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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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书系·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全2册)试读：
本书获誉
这本书研究精深、书写流畅，带给读者很多启发……亚桑诺夫为［效忠派］书写了一篇恰如其分的颂词。——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
精到的叙事……亚桑诺夫的惊人成就在于她能吸引读者，让他们带着同情的兴趣去关注革命失败者的艰辛历程。——《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充满灵气和趣味……［亚桑诺夫］用自己出色的史学天赋书写了数万名效忠派被迫从北美殖民地出走的经历，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她的这部著作钩深索隐，长处之一就是她能够极为精准动人地再现某些效忠派难民的故事。——戈登·S. 伍德（Gordon S. Wood），《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一部全面而诱人的综述。——《新闻周刊》（Newsweek）
一部有趣、有意义且文笔优美的研究著作，任何人如果认为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毫不含糊地定义为自由和公正摆脱了暴政和压迫之枷锁，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
失败者鲜有机会撰写历史，但北美效忠派总算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这本书不仅写了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辛酸乃至悲惨的命运，还写了效忠派大流散，6万多黑人和白人男女流散到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印度的经历。从未有人讲述过这个故事，且听亚桑诺夫用她不同寻常的优雅风格娓娓道来。——约瑟夫·J. 埃利斯（Joseph J. Ellis），《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作者
一部才华横溢的重要作品。——《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
由胜利者撰写美国历史且历史中仅有胜利者出场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样一部与美国革命为敌并最终战败的效忠派的历史，还是让我们等了太久。马娅·亚桑诺夫不仅让他们摆脱了后人的傲慢俯视，更让他们鲜活立体地跃现于纸上。《自由的流亡者》对革命年代种种事件的阐释充满才华和启迪，在过去三十年出版的书籍中，鲜有匹敌。这不仅是一部堪比琳达·科利的《英国人》的一流学术著作，还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它实现了历史学家最难实现的抱负：让过往的经历重获新生。——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以及给全球强权的启示》作者《自由的流亡者》这本书无论眼界还是立意，所涉之广还是研究之深，求真精神还是诱人气派——甫一开始就颠覆了所有毫无异议的假设——直可媲美琳达·科利或年轻时的西蒙·沙玛。事实上，马娅·亚桑诺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勤奋的研究人员和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天才。——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最后的莫卧儿：王朝的陨落，德里1857》作者
马娅·亚桑诺夫的《自由的流亡者》从全新的视角再现了效忠派的经历和美国革命的余波。除了“1776年精神”外，亚桑诺夫还再现了致力于重建无敌大英帝国的“1783年精神”，随后又对效忠派在该重建中所起的复杂作用进行了极富魅力的重新解读。她这本析毫剖厘的著述写得优美动人，以最幽微的笔触修正了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奠定了她跻身于新一代优秀历史学家的地位。——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美国民主的兴起》作者马娅·亚桑诺夫的“帝国往事三部曲”还包括《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谨以此书纪念卡马拉·森（1914～2005）伊迪丝·亚桑诺夫（1913～2007）他们是移居海外的侨民也是说故事的人
历史叙事的双重反转（代译序）
美国革命的影响无远弗届。它的发生和胜利不仅是十多年后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先声，也成为20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启迪和鼓舞。多少争取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热泪盈眶地诵读《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了破坏的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多少在旧大陆受到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革命斗士远渡重洋，去膜拜纽约港自由岛上“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教科书上往往更偏爱称为的“美国独立战争”（又称“美国革命”），仿佛“美国”在战争发生时已是既存事实，像爱默生在《康科德颂》（The Concord Hymn）中吟咏的，“耕农们在这里揭竿而起，那一声枪响传遍了世界”。仿佛在“一声枪响”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战争的两方已然壁垒分明、严阵以待，揭竿而起的一方代表正义的、进步的、必将胜利的被压迫者，而另一方毫无疑问是邪恶的、反动的、注定失败的独裁者。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会在每年7月4日这一天倾听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让两个多世纪前那场正义压倒邪恶、进步遏制保守、自由战胜压迫的革命及其胜利激起心头的一腔热血。
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一书中反转了这些关于美国革命的传统叙事。她指出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内战”，在革命发生的那一刻，交战双方，“爱国者”和“效忠派”，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无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我们描述过怎样闪闪发光的自由理想，它首先是一场尸山血海的鏖战，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意味着暴力肆虐、枪林弹雨、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亚桑诺夫在本书开头阐述了“谁是效忠派”这个问题，揭示了几个我们从未了解、关注或思考的事实。
