的限度，叫“浮搂浮搂满”；“昨天”叫“夜里”。他一琢磨发现，“撼子”和英语拿的发音“HAND、HOLD”相似；浮搂和英语满的发音“FULL”相似；夜里和英语昨天的发音“YESTERDAY”相似。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历史原因？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蓬莱地处沿海，历史上就比较开放，美国天主教堂很早就在蓬莱设立。也许就是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当地土话引进了一些外来词。

我看遍山东土话，发现各地都把昨天叫“夜来”或者“夜里”，这应该是一句本地话。

山东话自己的特色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山东话里有一个描写动貌的词语，叫“鼓涌”，表示蠕动的样子，动作幅度很小，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动物。这是一句只有山东人能听懂的话。好多外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土词，其实，这个词是个古词，是描写“虫行貌”的，在《集韵》中有两处可考。

现代山东话还保留着许多古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如宋代的“夜来”，明代的“崴拉”、“倒达”、“仰摆”等等，这些话至今仍鲜活地活跃在山东人的口头。

山东快书：山东人的“活广告”

前几年一个河南人写了一本书，其中说了这么一种意思，同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河南人的名声之所以不如山东人，关键在于山东人会为自己做广告，特别是山东快书《武松传》就是山东人最好的广告。

我同意他观点的一半，就是山东快书《武松传》几乎就是山东、山东人、山东话的标志符号，武松的性格、语言、习惯，无一不打上山东人的深深烙印。但是我又不同意他观点的另一半，山东人好不仅仅是因为《武松传》的传播，果真如此，河南人下大力气编一个豫剧《岳飞传》也行啊。与其说武松代表了山东，倒不如说山东人把群体的性格特征赋予了这位打虎英雄更恰当。

山东的男孩从小都有一个幻想，长大了当一个武松那样的英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山东快书《武松传》的影响与熏陶。听着山东快书长大，在那种日复一日的灌输中，武松的精气神就自然进入我们的脑子，并沉淀到意识深处，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阳刚起来。

那时候除了批林批孔，没有演出活动，一到放学，我们就会跑回家，听收音机。收音机也不是天天播放山东快书，只有星期日或者特定时段才能听到。“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手掌一挥赛蒲扇，两眼一瞪像铃铛……”我相信，这样的话即使一个再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即使文化程度再高的人也会情不自禁的被吸引。那种简单质朴的山东方言，竟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如痴如醉。

山东快书为什么曾经风靡大江南北，而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衰落了？

是不是山东话的魅力在减弱？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阴军是高元钧的徒孙，曾经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表演奖。他认为，山东快书是惟一能表现山东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曲艺形式，只要你一张嘴说句“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人家就能想到山东。可是，阴军担心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这个艺术品种还能传承下去吗？

所以他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就是想把山东快书更好地传承下去。他曾经对我讲过，想成立一个山东快书俱乐部，即使不挣钱也要把山东快书发扬光大。

认识阴军后，我开始关心山东快书的历史与现状。我对这一凝聚了山东方言精粹的艺术形式充满了神往：哪一个省的方言能像山东快书这样红遍全国？

山东快书发源于山东省临清、济宁、兖州一带。最早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有几百年的历史。

有人说，山东快书是从河里来的，这条河指的就是古代京杭大运河。蜿蜒的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像一条长长的飘带，串起中国几大文化圈，其两岸文化遗存丰厚，是与长城并列的中国文化奇观。山东古运河沿岸有七八个著名城镇，临清、济宁都是运河上的大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是一片艺术的沃土。这里具备了山东快书诞生与发展的要素：临清、济宁一带是梁山好汉的故乡，武松的故事广为流传，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商贾云集，生意之外他们需要精神生活，而且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养得住艺人；多种艺术形式荟萃，吸引着艺人前来“跑码头”。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和竞争，使得以《武松传》起家的山东快书应运而生。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三种传说，即刘茂基说、赵大桅说和傅汉章说。刘茂基，相传是明万历年间人，山东快书孕育期的代表人物。他祖籍山东临清，现在这里被确认为山东快书的故乡。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的塑像，就矗立在临清市大众公园的苍松翠柏之中。赵连甲亲口告诉过我，临清是山东快书的发祥地。山东快书以武松为主要内容，尽是搏杀厮拼，表演程式也离不开一个“武”字。刘茂基是个不得志的武举人，流落乡间，采集当地流传的武松故事，编成山东快书演唱。他的表演方式很“土”，没有服装和乐器，只是斜披一件大褂，手里敲打着两块瓦片。他有绝活，就是武功架子好看。

赵大桅的祖籍在山东济宁，这里是山东快书的另一发祥地。相传他是清咸丰年间的一个落魄文人，穷极无奈，只好卖艺为生。他会编词，粗通文墨和音乐，起初把武松的故事编成顺口溜演唱，后来吸取山东大鼓的“窜铜腔”，编成山东快书演唱。他用山东大鼓的梨花片作为伴奏乐器，这就是至今还在使用的鸳鸯板，说通俗点，就是两块薄铜板。他属于山东快书成熟期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山东快书的“奠基人”。

傅汉章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据山东快书老艺人介绍：清道光六年(1828年)，山东有落第举子36人，归途中遇到大雨，滞留临清，为发泄胸中的怨气，他们以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为依据，编成《武松传》说唱。作者之一李长清将该书带回家乡山东茌平。李长清发现表侄傅汉章很有演唱才能，便将全书传给了他。傅汉章对《武松传》加以充实，于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正式“撂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傅汉章是最早演出山东快书的艺人，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

后来，傅汉章传艺于赵震及弟子魏玉河，遂形成两支，流传至今。魏玉河一支的著名艺人有弟子卢同武，再传至杨立德。杨立德擅长“俏口”、“贯口”，自成一家，被誉为“杨派”。赵震一支的著名艺人有戚永立，再传至高元钧。高元钧以注意刻画人物、表演生动风趣见长，被誉为“高派”。

山东快书始向全国发展，高元钧的推动作用很大。1950年3月，他从上海北上，开拓山东快书新的流传地区。先到天津，最初献艺于小梨园。天津号称曲艺之乡，观众艺术鉴赏力强，艺人站住脚不易。高元钧一炮打响。

1951年春节期间，高元钧自天津应聘到北京西单游艺社献艺，使北京观众第一次见到了山东快书。当年冬季，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快书遂正式在北京落户。从1951年11月开始，高元钧等人在部队领导的倡导下，通过训练班的方式，以北京为基地，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军内外山东快书演员，将这一曲艺表演形式推广到全军以至全国各地。山东快书在部队里很受欢迎，既和高元钧的推广有关，也和山东快书歌唱英雄的传统和粗犷豪放的风格有关。高元钧的代表曲目有：《武松传》、《鲁达除霸》、《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传统段子，还有《一车高粱米》、《抓俘虏》、《侦察兵》等现代作品。

方言化是山东快书的一大特色。它用简单爽快的语言描述的是山东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一股憨气。

