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斯卡德系列：黑暗之刺(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劳伦斯·布洛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马修·斯卡德系列：黑暗之刺(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试读：

1

2

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吹着可怕的风，空气中含着雨意。不过，这种天气真适合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一边读《邮报》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斯卡德先生吗？”

他大概六十岁左右，高额头，淡蓝色的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重一百七十磅上下，肤色白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瘦削的鼻子，嘴小唇薄，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我可以坐下吗？”

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他坐下来，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钱包，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手小小的，上头戴着共济会的戒指。

我看了名片一眼，还给他。“抱歉。”我说。“但是……”“我不需要任何保险，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我的风险很高。”我说。

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老天啊，”他说，“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他将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拜托你。”他说。

从名片上看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伦敦，共同人寿新罕布什尔总代理。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在市区，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应该在北边郊区，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

当特里纳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他点了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等特里纳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他说：“弗朗西斯·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弗朗西斯·菲茨罗伊？”“菲茨罗伊警探。第十八分局。”“哦，弗兰克，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我说。“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他把眼镜拿下来，用餐巾擦亮镜片。“他向我推荐你，我刚刚说过了，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我没怎么睡。今天早上我有约会，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可能找到你。”

我等他继续说。“斯卡德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是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芭芭拉·埃廷格。我不……等一下。”

特里纳端着他的饮料过来，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地走开。他弯着手指握住杯子，但是没有将杯子拿起来。

我说：“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没错。”“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九年。”“她是受害人之一。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的第七十八分局。芭芭拉·埃廷格，是我们分局的案子，对吗？”“是的。”

我闭上眼睛，让记忆浮到脑海中。“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第六个。”“在她后面还有两个，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芭芭拉·埃廷格。她是个教师。不对，不是教师，但类似这样的工作。一家日间托儿所。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你的记忆力不错。”“应该可以更好的。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我想起来了，是中城北区。事实上，弗兰克·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中城北区。”“完全正确。”

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衣衫零乱，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我记不得她的长相，只知道她死了。

我喝完我的咖啡，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威士忌。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伦敦啜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我觉得很奇怪，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

我说：“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杀了八个女人。从头到尾都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

他什么都没说。“九年后他们逮到他。什么时候的事？两个礼拜以前吗？”“快三个礼拜了。”

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清查他的档案，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他们还真是走运。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前，他就全盘招认了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我说，“小个子，对吗？我不记得他的名字。”“路易斯·皮内尔。”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手放在桌上，指尖对着指尖，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看他一定觉得如释重负，经过这么多年，凶手终于被抓到了。“没有。”他说。

音乐正好在这时停了。收音机播音员在推销订阅一本奥杜邦协会出版的杂志。我等它结束。“我有点希望他们没有抓到他。”查尔斯·伦敦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杀害芭芭拉。”

之后我回到座位上读完三份报纸，报道中大略提到皮内尔招认了七件冰锥大盗残杀案，但是他否认第八件是他干的。就算我先前已经看过这则消息，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谁知道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在事情过了九年后还能记得些什么？

根据伦敦先生的说法，皮内尔并非仅凭记忆，他还有不在场证明。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前一天晚上，皮内尔因东二十街一家咖啡店服务员的控告而被警察带走。他被带到贝尔维医院观察了两天才放出来。警方和医院都记录得十分清楚，芭芭拉·埃廷格被杀时，他被关在禁闭室里面。“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们一定弄错了。行政人员记录进出院的日期可能会出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弄错。皮内尔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铁。他十分愿意招认另外七件谋杀案，我推断他多少以此为荣。但是别人将他没犯的案子栽赃给他让他着实气愤。”伦敦说。

他拿起杯子，根本没喝又放下来。“几年前我就放弃了，”他说，“我认为永远抓不到杀死芭芭拉的凶手是理所当然的。一连串的杀戮突然停止，我猜这个杀人犯不是死了就是离开这里了。我幻想他经历了片刻的神志清明，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自杀了。假如能让我继续相信这个幻想，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我猜想这类的事情偶尔会发生，正如一位警官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接着我就想，芭芭拉是因为自然的不可抗力而死的，就好比说她是死于地震或水灾。杀她的力量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我了解。”“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芭芭拉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他闭了会儿眼睛，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他说，“然而，今天，情形更糟，我明白她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杀死的。对我而言，这实在太可怕了。”“是的。”“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事实上，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踢来踢去，你明白的，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不要再麻烦他们了。最后，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着手侦查。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我原本很生气，但是他把我说服了。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那时候没查到任何头绪和嫌犯，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现在有七件能结案纯粹是意外之喜。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恐怕的确如此。”“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假装为她哀伤。天呀，我无法忍受。”

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我向特里纳使了个眼色，要她过来点饮料。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我已经喝够了咖啡。她把酒端过来，我一口气喝掉半杯。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驱走了一些寒意。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呢？”“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

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说：“也许没有办法。”“我知道。”“就算有一条线索，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你能够尽力去做。这是他们做不到，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结果都一样。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但问题是，我要他们重新调查，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但对你，我可以雇用你。”“不见得。”“麻烦你再说一遍？”“你不能雇用我，我不是私家侦探。”我解释道。“菲茨罗伊说——”

我继续说下去：“他们有执照，而我没有。他们会填表格，写一式三份的报告，用单据报支出账，申请退税，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斯卡德先生，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耸耸肩膀说：“有时候我帮别人忙，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作为回报。”“我想我明白。”“你明白吗？”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白色的皮肤，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我说，“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就算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逍遥法外，这件事让你痛心。但是，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却又拿他无可奈何，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我还是要知道。”“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会活得快乐一点。”“有可能。”“但你想冒这个险。”“是的。”“好吧，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翻到空白处，把笔套拿掉。“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说。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记了一大堆笔记。在这期间，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他则叫特里纳把他喝的东西收走，倒一杯咖啡给他。我们结束谈话之前，特里纳为他续了两次杯。

