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继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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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华侨华人史(全3卷)试读：
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编委会主任 高翔
副主任 李国强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王建朗 王震中 邢广程 余新华
汪朝光 张生 陈春声 陈星灿 武力
夏春涛 晁福林 钱乘旦 黄一兵 黄兴涛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切实履行好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职责，中国历史研究院设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每年遴选资助出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能够展现当前我国史学相关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体现我国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中国历史研究院愿与全国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把“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打造成为中国史学学术成果出版的高端平台；在传承、弘扬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3月总序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流动史、移民史、斗争史、融合史。从氏族、部落、族群，到民族，到国家，无不如此。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地不乏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与之伴随的，既有残酷的杀戮和奴役，也有宽容的接纳与共生。在此过程中，各个族群进行融合，形成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进而形成包含一个或多个民族的国家。19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相对固定，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可能性较小，以个体和家庭为主的移民模式成为主流。从这个角度讲，研究人类的历史，移民史永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当今学术界流行的跨国史、离散史、全球史等研究范式，均与移民史有渊源关系。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是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与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之一是汉民族，但汉民族本身也非单一民族，也是华夏大地不同族群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的共同族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个族群想要保持纯正的血统，只能是一个神话。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中国居天下之中央，在地理上以此定位中外之远近；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在文化上以此区别华夷之高下；帝王乃上天之子，奉天命而治天下，既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又坚持“夷夏之辨”，严守“夷夏之防”，形成独特的中国中心观和华夷秩序观，并由此发展出维系世界秩序的朝贡体制，以“八方来朝，万国来贡”为荣耀。周边民族只要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称臣纳贡，中原王朝即不干涉其内政，以此维持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加上古代交通不便，中国人虽然较早即迈开向海外移民的脚步，但规模一直不大。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沿海一带民众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谋生者越来越多，形成一股民间自主移民的潜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开放和西风东渐，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外移民的人数大增，移民方式和目的地亦呈现多样化。自19世纪中叶开始勃兴于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淘金热，吸引千千万万中国人出国追求金山梦，继之外出者，或经商，或留学，或业农，或学艺，或探亲，或入籍，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一百多年来，他们有的圆梦成功、衣锦还乡，有的颠沛流离、客死异域，有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出国数量急剧增长，形成前所未有的移民高潮。截至目前，全世界华人总数已达到约6000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华侨华人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活动，构成华侨华人的历史。有了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研究者。清朝末年，伴随着出国潮的涌动，关于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成果就开始陆续面世。初期的成果难免粗疏，但开创之功值得珍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使华侨华人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形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学术界齐头并进的景象。不过，由于各种因素，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存在地区的不平衡性。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为主的亚洲华侨华人史研究，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北美华侨华人史研究和欧洲华侨华人史研究，更多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新西兰地处偏远，历史资料不易获得，加之以前华侨华人数量较少，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中文研究成果，鲜见有分量者。英文研究著述稍多，但贯通新西兰华侨华人150余年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尚未之见。
新西兰华侨华人的数量虽然较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中国学人逐渐拓宽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均出现研究大洋洲华侨华人史的学者，在这个方面，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重要性仅次于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我们从2014年开始进行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可以说是华侨华人史研究领域的新兵，因起步较晚，尤不敢懈怠。