普遍存在的观念认为，效忠派是一群“保守精英”：身份优越，家有良田，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言之，既然是独立和革命的对立面，他们就一定是有产者、压迫者、独裁者、暴君或者他们的代言人。亚桑诺夫教授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事实上，历史学家估计，美国殖民者中始终效忠国王的人数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效忠思想广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跟他们那些爱国同胞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儿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他们可能是王室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面包师、木匠、裁缝和印刷商。他们中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既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还有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就是说，“效忠派”并非一个先验的概念，不是一小撮人的先天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是效忠派，而是一大群人因选择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而成为效忠派。效忠派的构成复杂多样，他们作出效忠选择的逻辑也大不相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虽然不是专制政权的朋友，也支持帝国改革，却无法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出生在马萨诸塞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雅各布·贝利（Jacob Bailey）认为，他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对他的教会元首效忠，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但很多人持效忠立场并非出于家国大义，只是个人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觉得最好还是跟着那个熟悉的魔鬼。他们认为面对大英帝国全副武装的军队，北美外省叛乱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还有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广泛存在，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殖民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要更有前途。还有人，例如留下了回忆录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Elizabeth Johnston），以及革命发生时年仅5岁的凯瑟琳·斯金纳（Catherine Skinner），则根本没有选择，只是因为父辈是效忠派，她们就被革命的洪流裹挟，半生流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最是出于“逐利”考虑而采取效忠立场的人群，当属在殖民地（乃至美国独立后很久）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黑人和北美印第安人。革命为十三殖民地的50万黑奴提供了一个动人机遇，英方提出，同意参战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2万名奴隶把握住这一承诺，从而使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内战之前最大规模的北美奴隶解放运动。革命同样为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提供了一个难以推却的选择。经历了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几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蚕食，好几个印第安部族，特别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选择与大英帝国结盟。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美国革命的历史也更多是限定在美国疆域之内的叙事，忽略了革命发生时根本不存在“美国”，独立后的年轻共和国亦前途未卜。亚桑诺夫教授的这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则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那场革命的失败者，尤其是循着选择与失败者同一阵线，并在战败后选择继续跟随失败者的那些人的足迹，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中的胜与败、善与恶、进步与保守、自由与束缚。英国战败，与独立的美国签订《巴黎条约》后，每一位效忠派都要作出去留的选择。为捍卫帝国的荣誉，英国提出那些无家可归、面对爱国者持续暴力威胁的效忠派可以选择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殖民，大英帝国将为这些殖民者提供免费通道、供给和可耕种的土地。于是大约60000名效忠派（包括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离开了美国，前往英国本土、加拿大、加勒比地区、西非乃至印度。
除了向效忠派承诺提供保护、供给和土地之外，在前往英国本土的效忠派，尤其是中上层阶级效忠派的游说下，英国议会在1783年7月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在北美刚刚结束的这场纷争中因为忠于国王陛下并依附于英国政府而导致权利、财产和职业受损的所有人士的损失和贡献”。这就是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将力求证实每一位索赔人对帝国的忠诚，查明其财产的价值，并就赔偿金额提出建议。效忠派赔偿委员会的索赔申请截止日期原定在1784年3月，后来又延长到了1786年。最终，英国政府总共支付给效忠派3033091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亿英镑；2291位效忠派收到了对自己所丧失财产的赔偿金，另有588人收到了政府补贴，算是弥补了他们的损失。虽然除了少数人，大多数普通人得到的赔偿金都微薄得令人失望，可以说单是亲自到英国本土向委员会呈交证据这一条，就排除了大量无力支付路费的穷人，黑人和女性索赔人更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在1780年代，公共福利跟现代福利制度几乎毫无可比性，这一救济项目毫无先例可循，不得不说赔偿效忠派的做法是捍卫大英帝国荣誉的一大壮举。亚桑诺夫写道：“效忠派的存在本是在提醒世人帝国的失败，多亏了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变成了骄傲的资本，变成了英国人慷慨丰厚的证明。”效忠派赔偿委员会成为现代国际援助组织工作的重要先例和先驱。
