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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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试读：
献词
献给亚历克和克罗艾，
我们彼此传染。
自序
我以写故事为生。作为一名科学作家，当我在寻找自己想要的故事时，我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些特质：理解人类的行为且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分类的努力，面临高风险、道德困境、个人罪责问题的独特人物，直面对手的英雄，以及时常出现的命悬一线的情况。
2009年，这些特质自己显现出来了，并在25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扩散，很快就被描述成硅谷的标志。而在这之前，硅谷被誉为科技先驱的故乡，里面会集着众多的偶像，既有巨大的财富，也有酝酿某种变革的理想环境。加州的帕洛阿尔托镇处于一场非比寻常的心理危机之中，因为同一所高中的许多学生在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里相继自杀。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约定，在大多数案例中，孩子们甚至彼此都不认识。更令人困惑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孩子拥有一切有利的条件，生命中并没有什么缺憾：他们都来自充满爱的家庭和富足的环境。每个人都很受欢迎、备受重视、才华横溢，也十分快乐。他们还在全美排名最前的公立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些适应能力相对较强的人的头脑中，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走到正在奔驰的通勤火车前。
不同于以往我所追求的叙事方式，这一次，这个风险是我个人的。我采访的人都是我的邻居。而撞死学生们的火车离我的公寓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我感受到了整个街区弥漫的悲痛之情，也看到了整个小镇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同时还有我自己的担忧，以及我与日俱增的好奇心。
他人通过可捕捉的思想、情感、行为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即社会传染，而通过社会传染来检视这些事件，是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唯一可以理解并描述事件的方法。然而，学习这种理解并描述社会传染的语言，首先就要求我重新定义传染，并不被它的字面含义吓到。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对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有了深入的了解，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中立的态度看待社会传染现象。事实上，他说，社会传染会导致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他提醒我说，社会传染的意图在监督之下是不成立的，而且好与坏也并非科学词语。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深入了解社会传染以及它所影响的每一件事，比如我们养育子女、参加商务活动、拓宽思路、教育年轻人、照顾病人——为的就是我们尽自己所能来提高幸福感。
社会传染科学提出：影响是通过观察传播的。传染的暗示和线索遍布于环境中，并贯穿于人们口头和书面文字中。因此，讲述这场悲剧，就意味着为声称要照亮和保护人们免受传染的一切事物创造一个潜在的媒介。我该怎么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而又不增加别人发现它的风险呢？
于是，我决定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并保证客观地报道和合理地同情。我遵守由美国卫生局局长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提出的记者的职业操守，避免过度夸张事实。我既没有把受害者描述成烈士，也不想唤起他们亲人的惨痛回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硅谷的这一特殊事件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个人的，而是关于一个集体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曾经历过这种群发性自杀悲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社会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股票市场的情绪，便可以看到贪婪是可以传染的，或者统计一下校园枪击事件的数量，就可以看到暴力的传染力。个人动力、幸福，甚至我们与生俱来的慷慨、勇气和职业道德，都能像流感一样传染给他人。从耶鲁大学到国防部，研究人员们投入数百万美元来理解和研究这门科学，因为社会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包括从记忆到情绪等方方面面，而且往往就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自己所做的调查已经成了一个让人难以抛诸脑后的例子，它告诉我们风险有多高。我调查的目的不是弄清楚这些事情为什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而是要理解这些事情到底怎样影响着我们。
在讲述帕洛阿尔托的故事时，我希望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每个人是如何真正地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地理边界。通过揭示这个社会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隐秘的，但非常普遍，我们认识到这些社会传染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轨迹的影响。我们学会了如何防范像癔症和恐惧这些有害情绪形成的社会传染，也开始懂得如何把幸福、坚韧这种健康的情绪传播出去。为了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关系、社区和文化，就要获得指导它们的能力。
鉴于思想的传染性、最微妙的情绪的附着性、他人行为的传递性，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具创新、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小城镇的一系列事件，将推动我们更好地评估那些影响我们的隐性力量，让我们深入理解自己宣扬的东西。最终，我希望，硅谷的这个故事将在一个对个人责任感要求如此之高的世界里，将一种可感染的个人责任感传播出去。第一部分自杀的阴影之谷“第二节，和第一节一样。”——传统第一章硅谷高中生自杀事件
我们搬进新公寓已有一周了。此时，我的妻子怀着6个月的身孕，身着绿松石色宽松衬衣，剪短了头发，正在阳台上摆弄各种陶瓦花盆。我在客厅将搬家时用的硬纸箱分别压平、折好。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完全能胜任这项常规的打包和拆包的工作了。在我们夫妻俩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工作、读研、旅游抑或机遇等原因不停地搬家，在波士顿、纽约都住过，在巴尔的摩住过一阵子之后，又在旧金山旅居了15个月。为了更好地生活，我和妻子决定在2009年安定下来，开始经营我们长期稳定的家。我妻子找到一份在城郊的工作。自由的科学专栏作家的身份让我从不囿于任何特定的地方，因此，我妻子在谷歌的工作意向也让我们从新潮的教会区搬到了寂静的帕洛阿尔托小镇。