柯文教授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揭示历史事实、历史亲历者的感受、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写、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历史的神话化（迷思化）等词语的内涵和多重面相，以及它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给我们以极大启发。我们正是参照柯文先生所说的历史“三调”中的“两调”，即历史事实和历史亲历者的感受，来展开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
首先，我们在海内外尽全力收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口述资料、图片资料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事件为中心，采取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均衡协调，以及华侨史与其他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期最大限度地描述新西兰华侨华人的历史图景。这方面努力的结果，形成本书的第一卷《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
全卷共九章，各章执笔人如下：
绪论：杜继东 张丽
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一节：张丽
第三章：赵晓阳
第四章第二、三、四节，第五章：吴敏超
第六章、第七章：赵庆云
第八章、第九章：邱志红
结语：杜继东 吴敏超
其次，我们采访了新西兰华侨华人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包括新西兰本地的老侨，以及华人新移民、“回流”移民和再移民群体，既有社团领袖、党政俊杰、文教精英、商界翘楚，又有普通民众。这些历史亲历者的声音，构成本书的第二卷《新西兰华侨华人口述访谈录》。
再次，我们广泛收集与早期华工相关的图片，遴选出其中最为珍贵的200余幅，配以文字说明，加以精心编排，旨在“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以图解史、以图说史和以图明史”。这也契合了当前影像史学方兴未艾的新趋向。本书的第三卷《新西兰华工历史图片集》，就是顺应这一趋向的产物。
柯文先生所说的历史第三调，即历史的神话化或迷思化，使我们时刻警惕历史研究者的能力边界。在第一卷中，我们确定章节、设立框架、取舍资料、叙述史实、解释历史，纵向可见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华人社会演变，横向可见各个主题的精微刻画，可以说这是第一部新西兰华侨华人通史著作。但必须指出，这是我们眼中和笔下的新西兰华侨华人史，原始资料的不足和已有资料的取舍，已使部分历史事实被遮蔽，甚至消失于无形。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既不同于历史亲历者的感受，也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释，更何况，许多历史亲历者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处于失语状态。如果说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那也是一家之言，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来者。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杜继东2020年3月16日鸣谢《新西兰华侨华人史》三卷本成果，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项目。从项目设立、经费安排、学术史回顾、资料收集、写作大纲修订、口述访谈、项目推进、阶段性成果的发表，到结项、修改、出版，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要列出一长串名字，代表项目组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项目的设立，得益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研究员的大力推动。国际合作局王镭局长、周云帆副局长、贾俐处长（现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华处长、刘泉平处长、项目官员许文峰先生，在项目设立、经费安排、中期检查、结项等方面，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指导、鞭策和鼓励，这个项目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2014年3月5—17日，王建朗所长率领我、张丽、赵晓阳赴新西兰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箭镇、达尼丁等地进行初步调研。奥克兰的王耀东、裴小萍夫妇，温多利布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华、朱淑文夫妇，奥克兰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王玲娟女士，老侨黄美美女士（Meemee Phipps）向我们介绍奥克兰华侨华人现状；奥克兰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叶宋曼瑛（Manying Ip）在刘晓婷博士的协助下召开小型座谈会，向我们介绍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情况，展示她数十年来研究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成果和收集的珍贵资料，推荐可以查阅相关资料的新西兰网站；奥克兰大学图书馆的林海青先生带我们参观图书馆亚洲部藏书，特别是华侨华人各个时期创办的一些中文报纸。他们的指点和介绍，使我们对新西兰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初步了解。
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小明教授向我们介绍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和中国新移民人数的增加对新西兰社会的影响；新西兰国家档案馆的Donal Raethel先生向我们介绍新西兰华侨华人档案的收藏、编目、查阅等方面的资讯，并调取晚清时期华工进入新西兰的登记册供我们阅览和拍照。
时任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谭秀甜女士、副总领事李昕先生、领事刘炼先生为我们精心筹划和安排南岛调研路线，联络拜访对象；基督城新西兰民族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Deborah Lam女士、顾问伍翠群（Candy Wu Zhang）女士向我们介绍新西兰的民族政策和华人族群融入新西兰社会的情况；新西兰中华协会会长欧阳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库马拉镇、格雷茅斯市和仙蒂镇；库马拉镇Theatre Royal Hotel经理Kerrie Fitzgibbon女士、格雷茅斯市惩教署官员谭铭勋先生（太平绅士）、仙蒂镇淘金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Nickelle de Seymour女士等，分别与我们座谈，介绍相关情况。
箭镇的湖区博物馆（Lakes District Museum）馆长David Clarke先生介绍博物馆实物展览，提供许多档案线索和图书信息，还热情地引导我们参观附近的华人村国家公园。
达尼丁的老侨伍德明（James Ng）先生和夫人黄绮华（Eva）女士、黄润樵（Leslie Wong）先生、陈永豪（Peter Chin）先生、黄君权（Malcom Huang）先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伍德明先生赐赠自费出版的四卷本巨著《华人历史之窗》（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黄润樵、黄君权先生陪同我们参观诺克斯学院的华工展览、达尼丁华侨墓地；陈永豪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中国花园”——兰园，介绍他担任达尼丁市长的经历和兰园修建过程。