与此同时，看到黑人效忠派流落英国街头的苦难生活，1786年初，伦敦著名慈善家乔纳斯·汉韦（Jonas Hanway）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了“穷苦黑人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起了帮助黑人效忠派及其饥饿同胞的筹资活动。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发生在当时废奴运动日益兴起的英国，对黑人效忠派难民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长期影响。后来他们看到，为黑人设立施粥厂和诊所只不过是权宜之策，既然白人效忠派可以去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何不让这些黑人效忠派也去碰碰运气，还可以去个更为暖和的地方，比方说西非海岸，那个他们的祖先被掳走的地方？于是短短数月之后，一支舰队在格林威治启航，把穷苦黑人送到塞拉利昂去做拓荒殖民者。其后在1789年4月，约克郡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议案。亚桑诺夫认为废奴主义的兴起和英国奴隶制的废除，与英国永失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革命不但使得50万奴隶离开了大英帝国，还移除了一个重大的利益集团，即美国奴隶主阶级。如此一来，废奴主义者们就能在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自觉的道德评判，英国在1772年的“萨默塞特案（Somerset Case）”之后即判定拥有奴隶为不可执行之非法行为，而在“自由照耀世界”的美国，奴隶制仍然得到宪法的保护，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中期。
通过英国政府对效忠派难民的保护和赔偿承诺，亚桑诺夫教授总结出大英帝国“1783年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明确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所谓“1783年精神”，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所高扬的致力于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1776年精神”相对，而是致力于威权、自由和全球扩张的精神。亚桑诺夫认为，英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却经受了美国共和制异见的考验，战后对效忠派各项事务的处理更使它拥有了一套现成的做法和政策，在不到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英国祭出了王权和稳定等级制度下的有限自由模式，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抗衡，并最终获得了优势。这一切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那就是为什么美国革命是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惨败，然而它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大大挽回了颓势，它的势力在世界各地重组、扩张和重建，蓬勃的活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如果认为效忠派大流散只是一群顺从的效忠派难民在英国的保护下前往大英帝国的各个领土，在那里以帝国臣民的身份重建家园、安居乐业，你就错了。这引出了本书历史叙事的又一重反转：北美效忠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反动保守派，许多人在十三殖民地时就主张帝国改革；在随后去往大英帝国各处的大流散中，白人和黑人效忠派难民为当地带去了美国的革命价值观和政治观，在各地英国当局的家长制政府看来，这些难民和他们留在美国的爱国者同胞一样桀骜不驯、难以管制。面对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帝国承诺与实际履行之间的差异，效忠派难民在各地诉诸英国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高声反对违宪行为，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运用了印刷媒介、请愿手段和法律。他们在英属北美进行了探索帝国可能性的实验，开启了关于帝国权力的性质和界限的争论，推动了当地的宪政改革以及后来《加拿大法案》的通过。他们在巴哈马群岛掀起了暴动，口号是“不羁之民，没有主人”，随时准备必要时抄起棍棒和刀枪，与总督彻底决裂。他们在塞拉利昂围绕着土地分配问题争论不休，与派来管理他们的政府吵个不停。这些“忠君”的效忠派从来就不会不假思索地“忠于”自上而下的指令，在权利和代表权等问题上与统治者偏威权主义的风格截然不同。效忠派难民把关于权利的话语，把这些“革命”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带往帝国各地，成为当地政治景观和大英帝国历史变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
这是一本充满趣味和智慧的历史研究作品，对貌似熟悉的历史，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充满另类、偶然与惊喜。它的标题“自由的流亡者”，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为诠释这个悖论，不妨回顾一下本书中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细节。1775年11月7日，时任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的邓莫尔勋爵发布公告，宣布“凡（叛乱者名下的）契约佣仆、黑奴和其他人等，只要能够和愿意拿起武器加入国王陛下的部队，将立即获得自由”。公告发布后两周之内，据称就有200～300名奴隶加入了英军的战斗队伍。这些黑人士兵参战时戴着统一的胸章，上面铭刻着“给奴隶以自由”，这是一个让鼓吹自由的白人爱国者们毛骨悚然的口号。乔治·华盛顿名下的好几个奴隶都从弗农山庄逃到了邓莫尔的舰上。弗吉尼亚议员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几个奴隶也跑了，这位因著名的战斗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而留名千古的爱国者宣称，邓莫尔的公告是北美人应当宣布独立的原因之一。马睿2019年4月
人物介绍
（按本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贝弗利·鲁宾逊（BEVERLEY ROBINSON）及家人贝弗利·鲁宾逊（1722～1792）生于弗吉尼亚，1748年移居纽约，娶了富有的女继承人苏珊娜·菲利普斯（Susanna Philipse）。他在1777年出资筹建了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从纽约撤离后，鲁宾逊定居英格兰，直到1792年去世。他的遗孀和两个女儿——苏珊和乔安娜——也至死居住在英格兰。他的五个儿子分别在大英帝国各处建功立业。长子小贝弗利·鲁宾逊（BEVERLEY ROBINSON JR.，1754～1816）曾担任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陆军中校，1787年定居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城外，成为新不伦瑞克省精英阶层的一员。次子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菲尔·鲁宾逊（FREDERICK PHILIPSE [1]“PHIL” ROBINSON，1763～1852）是职业军人，也是半岛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军，并为此获封爵位。鲁宾逊将军去世时，是英军中的“祖父”，是英国军队有史以来服役时间最长的军官。幼子威廉·亨利·鲁宾逊（WILLIAM HENRY ROBINSON，1765～1836）凭借着在英军军需处的出色表现，也同样获封爵位。他娶了凯瑟琳·斯金纳（Catherine Skinner）为妻，她是效忠派将军科特兰·斯金纳之女，也是玛丽亚·斯金纳·纽金特的姐姐。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族名泰因德尼加（THAYENDANEGEA），1743～1807］