原山东省曲协主席刘礼分析说，山东快书为全国人民所接受，首先在于它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山东的字儿，山东的味儿，山东的风俗，山东的事儿。山东快书原无定名，有叫它“说武老二的”，也有叫它“说大个子的”，或者直接呼为“武老二”。这都是因为武松行二，又是个大个子的缘故。“山东快书”是解放后起的正规“学名”。其表演方式为，演员一人左手持鸳鸯板击节站唱，唱词以七字句为主，通俗、幽默。

山东快书的表演无布景、无道具、演员兼伴奏，一人站全台，有“一人戏”之称。在表演中，不但生旦净末丑全由一人装扮，还要装虎装犬，文相武功等等都要具备才行。因此它的形式简便灵活，一个人手拿一副鸳鸯板，打起来就能表演。尤其适合在工厂、农村、部队开展业余演出活动。

刘礼说，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穿插一些过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武打故事。它的语言押韵合辙，朗朗上口，跟诗词一样流畅。山东快书通篇用韵文表述故事，受到人们青睐就是很自然的了。

其实，韵文还有其他语言不可代替的长处，它有利于人们进行独特生动的表达。描述武松的时候，词是这样的：

身子高大一丈二，膀乍一弓有力量，脑袋就像量麦斗，二目一瞪赛茶缸。

胳膊伸开房上檩，皮捶一攥像铁夯，巴掌伸开簸箕大，手指头，卟卟愣愣棒槌长。

演到这里，台下都会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如果不是这种似说似唱的表演技巧，恐怕以任何方式也难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

就高元钧和杨立德来说，两个人的语言特色也各不相同。高元钧的表演憨中见巧，刚柔相济，张弛有致，举重若轻，轻松风趣中透着隽永与灵气。由于山东快书的语言富于乡土气息，从而使其表演也含着质朴与亲切。

杨立德的艺术风格特色是俏皮和细腻。他要求快书有一种弹性，吐词清楚，有力，像出膛的子弹那样，另外要有美感，柔和，动听。赵连甲记录过杨立德说快书的体会：第一，快书不是评书、鼓书，是有节奏的韵诵，快书就是“快数”；第二，保持山东快书地方语言和乡土气息的本色，正是它的民族性和民间艺术的特色；第三，说快书是以说为主，表演、动作是辅助性的，起锦上添花的作用。说，要喷口脆、发音准、咬字清、行腔俏……

山东话让他们这么一说，还真是不一样了。

曾经风行大江南北的山东快书，目前确实有萎缩趋势。阴军这样告诉我。

他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来自于他的经历。作为孙镇业的弟子，阴军常去各地演出，而主办者总是告诉他：“弄点热闹的。”山东快书有故事，有包袱笑料，还有辅助部分，比较热闹的“包袱笑料”只是山东快书表演的一部分。阴军说，因为大多数观众只重视山东快书的“热闹”，而忽略了这门艺术其他的东西，导致自己演唱山东快书的时候，只能唱比较热闹的小段，比如《闯红灯》等。并且现在的一些演出场合，是由许多种节目共同组成的，给山东快书的时间也就是10分钟左右，所以只能表演一个短小精悍的笑话。

山东快书为什么发展缓慢？

有人说，由于方言的原因，山东以外地方的观众不一定能够听懂，这可能会阻碍山东快书的发展。阴军认为，以山东方言为主表演的山东快书，并不存在因为语言阻碍发展的问题，因为山东方言是我国北方语系的一个分支，与普通话的差别不大，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能够听懂。阴军也有亲身经历，有一次公安部春节晚会在上海举办，阴军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与观众的沟通并没有存在问题。阴军也经常到深圳等南方城市演出，当地观众很喜欢山东快书。

我觉得，倒不是语言沟通有问题，而是山东快书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传媒之间存在着不适应现象。它是一种适应农业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不适应是很正常的现象。过去一个演员，一副鸳鸯板，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直接面对观众，形成了互动的气氛，一演可以一天；而现在的传媒更多的是电视、电影，或者是综合演出，如果只是山东快书专场，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看了。不知道为什么，山东话一上电视电影就格外土气。

阴军也认为，现在娱乐形式越来越丰富，分化了很大一部分山东快书的观众。另一方面，山东快书要求一人扮演多角，舞台要求简陋，场地不大，类似于现在话剧的小剧场演出；而现在的演出大多是大舞台，气氛要求热闹、隆重，像相声、山东快书这种演员少、场面不大的艺术形式，很难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

阴军还有一个观点：人才流失是影响山东快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演艺界的大腕中，有不少是从优秀的山东快书演员转行的，比较出名的有黄宏、张国立、笑林、卓林等。其中黄宏转行做小品演员之前，已经算得上是山东快书的大腕了。黄宏说山东快书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黄枫是山东快书大师。1979年，全国山东快书比赛在青岛举行，黄宏成为全国山东快书三个最佳演员之一，与他并列的一个是山东快书大师孙镇业，另一个是郭秋临(小品演员郭冬临的哥哥)。为什么山东快书大腕纷纷转行？阴军问过转行的山东快书演员，他们的回答是：山东快书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说山东快书挣不到钱啊。

这句话倒给我们以启示：以山东方言为特色的山东快书，应该寻找新的生存土壤了，或者说应该主动去适应社会和市场了。毕竟，山东话在新的时代应该有一种新的力量。

第二节 山东人就像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字

中国第一个原始文字出现在山东境内

如果在中国境内找一个最热爱汉字的省份，我说一定是山东。山东人对汉字的热爱无与伦比，并有种种表现为证。在我印象中，只要是带有汉字的东西，一定不能坐到屁股底下，或者放到不洁净的地方。这是对汉字的一种态度，一种虔诚。

他们为什么对汉字这么有感情？因为山东这个地方和汉字有血缘关系。

文字符号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聚集，是文化最集中的显现。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文字等同于文化，文化哲学就是符号哲学。它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按照一般说法，文字产生经过了结绳、刻划、图画、象征等阶段。古人创制文字，应该是受了动物活动和植物生长的启发。动物的奔腾跳跃，植物的摇曳绽放，都有一种线条和旋律，人们受此启发，以线条和图画作为记事的符号。后来，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先民们发现，要想使传达的信息具体、简洁、准确，就必须把原来的图画尽量简化、规范、统一，于是文字就诞生了。

在我国，比较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产生于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陶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陶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陶文产生较早，大约距今8000年前就已出现较为成熟的陶文，说明我国文字的起源可能更早。

中国现在已经发现的第一个陶文，在山东省莒县。那里有一处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陵阳河遗址，考古人员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炮弹”的大口尊，它口大腹深，底部尖突，高约60厘米，口径为30厘米。

人们看着它的瞳孔似乎一下子放大了：在灰色的腹部，刻画着一组图像，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似飘浮的云气，又像是一弯新月、一簇火焰。

这个符号，有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

看到这个图案，我就想起了泰山壮丽的日出，好像太阳是被无形的力量猛然推出云海的。那种跳动是一瞬间发生的，令人激动。它是不是也预示着汉字在一瞬间从文明之海里升起？这个图案和当时的“太阳崇拜”有关。有人说，山与太阳中间那个半圆，其实是一团火，表明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禾，祭祀太阳。