王建朗所长给予我最大的信任，让我担任项目主持人，并为项目组配备各有所长的研究人员，为项目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和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始终关心本项目的进展，对我们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都给予褒扬，使我们备受鼓舞。
2014年9月6日，项目组拜访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春旺研究员、副所长张秀明研究员召集信息综合研究部副主任韩艳华，以及王祎、李章鹏、罗杨、路阳、乔印伟等青年科研人员与我们座谈，向我们提供珍贵的资料。项目组随后赴各地调研、拜访，张春旺所长亲自安排、联络，开具介绍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014年9月21日，项目组在潮州市潮州宾馆召开“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座谈会”，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张应龙教授，潮州市侨联主席、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兼职教授杨锡铭先生，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教授，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黄晓坚教授、陈海忠教授、黄挺教授，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理论政策研究室主任巫秋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研究员、汪朝光研究员积极建言献策，从项目的设计、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新资料的挖掘、口述访谈对象的选择、研究视野的开拓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14年11月11—12日，项目组在上海调研期间，上海市侨务办公室周宏先生、陈轩先生，上海市侨联杜宇平先生、王启明先生、黄伯雄先生、余皓先生，中国留学生博物馆李欣欣女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巨豪教授，留学生家属代表金玉兰女士，新奥利媒体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毅先生，上海飞浪气垫船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光明先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是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重镇。2014年12月3—13日，项目组赴广东调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章杨定研究员、李振武研究员、陈贤波研究员、李兰萍研究员、周鑫博士、王一娜博士，《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江中孝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陈奕平教授、张应龙教授、潮龙起教授、李爱慧教授、莫光木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刘增合教授、李云飞教授，广东省侨务办公室林琳先生、陈金流先生、梁燕女士、陈泽伟先生、邓淳曦先生，江门市侨联雷久艳先生，新西兰江门（五邑）同乡会副会长赵顺庆和夫人赵影梅女士，五邑大学张国雄教授、梅伟强教授、刘进教授、石坚平教授，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侨联谢应生先生、周国英先生，从各个方面介绍广东侨情，以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状况，提供珍贵资料线索，分享研究心得，使项目组受益匪浅。正在五邑大学讲学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黎志刚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各地图书馆收藏华侨华人历史资料的概况，为我们赴澳大利亚搜集资料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福建也是著名的侨乡，是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另一重镇。2015年3月9—15日，项目组赴福建调研，厦门大学李一平教授、李明欢教授、余章宝教授、吴崇伯教授、沈惠芬教授，华侨大学张禹东教授、李勇教授、陈文寿教授及刘文正、陈琮渊、陈景熙、钟大荣老师，福建省侨联翁小杰先生、林俊德先生、陈锋先生、陈卓先生、李雨先生，福州市侨联余岸明先生，福清市侨联曹铭安先生，福建省侨务办公室郑惠文先生、林建华先生、魏江平先生、陈颖女士，福建省侨联谢小建先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李鸿阶研究员、林勇研究员、林心淦研究员、黄英湖研究员、张进华研究员、廖萌副研究员，福建安发国际集团公司赵忠民先生，热心介绍福建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和现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
2015年1月20日，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左玉河研究员，就口述采访的基本要领、操作方法等诸多方面与项目组成员进行交流，为我们的口述访谈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学术指导。
2015年2月1—28日，吴敏超赴台湾搜集资料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研究员、张启雄研究员、张力研究员，“国史馆”侯坤宏先生、谢培屏女士、何凤娇女士，暨南大学李盈慧教授，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王文隆先生，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郭美芬博士，或指点学问，或提供资料线索，或惠赠书籍，使吴敏超收获良多。
2015年3月31日，时在北京大学访学的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李盈慧教授，受项目组邀请，以“华侨华人研究经验谈：史料来源与田野调查”为题做学术报告，与项目组成员分享资料线索和治学经验。
2015年5月26—30日，项目组赴香港搜集资料，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刘智鹏教授、刘蜀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赴香港工作）惠寄邀请函，并预为筹划，提供香港各图书馆资料线索。香港大学杨永安教授惠赠专著《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陈桂英女士、陈国兰女士为查找、复制资料提供方便。
2015年7—8月，赵庆云赴台湾搜集资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研究员传授治学经验和查找资料的思路。台湾师范大学杨凡逸教授提醒在研究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时要特别注意国民党发挥的作用。东华大学蒋竹山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叶毅均博士给予热情指点，提供资料线索。
2015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我与张丽、赵晓阳赴澳大利亚搜集资料，黎志刚教授惠寄邀请函，并安排我们参加10月5日晚在悉尼歌剧院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暨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侨华人青年大会，切实感受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黎教授还邀请我们到他在布里斯班的家中做客，翻阅他丰富的藏书。
2015年10月20日，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访学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郭美芬博士应项目组邀请，到近代史研究所做题为“清末民初海外华文报刊、华商网络与政治结社：一个社会生活史的分析”的学术讲座，后与项目组座谈，分享她多年致力于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心得体会。