在他还是殖民地纽约的一名少年时，莫霍克印第安人约瑟夫·布兰特——莫霍克语名泰因德尼加——就得到了英国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威廉·约翰逊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的资助，后者娶了布兰特的姐姐莫莉（MOLLY，约1736～1796）为妻。布兰特在康涅狄格惠洛克的印第安人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为英国出战，参加了“七年[2][3]战争”和庞蒂亚克战争。美国革命期间，约瑟夫和莫莉·布兰特帮助招募易洛魁人加入英国一方。1783年，布兰特提议无家可归的莫霍克人在加拿大安家。在自己位于格兰德里弗［Grand River，如今安大略省的布兰特福德（Brantford）］的新家，他试图重新统一被加美边境分离的易洛魁族人，建立一个新印第安人联盟，并向西扩张。他曾于1775和1785年两度访英，为莫霍克人提出领土要求；但随着1790年代接近尾声，他与英国殖民地官员的分歧越来越大，建立西部联盟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他于1807年去世，葬在布兰特福德的莫霍克教堂之侧。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约翰斯顿（ELIZABETH LICHTENSTEIN JOHNSTON，1764～1848）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半生颠沛流离。她是独女，10岁丧母，革命之初，父亲约翰·利希滕斯坦在效忠国王的军队中作战，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779年，她嫁给了威廉·马丁·约翰斯顿（WILLIAM MARTIN JOHNSTON，1754～1807），这位效忠派陆军上尉曾就读于医学院，是著名的佐治亚效忠派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Dr. Lewis Johnston）的儿子。约翰斯顿随英军从萨凡纳、查尔斯顿和东佛罗里达撤离，于1784年定居爱丁堡。1786年，约翰斯顿一家移居牙买加，威廉在那里以行医为业。约翰斯顿在牙买加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她于1796～1802年待在爱丁堡，1806年移居新斯科舍（1807年威廉去世后，她又于1807年重返牙买加，关闭丈夫的行医诊所）。她人生的后四十年远比前四十年安定，与成年的孩子们和她自己的父亲为伴，后者于1813年死于安纳波利斯罗亚尔（Annapolis Royal）。约翰斯顿的10个孩子中，有6个都先于她去世，长子安德鲁于1805年在牙买加死于黄热病，长女凯瑟琳于1819年死于波士顿的一家疯人院。戴维·乔治（DAVID GEORGE，约1743～1810）
戴维·乔治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奴隶家庭。1762年他从主人家逃了出来，最终落脚在南卡罗来纳的希尔弗布拉夫（Silver Bluff），由印第安人贸易商乔治·加尔芬（George Galphin）抚养。在那里，半是由于受到了乔治·利勒的影响，他皈依了浸礼会信仰，成为希尔弗布拉夫浸礼会的一名元老。1778年，乔治随英国军队来到萨凡纳，在那里以屠夫为业，并继续随利勒布道。随着英军撤退，乔治携家人以自由黑人效忠派身份前往新斯科舍。乔治在那里成为一名积极的福音[4]传教士，在谢尔本（Shelburne）创建教会，向滨海诸省的黑人和白人教众讲道。1791年，乔治成为塞拉利昂公司在非洲重新安置黑人效忠派这一项目的主要支持者，帮助约翰·克拉克森（John Clarkson）为该计划招募殖民者。1792年，他成为弗里敦（Freetown）的首批定居者之一。乔治曾于1792～1793年到访英格兰，除此之外，余生皆在塞拉利昂度过，他在那里创立了另一个浸礼教会（非洲首个），于1810年去世。第四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FOURTH EARL OF DUNMORE，1732～1809）
邓莫尔是一位苏格兰贵族，他的父亲曾于1745年支持“小僭王”[5]。这个家族虽然同情詹姆斯党人，却仍然保留了贵族头衔，邓莫尔也在上议院担任苏格兰贵族的代表近三十年。他于1770年作为纽约殖民地总督前往北美，1771年成为弗吉尼亚地区总督。1775年因宣布只要爱国者名下的奴隶愿意加入英军服役即可获得自由身而名声大噪。邓莫尔成为效忠派利益的拥护者，推进了多项继续战争的计划（包括约翰·克鲁登的计划），支持效忠派为赢得财务赔偿而付出的努力。他于1786年被任命为巴哈马总督，在任上支持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建立马斯科吉国的提议。邓莫尔于1796年被召回国，去世前一直待在英国。第一代多切斯特男爵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FIRST BARON DORCHESTER，1724～1808）
英裔爱尔兰人卡尔顿是一名职业军人，他于1742年参军，参与了1759年攻占魁北克的战役，其后将近四十年的生活一直与那个地方有联系。1766～1778年，卡尔顿担任魁北克省总督，因参与撰写1774年《魁北克法案》而闻名。不过真正让他在效忠派中名声大振的，是他在1782～1783年担任英军总司令，在该任上指挥撤离英军占领的城市并帮助组织了效忠派流亡。卡尔顿1786年重返魁北克担任英属北美总督（并新晋获封多切斯特男爵）。多切斯特虽然深受效忠派爱戴，却并不赞同1791年《加拿大法案》中确立的英帝国政策的多项发展。与他职业生涯的其他多个时段一样，多切斯特常常与同僚发生冲突，终于一怒之下在1794年辞官退休。他于1796年回到英格兰，过上了闲适的乡绅生活。他的弟弟托马斯·卡尔顿（THOMAS CARLETON，约1735～1817）于1784～1817年担任新不伦瑞克省总督，但从1803年到他去世，他一直待在英格兰，遥控着北美的行政事务。乔治·利勒（GEORGE LIELE，约1750～1820）
利勒生而为奴，在佐治亚长大。他于1772年受洗，成为一名四处奔波的浸礼会讲道牧师，是戴维·乔治的精神导师。利勒被自己的效忠派主人赋予自由，战争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英军占领的萨凡纳。他在那里为安德鲁·布莱恩（Andrew Bryan）施洗，后者后来建立了萨凡纳的第一座非洲浸礼会教堂。1782年撤离萨凡纳后，利勒以效忠派种植园主摩西·柯克兰（Moses Kirkland）的契约佣仆的身份前往牙买加。他在金斯敦建立了该岛上的第一座浸礼会教堂，但在整个1790年代，他因为自己的宗教活动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迫害。在一次煽动暴乱的罪名未能成立之后，利勒却因负债而入狱三年。虽然他仍积极参与各类商业活动，但1800年后他再也未能重返讲坛为大众布道，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约翰·克鲁登（JOHN CRUDEN，1754～1787）
克鲁登1770年之前从苏格兰移民至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在那里加入了他叔叔（也是同名长辈）的商行约翰·克鲁登公司。战争期间，克鲁登在一个效忠派军团中服役，1780年被任命为查尔斯顿被扣押财产专员，受托管理很多爱国者名下的种植园，以及数千奴隶组成的劳动大军，让他们生产补给品，以敷英军军需和商业销售。撤离查尔斯顿后，克鲁登移居东佛罗里达，在那里试图阻止将该殖民地割让给西班牙。1785年，和许多东佛罗里达难民一样，克鲁登移民巴哈马群岛，和叔叔一起住在埃克苏马（Exuma）岛上。他继续推行重建英属美洲帝国的计划。1787年，早已精神失常的克鲁登在巴哈马去世。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WILLIAM AUGUSTUS BOWLES，1763～1805）