一阵救护车的鸣笛声在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就响起来了。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急促的鸣笛声。我妻子的目光穿过阳台栏杆，随即说：“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在厨房煮好我的清晨咖啡，端着杯子走向她站着的阳台，说：“那附近一定出了什么事故。”
即使在初夏气温还不太高的时候，我也能听见楼下车流拥堵的声音。从我们的公寓大楼望去，枫树林阻隔了胡佛塔在斯坦福大学校区上空的部分景观。斯坦福大学作为这一地区着粉色调的地标，吸引了不少有才华、头脑灵活、能出点子、在创造梦想方面颇有天赋的俊才。在我们住所楼下，车辆沿着国王大道聚集，汇集在东边的车辆沿着俄勒冈州高速公路向州际公路开去。红绿灯依次循环闪烁着，车辆却丝毫没有挪动。一架直升机盘旋在空中，轰然而过。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在网上了解到交通拥堵是由于一场意外事故。这起事故并不是发生在公路上，而是发生在附近的加州火车轨道上。事故导致火车线路中断运营几个小时。被耽搁在路上的乘客竞相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去上班，从而引发了各路段一连串非常糟糕的交通拥堵。当我正在公寓里拆解整理包装箱时，一名就读于附近甘恩中学的初中生让–保罗·“韩–魏”·布兰查德正离开校园。他沿着阿斯特拉德罗街，路过几十家干净整洁、粉刷着鲜艳色彩的房屋，又穿过宽阔的国王大道，在大白天，就沿着铁轨不避不让地往前走。
尽管我们在镇子上住了还不到一周，但我还是很确信一列火车在硅谷撞死一名本地学生是多么不同寻常。在硅谷这个地方，无论是大学教授、科学家、作家，还是投资人和有着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们，都能将智慧的光芒和人们认可的疯狂呈现在一条并行不悖、同步运行的轨迹上。
考虑到这个男孩就读的这所独特的学校，这则消息就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了。就学业评估而言，相比该地区所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甘恩中学的学生是最优秀的。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里，甘恩中学比全国90%的学校还拥有更多的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半决赛选手。近期，该校半数学生参加了将近2000门大学学分的先修课程考试。按1~5分制计分方式，93%的学生能达到3分甚至更高。这些都是镇子上的人，尤其是那些专门搬到这里的人津津乐道的事实，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在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
但是这几天，对学业方面连篇累牍的赞扬之词都已经终止了。当地报纸上简短的新闻采访片段和段落都在报道这名男孩死亡的离奇故事。人们谈论此事一段时间后就回归了各自的正常生活，我也重新开始了整理包装箱的工作。
在布兰查德自杀后的三周里，加州铁路线上的所有火车都收到了停运的紧急命令。客运列车沿各自路线站点在夜间停运。圣克拉拉县验尸官在调查的似乎是甘恩中学附近同一段铁轨上的另一具尸体。
媒体在桑娅·瑞梅克尔死后几个小时就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透露官方已经找到了她的尸体。桑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今年秋天准备参加纽约大学的著名戏剧项目。镇上的人纷纷开始猜测她的自杀动机。人们将矛头指向本地区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形成的氛围不仅是本地区学生最常见的负担，是造成桑娅自杀的原因，也是本地区无论如何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功格言。人们认为这是还未确诊或秘而不宣的精神疾病产生的效应。他们认为这是盲目效仿者的行为。
在成长过程中，人们都听过孩子死于自杀这种事情，但通常，这些悲剧都是孤立存在的，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还可能作为家庭私事秘而不宣。然而，这两起事件，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开方式发生，还使得公众舆论哗然和反思。我并不太了解自杀想法的悲哀，但我却忍不住想知道这两名自杀的孩子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还有，解读这些悲剧时刻可能仅仅是尝试着将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的一种方式。
我虽然相对这个社区其他人来说还只是个新人，对于孩子自杀这种悲痛的事情也只是个旁观者，但我发现自己还是陷入了震惊之中。同时，我的置身事外也赋予我某种视角。我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是此事件的动力或根源，只是观察着这个镇子对这次波动的承受力。相反，镇子上的人还是围着日常琐事转，依靠日常生活的轨迹从这一事件的打击中定下心来。没人能忍受这种关联扰乱他们的内心。
坦白说，我也不能忍受。我即将成为一个父亲。此时我最紧迫的事情是必须打造一间婴儿房。我设计了一些插画，用蓝丝带把图片都挂在墙上。还爬上梯子，在厚厚的窗帘布上嵌上金属圈。我站在像散了一地火柴一样零散的白色婴儿床零件前，不知道如何能看懂说明书，也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第二章他们是在模仿吗？
我儿子刚一出生，我就把他裹在轻薄的毯子里，放到妻子温暖的臂弯中。在未来的三个月里，他多半都会待在这里。
我们的孩子很依恋我妻子。他总是凝视着她的脸庞，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妻子，看着她的嘴巴露出大大的微笑。他就像是在一场聊天中回应她，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模仿着妻子的微笑。
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初次相处的时刻，我们对于子宫之外的理解有赖于我们对镜像的本能反应。人类生来就能接受和观察周围的线索，能懂得幸福、恐惧、悲伤的表现，与别人相处时能营造和谐的氛围。查尔斯·达尔文在撰写《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时，就观察了人类面部的共同构造。他发现，无论年龄、种族还是性别，人们会像他们观察到的某一个人一样，表达出相同的思想状态和心境。尽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们在微笑、皱眉、做鬼脸甚至是面部抽搐时都带有普遍的共性。表情能为识别提供线索，能激发我们相似的同理心反应。引人注目的是，镜像他人的机制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无意识，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察不到。社会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将此归因于由我们群体中无意识的模仿者所引发的一种自动协调。我们利用大脑存储的来自周围世界最微小表情反应的时刻，来激发最原始的反应和校准过程。
我看着我的孩子，他的小脸周围环绕着月白色的毯子，眼睛像老式的镍币一样是灰色的。他的大脑就像被连接起来注册了一种中枢神经无线网络，能从旁人那里无意识地挑选线索。通过一系列的镜像神经元，小脑杏仁核能立即对面部表情提示做出反应，产生一种要模仿它认为看到的精神反应。
当我们还在为为什么两个年轻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迷惑不解时，看着我的孩子和他周围的环境饶有兴致地进行交流时，我开始考虑镜像应该是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运用一种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框架将近期的事件置于所发生的事件之中。此框架建立在社会传染基础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甘恩学校，或许是该镇所提供的组成基础之上的离散传染特征。