2015年12月5—14日，邱志红、赵庆云、吴敏超赴新西兰搜集资料。在奥克兰期间，奥克兰大学李海蓉博士多方协调，安排座谈，陪同调研，落实访谈人选。郑洛西女士、霍建强（Raymond Huo）先生、吕显华（Kai Luey）先生、杨蕙芳（Virginia Chong）女士、杨健先生、王小选（Kenneth Wang）先生、何美莲女士、郭武乐黄慧娟夫妇，或接受访谈，或提供资料。在惠灵顿期间，维多利亚大学黄小明教授、图书馆Tony Quinn先生，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沈宝莲（Lynette Shum）女士，新西兰东增会馆吴道扬（Gordon Wu）先生，新西兰四邑会馆陈奇俌（Keith Chin）先生，侨史专家Steven Young先生，给予热情帮助。在达尼丁，伍德明夫妇、黄润樵先生、陈永豪先生、黄君权先生给予热心接待和大力帮助。
李海蓉博士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在英文资料的翻译、专有名词的确定、口述访谈记录稿的修改、华工图片集的编辑等诸多方面，都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她还访问郑洛西女士、陈肇荣先生、方华女士、何莉莉女士、何学威先生，慷慨地允许我们把访谈记录收入第二卷中。可以说，她是项目组的编外成员。
2016年1月10日至2月29日，赵晓阳赴台湾搜集资料，拜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研究员、潘光哲研究员，辅仁大学哲学系曾庆豹教授、历史学系陈方中教授，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林美玫教授，以及正在台北进行学术休假访问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就诸多问题进行交流，增强了从社会史角度入手研究华侨史的信心。
2016年3月15日至4月30日，邱志红赴台湾搜集资料，拜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朋园研究员、陈永发研究员、张力研究员、吕妙芬研究员、潘光哲研究员等学者，就新西兰华侨华人研究相关议题咨询请益，得到他们热心的帮助，受益匪浅。
2016年4月20日，国际合作局主持召开专家评审会，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民族研究所曾少聪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对项目组提交的专著写作大纲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写作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4月26日至5月12日，张丽赴惠灵顿搜集资料，黄小明教授惠寄邀请函，并与张丽就中国朝贡制度研究的新动向、中华民国外交史等领域的问题交流看法。
2016年5月17—27日，赵晓阳到达尼丁搜集资料，伍德明先生开车到机场接送，并与儿子、女婿和女儿一起设宴招待。黄君权先生和其他老侨热心相助。奥塔哥大学Takashi Shogimen教授、James Beattie教授、聂精保教授、张虎教授或提供邀请函，或交流学术，或提供资料线索。
2016年5月20日，我与邱志红、赵庆云到位于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调研，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文德教授和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张秋生教授、鞠长猛教授、宋严萍教授、蒋保教授、颜廷教授、张荣苏教授召开座谈会，传授治学经验，提醒我们注意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澳大利亚华侨与新西兰华侨的关联和不同。
2016年11月20—29日，邱志红赴墨尔本搜集资料，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商业和法律学院费约翰（John F. Faha）教授惠寄邀请函，严斌全先生、黄飞先生、李东先生、任丁先生、伍康先生、《大洋传媒》社长冯团彬先生、墨尔本大学亚洲中心高佳教授等人，热情接待，倾力相助。
2016年11月20—29日，赵庆云赴悉尼搜集资料，黎志刚教授惠寄邀请函，悉尼大学冯兆基（Edmund Fung）教授、苏菲（Sophie Loy-Wilson）博士给予热情帮助。
2016年11月20—29日，吴敏超赴堪培拉搜集资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Li Tana教授惠寄邀请函，国家图书馆亚洲部欧阳迪频女士给予全力协助。
2019年4月23日，加拿大华侨华人史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贾葆蘅女士应项目组邀请，做了题为“加拿大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的学术演讲，并与项目组探讨了环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国华侨华人的一些共性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开拓了项目组的思路。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学者、新西兰《中国大事周刊》影印版的主编粟明鲜博士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助教彭丽芳博士多次帮助课题组查找和核对资料。新西兰著名汉学家、在维多利亚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的Duncan Campbell先生和彭丽芳将课题组的先期相关成果翻译成英文，介绍给新西兰历史学界。
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问题研究资料中心王芬女士、尹汉超先生，为我们搜集和复制资料提供了许多帮助。
2019年6月6日，本项目举办结项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研究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龙登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民族研究所曾少聪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财计局机关财务处蒋蕴处长、科研局学部办公室一室刘杨副主任、国际合作局美大处张丽华处长和项目官员许文锋先生拨冗出席，在给予项目成果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修改指明方向。
进入筹划出版阶段，龙登高教授和曾少聪研究员撰写推荐出版意见，匿名专家惠赐评审意见，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陈于武主任、郭子林处长、杨婉蓉处长和工作人员鼎力相助，为我们争取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术出版资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先生、首席编辑徐思彦女士始终关心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很早即表示希望最终成果能在该社出版，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历史学分社宋荣欣女士、李丽丽女士、邵璐璐女士、陈肖寒先生等编辑、校对人员，严把编校质量关，查漏补缺，纠偏改错，为成果的完善付出时间和心血，献出经验和智慧。
最后，我还要感谢项目组成员张丽、赵晓阳、邱志红、赵庆云和吴敏超，他们在承担其他科研任务的同时，分出宝贵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奋斗数年，终成正果。“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再次向所有为本项目提供过指导、支持和帮助的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如果没有海内外这么多博学、热心人士的帮助，《新西兰华侨华人史》三卷本不可能顺利问世。