鲍尔斯是他那个时代最张扬炫目的效忠派冒险家。他于1777年加入一个效忠派军团，但1779年就做了逃兵，在克里克印第安人部落中安了家。他娶了一个克里克酋长的女儿，在她的村庄里住了好几年。革命之后，鲍尔斯开始谋划在克里克地盘上（此时已成为西属佛罗里达的地盘）罢免政敌和商业竞争对手。他的这些目标得到了邓莫尔伯爵和其他各类帝国官员的支持。1788年，首次入侵佛罗里达以惨败告终。1791年，第二次野心更大的远征让鲍尔斯接近了自己建立亲英的克里克国——马斯科吉国——的梦想，但他在1792年被西班牙人俘虏，先后被关进了哈瓦那、加的斯和菲律宾的监狱。1798年，鲍尔斯越狱逃跑，途经塞拉利昂回到佛罗里达，为建立马斯科吉国作最后的努力。这虽然是他最为成功的提议，他甚至还曾于1800年在现今塔拉哈西（Tallahassee）附近建立了一个都城，且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好几年，却还是在1803年被美国影响下的克里克人出卖了。1805年，他死于哈瓦那，至死都是西班牙人的囚徒。次要人物十三殖民地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主管印第安人事务的效忠派指挥官。
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帝国联盟的支持者和效忠派说客。
查尔斯·英格利斯（Charles Inglis），牧师、效忠派檄文执笔人，后担任新斯科舍主教。
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子，前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总督，效忠派组织者。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先后担任纽约和魁北克首席大法官，盖伊·卡尔顿爵士的心腹。
帕特里克·托宁（Patrick Tonyn），东佛罗里达地区总督，1774～1785年。英国
萨缪尔·休梅克（Samuel Shoemaker），宾夕法尼亚难民，画家本杰明·韦斯特的好友。
约翰·厄德利·威尔莫特（John Eardley Wilmot），议员和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委员。
艾萨克·洛（Isaac Low），前纽约议员和商人。
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废奴主义者和塞拉利昂定居地的资助者。新斯科舍
雅各布·贝利（Jacob Bailey），牧师和作家。
约翰·帕尔（John Parr），新斯科舍省总督，1782～1791年。
本杰明·马斯顿（Benjamin Marston），谢尔本测绘师。
波士顿·金（Boston King），黑人效忠派木匠。“老爹”摩西·威尔金森（“Daddy” Moses Wilkinson），黑人卫理公会牧师。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
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创立新不伦瑞克省计划的游说者。
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Frederick Haldimand），魁北克省总督，1777～1785年。
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John Graves Simcoe），上加拿大省总督，1791～1798年。巴哈马群岛
约翰·马克斯韦尔（John Maxwell），巴哈马群岛总督，1780～1785年（活跃期）。
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印刷商，政府批评者。
威廉·威利（William Wylly），副检察长，邓莫尔勋爵的反对者。牙买加
路易莎·韦尔斯·艾克曼（Louisa Wells Aikman），效忠派印刷商家族的成员。
玛丽亚·斯金纳·纽金特（Maria Skinner Nugent），日记作者，总督之妻。塞拉利昂
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黑人拓荒者”军团老兵，重新定居项目领袖。
约翰·克拉克森，效忠派移民组织者，弗里敦负责人，1791～1792年。
扎卡里·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塞拉利昂总督，1794～1799年。印度
戴维·奥克特洛尼（David Ochterlony），东印度公司将军，尼泊尔的征服者。
威廉·林尼厄斯·加德纳（William Linnaeus Gardner），军事冒险家。
[1] 半岛战争（1808～1814）是拿破仑战争的主要部分之一，地点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交战方分别是西班牙帝国、葡萄牙王国、大英帝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这场战役被称作“铁锤与铁砧”战役，“铁锤”代表的是数量为4万～8万的英葡联军，指挥官是威灵顿公爵；同另一支“铁砧”力量——西班牙军队、游击队及葡萄牙民兵相配合，痛击法国军队。战争从1808年法国军队占领西班牙开始，至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军队终告结束。（本书脚注分两种，*为原书页下注，①等圈码为译者注。除特殊情况外，后不再说明。）
[2] “七年战争”发生在1754～1763年，主要冲突集中于1756～1763年。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影响覆盖欧洲、北美洲、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及菲律宾。
[3] 庞蒂亚克战争（1763～1766）是由美国原住民部落的松散联盟发起，主要来自五大湖地区的伊利诺伊和俄亥俄，他们对英国在英法北美战争中战胜法国后对五大湖地区的政策感到不满。来自众多部落的勇士加入了起义，试图将英国士兵和殖民者赶出该地区。
[4] 加拿大滨海诸省地处大西洋西岸，由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组成，与后来加入加拿大联邦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共同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加拿大大西洋省份。
[5] 1688年英格兰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其女玛丽二世及其信奉新教的丈夫、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被拥立为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致力于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重返英国夺回王位。支持他的人即被称为“詹姆斯党人（Jacobites）”。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流亡中长大，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王位，要求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王位，称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三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八世，并得到表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认可，史称“老僭王”。他死后，其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成为詹姆斯党继承人，被称为“小僭王”。