这两名学生是否有可能像镜子一样反射他们各自具体的想法呢？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将这种特定的社会传染称为“模因”（meme）：“当你在我的思维中植入可繁殖的模因后，不夸张地说你就寄生在我的大脑当中了，正如微生物细菌可以寄生在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中一样，模因就让大脑成了思想传播的载体。”我发现理查德这一关于细菌的关联对比非常恰当。传染思想的模因，其自然规则就像是监督细菌突变和传播的规则。在适当的环境中，抓准最佳条件，通过某些人，思想就得以传播、感染和激活其他人。就像微生物细菌一样，它们起初是聚集自身能力，并和宿主的身体发生相互作用，然后在此过程中不断复制。思想从随机的暗示和无害的姿态开始，之后就与宿主的心理特征进行交互。微生物细菌的工作运行依赖于掌控一个细胞，同样地，思想扎根于人的大脑，完全依靠接管人的思维进行运作。
就我们如何无意识地向他人传播我们思想的方式而言，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詹姆斯·福勒，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传染依赖复杂的关系网而跨越整个社会，这个关系网的分支就像是闪电球，贯穿整个社会，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模式。人们通过镜像所反映的思想有赖于他们所在的社区构成。这就是为什么某个朋友圈里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会慢慢地消解在另一对即将离婚夫妻的分居状况中。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在出现麻烦或困境的时候有所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在学校巨大成就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倘若是这样，甘恩中学卧轨自杀的两名学生也许就是在这种成就或失败的压力下传染了彼此的想法。
鉴于法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勒邦的作品，我意识到思想并不是唯一存在的社会传染。影响比思想本身更深刻，我发现我自己也在思考传染行为，就像是父母养育子女的陪伴式教育趋势，或者是极端强大的工作职业道德，很可能是这两名年轻学生神秘行为背后的原因。
勒邦提出，我们周围的人的智慧或者机能障碍取代了个体的智慧或机能障碍。他认为一个人“沉浸在一个群体中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种酷似沉迷的状态，就像是被催眠的人发现自己被催眠师掌控的那种状态”。与他人近距离相处，他们所有的行为方式会暴露在我们面前，包括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以及将我们从各自的或者更传统的社会惯例中解放出来的夸张情绪。
考虑到这一点，将传染行为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帕洛阿尔托所发生的一切悲剧中并不困难。我认为其可行性在于我们正在见证蜂群思维的结果，这种思维或心态作为有毒的群体思想和危险表现，简直就是一种疾病。孩子们最终适应了他们周边的现行标准，是一种冲动的、不受欢迎的、含混且不加区分的模仿，是盲目冲动的一种镜像反应。尤其是在封闭而且人口稠密的社区，更多的人出现镜像反应，这些显著的特征越多，就越发得以传播。发起者的性别和年龄相对于人口来说非常重要。观察者的性格特征、人们性格中内向与外向所占比例、一个人对从众心理所带来的负担的自然反应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惊人的思想传染和行为传染之外，我考虑情绪传染也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发挥作用，比如与个人期望值相关的感觉，这种情绪就会在同龄人中间传播和感染。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言和态度自动的同步性是导致情绪传染的原因，而这种情绪传染的速度几乎不会只停留在一对一的传播蔓延上。情绪向外辐射就像横穿人群的核爆炸，每个个体都接受并反映所有的一切，这一切能说明人类情感经历中的各个方面。
这些影响中的任何一个听起来都是真实可靠的，然而又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完美地和甘恩中学的现象吻合。我和帕洛阿尔托的人都想要指出一个特定的原因，但是随着我越发深入地调查，事情就越清晰地表明远没有我判断的那么简单。所以与其孤立地看待每种类型的社会传染，不如现在就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见证了高度传染特质和可传染现象相互混合成为一场完美风暴，成为一种囊括许多常见现象的“奇特”传染病，在人群中间悄然传递。
或许这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传染作用的结果——思想、行为或情绪，而是所有形式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惊人结果。第三章被自杀阴影笼罩的帕洛阿尔托
我是在新手爸爸培训班里认识罗尼·哈比卜的。依赖于安全系数的方法，我们彼此吸引，很快成为患难同胞，努力学习如何用襁褓包裹婴儿、如何爱抚孩子、如何换尿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听说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发现在他那张孩子气的脸上和温暖的眼睛中总能找到希望。哈比卜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满足和亲切的气息，还有一些甘恩中学灌输给学生的那种自以为是的自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何时，所发生的情况会迫使他去传递那些让人烦心的消息，他一再这样做，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是第三次了。
新学年伊始，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卡特里娜·霍姆斯又成为学校附近火车轨道上的青少年自杀事件的牺牲品。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们上完新手爸爸培训班收拾东西的时候，哈比卜向我透露：“我真不知道该给我经济学课上的学生讲些什么。”他是应该就学生自杀事件开展一些讨论，阻止学生就此事的思考，还是鼓励他的学生就此妥协，继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在你和我之间，我无法停止继续思考这件事。”
自从霍姆斯死后，我发现自己也和哈比卜一样，陷入一种心理循环之中。作为一个新手爸爸，我很容易将自己代入那几位悲痛的父亲的角色中。想象着自己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卧室里，整个人都陷入了空虚所带来的深不可测的心痛之中。每当本地广播电台播报关于霍姆斯死亡的消息时，我都会调大车里广播的音量，期待着有人能站出来提供新信息，这样就能阻止看似要成为致命怪圈的循环了。专家们也在重复着他们说法。他们说这个镇子正在经历一场集中的自杀，导致这三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及精神疾病都是相互关联的。
除了恐惧之外，不可否认这三起事件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了解帕洛阿尔托在学业方面的名望、该镇的财富，以及它给孩子们带来的承诺。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个镇子上发生群发性事件显得越发让人难以置信。这里的孩子们都有着如此光明的前途。
我本是为另一篇文章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集研究资料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在为自杀群发事件做学术研究。我碰到的更值得注意的事例之一是发生在1984年的一个案例。在这起案件中，一名年轻的奥地利商人跳到了一列即将到来的维也纳地铁列车前。此后约一年的时间里，大概以每5周一次的频率发生了一连串因他的行为而导致的盲目模仿自杀的事件。