还有人说，这种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重器之一，一般都发现于大墓之中，且数量极少。这说明一般的氏族成员是不能用这种器具酿酒的，只有地位较高的人才能使用，尤其是刻画图像的大口酒尊，只为少数人所拥有。更有意思的是，凡随葬大口酒尊的墓葬中，都同时随葬丰富的温酒、斟酒和饮酒器具，反映出大汶口文化晚期人们对酒的喜爱。

有学者考证：这些陶文只勾勒边缘，中间空虚，没有明显的笔画走向，写实性较强，其符号性还很弱，确有明显的原始性。它刻画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它是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有一定联系。

也许和这个神秘的字有关，莒县是山东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甚至有人把莒文化与齐鲁文化一起并列为山东三大文化。这里还有《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晚年的栖息之地——浮来山定林寺等一批名胜古迹。

有专家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包括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还不属于文字。多个符号成行排列，才具有文字的判断价值。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出土的11个陶文符号，就具有这种判断价值了。

1991年，邹平县“丁公遗址”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1992年12月29日，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大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说，出土于邹平县丁公村的刻字陶片，经国内著名考古与古文字专家鉴定，确认为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陶书。这一发现比以前所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早800年，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1400年提前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

2006年8月初，我们来到邹平开会。县委宣传部长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士，姓张，据说是山东最年轻的宣传部长。她对于邹平的介绍富有激情。历史上范仲淹和数学家刘辉在这里生活过。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明在这里搞过农村调查。“我们邹平浇地用的是矿泉水，所以太有灵气了，否则也不会出那么多大文人！更重要的是，丁公遗址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提前了800年。”张部长非常自豪。

我想去丁公遗址看看，但是张部长说，那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遗址了。但是，这个遗址是一种气息，熏染着这个古城，每年邹平都要搞读书文化节，规模盛大，我想可能和古文字的熏陶有关。

丁公遗址出土了各类文物标本5000余件，其中1991年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

我看了这块残缺陶片的照片。这块陶片也是灰色，长五六厘米，宽3厘米多，上面刻着11个字，分5行排列。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它恍如无主题音乐，在似与不似间，在朦朦胧胧间，平添了一份神秘感，让人心旌摇曳，情不自禁。

有专家找出了丁公陶文的排列规律：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与后世的书写款式相合；从每个字的形体结构看，除了右二竖行上第一个字，具有明显的动物形状之外，其余均不能确定。由此可以确信，丁公陶文并非图画。仔细分析字形，除右二行上第一、二两个字是独体字外，其余大多是合体的。有的是左右结构的，也有的是上下结构的，还有的是由三个单体合成的。从刻写的特点看，独体字的刻写，运行流畅，一笔到底，刻写者的手法娴熟，行笔果断，神气贯通。

由此可见，丁公陶文的结构布局排列有序，开后世汉字书写款式之先河。其形体结构，层次分明，完全符合文字结构的体式和规律。对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

中国的文字为什么最早在山东出现？我心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萦绕着。

因为在五六千年之前，我们的老祖宗东夷人已率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齐鲁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东夷史前文化在当时居全国领先地位。灿烂而成熟的农业文明，催生了文字的诞生。

我的同学刘德增著有《解读山东人》一书，他说：“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再到商代文化，从几何形符号到图画文字再到甲骨文，汉字起源、形成的几个关键点，已经确立起来。迄今为止，在华夏大地，能够确立这几个关键点的，只有山东一地。”

除了莒县陵阳河遗址和邹平丁公遗址，山东很多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一点。

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挖掘的灰陶背壶上，发现了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

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也出土过陶文，原有9个字，古朴稚拙，有人释为“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黾”。对此，历史学者们津津乐道，在论文中引用者不少，但考古学者们往往很少提及。这陶文刻在陶瓮的内里残片上，显然也是在陶器破损之后才刻上去的，这和丁公陶文的情况近似。

1996年，在山东桓台县田庄镇史家岳石文化遗址上发现的甲骨文，考古学家认为比殷商甲骨文要早300多年。

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证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文字——图画文字，其中有的与甲骨文颇相似，与我国后来正式文字的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想，这古老的汉字是否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与人和谐相处？两个美国传播学者在谈到中西文字区别时说：西方的符号——音节体系是拼音文字，比较容易学，也容易使用并发生变化，所以西方人有关注变革和发展的特点，而中国的单字——表意字体系是注音文字，需要掌握上千个符号才能阅读相对容易的文章，这看来和中国人需要稳固和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是相一致的。可以肯定，语言帮助维护了中国的历代王朝。

走在大街小巷，我常常觉得：山东人的面孔就像是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字，稳固，坚实，憨厚，纯朴。因为“象形艺术符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表征、艺术密码，体现着中华子孙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山东人从甲骨文上触摸到文字的神性

甲骨文，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早的文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然而，它和山东人却有着不解之缘。是山东人的慧眼第一次发现了甲骨文，在安阳殷墟以外第一次发现甲骨文又是在山东……

为什么甲骨文如此钟情山东？或许和它的神性有关。我自己如此猜想。

文字的产生，大多与宗教祭祀有关。掌握在部落首长或者巫师手里，这就使它有一种神圣的出身，获得了超然的社会权威性，文字崇拜和文字禁忌随之产生。商朝是一个崇拜鬼神的年代，商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占卜，询问鬼神和祖先的意见。甲骨文便带有一种神性，也许最崇敬它的人群才能接近它。

山东人就是这么一个群体。

在山东，语言文字崇拜至今犹存。在山东的任何地方吃饭，最后上的一道菜肯定是鱼，鱼是“余”的同音，表示幸福的生活没有完结。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结婚时新娘要吃花生栗子，祝愿她多生几个孩子；吃饭时给鱼翻身要说“正过来”，而不能说“翻过来”……这种习惯也许就来自于陶文和甲骨文等古老文字，毕竟，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从五六千年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

甲骨文是一个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而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神秘符号是文字的，就是山东烟台人王懿荣。

这个发现绝非偶然，它是诸多因素的综合。

首先是山东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使一大批人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些文化基因都体现在王懿荣身上。

王懿荣生于1845年，字廉生，山东福山人。福山王氏为世家望族，王懿荣的父亲曾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自幼读书过目不忘。清代末年的北京，已是风雨飘摇。1894年7月16日，王懿荣受命来到国子监，担任这里的最高长官“祭酒”，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1895年初，日本攻占朝鲜之后，在山东荣成登陆直逼威海卫军港。刚任国子监祭酒半年的王懿荣上奏皇帝，请求回山东老家操办团练，与日本人决战。在山东莱阳，友人赠送给王懿荣当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用过的一把宝刀。宝刀薄如纸，光芒如水，上面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的款识。