文前彩插
引言 1783年精神
美国独立战争有着对立的两方——但1783年11月25日的那个午后，乔治·华盛顿将军骑着一匹灰色骏马进入纽约城时，只有一方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华盛顿的身边，纽约总督快马加鞭，两侧还有驺从卫队护驾。发福的将军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紧随其后，他的身后是八排大陆军军官，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鲍厄里（Bowery）街上。市民排成很长的一列列队伍尾随着他们，有人骑马，有人步行，[1]帽子上都戴着黑白帽章和月桂树枝。数千人挤入街道，观看这事先排练的游行队伍朝曼哈顿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行进。自1776年以来，整整七年的战争与和谈期间，纽约一直被英军占领。今天，英国人终于要走了。下午一时，随着一声炮响，最后一批英军部队离开了哨所。他们朝码头行进，爬上大划艇，划向等在海港的运兵船。英[2]国人占领美国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了。
乔治·华盛顿在纽约的胜利出场无异于美国革命获胜一方的凯旋阅兵。整整一周，爱国者们大摆筵席，点燃篝火，张灯结彩地庆祝英[3]军撤离，还举行了北美地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烟花表演。在弗朗萨斯客栈（Fraunces’s Tavern），华盛顿和他的朋友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直至深夜。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为美国的欧洲盟友法国和西班牙干杯！为美国那些“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干杯！[4]“愿美国成为地球上每一位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几天后，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则逸事，说有位英国军官到海岸边走了一遭。这位军官本来坚信权力交接之后的纽约此时已被骚乱弄得焦头烂额，却惊奇地发现“城中的一切井然有序，没有暴民，没有暴动，没有骚乱”。“这些美国人啊，”他惊叹道，“真是一群奇人，他们知道如何自治，[5]别人谁也治不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纽约人在11月25日这天纪念“撤离日”，这一周年纪念日后来被并入了感恩节，那是美国人在11月[6]份庆祝国民团结的更为恒久和不朽的节日。
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让英国人离开呢？当天，在喜气洋洋的纽约民[7]众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不那么开心的面孔。对于效忠派，也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的殖民者而言，英军的撤离令他们愁肠百转，而不是兴高采烈。战争期间，数万效忠派曾为了安全搬进了纽约和英军占领的其他城市。英国人的撤离，把未来该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摆在了他们眼前。在新独立的美国，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待遇呢？他们会被投入监狱吗？会遭到袭击吗？还能保有自己的财产或保住饭碗吗？由于对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在美国能否幸福充满疑虑，6万效忠派决定跟随英国人，到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去碰碰运气。他们还带走了逾15000个黑奴，这样一来，外流总人数就达到了75000人，相当于[8]当时美国人口的2.5%。
他们北上来到加拿大，乘船前往英国，远行至巴哈马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有些人甚至到了更远的非洲和印度。但不管他们去向何方，这流放之旅终究是一段未知的征程。美国有难民们挚爱的亲友，他们的事业和土地、他们的家园和自幼于此长大的街道，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一切，全都要忍痛抛舍。在他们看来，美国与其说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不如说是虎视眈眈的迫害者。只有大英帝国才会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土地、紧急救助和财务激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撤离日对效忠派难民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崭新的开始，会把他们带向一个新世界，纵然前途未卜，却充满活力。*
举例而言，雅各布·贝利就生动地记述了导致他逃离革命中的美国的原因。贝利在马萨诸塞出生和长大，自1760年便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英国国教）传教士，在缅因的波纳尔伯勒（Pownalborough）边境地区传教。他在当时地处偏远的荒野传教之时，他的哈佛同班同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波士顿高声表达了各殖民地对英国的不满，成为独立事业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贝利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他的教会元首效忠，他认为誓言是神圣的，因而在他看来，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随着加入反叛一方的压力日增，贝利勉强保持着自己的忠诚。当他拒绝为殖民地议会宣布的一个特殊感恩日赋予荣耀时，波纳尔伯勒的爱国者们威胁要在教会门前竖起一根自由之杆，如果他不为节日祈福，就在[9]那里鞭打他。另一个吓人的凶兆是他发现自己有七只羊被宰杀了，[10]还有一头“漂亮的小母牛”在他的牧场上遭到枪杀。到1778年，这位牧师已经“遭到愤怒暴民的两次袭击——四度被拖到冷漠无情的委员会前问话……三度被从家中驱赶出去……两次遭枪杀未遂”。他为逃避被捕而在乡野间流浪，其间他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只好忍饥挨饿，“接连几天都没有东西吃”。在贝利看来，爱国者们明摆着就是迫害者，是“一群乖戾粗野之人，他们手握权柄、心怀怨毒，只要看见任何人与大不列颠有关或对它有所依恋，便张牙舞爪山呼海啸，恨[11]不得扒其皮、噬其血、食其肉”。
贝利当然颇有点儿语言天分，擅长耸人听闻。然而他夸张的描写也的确表达了他对家人安全发自内心的担忧。他仍然不愿意公开背叛国王，也同样不愿意因为拒绝这么做而身陷囹圄，眼前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了，哪怕它乏善可陈。1779年6月的一天，天光未亮，贝利一家人便面色严峻地“开始为我们的放逐准备行装了”。他们穿着仅存的各色七零八落的残破衣服，收拾起被褥和“我们所剩无几的一点儿值钱东西”，走向一条船，它将载着他们驶向最近的英属避难所新斯科舍。虽然遭受了种种磨难，离开故土仍然让雅各布和萨莉·贝利难抑“心中的悲苦”。两周后当他们驶入哈利法克斯港，看到“不列颠[12]的旗帜飘扬”时，忍不住大松一口气。贝利感谢上帝“引导我和家人安然无恙地撤退到这自由与安全之所，从此远离暴政之癫狂，压迫之凶残”。他们总算来到大英帝国的领地，总算安全了。但贝利一家人落脚“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名一文、衣食无着、连个住处也[13]没有，更别说家什了”，未来如何，只能听天由命。