我偶然发现一个名叫冈田有希子的日本流行歌手的故事。她于1986年自杀并导致日本发生了几十起盲目效仿自杀的事件，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有希子综合征”。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还了解到另外一起早于上述故事的事件，中国著名无声电影女演员阮玲玉于1935年自杀，全国上下都为之悲痛，甚至有三位参加她葬礼的女性也自杀了。
德国文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1774年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就有读者按照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饮弹自尽。200年后，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认为，媒体曝光美化一起单一的自杀事件，不仅预示着后续会出现更多的死亡事件，而且还预示着当事人都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自杀。当较为脆弱、易受伤害的人模仿详尽的新闻报道的事件时，菲利普斯认为这些人就进入了他称为维特效应的怪圈。每一则故事都是由于人们无意识地进入镜像（反射）效应而导致的。看起来极为相似的传播方法也是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理查德·道金斯、古斯塔夫·勒邦三位曾经写到过的，只是没有明确写到该如何阻止这种传播的发生。
在后续的资料阅读中，我很高兴地得知再没有哪些社区发生这种群发性事件。为着手处理奥地利商人地铁自杀事件，预防工作小组推测，维也纳过度饱和的媒体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一些致命的想法、行为和情绪。那些从来没有想通过自杀结束生命，更不用说跳到地铁列车前面的人，也开始无意识地感染了这种想法，开始参与到这些至今为止都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中。该理论认为维也纳的奇特传染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不断传播，所以为了阻止事件继续发生，市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遏制相关的新闻报道。此计划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出版商从新闻报道头条中删掉所有关于卧轨自杀的消息之后，盲目模仿的比例就下降了80%。
这种抑制措施成功地阻止了这一事件不断被模仿，所以美国卫生局局长和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针对媒体以易受影响人群不受事件吸引或事件看似不可行的方式进行报道，创建了非约束性指导方针。我还从斯坦福大学的档案中了解到，该大学的儿童和青春期精神病学与儿童发展部门的研究人员正在和地方媒体合作，开展删减新闻头版中关于甘恩中学学生死亡事件的工作。他们正试图说服编辑从预防工作专家那里寻求建议，而不是通过警察或者现场记者获取信息以大肆渲染。研究者还劝告记者尽量避免描述事件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死亡细节。
这些指导方针似乎都在发挥作用。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再没有一起新的类似事件发生，说明有效的预防工作确实发挥了作用。小镇开始收拾这个充满悲剧的夏天的残局，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然后正常的生活继续运转，直到这种生活让人有了些许的真实感。
雨季来临时，年仅16岁的威廉·狄更斯成为甘恩中学第四个卧轨自杀的学生。我在离公寓还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就把车开慢了，听完新闻报道后关掉了收音机。
这和维也纳不一样。
规范的媒体治疗方法在帕洛阿尔托并没有发挥作用。通过干预新闻报道，奥地利媒体阻止了当地的群发性自杀事件，但是帕洛阿尔托遵循了同样的媒体规范标准后，却没有阻止甘恩中学的孩子们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帕洛阿尔托的奇特传染证明该镇有其绝对的独特性和地狱般的可怕后果。起初我在档案中找到一些让我安慰的例子——那些经历并阻止了群发性自杀事件的社区，其中的逻辑性似乎并不适用于这里，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我又重回科学视角，寻求更深刻的见解。我将目光转向彼得·托特德尔、阿尔伯特·班杜拉、彼得·沙洛维、约翰·迈尔等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开始向我展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帕洛阿尔托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某个原因而进行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探索，探索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将具体情况和环境、温度、突变及宿主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合为一体。或许是这个镇子特有的压力，或许就像有人提出的关于镇子上的教学理念。有传闻说本地的“虎妈文化”特别强调学生学业成绩的优异，或许是该镇数十种甚至更多的特质使其变得独一无二；而且，所有这些在一场完美风暴中都融合到了一起。
这场风暴的中心就是甘恩中学，这是一个原本相对独立于犯罪和暴力的体系，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国内最富裕的家庭就居住在该中学学区范围内的社区。该校学生的父母就在学校附近的惠普公司、美国宇航局研究中心、脸书、特斯拉汽车公司、谷歌公司和斯坦福大学工作。超过1/3的家庭中都有一名高学历的家庭成员。面对这种惊人的家庭背景，所发生的可怕事件真的没有什么常见的解释或者预防措施能让他们坐得住。举例来说，世界上青少年自杀频率最高的地方通常是生活无比困顿的城市贫民区或者一些极度贫瘠的地方，然而帕洛阿尔托却云集着国内不少极其富裕的家庭。显而易见，负责任的媒体报道根本阻止不了这场群发性自杀事件。学校启动了如增补现场治疗师等预防安全措施也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这个群体的死亡人数并不能说明其内部出现了集体自杀倾向，然而死亡人数仍在攀升。
我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在甘恩中学，罗尼·哈比卜也一直在寻找问题的根源。他在找寻导致学校中年轻学生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原因。上完最后一次育儿课的那天早晨，我们俩一起去吃早饭。那天早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俩沐浴着晨光，坐在咖啡店露台上的一张小桌子旁。就在环岛对面一个街区之外，加州火车伴随着一阵汽笛的轰鸣声飞驰而过，硅谷的每个人都能听出这种刺耳、痛苦又绵长的轰鸣声。
夏秋两季自杀的很多学生曾经上过哈比卜的经济学课程。我问他剩下的学生表现如何。他说这很难说。很明显，学生们充满了恐惧和悲伤，但他们也很谨慎，或许过分谨慎小心了，甚至太坚忍了。
当说这些时，他的眼神暗淡了很多，声音也柔和了不少。面对每一起自杀事件，他都在质疑他是否有可能做得更多来确定麻烦所在或者阻止事情发生。从在校教师和曾经是甘恩中学学生的角度，他了解这所学校的体系，了解他的学生，了解甘恩中学培养出的学生的类型。在成为一名教育者之前，他还是甘恩中学低年级学生时，他曾和朋友们讨论过如何为硅谷科技传奇之路建模。他们打算当工程师，赚大钱，然后趁年轻就退休。可遗憾的是，哈比卜是个糟糕的工程师，既不懂得编码，又讨厌数学，可以说在电脑屏幕前开创事业的梦想根本没有实现。当他的朋友们纷纷开始创业，成立科技公司的时候，他开始了任教生涯。不管怎样，相比靠科技创业，他更适合搞教育。他身高约一米九，充满磁性的嗓音说起话来带点儿以色列轻快的语调，但这些并不影响他轻松地驾驭课堂。30岁时他就能轻松地和学生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和其他许多人相比，哈比卜认为他自己能够关注到学生的苦恼，然而他并没有对任何迹象有所记录。