白云之乡远，天下华人亲。愿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和更加美好的未来！杜继东2020年3月16日绪论第一节 研究主旨与意义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大洋洲的一个美丽岛国，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领土主要由南岛和北岛两大岛屿组成，面积约26.8万平方公里，在1200年至1300年毛利人的祖先波利尼西亚人即在此登陆并定居，被称为“奥特亚罗瓦”（Aotearoa），意为“长白云之乡”。1642—1777年，荷兰、英国、法国的探险家先后到达新西兰。1840年新西兰因为《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成为英国殖民地，1907年成为英国自治领，1947年获得完全独立，属于英联邦成员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布到世界各地，百年间有2000多万中国人告别故土，去往他国，在五大洲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华侨华人社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国际迁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在19世纪至20世纪全球大移民的背景下，也相当引人注目。中国人移居新西兰便是此一全球移民浪潮中的重要环节。中国人与新西兰的渊源相当久远，1840年代即有零星中国人因机缘巧合踏上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1866年2月，首批有组织的淘金华工抵达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省（Otago），华人移居新西兰的历程由此开启。始于19世纪中叶的华工出国浪潮中，有相当数量的华工以[1]参与1848—1866年的环太平洋淘金热为契机进入北美、澳洲和新西兰等地，形成华人移民在淘金热点地区的分布。华工在这些地区的境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所在国的经济规模、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华侨华人移民社会的日后发展各有其独特之处。
新西兰华侨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演变，大致历经四个主要阶段，即19世纪下半期的淘金时代、20世纪上半期的侨居时代、20世纪50—80年代的融入时代以及1987年至今的新移民时代。一个半世纪以来，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以跌宕起伏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淘金时代，中国移民数量从1866年初的微不足道，增长到1871年10月的4215人，人口普查录得的峰值为1881年的5004人。另据估计，由于此一时期华工的流动性相当之大，先后约有15000名华工曾经踏足新西兰。侨居时代，受制于日益严苛的排华立法和限制中国移民措施，华侨数量长时间徘徊于二三千人之谱。1940年代，由于新西兰政府有条件地允许中国妇女赴新与家人团聚，华侨数量再次达到五六千人。受此移民政策调整的影响，由完整家庭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开始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其后的融入时代中，华侨华人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繁衍生息状态，至1980年代中期新西兰华人数量已经将近2万人。最为剧烈的变化发生在1987年新西兰政府实施新移民政策以后。随着大批华人新移民的涌入，2017年，新西兰华人数量增至近2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2%，华裔新西兰人成为新西兰的第五大族群。与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相适应，华侨华人社会结构、华侨华人的自我认知、他者眼中的华侨华人形象、华侨华人族群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所能获得的发展空间，均经历重大变化。华侨华人的地域分布、职业构成、教育程度、人口性别比例、社会融入程度等指标在不同的时代显现出不同的特征，既反映出华侨华人社会的内在演进，亦折射出外部环境的突变。仅以他者眼中的华侨华人形象为例，淘金时代被视为劣等族群的华工群体与今日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的华人移民，不啻天壤之别。如此富于变化的华侨华人史，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具探索价值的素材。
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是一个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的研究课题。以国内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现状而言，学术界对于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为主的亚洲华侨华人史和以美国为主的美洲华侨华人史用力颇多，业已取得一大批颇具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极为薄弱，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真正具有学术分量的中文著述寥寥无几，且研究主题多集中在当代新移民问题方面，反映新西兰华侨华人史全貌的权威著作尚付阙如。本卷旨在以专门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呈现一个半世纪以来新西兰华人社会形成与演变的完整过程，以填补此一学术空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上升，以及当今中国人移民版图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追溯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生活、奋斗和发展的历史，可以感受家国命运不可分割的历史过往，增强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凝聚力和对祖国的向心力。这也是本卷以历史研究关怀现实的价值所在。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中国人移民新西兰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海内外观察者的视野，大凡探讨华人海外移民史的著述，对此都有着墨不多的简略提及。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对象，大抵在中国人移民新西兰超过百年之时，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实质性突破。总的来看，大多数总结华人社会百年变迁的中文著述在学术严谨性、叙事准确性以及历史大势的把握方面有所欠缺，当代新移民研究则多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和理论，并非采用历史学视角。相形之下，英文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学术价值方面，均显胜一筹，其中新西兰华裔学者为此进行了各种不懈的努力，成绩卓著。下面以英文、中[2]文著述两大类别，分叙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1.英文研究著述
最初对新西兰华侨华人移民有所关注的英文著述，如坎贝尔（P.C.Campbell）的《中国苦力向英帝国国家的移民》、麦克尼尔[3]（H.F.MacNair）的《海外华人》等，所涉及的主题以中国人移民新西兰简况以及新西兰政府对中国移民的应激反应为主，对于小小的华侨群体在新西兰生存和衍化的历史则鲜有触碰。