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孙河畔的黑斯廷斯。芭芭拉五岁的时候，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三年前，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讨论贴告示出售的事。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

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假如她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她没有小孩，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讲到这件事，他的声音都变了。

道格拉斯·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他们结婚时，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社会工作者，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就辞掉这份工作，改行做销售。他第二任太太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伦敦不太确定数目。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过，也从未见过他的新任太太。

林恩·伦敦这个月正好满三十二岁。住在切尔西区的她在一家实验私立学校教四年级。芭芭拉去世后不久她就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结婚两年多后分居，不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

他提起其他一些人。邻居、朋友、芭芭拉工作的那家托儿所老板、那里的一位同事、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记得名字，有时候不行，他把记忆片段提供给我，我可以从中自己找资料。不过这些线索都理不出什么头绪。

他讲了许多题外话。我不想局限他的话题。我想让他天马行空地讲，这样我更能对死者有全盘的了解。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对她产生真实的感觉。我只知道她长相迷人，十几岁时就很受欢迎，在学校里表现良好。她热心助人，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从童年到她不能再活下去的年龄她都是一个无邪而具有温柔美德的女人的形象。我有种感觉，他并没有非常了解芭芭拉，由于工作忙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关系，他对她的感觉并不完全可信。

这并不稀奇，很多人在自己的子女为人父母前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而芭芭拉并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当他把能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以后，我大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然后把本子合上。我告诉他我会看着办。“我需要一些钱。”我说。“要多少？”

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开价钱。什么叫太少？什么又叫太多？我知道我需要钱——一向都如此，他也许可以源源不绝地供应。有的保险经纪人赚很多钱，也有的只赚一点点，但我认为推销公司团体保险应该收入颇丰。我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数目是一千五百元。“这笔钱能买到什么，斯卡德先生？”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买我的努力。我会用这些钱找出些结果出来或是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情况比我预期的提早明朗化，我就赚到了你的钱，你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假如我觉得我能查到更多东西，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付我钱。”“非常随意，不是吗？”“你可能不太习惯。”

他考虑着但没说什么。随后，他拿出支票簿，问我支票抬头要怎么开。我告诉他开给马修·斯卡德，他照着写上去，把支票撕下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我没有把它拿起来。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还有许多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他们的做法要正规得多。不但报告详尽，收费和支出也精确计算。此外，他们可以取得的资源比我多。”“菲茨罗伊刑警也这么说。他说他也可以推荐几家有名的侦探社给我。”“但是他推荐我？”“是的。”“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一个理由，但不是他告诉伦敦的那一个。

伦敦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说你是个狗娘养的疯子，”他说，“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还有呢？”“他说你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是一般大侦探社做不到的。而且，一旦你的牙齿咬到东西，你就绝不松口。他说虽然这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但你就是可以找出杀死芭芭拉的凶手。”“他这么说吗？”我拿起他的支票，用心看了一下，再对折起来。我说：“他说得对。我会的。”2

那时候要去银行已经太晚了。伦敦走后，我去吧台结账，顺便跟店家借了点钱。我的第一站是第十八分局，我考虑到两手空空不太礼貌。

我先打电话确定他在，然后搭往东的公共汽车，再换另一辆开往市中心的。阿姆斯特朗酒吧在第九大道靠五十七街的转角处。我住的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十八分局坐落在警察专科学校的一楼，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新生训练，巡警预科班和警官升职考试都在这里进行。这里有一个游泳池、一座配备有重量训练机和一条跑道的体育馆。在这里可以上武术课，或到震耳欲聋的射击场做练习。

我感觉到那种每次我进警察局都会有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而且是个失败的骗子。我在办公桌旁停下来，说我来找菲茨罗伊刑警。穿制服的警员挥手叫我进去。他可能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一定看起来仍旧像个警察，或走起路来像个警察，或是什么的。一般人这么看我，甚至连警察也是。

我直接走到小队办公室，看见菲茨罗伊在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打报告。桌上堆放着六个一次性咖啡杯，每杯都还剩约一英寸高的淡咖啡。菲茨罗伊指了指一张椅子，我坐着等他做完报告。隔几张桌子，两个警察和一个瘦得皮包骨又长着一双青蛙眼的黑人小孩吵翻了天。我猜他是因为坐庄赌西班牙纸牌被抓。他们不会太为难他的，况且那也还称不上是世纪之罪。

菲茨罗伊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也许年纪大了些，体重也增了些。我不认为他会花很多时间在跑道上运动。他有张结实的爱尔兰脸庞、灰色的头发，留个小平头。不会有太多人把他当成会计师、管弦乐团指挥或出租车司机，也不会以为他是个速记打字员——他在打字机上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他只用两根手指头打字。

菲茨罗伊终于做完了，他将打字机推到一边去。“我发誓全部的工作都是纸上谈兵，”他说，“光做这个和出庭，谁还有时间去调查什么？嗨，马修，”我们握握手，“好久不见了，你看起来倒不怎么糟。”“我应该很糟吗？”“不是，当然不是。要不要喝点咖啡？加牛奶和糖？”“咖啡就好。”