王懿荣学识渊博，对金石、版本、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酷爱文物，为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古物几乎花尽了俸禄。有时手头紧张，他把妻子的嫁妆都拿去典卖了。机会就奇迹般地的降临到这么一个有准备的人头上。

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转。京城里一位深谙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一味中药叫“龙骨”，给王懿荣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龙骨”是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从河南安阳采购进北京的。河南安阳郊外的小屯，是商朝最后一个古都的所在地。在小屯附近有一个大土堆，穷苦的农民在那里挖“龙骨”，拿到城里的中药店去卖。剃头师李成第一个发现并卖给药店治疗疟疾和创伤，一斤时值六文钱。他们还常常磨去上面的字，以使骨头表面更光滑，这样能卖个好价钱。

王懿荣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大院里。作为老乡，范维卿是王懿荣家的座上客。一天，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匆匆赶到王懿荣家，送给他一大包“龙骨”。

入夜，王懿荣在灯下仔细琢磨这些龙骨，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龙骨对到一起，竟然拼成了两三块龟甲！他小心地擦去龟甲上的泥土，刻画的道道更加清晰了。

有着丰富历史知识的王懿荣浮想联翩。他知道，我国古代“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盛行，天与人之间需要巫师沟通。商代尤其如此。占卜仪式和对祖先的祭祀占去商王很大一部分时间，他每一天都要按照固定的程序祭祀不同的祖先。商王确信自己祖先的灵魂在苍天神灵的周围，当他想和他们灵魂联系的时候，就使用甲骨占卜。通过灵魂的传递，商王可以向他提出问题和愿望，包括征战、狩猎、祭祀、天气、年成、梦兆和生老病死等。

这莫非是一种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

王懿荣从甲骨上认出了第一个字：雨，接着又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弄明白了上古之人是怎样占卜的。毫无疑问，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甲。此后，他又从骨头片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

经仔细考证，“龙骨”就是远古图象文字，多记载商代帝王之名，“始知为商代卜骨”。于是他便将店中所有“龙骨”都买了回来，“购得数千片，审定为殷商故物”。这就是彪炳中华文化史的“甲骨文大发现”。无疑，王懿荣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也许生来就是为了发现甲骨文的，在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王懿荣去世了。他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1928年，人们对小屯进行挖掘，发现了丰富的兽骨和龟甲，通称为甲骨。甲骨文被发现后，山东人买卖和收藏甲骨文曾盛极一时。收藏甲骨文卜骨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存有3万余片，第二是故宫博物院，存量2万余片，第三就是山东省博物馆，存量1万余片。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经金篆隶楷等不同书写形式，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惟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曾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通过自己写下的字，就可以沿历史上溯，一直回到遥远的夏商时代，这条隐形的河，会流向何处？

如果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属于偶然，那么，100多年后山东人再一次与甲骨文相遇说明了什么？

更让我骄傲的是，这一次挖掘出甲骨文的，是我的大学同学方辉。方辉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周考古是他的特长。他既主持过大辛庄、丁公遗址等重大考古发掘，也曾经去美国、欧洲的大学、博物馆访学，目光自然与清朝时期的王懿荣不同。

我曾经和方辉等人交谈过，我们都对现代城市不断消失的文化遗迹和个性表示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文化的来源，知道一个城市的气质在于文化。

2003年春天，方辉成了一个脸色黑红的人，据说他正在济南郊区进行考古发掘，齐鲁晚报的同学郝克远是他的舆论支持者。据方辉介绍，他主持的那个考古队，主力军是山东大学考古系2000级的十几名学生，这次发掘主要是山大学生的一次教学实习，没想到能发现甲骨文。

考古队于3月17日开始在济南王舍人镇大辛庄遗址展开了考古工作。18日，在离地面45厘米的深度，一个女学生惊喜地发现了一片刻有符号的甲片。19日，又发现了一片刻有三个文字的甲片。20日，发现一个刻有残缺文字的小骨片。这三块带有文字的卜甲残片的出现，好似给考古队员打了一针兴奋剂，方辉推断“一定还会有更多刻有文字的甲片出现”。果然，24日又出土了十多片甲片，这些甲片都出土在距地面50厘米的土层内，其中有五片上面都有清晰的文字痕迹。25日，经过清洗缀合，在八片有文字的甲片中，有七片甲片构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龟腹甲，在这块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的龟甲上，25个甲骨文字呼之欲出。

大辛庄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古文化遗址。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和山东大学多次进行调查和勘探，初步探明遗址面积为30多万平方米，是山东已知面积最大的一处商代遗址。

几天后，26位国内考古界知名专家齐聚济南，召开大辛庄考古发现研讨会，得出一致结论：继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104年之后，大辛庄商代遗址考古又发现了甲骨文！

汉字的形状就是一种美的画面，它还包含了声音，包含了逻辑关系，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

那么，大辛庄甲骨文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方辉说，在查阅了有关资料以及经过国内考古界专家们的研讨后，除了发音尚不明确外，这25个文字的字形和意义基本都已辨认出来。这段文字的含义大概是讲述了对“母”的祭祀，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母”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目前尚不得而知。从内容上看，25个文字属于卜辞。从时间上推算，甲骨文记录的事件发生在商代晚期，距今大约有3200年的历史。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其内容是祭祀时要不要用“女”来作牺牲的意思。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徐鸿修说，众所周知，1899年殷墟发现甲骨文，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现同类的文字，好像甲骨文只是商王室一家独有一样。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出土终于把这个“闷葫芦”打破了。从大辛庄卜甲看，其文字结构和字形与殷墟卜辞早期非常接近；女(母)、干(御)、彘、牡、犬、溉等都与殷墟早期卜辞相同；其卜辞的左右对贞、兆序的书写，龟甲的整治、钻凿、灼孔的形状等也与殷墟大致一样。“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我们的祖先用龟甲或者兽骨，用火烧灼，看其裂纹的形状预卜吉凶，这就是我们所说占卜用的甲骨。这种习俗自龙山时代开始，至商代空前兴盛，西周以后尚存。商代时，王室及重要的贵族有时会把占卜的事情用文字刻在甲骨上。这就把当时的文化史实保留下来了。所以甲骨文是我们最重要的古代史料之一。

这一块珍贵的龟甲含有怎样的信息呢？它说明济南大辛庄一带存在一个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方国。商朝的根在山东，又以山东为支撑发展到河南，商人与夷人战争不断，难分难舍。

李学勤认为，只有占卜活动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出现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辞，一般王侯贵族占卜才会用卜辞来记录。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区域，应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性的聚落，盖为一处方国都邑。

山东大学教授蔡凤书说，目前在山东省发现商代遗址或有商代文化遗存的地点300多处，经过正式发掘的有10处左右，大部分在鲁西地区。说明在商代末期济南附近地区不仅已经纳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国版图，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区，东夷人那种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继续存在。

这片甲骨上出现的地名“乐”和“泺”指的是大辛庄吗？方辉说，“乐”、“泺”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泺”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地名，他认为其位置在广义上的济南一带，应是商王驻扎的地方，且是商人与夷人打仗经常路过的地点，这个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具一定规模。大辛庄北距泺河(小清河)仅3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这里有可能就是“泺”的中心区域。