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开创性英文著述是吴碧伦（Ng [4]Bickleen Fong）1959年出版的《纽西兰华人同化之研究》，此书可视为新西兰华侨史研究之肇始。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英文研究成果，大抵以19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较为重要的著述有三部。一是上述《纽西兰华人同化之研究》，该书简述了中国人移民新西兰的历史过程、排华法案的出台及其后续演变、最初两代中国移民的构成、华侨华人社会组织、华侨华人家庭制度以及华侨华人的教育、职业状况，并概述了1950年代以后有利于新西兰华人同化的不同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二是高立夫（Stuart [5]W.Greif）的《纽西兰之华侨》，该书简述了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并将新西兰华侨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美洲、澳洲华侨华人移民的处境加以关联性的考察；同时，以新西兰华人同化的历史进程为主要观察视角，评估了华人融入新西兰社会的程度。三是塞奇威克[6]（C.P.Sedgwick）的《生存政治：新西兰华人社会史》，该书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有相当全面的呈现，尤其关注了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变。该书在叙述华侨华人社会每一阶段的发展衍化时，对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变化以及华侨华人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群体性活动，都有细致的描述，这也是作者将其著作命名为“生存政治”的意蕴所在。
1990年代以后，有关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英文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以及多样性方面均获得较为重大的进展和突破。这一时期主要有如下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综合性著述方面，伍德明（James Ng）的四卷本《华人历史之
[7]窗》详细梳理了1865—1987年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并将伍氏家族几代人在新西兰的生活体验与感悟穿插其间，堪称改变人们对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认知的鸿篇巨制。该书之重点在于淘金时代华人史，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撰成，呈现了中国淘金者前往新西兰的历史背景、华工在奥塔哥省各矿区以及圆山（Round Hill）矿区的工作与生活。除此之外，该书对于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中的其他重大问题均有所探讨。
口述史方面，最为卓越的成果是叶宋曼瑛（Manying Ip）的多部华人口述历史以及基于口述访谈实录和档案资料所做的拓展研究，即[8]《也是家乡》、《龙在云乡》和《云乡龙裔毛利情》。数部口述史通过对华侨华人社会不同群体生活经历的实录，呈现了鲜活的华侨华人社会样貌。
专题史方面，戴渊（William Tai Yuen）的《中国认识新西兰的[9]起源（1674—1911）》以中国如何知晓、了解新西兰为主题，对中国人认知新西兰的两个主要信息来源——知识和感知进行梳理，呈现了知识随时间而累积、感知随环境而变化的历史过程。布拉特肖（Julia Bradshaw）的《金色前景：华人在新西兰西海岸》叙述了华侨华人在西海岸的经历以及他们身为矿工、商人、厨工、菜农和传教[10]士对西海岸历史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关于新西兰的排华法案，最为深入的专门研究是麦礼祖（Nigel Murphy）的《有关新西兰[11]华人的法律及政策指南（1871—1996）》和《纽西兰人头税》。前者概述了新西兰有关中国移民及亚裔移民的政策和立法的演变过程，后者则对人头税的设立、存续和废除过程给予系统的展现。关于华侨华人在新西兰从事专业种植的历史，有新西兰华农总会委托专家[12]完成的两部著述，即《黄土子嗣》和《成功得自苦寒来》。李海蓉（Phoebe H.Li）的《虚拟唐人街——走进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媒体空
[13]间》简述了新西兰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实，重点考察了华文传媒与中国移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新移民的社会生活及其诉求，提供了审视华人社会的新视角。
学术论文方面，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论文见诸各种人文、历史、地理杂志以及多种论文集，数量相当多。论文主题涉及华侨华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多个方面，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论题较具时效性。比较重要的论文集有《新西兰的移民与国家认同：一个民族、两个民族、[14][15]许多民族？》、《演变的历史与身份认同：华人在新西兰》、[16]《传媒与华人移民：华人在新西兰》、《新西兰的毛利人与华人》[17][18]、《龙与巨魔：比较视野下的华人移民研究》、《跨国移民与新[19]华人：来自新西兰经验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2.中文研究著述
从中文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真正研究始于1980年代，1960年代之前的新西兰华侨华人史尚未真正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主要是对新西兰华侨概况的介绍性文章，大多篇幅不长，系统性、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目前所见最早直接概述中国人移居新西兰历史的中文著述，系1927年出版的李长傅的《华侨》一书。其后何汉文的《华侨概况》和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均简略勾勒了新西兰华侨的生存概貌。1958年刘达人、田心源出版《澳洲华侨经济》一书，其中的新西兰部分，对于中国人移居新西兰的历史沿革，新西兰的排华法案，新西兰华侨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状[20]况均有简明的叙述和分析。
1980年代以后可圈可点的主要中文研究成果有三部著作。一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刘渭平的《新西兰华侨简史》，此为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人移居新西兰百年奋斗史的中文论著，惜缺少必要的引文注释；二是新西兰著名侨领周耀星编著的《纽西兰华侨史略》，该书为中英双语著作，分数十个主题呈现了中国人进入新西兰以后130余年间政治、经济、社会及社团方面的诸多史实；三是新西兰著名侨领杨汤城（Young Tong Shing）的《新西兰华侨史》，该著作梳理了1866—1995年新西兰华侨华人从侨寓到落地生根的发展变化历程，其中穿插了家族体验和个人记忆。该书重点论述的主题颇为广泛，诸如华侨到达新西兰以后的境遇、华侨救国总会的成立、华侨参与抗日救国运动、新西兰华侨与基督教的关系、新西兰华侨社团与政党组织、新西兰杰出华侨华人的事迹，等等，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西兰华侨华人的奋斗与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新西兰华侨史的内涵。这一时期，侨史学[21]界日益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吴碧伦、叶宋曼瑛等人的相关英文著述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除此之外，某些综合性的华侨史著作也从不同角度涉及新西兰华侨史。沈己尧的《海外排华百年史》梳理和分析了新西兰对中国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海外排华浪潮线索。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的相关部分概述了早期华工在新西兰的生存环境与遭遇。黄慰慈、许肖生的《华侨对[22]祖国抗战的贡献》对于新西兰的华侨救国团体有简要论述。