他走到咖啡机那儿，又拿了两个一次性咖啡杯回来。那两个刑警还在戏弄那个赌纸牌的庄家，说他们怀疑他是第一大道的砍杀狂。那孩子很有分寸地顺着他们一起开玩笑。

菲茨罗伊坐下来吹凉他的咖啡，喝了一小口，做了个鬼脸。他点燃一支香烟，靠在旋转椅上。“你见过伦敦先生了吗？”他说。“刚刚见过。”“你怎么打算？你会帮他完成心愿吗？”“我不知道话是不是这么讲的。我告诉他我会试试看。”“对呀，马修，我想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点好处。这家伙想要花点银子。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好像要他的女儿活过来，然后再死一遍，他以为他可以办得到这件事。问题是他根本就办不到。但是，如果能让他花一点钱，他会觉得好过一些，而这笔钱为什么不能给一个配得上它的好人呢？你知道，他有几个钱，而且这又不是在敲诈一个跛脚的报童。”“我也是这么想。”

他说：“所以，你答应了要试试看。那好。他要我推荐个人给他，我马上就想到你。何不把生意介绍给朋友呢，对不对？人们互相照顾，才能使地球继续转动。大家不都这么说吗？”

他去倒咖啡的时候，我在手里放了五张二十元的钞票。现在我身体往前靠，把钱塞到他手中。“好啦，我可以利用几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很感激。”我说。“听着，朋友就是朋友，对吗？”他把钱收起来了。朋友是朋友，没错，不过恩情就是用来还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警局里外皆是如此，没道理为我破例。他继续说道：“所以，你要去找线索并且问一些问题。他要玩多久，你就哄着他玩多久，但你也不需要太卖命。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九年了。只要你结得了这件案子，我们就用飞机把你送去达拉斯，让你去猜一猜是谁杀了约翰·肯尼迪。”“破案的线索一定很难找。”“比登天还难。如果那时候有任何理由让人想到她不是冰锥大盗死亡名单上再添的那一笔，那也许就会有人深入一点去探查。不过你也知道事情是如何进行的。”“当然。”“现在第一大道上有个家伙在街上挥舞着一把屠刀四处砍人。我们推测这些都是随意攻击事件，对吧？我们不会跑去问受害人的老公，他老婆有没有和邮差乱搞，就好像她，叫什么来着，埃廷格，也许她就是和邮差乱搞才会被杀死的。不过，当时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清查这方面的问题，如今想要这样做，简直像是要变魔术。”“是呀，至少我会做做动作。”“当然，为何不？”他用手轻轻拍着一个纸面压有百褶细纹的牛皮纸档案夹。“我叫他们把这个调出来给你。你干吗不花个几分钟大略看一下？我必须去见一个人。”

他去了半个多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我用我的方法读完冰锥大盗的档案。在我结束之前，那两个刑警把赌纸牌的庄家押到拘留室，然后急急忙忙出去了，显然想去找找看有没有第一大盗砍杀狂的消息。这个砍杀狂在第十八分局已小有名气，第一大道离分局所在地只有几个街区，他们显然急着把他抓起来。

弗兰克·菲茨罗伊回来时，我已经看完档案了。他说：“如何？找到什么？”“不是很多。我做了一些笔记，大部分是姓名和住址。”“经过这九年，资料都不准了。人们搬来搬去，生活也他妈的整个改变了。”

上帝知道我的生活真的整个改变了。九年前，我是纽约警察局的刑警。我、我太太和两个儿子住在长岛一幢有草坪、后院和烤肉架的房子里。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要决定人生的方向实在很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离开了。而我的生活当然也改变了。

我轻轻地拍了一下档案夹说：“有多少把握确定皮内尔没有杀芭芭拉·埃廷格？”“信用保证，马修，绝对可靠。他那时人在贝尔维医院。”“那里经常有人溜进溜出。”“我同意，但他那时候穿着紧身囚衣。那个多少会限制行动。此外，有些迹象显示埃廷格命案与其他几件不同。只有用心去找，才会注意到，但它们确实存在。”“比如说？”“伤口的数目。在八个受害人当中，埃廷格的伤口数最少。这个差别不是关键性的，但是已经够明显了。再者，其他的受害人在大腿处都有伤口。埃廷格腿上和脚上则都没有刺伤的伤口。问题在于受害人之间原本就互有差异。他可不是用糕饼模子来做这些谋杀案的。因此，埃廷格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在那时候并不显得突出。大腿处伤口较少或没有伤口，可以看成是因为时间仓促，他听见或者他认为他听见有人来的声音，所以他没时间给她做完全套处理。”“当然。”“当初会判定是冰锥大盗杀了她的主要依据你是知道的。”“眼睛。”“对，”他点头表示同意，“全部的被害人都被刺穿了双眼。一只眼球戳一刀这一点从未见报。我们总是处心积虑保留一两点省得被那些跑来捏造口供的神经病愚弄。你绝不相信有多少小丑跑来说自己在街上砍人。”“我可以想象得到。”“而你得逐一清查然后还要录口供，这才真是气死人。不管它了，我们回头说埃廷格。冰锥大盗总是攻击眼睛。我们隐藏了细节，但是埃廷格的一只眼睛也被刺穿了。所以你会怎么想？既然看到有一只眼睛被戳穿了谁还会去管她的大腿有啥伤没有？”“但是只有一只眼睛。”“对了，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再加上全身伤口数目较少，以及大腿上没有伤——他赶时间，没时间做完——你不这么推测吗？”“任何人都会这么想。”“当然。你还要再喝点咖啡吗？”“不了，谢谢。”“我想我不能再喝了。我今天已经喝太多了。”“你现在怎么认为，弗兰克？”“关于埃廷格？我认为是怎么一回事？”“嗯哼。”