他充满温情地向我诉说他记住的那些学生。让–保罗·布兰查德既聪明，又深受同学喜欢。他还有个漂亮的女朋友。他萎靡又含混地说：“布兰查德是最不可能有自杀想法的人。”桑娅·瑞梅克尔是戏剧学院的首席设计师，是那种关心他人冷暖的人，很照顾戏剧学院的学生们。她甚至还给学校一些教职工临时照管小孩。卡特里娜·霍姆斯还没有正式注册入学，所以哈比卜没教过他。威廉·狄更斯在哈比卜眼里是个可爱的男生，体格强健，是游泳队的明星。
他叹息道：“真是糟透了！”“人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自然而然地，每个人都在横加指责。”对学校行政管理的各种不同的谴责和控诉声开始逐渐遮蔽甘恩中学优质的学业声望，也让其在全国公立中学中独占鳌头的地位蒙上了阴影。就个人而言，哈比卜认为学校本身或学校的总体学业标准并不是群发性自杀的幕后推手。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支配着事件的发生，事件本身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他确实真的不知道。而且即使所有的专家研究和数据都指向合理的，甚至极有可能的解释，他还是怀疑其中的真相是没人能知晓的。
但是他正在建构一种理论。第四章为什么是硅谷？
吃完早餐，哈比卜邀请我一起去甘恩中学，上次我接受他的提议还是在2010年1月下旬的时候，现在我们就坐在甘恩中学行政楼上他朴素的办公室里。这个地方不大，伸腿的空间都不够，甚至没有踱步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老旧地毯的味道。我想知道他是否也像我一样为自己新生的孩子担心。我先说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你是否觉得无论什么消息流传起来，我们的孩子也会被传染上？”
这听起来的确很奇怪，这个假设还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在左右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感受方面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目前我们掌握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都是出自这些行为、思想和感受。
又一个新的名字出现了。一周前，镇政府在火车轨道上发现了名叫布莱恩·本尼恩·泰勒的19岁甘恩中学学生的尸体，位于自去年5月以来那4名学生的自杀地点交叉路口向北150码远的地方。他生前曾是一名大学代表队的摔跤手、网球运动员，还是校长服务奖学金获得者。他还被提名为高年级校友返校节的王子。
如果这5位家境优渥、表面看起来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好的典型美国青年都卧轨自杀，那么说全美国的孩子都将无法承受任何压力，并促使他们做出那种极端决定。而且仅仅几个人死于自杀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要承受这些极端行为诱发的刺激。照理说，若干年后我们的孩子也不可能模仿这种行为。然而，就自杀这事来说，理性和逻辑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
哈比卜踌躇地说：“我不这么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不希望如此。”
这时他把午餐摊开放在办公桌上一个棕色纸袋子上，老式的办公桌让办公室看起来比我所见过任何学校都显得陈旧过时。
他若有所思地啃着芝士三明治，说：“而且，硅谷这地方什么事都传播得更快。”
哈比卜的理论激起了我的兴趣。让事情传染起来是需要技巧的，既需要物质的平衡、精准的时间、有利的环境，还需要一点点戏剧性。在哈比卜看来，硅谷能将伟大的产品扩展和规模化，其业绩是无可匹敌的。三极管、声频振荡器、个人卫星、高级电动汽车、社交媒体、智能手机、30美元的连帽衫、牛仔裤和棉布T恤：这些东西都已经传播开来了。定义硅谷工作方式和更多具有可能性的创新的特质就是——大胆思考、清晰透明的创造，发展Uber（优步科技）和Airbnb（爱彼迎）这种点对点用户的分享型经济。这些事情，也一样已经传播开来了。
硅谷对这6个月中自杀的5位年轻人同样负有责任。至于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现在，去听那些人所推测的为数不多的理由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在这个创新驱动型经济社区发生群发性自杀是独特的富裕文化症状的结果；或者是极其雄心勃勃的工作理念的弊病；或者是一种漏洞，一种新型科技固有的、使得媒体助长不良思想传播的缺陷。有人说这是疯狂效应的毒害所在，是丧失理性的癔症引发的瘟疫，是不良态度的传播，是我们塑造的领袖或楷模所产生的副作用。还有人认为这是父母期望和个人决心的狂热导致的结果。美国文化适应的实验培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极度焦虑和压抑导致的瘟疫，以前可真的很少有人见过诸如此类的折磨。
当然了，这些想法、行为和情绪中每一个都是一种传染现象，而且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即使不是所有人，只是一部分人是造成这种奇特传染事件的罪魁祸首。也许，正如哈比卜所说的，如果硅谷是个比其他地方更善于抓住机会让事情传染起来的地方，那么此次群发性事件背后也有同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至于那些机制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适用于本地可以发挥作用的无意识协调因素。这个非常深邃的洞见使得硅谷的公司能够不断创新、理解市场需求，而且往往比几乎其他所有公司、其他地方的表现都好得多。
与此同时，硅谷的火车还在不停歇地穿行而过。像陷入了无止境循环的怪圈中一样，帕洛阿尔托镇的自杀率骤然攀升，比全美10年的数据还要高出5倍。
午餐后，哈比卜带我参观校园，我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甘恩中学的建筑都着以墨绿的颜色，房顶是褪了色的页岩，坐落在开阔的走道两旁，雾气向走道两旁烟绿色的树木弥漫着，耳边传来山麓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鸣笛声。学校和内陆腹地融合得非常完美，周围的公寓以低廉的价格建造，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一样，那时能源的价格不高，铜资源供应较为短缺。这些年来，这里采用最先进的装备已经更新建设出了最高水准的设施。
我俩斜倚着一个四方院子的一段挡土墙，看到户外到处都是学生，有些学生在成群的人流中穿行，有些学生独自一人低头快步赶着去上课。有许多事情都是我和哈比卜不想承认的。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假装一切都安好，忽略担心和危险因素，相信一切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城镇的一切本就是解决看似不可行的问题的。同样地，这个小镇也会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这个信念，当学生们穿行在校园中时，我还是感觉巨大的遗憾赤裸裸地压在我的胸口。抛开作为记者善于分析的嗜好不说，从个人角度而言，我需要明白，我们还未看到的这个魔鬼的一面很有可能向我们提供了线索，向我们显示了它的脆弱。我想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安全的。我想保护好我的儿子。
设想一下，哈比卜长时间思考这5起自杀事件，他眼中的自信就会逐渐消退，漠然地凝视着远方，嘴唇紧绷。虽然他并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的学生会自我伤害，但他总是坚信这种情形是硅谷自身形成的一种结果，是由本地区最好的和最差的特质所构建的傀儡。这使我想起安妮·麦克维在她的著作中详细审视了18世纪作家玛丽·雪莱如何用复活的碎尸、器官和骨骼拼凑成一个怪物，把完全不相干的失事火车的主体组装成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怪物对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反复和复制周围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怪物很可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关于我们自己作为老师和学生的一些情况。