本书将追随雅各布·贝利这类从革命的美国出走的难民的足迹，呈上首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探讨过效忠派在殖民地内部的经历（特别是像贝利这样长于表达之人的思想意识），却从未有人充分描述过效忠派在美国革命期间和之后散居世界各处的[14]历史。这些难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美国？答案五花八门，盖因他们千差万别。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成见，认为效忠派是一小撮保守派精英：有产业、有文化，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属性被囊括在一个贬义的标签“托利”中，[15]这也是英国保守党的绰号。事实上，历史学家估计，美国殖民者[16]中始终效忠国王的人数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效忠思想广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跟他们那些爱国同胞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儿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他们可能是王室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面包师、木匠、裁缝和印刷商。他们中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既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
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革命为十三殖民地的50万黑奴提供了一个异常动人的机遇，英国军官提出，同意参战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身。2万名奴隶把握住这一承诺，从而使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内战之前最大规模的北美奴隶解放运动。革命同样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难以推却的选择。经历了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几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蚕食，好几个印第安部族，特别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选择与大英帝国结盟。迄今为止，效忠派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经历一般都被割裂为互不相关的历史叙事，他们之[17]间当然有着重要差异，然而随着英国的战败，不同背景的效忠派面临着同样的两难抉择——是去是留，且所有这些人都被算入了革命的难民。他们的故事是相似的，在很多重要方面也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因而本书将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来书写。
关于效忠派难民，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一个真相是在他们的决策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他们虽然都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具体信仰却有着极大差异。其中有些人，像贝利这样的，陈明了自己所持立场背后的复杂的思想原因。但其他人持效忠立场只是因为个人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觉得最好还是跟着那个熟悉的魔鬼。此外还有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广泛存在，即无论在经济[18]上还是战略上，殖民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都要更有前途。效忠派观点的广度和深度直指这次冲突的一个基本特点，一直以来，它都被大而化之的“革命”一词掩盖了。这明摆着是一场内战——通[19]常被当代人描述为大西洋两岸双方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是越南战争之前美国人参战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也是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前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它导致族群分化、友人反目、家人决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唯一的儿子、效忠派威廉之间的故事。再现美国独立战争的偶然性、高压性和极端暴力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效忠派会选择出走，像雅各布·贝利一样，他们远离故土是因为忠于原则，也是因为害怕骚扰。同样，私利也是与核心信仰一样强有力的激励因素，逃跑的奴隶和英国的印第安人同盟的例子或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本书中的每个人都[20]作出了同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离开革命的美国。本书着笔探讨了他们在那以后的命运。在逃离美国的60000名效忠派中，大约有8000个白人和5000个获得自由的黑人到了英国，而在那里，他们往往只是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绝大多数难民接受了免费土地、物品和供给等激励，奔向其他英属殖民地。一半以上移居到了北方的英属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等省，促成了这些一度由法国人明显占[21]优的区域转变成如今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加拿大。还有约6000个移民，特别是来自美国南方的移民，前往牙买加和巴哈马群岛，还带去了15000个黑奴中的绝大多数。有些人去了更远的远方。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不久便会零星出现美国出生的军官，包括臭名昭著的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两个儿子。少数不走运的人最终被送往澳大利亚植物湾（Botany Bay），成为那里最早一批囚犯。其中最惊人的移民过程，或许当属在英国废奴主义者的资助下，近12000个黑人效忠派迁往非洲，在塞拉利昂建立了弗里敦乌托邦聚居地。简言之，效忠派的足迹遍及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经过还算天下太平的十年，效忠派大流散的路线图看上去已经与大英帝国的地图相差无几了。