他抓抓他的头，沿着鼻梁两边在额头上皱起两条垂直线。“我不认为事情很复杂，”他说，“我想有个人看报纸和电视并且正好看到这则有关冰锥大盗的消息。你也知道一直都有这些好模仿的人。他们是一群没有想象力自创名号的疯子，所以只好依附别人疯狂的主意。有些疯子看了六点新闻，然后走出去买了一把冰锥。”“然后凑巧也在她的眼睛上戳了一刀？”“也许。有可能。或许他只是心血来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像皮内尔那样。或许是消息泄露出去了。”“我也这么想。”“就我记忆所及，报纸或电视新闻里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是指没有提到戳穿眼睛这一点。但是，也许媒体已经披露了这一点，后来才被我们压下来，但是这个疯子已经看到或听说了，并且在脑海里留下印象。或许消息没有传到媒体，但却在警局里面传开了。我们有几百个警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加上参与验尸的、看过记录的、全部行政人员及其他所有的人，他们每个人再告诉三个人，全部这些人又都来谈这个话题。那么，需要多久就会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我懂你的意思。”“要说呢，关于眼睛这件事，看来也只有神经病才会这么做。某个家伙为了一时的刺激作这一案，然后就洗手不干了。”“这一点你怎么想，弗兰克？”

他往后靠，手指交叉放在脑后。他说：“假设是她丈夫因为她与邮差乱搞而要杀她，而且他弄得像是冰锥大盗做的，这样他就不必负任何责任。假如他知道关于眼睛的事，他会两个眼睛都这么做的，对吗？他不会冒险。疯子，一定又是一个疯子。他刺了一只眼睛因为那代表某种意义，可是他也许觉得厌烦，所以他没刺另一只眼睛。谁知道他们那些该死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假如是个神经病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可以抓到他了。”“当然没有办法。事情过了九年，你还想要找一个没有动机的杀人犯？这就像要在稻草堆里找针，而且这根针还不在稻草堆里。不过，这也无所谓。你接下这个案子玩玩，等你玩不下去的时候，只消告诉伦敦这案子必定是个神经病干的即可。他会很高兴听你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九年前他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他接受它了。现在他开始害怕是因为他觉得凶手是某个他认识的人，这个想法弄得他都快要疯了。因此，你现在只为他一个人展开调查，并且告诉他一切都没有问题。太阳每天早晨仍旧从东边升起，他的女儿仍旧是被一种他妈的不可抗力杀死的。他会再次放松心情去过他的日子。他会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你说得可能对。”“我当然是对的。你甚至可以省去跑来跑去的工夫，就这么坐着耗上一个礼拜，然后把你打算好要告诉他的告诉他。但是，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是吧？”“是的。我会尽全力去做。”“我想你至少会做出个样子。因为，马修，你仍然是个警察，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在某一方面。不管这代表什么意义。”“你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吧？你就这样来一件工作做一件？”“对。”“你有没有想过回来工作？”“回警局？偶尔吧。但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他犹豫了一下。有些问题他想问我，有些话他想对我说，但他决定不说出来。我很感激他这么做。他站起来，我也起身。我谢了他的时间和情报。他则说这是老朋友应该要做的，他很乐意帮好朋友的忙。对于换了手的一百块，我们两个都没提。我们干吗要提呢？他很高兴拿，我也很乐意给。受人恩惠一定要回报，否则不会有好下场。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总是要回报的。

3

我和菲茨罗伊谈话时，天空下了一点小雨。我走到外面时，雨已经停了。不过我觉得今天的雨还没下完。我在第三大道的转角处喝了一杯，并且看了一段电视新闻。他们公布了警方绘制的砍杀狂素描，和《邮报》头版上刊登的相同。图片上是一个圆脸黑人，蓄着修剪整齐的胡子，头上戴顶软帽，一双杏仁形的大眼睛露出狂暴的凶光。“想象一下你在街上发生这种事，”酒保说，“我告诉你，很多人拜此事件之赐取得手枪许可证。我也正考虑要去填申请表。”

我想起我不再带枪的那一天，同时交回了我的防弹衣。没有了腰际那一块铁，我有一股十分脆弱的感觉，但现在我几乎无法回想起当初配着枪在街上走的感觉。

我喝完饮料后离开。那酒保会拿到枪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说的比做的多。但是，每当有这类的疯子上了头条新闻，不管是砍杀狂还是冰锥大盗，就会有一群人拿到枪支许可证，另外一群人则购买非法枪支。在这些人当中，总有几个人会在喝醉酒后，拿枪射杀老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逮到那个砍杀狂。

我往住宅区走，路上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停下来吃晚餐，然后在四十二街的中央图书馆待了几个小时。我看了缩微胶卷旧报纸，又看了新的和旧的市区地图。我做了一些笔记，但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想试着让自己深入到这个案子的情境里，在时光隧道中后退几步。

我走出来时，天空在下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吧台找到一张凳子坐下来。这里有人可以聊天，有波本酒可以喝，有足够的咖啡可以消除疲劳。我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我只是随波逐流，勉勉强强，就这样一天混过一天。然后你会很惊讶，一个人不管什么日子都可以混得过去。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用早餐时，读了一份报纸。昨晚没有砍杀事件发生，但是案子仍旧毫无进展。在厄瓜多尔，有几百人死于地震。最近好像死了很多人，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注意这类消息的缘故。

我到银行去，把查尔斯·伦敦的支票存进我的户头，并且领出一些现金和一张五百元的汇票。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装汇票，我要把它寄给赛奥西特的安妮塔·斯卡德太太。我拿着银行的笔，在柜台边站了几分钟，想要在里头写几个字，但我终于还是只寄出了汇票。汇票寄走了以后，我想到要打电话跟她说一声，但是看起来这比寻思那张便条要怎么写更烦人。