我想，不管甲骨文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它都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标明了它和甲骨文的渊源。我像一个商代的巫师，在一瞬间感受到神灵从一片甲骨开始蔓延到天地之间。整个山东地土地就像一块巨大的龟甲了，坚实，厚重，充满了古老文化的迷人气息。

一个“另类”的古文字爱好者

一天晚上，我在家看电视，百无聊赖中，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访谈录》，主持人马东正在对韩美林进行采访。韩美林收藏了很多古文字，他把它们称为“天书”。

韩美林说的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中国的文字是从绘画开始的，这个观点恐怕是一致的。我不练画我也得练字，我五岁就知道写字了，因为我是山东出身，孔子的家乡，家里人要求我从小写字，再穷的人也要写字。”出生在济南的书法家欧阳中石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见对文字的感情已经深入每个山东人的细胞。韩美林还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胸口故意露着胸毛，头上扎着小辫的艺术家，也未必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听得哈哈大笑，因为生活中那种伪艺术家太多了。

所谓“天书”，就是没有被破译的古代文字。在韩美林手中的题板上，那一个个古老的文字显得既原始又现代，既奔放又灵动，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张力和美感。我似乎从这些文字里看到了人体流动的线条，看到了动物虬劲的跳跃，看到了日月无声滑过天际……我一下子回到了古老的岁月。

我找来一个本子，草草记下马东和韩美林的对话片断。

马：这些字从什么地方收容来的？

韩：从各个地方。有经文就是钟鼎、石骨、甲骨，有符号、记号、象形文字，有瓦有砖铭，还有汉印……小篆已经统一了，我就没有把它搜集进去。都是小篆以前的文字。我那个时候也不分类，感到哪个地方形象好我就把它搜集起来，既然是抹一笔，抹一笔也有味儿，因为完全是很潇洒、下意识、很自然地甩了这一笔。

在看过韩美林的访谈后，我夜不能寐，那一个个古老的文字仿佛精灵般出现在眼前，诡异地舞动着，像一群跳着古老舞蹈的人。

在秦朝的小篆之前，文字还像一个童年的孩子，充满了无尽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现在，包括生僻字在内，我们使用的汉字仅在1万字左右，而韩美林收藏了3万多个古文字符号。

韩美林称小篆之前是古文字的“自由散漫时期”。古文字研究者始终对其来源、发声、字义各执一词。古文字出现的年代，文字发展与政治上的春秋战国一样，是个多元化时代。古文字的一字多义、一义多字、一字多形、多字一形，给韩美林以极大诱惑，他敬仰古人伟大的创造力。

韩美林还在电视上展现了一个题板的“虎”字。我觉得像进入了一个动物园，看到了一条条活生生的老虎，甚至能听到它们的呼啸声。那一只只笔墨简洁、姿态万千、情趣各异的老虎，让我们触摸到中华民族大文化的有力脉动。韩美林提出一个问题：甲骨文上的“虎”字(包括金文)，怎么都站起来啦？这样竖着写的“虎”字是谁统一的呢？

汉字的“自由散漫期”到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秦始皇执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一统”，并且有相应的手段。他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军事上对诸侯列国的“各个击破”，一是思想上的焚书，一是统一文字。据说这都是丞相李斯的主意。前两个主意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后一个主意——统一文字对于中华文明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韩美林说，秦统一中国后，文字归了“队”，以小篆的字形将众多的“散兵游勇”由李斯结成了一个体系。而文字在秦朝被统一以后，并没有走进死胡同，小篆之后又出现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东汉以后篆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社会生活中淡出。虽然秦统一了字体，但是字形却开始了千变万化、自由驰骋的新进程——汉简、八分、魏碑、章草、大小草、狂草、宋体、仿宋体、黑体等。篆书虽已没落，但汉印、青铜器上也都还有鸟篆、虫篆、蝌蚪文……多了去啦！

韩美林的“天书”情结来自于小篆，还来源于甲骨文。命运中，一种说不清的神秘因素，把他和古老的中国文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小时候，韩美林家住山东济南大布政司街，现在称省府前街。附近有一座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供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像、观音像，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他常常在庙里玩。有一天放学早，韩美林一个人来到土地庙，好奇地凑到土地爷跟前看热闹，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他伸手一掏，是书！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他无意中掏出来的书，是一本《四体千字文》、一部《六书分类》、两本《说文古籀》。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古文字，也是第一次接触篆书。这些字像一幅幅优美的图画，对有着绘画天赋的韩美林来说，既新鲜又好玩，简直美极了。他偷偷把书一本一本拿回了家，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他。就是这几本书，把他领向了与“天书”结缘之路，那里面的很多字已经进入他的“天书收容所”了。

那些文字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生根开花，茂密生长。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韩美林终生难忘。

1949年4月12日，初中辍学的韩美林参了军。当他回家取从土地爷那里得来的书时，得知书被奶奶生火做饭了。他感到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哭得满地打滚，并大病了一场。1955年，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经过毕业、教书、运动、劳动直到“文革”时因和“三家村”的邓拓、田汉有瓜葛而入狱，1972年11月被释放，到安徽淮南瓷器厂继续劳动改造……后来到上海母亲家里养病。

有一天，他带着两个侄子去逛街，在精疲力尽准备回家时，忽然眼前一亮，在书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看到一堆还没分类的古旧书，似乎隐隐有光芒在那里闪烁。韩美林感觉到一个老朋友在向他招手，微笑，甚至挤眉弄眼，并在轻轻呼喊着：韩美林，韩美林！他看到四个朝思暮想的大字《六书分类》，激动得直哆嗦，就急不可待地让服务员把书拿过来。还没翻一页，他浑身发抖，趴在书上嚎啕痛哭起来。接着甩掉两根拐杖，将书用劲儿抱在怀里不撒手，仿佛一撒手这本书就会长翅膀飞走。两个小侄子一看叔叔哭得这么伤心，跟着哭起来，几个读者也抹起了泪……

这些文字像令他痴迷的恋人，忽然消失了；又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回到他身边。这是一种怎样的相遇啊。人的生命里又究竟能有几次？

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自从使用文字来记录和记忆，文明便走向精致与深入，并有了积累。对于韩美林而言，文字使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站在“天书”垒成的巅峰上，可以穿透千年历史烟尘，洞察一切。

韩美林说：“天书可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符号，但是在里边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脉络，而且这个形象是能够有形地记载人们观念变化的非常可视化的东西。这些符号实际上是我们作设计的营养。无论是在教学过程当中，还是自己创作的时候，都会从中找到很多形态上的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天书还是很古朴的一种美，无论能否读懂，它都会给人们心里面带来共鸣，这是中国人割不断的血脉。”