步入21世纪以后，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特色是新移民问题得到空前关注，主要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探讨新移民时代的各种议题，如新移民法案及其对华人移民的影响、华人移民来源地的多元化、新移民生存状况、华人的政治参与、跨国移民、华人传媒、华文教育、身份认同等。由于新移民群体仍然变动不居，这些研究成果中何者可以成为历史的定论，尚有待岁月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卷在研究方法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历史的实证研究。本卷尤其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均衡协调以及华侨史与其他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纵向可见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华侨华人社会演变，横向可见各个主题的精微刻画，以期最大限度地揭示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全貌。具体而言，本卷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追求最终成果的创新与突破。
首先，以第一手资料夯实研究基础。
本卷广泛利用了业已整理出版的有关华侨华人史的历史资料集，如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广东省档案馆等编辑的《华[23]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等。本卷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第一手中英文资料的发掘与搜集。本卷所依据之资料，主要有以下五个来源。
一是官方文书。英文方面，主要有《新西兰众议院议事录附录》（Appendix to the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新西兰国会辩论集》（New Zealand Parliamentary Debates）、新西兰政府的历次人口普查报告书；中文方面，主要有《清季外交史料》、《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的《侨务统计年报》、《华侨经济参考资料》、《华侨经[24]济年鉴》等。
二是档案文献。新西兰方面，主要有新西兰国家档案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所藏的有关华侨华人移民的多种珍贵文件，如华侨向新西兰国会递交的多份请愿书、人头税存根、华侨华人社团侨农会资料，等等；达尼丁（Dunedin）奥塔哥大学图书馆霍肯文库（Hocken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Otago Library）所藏唐愿高（Alexander Don）、麦沾恩（G.H.McNeur）及其长老会传教团档案中华侨华人部分；伍德明、叶宋曼瑛等学者提供的个人私藏文献，包括伍德明与杨汤城、周耀星等老侨领往还信件等。中国大陆方面，主要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国民政府相关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档案；台湾方面，主要是台北“国史馆”所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外交部档案”和“国民政府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
三是中英文报刊。新西兰英文报刊对于华侨华人的报道相当丰富，本卷利用较多者，有《奥塔哥见证报》（Otago Witness）、《伊达山纪事报》（Mount Ida Chronicle）、《奥塔哥时报》（Otago Times）、《图阿皮卡时报》（Tuapeka Times）、《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旺加努伊先驱报》（Wanganui Herald）、《晚邮报》（Evening Post）。除此之外，长期在奥塔哥矿区向华工传教的唐愿高有多篇文章刊载于《展望》（Outlook），亦有结集出版的奥塔哥内陆巡游记。中文报刊方面，除了大量利用鲜有学者注意的新西兰本地华人所创办的华文报刊，如《民声报》（Man Sing Times）、《中国大事周刊》（N.Z. Chinese [25]Weekly News）、《屋仑侨声》（Q-Sing Times）、《侨农月刊》（N.Z. Chinese Growers’ Monthly Journal）外，还有中国国内出版的民国时期的《外部周刊》、《国外情报选编》、《国际贸易情报》、《时事月报》、《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侨务季刊》，以及当代的《侨务内参》、《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等。本卷对其中有关新西兰华侨华人的内容均有广泛搜集和利用。
四是口述史料。课题组成员对新西兰华裔学者叶宋曼瑛教授、伍德明先生，首位新西兰达尼丁华人市长陈永豪（Peter Chin）先生以及华人国会议员王小选（Kenneth Wang）先生、霍建强（Raymond Huo）律师、杨健（Jian Yang）博士等20余位新西兰华侨华人做了口述访谈，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本研究引用了采访实录中的精华部分。除此之外，亦有部分史料取自叶宋曼瑛的《也是家乡》等口述史著作。
五是在线网络资料。除了课题组成员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有限的调研时间内所获各类资料外，对各大机构官方网站以及各种在线资料库也有充分利用，尤其是当代新移民部分所涉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历届新西兰大选、华人社团等资料，均来自新西兰移民局、统计局等官方网站。
其次，以宏阔视角拓展研究广度。
既有关于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他们或被视为暂时居住在新西兰的中国社会的一员，或被视为新西兰的华裔居民和少数族裔，他们的故事往往被割裂在中、新不同国家各自的历史叙述中。本卷则试图从世界史、中国史、新西兰史、中外关系史、国际移民史以及华侨史等多个维度全面考察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下华侨华人族群的命运变迁；既注意从新西兰在地的视角考察华侨华人对当地社会的融入、认同、影响与贡献，同时也关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与新西兰成为盟国、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新西兰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与挫折等因素对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深刻影响。华侨华人群体既被不可预知的种种历史变数所裹挟，亦借助有利的机缘奋力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此过程中，华人移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独特面貌亦由此铸就。本卷关注国际关系、中国国内政治以及新西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在华侨华人社会的投射，以宽阔的视野充分展现华侨华人族群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间密切而持续的互动关系，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广度。
最后，以专题突破推进研究深度。
本卷以创新为要务，绝非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汇编和整理。自课题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对于新西兰华侨史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均做出突破性的专题研究，已经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近20篇，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新西兰华工淘金热的兴起、新西兰排华法案的出台与演变、以新西兰华侨为中心的19世纪后半期海外华侨形象、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中国驻新西兰领事的设立与华侨保护、新西兰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抗日战争与新西兰华侨社会的演变、二战时期新西兰华侨妇女从临时难民到落地生根的转变、1950年代国共两党对新西兰华侨的争夺、当代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跨国实践等，以及相关专题的衍生作品。因此，本卷系以多项专题性研究为基础，以新框架、新资料、新视野、新叙事为特色，精耕细作之后再创作的具有相当深度的学术成果。