今天天气还不坏。云朵遮住了太阳，但还是看得见一小片一小片的蓝色天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香味。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还了之前借的钱，没喝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这时候喝第一杯还太早。我离开后，向东走过一个很长的街区，到哥伦布圆环，搭上一辆地铁。

我坐D线到史密斯和柏根街，下车后回到外面的阳光里。我四处走走，确认自己的方位，往东过去六七个街区就是七十八分局，我曾经在那里干过很短的时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候会到布鲁克林来，没有一样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当时这个地方属于布鲁克林区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自己的名字。现在，这里一部分叫圆石丘，另外一大片叫波朗坡区，这两个地方都全力参与褐石建筑复兴运动，邻近纽约的各地区没有按兵不动的，不是变进步就是变堕落，大半个市区看来都要瓦解了。在南布朗克斯区，一个接着一个街区都是被焚烧掉的建筑物。在布鲁克林，同样的情形侵蚀着布什维克和布朗斯维尔。

这里的街区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在这些街道里走来走去，终于明白变化在哪里。每一条街道都有树木，它们大部分都是这几年才种上去的。虽然有些褐石及砖砌建筑物荒废失修，但大部分还是都装点得焕然一新。商店也反映出这种改变。史密斯街上的健康食品店，沃伦和邦德街口的时装店，那种稍具格调的餐厅也随处可见。

芭芭拉·埃廷格死亡和生前居住的房子位于尼文和邦德之间的怀科夫街，这是一幢砖造的建筑物，楼高五层，每一层楼有四户小公寓。因此，它没像其他的褐石建筑物一样，变回原来的独栋住家。不过，房子变干净了些。我站在门厅处检查信箱上的姓名，和我抄下来的旧市区指南资料作比对，总共二十家住户中，只有六户自谋杀案发生以来还一直住在这里。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们会因结婚或离婚而改变他们的姓名。为抑制房东调高租金，公寓常被转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却一直还留在租约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来同住，后来自己先搬出去了。没有捷径。你必须敲遍所有的门。

我按了门铃，有人按对讲机让我进去，我先走上顶楼再一路访谈下来。有张名片能亮一亮，事情会比较简单，但是举止比证件重要，而且就算我想也摆脱不掉那种气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没有要让他们以为我不是个警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住在顶楼后排公寓的一位年轻妈妈。我们谈话时，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间哭。她告诉我说她搬进来这里还不满一年，对于九年前发生的命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很着急地问我命案是否就发生在她住的这间公寓，当她得知不是的时候，立刻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四楼前排公寓里的一个斯拉夫女人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双手长有黄褐斑并且因患关节炎而弯曲。她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再把她的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她那张椅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她可以看见街道。她告诉我她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四十年，四年前她先生还在，但是现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她说附近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是老一辈的都死了，我多年来购物的地方也不见了，还有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价钱。”

她记得冰锥谋杀案，虽然她很惊讶这件事居然已经过去九年了。对她来说，没那么久。她说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被杀害。”

除了说她人很好以外，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记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记得芭芭拉是否对某邻居特别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记得芭芭拉和丈夫处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子，真希望我能拿张照片给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这一点，会向伦敦要一张芭芭拉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个住在四楼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证件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她拴着门链，透过一个两英寸宽的门缝和我说话，这对我来说并非无法理解。她刚搬来这里没几年，知道这件命案发生在这里还有冰锥大盗最近被捕落网，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所知所闻仅止于此。“大家都随便让人进来，”她说，“我们这里有对讲机，但大家也不问清楚你是什么人就开门让你进来。大家都在谈论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然后，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我想告诉她只要有一把门闩剪，要弄断她的门链实在很容易，但我认为她的焦虑程度已经足够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三楼，芭芭拉住的那个楼层，后排公寓有一间没有人应门，我停在隔壁那间公寓的门口，听到有迪斯科音乐穿门而出。我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他留短发和胡须，只穿了一条蓝白条纹短裤。他全身肌肉结实，晒黑的皮肤上闪烁着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请教他几个问题，他带我进去，把门关上，然后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他先将收音机音量关小一半，停了一下，再完全关掉。

在没有铺地毯的镶木地板中央放着一块大草席。一副举重杆和一对哑铃横放在草席上，另外还有一根跳绳卷成一堆扔在旁边的地板上。“我刚才在健身，”他说，“你不坐下来吗？这张椅子挺舒适的，另外一张刚坐下去还好，但不适合久坐。”

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盘着腿坐在席子上，当我提起发生在同一楼层的谋杀案时，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纳德告诉过我，”他说，“我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点，但唐纳德在这里就住得久了，他眼看着这一带变得漂亮起来，幸好这栋特别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本质上的寒酸，你也许想和唐纳德谈一谈，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点或六点半才会回来。”“唐纳德姓什么？”“吉尔曼。”他拼出这个姓的写法。“我叫罗尔夫·瓦戈纳，我在最近才看到有关冰锥大盗的报道。我当然不记得这件案子，我那时才读高中，在印第安纳的家乡，曼西，印第安纳离这里很远，”他想了一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吉尔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妇很熟吗？”“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比较好，你们已经抓到凶手了，不是吗？我看到报道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后来他被放出来，他们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么样的？”“差不多是这样。”“现在，你是要确定你这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他笑了，他有一张好看而且天真的脸，穿着短裤坐在席子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一般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比较有警觉性，特别是有警察在场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你和朱迪谈过了吗？朱迪·费尔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妇住的那间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现在应该在家，除非她去试唱，上舞蹈课，或逛街——反正她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齿。“还是，也许你已经和她谈过了？”“还没有。”“她是新搬来的，我想她才搬来六个月左右，这样你还会想和她谈一谈吗？”“要。”