最重要的是，如果孩子是通过反映他们周围的世界来习得知识的，那么无意识的镜像就是我们学着如何做人，学着如何生活。我们要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
无意识堪比一个王国，所有构成这种奇特传染事件的元素都在运行、发挥作用，它处于表象之下，又超越我们的意识。每个组成部分都伴随着令人恐惧和超乎想象的后果以飞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无意识或许是自古巴比伦人在苏美尔计数系统中加入留空位的方法来代表0以来，最具决定性和革命性的理论概念。
无意识镜像远远超过直觉、本能或者是同情，其基础就是我们推断他人可能正在经历的事情。相反，社会感染是对他人思想、行为和情绪的完美仿真和表达。这是感受朋友的喜悦之情，和在心跳加速、内啡肽释放时切身体验到的温暖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我发现最令人着迷的，同时也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就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已经感染了这些经历，抑或是不清楚它们就像是电脑后台的操作系统一样正在运行我们的生活。
无意识表明意识和一个在暗处涌动的更为有力的过程之间相互分离。无意识是自发的、本能的。它让我们洞察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和我们所相信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这是我们头脑当中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知识体系，是最为广泛而又神秘的记忆群。神经系统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写道：“我们发现人的大脑中时时刻刻都有大量的东西在活跃着。我们所做、所想、所感知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在意识的控制范围之内。”大卫进一步解释道：“保持有意识的自我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仅仅是思维职责范围内的一小部分。相反，它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上。”
然而，一段悠久的历史必然存在于无形且不可知的无意识与同时无意识地尝试界定并访问历史之间。现代心理学早期研究者，如医生兼生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思维能感知其自身的过程。但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母霍兹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大脑不仅仅是心灵的眼睛。细想一下，剧院是如何让观众进入一种错觉的恍惚状态的，是如何让人们相信舞台上的人物都是真实的的，它的表现是如何让观众发自内心地哭泣与欢笑的。赫尔曼断言，这一独立而且不可知的大脑部分正是无意识在工作。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这古老悠久的思维大厦构建地形图时，他进一步描绘了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以此来证明思维是如何在自己掌控之外进行运作的。艺术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马克思·恩斯特声称，他们已经挖掘利用了无意识，为的就是创造一个用大自然中的破碎鸡蛋、昆虫背甲、无头尸体和障碍搭建的既超现实又古怪的生物形态的幻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研专家约翰·F.希尔斯特伦和其他探索无意识思维的研究人员目前都表明，阈下直觉、内隐记忆和催眠都能进入无意识当中。
一些研究人员主张，无意识只有在当下才会思考、才会有所指。另外一些研究人员表明无意识的视域缺乏区分虚构和现实的灵敏度。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将无意识定义为一套监控系统，就像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国家安全局，它会观察我们的每一次经历，甚至当我们睡觉时都在观察和记录。又或者像导航系统，作为增强型GPS（全球定位系统），为我们提供地图并告诉我们该去哪里。
现在有一些人提出来自北加州富裕市郊的5位孩子卧轨的原因：绝望思想的社会传染、致命的行为，以及通过细微线索和神经触发刺激无意识的各种各样情绪。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理解，那就是在表面之下必定有更多的原因影响并助长了这种社会传染。我认为，或许无意识在阻止这种社会传染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五章社会传染塑造了生活中各领域的图景
我去过甘恩中学后没多久就给耶鲁大学打了电话。关于社会传染，人性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一些极其重大的发现。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传染和被社会传染所感染的人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在电话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用他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对我说，其实真的很难量化有多少事情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意志力做到的，有多少是从其他人那里不知不觉中传染的。例如，我们无法理解在给定的一天里所接触的社会传染的数量，更不用说整个一生了。尽管如此，克里斯塔基斯数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传染如此强大，以至于塑造了我们生活中各领域的图景。而且他认为这种隐蔽的影响体系也将我们每个人都联系在了一起。
克里斯塔基斯和他的合作伙伴詹姆斯·福勒在一份关于网络和人类行为的广泛研究报告中提到，思想、行为和情绪都具有流动性。三者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个体，广泛传播并影响了众多相互关联的其他人。通过可观察的基于回归的模型和实际实验，他们已经证明社会传染不仅仅会发生，而且证明了如何发生，并影响着从投票行为到公共健康干预等方方面面的事务。
例如，在他们所做的一个实验中，通过绘制洪都拉斯成百上千的村户地图，他们发现那些密切关注暴力行为的人和那些继续实施暴力行为的人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在另一个实验中，他们确定了75个印度村落，并详细描绘了促使社区居民利用卫生厕所的社会影响的特有类型。通过所有这些案例，他们还发现同伴效应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能传播善良、酗酒、孤独，甚至是政治动员。“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连通性将表明一种单一个体的全球影响力看起来是难以置信的。”他们观察了这些人的社交网络和习惯后说。然而现在，克里斯塔基斯却告诉我这种现象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合理可信、更常见。有些会导致消极负面的结果，还有一些对我们却是非常有益的。一种社会传染会使得人们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气，另一种社会传染却可能让周围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合作精神的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传染可能操纵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传染给人们提供了远超其他的巨大力量。这其中包括个体映射的能力、他人传染的能力，从某些方面讲，这些特性与生存的至高无上的本能是相反的。