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神秘的道路指向。

我从韩美林画作、雕塑、设计作品里，都看到了古老文字的影子，简练流畅，变形夸张，概括力极强，这些古老的元素为什么如此时尚？这些原始的题材为什么如此现代？

我不由得为老祖宗的智慧赞叹，也不由得为山东人对文字的痴情而感动。

韩美林收藏的是秦以前的“天书”，在秦汉以后，山东人也为中国文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表现之一就是书法家辈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大家很多，其中山东人王羲之最具影响力，他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造的“破体”与“一笔书”是对中国书法的很大贡献。唐朝，山东人颜真卿为楷书奠定了标准。到他为止，中国书法的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我在老家登上过文峰山，那是一座书法宝库。山上有摩崖刻石34处。郑道昭是北魏时的光州太守，被誉为“北方之圣手”，他留下的《荥阳郑文公之碑》碑文正书51行，每行29字，共有1243字，其书法谨严浑厚，刚劲秀美，堪称一代名作。1400多年过去了，当看到山坡上那巨大的、棱角分明的石刻时，我仿佛看到了千年以前的故乡人。

几千年来，我们山东人就是这样沉醉在古老的文字里，不能自拔，并被这带着墨香的文字反复塑造，千锤百炼。

第三节 当文字插上想像的翅膀

山东大地上的“齐风鲁颂”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山东大地迎来一位如星光般闪耀的人物，他就是“诗仙”李白，一个堪称中国诗坛第一人的重量级人物。

他的到来，使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在山东大地上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随着社会的发展，口头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对应关系越来越紧密，构成了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文字语言世界。在中国，具有宗教功能的诗歌成为文字语言的最高形式。如果把一个民族的语言比喻成一把刀子，诗歌语言就是这把刀子上的刀刃，具有最锋利的特征。

按流行的说法，李白之所以到山东定居，是因为他的很多亲人在这里为官。他的六叔在任城当县令，兄长在中都当县令，等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山东还有什么吸引着他？

我认为是山东浓郁的文化气息，还有山东人热情豪爽的性格。

李白是甘肃省天水人，少年时期在四川江油县渡过，25岁出川，漫游了大半个中国。公元736年，李白携妻女经汶上至东鲁，这一年，他36岁。次年，他的儿子伯禽在东鲁出生；第三年，夫人许氏死在山东。天宝四年，李白又在东鲁与一“鲁地妇人合”，后生子颇黎；直到乾元二年，年近60岁的李白才将儿女迁往楚地，这时，李白已在东鲁寄家长达23年之久。

山东省济宁市有一座太白楼，过去，人们认为李白寄居的“东鲁”就是今天的济宁。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的人认为东鲁是兖州。李白诗中屡次说过他住在沙丘：“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据考证，沙丘就是瑕丘，初唐骆宾王的《上兖州崔长史启》中就有“沙丘足宛迹”的话；近年在兖州附近泗河出土的残石上，两次出现了“沙丘”字样。至于沙丘在兖州的具体位置，大约应在兖州火车站一带。那里过去曾是一片沼泽地。

中国如此之大，李白在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为什么把家放在山东达23年之久？

首先他是一个诗人，而山东有滋育诗歌成长的充足养分。中国的诗歌，起源于诗经。到了汉代，有描写民间生活的乐府诗。乐府诗传到魏晋南北朝，不断发展，终于在唐代登上了诗歌的巅峰，这几乎也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诗经》分风、雅、颂几部分，其中“齐风”和“鲁颂”约占十分之一，齐鲁的诗歌渊源出自上古的大舜乐舞，在《诗经》中自成一派清和之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诗坛群星璀璨。其中郯城人鲍照，既擅长写乐府诗，又是中国第一个大量创作七言诗的人，他的诗清新俊逸，感情奔放，对李白影响很大。

其次，山东文化儒释道兼容并蓄，具有深厚底蕴和包容性。唐朝文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可以求仙访道，扩大影响，也可能被召去做官。山东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同时又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李白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他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并“好剑术”，很注意结交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山东聊城人鲁仲连是他最崇拜的人之一。

再次，是山东人的性格征服了李白。仅有一点就可以说明，那就是喝酒。山东嗜酒成风。盛唐时期，中国是诗酒结合的狂热世界，酒催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李白把酒与诗的关系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诗风因酒的参与而显得更为豪放、悲壮与飘逸。

在济宁太白楼前的一片绿草地中，有一尊白色的李白塑像，他昂首向天，桀骜不驯。这个太白楼原名“太白酒楼”，其前身是唐代开元年间的贺兰氏酒楼。据史料记载，李白来东鲁后在“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酒楼名声大振。此外，李白过兰陵时，留下一首著名诗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后来杜甫在长安作了一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把李白的醉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醉酒的景况在今天的山东还时常可见。

几条线索互相交织，形成一股巨大的牵引力，使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来到山东。也是由于李白与山东的这种亲密感情，《旧唐书·李白传》、《南部新书》等历史典籍中误将其称为山东人。

齐鲁大地堪称李白的第二故乡，李白将家人安置在兖州后的16年间，几乎走遍了山东的名山大川，到达过山东的40多个县。据不完全统计，在李白传世的980余首诗文中，作于山东或涉及齐鲁自然人文的诗文近180首(篇)，约占其诗文总数的18％，这些诗文极大地丰富了齐鲁文化宝库。

即使离开山东到外地时，李白也时时惦记着山东，惦记着山东的亲人。天宝八年，诗人在漫游金陵时，曾写过一首题为《寄东鲁二稚子》的诗：“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坠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依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姐亦并肩。双行桃树下，扶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这是一种怎样深厚的思乡之情啊。山东有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土地，等待诗人耕种，有一棵诗人种在酒楼前的桃树，离别三年的儿女在桃树前思念父亲，泪流满面。诗人的心一定被乡愁揪住了。第一个夫人魂归山东，两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无数朋友在这里相聚，山东，已经成为李白的魂牵梦萦之地。他把自己如白酒般浓烈的感情，化做一首首飘逸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化的千古绝唱。

李白能成为顶级诗人，和他在山东居住时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在山东，他的思想与艺术如大陆板块碰撞之后的高峰，不断崛起，巍峨高拔。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一件事和一个人。

初到山东，李白看到的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他也确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写的诗歌里有粉饰太平的成分，对于一个顶级诗人来说，这是一个贫乏、平庸的阶段。天宝元年夏天，李白42岁，唐玄宗李隆基征诏他入京。接到了朝廷的诏书，他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明了他的政治志向。这里的南陵，据考证就是今兖州市东关九仙桥北的南沙岗。

李白进京后，玄宗亲自相迎，着实风光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玩物。当时玄宗已经沉迷于酒色，没有了年轻时的斗志。天宝三载，李白终于上疏乞还，玄宗诏许“赐金放还”，结束了仅一年的从政生涯。这年，李白回到了瑕丘。