他伸开盘着的双腿，轻快地站起来。“我帮你介绍，”他说，“等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好。”

他再出现时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光脚穿着跑步鞋。我们穿过厅堂，他敲隔壁公寓的门，先是静悄悄的，然后传出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应门的声音。“是罗尔夫，”他说，“还有一名警察要来拷问你，费尔伯恩小姐。”“啊？”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门打开。她真像罗尔夫的姐妹，他们有着同样淡棕色的头发，相同的脸部特征和中西部人开朗的表情。她也穿牛仔裤，以及一件毛衣和一双便宜的拖鞋。罗尔夫帮我们介绍，她往旁边站，示意我们进去。她完全不知道关于埃廷格夫妇的事，她对这件谋杀案的认识仅限于命案就发生在这里的事实。“我很高兴搬进来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否则我可能会被吓到，这实在太蠢了，不是吗？公寓很难找，谁有那个本钱去迷信？”“没有人，”罗尔夫说，“没有这个市场。”

他们谈论着第一大道的砍杀狂，还有最近发生在本地的盗窃风。一个星期前，这里的一楼就发生过一次，我问她可否看一下厨房。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走在去厨房的路上了。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还记得厨房的位置。但是，我已经去过这栋大楼的其他公寓，每一套的布局其实都相同。

朱迪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在这间厨房里？”

罗尔夫问她：“你以为在哪里？在卧室吗？”“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你甚至不觉得好奇吗？不过你听起来像是克制着好奇心。”“也许吧。”

我不加入他们的对话。我试着去回忆这个房间，跳过这九年，再一次身处现场，站在芭芭拉·埃廷格的尸体旁边。她离炉子很近，两腿伸到厨房中央，她的头朝向起居室。地板上有张油毡，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木地板经过整修，处理得光光亮亮的，炉子看起来也是新的，灰泥被除去，露出砖砌的外墙。我不能确定以前砖块有没有露出来，也不能确定我心中的影像有几分真实。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你，供应不及时，它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为什么在厨房？这扇门通往起居室，因为她认识他，或尽管事实上她不认识他，她都让他进了门。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抽出冰锥，而她想逃跑？他抓住她站在油毡上的脚踝，爬过去，然后用锥子攻击她？

厨房居中，隔开起居室和卧室。也许他是她的情人，他们正要走进卧室，他突然用那几英寸长的冰锥攻击她。但是，为什么他不等到他们走到卧房才下手？

也许她在炉子上煮东西，也许她正在为他冲咖啡，厨房太小了不能在里面用餐，但是也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站着等水烧开。

这时，突然有一只手蒙住她的嘴巴，并且一刀刺进心脏要了她的命。之后，再用冰锥补上几刀，让它看起来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

是第一刀置她于死地的吗？我记得有很多血滴，尸体不会一直流血，但是大部分戳刺的伤口也不会。验尸报告指出心脏的那一刀多少可以立即致死，这一致命伤可能是她挨的第一刀或最后一刀。这些我在验尸报告中都看过了。

朱迪·费尔伯恩把茶壶装满水，用一根火柴点燃炉子。水开时她冲了三杯速溶咖啡。我希望我的咖啡里能加点波本，或者干脆给我一杯纯波本，但没有人提议这样做，我们各自拿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她说：“你看起来好像见到鬼了。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在找鬼一样。”“也许我刚才就是在找鬼。”“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种事。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比较常发生在猝死的情况下，死者没有料到事情会突然发生。理论上是灵魂不能接受死亡的事实，所以游荡不去，因为它不知道要进入另一个生存层面。”“我想它在地底下走，呐喊着要复仇，”罗尔夫说，“你知道，拖着链条，把地板弄得吱嘎作响。”“不，它只是不明白该怎么办才好，你要找个人来安抚鬼魂。”“我可不碰这个玩意儿。”罗尔夫说。“我真以你为荣，你克制的功夫一流。那叫什么来着，安抚鬼魂。那是驱邪的一种。鬼魂专家，或随便你怎么称呼，与鬼沟通并让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就会离开，让灵魂到灵魂应该去的地方。”“你真的相信这一套？”“我不能确定我相信什么。”她说。她把翘起来的脚放下，然后又翘起来。“假如芭芭拉的灵魂还在这套公寓流连不去，那么她一定相当克制。木板没有吱吱嘎嘎地响，也没有夜半幽灵出现。”“你的鬼很低调。”他说。“我今晚一定要做噩梦了，”她说，“假如我睡得着的话。”

我敲遍了下面两层楼的每一间公寓，没几家有回应的，住户不是不在家就是没什么有用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公寓管理人住在下一个街区一栋类似建筑物的地下室公寓里。但我看不出来去找他能得到什么，他才来工作几个月，而且住四楼前排公寓的老太太告诉我，过去九年来已经换过四五位管理员了。

走出这栋建筑物时，我为再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高兴，也为回到街道上感到高兴，我在朱迪的厨房内感觉到一种东西，虽然我不愿称之为鬼魂，但我感觉到有个来自许多年前的东西拉着我，想要把我拖下去，拖到地下去。

不知道那是芭芭拉的过去还是我自己的过去，我说不出来。

我在迪恩和史密斯转角处的一间酒吧停下来休息。他们有三明治，还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但我不饿，我很快喝了一杯，并且啜了一口解酒的清凉饮料。酒保坐在高脚椅上喝着一大杯看起来像是伏特加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位客人，年纪和我相仿的黑人，在吧台另一端看着一个电视比赛节目。其中一人偶尔会对电视机里的话评头论足。