我知道单单面对自杀这种事并不能使夺走一个人生命的行为轻易传播。精神病学家曾暗指，环境和个人的性情都是潜在的影响因素，还牵扯到可治疗的精神健康问题和文化交流障碍。当一个个体考虑到流动于人际网络的交互思想、行为和情绪的附加影响时，他/她就会目睹一连串不断增多的具有毁灭性的因素。
尽管在一些社会传染中存在着固有的危险，克里斯塔基斯还是将这些危险视为生命的连接器，而非对生命的侵蚀。援引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克里斯塔基斯提醒我幸福会通过三度分离把每个个体连接起来，而且一个不开心的老熟人、老朋友会让我们自己变得不开心的概率增加一倍。间接的压力将第一反应人和受害者相互连接。心理学家分享了他们所治疗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噩梦。“创伤后应激障碍”至少贯穿三代犹太人，一起单独事件和人的联系会超过一个世纪。在工作场所，毅力通常将员工连接起来协同合作、构筑团队。运动团队成员之间的社会传染让队员紧密团结，并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认真思索着这些海量信息，还把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收集的信息都叠加在一起。我注意到我写在黄色记事本边缘的一个问题。
我直截了当地问克里斯塔基斯，硅谷拥有创造可传染事物的独特能力，那么它是否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治愈方法，帮助帕洛阿尔托镇抵御这种前所未有的奇特传染呢？
对此，克里斯塔基斯认真考虑了一会儿。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反，他告诉我，他所见过的最佳证据表明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这肯定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他鼓励我观察帕洛阿尔托镇以外的其他奇特传染的现象，调查研究当地人传染、控制和治疗传染现象的方式。在某个地方，有人同样问过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某个地方，也有人挣扎在各种奇特的传染中。在某个地方，人们也在努力应对各种传染并找到解决方案。第二部分寻找传染的根源“孩子从来不愿听取长辈的建议，但却是长辈最忠实的模仿者。”——詹姆斯·鲍德温第六章传染是如何开始的
加拨伦敦区号后先是一阵忙音，之后又打错了电话。最终，一连串电话嘟嘟声后，一个柔和又有点书生气的声音接了电话。和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杰拉尔德·拉塞尔取得联系，让我有些反复无常又有些犹豫不决的感觉，他研究了历史上最重大的奇特传染事件之一——暴食症。
克里斯塔基斯此前建议我和拉塞尔取得联系，对这一点我无须花多少时间来想是为什么。就像我们自己的奇特传染一样，拉塞尔的研究也涉及年轻人的圈子、对父母压力的指责，以及媒体曝光的问题。就像帕洛阿尔托镇的奇特传染一样，饮食失调症也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传染形成的。牛津大学研究认为，饮食失调症是一种观念的传染，思想的扩散，以及对体形和完美主义的扭曲的认识。巴德学院发现饮食失调症也是传播绝食和消耗营养成分等做法的一种行为传染。明尼苏达大学将饮食失调症描述为一种情绪传染，会传播无助、无望、焦虑、抑郁等情绪。
有一段时间，拉塞尔和我谈论了饮食失调症的本质及它们提供的独特的历史角度。他结合地域、趋势和文化三者，追溯到公元前700年，那时富裕的古罗马人偶尔清肠以方便享用无穷无尽的盛宴美食。位居东部沙漠地带的古埃及人清理肠胃是为了避免生病。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实施对危险食物的限制。在通往非洲平原的部落里，人们节食到濒临饿死的地步。到16世纪，饱受消瘦症折磨的女性会被推上火刑柱。纵观历史，饮食失调症的传播往往与宗教和文化极端密切相连。在文艺复兴时期，虔诚的欧洲女性严格限制食物摄入量，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17世纪晚期，随着文化复兴的结束，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关于皮包骨的年轻女性的记录不断增加。两个世纪后，研究人员提出，激素失衡、内分泌失调、肺结核或是称为西蒙兹病的脑垂体问题都会导致神经性厌食症。1873年10月，威廉·格尔先生在伦敦临床协会发表演讲时说，饮食失调症最主要的影响对象是家庭不健全的女性。到1930年，这种情况已经演化为情绪、生物学和文化各方面的结合体。
拉塞尔和蔼地说：“这就是我介入的部分。”1972年，一名女性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住院治疗厌食症。“我发现她的症状很独特，根本无法和常规的厌食症诊断标准相对应。”不像其他那些面黄肌瘦、眼睛较大的患者那样，拉塞尔的这名患者体重正常，面部丰满，脸颊红润得像洋葱的表皮一样。
她是接下来7年里来到拉塞尔诊所就诊的约30例这种不寻常病例的第一例。每个人都进行令人费解的清肠行为，其次就是暴饮暴食。拉塞尔意识到他不是在和神经性厌食症打交道，而是在和时至今日由心理学和医药学方面所定义的东西打交道。事实上，他已经偶然发现了一种科学尚未进行大量研究的疾病，或者在饮食失调症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随时确定的情况。《心理医学杂志》（Psychological Medicine）发表了拉塞尔关于这些不寻常病例的文章。在该文章中，他描述了现在他称为暴食症的这种新奇的精神疾病的几个主要特征。但学界的许多研究人员都反对拉塞尔得出的结论，并指出他所使用的样本量范围太有限且存在问题。然而，那个年代确实没有太多的案例支持拉塞尔的结论。毕竟20世纪70年代可共享的案例太少了。
随着暴食症获得进一步的诊断合法性，1980年该病症及结论被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三版中，拉塞尔跟踪发现该病症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校园快速传播，影响了妇女联谊会、女生宿舍和女大学生运动队15%的女学生。暴食症还蔓延到暴饮暴食、节食、吃减肥药及其他饮食失调症状非常容易聚集的美国高中。他跟踪研究后发现，该病症蔓延到了埃及，在那里新增案例40万例。加拿大新增60万例，俄罗斯新增80万例，印度新增600万例，中国高达700万例。在英国，每100名女性中就有1名患上饮食失调症。
我说：“这或许让你想知道，暴食症并不是一种新的饮食失调症，它本身就一直存在，只是在你的文章发表之前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或谈论它。”
拉塞尔很有礼貌地提出异议。如果无形中饱受饮食失调症折磨的人数和现在所认为的人数一样多，很自然地这种情形就会在拉塞尔或任何从事此项研究的人确定之前得以被广泛了解和认识。他还说道：“你可能会说，这种情形需要现有情况推断，人们才能安心地讨论暴食症，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此之前，饮食失调症是极其罕见的。但是自1980年以后，这种失调现象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非常普遍。一旦这种失调症被描述开来，我就要对写的文章全权负责，毕竟知识的传播速度极快，人们就有了共同语言来谈论该病症。”
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拉塞尔的发现呈现了一场大规模流行病的特征，3000万人罹患了这种流行病，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其继续蔓延。拉塞尔提到他面临的是熵的问题，一个逐渐退化为混乱无序、对于社会传染有着毁灭性影响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就完全不可能再得以控制了。