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想如泡沫般破裂了。就是因为这种破裂，才使李白的思想深刻起来，在对唐王朝的鄙弃过程中，李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是他的清醒、深刻。在“赐金放还”之后，他写出了许多震烁千古的名篇。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大约作于天宝五年瑕丘家中。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别东鲁诸公》，表达了他对黑暗丑恶的蔑弃，诗人几乎是在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就在李白被逐出宫，途经洛阳时，他遇到了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仿佛是两颗巨星碰撞在一起，闪烁出璀璨的光芒。闻一多如此评价两个人的会面：“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杜甫是河南人，一生也十分坎坷。他从35岁开始到长安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最后几经周折，得了个管理军械的小官。经专家考证，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弟弟杜颖曾任临邑主簿，他第一次到山东兖州，就是来接受父亲的教诲，并写下《望岳》和《登兖州城楼》等诗作。省亲与漫游相结合，杜甫在山东漫游8年，并在现今的泰安、济宁、济南三处留下了10篇诗作。其中的《望岳》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期，涌现出1000多个知名诗人，而其中以李白和杜甫最具代表性。李白的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杜甫的诗充满现实主义风格，二人共同构成我国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这两颗巨星同时照耀山东，是一种怎样壮观的景象！

天宝三年秋天，李白和杜甫约另一著名诗人高适，一起漫游梁宋。三人同病相怜，同登单父(今菏泽单县)古琴台怀古，走马孟渚泽射猎，把酒论文。杜甫后来在《昔游》、《遣怀》等诗中分别述及了这次交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这是李杜两个人第一次共同来到山东大地。

此后，二人还一起在济宁、兖州、曲阜、邹县、蒙山等地漫游。天宝四年深秋，二人来到蒙山，访问道家董炼师，谈了一些炼丹升仙之术，还走访了李白最好的朋友、当时著名的道士元丹丘。深秋的蒙山，天高云淡。李杜游历蒙山20余天。二人还和朋友范十畅饮了一场，杜甫在醉意中写下一首诗，内有“余亦东蒙客”，表明了他们活动在蒙山一带。

李杜最后见面的地方也是兖州，这里是鲁郡的治所，东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杜甫的父亲正在司马任上。李白居住在此，三教九流，朋友很多。

李白为杜甫举行了两次告别宴会。第一次是在城东七里的尧祠。这里是供奉尧帝的地方，年代久远，香火缭绕。这里还有一个大池子，叫金沙潭。李杜和范十骑马来了，把马拴在古树下，咏歌弹唱，开怀畅饮。李白在《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里最后四句写道：“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表达了自己的依依不舍之情。

不久，李白又在尧祠附近的石门与杜甫话别。石门系隋朝兴建的水利工程，是横跨在泗河上的一条石坝，岸边绿杨扫地，红亭映水。

两人端起酒杯，千言万语涌动在心里，却不知道如何言说。杜甫要回长安，而李白也要去江南漫游了。李白即席赋诗一首：“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杜甫也以一首《赠李白》回赠：“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遗憾的是，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会面的机会了。诗歌成为他们表达思念的惟一载体。李白在兖州写了《沙丘城下寄杜甫》：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听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作则更多。

这是一种精神的重逢，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高度。就在两个人的漫游生涯中，他们吸收着山东大地丰富的文化精髓，人生境界得以提高。此时，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变孔子配享周公的位置，使孔子南向坐，与周公并列，大大提高了孔子的地位。杜甫以“儒生”自居，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成为他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诗歌的另一个孪生兄弟是词。宋代是我国古词的一个巅峰。宋代有三个最著名的大词人：苏东坡、李清照和辛弃疾。其中后两位是山东人，我在后边的文章里还要专门提到。在这里我想说说苏东坡和山东的关系。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他是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书法、绘画也很有名。

第一次知道苏东坡在山东任职，是单位一位领导告诉我的。他说，当时苏东坡在密州也就是诸城任职，因为思念在济南作官的弟弟苏辙，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后来查资料，我知道苏东坡一生两次到山东任职，好像都是在不得意的时候。

21岁那年，苏东坡从四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便上书反对，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这里是宋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据说，苏轼之所以要求到这里，是因为弟弟在济南任职，他想离济南近一点。当时朝廷批准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这么一大串职务，实际上就是密州的军政首脑。现在诸城市政府大院就是苏轼当年办公的地方。从政府往南几十米，还有一个密州宾馆。

苏轼刚来密州时，正值当地大旱，又有蝗虫灾害，饿孚弃儿满地。苏轼的心情十分沉重，为救民于水火，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税赋。对于弃婴，他发动官员去捡，然后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直到现在，诸城人一提起苏东坡，还说那是个大善人。苏东坡反对王安石新法，但他也主张改革。他对王安石的新法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对当地老百姓有好处的就推行，没好处的就抵制或不去实行。苏轼在密州修了一个“超然台”，是当时一个标志性建筑。他在超然台上写了一首《望江南》，描绘了密州的美丽景色。

苏轼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马耳山、九仙山、常山。因为他的到来，诸城的山水多了一层文化的亮色。在密州时，苏轼正好是盛年，即39岁至41岁，人生的黄金岁月，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这里，他写了230多篇诗、词、文章，并形成了豪放派风格。

那首最能代表他豪放风格的《密州出猎》，就刻在密州宾馆大门口的石碑上。那是一块长方形的大石碑，前面写着“密州宾馆”，背面撰刻着《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却头戴色彩鲜艳的锦帽，身穿貂皮大衣，牵着猎狗，举着苍鹰，带一群部属到野外围射老虎，引来老百姓倾城出动……这可不符合做官的稳重原则，而纯粹是一个文人的表现。

苏轼是为了和弟弟见面才到密州，然而直到离任后才与弟弟见面。

于是在一个月亮无比皎洁的夜晚，他饱蘸深情，写下了《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开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使相隔千里，但在一轮明月下，把酒问青天。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难以释怀。

我还想起了苏轼的另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在密州，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晚，他梦到了自己死去十年的妻子王弗，而即使妻子的坟墓也在千里之外，他何处去诉说自己的凄凉，此刻他泪如雨下，一条感情的纽带把两个不同时空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梦里，曾经琴瑟和谐的妻子，正在“小轩窗”边梳妆打扮，见了苏轼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是啊，这种感情岂是语言能表达的！

宋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苏轼的老师司马光被重新启用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回京前，他在山东蓬莱当了5天“军州事”，即军区司令兼行政长官。

据《登州府志》记载，元丰八年，苏东坡50岁时，由黄州调至登州，知军州事。他在登州任上虽然只是呆了5天，但却做了两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这就是接连向朝廷上了《乞罢登州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道奏折。

蓬莱阁上如今仍有一处苏公祠。据介绍，登州、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立有“苏公碑”，碑上刻的是《乞罢登州榷盐状》全文。“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当地流传的这两句诗，就是苏轼立在山东老百姓心头的一座丰碑。这就不仅仅是语言的力量了，而是一种人性的光辉。所谓言传身教，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语言文字灌输到这些优秀的文人身上；他们又使语言文字开出了新的民族精神之花。

山东人的“名著心态”

一群穿着宋朝衣服的魁梧汉子，站在几十条小船上，唱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插曲：“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叫《好汉歌》，雄浑的歌声震得湖水微微荡漾。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宋江起义的时代。