我翻了翻笔记本，然后走到电话旁边查阅布鲁克林的电话号码簿，以前芭芭拉·埃廷格工作的那所日间托儿所看来已经停业了，我查看分类广告，看看同一个地址上有没有登记其他公司，结果没有。

托儿所的住址在克林顿街。我离开这一带太久了，因此我必须打听一下方向，结果只要走过几个街区就到了。布鲁克林这一带的边界一向都界定不清楚，这个地区的面积大小大部分是房地产经纪人自行发明的，但当我走过法院街时，我已经由波朗坡区来到圆石丘了，而且两区间的变化不难看出来：圆石丘绿化得比较漂亮，树木多，褐石建筑物比例也高，街上大部分是白人。

我找到克林顿街上那个我要找的门牌号码，它在太平洋街和友谊街之间，日间托儿所已经不见了。一楼店面卖的是编织用品和针织花边。老板是一个肥胖而且镶着一颗金门牙的胖女人，她不知道托儿所的事，一年半以前，一家健康食品餐厅结束营业，她才搬进来的。“我在那家餐厅用过一次餐，”她说，“他们真该关门大吉，我不骗你。”

她给我房东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在街角试着打电话，但却一直占线，我只好走回法院街，爬了一段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卷着袖子，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塞满烟蒂的又圆又大的烟灰缸。他打电话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窗户是关着的，整个房间烟雾弥漫，浓得像是凌晨四点的夜间俱乐部。

他一放下电话，我就赶紧逮住他，趁电话铃声又响起前问他几句话。就他记忆所及，除健康食品餐厅以外，那里还开过童装店，同样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找到做针织品的，”他说，“不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明年就会结束营业。你现在能卖出多少毛线？事情就是这样，有人为了本身的嗜好和兴趣就去开一家店，健康食品，针织品，不管是什么。但他们对做生意懂个屁，不出一年或两年他们就做不下去了。她一中止租赁合约，我们就会在一个月以内以她所付价格的两倍将房子再租出去，在高级地区是出租方市场。”他拿起电话。“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他说。“查一下你们的记录。”我说。

他告诉我他还有许多事要办，但话讲到一半口气由坚定转为发牢骚。我坐在一张老旧的橡木旋转椅上，让他一个人在档案堆里乱搜一通。他把半打以上的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才拿出一本档案夹，“啪”的一声扔到桌上。“找到了，”他说，“快乐时光儿童看护中心，什么名字嘛？”“有什么不对吗？”“在酒吧里快乐时光饮料全部半价，活见鬼把这词儿拿来用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觉得吗？”他摇摇头，“他们还奇怪为什么生意做不下去。”

我倒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何不妥。“承租人是一个叫科温的太太，贾尼丝·科温。租约五年，做了四年放弃，在八年前的三月终止合约。”那是芭芭拉·埃廷格死后一年的事。“老天，你来看看这租金，你不会相信的，你知道她才付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来，你看过那个地方，你开个数目。”我看着他，他捻熄一根烟后又点燃另一根。“一百二十五元一个月。现在的租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而且一旦那个做针织的不做或租约到期，马上还要涨价，不管哪一种情况先发生。”“你有科温太太的联络地址吗？”

他摇头：“我有一个她的永久地址要不要？”我写下地址，他念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也把它记下来。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打声招呼，听了几分钟，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了一会儿。“听着，我这儿有人在，我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好吗？”

他挂了电话，问我可以结束了吗，我想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他拿起那个档案夹说：“她在那里做了四年，大部分的店面在第一年就做不下去了。撑过第一年，你就有机会，做两年就大有搞头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哪里？”“女人，”他说，“她们是业余的，她们没有非做成不可的必要。她们做生意像试穿衣服一样，假如颜色不喜欢就脱下来，她们就是这样，这样我才会有生意进门。”

我谢谢他的帮忙。“听着，”他说，“我总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接的。她对名叫贾尼丝·科温的人一无所知，而且没讲多久她就把电话挂断，没让我有机会多问几句。我投下一个硬币，又拨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拨错号码。听到同样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把电话挂断。

从电话号码停机到这个号码重新给另外一个人使用，中间间隔的时间大概一年。当然科温可能只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没有从怀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经常换号码以摆脱骚扰电话的纠缠。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个人都搬走了，离开布鲁克林，离开纽约市这五区，离开本州。我开始回头往怀科夫街走，过了半个街区，转过来，折回去，再转过来。

我命令自己停下来，在我的胸中和胃里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我怪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且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收了伦敦的支票。他的女儿躺在坟墓里九年了。杀她的人早就有足够的时间跑到澳洲去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做这些事根本他妈的毫无意义。

我站着让强烈的情绪平复下来，想清楚我现在不去怀科夫街，要等一下才去，等吉尔曼下班时我再去，到时候可以顺便去查一下科温的住处。这时候，我想不出来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谋杀案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做，以抚平我焦虑的情绪。

布鲁克林有个现象：你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教堂，在这个区里到处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国会街的转角处就发现了一家，这间教堂已经关闭而且铁门深锁，但是上面有个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转角右边的圣伊丽莎白·西顿礼拜堂，有一个栅门通往这间挤在教堂和牧师公馆中间的平房式礼拜堂。我走过一个种满常春藤的庭院，里边有个牌子写着这里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内的地点。我懒得去看他是谁，以及他们把他葬在这里的原因。我从两排白雕像中间走进这间小礼拜堂，只有一位孱弱的爱尔兰妇人在里面，她跪在前面的长椅上，我坐在靠礼拜堂后方的位子上。