即便如此，心理学专业人士读得最多的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和密集诊断手册中的一种提法并没有解释暴食症是如何从极个别的孤立病例一跃成为传染全球的常见病的。拉塞尔对此也很认同；我们正在错失学术界和普通人之间的关键联系。
神经性暴食症首次在第三版《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出现后，芝加哥大学就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公布了他们关于患上厌食症后出现的后遗症研究的最新数据。一些流行的女性杂志如《小姐》（Mademoiselle）、《美好家居和园艺》（Better Homes and Gardens）也刊登出文章，提到一种新的“易饥症”（食欲过盛综合征）已经进入美国文化。随着拉塞尔的研究数据在诊断医师中的广泛运用，易饥症这一术语随着流行杂志的广泛发行而进入词典，暴食症的病例也陡然增加。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考虑体重问题，大吃大喝和清肠就会成为体重管理的新手段。无独有偶，这些不健康甚至有害的行为发展起来的同时，肥胖症——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所发现的和任何饮食失调症有一样的传染性的疾病——在美国成倍增长。
在社会传染的蔓延中媒体有过失的说法并不新鲜。研究饮食失调症的发展性精神病理学的心理学家通过做几十组的对照试验发现，在大众媒体和饮食失调症之间有着近乎完美的关联。现在我想到的问题并不是媒体是否在复制社会传染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像媒体自身那样，净化对我们自身具有影响的某种渠道，我们很可能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阻止传播了。相反，我怀疑的是，在社会传染得以传播的过程中媒体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塞尔提到了一个发生在斐济共和国的特殊案例。他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暴食症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肆意横行，但在发展中国家却较为鲜见。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安妮·E.贝克尔指出，文化环境很可能是造成传播障碍的主要原因。为了检验她的理论，贝克尔找了一个完全不受西方影响的地方。在斐济的历史长河中，该共和国还没有报道过一个饮食失调的案例。然而，从1995年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问拉塞尔：“1995年发生了什么？”《飞越情海》《战士公主西娜》《贝弗利山》《90210》。
他说：“这些电视节目都是在这一年引进斐济的。”《宋飞正传》《急诊室的故事》转播后3年，11%的斐济青春期女孩向贝克尔承认她们为了减肥，至少清过一次肠。在那段时间，饮食失调症的风险从13%跃升至29%。超过80%的患者透露，电视节目影响了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让他们对体形或体重有了更多的意识。到2007年，来自主岛的45%的女孩都承认曾经清过肠。
贝克尔还发现媒体曝光的影响不仅仅限于饮食失调。在她所做的记录中，不少观众基于所观看电视节目中的某个角色出现个人志向的不断提升。在她所做的其中一项研究中，80%的女孩表示，她们计划放弃传统的农耕工作，转而从事职场工作，尤其是那些想要变瘦的女性。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在情绪压力方面的社会传染在斐济也出现上升趋势。斐济的社会发展正在迅速改变，随着媒体传播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传染，心理问题也伴随着这种巨大的文化转折而生。
我认为所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在指责大众传媒。理解和阻止社会传染的传播真的就像是限制媒体和它们传播的信息一样简单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一措施在控制帕洛阿尔托镇的奇特传染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呢？“正如我的美国同事在斐济做的这个不错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媒体很重要。但是事实通常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拉塞尔回答道，然后用略带一点狡黠的言辞说，“当然不是媒体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第七章我们应如何抵制社会传染
歌德曾写道：“从本质上讲，万物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可能存在于所联系的事物之前，或旁边，或暗含其中，或覆于其上。”对这些联系日渐成熟的认识让我认真思考杰拉尔德·拉塞尔所描绘的奇特传染的鲜明画卷，解释了一点点的曝光就可能产生像全球流行暴食症这样的巨大效应。我发现要综合理解意识的全部不良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拉塞尔解释说，我们既可以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养成饮食习惯，又可以通过观察周围朋友的饮食方式或他们上传到网上的照片来学习，还可以通过无意识地记录其文化中的微妙暗示来习得。我能接受曝光是给社会传染的传播创造机会这种说法，但此后一个人该如何抵御意识？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将自己封闭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5位青少年卧轨自杀的案例中，我看到帕洛阿尔托正试图抵制意识。起初，学生们把纪念丝带系在铁丝网门上，在学校建筑的木墙上贴满手写留言的折叠卡片。棒球场铁丝网围栏上插满了一束束野花。校园走道上用粗粉笔为他们的朋友画上纪念画。为他们逝去的同学撰写文章、发表评论。但是精神健康专家很快指出，承认自杀事件是冒着将影响的种子传播给他人的风险的。纪念仪式扬言要把死者当作殉道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一些人的欲望，他们希望能以相同的方式获得同样的关注。这似乎很荒诞，但是我们越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在此事上向人们暴露得越多。讨论自杀是很危险的。如果意识是社会传染最大的媒介，那么缺乏意识应该能阻止自杀的发生。然而，这种提法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愤世嫉俗者急于脱身、渴望离去：对像暴食症或群发性自杀这种奇特传染事件保持沉默仅仅忽略了一个问题，但这些典型的问题却不会自行消失。
和拉塞尔谈过之后，我找到一份20世纪80年代早期写的论文的副本，其中包括首次提到类似暴食症的症状，还有针对该症状的有效治疗。作者是心理学家黛博拉·布伦纳–利斯。她曾在纽约的一家饮食失调诊所工作，现在在旧金山经营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布伦纳–利斯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陈设就像是电视节目里心理学家的工作室，摆放着豪华的沙发、宽大的扶手椅，这些刻意的陈设为的是能激发一则对话、透露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忏悔。布伦纳–利斯身材纤瘦，下巴较小，脸颊突出，肩膀窄细，脸上的皱纹很深。
她详细叙述了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关于暴食症的起源和传播的故事，以及她自己所做的关于暴饮暴食和清肠的早期文献的探索。和拉塞尔、贝克尔一样，布伦纳–利斯也发现，一旦这种情形开始在媒体中出现，就会毫无节制地传播开来。她强调：“作为研究人员和医生，我们治疗暴食症的意图是好的。”“我们希望通过宣传，让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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