这是2006年9月，我应山东省东平县委宣传部之邀，来此参加水浒文化旅游节。

晚上在一鱼馆吃饭，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尹晓民陪同我们。饭桌上全部是东平湖的鱼，其中一条野生鲤鱼有半米长，据说在水中比一条牛的力气还大，能把人打晕。哈，东平的鱼也这么豪迈。

酒酣之际，我们谈起了罗贯中，这个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写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力作的伟大人物，竟然就是山东东平人。尹晓民说，东平围绕水浒文化和罗贯中，寻访了很多专家，也开了几次研讨会，大家得出一致结论，罗贯中就是东平人。《尚书·禹贡》载：“大野即潴，东原底平。”这是东平和东原之名的由来。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史专家王利器经过长期研究认为：罗贯中原籍就是东原。《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是因为传抄者不知道东原，只知道太原，造成错误。辽宁社科院的学者刁云展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明万历刊本《隋唐两朝志传》、万历刊本《三国志传》、《三遂平妖传》，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等，均署名“东原罗贯中”。被称为“一代宗师”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尔纲，研究《水浒》60年，在其专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中宣布：“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他用古地名署籍贯。”目前，这一观点已被写入全国高校通编教材《中国文学史》。

我听得津津有味，并隐隐看到了一条线索，就是山东人和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的关系。可以说，除了《红楼梦》，其余的几部都能找出和山东的对应关系，它们产生于齐鲁文化，又反过来影响着山东人的性格。

我给你讲一件事。尹晓民说。东平有一座白佛山，隋朝时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大佛，其光芒四射，一直照到首都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从这里往南就没有什么遮拦了。那时，皇帝身边一半官员来自东平府，为什么？因为有这座大佛保佑。皇帝害怕了，派一个姓张的尼姑，是莱芜人，在大佛前建了一堵高墙，把佛光挡住了。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东平能产生罗贯中这样的人物，是因为具备了很多历史的主客观条件。

我们先探讨一下小说是怎样产生的。唐朝之前，最典型的文体是诗歌，与之相对应的是纯粹的农业文明，而小说却是因为商品经济和市民意识而诞生的，自唐中后期到宋元明，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加之印刷术的发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开始流行。小说的基本形式唐朝后期已经形成。而在诗歌与小说之间有一座桥梁，就是戏剧，特别是元杂剧，成为小说的“启蒙者”。它使用的是老百姓的口语，很少受传统的束缚。东平就是元杂剧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大概在宋朝，我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北方的王朝需要南方解决物资供应，所以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元朝定都大都以后，开凿了从济宁到东平的济州河，东平成为一个漕运中心城市，东平文化随运河向南北辐射。《马克波罗游记》里描述：“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业十分发达。大河上千帆竞发，舟辑如织，数目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还是元朝政府中央行省辖下的东平路，管辖范围为54个州县，它和益都、济南一起，成为元代山东三大中心，并成长起一大批优秀作家。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过，原来北方的很多文人后来寓居杭州。据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原籍东平后来寓居杭州的文人有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10人，形成一个“东原作家群”，取得的成就很大。以剧本创作为例，外号“小汉卿”的高文秀，就很有名气，他英年早逝，作品却优质高产，仅“水浒”剧本就有9个。

这时候，罗贯中在东平出现了。幼年的罗贯中对人们传说的水浒和三国英雄人物耳熟能详，又接触过民间艺人的话本，看过高文秀等剧作家的剧目。他开始收集、整理这些故事。据《中国文学史》载：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有关系。据此推断，罗极有可能当过张士诚的幕僚，从而了解农民起义过程，这些经历促使他写下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像两颗夺目的明星，升起在明初寒冷的文坛。

在一次《水浒传》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袁世硕说：“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长期口头传说的阶段，说书艺人作了很多加工创作，《水浒传》就是在这些话本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施耐庵可能是当时一个很知名的说书人。可以肯定的是，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所著已毫无异议，在这部著作里，罗贯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智慧的山东老乡——诸葛亮。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带有浓厚的“忠义”为主的儒家思想，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完美人格从小说中跃然而起。同时，诸葛亮过人的谋略智慧，在大是大非面前高度的决断能力，为山东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么，为什么说《水浒传》也是罗贯中所著呢？在东平大地上是否能寻找到小说的痕迹？

我们从东平县城出发，去了东平湖。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泊，东平湖既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枢纽，也是《水浒传》中所描述“八百里水泊”的惟一遗存水域，拥有聚义岛、分金亭、晁盖墓等十几处水浒遗址和诸多水浒传说故事。

在东平的时间虽短，我却感觉到东平人豪爽、义气、讲诚信，很像水浒里人物的性格。也许就是从《水浒传》开始，山东人才有了“山东大汉”的美誉。泰安日报社一位副总编说：你的感觉太对了。他姓郑，老家是东平。谈起东平的文化他就激动，说元朝这里还做过两年国都呢。刘欢的《好汉歌》就来自于东平的民间曲调。

他举出几条理由，以说明《水浒传》和东平的关系。

第一，从地理环境上看，东平既是元朝在山东西部的政治中心，也是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个区域及周围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如青州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寨起义、黄巢起义、北宋末年宋江在郓城县梁山泊起义等等。从《水浒传》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东平的地理环境很熟悉，而且充满感情。武松在阳谷杀了人，阳谷当时属东平府管辖，按照管理权限，案子移送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是《水浒传》中惟一的好官。武松因杀人被发配时，长枷上的四个大字是东平府印。吴用智取生辰纲，人手不够，就劝阮氏兄弟入伙。吴用在午夜起身，中午到达石碣村，一天的路程。东平城西有个石碣村，今名石庙，距郓城百里之遥，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吻合。这个村四分之一的人姓阮，世代聚居在这里。如果罗贯中不是东平人，哪能对东平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

第二，《水浒传》里的大量语言是东平的方言俗语，有的话甚至是东平独有的。比如见人不能叫大哥，而喊二哥，因为大哥有贬低的意思，有武大郎之嫌，《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个猥亵人物，说他是“三寸丁、谷树皮”，东平人也把他与下流语言联系在一起：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武松排行二，又称武二。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称二哥对方乐意。对人也不可称八万，八万不讲理。二人相争往往会说“看你横得和八万一样”。

第三，当地很多民俗和水浒传说有关。每到集市或者重要节日，戏台上演的都是水浒戏：林冲夜奔，李逵探母，大破东平府等。这里流行一种水浒牌，许多老年人还会打，吴用能管李逵，武松能打老虎。过去东平还有“赌棚”，里面有一张大桌子，两边坐着八九个人，每人下赌注，放在桌子中间。庄家边发牌边唱歌，“打了个一又是一，宋江杀了闫婆惜”，“打二万两条龙，解珍解宝二弟兄”，“打七万叫秦明，他的朋友叫董平，董平来把东平守，宋江他就攻不动。”这些都说明水浒好汉在东平的影响。

据罗尔纲考证，历史上并没有施耐庵其人，那是金圣叹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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