我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教堂里面打发时间，好像是在我离开警察局以后，在我迁出赛奥西特区那栋房子并且离开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去住以后。我想我发现教堂是和平宁静的最后根据地。在纽约，这两件东西很难获得。

我在这间礼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感觉很平静。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先前的那些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离开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门口时，我把钱放入那个救济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停止。这问题并不怎么困扰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结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钱拿去做什么。我并不是很在乎。查尔斯·伦敦给了我一千五百元，这个举动并没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来送给不特定的穷人更有意义。

那里有一架子的奉献蜡烛，我停下来点了两根，一根给去世已久的芭芭拉·伦敦·埃廷格，虽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内那么久，另一根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一个和芭芭拉去世了大约同样久的小女孩。

我没有祈祷，我从不祈祷。

4

唐纳德·吉尔曼比他的室友大十二到十五岁左右，我想他没花多少时间练哑铃和跳绳。他一头红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透过尖角镜框里的深度镜片闪烁着冷冷的蓝色光芒。他穿着西装裤、白衬衫，戴领带。他的西装外套披在罗尔夫警告过我的那张椅子上。

罗尔夫说过吉尔曼是一名律师，因此他向我要证件时，我并不讶异。我向他解释，几年前我已经离开了警察局。听了这则新闻，他抬了抬眉瞥了罗尔夫一眼。“我是应芭芭拉·埃廷格父亲的要求才插手这个案件，”我继续说，“他要求我做调查。”“但是，为什么呢？凶手已经抓到了，不是吗？”“发生了一些问题。”“哦？”

我告诉他路易斯·皮内尔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那一天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他立刻说：“那么杀她的另有其人，除非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乱编的。这就可以解释她的父亲要这么做的原因了，他可能怀疑，是呀，他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假如我打电话给他确认你来这里当他的密探，希望你不会见怪。”“他可能不好联络。”我带着伦敦的名片，并把它从钱包里拿出来。“他现在可能已经离开办公室了，不过我想他现在应该还没到家。他一个人住，太太几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很可能必须在餐厅里用餐。”

吉尔曼看了名片一会儿，然后把它还给我。我看着他的脸，看得出来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哦，好吧，”他说，“我想与你谈谈不会有什么伤害，斯卡德先生，不过，我好像也不知道任何会有实质上帮助的事情，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桥下流水滔滔而逝，流过了水坝，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到液体，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喝一杯，要不要加入我们？”“谢谢你。”“我们通常调些马提尼来喝，还是你喜欢喝别的？”“马提尼对我而言有点太烈了，”我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喝威士忌，波本威士忌，假如你们有的话。”

他们当然有。他们有野火鸡波本威士忌，比我通常喝的那一种要高上一两个等级，罗尔夫用一只雕花水晶酒杯倒了五六盎司给我。他再把孟买金酒倒入一只壶里，加冰块和一汤匙的苦艾酒，轻轻搅拌，最后将调好的酒倒入两只和我的款式相同的玻璃杯内。唐纳德·吉尔曼举起杯子，提议为星期五干杯，我们都喝了。

我一直坐在罗尔夫先前叫我坐的那张椅子上。罗尔夫双手抱着膝盖和以前一样坐在席子上，还穿着带我去见朱迪·费尔伯恩时穿的牛仔裤和衬衫，举重器和跳绳都不见了。吉尔曼坐在那张不舒服的椅子的边缘，身子向前倾，眼睛向下看着他的杯子，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我试着回想她死掉的那一天，”他说，“很困难——我那天没有从办公室直接回家。下班后我和一些人去喝酒，然后在外面吃晚餐，好像那天我还去格林威治参加一个舞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次日清晨才回家，因为我吃早餐时看了晨报，所以我知道回来会遇到什么场面。不，不对，我记得我买的是《新闻报》，因为它在火车上看起来很方便，容易翻页。头条新闻是‘冰锥大盗攻击布鲁克林’，或是其他同样意思的字。我相信他先前在布鲁克林已经杀死过一个了。”“第四个受害者，在羊头湾。”“然后我翻到第三页，我知道在那一页一向有整个事件的报道。没有照片，只有名字和住址，当然那不可能会弄错。”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我记得那时候的感觉，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你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降临到你认识的人身上，让我觉得自己也很脆弱。你知道，在我住的公寓里发生这种事，我先感觉到这个，然后才感到朋友死去的失落感。”“你和埃廷格夫妇有多熟？”“可以说相当熟。他们是夫妇，当然，大部分的社交活动也都和其他夫妇进行。但由于他们就住在对门，我偶尔会邀他们过来喝酒或咖啡，有时候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来参加过我办的一两次舞会，但没有待太久，我想他们和同性恋者相处很自然，但次数不多，这我可以了解。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团体中的少数，不是吗？感觉难为情是很自然的。”“他们生活快乐吗？”

这个问题把他拉回埃廷格夫妇身上。他皱起眉头，斟酌着他要用的字眼。“我想他有嫌疑，”他说，“通常配偶都有嫌疑。你见过他了吗？”“没有。”“他们快乐吗？这是个老掉牙的问题。但谁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看起来快乐，大部分的夫妻看起来都是如此，然而大部分的夫妻最后都会分手。当他们分手时，他们的朋友都会一致表示惊讶，因为他们看起来快乐得要命。”他喝完他的酒。“我想他们够快乐了，她被杀时已经怀有身孕。”“我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他轻轻地转动他的空杯子，罗尔夫很优雅地站起来，将酒倒满吉尔曼的杯子，又为我倒了一杯野火鸡。喝完第一杯我有点醺醺然，所以第二杯我慢慢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