好几项研究曾关注过这一移民过程中的具体人物和具体地点，然[22]而效忠派在全世界范围的大流散却从未得到过完整的重构。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历史往往是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书写的。在美国，美国革命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们主要的兴趣点在于探讨独立战争的诸多创新和成就，效忠派难民的故事根本不在美国国家叙事框架之内。他们同样很少得到英国历史学家的关注，因为这会勾起曾经战败的难堪回忆，特别是英国人在他们可以倾其兵力的“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均大获全胜。另一方面，效忠派在加拿大历史中的作用最为举足轻重，某些19世纪的加拿大保守派称他们是缔造了光荣的帝制盎格鲁—加拿大传统的“开国元勋”，冠之以“联合帝国效忠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的荣誉，这是帝国政府赋予难民及其后代的称号。然而这些待遇再次印证了“托利”这个成见，很可能也是近代学者们忽略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从未有人写过这段全球史，还有一个现实原因。1840年代，首位探索这一主题的美国历史学家洛伦佐·萨拜因（Lorenzo Sabine）曾经哀叹：“那些……远离故土之人……变成了亡命天涯的流浪者——这些人很少会留下什么记录。他们的文件早已散佚，就连[23]他们的名字也已被世人遗忘。”事实上，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还有很多东西保存了下来：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请愿书、花名册、外交急件、法律诉讼，等等。难点在于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21世纪的学者是幸运的（在资金和资料读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得益于最新的技术，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去探索国际历史。轻触一键，就能搜索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书目和数据库，膝上架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在客厅里阅读数字化的修缮本书籍和文件。旅行也越来越方便，我们可以去拼接散落在各个大陆的文件线索，一睹难民世界中的遗迹：效忠派在巴哈马的小岛上盖起的房子、在弗里敦城上的陡坡上开垦的耕田，抑或他们的墓碑，历经沧桑，仍然伫立在加拿大的海风中。
从这些出发点来考察美国革命和大英帝国，无疑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这场革命的国际影响。传统上，人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全球反响的理解一直与“1776年精神”有关，它启迪了其他民族，特[24]别是法国人，去伸张自己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探寻效忠派的足迹则会展示出那场革命在世界上留下的一个不同的印记：不是镌刻在新兴共和国而是镌刻在经久不衰的大英帝国上的印记。效忠派难民亲自把美国的事物和观念带入大英帝国。幸运儿带来了他们珍爱的实物：制作精美的糖盒、食谱，或者还有更沉重的东西，如查尔斯顿家族用[25]于印制圣奥古斯丁和巴哈马群岛首张报纸的印刷机。然而他们也带来了文化和政治影响，其中不容小觑的就是效忠派大规模转运奴隶所彰显的种族态度。一个引发剧变的文化输出就是那些黑人效忠派讲道牧师把浸礼会信仰从卡罗来纳的偏僻乡村带往四方，他们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牙买加和塞拉利昂建立了首批浸礼会教堂。所有这些文化输出中最具“美国性”的，是效忠派难民随身携带着一种反对帝国权力的抱怨话语。在英属北美、巴哈马群岛和塞拉利昂，效忠派难民向倒霉的英国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在后者听来，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如今，“效忠派”一词往往暗含着誓死效忠某一目标的意味，但北美效忠派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
考察这些类型的革命遗产，会让我们注意到大英帝国的一个显著的过渡期，并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美国革命是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惨败。然而它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大大挽回了颓势，不可谓不惊人。在早期先例的基础上，英国的势力在世界各地重组、扩张和重建，包括爱尔兰和印度、加拿大和加勒比[26]地区、非洲和澳大利亚。总起来说，1780年代成为1940年代之前大英帝国历史变故最多的十年。此外，这些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为英国统治的原则和做法确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框架。我们姑且称之为“1783年精神”，它为大英帝国带来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的蓬勃活力，也建立起一个开明立宪帝国的模式，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等地逐渐成形的民主共和国的对立面，树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替代选择。
这一战后重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效忠派难民又在其中扮演了怎[27]样的角色呢？“1783年精神”包括三个主要元素。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大大扩张了，而效忠派充当了帝国扩张的代理人和拥护者。历史学家过去总是喜欢把美国革命描述为“第一”和“第二”大英帝国的分水岭，前者多是商业的、殖民的、大西洋两岸的，而后者则以亚洲为中心，涉及对显然是异族的成百上千万臣民实施直接统治。但效忠派难民在两者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作为英属北美、巴哈马群岛和塞拉利昂的先驱殖民者，他们显示了这个大西洋帝国在所谓帝国“向东摇摆”过程中的持久生命力。他们还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动了野心勃勃的扩张进程，支持将英国主权延伸至西属美洲或美国的西部边界。虽然这些想法在今天回望之下会有些牵强，但在当时，美国的未来还未知，而英国已经（超越其他欧洲帝国）在地球上某些最远的角落站稳脚跟之时，很难说这些想法纯属荒诞不经。在澳大利亚殖民的第一个严肃提议，正是由一位北美效忠派提出
[28]的。
效忠派难民还启迪了“1783年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明确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虽然美国革命宣称海外的英国臣民与英国国内民众的待遇不尽相同，至少在政治代表权上处于弱势，但革命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深化了帝国保证将所有臣民——无论其族群归属和信仰如何——纳入英国权利体系的承诺。效忠派难民成为家长制统治显而易见的关注对象。黑人效忠派从越来越倾向于废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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