本书分九章考察新西兰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
第一章为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移民新西兰概观。以19世纪中叶的华工出国浪潮和环太平洋地区淘金热为背景，华工经澳洲华商何阿美（Ho A Mee）组织于1866年2月抵达新西兰南岛奥塔哥矿区，当地的华工淘金热由此兴起。淘金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华工通过赊单制（Credit System）得以成行，属于契约华工的范畴。该章还简要介绍了中国人对新西兰的认知。
第二章考察了种族关系的演变与新西兰的排华法案，主要展现了当地社会对中国移民从容纳到排斥的转换以及排华法案的演变。最初中国移民曾经得到较为公允的评判和对待，1871年新西兰国会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Chinese Immigration）的调查结论即为种族关系和谐面相的典型代表。然而，随着经济利益冲突、文化习俗差异在种族主义的旗号下形成合力，加之以“白新西兰”为指向的国家认同的构建，新西兰以日趋严苛的限制移民法案将中国人拒之于国门之外。在新西兰屡次修正排华法案的过程中，新西兰华侨在没有中国外交代表保护的情况下，自行组织了十数次向新西兰官方请愿的活动，非但一无所成，在某些情况下其效果还适得其反。
第三章主要考察淘金华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情况。首批华工入境以后，大批华工络绎前来并迅速进入奥塔哥各矿区，1870年代以后则参与了南岛西海岸的淘金热。华工一般只能对白人放弃的矿坑再做开采，工作酬劳远低于欧工。华工们的精神世界保留着家乡的传统印记，抱持着落叶归根的期盼，与此同时，基督教在华侨中有所传播。由于华工基本上只身前来，华侨群体的性别失衡极为严重，出现了少数跨种族婚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移民中出现某些获得成功的杰出人物，如徐肇开（Choie Sew Hoy）、周祥（Chew Chong）等。他们不仅是中国移民的奇迹，亦在新西兰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19、20世纪之交，淘金时代步入终结。大致来说，参与组织、输运华工出洋并安排华工在新西兰从事采金工作的华商群体收益颇丰。以一般中国移民而言，从所能搜集到的个案来看，其财富命运呈现出喜忧掺杂的多种面相。淘金时代前期，华工移民的经济收入相对丰裕；淘金时代后期，华工们的淘金梦则变得日益缥缈。
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前期华侨的职业转型与社团组织。这一时期，新西兰政府对华继续执行较为严格的移民政策，从新西兰华侨华人史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来看，20世纪前期的华侨人口数量处于历史低谷期。不过，这一时期的华侨社会也有若干进步：第一，1908年，清政府设立中国驻惠灵顿（Wellington）领事。第一任领事黄荣良工作较为出色，新西兰华侨拥有了来自祖国官方的保护和管理。第二，华侨继从事淘金业之后，在蔬菜种植业、果菜店和洗衣店经营中，逐渐站稳脚跟，顺利实现了职业转型，人口分布从南岛向北岛转移。他们展现了中国人善于经营、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当然也引起同行业白人竞争者的不满。第三，华侨社会内部成立了若干社会团体和同乡组织，华侨在新西兰孤独无依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组织性增强。
第五章研讨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西兰华侨的爱国捐款活动和他们在侨乡的眷属到新西兰避难的情况。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发生，对新西兰华侨社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新西兰华侨像世界各地的华侨一样，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慷慨解囊，积极为国内抗战进行长期捐款。令人感动的是，新西兰华侨鲜有巨富，多从事农业和小商业，但人均捐款在世界各国华侨中名列前茅。更为重要的是，新西兰华侨在救国过程中，克服了内部的不同意见，消弭了华侨之间的裂痕，真正走向团结，并得到所在国人民的尊敬和信任。另一方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新西兰华侨担忧侨乡亲人的处境，经过种种努力，他们的妻子儿女得以来新西兰避难。妇女儿童的到来，改变了新西兰华侨以男性为主的人口结构，开启了新西兰华侨的家庭时代和落地生根时代。因此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西兰华侨华人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第六章主要探讨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与新西兰华侨的关系。1949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新西兰的华侨华人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华侨对“祖国”的认同趋于复杂纠结。一些华侨受当时反共宣传的影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心怀疑惧，同时也有很多新西兰华人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得以恢复荣光感到自豪，而对偏处台湾弹丸之地的所谓“中华民国”的认同发生动摇。台湾当局极力防范中共在新西兰华侨社会的影响渗透，甚至达于草木皆兵之境地，其侨务工作亦以反共为核心，国、共对于新西兰华侨展开争夺。新西兰大多数华侨无疑心系大陆，但台湾当局驻新西兰的“使领馆”设置障碍，他们欲回故乡并非易事。新西兰对中国的巨大市场颇为憧憬，新西兰国内向来不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的呼声，且在1950—196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72年中新正式建交后，关系日益密切，华侨亦形成亲近祖国大陆的趋向。
第七章主要探讨新西兰华侨的日常生活与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为避免面面俱到，主要着力于侨团、侨社在1950年代后的新变化、华侨集腋成裘筹建会所的具体过程，该章通过详细论述新西兰颇具影响的侨团华农总会的发展历程，展现华侨生活的一些面相。对于新西兰华侨的融入问题，在综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细述了1953年迎接英女王在华侨社会激起的波澜，并对华侨职业的变化、华侨群体的习俗、华侨中文学校加以分析考察。体现出在以“同化”为主题词的1950—1980年代，新西兰华人群体力图融入主流社会带来的发展变化；在“同化”的同时，华人群体也体现出保持自身特性和认同的文化心理。
第八章主要探讨1987年《新移民法案》推行后近30年来新移民时代的新西兰华人。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新西兰“毛利复兴事业”的推进，新西兰社会昔日的种族偏见迅速让位于多元文化主义，为缓和巨大的人口外流以及经济衰退，1984年开始执政的第四届工党（Labour Party）政府开始采取激进的移民政策。在此背景下，摒除种族歧视成分的《新移民法案》于1987年正式出台，这个开放给非传统移民输出国的移民政策，惠及世界各地华人，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新移民开始蜂拥而至。此后新西兰移民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如推行计分制、商业移民政策、“意愿表达”（EOI）系统等，技术移民、商业移民等新移民人数激增。新移民的到来为华人社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特征、来源地及居住地分布状况，以及社会适应程度（语言、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